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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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3个月前

在这部著作（《晚年周恩来》）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１９７３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２０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１９７３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周恩来 #毛泽东 #文革 #政治斗争 #乔冠华

3个月前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周恩来 #邓小平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文革

4个月前

毛發動文革由來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人禍》修訂本，這是一部研究“大躍進與大飢荒”的專著。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國大陸的各種出版物，包括統計資料、回憶錄、地方志、歷史著作、官方文件、報刊評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學者的許多論斷：一、推論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飢荒死于飢饉的人數下限為三千五百萬人，可能的數字是接近四千萬人。二、論証大飢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購得來的糧食，揭露“周恩來極其錯誤地”反對外貿部主張售黃金買糧食救災，反而出口六百萬噸糧食買進几十萬兩黃金，否則可使數十萬飢民免于死亡。三、論証蘇聯逼債造成中國經濟困難之說全無根據。不僅當時還債之數與中國亂花損失之數不成比例，而且，蘇聯還借給中國二十萬噸糧食解決東北的燃眉之急，使東北死人較少。中共對此卻不予公開。毛拒絕與蘇聯組聯合艦隊后，蘇仍向中共送來轟炸機、導彈與潛艇，協助中國仿制，直到大躍進失敗后，才中止協助中方造原子彈，因擔心中共亂來。四、查實毛對大躍進惡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廣西餓死人，撤了陳漫遠，還說如果死五千萬人，我也要撤職，殺頭都可能。但是當餓殍千里時，他又說“錯誤就那么一點，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說：“甚么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在國家極端困難時，縱容下面為他蓋極其豪華鋪張的行宮，勞民傷財。五、揭示毛指揮的“大躍進”，在黨內激起嚴重的不滿，高干罵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話都有，劉少奇主張把這慘史寫成書，編成戲，還要立碑，讓后人永志不忘。只有林彪對毛表忠，周恩來則為毛解套。文革的陣容與圖謀，其實在總結大躍進的七千人大會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貢獻，給文革研究作了極為扎實的鋪陳，而大躍進失敗正是毛走向垂死掙扎給中國帶來浩劫的開始。 ---"回首十年說批毛" ﹒金　鐘﹒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毛泽东 #大跃进 #文革 #丁抒《人祸》 #饥荒

4个月前

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１９７４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７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 ……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批林批孔 #周恩来 #政治迫害 #四人帮 #影射攻击

4个月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五一六运动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 #历史反思

4个月前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 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 大打一场ＸＸ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 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 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 “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 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１９６７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乏。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 “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１９６７年１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１５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文化大革命 #语言批判 #夸张修辞 #政治术语 #负面情感

4个月前

1975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5万农民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李振盛摄影

#白毛女 #芭蕾舞剧 #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 #1975年 #文化生活

4个月前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 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 “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 ”、“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 、“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粗野语言 #造反精神 #他妈的

4个月前

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说，林彪早就把毛泽东看透了。早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曾在笔记本上斥责毛泽东“凭空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看来，林彪不是不了解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林彪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热捧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彪骨子里同意刘少奇等人的做法，但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为毛泽东大唱赞歌。到“九大”前，毛林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毛泽东让林彪和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那一套，赞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林彪提出“民富国强”，要林立果搜集资料。周宇驰把这个情况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了，王飞说好，真像政党的样子，没钱富不起来，自力更生当然对，可资金原始积累困难。１９７０年八一前夕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非常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印刷几百万几千万册。当时吴法宪虽然下令收回一小部分，但仍然有大批的“白皮书”流传民间。但是，九一三事件后，“白皮书”一本也不见了。但是，林立果的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批判。如果像《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被公开全文批判，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直到今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仍无影无踪。那么只能解释为，里面没有被批判的内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提到我们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搞政治，也搞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建立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这是林彪的一贯思想，林彪在“七大”发言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首先说共产党的名字，中间有个“产 ”，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要搞生产。林彪说：“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那就大大不合格。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而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报告连看也不看，另由张春桥重起炉灶，林彪念的是张春桥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叶群让秘书勾出重点，哪里要拉长声，哪里要念慢一点，而林彪事先连一眼也没看，念得结结巴巴。虽然林彪在“九大”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并被写进《党章》。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包括设国家主席，到九届二中全会分歧达到高潮。 ---“百问九一三（二十一）” ·舒　云·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毛泽东林彪分歧 #九大报告分歧 #林立果讲用报告 #文化大革命矛盾 #林彪经济思想

