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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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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以下图片，摘自杨郁然《在幸福的远乡｜埃莱娜·霍普诺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像》

#杨郁然 #埃莱娜·霍普诺 #20世纪30年代 #中国影像 #摄影集 #历史 #艺术 #文化

4个月前

沈崇案之谜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弄清沈崇的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刘时平凭记者证，说明情况，传达室才接待，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但正在上课，不多时，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刘时平直接问她：“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那女生听此话，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没有去过。”转身就要走。刘时平问：“你不是沈崇吗？”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学建议，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认为：不让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今天来调查此事，非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为找到沈崇本人，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有人告诉他：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他找到14号，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 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 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观察》周刊第1卷21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美国解密沈崇案：并非强奸而是自愿性交作者：谢泳图1：1947年1月7日，国立中山大学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沈崇案 #政治阴谋 #中共地下党员 #美军 #文化大革命

4个月前

沈崇事件档案在美国解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据周先生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8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60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8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8点左右，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20度。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对控罪1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2和4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因为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独立的。 ---美国解密沈崇案：并非强奸而是自愿性交作者：谢泳图：丁聪和沈峻（沈崇）于北京纱络胡同新婚照

#沈崇事件 #军事法庭 #档案解密 #外交 #美国历史

4个月前

“文革”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道灾难的特殊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灵魂深处如何闹革命？答曰：没完没了的思想检讨，向组织交心。其结果就是大量检讨书的产生。检讨书是“文革”时期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其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得更早）。中国式极“左”政治对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怀有极大的甚至是变态的迷信，它特别看重所谓“精神”力量。这或许是它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区别。纳粹对改造犹太人思想不感兴趣，所以直接进行肉体灭绝；斯大林对的大清洗也大体如此。只有“文革”对折磨人的精神世界怀有变态的兴趣，乐此不疲。沙叶新先生在题为《“检讨”文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上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 ---陶东风：检讨书与中国式见证文学

#文革 #人道灾难 #思想检讨 #极左政治 #纳粹主义 #斯大林主义 #思想改造 #精神力量

4个月前

《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 1959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顾准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未，以强力未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顾准日记 #哀鸿遍野 #斯大林主义 #1959年 #中国农民 #河南生活 #理论思考

4个月前

阎淮书中谈到中组部调换省一级领导人时写道：“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相左），上海——陈云，广东——叶帅，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抄录书中的两件事：陈元，西城区委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的段书记（1982年段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还有一例：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我哑又莫言。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中组部 #省级班子调换 #政治潜规则 #人事调动 #领导人档案

4个月前

下场不如刘盆子当了三年皇帝的刘盆子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得官田租税奉养终身。文革“刘盆子”王洪文没这么幸运。他被捕时身为中共副主席，在四人帮中罪行最轻，却享受不到“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是林彪、江青集团中唯一受酷刑的主犯。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后来，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关在一起。吴法宪对他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已经晚了。”确实晚了。比之打天下的“开国”将领，他永远是一个机器加油工，从造反到当副主席不过是南柯一梦。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酷刑致死中共王储王洪文凄惨的下场作者：喻智官

#刘盆子 #王洪文 #四人帮 #文革 #刑讯逼供

4个月前

基督教传道会儿童刺绣，中国，20 世纪初 Christian Mission children doing embroidery, China, early 1900s

#基督教传道会 #儿童刺绣 #中国 #20世纪初

4个月前

被美国第六骑兵队(6th US Cavalry)俘虏的义和团天津1901年

#美国第六骑兵队 #义和团 #天津 #1901年

4个月前

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作者：杨继绳

#大饥荒 #农村 #城市 #四川作家 #东夫 #纪实著作 #大跃进 #成都 #1959年

4个月前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我从县城中学考进了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2个月了。入校后，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说，1959年刚入校时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而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条小街上，有卖小吃的自由市场，虽然食品质量不好却不要粮票。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的，我们高兴地饱餐了一顿。1962年春，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作者：杨继绳

#饥荒 #农村 #城市 #清华大学 #1958年 #1961年 #1962年

4个月前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铇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铇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讬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铇花生芽（去年铇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铇得差不多了）。我铇着，铇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作者：杨继绳

