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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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这是清晨，中国政府宣布戒严后的几个小时，”彼得说。摄影：彼得-特恩利，Corbis "This is early morning, hours af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ared martial law," Peter said. Photograph by Peter Turnley, Corbis

#中国 #戒严 #政府 #清晨

4个月前

历史之恶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三十年经济起飞的破坏性，于今昭然若揭，它摧毁了中国，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将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三十年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因为三十年后中共的专制，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历史 #茨威格 #人类群星闪耀时 #拜占庭陷落 #滑铁卢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17年 #世界历史

4个月前

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紫阳的军事政变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可以梳理一下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邓小平 #军事政变 #赵紫阳 #镇压学运

4个月前

赵紫阳:“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赵紫阳 #邓小平 #十四大 #江泽民 #李鹏 #中国改革开放 #六四事件

4个月前

六四，是中国人的哭墙！每到六四，中国人的心就在流血，在哭泣。尤其是那些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亲人的难属们。中国何止六四这一道哭墙，中国人有千千万万道哭墙。新冠疫情，是中国人的另一道哭墙，由于政府的邪恶与无能，千千万万人失去了生命，在亲人心里留下了无尽的悲哀；驱逐藏传佛教，关押维吾尔人，禁止蒙古人学习蒙文，建起了一道道民族的哭墙；活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们的一道哭墙，他们遭受暗无天日的迫害，最后竟然尸骨无存；文革，是中国人的又一道哭墙，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受到全面的政治迫害，上千万的冤魂在中原大地哭嚎；大饥荒，是中国人的又一道哭墙，饿殍遍野，非天灾，乃人祸，是中共一系列愚蠢且违反科学的运动所导致；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道哭墙，中共打断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脊梁，让他们在苟且中偷生。中国从此无脊梁。公私合营，剥夺和侵占有产者的财产；土改，剥夺和侵占农民的土地；镇反，生命杀戮，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这一桩桩都在中国人心中立下了无数的哭墙！哭墙的作用绝非仅仅局限于引发人们去哭泣和祈祷，哭墙的作用在于激发人们推到哭墙的冲动，就像两千年前，孟姜女哭倒长城那样，这才是中国人的传统。当然，光哭是没用的，墙是哭不倒的，要从哭泣中升华出一股力量，众志成城的力量，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推倒那把哭墙横在你面前的极权制度。六四，中国人的哭墙；六四，同时也是中国人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载体。从这里开始，踏上征程！ ---陶业 | 六四，中国人的哭墙

