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刘少奇 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刘少奇 (1967年4月14日)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 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 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儿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标。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7.-九**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它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朱韵和
4个月前
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 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图:913坠机照片
朱韵和
4个月前
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 ?”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朱韵和
4个月前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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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 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 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大饥荒 两千多吨茅台酒背后的血与骨" 帅好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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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毛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叫来。 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不请自来了。刘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刘赶快来吧。刘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吴南生 《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这段文字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情可用"触目惊心"、" 百感交集"来形容。这不是不起眼的琐事,它充分说明毛不可一世,把自己驾凌于"群臣"之上。在他来说,已经丝毫不必考虑自己的工作作风。 陶铸息事宁人,通风报信给邓与刘,可惜陶没有销毁这张条子。我认为,如今这张条子应该放在"文革"一类博物馆中,让后来人自己来判断毛的为人。事情虽小,却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共产党内部没有民主可言,生态环境不亚于封建王朝。 请注意,事情发生在1961年3月,它在某种程度反映了毛、刘之间的不正常、不平等的关系。 ---天愚
朱韵和
4个月前
冯骥才:“拾纸救夫” 1973年,我是驻扎某部坦克师二团的一个宣传干部。一天,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 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绘我即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惭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    这位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    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决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    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绘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    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宇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疯疯癫癫。    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李老师在狱里听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那种县城的监狱一无所有,一是因为穷,二是怕犯人拿什么东西自杀。连吃饭用的碗,使完跟着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后使碗片割脖子。    有一次,他去上厕所,看见茅房地上有根麻绳,就拴在房梁上,再两手抓住房梁把身体拉上去,套住脖子,一松手想吊死。可是麻绳糟了,“啪”地断了,一个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当他定住神再瞧,出现了奇迹,有张油印的纸片就在眼前地上,上边正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简直不可思议!真比小说编的还巧,还绝,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你不信吗?这是真事呀!这纸片破烂不堪,故事断断续续,是:“……追他的人大喊起来:跑了,跑了!……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    虽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证明那故事并非是他编造的了。他拿着这纸片冲出茅房,又喊又叫:“找着文了!我的冤平了!”兴奋地一蹦一蹦,蹿得老高。看守以为他疯了,把他锁进牢房,他捧着那纸片大笑,然后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纸却没等到这一天的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还有那糊里糊涂被烧死的儿子。    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    他来找我这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子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    他见我这样干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    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绘他们看--    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征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颐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绘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思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说:“是呵,是呵……”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绘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所以我说,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朱韵和
4个月前
朱韵和
4个月前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领导暴动,拟定了由二十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 。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这时,农民们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 断头台一旦立起来,谁也无法让它停下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被捕叛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名中共高干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租界当局立即将其移交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随即派遣特科杀手将白鑫暗杀,并策画在彭湃被转移过程中将其劫走,却因枪支出现问题而失败。 在狱中,彭湃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处决。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赎其罪,但他家族的惨剧才刚刚开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枪决前一年,其结发妻蔡素屏刚生下三儿子彭洪之后两个月,在海丰县城与五岁的大儿子彭绛人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用铁丝穿过双乳,押赴形成,公开处决。彭绛人被救出狱后,被上海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九三二年,九岁的彭绛人流落街头,贫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六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湃、彭汉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结发妻)、许冰(彭湃之“革命伴侣”)、彭陆(侄、彭汉垣之子)。 更惨烈的情节还在后面。彭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杀人无数的一九二七年之后四十年,他所遗留的仇恨仍未消散。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全国内战”展开复仇行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枝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个月的围剿。一百多人被枪杀,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50]当年,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既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 彭湃九十六岁的老母也未能逃离这场风暴,她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周恩来闻讯之后,派人将彭母从监狱中接走保护起来。最惨的是彭湃的三儿子彭洪。[51]文革爆发后,彭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名造反派将彭洪从家中带走,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又被转移到海丰接受批斗。彭洪被打得遍体鳞伤,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数日之后,彭洪在批斗中惨死,被砍去头颅。 文革结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彭湃的孙女、彭洪的女儿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53]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开阔。她偏偏不愿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为名进行的大屠杀。 如今,中共将“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树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恶的种子,必生长出恶之花——只要中国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国就不可能告别彭湃式的大屠杀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余杰:彭湃:从“彭菩萨”到“彭魔王”
朱韵和
4个月前
朱韵和
4个月前
1957年4月1日,父亲(储安平)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 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父亲储安平之死” 口述:储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