#1959年 #五四青年节 #饥荒 #家庭困难

4个月前

毛泽东和江青，让刘少奇的儿女张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亲生父亲，这给全中国的儿女造父母的反、妻子革丈夫的命等，树了一个最坏的榜样。从此，儿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父母、夫妻、子女划清界线、断绝关系的事，遍及中华大地，千百年来谐和的家庭人际关系，变成了冰冷的“阶级斗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荡然无存。比如，被两次打成右派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他的儿女们联名“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据《顾准和他的子女们》一文记载，1974年，顾准晚期肺癌爆发。临终前，为了见儿女最后一面，他违心地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认错书上签名。11月24日，顾准终于盼来儿子顾重之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但是，这个才20岁出头的青年在信上写着： “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顾准含冤而逝。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最后一眼。又比如，被毛泽东当“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分子”打倒的饶漱石，他的女儿陆兰沁曾写文章回忆说： “1955年，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从此，我们父女真的一刀两断，再没有见过面，也从此杳无音信。同一年，母亲也因受牵连，第一次被捕接受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从此，背着家庭‘黑锅’包袱的我，也开始不断地经受种种考验。” 有一次，“我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式地问我：‘想不想见你父亲？’我心里一怔，想这是不是组织上又一次在考验我的立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如果他想见你呢？’他追问，我坚决回答：‘也不见。’这个回答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陆兰沁后来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父亲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来看，正好是她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饶漱石被重新收监；1975年3月2日，他病死在监狱中，时年72岁。陆兰沁写道：“难道真的是他在那时提出过要见我？但那位领导已经去世，详情已无从得知。我也许就这样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成为终身遗憾！” 从刘少奇儿女贴父亲的大字报起，像这样亲人被逼反目的悲剧，在文革期间层出不穷，成了中国历史上褪不去的伤痕，也是中共将中国延绵五千年的人伦关系摧毁并且遗祸到现在的“毒气弹”。 ---沉重打击刘少奇的一张大字报作者：【百年真相】节目组

#文化大革命 #家庭关系破裂 #历史事件 #人际信任危机

4个月前

刘少奇儿女的大字报毛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是谁呢？就是江青。江青当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把手。毛要打倒谁，江青就全力以赴；毛要打倒刘，江青就亲自操办这件事。文革爆发时，刘少奇与第四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在清华大学读书。 1966年年底，江青跑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刘涛谈话，要求她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坚定不移地站到毛主席一边，听毛的话，跟毛干革命。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记述，1967年元旦，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看望了他们的生母王前。王前跟他们谈到刘少奇的许多问题。1月2日，刘涛和刘允真根据江青的指示和王前的谈话，写成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月3日，俩人将这份大字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以示跟“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大字报批判刘“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大字报称刘“确实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把刘揪出来，是“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大字报大骂刘“无耻到极点”、“自私自利到极点”、“无道德到极点”，“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人民的罪人”。大字报还深挖刘的思想根源，称“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这张大字报一出来，立即轰动北京，震惊全国。它和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以及全国红卫兵的无数张大字报一起，硬生生把刘少奇变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最大的大坏蛋。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周恩来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提出的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被折磨致死。 ---沉重打击刘少奇的一张大字报作者：【百年真相】节目组

#刘少奇 #江青 #文革 #清华大学

4个月前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高岗与饶漱石并无来往陈毅邓小平要整饶作者：景玉川

#饶漱石 #菅荣斋 #中国政治 #第三野战军 #中组部 #苏联专家

4个月前

1967年，西安，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游行活动。摄影：刘一

#纪念活动 #毛主席讲话 #西安历史 #游行活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

4个月前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作者：杨继绳

#中国共产党 #信息封锁 #思想控制 #文化艺术 #新闻宣传 #社会科学 #道德标准

4个月前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为了掩盖大范围“人相食” 英美记者假采访作者：杨继绳

#文化大革命 #腐败 #清华大学大字报 #反对高官特权 #中国共产党 #怀疑权威

4个月前

杨继绳：1942与1962年的饥荒有何不同？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二、饥荒的规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么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七、政府的高层不同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八、民间组织救济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1942年大饥荒 #1962年大饥荒 #天灾 #人祸 #极权制度 #毛泽东 #大跃进 #人民公社