#六四事件 #新冠疫情 #民族问题 #法轮功 #人权 #历史悲剧

4个月前

朱牧(朱耀明)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畅谈近三小时，细诉当年参与“黄雀行动”的种种。有人说，营救行动取名为“黄雀”，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过其实另有寓意。在朱牧的教会办公室内，挂上一幅司徒华的赠画，写上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当中的“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道出了意思。“他当年送给我时，最主要讲到雀鸟被困，最终逃离罗网，所以就得飞飞，似乎跟行动名字贴近。” 八九六四后，北京政府通缉一众学生领袖及民运人士，包括时任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艺人岑建勋、商人陈达钲在内等人，展开营救行动，分成四条地下通道，接收从内地逃亡至香港的民运人士，再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国。当年是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员的朱耀明坦言，“黄雀行动”之初，即协助民运人士透过地下通道来港，他没有参与。直至当年六月底，在司徒华呼吁下才加入行动，主力协助济留在港民运人士生活，更加与港英政府及各国领事谈判，商议民运人士的去向。法国先开大门美加澳再跟随朱牧忆述，法国是最早打开大门的国家。“我跟政府谈判，了解到法国领事馆愿意接收他们，大门一开，地下通道就开通，只要救到他们来港，法国领事就可以接收他们，发出签证，隔日就可离港，快速处理。”当年的功臣包括时任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三十年后我再问他，当时你为何那么勇，可以发签证让他们走，你有没有问过上级，他回应一句令我很诧异，他说‘如果一个人尿急会找谁，要救一个人的生命，你会问谁？那应该即时救他吧。’可以想像到，法国人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 随时间过去，逃难南下的民运人士渐增，朱牧再与港英政府商讨对策，令他们由非法入境者变成合法暂居。“当时我跟副政治顾问谈判了四、五天取得协议，所有人来港我送他们到人民入境事务处，经过筛选问话，证明他们是就给予行街纸，让他们三个月居留。与此同时，我们将名单分给各领事馆，希望收容民运人士。” 当时，法国已接收近七十人，开始感到吃力。朱牧于是到美国领事馆游说，甚至委托他人到美国国务院，结果到当年十月，美国正式接收第一批民运人士，从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门都打开了，民运人士分别透过难民身分、以学生签证升学进修，或在律师楼签署身分声明离港。而朱牧亦在欧美各大城市组织团体作为接应，协助民运人士在当地生活。行动长达八年营救四百多人可以顺利离开的人们固然安乐，但不少民运人士济留在港，有人长达三、四年。朱牧称，高峰时要安排七、八间安全屋，也要为他们进行情绪辅导。“有些未走到的人会不开心，问自己为何不可，又试过深夜接到他们来电，说大厦门外有公安，其实那些是屋苑的保安，何来会有公安呢？所以要找辅导员协助。” “黄雀行动”由八九六四后直至九七回归前，营救了四百多人。香港回归前一年，仍然有数十人济留，形势之急，使得港英政府透过外交力量出手。“港英政府九七年五月回信给我，表明要走的人要在七月前走，愿意走都可安排离开，最后数十人去了荷兰、北欧。当然有部分人懂广东话，觉得香港适合自己就留下来，如今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了。” 参与营救行动者沦为流亡分子 “没有港英政府、没有法国，黄雀行动不会做到。”这句话，朱牧多番强调。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送走民运人士，自己也身陷险境。“当年中英联合小组讨论时，都有提出疑问，内地来港的民运人士有没有居留权，同一时间又有人问刘兆佳（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等人，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又如何，就说那他们要自己想想吧，他们应该离开。” 朱牧坦言即使当时有国家给他护照，他都无意离港。但在九六年底，政治顾问都认为他离开比较安全，朱牧才向教会申请休假一年，确保所有民运人士可以离港，才于九七年六月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研究人权及宗教自由。离乡赴美深造，与家人暂别，并不是朱牧所想，更令他有流亡的感觉，情绪低落，靠每天到教会祷告作心灵治疗，“其实要面对文化冲击是很难适应，好像我当时日日吃pizza、饮咖啡很难过，所以也试过发泄，走到唐人街吃了整条白鳝。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不会批评民运人士，我们营救他们，从没要求他们做伟大的事，只要他们开心、有工作就可。” 出走欧美寻访三十年前的无名英雄三十年来，朱牧不忘一众故人。十年前，他发起“回家运动”，希望北京当局准许民运人士回乡、探望家人。十年过去，部分民运人士年事已高，安顿好在国外生活，回家的冲动，再没那么强烈。而当时占中案在身的朱牧怕被判监，未必见证到六四三十周年烛光晚会，于是过去两年走访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法国多个城市，探访二十多名当年营救的民运人士，摄录成纪录片。“我年纪大了，还有多少个三十年？我希望再见一些我挂心的人，到他们家中吃饭，了解他们家中生活情况，所以完全是友情访问。” 无数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多年间不曾在文字或萤幕出现，但原来寂寂无名的英雄，一直隐藏在这四百多名“黄雀”之中。“今次我指定要探一个人，大家都以为当年柴玲是自己走下来，其实是有一个人陪她，我们多年来都把他叫作阿洪。”朱牧透露，这位阿洪并不是民运人士，只是在广东的一个接应人，用船接载柴玲和封从德偷渡，去到香港后因为怕二人被认出，于是陪他们上岸直至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成为流亡的一分子。“他不是在镁光灯下，没有人会记得他。他头半日子在法国很痛苦，他要读法文，很不容易，幸好遇到一些很好的法国人，有一个老人家带他到农场帮忙，后来有个香港教书十七年的修女帮他，所以是他的教母，教他法文、帮他生活，如今他已安顿、有家庭有工作，很开心。” ---六四30周年：港人热心营救黄雀飞向自由子隽《德国之声》图:朱耀明

