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BBC中文:您曾经提过“六四”是邓小平“政变”的说法,既然是公认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邓小平需要采取“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鲍彤:这个问题只有邓小平自己有权回答,我只能推测邓小平为什么这样。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赵紫阳4月23日下午乘火车访问朝鲜,晚上邓小平就找杨尚昆、李鹏 ,这个事情《李鹏日记》里面有。李鹏说,“晚上我去杨尚昆那里,尚昆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但当天下午他还在贯彻赵紫阳的方针。下午他送赵紫阳上火车的时候问赵紫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紫阳说就是他跟常委讨论过的三句话:胡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回到学校学习;对待学生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学生这次提出来的各种诉求,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解决。 李鹏回来以后立即找乔石,两人起草了一份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是这三条。这三条就是贯彻赵紫阳跟其他四个常委都同意的意见。为什么到晚上他又不同意了?就是因为晚上杨尚昆告诉李鹏,我看你还是去找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也去,杨尚昆同意了。但到底去了没有,李鹏日记里不再写了,而在傅高义的的《邓小平时代》里面写了,说他们两个去了。本来说是要去,去了说了什么,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李鹏不写?这里面就很蹊跷了,那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去了之后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4月22日追悼会结束以后,23号学生已经陆续回去,甚至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学校了,到26日却还要发表一篇社论,说这是动乱。这就要激怒学生,唯恐天下不乱。 27号我跑到街上看过,那天不只天安门,整个北京大街小巷全是学生。学生队伍打的标语都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对垂帘听政”,这是针对邓小平的。“小平同志指示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讽刺,因为小平说是动乱。 我这里要纠正我的一个说法。我之前说这是一个政变,后来我想“政变”这个词虽没什么错,但也不能完全反映这个事情的本质。因为政变在共产党是家常便饭,哪个领导人下去不是通过政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搞掉也是政变,毛泽东把写在党章里面的林彪搞掉也是政变。邓小平把华国锋、胡耀邦搞掉也是政变。那么邓小平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他屠杀公民,造成惨案,而且是一手策划的。我可以讲,在邓小平在找杨尚昆李鹏谈话以前,杨尚昆、李鹏也不知道,李鹏如果知道,下午他还会写那个文件吗?不会写的。 邓小平跟李鹏、杨尚昆谈话以后,我不讲是不是谁利用谁,他们当然都服从最高领导。十三大的决定提到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要请小平拿主意。整个“六四”这么大规模的流血和镇压事件,是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手策划的,第二个人都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得到基层这个局面,得到了要维护一党专制的人的坚决支持。在这以前,要维护一党专制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一手打下去会不会把党打得稀巴烂,后来没有打成稀巴烂,那就是得逞了。这么重大、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一手策划的,这个目的一开始是为他自己,但后来歪打正着符合党内自己人的利益,所以得到了支持,得到了拥护,还得到了称赞。 《李鹏日记》里面还有一段话,讲5月21号李鹏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建议中央赶快开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请问解决赵紫阳什么问题?王瑞林请示邓小平以后解释说,等到部队进城以后,开会才更为稳妥。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央全会要在刺刀下面开会,要不然不稳妥。 我还想说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陈云到中央开会时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再不承认他是核心,再提邓小平开枪开错了,那这个共产党就瓦解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才委屈求全,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图:鲍彤(左)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右)于1986年的合影。
朱韵和
4个月前
金钟:八九六四:蛮族战胜文明 1989年的六四事件,转眼间过去了三十年。 一个杀人的政权就这样傲慢的不做任何交代的高视阔步三十年。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吗?不妨拉回七十年,一样的政府一样的党,留下串串记录,闪闪烁烁。土改杀无辜的地主200万、镇反杀国府军政人员也有100多万、反右派家破人亡至少 100万、大饥荒饿死3600万、文革死于酷斗、私刑、自杀、集体屠杀数百万……这些数字因为官方的封锁和一批无耻说客的粉饰,永远无法确认。总之,包括六四在内,七十年的杀人犯都从未得到追究、清算。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这样悲惨的命运?那是历史的异象重现:“野蛮战胜文明”。人类进步到今天的数字时代,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邪说,而是不断地用文明战胜野蛮。中外历史上不乏野蛮压倒文明的记录。朝代系谱上,中国就有多次狩猎游牧、没有文字的落后民族用残酷血腥的征战杀戮,打败文明传统深厚、社会发展先进的汉民族。13-14世纪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建立旷世罕见的蒙元大帝国,蒙古人靠的是最野蛮残暴的屠杀,留下“黄祸”的恐怖恶梦。满族也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髪不留头”的屠杀建立大清王朝。元清二朝都列入中国正朔,统治一二百年。 中国进入二战后全球和平民主发展新时代,何以付出七千万生命代价,让极权专制复辟70年?答案只可能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和过去的蒙满蛮族统治一样,中国历史这场异变依靠的是一支从阶级斗争孳生的蛮族──现近9000万人的共产党。无知、粗野、没有文化教养地对十多亿中国人施行无法无天的暴政。从毛的农村包围城市到习的人脸识别维稳,以高压和洗脑手段,既摧毁中国的文明传统,又与当代普世价值为敌。他们是非我族类,是一群掌控现代科技垄断国家财富的奴隶主。他们制造新的“赤祸”,推销中国梦,不可一世。在国际共运已经崩溃三十年的今天,他们歌颂秦始皇、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筹备建党建国“两个100年”。他们不信善恶报应,藐视历史铁律。仰望满清统治268年,高唱“向天再借五百年”……殊不知那是历史之钟停摆的时代,所谓“明亡之后无中国”,给了蛮族统治的最后机会。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有苏联瓦解的前缘,有台湾民主的示范,成功不必在我,曙光必将升起。 (2019- 6- 4纽约)
朱韵和
4个月前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溯迷离、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 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使非毛化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1978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的解冻时期。 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邓式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年3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年12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的民主墙时代
朱韵和
4个月前
老布什访华 方励之夫妇受邀百人大宴 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George H.W.Bush)作为新总统首访中国。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Homecoming)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洛德大使回忆道。 在大使馆草拟布什总统宴请中国人的数百人盛大宴会名单 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官员,也应该象征性地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获批准。 北京方面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但在布什与赵紫阳会晤、宴会举行前数小时,北京突然软化了立场,表示杨尚昆会出席宴会。而就在美方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总算顺利时,北京的安全人员却在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了方励之夫妇赴宴。当时洛德大使还蒙在鼓里。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洛德大使说,“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八九之春动乱之际 美驻华大使为何突然离任? 美国之音
