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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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 贺鹏飞原名贺小龙，读书时是二分学生。他智商不低，但整天踢球，而且心术不正，混迹于一帮狐朋狗友。高考时分数太低，清华的人对薛明说：“不是我们不收，收了他也跟不上，不如到清华附中再补习一年。”第二年贺鹏飞才如愿进了清华。贺鹏飞在文革初风光了一阵，据说女秘书一大群。毕业后贺鹏飞被分配到甘肃一个工厂。后来参军，进了总参装备部。靠着二方面军的王震和余秋里等人的拼命助推，他没多久就当了部长。尽管没当过一天海军，后来贺鹏飞又当上了海军副司令。贺鹏飞官迷心窍，也不交女朋友，只是喝酒，结果得了肝坏死，人一下子就没了。 * 罗荣桓的小女儿拉拉文革初曾到罗瑞卿家造过反，文革后她特地去罗家痛哭道歉。 * 刘伯承的一个儿子在空军装备部，卷入了江泽民专机贪污丑闻，被免职逮捕，紧接着又保外就医。 * 杨尚昆的大儿子杨绍京比较重情谊，而在杨家不得宠。他在杨尚昆复出后突然就死了。他的两个孩子一聋一哑。杨尚昆的二儿子杨绍明很快结婚，又很快离婚，传说这病那病。杨尚昆倒台以后，杨绍明疯了，频繁进出精神病院。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3个月前

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２０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１９７３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　　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　　章含之在书中写道，乔冠华为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周的发言很后悔，曾经在１９７５年见到周恩来时当面向周恩来道歉，据章含之记述，周恩来对乔冠华表示了谅解。但是同样的场合，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在３０５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接见结束之后，医生护士和在场的工作人员要求和周恩来合影留念，周恩来同意了；合影之后，周恩来向众人说：我希望你们当中的人不要在我死了之后在我的脸上划叉子。当时所有的人都大为吃惊。乔冠华是当时参加合影留念的人物之一。　　诚如章含之书中所写，毛泽东事实上对乔冠华一直不满意，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政治上右倾，因此乔冠华一度向左派靠拢，而最终乔冠华和章含之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对乔冠华不感冒；这使得已经结为夫妇的乔冠华和章含之逐渐脱离王唐两位小姐，试图在毛泽东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和江青、张春桥等走近，最终进入江张内阁的班底。章含之著书从来不谈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乔冠华为什么被四人帮选为副总理，又为什么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撤职，章含之自己为什么被立案审查。按照章含之的说法，似乎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共中央无缘无故冤屈了乔冠华，撤销了乔冠华的职务，而对她自己被专案组审查一事更是讳谟如深，只字不提；她章含之和乔冠华不仅不是四人帮的随从，反而倒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文革博物馆，反倒是这些当年的打手可以靠编造歪曲历史的历史，大赚其钱。周恩来九泉之下何以能够瞑目，张志新烈士的献血岂不是白流了？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3个月前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已经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5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91 条信息

3个月前

刘晓波：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上）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天，某朋友正在筹拍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青春片。因为他生于六十年代初，文革时还是小孩子，所以，为了准确把握文革的大背景，他从新闻电影制片厂找了许多文革记录片。显然，他看过后受到震动，才会特意邀请我去一起看。果然，作为在文革中度过整个青春期的一代人，事隔多年，再看当年国人的狂热，顿生匪夷所思之感，有些细节确实会令有心人极为震惊。比如，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象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人们都说，林彪很会捧毛，他的窜升全靠制造对老毛的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小红书、活学活用、四个伟大等等都是他的发明。但是，在九大的主席台上，他对极权者老毛的了解和紧跟，与颇有儒臣风范的恩来相比，立马见出高下之分。丞相恩来对毛帝王的洞察和紧跟之精湛细致，几乎深入到每一微妙的细节之中。对比之下，林彪就显得过于粗糙马虎。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极权者对臣子们是否效忠的判断，有时就是荒唐到于细微处洞见忠奸。林彪的先于老毛坐下，可能就会被满腹狐疑的老毛视为“目中无人”；而恩来与老毛的绝对同步，就会被极权者解读为发自内心的臣服。林彪最后被老毛视为有野心，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也许就是由这点点滴滴的细节印象累积而成，因为在效忠竞赛的大节上，林彪做得远远比恩来突出。而恩来同志的效忠表演，于细微处方见真功夫，远在林彪的大处着眼之上。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3个月前

图为1951年北京一妓院的老板和老鸨，向教养院的妓女们交代做过的坏事。

3个月前

老照片-眼神

3个月前

*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生理上跟太监一样，也娶媳妇。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在6·4前还能保持平民气质，跟全家划清界限。6·4后他帮助江泽民和李鹏扳倒了杨尚昆和杨白冰，跟周北方搞到了一起，又与李嘉诚合伙搞北京东方广场，闹得丑闻铺天盖地。江泽民无奈，把周北方抓起来，判了个死缓，放了邓质方一马。据说卓琳为了保儿子，服安眠药以威胁江泽民。 * 叶剑英的二儿子叶选宁文革期间在农场劳动时被机器捲掉了一条手臂。其妻大笔投资澳门赌场。叶剑英的小儿子在北京当个莫名其妙的花花将军。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是罗瑞卿夫妇的干女儿，婚前还专门带了准夫君刘诗昆去罗家拜见，文革初却带了艺术学院的红卫兵去罗家揪郝治平，并亲手用皮带抽郝治平。文革后她处处躲着罗家的人。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3个月前

