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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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 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4个月前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骄横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忍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分子,他受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压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激情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革命所证明瞭的。 彭德怀是一个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周恩来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共产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冷酷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圆滑。 读龚楚的回忆录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乾革命,一乾命就会没有。龚楚在红军的那段日子里,可谓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给他逃过来,一次比一次惊险,他曾坐船仅仅因为没有和同行的人在一个船舱就逃过一劫,而另一个船舱的同志被捕后就被杀了,他曾和一队士兵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要枪决他们时,他用广东话喊了一句“没想到我今日要命丧于此”,没想到同是广东人的国军营长就此给了他一条生路。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龚一方面看到苏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悲惨,苏区政府干部的流氓化更加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一方面看到优秀的部下被保卫局杀掉而无法阻止,再加上他曾因发展根据地经济而对地主富农采取温和态度背上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这种种都使他对中共革命产生失望以致于绝望,他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共产主义不讲人道,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下和项英陈毅一同支撑残局,他主管军事。此后中央要他带最精乾的24师去鄂赣粤创立根据地,他任军政一把手,他到了那里后找机会脱离了红军。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4个月前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 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4个月前
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淒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傢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 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 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 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 “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4个月前
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XX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 词 :“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就练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 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沉,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要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沉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 ---"广西吃人狂潮" 郑义
朱韵和
4个月前
“窃听事件”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 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朱韵和
4个月前
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被八个样板戏包围了。后来的人概括为: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 这八个样板戏是: 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 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交响音乐:《沙 家浜》 八个样板戏更是大众中的大众与经典。主人公清一色的刚烈,男主角都没有老婆,女主角都不见丈夫。往往是拳头捏紧,嘴一抿,而后大义凛然地开唱,连摇头晃脑都极具革命性。装容前所未有地同化,而脸谱则精简得让人惊骇。 八个样板戏的普及程度,连后来的文艺作品都很难超越,这当然与特定的政治气候有关。八个样板戏中的许多台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至今难忘,比如《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沙家浜》中,大家最喜爱的仍然是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之间的“智斗”。 “智斗”这场戏,充分展示了阿庆嫂的风采,她不但具有一个地下工作者所应有的机智和敏锐的斗争经验,同时也具有开茶馆的老板娘所应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事作风。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这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传唱至今,久演不衰。 内蒙古某边远旗县排练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到乡镇苏木巡回演出时,突然发生状况:买不到女演员套在腿上的半透明尼龙丝袜,那时,这种丝袜本来就产得少,人们嫌其暴露性强,有资产阶级味道,都不敢穿。大家最后讨论,领导决定用红墨水涂在腿上,既代替尼龙袜,又避免过分暴露,跟尼龙袜性质相似,女演员一律在腿上涂满红墨水上场,但见场上一片红腿翻飞,如同女巫作法。成了红腿娘子军。 后来对样板戏的争论,也没有断过,肯定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些人还是非常喜欢样板戏的,原因就是听熟了;巴金则说,在听到样板戏重播的当晚,做起“文化大革命”噩梦。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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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解放”的悲劇》 蓋思德:本書解構了關於中共統治中國的最後倖存的神話之一:從1949年“解放”到1958年開展大躍進,那段時間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馮客認為,從一開始, 中共就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 國家。 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對整個社會使用恐怖和暴力。 作者並不認為恐怖手段是中共的唯一武器。他承認,政治因素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做出承諾然後破壞承諾的歷史。毛通過向每一個不滿的群體保證讓他們得到最想要的東西而獲得了權力:農民——給土地;所有少數民族——給獨立;知識分子——給自由;商人——保護私有財產;工人——給幸福生活……但這些承諾一個接著一個地破產了。 ” 馮客很善於組織材料。他的書由四部分組成:征服、接管、組織化、反彈,相互按照時間順序連接。他展示了“征服”是如何依靠蘇聯的軍事援助,以及像林彪那樣的指揮官所指揮的無情但輝煌的內戰而獲得成功的。 對中國農村的“接管”中,,出於政治原因,中共選擇了讓無地農民鬥爭地主,並堅決使用暴力。正如馮客指出的:“中共與貧窮者之間的契約是經過血洗的。 ”鄧小平自己就懷著某種擔憂說過,在他曾控制的地區,“我們殺了很多人,百姓越來越感到不安。 ” 中共在“接管”的過程中,使用暴力時非常依賴指標。他們用數字進行管理:“像鋼鐵生產或糧食產量,死亡是按照上面下達的指標來定的。 ” 中共可能殺了200萬人,但被送往勞改營或受當地民兵監視的人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幾倍。 馮客提醒我們,中國的新統治者當時是怎樣使這個國家孤立起來,用“竹幕”將中國和共產主義陣營隔絕於世界之外,就像鐵幕把東歐、蘇聯與西方隔開一樣。 在第三部分“組織化”中,馮客對思想改造、重建經濟結構、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灌輸社會主義思想的動力進行了闡述。 他使​​用從中共檔案館中獲得的豐富資料,生動說明了這場革命對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造成的影響。他用簡潔、令人信服的筆觸勾勒出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他寫出了這些人的希望、痛苦和幻滅。 ---蓋思德評《“解放”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