#黄雀行动 #朱耀明 #政治庇护

4个月前

方励之：“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在国外，也可能辨别中国派出的特殊任务者。早在1981年夏，我在巴基斯坦Nathiagali国家暑期物理学校（现称暑期物理学院）讲几次天体物理。来了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其作风不太像职业记者。北京的许多人知道，光明日报的外派记者中，掺有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Nathiagali是吸引情报人员的地方，因为它是巴基斯坦核设施所在地。本拉登被美军突袭击毙的地点 Abbottabad，距Nathiagali 约20英里。有一次在休息时间，我冷不防突袭光明日报记者：“你是总参二部的吧？”。该人竟一时愣住，不自觉地点了头。我临走时，该“记者”还托我给他家带回去一点外国货。总参二部有一个家属区在颐和园北，距北大不远。 1988年8月8 – 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图1）。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8月29日，我们飞新加坡，去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WSPC）谈出版事宜，同WSPC的老板潘国驹教授喝了一次功夫茶，没有非业务活动。在新加坡，没有“诽谤”案的消息。有记者透露，新加坡当局告诉他们，方励之在新加坡期间，不得报导方的消息，只有等方离境后才可见报。果然，在我们离新加坡去香港的飞机上，才看到新加坡报纸的报导。在香港，我还恭维了几句新加坡，说“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众男女记者听后，哄然大笑，不以为然。不难理解，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香港记者还没有体尝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 9月1日到香港，主要活动是应“黄林秀LW人基金毖耄谥形拇笱Ы惭гL一个月，但我们只停留了一周，9月8日就离境了。在一个欢迎会上，我曾说，物理学家（如牛顿，麦克斯韦等）常常是从错误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正确的结果（动力学方程），而政治家们常常是从正确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错误的结果。又令一些人不高兴。在香港，我们多次被记者围住（图2）。没有记者提到“诽谤案”，可见，消息还没有传到香港。“诽谤案”真的是谣言？香港新华社“记者”的行为证明，不是谣言。9月8日晚，在香港等喷射船去澳门。在开船前数分钟，突然有两个自称香港新华社“记者”要求采访。手里拿着录音机。劈头就问：你在澳洲是不是讲过“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帐号，有存款”？我答：“有啊”。采访立即结束，转身就走，也没有说一声谢谢。显然不是“记者”采访，而是取证。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9月25日，夏伟（Orville Schell）和刘白方夫妇，以及林培瑞（Perry Link），邀请李和我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吃晚饭。我们不认识章，不知为何要请我们去吃饭。我对史家胡同倒很熟悉，因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那一带住。那一带是北京的大宅门的密度最高的地段，红的，黑的，新的，旧的，破败的，都有，章家的大宅门是红的，不算很新，但还可以。门面的大小新旧，标志等级地位。按我同学的说法，他知道“每个大宅门里住着什麽蛐蛐儿（蟋蟀）”。蛐蛐儿在北京可是金贵物，也分三六九等级。吃的什麽蛐蛐儿饭，忘了。请我们去的原因，是章含之向我们证实，诽谤案要正式检控了，已通知外交部了。外交部发言人在准备应对外国记者的提问。外交部知道的事，国外媒体也就知道了，这就到了本文一开始引用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随后，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方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非常兴奋。方励之和邓小平要对簿公堂了。这是中国没见过的事件。“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的言论在中国要被起诉，而且是由“中央军委主席下令”。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美国马利兰大学国际法教授丘宏达（他的哥哥丘宏义，是我同行，在美国宇航局[NASA] 工作，认识多年）当时曾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作过分析： “中共对诽谤罪的规则列在刑法一百四十五条上，条文是：「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包括大字报或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力。」前款犯罪，告诉乃论，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者除外。 “由方励之的状况判断，中共当局可能会以公诉方式，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将他起诉。一旦被正式提起公诉，按过去案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被判刑。至于会不会公开审判，中共规定比较弹性。在诽谤罪审判上如果认为对当事人名誉有严重伤害时，可以不公开审判。但是方励之案中，不能适用这种规定。中共会不会引用对国家名誉有重大损害的理由，而不公开审判，就不知道了。 “方励之是在国外发言，即使罪名成立，本刑在三年以下，按中共刑法规定公民在国外犯罪，本刑在三年以上才追诉。所以中共当局势必援引另外一条规定：「公民的犯罪行为或结果，其中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可以算在域内犯罪。 “这个案子若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共是首次创例，一定有特别用意和效果，值得注意。”[2]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为什N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麽就烫到活人了？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N只k方励之的海外？”（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图1:1988年 8月15日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等漫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一语，即源于此漫谈中。图2:1988年9月1日，李和我在香港被记者围住。谈到，相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的非新华社记者们还不知道“诽谤案”。

