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1965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仍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七二一”方针的说法最初源于 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手下一个脱离共产党的下层军官。这位叫李法卿的军官说,1937年9月,毛泽东对奔赴山西作战的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 李法卿还说,该指示是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的原则。 关于这个“七二一”方针,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中共档案中找到任何证据。但是,这样的精神在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却有体现。 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洛川会议有这样的记载:“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根据地。” 张国焘这样的说法与中共后来公开谈论的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很一致。中共的宣传材料说:“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中共对日本的真正攻击开始于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在距离日本投降还有几天的时间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星期,中共在上述地区迅速“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 中共此番表现令人不禁觉得其有“摘桃子”之嫌。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其著作《谁是新中国》说,“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4): 抗日,到底是“中流砥柱”还是保存实力? VOA
朱韵和
4个月前
毛泽东在生涯中没有庆祝过抗日战争胜利 没有让教南京大屠杀 在≪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也没有看到一次任何形式的关于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活动。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不是“打倒日军而诞生的国家”。如果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简直就是在“歌颂国民党、歌颂蒋介石”。 毛泽东生前, “不愿意触及南京大屠杀,也没有放在教科书上。因为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前后,毛泽东等共军逃到国民党军和日军都去不了的大山里面。那是陕西省延安一带的山地。在南京最前线和日军交战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 毛泽东原本接到在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前事变的报告时,高兴得说道“这下国军的力量会被削弱”。1938年4月4日为止在延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我的回想≫中有记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中,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日期栏里只有一句“南京失陷”的四个字。≪毛泽东年谱≫记录毛泽东一生共九卷,是总共达6000页的庞大资料,但整个年谱中没有出现一次“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如果触及这块,害怕暴露中共军和日军没有正面交锋的事实吧。因此,在毛泽东生前,基本上在教科书没有让记载南京大屠杀。 综上所述,站在“毛泽东和日军共谋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言行”的根据全部水落石出。 ---中国建国之父毛泽东与日军共谋 远藤 誉(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朱韵和
4个月前
为灭口全部打入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5年,毛泽东自己的“一己之见”,将以饶漱石为首的潘汉年、扬帆和袁殊等受毛泽东密令搞特务活动的约1000人,统统逮捕打入监狱。这些身处第一线的人对毛泽东“和日军共谋”的策略知道得太多了。 比如,潘汉年作为汉奸将其嘴堵上,直到1977年死于狱中。1976年 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而潘汉年被打入监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一时半伙没有被恢复名誉。被恢复名誉是在死后5年的1982年。 这样,知道潘汉年的很多友人为了给潘汉年找回一个说法,开始收集关于他的信息。他们开始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国共产党而采取的行动”的事实。例如,≪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骐,人民出版社,1996年)、≪潘汉年传≫(尹骐,中国人名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 值得瞩目的是,这些的书的大体内容和思路构成都是“不论潘汉年还是袁殊,均由日军那里拿到日军情报,为中共军战胜日军进行特务活动,为中共军取胜做出贡献(中共军迫使日军战败)”。 