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失去了人性的行为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 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成为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极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畝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朱韵和
4个月前
1949年前后惨不忍睹的事件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 地。 1951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想改造。,, 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生出鲜点,第两天开会,地主、富农倒了霉,甚至人头来落地。 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只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为的是增加他的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的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令人惨不忍睹。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朱韵和
4个月前
谭松:从2008年起,我前后八次前往刘文彩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共采访了五十多名各类人士,其中有当年刘文彩的长工、雇工、佃户、厨师、丫鬟以及一些相关人士如坐“水牢”的冷月英的儿子、收租院泥塑的创作人员、原《收租院》展览馆馆长等。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 1928年生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X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我们穷人送点啥呢?凑了只鸡,一个小盒盒,拿去给总办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嘛。 我们下面还有一家也是刘总办帮忙修的,还在我们之前。那是刘清云(音)家,他家是烤火时把房子烧了。 1943年,我还不到15岁时就去给刘总办干活——修文彩中学。买木料、买板条、买石灰,全是我去,没叫泥工师傅去。我三个口袋,一个是我自己的钱,一个是师傅的伙食钱,一个是主人的钱。钱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账。 我们在学校干活,刘总办来转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头干你的。你停下活来招呼他说:“总办您来了”,就整拐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不喜欢拍马屁。现在当官的,乡长、镇长,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兴)你。刘总办正好相反。中学修完后,我又在老公馆(现在的陈列馆)里干活,他也是这样,不喜欢人拍他马屁。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一亩田交一石谷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户人家狡猾,把谷子打了后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儿。来收租的先生——解放后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够,就说:“你要坐班房(牢房)哟。”那个人就抱一床烂棉絮,叼一根水烟,来找到刘总办说:“我今年种出来的谷子交不够租,先生说要坐班房,我来坐班房。”刘总办说:“哪个喊你坐班房?交不够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点。” 我在刘家干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学习土地改革。这个时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后来我回来,听说老公馆里有水牢,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还坐过,此外还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馆干过活,从来没见过。还有,收租是真的,但那个“收租院”是假的,哪儿整得那么凶?那个弹子风机也不对,那是廖家的,我们租种过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别个做的事,他们搬到刘文彩身上。这都是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给他安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做的好事一点不说,不给他展出来,比如他修县中学,用了那么多田地,修好后他又捐了90多石谷子。 但是,我不敢说,老公馆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你敢说没得水牢?那些干部不整你呀?你说句真话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来参观,干部就要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乱说话!”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动员说:“你对毛主席有意见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脱!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句话不对头就把你抓出来,好多人都不敢说话,我敢有啥说啥?但是,人家刘总办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说,我只得什么都不说。 当然,敢不敢说我要看什么地方,还要看是啥子人。今天到你这儿(指他的朋友吴世跃家)我敢说;是合适的人我才说。政府来调查的,我知道说不得,你晓得对方是啥子人?万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现在我也是这样。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刘文彩(右)站在1942年由他建立的文彩中学前。与他一起的是该中学第一任校长高树元。
朱韵和
4个月前