#方励之 #诽谤案 #邓小平 #资产阶级自由化 #学术活动 #国内外监视

4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军事博物馆前。(六四档案图)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1989年事件 #政治运动

4个月前

一名男子骑着自行车经过镇压行动结束后部署在街道上的士兵。刘香成摄影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军队部署 #镇压行动 #新闻摄影

4个月前

坦克从长安街驶向北京天安门广场。 Tanks roll down Chang An Boulevarde, en route to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ABC News)

#长安街 #天安门广场 #坦克 #北京 #历史事件 #政治 #军事

4个月前

1989年6月6日，天安门广场部署坦克和戒严部队。（美联社）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戒严部队 #坦克部署

4个月前

摄影：Peter Turnley，Corbis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当天，学生们试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北京，一名示威者在军用卡车的引擎盖上大声朗读。Turnley说：“在此之前，人们对军队一直怀有一种感激和亲近感。我相信，学生们非常强烈地认为人民军队会站在他们一边”。 Photograph by Peter Turnley, Corbis A demonstrator reads aloud from the hood of a military truck as students tried to stop the Chinese military from entering Beijing the day that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on May 20. "Up until that point the people had an appreciation and sense of closeness with the military," says Turnley. "I believe that the students very strongly felt that the People's Army would take side with their cause."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戒严 #北京示威 #人民军队 #军用卡车

4个月前

杨尚昆的角色杨尚昆是一个"监国"，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杨尚昆 #监国 #军队控制 #港澳台事务 #中央警卫局 #邓小平 #政治代言

4个月前

他（苏晓康）告诉我：1990年，他在西雅图开会，遭遇《文艺报》一名记者，自称是戒严部队领导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严部队的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交他在台出版，还向他透露，杨尚昆答应支持邓的戒严决定，是有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第一，让他的弟弟杨白冰主持；第二，戒严部队从各军调人；第三，外围布置导弹部队。具体是不是这样，晓康让我自己去查。，，，，，，我相信晓康转述的事情大体真实。因为第一，举荐杨白冰，与军内传言杨尚昆“举贤不避亲”的故事相符。第二，从各军调人，与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既便于互相牵制，也能防止各军在下面搞“小动作”（这一招是跟宋太祖赵匡胤学来的，原因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出身，担心别人也跟他学）。第三，调导弹部队布置在最外围，也是自忖权威不够，对各军必然采取的防范措施。一句话，这些都符合杨家兄弟的处境，以及在那样的处境下必然产生的不安全心理。 ---陈小雅: 赵紫阳与杨尚昆的“默契”