4个月前

我斗胡耀邦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４７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 《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一个自称是耀邦老战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写道：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杨沫之子老鬼忏悔录：我斗胡耀邦图：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耀邦、胡克实、王伟

#批斗胡耀邦 #红卫兵 #文革 #老鬼忏悔 #历史反思

4个月前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７月２７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 ”。“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 “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 ”，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 #北京大学 #彭小蒙 #暴力 #劳改队

4个月前

北京大学，是“文革”红卫兵发源地之一。也是“文革”的重灾区之一。 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 ”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人不是人，而是‘狗’。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 ”，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胡寿文，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 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 ”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１９２１年，死时４５岁。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８月２４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文革 #北京大学 #暴力 #迫害 #吴兴华

4个月前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你还敢说三道四? 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在谢（觉哉）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审判员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潘汉年案 #冤案 #政治迫害 #谢觉哉 #历史反思

4个月前

1.1968年7月16日，哈尔滨松花江畔，万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游泳健儿下水前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2.1968年9月5日，哈尔滨一家军队医院中的病人每天都要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李振盛摄影

#哈尔滨 #松花江 #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 #政治

4个月前

1967年1月17日，一个派系的成员迫使另一个派系的头目跪下，并批斗他们。李振盛摄影

#批斗 #1967年 #派系斗争 #李振盛 #文化大革命

4个月前

196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小两口用毛主席语录装饰新房。李振盛摄影

#毛主席语录 #新房装饰 #1966年 #阿城县 #文化大革命

4个月前

比赛杀人中共建政后，高官们为保证他们子女成龙成凤，各系统纷纷办了特殊化的子弟学校。如北京的景山小学、育英学校，是中央级的子弟学校，刘少奇的孩子就在那里上学。华北军区办的八一学校，占用了海淀一所清朝王府故址，曲水亭榭，人间仙境，文革时北京人才有幸一饱眼福。另有一所中央军委办的干部子弟学校，以纪念国庆为由，起名“十一小学”，后增办初中，更名为“十一学校”。我于1962年8月以现役军人身分调入当教师，随后转业。我按部就班教书四年后，遇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我身处动乱中心（北京）的中心（“联动”巢穴之一），经历难得。１９９５年来纽约，６４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１５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 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 “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我现在再补充这个男生当时说的两个情节：第一、他告诉我：红卫兵打人的器械除皮鞭外，还有截断的自行车链条，以及木棒。有一个老妇被红卫兵推倒前，不哭喊，不抵抗，口中缓慢地说：“你们打死我吧。”一棒子下去，她的臂骨断了，慢慢蜷曲，就象烧烤猪腿一样。这段话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只是此刻打字时手在哆嗦……。第二、他还告诉我：带来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狗崽子，也被打死。他问我，“她这么小，怎么也是资产阶级？”我这个当老师的太不称职，当时什么也答不出来。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方影竹·

#文革 #红卫兵 #比赛杀人 #人性泯灭 #校园暴力

4个月前

恐怖的八月如果说七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八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北大附中校园的八月，恐怖也令人心悸。，，，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痞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闯，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ＸＸ，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象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八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疑。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拉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ＸＸ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 ”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 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ＸＸ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象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陈　兵·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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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北大附中 #红旗打狗队 #校园暴力 #邹XX

4个月前

1966年4月苏州，来华旅行的拉夫拍摄到的拉货人

#苏州 #1966年 #拉夫 #拉货人 #旅行

4个月前

2015年第58届荷赛陈荣辉的作品《圣诞工厂》获当代热点类单张二等奖，《圣诞工厂》讲述的是2014年12月6日，19岁的中国工人蔚(音)带着口罩和圣诞帽，站在工厂里正在风干的圣诞装饰品旁边，红色的粉末正在空中飘浮。

#荷赛获奖 #圣诞工厂 #中国工人 #环境污染 #纪实摄影

4个月前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王彬彬·

#文革 #腐败 #农村 #权力 #队长

4个月前

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王彬彬·

#知青 #文革 #腐败 #民办教师 #参军

4个月前

武健华：“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住地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毛家湾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做卧室，两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做“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森。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进口的大块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六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着一只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音乐。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只。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古瓷瓶壶、玛瑙翡翠、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张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树木、房屋清楚可见。此外，还有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待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神不知鬼不觉。毛家湾的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查处理时均保持原样未动。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等工作后，我们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1977年3月，毛家湾林彪住地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注：武健华，时任8341部队政委。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林彪 #毛家湾 #九一三事件 #清查 #文物

4个月前

破四旧风潮王宇：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４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４０００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２００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５０００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结，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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