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 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到”!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亚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著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朱韵和
4个月前
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国飞虎队成员 1949年,他在台湾获得中校军衔。后来父亲托人从香港带给他一封家书,言辞坚决而恳切地希望他能回到大陆,一起建设新中国。 1954年3月8日,吴其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遣送到余杭农场,接受学习改造,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 1974年,吴其轺获得自由,但 还是找不到正式工作,带着抗战时留下的伤腿,去清波针织手套厂当了一名拉货的三轮车夫。一家四口租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每月3块3角。由于体力消耗极大,吴其轺一顿饭可以轻轻松松吃一斤面条,但经常吃不饱。 尽管这样,吴其轺还是凭借他的聪慧骁勇和乐观成为杭州不少人崇拜的一名三轮车夫。 当时没人知道,这个车夫曾是开着战斗机和日本军机空中格斗过的优秀飞行员,还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2005年之前,吴其轺从没对一个人讲过自己的经历,哪怕对妻子和儿子也没提过。 吴其轺真正被人们广泛知晓,是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的事迹通过多家海内外媒体的报道后广为传播。凤凰卫视专门为他拍了一集纪录片,,, ---飞虎队老兵——吴其轺 图2:1943年,“飞虎队”员在桂林合影,前排左三为吴其轺。 图3,4:被释放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当一名拉货的三轮车夫,用那条在战场上受伤的腿,拉一车重达600斤的货,一年365天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每天仅挣1元2角,连温饱都成问题,一家人挤在只有12平米的房子里。
朱韵和
4个月前
你敢“造谣”! 1964年,当局打造的“庄园故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下,开始轰轰烈烈推向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庄园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可是,在庄园附近,居住有不少认识刘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向参观者说出真相,于是,从1964年秋起,一场专项镇压和驱赶行动在庄园附近展 开(该行动姑且称作“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行动”)。 “行动”先以抓人、打人、批斗、判刑为前锋,制造恐怖气氛,接着下达驱逐令,驱逐庄园周边一些当局不放心的农民。该令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而且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感受过“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们要遭受当局怕他们说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这些被驱逐者们都被定为“坏人”,在发配地他们被歧视、挨整、克扣口粮等等。 此外,对凡是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长工,还是“阶级兄弟”的贫农,中共当局一律加以“造谣”的罪名,并以铁腕镇压。 该“行动”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和亲友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首当其冲的人叫刘福田。刘福田曾是抗战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战整整八年。后来他又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1949年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鉴于刘福田与刘家的关系,当局认为他最有可能说真话,便决定拿他开刀。1964年9月,刘富田被抓起来,罪名是刘文辉的“伪军官”。他先是遭到一阵暴打,然后被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刘富田被当众宣布逮捕,判无期徒刑。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中国安仁,刘小飞在“刘氏庄园博物馆”告诉前来参观的游客,里面大多数展品都是假的。刘小飞是刘文彩的孙子。
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四) 10.張懿萍中原會戰回憶: 第三步便是「人海」戰。那是慘絕人寰,將人命視為草芥的一種最野蠻而無人性的「戰術」,也即是毛澤東在生被碎屍萬段不足以懲其惡,死後挖墳鞭屍不足以贖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惡,是他所欠中國良善民眾最重要的一筆血債。 這種把人命賤過螞 蟻的「人海戰」國共作戰時慣常使用,在韓戰場也還是使用。從去年十一月間,中共軍事負責人林彪,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所提出來的那篇「繼續定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所說「要把美帝消滅在民眾戰爭的海洋里」一文中,重點還是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軍隊,使軍隊不怕死」;最後的結論,則是「以人海贏取勝利」。較早以前,更說過「中共不怕核子戰,把中國人炸死一半,也還有二、三億人活著的。」這是「氣壯」嗎? 這筆血債,讓以後的史學家去清算,在此暫且不談。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們這十多年來,用以教練軍隊「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麼董存瑞捨身炸碉堡;黃繼光胸膛塞槍眼;王傑身撲炸藥包;羅光燮以身起地雷 在「中原會戰」中,中共對我們防守陣地的攻擊,把「人海戰」發揮到了極限的一次,即是調來劉長勝的「攻堅縱隊」,向我軍發動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們在炮火的掩護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陣地作波浪式的沖撲,真是前仆後繼,鑽進到我們火網裹面來。