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民国小学作文:《选举 》 我十四岁的那一年,小学快要毕业,《公民》教师宋仰宪先生说:“我们中华民国要举行全国大选了。”宋先生还说:“中华民国建国,需要有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现在马上要进行大选,说明训政时期快要结束,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从此以后要有国民选出 来的总统来治理国家了。” 但老百姓是不能直接选举总统的,只能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再有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余姚县只能选一个代表,却有两个候选人。第一个是倪永强,这个人在家乡小镇周巷,几乎是家喻户晓,主要是他抗战胜利之后,担任过三、四个月的余姚县长,卸任以后就一直担任县党部的书记长。挑战书记长的是一个女人,名叫吕晓棠,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留学时要好的同学。 我们小学生年纪小,没有选举权,但每个大人都有一张选票。我老爸是倪永强的启蒙老师,所以把家里人的选票都给了这个学生。其实极大多数周巷人都选倪永强,因为本地人总是帮本地人的么! 吕晓棠是四门人,所以四门人多数都选她。至于周巷和四门以外的乡镇,因为倪永强当过余姚县长,知名度要比这位性吕的女同胞大得多(过去县长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县党部书记长),结果是倪永强取得了胜利。 我们余姚县的选举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端。可是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的选举非常不平静,有许多光怪陆离的舞弊行为发生。有一则新闻记忆犹新:新闻的标题是《阳顺面买选票!》说是有一位候选人用阳春面拉票:凡是选举他的人,都可以吃一碗阳春面作为谢礼。大概是当时的贫困人群很多,平日吃不饱饭,一张选票能换一碗阳春面,也是好事一桩。反正选谁都一样,换一碗阳顺面吃吃,何乐而不为呢? 代表产生以后,接下来就要选举总统,这一下可真的热闹了。 大概是37年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投票选举。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只有269票,当然是蒋介石当选。总统选举非常顺利,可是当选举副总统时,却是风波迭起。 竞选副总统的有六个候选人,他们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后面几个人,可能记忆有误)。 李宗仁指挥过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早在抗战初年就名声大震。1948年选举的时候,好像余威尚在。人们在感激他打击侵略者的同时,当然要投他的票。可是孙科也不简单,虽然他的业绩平平,可他是孙中山的儿子,人们还要看在他老爸的颜面上,也应该给投他的票。 由于两人差不多势均力敌,就使得这一场选举,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人的助选班子,都在报纸上大喊大叫,除了大力显扬主人的丰功伟绩,还要拼命攻击对方的错误缺点。孙科方攻击李宗仁的战绩含有水分,李方抓住孙科有个名叫蓝妮的包二奶,大做文章。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代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400多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200余票。李宗仁的票数虽然雄居榜首,但没有超过半数。 二十四日淘汰了得票少的后面三位,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 二十八日,进行第三轮投票。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 二十九日进行第四轮投票,这是最后一次决战,淘汰了程潜,只有两个人角逐,从理论来说,这次得票多的人,肯定要超过半数。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取得最后胜利。 于是蒋和李就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一届民选的总统和副总统。 ---《民国小学的背影》
朱韵和
4个月前
从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里可见灾后瘟疫之严重 学者钱钢在调查七五八河南溃坝事件时,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实的悲惨景况。其中关于灾后疫情的部分尤其 触目惊心。现转引如下: 8月13日——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小时2厘米,全区200万人在水中。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土、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四五天没吃东西了。平舆:还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月 14日——全地区尚有1l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1天1斤红薯干。 8月15日——全地区尚有15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 8月16日——全地区近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2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子,3个孩子光身,3个只有裤头。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2000人,发病17000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 8月18日——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它2.7万。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平舆:截止昨天,已病死113人。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0日——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上蔡:73人病死。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公社党委书记问县委:几万人生命危险,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见水中漂的烂南瓜,乱抢食,37人中毒。…… 新蔡县卫生局1982年编纂的《河南省新蔡县卫生志》如此记载当日的疫情:“一九七五年八月,洪汝河流域连降特大暴雨,新蔡县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致使全县二十个公社中有十八个受重灾,房屋倒塌,庄田淹没。由于洪水停留时间较长,水井被淹浸,饮用水源污染严重,蚊蝇密度大,致使几种传染病发生流行。全县从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一个月内,据疫情报告,累计发生疫病六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人次,发病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其中传染病二十五万六千零六十八人次,占总发病人次数的百分之四十点四二。” ---“中国当代最惨溃坝事故,当年媒体无只字报道” 谌旭彬
