朱韵和
5个月前
铁流:“暴力革命”血腥恐怖的一幕 他说,1951年他刚满14岁,在一个县税务局工作。那时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何谓“镇压”?就是天天杀人,月月杀人,人杀得越多越革命。那天沾益县城召开万人庆祝农代会胜利闭幕,。庆祝的“礼物”就是杀人,且要杀出水平,不能出任何疏漏。为了严防阶 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县里调来一大帮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边纵队员来执勤。他是边纵队员,自然到农代会服务组服务。他人小灵光,腰间挂着盒子炮,负责会场的南边秩序。在会场的四周全是县公安局的公安战士执勤站岗,外围还有解放军一个排警戒。事前不少人就知道,今天的庆祝大会,就是全县第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要处决四十二名恶霸、特务、一贯道、土匪头子。 杀人会场设在县城火车站北一大片长满荒草的平坝子上,靠西边朝东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台子,上方横幅四个大字“反霸大会”,右边条幅红布上:“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左边红布条幅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共产党搞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出师有名,杀人有理,所以没人敢反对,就像今日“强行拆迁”民房一样,为了“现代化建设”,谁反对谁就是反对“现代会”。 在那台子两边贴满了诸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人民政权”、“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类红红绿绿标语。其实每条标语的后面都血腥、恐怖、残忍…… 县农代会的代表都是些最有“阶级觉悟”的“贫雇农”,也是“打、砸、抢、抄”的“革命者”。他们个个胸挂红花,一脸喜色,威武凛凛走路一阵风,阎王见着也怕三分。他们准十二点整队入场,黑压压的一大片。靠农民代表南边坐着的是驻专区炮十五师的文工队员,他们身着军装整齐的坐在草地上,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大会由县农协主席余福礼主持,一个地下党老党员。在一遍震天价响的口号声中宣布大会开始,七八十名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由刚脱下长袍马挂穿上解放军战士衣服的战士押入会场。他们绳捆索绑,分两排站在主常台前,个个低头躬身,瑟瑟发抖。接着由开明士绅刘雨苍向农民代表大会认罪,愿把所有家产贡献给人民。他的话音刚落,主持人即讲:“他不是贡献给人民,而是赔偿人民的损失!” 紧接着斗争全县恶霸地主潘子笏。他五花大绑地跪在代表们面前,控诉的代表义愤填膺,历数他椿椿罪恶,可说不上几句话,看台下的人群为显示自巳的仇恨,拥上前去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头破血流也不歇手。不知什么时候,几个人骤然把他的小老婆揪出去跪在他的旁边。这是个不足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生得白白净净有点姿色,腰细臂大,胸脯突凸,突然几个代表跃然而起,冲到她的面前,说时迟来时快,一下脱去她的上衣,露出白白身子,大家还来不及弄不清情况,只见其中一个代表亮出明晃晃的利刀,一道寒森森的白光,一声撕裂肺腑凄厉的惨叫,一对饱满的乳房带着淋漓的鲜血跌落在草地上,打滚跳跃,还在咕咕地蠕动啊!女人当即昏死过去,所有代表惊呆了,连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刹时,会场上乱起来,惊恐的、慌乱的、悲怆的,尖叫声不断回荡。我呆着木鸡,脑子一片空白,极为恐吓,好像那一刀就割在我亲人的身上。我下意识地盯着前面坐在草地上两个女兵,她们面无血色,一双白净的手紧握在一起,不停地战抖着…… 组长走过来问我:“小鬼,你怎么啦?” 我惊恐的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神智一直处在恍惚迷糊之中,心里不停地在说:革命太恐怖太可怕了,我得离开…… 不知为什么?法官宣判死刑名单从了四十二人一下增加为四十三人,是谁批准的不得而知,那增加的一人就是被农民代表割去乳房的年轻女人。唉,冤不冤啊?!只记得判词的最后两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炮十五团的战士立即把这四十三名死刑犯连拖带拉的,弄到离会场百余米荒坝的北边边延执行。她被杀了,暴行被掩盖了,没有一字一句的记录,就像尘封的右派历史一样,这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60年。没有谁认为做得不对?更无谁发出一声异议,相反是“大快人心”…… 齐射的枪声过后,另一场更惊恐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出于“阶级仇恨”?还是为了表现“立场坚定”?不少农民代表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尖刀,蜂拥着向执行的现场跑去,竟将四十三人的心脏挖刨出来,血淋淋地裹在布袋里,有说有笑地拎回家去。说这东西吃了补人,挂在门上驱邪。 会后我回到县税务局,大脑一片空白,几十年都惊恐眼前这一切,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事情,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我就这样躺在床上久久地想。几天后才听说当活剐突发时,主持人也弄得手足无措,就近电话请示地委怎么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答复:“既然是这样,那就杀吧!”,
朱韵和