外壕他們是躍不過的,起初,用人抬著綁接的木板樓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為衝鋒的橋樑;但他們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後他們改變辦法,以人命來填壕溝,被我們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衝上第二批,第三批,……這樣,一直把一條約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闊度與深度,長達約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滿了好幾處屍體;屍體堆積高與壕齊,然後便以屍體做橋樑,再以「人海戰」,撲近我們的陣地。照中共所表揚的「典型人物」與「英勇故事」。這些數以百計的「捨命填溝壕」的人,都應該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這是一些什麼人呢? 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三野」的戰鬥兵,而是連軍服都沒有穿,身無槍械,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農民。他們是受了「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而甘為「民眾解放戰爭」拚命的嗎? 不是,決不是,因為事後我們見到的,是用一根繩索,串綁著十個八個人的左手,一起倒臥壕內或地面;我們還在現場檢查出中共的「罪證」,有若干人的子彈傷痕,是從身體後面打進去的。這說明一點。中共除了脅迫他們這些善良的農民,作為「人海戰」的前驅犧牲品之外,還在他們的後面架起機槍,迫使他們有進無退,有死無生。為著要達到以人命填滿外壕的目的,把這班善良的農民,驅使到戰場上來,「背腹受創」而後「前後夾擊」,這是我目擊的事實,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惡! 中共對「解放軍」的教材裹面所列舉的「董存瑞捨身炸碉堡」,「黃繼光胸膛堵槍眼」,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就以我親眼遇到見到的,除董存瑞與黃繼光這樣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會戰」來說,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揚一個董存瑞與黃繼光,這就未免太「濃此薄彼」,我要為那次捨身炸我們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們的槍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們炸我們第一線伏地碉堡與機關槍掩體的辦法共有三種,第一是炸藥捆在北方農民叉麥杆的樹枝叉子上,企圖爬近我們的工事,伸在槍眼口上發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藥綁在人身上,撲到我們的工事前面來;第三是想用手榴彈擲進我們的槍眼裹。可惜他們這三種辦法都「弗靈」,人還沒有接近我們的陣地。便被我們的自動武器,擊斃在陣地前面;炸開了的,也是炸倒他們自己。 像這種「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的人,則多是「三野」的真正戰鬥兵。事後我們從他們遺屍中發現,身上綁有炸藥,或手中拿著炸藥木叉的死者,只有兩三個是穿農民衣服的。 說到「黃繼光胸膛堵槍眼」的「英雄人物」,那就與用人命填外壕一樣,事後我們檢查堆積在工事槍眼前面的重疊屍體,發現最下面兩三層屍體,都是穿農民衣服,並且手腕上串綁有繩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斃在屍堆前後左右的屍體,才是穿著「三野」軍服計程車兵。因為那一次,他們遺棄在我們陣地前面的屍體與重傷者,專是我所守的陣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戰場的遺屍近三千具。戰事進行到如何慘烈,也把中共號稱「萬應萬靈」的「人海戰」真面目揭露無遺;因為其中半數以上,是根本沒有戰鬥力的老百姓,雖然極大多數都是犧牲在我軍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數因畏縮不前,被共軍押陣驅迫的槍彈射死。但這筆血帳,卻毫無疑問應該由中共負起清還的責任。 至於號稱「攻堅縱隊」的劉長勝縱隊,他們的真正戰力如何呢? 他們的戰鬥兵親自上陣,是在上述火力戰與「人海戰」鋪平了衝鋒道路之後,這才正式上場作秀他們的「攻堅術」。從他們遺在陣地前屍體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們的俘虜口供中得知,他們的攻擊,是分成小組兵力,由「指戰人員」分擔率領與督戰任務;衝鋒前要開會,衝鋒頓挫了也要開會,打勝了要開會,打敗了也要開會。這叫做「打通思想,檢討得失,檢查功過,大家抓主意」。 誰都知道,共產黨是會議最多的,雞毛蒜皮的事開會,拉屎撒尿不出也開會∶開來開去都離不開「毛澤東思想」這張「萬靈萬應藥方 」。但是,他們軍隊在戰前、戰時、戰地也忘不了開會,則是出身在湘、贛邊區做土匪的賀龍發出的指示。他說∶「實行火線上軍隊開各種大小會,發動士兵_眾如何出主意,想辦法,解決困境,攻克敵陣,達成任務。在軍隊長官指導之下,商量商量,醞釀醞釀,徵求徵求意見;把不同的意見擺一擺,議一議;對有錯誤意見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說服工作。打過一次仗之後,又要檢查檢查,總結總結。」那次劉長勝縱隊,從開封調來攻擊我們,就曾開過這種會議才開始衝鋒的。先用機關槍驅迫老百姓上陣,為他們填外壕,堵塞槍眼,身綁炸藥,都是在會議中想出來的辦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們密集的缺點。
朱韵和
4个月前
生活散漫 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书中多处提及了毛岸英好睡懒觉的习惯。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 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11月25日,毛岸英被炸死当天早上,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 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 毛岸英却对高瑞欣不以为然的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注:冷饭用鸡蛋炒热)。 可见,毛岸英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毛泽东的旗号。可惜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 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也连累了高瑞欣被炸死。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有目击者回忆毛岸英之死的原因,说,「抗美援朝」期间,生活艰苦。金日成派人给总司令彭德怀送了一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极难得极难得的。除了给总司令吃以外,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鸡蛋的算盘。 11月25日上午,彭已吃过饭,在外边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觉,才来上班,并擅自拿鸡蛋做蛋炒饭。拿鸡蛋吃已经超狂妄了,而且在不应该做饭的时候让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目标,毛岸英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颜昌海)