我在撰写≪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之际,通过对比中日双方的资料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因为找到了≪回想的上海≫等日方资料等关键的证据。以往只是根据中方的资料进行的分析,和日方的证言对比来证明中日战争中中共的特务活动,我估计这应该是首次。 本来,如果中共特务将关于日军的情报交给毛泽东们的话(也就是为了拿到日本情报和岩井英一接触的话),怎么还能从日本手里拿到巨款“情报报酬”,要是这样就很奇怪。不符合逻辑。 而且,如果说是为了拿日军的情报,潘汉年和袁殊进行特务活动的话,毛泽东也没有必要将潘汉年等作为“知道太多的人”而打入监狱,终身监禁。 还有,中共特务中,只有廖承志、叶剑英以及周恩来没有被打入监狱。廖承志的日语比日本人还好,可以作为翻译使用。之后他从事被称作LT贸易的中日贸易工作,LT就是取廖(Liao)承志和日本高崎(Takasaki)达之介两人姓的第一个发音字母得名。毛泽东知道叶剑英守口如瓶,而且值得信赖的军队的长官都不在话也不行。周恩来的事务能力极其优秀,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必不可少,而且比谁都守口如瓶,因此才得以生存下来。 ---中国建国之父毛泽东与日军共谋 远藤 誉(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朱韵和
4个月前
尽可能拖延中日战争的战局 中共到壮大为止需要花一段时间。所以,尽量拖延中日战局,让国民党军弱化,中共军必须趁机充分发展到能打败国民党军。为此,毛泽东命令潘汉年,阻止日本军部(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在背后和重庆政府的蒋介石谈判进行议和的行动。 潘汉年向岩井英一密告重庆政府的代表宋子良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是“赝品”。岩井深信潘汉年,将此情报向上海阿部大使汇报,阿部大使立刻转到给板桓参谋长。其详细经过在≪上海的回想≫有详细记载。结果,经过一番周折,国民党军和日军的议和以失败而告终。 另一方面,1968年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的384页,写着日期是1940年10月1日的文章“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写的“关于国共关系”一项,大体内容如下。 ――中共方的终极目的是推倒重庆政府自己掌握全中国的主权。但是,目前的实力尚很薄弱,没有实力取代国民党掌握政权。基于此,中共军当前的任务就是让日本和重庆政府尽可能长期交战,趁机积累实力。故此,激化国共两军相克不利于自己军队的扩大,表面上装作顺从重庆政府,实际上采取行动阻止重庆政府和日本议和。重庆政府如果不尽量和日本交战,不能争取充分时间来确保中共军的发展壮大。 当时日军对通过中共特务活动分析了中共军的实情,如实的记录实乃意味深长。 毛泽东是少有的战略家。如期所致,在日本战败后开始的国共内战中取得成功,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军赶到台湾。结果,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建国之父毛泽东与日军共谋 远藤 誉(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朱韵和
4个月前
毛泽东和日本外务省下属机关的共谋 1939年,毛泽东派中共特务潘汉年潜入日本外务省下属机关“岩井公馆”,和岩井英一(时任上海副领事)交好。潘汉年是中共中央情报组特务科出身的职业间谍。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接受训练。岩井公馆有个早就卧底被叫做“五重间谍”的中共特务袁殊。 潘汉年求袁殊介绍和 岩井英一会面。之后,他一直向日方提供在国民党得到军事情报。得到的好处是由岩井领取高额的报酬。每次的金额相当于当时警察的5年份年收入(2000香港元)。岩井英一利用外务省机密费拨款支付给潘汉年。 和日本交战的是迁都重庆由蒋介石率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如果拿到其军事情报,在中日战争中可占据有利地位。 为什么潘汉年可以拿到国民党的详细军事情报呢?因为1936年12月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果不进行国共合作中共军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于是共产国际提出指示“国共合作”。 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为了歼灭在中华民国内,由共产国际指示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为此,1934年至1936年毛泽东开始了称作“长征”的撤退。和国民党军一边交战一边徒步迁移1万2500公里。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由10万人锐减到几千人(据≪毛泽东外交文选≫535页,全军30万人减到2万多。)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没有停止围剿,于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国共合作。 但是,毛泽东表面上协助蒋介石,背后实在背叛。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周恩来为国共合作开赴重庆,这样拿到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就如探囊取物。 潘汉年在上海实施特务活动时,中共特务机关(地下组织)在香港有一分支。在那里,以潘汉年为首,还有受毛泽东之命的廖承志也在此工作,和驻香港日本领事馆的外务省小泉清一(特务)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个“中共、日军合作特务组织”。 ---中国建国之父毛泽东与日军共谋 远藤 誉(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朱韵和