5个月前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讬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 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以下是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 碑文 一九五九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的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捆上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有个叫吴德桐的社员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来几个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为啥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遭到队长吴永寿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让我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二○○四年四月 ---铁流:娃娃当兔肉卖 心痛的碑文和名单
朱韵和
5个月前
1934年秋天,开始了长征。在长征路上,有时供给好,有时供给不好,这主要看地区了。湖南、四川都不错,广西、贵州、云南差一点,当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肃。 长征的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我们都是 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我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 过云南宣威时,弄到大批火腿,可惜的是炊事班把它剁成块状,放进大锅,掺上几瓢水,一煮。结果火腿肉毫无一点味道,剩下一大锅油汤。有的红军战士很精,申明不向公家打菜,分一块生火腿,自己拿去一蒸,大家这才知道宣威火腿之所以为宣威火腿也。在这点上,肖劲光收获甚大,他的菜格子除留一格装饭之外,其他几格全装了宣威火腿。 长征生活最苦的一段当是在川西北的两三个月。行军到一个地方,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萝卜干,还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吃了黄油,不禁精神抖擞,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极大。那时,董必武同我们一路行军,有个战士送他半只野羊腿,他知我们有点烹调本事,就交给我们做,讲明平均各分一份,我们当然乐意接受这个小任务。 冲过腊子口之后,以胜利姿态,进入甘肃。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人合资共得银元一枚。我们遵从这里回族的风习,杀羊的事请卖主照规矩办,有个方向问题,我们全不懂。羊皮归卖主,我们只要羊肉,所以价当如此。我们几个人把羊分为若干种做法,当然有羊肉锅贴。只须一顿,我们几个人当晚就把一只整羊消灭了。 ---大吃一惊!红军长征时竟然吃的是“这些” 作者: 李一氓 (原文载于2004-07-30《文汇报》)
朱韵和
5个月前
农会的发明的四队 1927年之前南方的土改期间叫打土豪分田地,有一件重要的发明叫做戴高帽游街,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四十年后,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三、四十年代北方的土地改革中又有许多新的发明创造。 1、听房队: 为了揭清地主的底细农会专门组织积极分子人员深 夜到地主家院内窗下偷听地主家人在说些什么话?计划如何对付农会和土改工作队,有无掩埋浮财,这是听房队的工作。一次在一户富农家偷讯息,这家人夫妻俩人有三个孩子,经济困难,他夫妻两人经常因穷困吵架,一天他妻子娘家送来十几斤红薯,孩子们都忙着想吃,她丈夫说:先送给我父母几块红薯,妻子不高兴的说:天阴沉沉的,马上会下雨,你给他们送红薯干啥?于是他们就吵起架来。 听房队听到阴沉沉的天这句话,如获至宝,说: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女人说阴沉沉的天是反动言论,于是向农会汇报,农会就组织大会批小会斗,这个妇女实在受不了啦,就喝农药自杀死亡。她丈夫很后悔,第二天上吊自尽了。留下三个孩子,11岁、13岁、15岁;好歹他们生活还可以自理,但是邻居们提到这件事情都骂听房队,这是共产党的一大发明,至到20年后我听到此事时,给我说这件事的人仍然咬牙切齿的说:”听房队最坏良心。” 2、打狗队: 地主家一般养狗,为了扫清对听房队的干拢,总会组织专门人员白天把地主的狗打死。叫做打狗队。打狗队千奇百怪,打死地主家的狗、是为了方便去地主家偷听消息。我们高林内守墓家人养了四只大黄狗,全被打狗队的人打死了,他们为了盗墓方便,怕这几只狗影响他们盗墓动作。 3、闻香队: 地主家浮财未尽,还在吃好的,炒菜必然散发出来香味,农会组织专门人员到地主院子里去闻炒菜的香味,根据闻到的香味顺藤摸瓜,找出正在“享受”的地主进行处理。在河南滑县有一六口人之家,其丈夫抗日战争中阵亡,其妻四十多岁领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1岁,家中有80多亩地,她租给别人耕种,收租为生,当地许多人都会同情她,在土地改革时她被划成地主成分,等可遭了塌天大祸。有一天她把油罐中的油给孩子炒了一次菜,被闻香队发现了,开她的斗争会,用尽了各种折磨,最后把这个寡妇婆双手捆起来扔到河里淹死了。四个孩子哭成泪人,至今尸体都没有见到,这四个孩子生活无依知靠讨饭为生流亡到山西,直至80年代才回到原籍,这是1962年当地农民告诉我的事例。 4、抹油队: 这个队最为新奇,如果地主家还有好的衣服,当他们穿出来的时候,抹油队上去,给他们抹上一些大车油,大车油不是植物油也不是动物油和矿物油,现代的人很少见到过。黑如沥青,做为旧时农村大车润滑用的,那时的大车轮子没有轴承,多半是用枣木等硬木做成的滑动轴套、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经常需要润滑,大车外出上要带上个瓶子,装入润滑油随时使用。也因地制宜的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一家地主,过年时外婆送给9的孩子两件新衣服,孩子穿上很高兴的去学校,在路上正巧遇到抹油队,他们把小孩的衣服前后抹的都是黑油,小孩哭着回家了。这件事情村民们感到很不服气,人口皆碑,把抹油队这种坏作风宣传的很广泛,时间也很长。民众一致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那时农村有人对这四个队做的歌谣: 四大奇举 天苍苍夜茫茫, 听房队四处猖狂。 立奇功逼人命, 如虎似狼。 风呼呼雨哗哗, 打狗队叫呱呱。 狗的特点保主人, 打死他没良心。 日落西山月半圆, 太空乌云难见天。 抹油队真奇见, 发明者羞在人间。 ---高耀洁:留下惨痛的往事 中国人都该记住
朱韵和
5个月前