朱韵和
4个月前
水库溃坝前,下游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抗涝,如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的群众正在被组织转往附近的几个高地。 但这些“高地”在溃坝形成的数米高的大浪面前显然毫无意义。该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富堂如此回忆自己的死里逃生: “8月8日零点,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巨响,仔细一听不像打雷,谁也说不清会发生 什么事,只觉得整个大地在微微颤抖,人们一口气还没松过来,洪水已经逼到胸前,洪峰铺天盖地翻滚而来,成排的房子扑通扑通倒入水中,被巨浪吞没,一丈多高的大粪堆被打散,大小树木被齐刷刷地推倒。房顶上的人,筏上的人,树上的人,所有的人都被无情的恶浪所吞没。夜深深,水茫茫,除了一起一伏的呼救声夹杂着风浪冲击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一个恶浪打来,房上的人一齐被卷进水中,我喝了一口水,又浮了上来,慌乱中抓住了一领箔,刚骑上去,身子碰住一个人,我赶忙抓住他的手拉到箔上。原来是赵庄治保主任赵保全。我们骑在箔上半浮半沉,腾云驾雾似地向东冲去,一切听天由命了。出村不久,我又抓住了一棵小树,赶紧把箔让给他。我紧抓小树,凭借小树微弱的浮力随波逐流,冲到阳丰公社东南角先庄,被一棵大柳树给挡住了。洪水中我还救出了在水中呼喊救命的文城公社的妇联主任王大妮。 天亮后,我才发现自己满身伤痕。举目四望,一片汪洋大海,看不到一个村庄或一所房屋,只见水面上漂着很多死牛、死马和人的尸体,浑身光光,从我们身边漂过。我的心碎了,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哭,已经哭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声来了。…… 上午10点钟左右,水慢慢地下去了。没等水退完,我就淌着没膝的水,踏着淤泥,往家里摸。路上见不到村庄和树木,满目一片白茫茫,只看到水坑里,田梗边。桥洞中随处可见死尸横七竖八,惨不忍睹。…… 第三天上午,我强打精神,拄着木棍,一步三摇地摸到了一片废墟的‘家’。全大队2000多间房屋连房基一起被冲走了,大部分耕地被冲毁,地皮也被刮走一层,10万株大小树木,连根拔起被卷走,全大队仅幸存了一株老槐树。50多部动力机械和所有农具被一扫而光,东方红拖拉机被大水从大队院内冲出160多米,翻到深沟中,碾盘、石磙、水泥结构的渠闸被推出500米之外,其中一个石磙后来在东边2公里多地的东营大队林场里才找到。我们大队原有375户人家,1976口人,这次被洪水淹死了929口人。23户人家全家遇难,17个孩子变成了孤儿,156人失去了妻子或丈夫。” ---“中国当代最惨溃坝事故,当年媒体无只字报道” 谌旭彬
朱韵和
4个月前
“补课”,又与毛泽东指示的“(向党)交心”运动穿插在了一起。1958年3月,他发出指示:(民主党派誓师)可以搞,(向党)交心可以……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于是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誓师大会,“向党交心”。 3月16日,万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 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队伍向东走,人们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民主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 “向党交心”是交待自己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不是鸣放,不是批评共产党。但与鸣放时一样,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都得把心“交出来”。老老实实向党交了心的,许多人成了“反右补课”祭台的牺牲。 例如,辽宁省财贸部门有位共产党员张成仁,在“向党交心”的会上发言道:“我们家乡有些人到上级去‘报捷’,说是一个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实际是几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这不是虚报、瞎扯吗?”这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他被开除党籍,劳改去了。 ---《阳谋》 丁抒
朱韵和
4个月前
朱韵和
4个月前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 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 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朱韵和
4个月前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中,有担任地区以上革委会领导的军队干部8人,县以上地方干部8人,其余42人除个别厂矿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所谓知识分子代表(1名技术员、1名县医院医生)外,全部来自工矿、农村,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 才入党的新党员。而上海代表团一位“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极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却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朱韵和
4个月前
六岁儿童写“反标”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不太象大多数人那样一回忆起来是那样的滋滋有味,充满温馨。说实话,如果不是他去世这两年多我突然醒悟了许多事,明白了许多道理,我是很难理解他去世前因为想再见我一面而久久不愿撒手人寰所蕴含的那个最简单的道理:他是爱他儿子的,就象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 !如 果没有我六岁那年给家里惹的麻烦,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应该还象这之前那样亲密无间的发展下去,结果我莫名其妙的在校园林荫道上留下了的一首“反标”,让因为我祖父的历史问题而刚从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出来的父亲又背上了现行反革命教唆犯的嫌疑。自此我和我父亲之间就很难回忆到那种甜蜜的父子亲情来了。 应该是在六九年初吧,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不久,也就学了几句话:第一课 毛 主席万岁,第二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第三课 打倒刘少奇…。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就有那么一点反动血统,有一天清晨去上学的路上,莫名其妙地在自 贡二中校园林荫道上写下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唯一完整的应该只有一句:打倒主 席。