朱韵和
4个月前
全世界為何唯獨中國沒有二戰老兵? 大陸官方給退休軍人的待遇,有「長征式」、「三八式」、「解放式」三種,卻把国军的抗日老兵完全排除在外。這只能說明他們不是為國家為民族,而是只為共產黨服務! 1949年後,在駭人聽聞的幾十年裡,国军抗戰老兵一個個變成「運動員」,被扔在最卑微最渺小的 角落。 「文革時無休止的被批鬥,永遠低人一等,真的連狗都不如。當年因為滿腔的愛國之情而去參軍,行軍時落下了一身的病,如今沒有養老補貼,不給殘疾證。汶川地震時我捐了700,後來我房子倒了卻無人問津......」——抗日老兵李秀輝說。 在四川宜賓,有志願者去看望張靈甫74軍抗戰老兵蔡壽康。老人得過國民政府頒發的勛章,文革時由於害怕,被自己銷毀了。然後志願者們為他製作了一枚勛章。老人很開心的笑了,但是又說了一句話:我戴著它去外面,不會有事吧?那一刻,不僅蔡壽康本人,志願者也哭了。 許多志願者在走訪國民黨抗戰老兵的過程中哭到幾近崩潰。昨天抗日的英雄,而今在大陸晚年不甚噓唏。 出生於1927年的黃建文,是被譽為「抗日銅軍」的粵軍第64軍155師的一名機槍手。1943年2月,黃建文與同村的熱血青年,懷著保家衛國的決心,一起參加了駐守在茂名一帶的國軍155師。入伍不久後,即隨部隊參加廣東化州抗日和廣西桂柳會戰。在廣西蒙墟,第64軍與日寇反覆爭奪陣地,機槍手黃建文與戰友們一起衝鋒時,被躲在戰壕裡的日軍刺中大腿,至今還留有傷痕。 抗戰勝利後,第64軍在江門接收日軍投降。黃建文後來在國共內戰中加入解放軍,並參加入朝作戰,後退伍回鄉務農。 晚年的黃建文貧病交加,兒子也拿不出錢來為父治病,老人痛苦絕望,一度在湛江醫院準備跳樓尋死。後經媒體報導和志願者多次幫助申訴,當局每月給大約500-700元人民幣的補助。黃建文因直腸癌,動了手術。後來,家人花光積蓄,醫生束手無策,黃建文於2014年去世。 近年來,大陸的國民黨抗日老兵,主要靠由有良知的民間志願者和組織幫助救援。2012年,廣西民間一批志願者發起了「廣西老兵關懷計畫」。 據該項計畫負責人韋海勇介紹,2012年在廣西發現的健在抗戰老兵約有100多位。但據預測,廣西全省倖存抗戰老兵應該在1000人以上,平均年齡超過90歲。尚未尋找到的老兵大多生活在偏遠鄉村,生活貧困。 「老兵最期望的是得到身份的認證。」韋海勇說。 图:被遗忘的二战抗日老兵们
朱韵和
4个月前
1949年后被处决的抗日名将 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是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连。这些被杀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 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 78 名、少将159名。 这被杀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中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应该为这些英雄们平反,为他们颁发抗日战争纪念章,并且对其子女表示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赔偿。 上将与辛亥元老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 1950年处死。 2、宋鹤庚辛亥革命元勋(1883--1952)上将。1952年死刑。 3、夏之时辛亥革命元勋(1887--1950)1950年枪决。 4、邓玉麟辛亥革命元勋(1881--1951)1950年处决。 5、宋鹤庚字皋南,护法健将1883年生,1952年死刑,立即执行。” 中将 1、糜藕池(1897--1951)中将。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 2、谢崇阶(1904--1951)中将,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乐山被处决。 3、彭旷高(1902--1951)中将。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51年9月26日处决。 4、崔世昌(1900--1953)中将。1939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2年任第14集团军中将参谋长,1944年7月任第5战区副参谋长,1953年12月7日在河北涿县被处决。 5、倪弼(1894--1958)中将。江苏江都人。1938年任第3战区军法执行监,1941年冬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1958年7月31日以反革命罪在江西赣州被处决 6、曹勖(1901--1951)中将。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7、赵世玲(1905--1949)中将。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9年处决。 8、周址(1890--1953)中将。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1953年死刑。 9、林伯民(1866--1952)中将。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田西原(1900--1951)中将。1937年冬任第5战区第3路游击司令,1938年陆军大学教官,同年秋任第37军参谋长,后任第37军副军长,1939年任第15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秋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兼干训团教官,1941年任第39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任军令部中将参议兼陆军大学高级教官,1951年4月27日在湖北保康被处决 11、李强(1905--1952)中将,1939年任军政部第24补训处少将处长,1940年4月任新编第2军暂编16师师长,1941年任第29军暂编16师师长,1942年3月任第29军中将副军长,1943年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兼镇平师管区司令,1952年4月14日在遂川被处决。 12、马守援(1899-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3、刘晴初(1894--1951)中将,1938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51年处决。 