自1952年1月开始搞五反运动,半年后草草收兵,没有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的情况下,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阻遏以及经济规律抵抗之后,仍不以为然、一味蛮干。 从最根本的、最高的 层次来说,认为工商业的世界观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为了有钱才需有权。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更感到生活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绝对的最后抗议。当时“自杀”成了一种普通行为。 有文献报导: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病者,即不下万人。医院是最忙碌的单位,内科、外科抢救自杀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诊中风、神经病人成了急诊大夫们最大的任务。 自杀方式,以跳楼、投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吊死者3---5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死亡,跳黄浦江死者更多。有人说中国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死亡人数在25万以上,从官方查不到具体的死者数字。当地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发出爆满。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庭找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
朱韵和
5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老干部进城后,掀起—个离婚高潮,继而迎来了再婚,娶个年轻、漂亮的城市姑娘。但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顺利,其实闹出许多笑话和悲剧。离婚首先是社会风土人情看不惯的。夫妻离婚、子女离散、遗弃老人,世人视为大逆不道。再娶个年轻城市女子,夫妻生活有相当差距,家庭多不美 满。年轻、漂亮的女子只是贪图生活上的享受,由于老年夫君性格、生活习惯与自己的差异,她内心产生厌恶情绪,暗中勾结情夫,闹出不少哄动性丑闻,一时成为人们的笑谈资料。例如: 一个叫凤玉(化名)的城市女子,出生于小商贩家庭。她读过初中,自16岁就开始谈恋爱。她人很自负,自以为个人条件好,长得比较漂亮,身高1.62公分,鸭蛋圆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讨人喜欢。因此找对象条件变化多端,找一个男士谈几天或一段时期,不行就吹了,再找一个······。 在15年时间内,不知道谈了多少男朋友,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凤玉快30岁时,在一次舞会上遇到这位年已40多岁、离过婚的、有实权的处长,处长对她一见钟情,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就结婚了,婚礼办的非常排场,凤玉很高兴!婚后不久,因年龄、性格、生活上的差距,貌合神离,凤玉内心深处非常痛苦。 不久凤玉的旧病复发,婚外情人又出现了。婚后生活十几,她生了两男一女,孩子们已到入学年龄。凤玉恶习依旧,在单位弄的人人皆知,成了出名的风流女人,唯有处长被瞒在鼓里。但社会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处长出差提早回家了,正遇到凤玉与老情人在床上作乐。处长并没有发脾气,只让那个男子写了个字据,离婚。三个孩子全要求随爸爸生活,这位处长非常作难,凤玉无奈只得外走他乡。这是老干部找年轻风流女人的结局,不是重婚,实际胜似重婚,比重婚还复杂和恶心。凤玉的行为人们议论纷纷,有个民谣: “凤玉歌” 凤玉凤玉,如金似玉。 光芒四射,貌似美丽。 内含败絮,表里不一。 作风淫乱,人格可耻。 在这个时期,离婚、结婚、重婚、婚外情多不胜举,政府颁布婚姻法。谈到婚姻法,一位政法学院毕业的小随,在一所大学学法律,宣传婚姻法当然是主力军。小随老师说: 中国婚姻法无法宣传,毛主席就犯了三次重婚罪,谁敢公开的说出来呢?他有原配妻子罗大秀,没有离婚就娶了杨开慧,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和杨开慧离婚,就又娶了贺子珍,贺怀了10次孕,成活了一个女儿;没有和贺子珍离婚又娶了江青(原名李云鹤),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人所共知毛泽东公开的婚姻史,他还有许多半明半暗的情妇们,陪睡丫头们和他糟蹋过蹂躏的女人们,无可计数。毛泽东一生占有过多少女人?谁敢给他揭出来呢?他虽然没有称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存在的,还有暗中的私生子,谁知有几百人。彭德怀愤怒地当面批评毛泽东:你己是共产党的领导了,还有三宫六院,嫖娼宿妓!怎样向历史交待。 什么婚姻法,难道说婚姻法只让民众遵守吗?掀起各级老干部闹离婚,结新欢的风潮,正是上仿下效的表演,有何怪哉! ---高耀洁:老干部们离婚的奇葩事
朱韵和
5个月前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其主要的原因,那时毛泽东认为镇反远不彻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大有人在。于是,从1955年7月起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该运动简称 肃反。 肃反的条例中没有界定究竟何行为是“反革命”,只笼统地提及“反革命罪”,所以,凡是当时被有关官员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就可以定“反革命罪。”至于什么是恶霸、什么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的“民愤”更是离谱得不着边缘。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官员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早在运动开始之际,很大部分地区就就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情况。加上以下他们自制的非法的三条规定,更加重了“审判”官员的主观意断、为所欲为。 