4个月前

文革时期道县的杀人行为带有随意性，具体杀了哪个人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背后的逻辑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运动制造“敌人”的必要：不是你来充当“敌人”，就是他来充当“敌人”，“敌人”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没有绝对标准，但是对“敌人”的需要是绝对的，“敌人”是必须要有的。阿伦特曾经深刻指出：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运动法则，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比，“文革”杀人有极大的随意性。纳粹意识形态在界定“敌人”时，有生理和人种的“依据”（不管多么荒唐），因此的确是非常“客观”的，“谁是犹太人”是可以通过科学加以验证的，不取决于杀人者的主观判断，也无关被杀者的所谓“思想”（比如是否已经皈依和效忠法西斯主义。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思想”似乎从来不感兴趣）。而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等，常常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客观标准。《血的神话》写到，道县大屠杀发生后20年，也就是1986年（道县大屠杀集中发生于1967年8月），“处遗工作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简称）的调查表明：大屠杀期间道县破获的七大所谓“反革命组织”，经查均系冤假错案，“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更加荒唐的是，“反革命”的头衔经常是为了杀人而后加的：“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为了杀掉你，不是“四类分子”可以随便追封为“四类分子”，可见，标准何其模糊，划定何其随便，与纳粹的“科学精神”大异其趣。大家都说自己的依据“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杀人，但尽管如此，“最高指示”没有说到底哪些是该杀的“阶级敌人”。就连什么是“阶级敌人”也是随便定的。这样也就等于没有“阶级敌人”的客观标准。杀人的标准模糊，何人该杀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仅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被杀无数，就是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党员也可以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也有不少被杀（按照成分划分，道县大屠杀4500多名被杀人员中，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按照职业分，国家干部17人，工人34人，党员还有8人）。另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坏分子”，概念更为模糊。谭合成在写道道县寿雁公社寿福大队文革“杀人风”时写道：该大队共杀4人，其中一个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能够定得上。而“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把何明德归于坏分子，就因为他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 ---“文革”时期是如何制造“阶级敌人”的？作者：陶东风

#文革 #道县杀人 #极权主义 #制造敌人 #阿伦特 #纳粹

4个月前

《徐景贤最后回忆》中，说到了“文革”期间的另一种圣果。据徐景贤说，“文革”期间，林彪时常给自己比较亲近的部队送点礼物。礼物当然量不会多，也不可能是贵重之物。这其实不是在送物质，而是在送精神。有一次，给驻浙江的空五军送来一筐橘子。军部机关便召开誓师大会，庆祝林副主席送来了“幸福果”。然后把“幸福果”层层分送。于是，军到师、师到团、团到营、营到连，层层开会表忠心。有一个师政治部，分到一只大橘子。政治部主任召开了誓师大会、率领众人表了忠心后，便把橘子安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有事出去了。机关这么多人，就这一个“幸福果”，该采取怎样的吃法，他还在考虑。有一个副主任，恰好这时出差回来。他尚不知有“幸福果”这回事。见主任桌上有个大橘子，而他正好有点累、有点饿、更有点渴，拿起橘子就剥、就吃，眨眼工夫，就只剩下皮了。这时，主任回来了，见此情景，叫苦不迭：“刚刚开过誓师大会，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来的重要礼物，闯大祸了！”副主任自然急傻了眼。愁急间，主任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命令伙房烧一大锅开水，把橘子皮泡在水里，多放几斤白糖，全体干部战士每人一杯。事情虽过去，但副主任还是写了深刻的检讨。幸亏林副主席送来的是橘子，要是也送芒果，那干部战士岂不是要尝一回芒果皮茶？芒果、橘子之类，水果而已，但在那时候的中国，却可能轻意间就成了“圣果”。林彪也不只是送橘子。徐景贤说，有一回，林彪给浙江部队送来的是他家乡湖北的特产麻片糕。麻片糕不能泡水。部队首长只好把大家集合起来，把糕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保证每人分到一块。分到的块儿有多大，取决于参加分的人有多少。当然不是分到就吃、吃完就算。还要表忠心。每个人都要表态：“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励、最大鞭策！” ---文革时期的"圣物" 作者：王彬彬