#苏晓康 #1990年 #西雅图会议 #戒严部队 #《西山日落时》 #杨尚昆 #邓小平 #杨白冰 #导弹部队

4个月前

5月13日——邓赵杨三人碰面关于这次碰面，主要是邓赵两人在谈，杨只是陪衬。关于谈话内容，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相关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小括号+斜体的形式标注。赵紫阳：「小平同志，我先向您汇报一下学潮和动乱以来我的一些思想。四月中旬以来，学潮愈闹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邓小平：「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显，是极少数人挑动了大多数人。把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激发起来了。」赵紫阳：「所以，我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邓小平：「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要力争有个稳定的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怎么发展？」杨尚昆：「戈尔巴乔夫后天就来了。听说学生今天要宣布绝食，这是有意想把事情闹大，造成重大国际影响。」邓小平：「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徵。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杨尚昆：「这次学潮尚未完全平息，又听说要搞绝食。我很担心这次重大的国事活动受到干扰。国家之间领导人的互访是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每项日程都事先经双方协商做好安排。为确保访问按照计划顺利进行，要求学生和北京市民加以配合，这是稍有爱国心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不知这次欢迎仪式能否顺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欢迎戈尔巴乔夫是最基本的礼仪，事关国家荣誉，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相信这个大道理，这帮青年学生应该是懂得的。北京市和教委已经向各大院校学生讲了这个道理。」邓小平说：「学生情绪一旦偏激，可顾不了这么多。」杨尚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赵紫阳：「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邓小平：「我说过，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更有极少数竭力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些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小撮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是有很大工作难度。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单纯的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编程随想注：邓再次说明了学潮是“敌我矛盾”）赵紫阳：「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为了把工作做在前头，政治局成员已分头与社会各界群众展开对话。今天上午，李鹏去首钢，下午我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胡启立他们这几天正与新闻界进行对话，还有...」邓小平打断：「现在社会各界心态怎样？」赵紫阳：「这次学潮波及面虽广，但只在全国一些有高校的城市。农村不受影响，农民是稳定的。城市工人是稳定的，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发发牢骚，同情这次学潮，但照常上班，没有罢工、游行和串联的事情发生。」杨尚昆插话：「部队官兵的思想是统一的，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思想不会有大的影响。」邓小平：「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过去。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很少，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失误。这些天我总在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同时，党也必须解决民主的问题，解决党和国家机关滋生的腐败现象的问题。」（编程随想注：俺在博客上多次提到，老邓的政治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您一直强调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些“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编程随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民主”和“政改”，赵跟邓的观点有差异。）杨尚昆：「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划开来。我们决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赵紫阳：「高举民主和法制的旗帜深得民心，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记得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就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体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当前这一时机，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杨尚昆：「要下大力气坚决克服、消除腐败现象。现在老百姓一提起腐败，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天天有腐败分子被揭露。」赵紫阳：「消除腐败现象的确已成为当今的头等大事，老百姓的眼睛都盯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动真格的。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首先从政治局做起，我已建议政治局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万里还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廉政委员会。」邓小平：「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大概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不能迟。这次事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激动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编程随想注：在最后，矮凳再次强调了“果断”，其实就是在暗示赵处理学潮太过犹豫，不够强硬。）通过13日的三人碰面，俺个人认为，邓已经表达出对赵处理学潮的不满。　　此时，赵紫阳已经逐渐被逼入死角，缺乏政治上回旋的余地。为啥这么说捏？一方面，邓希望学潮【快速】平息；另一方面，学生开始发起“绝食抗议”以扩大声势。　　非常不巧的是，苏联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很快（15日）就要访华。如果没有这次外事活动，赵紫阳的回旋余地可能还大一些。有了这次外事活动，就如同“化学催化剂”——学生方面希望利用戈氏访华，升级抗议的规模，扩大学运的影响；而老邓因为戈氏访华之际，学潮还未平息，让他在国际上丢脸（矮凳其实是很注重面子的，本系列开头几篇有提及他的性格）。如此一搞，让恼羞成怒的邓，下了动武的决心。　　赵的官场经验还是很丰富滴（本系列的第8篇、第22篇有介绍过），他显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困境。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邓赵杨碰面 #赵紫阳讲话 #学潮 #天安门文件