14、潘峰名别字目屏,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宋士台,抗日将领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 16、金亦吾(1904--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7、武庭麟(1892--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52年在河南洛阳被处决。 18、欧阳珍(1892--1950)中将。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9、陈光中(1897--1949)中将。号德隆,字桂山,湖南邵阳人。1937年6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49年在湖南邵阳被处决。 20、陈宏谟(1906--1952)中将。,1938年7月任军事委员会驻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1952年被判处死刑。 ,,,,,,
朱韵和
4个月前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 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 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晚或次日晚,毛泽东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泽东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泽东安排好了的。 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 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作家出版社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提供了不少资料,尽管作为主旋律文学,但还是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由于长期阅读官媒宣传品,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去伪存真的能力,学会透过人为的光环,注意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才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凡引号内的文字均系摘引此书,括号内的数字即是此书的页码)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朱韵和
4个月前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 ? ”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原刘文彩佃户唐学成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相逢
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三) 9.徐蚌會戰及後記: 筆者小時住在眷村附近,有許多「老爺爺」輩的忘年之交,我還記得跟他們談話時只要一談到對日抗戰時他們往往都是滔滔不絕,但談到國共內戰時,尤其是「人海戰術」他們多半是沉默不語…或許這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胡志偉:一名堅定的自由文化 戰士之心路歷程 老蔣失天下就是因為心慈面軟,對共產黨手下留情。」同我鄰鋪的連鬢胡張履信,是閻錫山親訓炮兵營營長,他一再回憶太原陷落那天,梁敦厚、閻慧卿等自焚殉國的壯烈事跡。他說:「太原堅守兩年,是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蹟,共軍的炮火把太原市區炸得沒有一幢完整的房屋,而其炮兵則是換過軍裝的日軍戰俘,所有巨炮、彈械都是侵華日軍留下的,共軍用老弱婦孺打頭陣搞人海戰術,國軍不忍對老百姓開火,後邊的共軍就乘勢掩襲,我們的陣地往往就是在猶豫中丟失的。」 ... 「在三年戡亂戰爭中,共軍用「人海」對付「火海」,強迫無辜民眾打前鋒,用以消耗國軍的彈藥。國軍的機槍射手們面對波濤一樣洶湧而來的人潮,殺人殺得令自己害怕與噁心,因不忍傷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壓力下放棄陣地。無論國軍火網如何嚴密,卻有著永遠死不完的「炮灰」來同槍彈相拼,結果是粵語所謂「好佬怕賴佬」」。 戡亂時期中共反政府武裝「人海戰」真相 我生平見過的死傷場面甚多,但場面最大,人數最眾,情形最慘的則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日本飛機於民國二十八年濫炸衡陽;第二次是民國三十二年常德會戰;第三次則是三十七年「中原會戰」。我身經目擊這三次死傷枕藉,屍橫遍野,肢離破碎,形同焦炭或水腫腐爛的死亡者,在感情上有三種不同的反應。第一次見到日本人之慘無人道,濫炸平民,引起我滿腔悲憤,故投筆從戎。第二次見到先期各軍師獄,為攻守常德的重大犧牲;被他們壯烈成仁的英勇精神,感動得熱血澎湃。惟有這一次在「中原會戰」之後,使我至今仍耿耿於懷,戚戚不已 的,不是我軍的傷亡;也不是共軍的傷亡;兩軍對敵,本來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各為其主,各為其責,死傷都是份內事。可是,這一次竟會被中共強迫驅使那麼多手無寸鐵,連軍衣都沒有穿著過的老百姓,用繩索綁束在手腕上,後面架著機槍,填充外壕,堵塞槍眼的犧牲品。這種慘無人道,也是慘絕人寰的做法,就是由「毛澤東思想」所產生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他們自認是最得意之作的「人海戰」! 這種戰法,除了滅絕人性的共產黨人做得出來之外,據我所知,連以殘酷暴虐著稱於世的日本軍閥,也從未使用過:他們雖然殘殺了我國很多同胞,卻從未把中國人拿來做他們的替死鬼;他們打得了打,打不了切腹自殺。 而我們那一次抵抗共軍「三野」陳毅部「攻堅縱隊」一夜猛攻,打死這麼多手無寸鐵老百姓,卻是在無法分辨的黑夜,在共軍的想像中,以這種將無辜人命視如螻蟻的「人海戰」,攻擊我們噎苦守了五晝夜的殘破陣地,必定可以一鼓而下;只待把我們解決了,到他們自己清理戰場時大可從容不迫,將這些替他們填溝鋪路塞槍眼的民命,集體加以掩埋,消滅罪證。然後再大吹大擂,這是劉長勝「攻堅縱隊」執行「毛澤東思想」的功勞;是「人民解放戰爭」的成效。沒想到如意算盤打落了空,「攻堅縱隊」碰到我們這個「防堅總隊」的硬塊上,一敗塗地,狼狽而逃,連想毀滅罪證,拋在戰場上的重傷者都來不及拖走便潰退了。 這只是我親自目擊,敢於向歷史作證的一次實證。但由此類推,中共的所謂「人海戰爭」與「人海戰術」,其罪惡之深重,被脅迫犧牲無辜民命之眾多,也是曠古未有的。這筆血債,也只有找共產黨人去償還了。這是我終身不會忘懷有機會就要向世人提出控訴的一次血淋淋的罪證。
朱韵和
4个月前