4个月前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 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揭秘:张春桥平步青云的“三把梯子”
朱韵和
4个月前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揭秘:张春桥平步青云的“三把梯子”
朱韵和
4个月前
颓废的享乐氛围超越资本主义 据说金正日喜欢采取对欢乐组要求“原地向后转”等并看她们采取的各种姿态的变态行动。下面是原金正日的专门料理师藤本健二表白的有关欢乐组的目击之谈。 在新川招待所举行宴会时的事情。金正日走进正在跳迪士高的五名欢乐组成员,突然下了命令。 “脱衣服!” 舞女们慢慢脱 衣服的时候金正日重新下了命令。 “胸罩和内裤也脱了!” 这么一来舞女们惊慌失措了。可是不能违背将军的命令。她们虽然害羞但还是脱去了最后的衣物全裸着身体挑起了舞。 金正日就向干部们指示道: “你们也一起跳!” 他也命令我一起跳舞。金正日又命令道: “跳舞是可以,但不许摸。那是小偷。” 藤本健二在金正日的帮助下跟欢乐组女性再婚了。她就是王在山轻音乐团的歌手严贞女。 欢乐组女性一过25岁就让她们跟在金正日身边服务的护卫军官及高层人士结婚,让他们彻底保守秘密。跟金正日同居时间最长,起到“正室”作用的高英姬也是欢乐组出身。 或许在韩国人眼里她们是可怜的女性,但在朝鲜并非如此。是被选上的女性。朝鲜人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被选为欢乐组就说她走运了。 欢乐组住在平壤市普通江地区大驼铃洞的超豪华公寓无偿得到日本产品等日用品的提供。特别是给和金正日同床的女性提供欧美嘉手表等并提供部长级待遇。她们身体不适就利用副部长级接受治疗的南山医院。 金正日还派欢乐组到海外旅行等关心倍加,所以她们的“傲气”越来越高。有这样的轶事。 1990年初,搭乘欢乐组的高丽民航特别航班到达了莫斯科。迎接她们的是朝鲜驻苏联大使权熙庆(音译)等大使馆党秘书和参赞以上的高层官员。在她们到来以前权大使就接到了平壤组织指导部书记室发来的一封亲笔信。 “送女同志们到国外观光,带她们观光好苏联,提供好的待遇。金正日。” 是指导者同志发来的亲笔信。这些小姐们乘坐大使馆提供的奔驰轿车去了市内。因为有“指导者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晚上朝鲜大使馆准备了最高级的宴会。可当天大使馆不少职员感到不满。 她们吃着食物当面反驳说“真土”、“这也是让人吃的吗?”大使馆的职员不敢言语。因为不知她们回去后会对“指导者同志”说什么话。 并不是只有朝鲜女性可以成为欢乐组。只要金正日要求,也可以“进口”俄罗斯女性、北欧美人等,过一定时间后赐给未婚护卫军官或者给些美元让她们回国。 过去30年间,金正日为了强化自身的指导体系和快乐从全国范围内选出美貌、舞蹈和歌唱能力兼备的才女,把她们沦落为个人的玩偶。虽然赋予她们朝鲜居民无法拥有的特权和恩惠,但作为一个人她们的生活凄惨万分。 欢乐组是对金正日的历史评价上最为可耻和不道德的行为。金正日作为一个人,比其他任何独裁者更受批评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变态行为。 ---解剖将军的特别游戏“欢乐组”实体 Daily NK
朱韵和
4个月前
1999年9月,澳大利亚周刊《珀尔马特(音译)》曾报道说:“金正日的欢乐组女子们到澳大利亚维也纳学习探戈、瓦尔兹等西洋舞。”这个杂志报道说,6名朝鲜年轻女性和监督她们的1名女性在维也纳的诶尔玛依娥(音译)舞蹈学院学习舞蹈,他们是为金正日服务的欢乐组女性。 欢乐组是1970年金正日为了迎合金日成的喜好从朝鲜全域选拔貌美女性安排在金日成别墅开始产生的。1983年12月正式产生了为金正日服务的欢乐组,由演出组、戏剧组、重奏组等组成。 其中被称作为“金正日的女人们”的核心欢乐组是演出组。演出组由属于万寿台艺术团的舞蹈演员组成。是在朝鲜跳舞跳得最好,脸蛋和身材最好的女性。 戏剧组是表演相声或者小品的小组,重奏组负责在举行派对的时候奏乐或者有人唱歌的时候为他伴奏。叫做“白头山第七重奏团”,由从平壤音乐舞蹈大学中挑选的20出头有才能的女性组成。 欢乐组根据金正日的指示时时刻刻补充人员。对象是包括平壤在内的全国艺术专门学校的18岁左右的学生。金正日下达指示充员指示,组织指导部书记室就向平壤市和道党干部部传达指示。所谓的“五科人员选拔指示”。因为由中央党第五科负责此项事情才这么命名的。 朝鲜当局向各党干部发放题为《伟大领袖和亲爱的指导者同志的万寿无疆工作是全体党员和党委员会的神圣义务》的机密手册,要求按照此手册的标准物色和推荐欢乐组成员。 五科人员要脸蛋美丽容貌端正。各道为了应对选拔指示事先在艺术专门学校挑选好了美丽和健康的女学生。有没有艺术才能无所谓,指示一下马上在这些学生中进行筛选并送到上部。 第一次选拔选出200-300名,再从中筛选出100名左右。她们在平壤南山医院接受仔细的体检,其中还包括妇科检查。经过这一过程后最终挑选出50名左右。 得到金正日应允的50名女性被选后要接受6个月左右的教育。“满足组”掌握侍候酒宴和性方面的必要技巧,“幸福组”学习物理治疗和按摩、推拿等帮助恢复疲劳的专门技术,“歌舞组”要练就酒宴时表演的歌舞等。 特别是“满足组”和“歌舞组”要接受彻底的教育,能够在金正日的定期酒宴日,即每周六晚上的“自由之夜”根据“印度之夜”、“纽约之夜”、“东京之夜”、“波斯之夜”、“巴黎之夜”等主题表演出符合当地风俗的服装秀或者音乐等。 结束半个月的海外实习这一最后教育过程,她们就带上护卫总局的少尉军衔,一直以表面上的人民军军官名义服务到25周岁。 金正日的欢乐组派对要上演他们自己批判的所谓资本主义玩乐氛围更颓废和欢乐的氛围。舞蹈演员跳舞的时候腿要抬得能看到内裤,要穿低胸上衣。 据说金正日喜欢唱“我是窝囊废”、“昨天下了雨”等韩国歌。等歌舞结束,欢乐组就几乎全裸给金正日敬酒,出席的干部就变得狂热。 ---解剖将军的特别游戏“欢乐组”实体 Daily 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