4个月前

5月11日——邓杨二人碰面关于这次碰面，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小括号+斜体的形式标注。杨尚昆：「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回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现在，全国一些大学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生自治组织，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叫高自联的组织，公开来策划这次学潮。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次学潮，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邓小平：「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上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杨尚昆：「这次学潮之所以闹大，还持续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人民渴望反腐败的心理。」邓小平：「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编程随想注：从矮凳这段话来看，他对学运的定性，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而不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情况下，别人很难让矮凳改变“动乱”的定性。）杨尚昆：「对于这次学潮的处理，常委已经开过多次会议。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下解决学潮问题，政治局已建议六月份的人大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这次学生提出的，人民群众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编程随想注：杨尚昆是官场老手——他发现老邓已经把学潮上升到“敌我矛盾”，也就不再企图说服老邓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所以之后的谈话，杨主要是陈述事实，再没有提“改变定性”的话题。）邓小平：「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杨尚昆：「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一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只从正面讲“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调子不一样，四二六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幕后策划，而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王震同志对我说，“赵紫阳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我认为紫阳讲话对缓解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歇。」（编程随想注：杨的这段话，还算中立，没有偏向赵紫阳。）邓小平：「读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同志就打电话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同志也捎话来，要我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讲话有说服力，能打动人。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杨尚昆：「前几天，赵紫阳就跟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要我把他的想法向您报告一下。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邓小平：「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杨尚昆：「他的这些看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邓小平：「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编程随想注：邓说这句话，表面上是夸奖姚，实际上是在隐晦表达他对赵紫阳处理学潮（怀柔政策）的不满）杨尚昆：「戈尔巴乔夫过几天就来了。为了确保这次会晤的圆满，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很详尽的接待方案，常委们都已传阅。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您的最高级别会晤，我已特别叮嘱吴学谦一定要外交部精心安排，不能有疏忽。」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杨尚昆：「天安门是我们的脸面，我们尤其不能在戈尔巴乔夫来华这几天把天安门搞得乌烟瘴气。我会再向他们，赵紫阳、李鹏强调的。」邓小平：「你怎么看京、津、沪三地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杨尚昆：「处理这次学潮，态度最坚决的是北京，李锡铭、陈希同几乎整天把两眼都盯在学潮上，生怕北京出现大的乱子，担当不起。陈希同就感叹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首都市长的难当。”我看最近他们是高度的神经紧张，也难怪他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过于严重。」邓小平：「要做到处乱不惊并不是容易的。」杨尚昆：「天津的局面控制得最好。李瑞环的态度很明确，你要对话可以，但你得遵守法律；你要游行不阻止，但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李瑞环强调一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实事求是。所以，天津总的社会秩序较好。我认为李瑞环蛮有思想。」邓小平：「李瑞环他懂哲学，能辩证地看问题。」杨尚昆：「上海的旗帜最鲜明。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很乾脆，我看了上海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报告，市委没有分歧意见。但这个事件的确在国内外，特别是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压力不轻。我个人认为，上海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可以更策略一些。」邓小平：「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象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党性强，有大局观”。他完全支持江泽民的做法。」杨尚昆：「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记得上次学潮（编程随想注：指的是“八六学潮”），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并演讲，还用英文背诵马克思著作。当时，先念就指示中直机关党委，组织中央各单位收看江泽民与学生对话的录像。我印象很深。」邓小平：「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编程随想注：问及军队，俺猜测邓有可能开始考虑动用军队戒严）杨尚昆：「学潮发生以来，总政治部已经连续发出四个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介入地方政府处理学潮的事务。对于涉及严重影响地方社会安定的打砸抢事件，地方政府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的，必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现在，军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一些军区还开展了官兵对话活动，针对性很强，有效果。七大军区和三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不团结现象。」最后邓小平说：「赵紫阳、你、我，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邓杨碰面 #天安门文件 #学生运动 #学潮 #高自联