#文革 #林彪 #徐景贤回忆录

4个月前

陋兰：隐瞒和谎言，极权身体里的黄色血液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世界为之震惊。那场核灾难致使超过300万人罹患各种疾病，30万人患癌，近10万人已经死亡，而且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加，间接死亡和患病的人数更是无法估算。那场因为玩忽职守导致的灾难令人愤怒，然而，和技术上的不当操作相比，苏联官方在处理事故时的刻意隐瞒和欺骗更加令人愤怒。爆炸发生后，由于担心引起百姓恐慌和影响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虽然在事故现场附近村庄检测到核辐射已经达到致命量的几百倍，但是在政府的授意下，专家们竟然解释说，之所以检测到那么高的辐射量，是因为检测机器出现了故障。大批被紧急征召的消防员、工人和工程师，没有被告知任何实情，没有给他们发放任何防护装备，却首先被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协议规定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把看到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这些被当局蒙蔽的人中，有的还只是不到20岁的孩子，他们勇敢地冲进火场，脱下衬衫扑火，用脚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这些人由于摄入了大量放射性物质，日后要么在病魔的折磨下痛苦地死去，要么落下可怕的终身残疾。所有赶赴现场的记者都不允许拍摄照片。有偷偷拍了照片的，相机立刻被警察抢走。一个白俄罗斯的科学家由于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提出质疑，立即遭到当局逮捕。事故发生两天之后，距离核电站最近的村庄里的人们才开始疏散，但是当局依然封锁消息，对民众隐瞒真相。事故发生三天之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他们的到来，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将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和长崎、甚至有关X射线的书籍从图书馆和书店下架。他们的思维是：让人们看不到也听不到，自然就没有恐慌，“情绪稳定”了。直到事故发生一周之后，当远在1100多公里以外的瑞典发来信息，告知辐射云飘到了瑞典，苏联政府意识到事情已经国际化，盖子捂不住了，这才开始大范围撤离民众。也就是说，由于官方的隐瞒和谎言，数十万百姓被搁置在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产生的辐射量之下，被照射了一个星期！这次事故，受辐射尘污染最严重的是苏联的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被苏联控制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这些“大家庭”的政府对事故的第一反应非常一致，那就是：封锁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以下记述： “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城市里储存着700千克的浓缩碘（可抵御核辐射），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几年后，切尔诺贝利人生下的孩子，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未知的黄色液体。直到那时，还有科学家在官方的授意下声称，猴子之所以会聪明，就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放射物附近。三四代人之后，在那里出生的孩子都会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 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场极权谎言下制造的惨剧。那些因此而患病和死亡的人们，与其说是受害于核辐射，不如说是谎言的牺牲品。隐瞒和谎言，是极权身体里与生俱来的“黄色液体”，是得以维持其生命的血液。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人们意识到那“黄色液体”是一个国家的癌细胞时，极权也就寿终正寝了。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隐瞒和欺骗 #苏联历史 #核安全 #灾难管理 #健康影响 #极权主义

4个月前

副總統陳誠(中)造訪美國，與美國總統約翰．費茲傑羅．甘迺迪(JohnFitzgeraldKennedy，右)、副總統林登．貝恩斯．詹森(LyndonBainesJohnson，左)會晤，商討兩國共同利益之情景。 (註：民國五十年七月廿九日至八月十三日(1961.07.29~1961.08.13)，副總統陳誠應美國總統甘迺迪之邀請出訪美國，歷經威廉斯堡、華府、紐約、諾克斯維爾、芝加哥、底特律、舊金山、夏威夷等八個城市；其中，於華府的三日行程中，共進行四次會談(兩次在白宮，兩次在國務院)，為國民外交及解決當時兩國局勢之任務而努力)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副總統訪問 #美台關係 #甘迺迪會晤

4个月前

1953年3月8日，宝鸡福新面粉厂劳模和先进班组悼念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逝世 #宝鸡事件 #劳模悼念 #1953年历史

4个月前

1966年，西安，天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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