没想到中午回家路过原地时被同行的仅比我大两岁的邻居李小红认出是反标, 并拉着我一起去报了校工宣队,当然我因为害怕当时并没有交代是我的杰作。更没 想到的是,这一句应该不算反标的“反标”--因为刘少奇其实也是主席,后来居 然成了当时自贡市的现行反革命大案,限期侦破。也就是说,三天后,我这个六岁 的小反革命不用行刑逼供就被公安机关揪了出来。那时的中国,政治挂帅,岁数不 能成为开脱的理由,加上人人都想立功受奖,何况这并非无中生有的机会,于是我未能逃过此劫,并从此做为反面教材一年又一年地成为学校和社会进行革命教育的对象。 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尤其是当你觉得在这个短暂的生命中又缺少那种父子亲情时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过于悲凉。说实话,我现在一点也不责怪那次反标事件后父亲对我做了什么,其实在那时的中国,父亲为此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我们那个岁 数的人的想象。但是,自次后我至今不能追忆到父亲的慈祥,父亲的疼爱,父亲的 呵护等等美好的往事,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中最大最大的遗憾! ---晓雪:不该忘却的回忆――写在父亲70诞辰之际的话
朱韵和
4个月前
(驻马店垮坝)如此巨大的灾难,当年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半个字的报道。多年之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幕: “慰问团长、,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 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 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我对此不理解, 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 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 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人实际,做些调查研。’…… 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 (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载《炎黄春秋》)
朱韵和
4个月前
(驻马店垮坝)我们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走着,没有一棵树可以遮荫, 也没有一棵草,它们全被洪水带走了。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 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那样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 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有人握着一块木板,有人抱着一捆麦秸, 年轻的母亲把婴儿死死搂在胸前,面容狰狞可怖——同样是死,她们的挣扎和痛苦是别人的几倍,大水到来,所有的手争抢着去抓救生物的时候,她们的手只知道牢 牢抱紧自己的婴儿,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两条生命的同时毁灭。 我恐惧地想起了几天前我的祈祷。常常会看到被狗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无头尸体,走出去几百米之后看到了他的头。隔百千米就能闻到腐尸的恶臭,毫无疑问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气味,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防毒面具。 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 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 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 ---项小米,《记忆洪荒》
朱韵和
4个月前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 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朱韵和
4个月前
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毛泽东点头后,林彪又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 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地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吴法宪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在我们的军队里,你说人和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别人强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当然要感谢林彪了。我是对林彪说过许多效忠的话,这个我始终都承认。 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离审查以后,李德生代表专案组来审问我的时候,我也这样表示:[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解释的,我承认我对林彪效忠过,我感谢过林彪。只要不给我定我参与了谋杀毛主席的活动,你们说我什么我都承认,因为我的确对林彪崇拜得很,你们就是说我是林彪的一条狗我也承认。我从参军就在林彪的指挥下打仗,几十年来他是我的首长,不听他的话没有道理嘛。] ” 说到这里,他冲我笑了笑,眼睛挤成一条缝,说:“我说了这话又有点后悔,和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减轻我的一点责任。当时他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直向我解释政策,说只要如实坦白,一定可以从轻处理,还可以重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的态度也很好,他们说什么我都承认什么,但是不但没有从轻处理,最后反而把我送进监狱里去了。 唉,这个政治斗争呀,实在可怕!简直比和国民党斗争还要可怕!那个斗争可以预防,党内的政治斗争怎么预防呀?防不胜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会变成反革命,说错一句话,也会招致杀身大祸呀。” ---师东兵:“吴法宪说文革”
朱韵和
4个月前
从害人到害已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大力。 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 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 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 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 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