4个月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小括号+斜体的形式标注。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杨尚昆：「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赵紫阳：「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杨尚昆：「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赵紫阳：「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杨尚昆：「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赵紫阳：「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杨尚昆：「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赵紫阳：「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杨尚昆：「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赵紫阳：「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杨尚昆：「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赵紫阳 #杨尚昆 #天安门事件 #学生运动 #政治对话

4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续）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东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反右。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 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胁。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关于信仰和理想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要相信共产主义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者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沾光。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讲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验。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还留在党内当年有的人恨不能开除我的党籍，或者让我退党。党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留在党内，对党内的改革势力更有利，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利。留在党内，按现在对党员的说法，我还是先进分子，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可又把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看管起来，可笑，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我留在党内有积极作用。我要是不在党内，我今天还能出来做所谓的考察吗？你们还敢来见我吗？关于经济前景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确实不容易。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像一个被压到极限的大弹簧，只要压制它的力量放松一点，它就快速反弹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几十年，官僚体制庞大，还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整体经济严重畸形，积重难返。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每个层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个层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显提高。这在中国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为中国除了人力，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钱，但人均并不多。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不久就会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缺乏高端产业，两极分化，劳资纠纷问题。再有就是对这个大弹簧压制不大了，内在弹力减弱，中国经济不是放手问题了，而是引导问题了，那时就是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趋势，但在中国像腐败这种阻碍发展的因素何时能铲除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没希望的。不要以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会消亡，清政府腐败了大半个世纪才灭亡，有的朝代能腐败一两百年。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虽然民众呼吁政改，但是还不具备条件。上层没有领军人物，这个政体是不允许锐意改革人物升上来的，希望将来阴差阳错，偶然有这样人物出现。另外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提高。打个比方，不管官场多腐败，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每年还能增长1%，这就比没有强，而且大家还抱着增长2% 的希望。因此，对上层来说还有拖延政改的时间，少数人还有继续敛财的可能，还可利用子女，秘书，司机发财，有时间向国外转移财产，移民。因为现行体制为此留有大量空间和模糊地带。总的来说，腐败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对腐败治理不力，必是与上层利益相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改有明确想法，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改还不太清楚。中央从来不许百姓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说不清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么样，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谁要是再要求，对不起，进监狱。无情的镇压总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爷出现。国内的电视历史剧宣传的也是这个，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我们的政权一方面非常强大，几千万党员，百万军队，武警，警察，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等，从各方面维护着这个政权，大量的政工人员，政治教师从儿童开始，向人民灌输维护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切实实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担心政权顷刻瓦解。从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见，建政五十年了还怕，何时是个头？搞到现在，领导人一听国际歌就紧张，不让提当年国民党贪污腐败，甚至连说晚清的腐败都是忌讳，因为老百姓会说，跟共产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949年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将国民党政权推翻，因为它不给人们自由民主，轮到自己了，只说不做，五十年不变，弄到现在，连说都支支吾吾了。（完）

#赵紫阳 #六四事件 #中国共产党

4个月前

1989年6月6日，从天安门出发的中国士兵指着一名正在拍照的美联社记者。美联社记者在拍照，这违反了 5 月 20 日宣布的戒严条例。记者在北京国际饭店附近逃脱。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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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 #戒严条例 #拍照事件 #美联社记者 #中国士兵

4个月前

1989年6月7日，中国军队在街上巡逻。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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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资料图片--1989 年 6 月 7 日，中国军队的卡车在北京长安街上短暂停留，并保持高度警惕。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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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中国军队 #北京 #美联社 #长安街

4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北京居民正在围观一辆被装甲运兵车撞毁的公共汽车。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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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200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入口处，一名警察（在帘子后）正在检查护照。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军事镇压20周年纪念日，当局已将该地区的安保级别提升至最高，并禁止西方记者进入。 EPA/OLIVER WEI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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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广场 #周年纪念 #安全警戒 #西方记者