1、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量的逼供信、体罚等各种残酷的手断按他的计划完成招供,这就是可谓屈打成招,这种事太多了,特别是在各种运动中,多的无以其数。 2、预先规定了杀人比例。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共的创造也是它中共专利,中共草菅人命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这个比例下达到各地方的政府或军管会,如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就依次将下面本不该杀、关、管的人上报名单,只能超过规定数目,不得少于规定数目,限制很严。 3、同时规定了受害人不准上诉。这个规定更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那一个封建王朝也允许老百姓喊冤,当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这种刑法,包括(纳粹德国)都不敢有这种规定。 肃反运动全国出现极其严重地大量的冤假错案,老百姓敢怒开不敢言,特别是基层农民们,真可谓往昔土匪没有作的恶作剧,现在毛泽东就作了,真是一个杀人魔鬼。 ---高耀洁:杀人魔鬼
朱韵和
5个月前
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 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中共杀人魔王韦国清二三事 作者: 张雄飞 图: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韦国清陪同下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群众代表。
朱韵和
5个月前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 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 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陈公博自白书 选自《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 图:完整版本的旗幟中華民國汪記南京政府戶外使用;含有黄三角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朱韵和
5个月前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 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陈公博自白书 选自《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
朱韵和
5个月前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拒绝毛泽东特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女士、何女士为陈璧君 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 。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2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 1959年6月17日病故于提篮桥监狱医院。 ---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精卫的辩词 图:1951年,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
朱韵和
5个月前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表示要抗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公开表示反对,说:“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在抗战初的一年中,陈璧君曾三次分别搭飞机、火车、汽车回广东,据她自己称:“沿途查察地方、人心、风气,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相了解,舆论的向背和人民 的希望怎样”,得出的结论是,“照此下去,再一年便可以由蒋打光了”。 有资料表明,陈璧君宁愿妥协降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失去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尽管中国军队的广大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以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军事指挥等方面的失误,又不愿充分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暴露无遗。身处国民党的最上层,陈璧君、汪精卫熟谙内情,对一些高级将领的腐败无能也十分了解,更使他们对抗战失去信心。 晚年,陈璧君曾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各地所筑的据点、要塞、碉堡、空防设备,近路边的稍为坚固,步行深入的便用脚也可以踢陷的。哎,如此工事,十足的贪污,偷工减料可以证明了。我们当时的空军,较之日本,原已很差,而事实的率领者,又为不知军事的宋美龄。南京卫戍司令是唐生智,他的防空室内几变成一个香烟仓库和轻便舒适汽车的橡胶轮胎仓库。我很可以证明他不是准备巡城用的,而是备作逃跑时用的,怎样抗战呢?”“我到广州,党政军和人民代表亲属都相同地对我说,余汉谋因为自己不是蒋的嫡系,他便尽力地拍中央太太们的马屁,为她们当买办,办化妆品和奢侈的食用品。军事则唯香港之命是从,准备来不及时溜到香港。”这里,陈璧君固然有为自己降日投敌的汉奸罪行寻找托词的一面,但确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表露了她和汪精卫等人的一些真实思想: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国民党军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既不能打,则不如和,继续抵抗只能毁灭国家和民族。 ---审判陈璧君 作者:李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