朱韵和
4个月前
邓小平亲自施压 不许驻华大使参加北大民主沙龙 “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来参加的有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也有政府和党的官员,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像,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讨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 邦被邓小平废黜,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洛德大使说:“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大使表示,尽管在6月的那次活动中并没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信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让他回复,‘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八九之春动乱之际 美驻华大使为何突然离任? 美国之音 图: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
朱韵和
4个月前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 ,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复出后,八○年初废华国锋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邓于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绩。叶剑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沉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而叶帅就在“十一”前病危,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朱韵和
4个月前
杨家将“玩火”两头耍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份量不够。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被 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杨尚昆。无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改革历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如石沉大海。我们只可钩沉一二。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朱韵和
4个月前
施绳:我永远忘不了六•四的那一天 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西长安街六部口,路灯昏暗。一辆辆用于战事的坦克载着荷枪实弹的军人,从西长安街由西向东驶来。每一辆坦克驶过,士兵便将枪口对着路边的众人扫射。(后来有传谣说,枪口是向上的,不是对着路边的人群。我想,要么这些人当时不在现场,要么这 些人是在故意以假乱真)。子弹的出膛声,与墙壁和地面的撞击声,还有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坦克子弹对付赤手空拳”的悲壮场面。 就我目力所及,每隔三至四分钟,总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长安街边较近的地方,因为子弹太密集,众人无法就近抢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边稍远的地方,便会有人自动围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弹再次击中受伤者,并实施紧急抢救。三轮车,担架随呼而至,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感谢北京的市民,他们自动地走出家门,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救援行列,提供了急救工具。是他们,使许多伤号摆脱了死神的诱惑得以复生。要没有他们,当时的许多伤号可能会因为抢救不及时或流血过多而死亡。也许,我就会在其中之列。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只是将脊柱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当时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创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住血流。”我的T-shirt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开?)并用其包住伤口。不一会,来了一辆三轮车,我被抬了上去。因为我是背部受伤,所以只能平卧在车板上。在行进中,一直有人按住我的伤口四周,尽量让T-shirt贴紧伤口,不让血流太多。慢慢地,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知道自己受了重伤,用手摸摸身体两侧,粘糊糊的,想必是血。当时头很沉,一个人托着我的脸。我全身麻木,背部有一种似痛非痛的感觉。我想知道一下周围的情况。用力抬了抬头,往旁边看了一下,发觉车上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拭拭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象。 医生动手包扎。他对扶着我的人说:“创口太大,伤口碎片太多,要好好消毒,需要二次手术。现在伤员太多,先简单包扎一下,止住血再说。”包扎后,我被扶到走廊的一角。那里已有许多人正在接受输液。看护我的人告诉医生,我失血太多,需要输血。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剧痛快速地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输液后,我被安置到临时病房。病床一个紧挨一个,每行病床之间只留有供医护人员走动的空间。这时我神志已完全清醒。看看左边躺着的那位,鼻子嘴里插满了管子,大概是在输氧。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V”字手势。 “六•四”清晨,(邮电?)医院的大多轻伤病号被转移到离现场较远的医院去了。(因为伤员太多,现场附近的医院已人满为患。)我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在我的病房里,足有四十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一个外地赴京访亲的农民,整个小腿的肉几乎全被炸光,两根小腿骨暴露在外,看了直让人打寒颤。医生给他动手术时,我不忍心注视他。因为每次医生给他涂沫药水,他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从小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我深知一个历经风吹日晒的农民对一般疼痛的承受力。现在看到他如此摸样,可以想象疼痛的程度。如果他的情况落到我的身上,我真怀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了。 一个体院的学生,双腿从大腿根部被锯掉(据说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断的)。他的病床,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紧挨着我的病床。由于麻醉剂的作用,他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看到他那残存的大腿一直在无助地摇动。难以想象,当他醒来,突然发觉他的双腿已不复存在,他会何等的悲哀!我怀疑他能否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要知道,他是搞体育的。对他来说,腿,不仅是用来完善他的躯体的,而且更是他未来事业的依靠。可是他现在失去了它们。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业。 一个青年科技人员,伤势也着实不轻。通过交谈,知道他刚出校门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颗猖狂的子弹沿着他的胸部紧贴表皮从左边穿到右边。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弹有毒,且受伤部位奇特,手术难度很大。他活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离开积水潭为止,他的伤还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我很担心他以后的伤势。 六月五日上午,在积水潭医院呆了一天后,我被转到了另一个医院。在那里,在医务人员的护理下,我接受了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和数次手术。然后,拖着虚弱的身躯,出院了。 这,就是我在“六•四”那天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