王开岭:从齐奥塞斯库的终结说开去 从1989年12月21日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吼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 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他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黑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仓皇出走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为“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号召力的口才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由兵营临时改造的审判厅。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圣诞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75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3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已像弹簧一样绷到了极限。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地下令向游行青年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镇压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毫无异议,竟无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是:若是这些人奉行法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儿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如果没有和平演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唯有暴力的掘土机。
朱韵和
4个月前
波尔布特死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自己的部下囚禁在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一个山区。 他每天都要接受审判,被迫承认自己在执政期间犯下的罪行,并向全国人民道歉。 这些审判是由塔莫克主持的,他是红色高棉中最年轻、最激进、最残忍的将领之一。他曾经是波尔布特的忠实追随者,但在1997年 6月10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后,他对波尔布特彻底失去了信任和敬意。 那一天,波尔布特下令杀害了宋成和他全家。宋成是红色高棉中最资深、最受人敬重、最有威望的将领之一。他曾经与波尔布特并肩作战,共同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并在越南入侵后带领游击队进行抵抗。 但是,在1997年初,宋成决定与新政府和谈,并准备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 这让波尔布特感到极度愤怒和背叛,于是他派出了一个刺杀小组,将宋成和他全家包括妻子、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等十几个人全部杀害,并将他们的尸体用汽油浇灌并点燃了。 塔莫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悲痛。他认为波尔布特已经疯了,不仅背叛了自己的战友,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他决定发动政变,逮捕了波尔布特,并宣布接管红色高棉的领导权。 他还与新政府和谈,希望能够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并为红色高棉的成员争取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 波尔布特被捕后,塔莫克并没有立即处决他,而是想通过审判他来揭露他的罪行,以此来为红色高棉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也为自己的政变正名。他还希望能够通过审判波尔布特来与新政府进行交换,换取自己和自己的部队的安全。 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新政府对塔莫克的和平提议不感兴趣,而是继续对他进行军事打击。 塔莫克的部队在不断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而波尔布特的审判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塔莫克没有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他所进行的审判缺乏法律和道德的基础和权威。 波尔布特在被审判期间,表现出了一种既顽固又矛盾的态度。 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后悔和忏悔,对自己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歉意; 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不平等、没有贫穷、没有病痛、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罪恶的乌托邦社会。 他还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的敌人,如越南、苏联、美国等国家,以及内部的叛徒,如宋成、韩桑林等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被误解、被背叛、被陷害、被迫害的英雄和殉道者。 波尔布特的最后一年,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年。他曾经是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着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但却被自己的部下发动政变,囚禁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失去了一切。 他曾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激进的代表,拥有着无比的理想和信念,但却被自己的罪行和失败所摧毁,迷失了方向,放弃了信仰。 他在这一年里,经历了从神到鬼,从造物主到毁灭者,从救世主到罪人的惨痛转变。 波尔布特死后,他没有给柬埔寨留下任何美好的遗产。他在执政期间所造成的灾难和屠杀,使柬埔寨人民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和创伤,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和家园; ---参考文献;菲利普·肖特《波尔布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