4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六四问题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 怎样看邓小平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John Giannini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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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民间的追悼会 ◇官方和学生谈判几万名学生在前一天夜里就坐在广场上，就是为了等第二天的追悼会，并给老胡的遗体送行。等到北京公安局发现大量学生在夜里涌入广场，已经来不及阻止。到了第二天天亮，虽然有大批正规部队在广场和大会堂周边警戒，但以当时的兵力（约1千人左右），不可能在广场上实施清场。　　这种情况下，官方只好跟学生谈判。官方要求学生在大会堂门口，让出一条30米宽的通道，以方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作为交换，官方在广场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学生代表同意了这些条件。谈判完之后，几万学生在几分钟内，就整齐地平移30米，空出了通道。　　党国方面，比较担心“新华门事件”重演。所以在学生空出通道之后，马上调大批军人在大会堂门口布置了多重警戒线。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学生冲击大会堂。为了避免引起学生的敌对情绪，这些军人都没带武器。 ◇学生静听追悼会转播上午10点，追悼会准时开始。广场上的学生都安静地听着高音喇叭的实况直播。 ◇学生代表下跪请愿当追悼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大会堂外的学生再次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但是李鹏犹如癞蛤蟆吃秤砣——铁了心，就是不出来见面。　　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对李鹏的态度十分愤怒，主张冲进大会堂；但另一个学生领袖张伯笠不同意。他俩的对话如下（摘自张伯笠的回忆录——《逃亡者》）：张伯笠：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的追悼大会。吾尔开希：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心甘情愿？张伯笠：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吾尔开希：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张伯笠：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然后，郭海峰自告奋勇，拿着请愿书去大会堂门口下跪（4月18日的第一次请愿，也是郭海峰去的）。另两个学生领袖周勇军、张志勇也跟着一起去。三个人就跪在大会堂正门的国徽之下。双手高举请愿书。当时的广场上，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学生和市民，都被震惊了。　　三个人跪了超过45分钟，没有任何朝廷的官员出来见个面，表个态。看了上面这几张照片，不知列位看官有何感想？为什么一个号称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执政党，却不敢（或不愿）出来跟学生代表见个面。　　再说了，学生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 (吴仁华：彻夜守候在广场的数万学生又冷又饿，但秩序井然。清晨，学生与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交涉，要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灵车绕广场一周等要求，均不获同意。官方只同意让学生停留广场听追悼会广播。上午10时，当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 12时50分，北大学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久久无人搭理。数万学生及围观民众深表同情，不时发出呼喊声。大批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在大会堂台阶下组成防线，广场挤满了人。许多人说，“这些学生真可怜”，“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当官的怕学生怕成这样”。人群开始起哄警戒线上的武警，部分学生和民众缓慢前移，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发生摩擦。双方推搡持续了15分钟左右。学生跪递请愿书、以及传言李鹏会出面见学生但始终未出现，让许多学生激动愤怒，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用手提话筒猛砸自己头部，血流满面。) ★俺的点评最后来说说俺的几点看法。 ◇学生的期望过高关于那天的追悼会，学生们抱有过高的期望。不少人以为：官方的悼词会为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进行平反。　　实际上捏，在当时的朝廷中，邓太上皇握有实权，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当时的权力格局，请看“本系列第1篇”的介绍）。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是老邓反复强调滴。所以，只要太上皇不死，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不可能平反。 ◇改革派应对失策下跪请愿发生后，很多人都指责李鹏是缩头乌龟。但是捏，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发现：小李不出面，实在是情理之中。这个家伙作为保守派，巴不得学生跟政府的矛盾激化。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演86学潮那一幕——借学潮扳倒总书记。那他这个总理就有望更上一层楼。　　列位看官反而该想想：为啥没有改革派的官员（包括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俺觉得有两个原因： 1. 改革派很可能低估了学生的情绪——他们以为追悼会结束后，学生的悼念活动也会跟着消停。 2. 改革派如果出来安抚学生，会被保守派官员抓住把柄，说他们对学生太温和太软弱（“八六学潮”的时候，胡总书记就被保守派指责：对学生太软弱）。 ---编程随想:4月22日，胡耀邦的两场追悼会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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