* 毛岸青在1960年跟邵华结婚。他在1965年时精神病时好时坏，文革中就根本变成傻瓜了。邵华是个非常可怕的女人。毛岸青是个植物人，她仍打着毛岸青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还造出一个“毛泽东的孙子”。邵华有个妹妹，死缠着毛远新，不过毛远新是聪明人，没有上钩。邵华的姐姐刘思齐（松林）在毛岸英去世以后一直守寡，毛泽东几次发话，她还是没嫁。于是毛泽东找罗瑞卿想办法，罗瑞卿让郝治平想办法，郝治平不知道怎么办，一天告诉了吴法宪，吴法宪马上说：“我来办。”他很快物色到了一个飞行员，说人家如何如何好，于是介绍给了刘思齐，不久他们就结了婚。 * 林立果小时候很腼腆，在大人面前说话会脸红。有次他对罗宇说：“我妈那张嘴，死人都能给说活。”林豆豆写日记，叶群会经常让林立果去偷来让她检查，然后让林立果再悄悄地放回去。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3个月前

* 彭德怀小时跟母亲一起讨过饭，他说他是在讨饭时跟恶狗打斗中学会打仗的。他是中共领导集团中唯一一个贫苦出生的人。在孩子们眼里，彭德怀是尊神煞，从来都是面无表情，独来独往。彭德怀是个粗人，他一直有意无意把毛泽东看作是“哥们”。毛泽东不赞成授衔，“扛两块牌牌”，彭德怀只当没听见，非要授军衔不可。毛泽东交几个女朋友，他也七嘴八舌，还责怪罗瑞卿搞什么中南海文工团（其实中南海文工团是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中南海管理局搞的）。彭德怀在1959年出事以后，养女左北太（左权的女儿）跟他划清界限，离家出走，妻子浦安修跟他离婚，就剩他一个，孤苦伶仃。 1973年解除监护前，罗瑞卿住在三0一医院的十三病室，他在这头，彭德怀在那头，两个小战士各看守一头，中间隔着十几间单人病房。彭德怀总是在骂娘、摔盆子、砸碗。他没有亲人，也没有人去看望他，直到1974年因直肠癌去世。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3个月前

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时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图：1950年代，刘少奇为王光美照相。

3个月前

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你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1）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忌，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于文革、甚至不满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着，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顾全大局”嘛。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3个月前

恢复高考的第一套政治试卷（1978年）

#高考反思：名校情结下的教育之殇· 241 条信息

3个月前

1985年，广东深圳，外来女工的宿舍。朱宪民/视觉中国

3个月前

1988年，深圳的打工妹。李振盛/视觉中国

3个月前

1980年，广东开平，服装厂的女工们隔窗看热闹。安哥/视觉中国

3个月前

1946年6月国民政府颁发给司徒雷登的褒奖令。

3个月前

* 杨尚昆掌握中央机要，因为他跟刘少奇关系太密切，刘少奇的孩子都叫他“杨爸爸”，所以毛泽东在1965年撤了他的中办主任的职，把他发配到广东去当省委副书记。 * 贺龙喜欢热闹，不过他首先考虑的是避嫌，因而从不跟二方面军的人结伴。他结的伴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如聂荣臻、罗荣桓和罗瑞卿。贺龙跟罗瑞卿亲密无间，一起巡视，一起钓鱼。林彪从不结伴，是为了让毛泽东放心。叶剑英不结伴，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没人愿意跟他结伴。刘伯承和徐向前不喜欢热闹，不大跟人走动。 * 1975年8月，罗瑞卿翻案当上军委顾问以后，与郝治平一起去看望邓颖超（周恩来避而不见），邓颖超说：“恩来让我带两句话给你们：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一切恩情集中在毛主席身上。” * 曾志是井冈山的老人，跟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传说她跟毛泽东有过一段情。林彪死后，曾志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中南海旁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老头被打倒，老太仍然受到礼遇的，曾志是独一无二（梁注：近来读到陶铸女儿陶斯亮的文章《我家和我家对面》，文中说，1973年，病重的毛泽东念起了井冈山的旧部，亲嘱“让曾志回北京吧”。不过，住处与中南海太近，也有诸多不便之处）。 *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只身牵着一匹骆驼，从甘肃跋涉到新疆。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以后，毛泽东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徐向前非常尊重。徐向前在五十多年里就坚持说两件事，一件是根本没有电报的事，即党史上写的，张国焘发电报让徐向前消灭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再一件是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甘肃，遭致全军覆没，不是张国焘的责任，而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两件事高级干部都清楚，只是没有人理徐向前的茬。毛泽东也不计较，所以徐向前一直安然无恙。徐向前在临终前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还是说这两件事。徐向前不大跟人交往，不打牌，不钓鱼，不跳舞。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3个月前

* 邓小平一次在（麻将）牌桌上说起，他在法国时想入党，别人说：“你要入党，先停止打牌”，他就说：“好吧，不打了，等入了党再打。” * 长征前夕，陈毅被留下在南方打游击。三十年后他在观看话剧“长征”时对罗瑞卿说：“留下无异于杀头，只不过是借国民党的手杀共产党的头。” * 长征开始时，周恩来和王明还决定不带毛泽东。如果不是彭德怀和林彪力争，毛泽东很可能就没了。延安整风时，只提王明路线，是顾全周恩来的面子，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 * 叶剑英进城后在广州当市长时娶了个小护士。1956年在北戴河时，因为叶剑英跟其他小护士睡觉，那个小夫人大哭大闹，脱光衣服从房里跑出去投海自尽。警卫发现后赶紧追，在浅水处追上了。警卫膀大腰圆，不管小夫人如何挣扎，硬是把个光溜溜的小夫人抱了回来，闹得北戴河沸沸扬扬。于是说小夫人犯了精神病，送进医院，再也未能回府。叶剑英此后再不结婚，但谁都知道，他就是小护士陪睡，过一阵换一个。走的小护士照样成家立业，有的还会不时带着丈夫孩子回来看看，开生日会等等，关系良好。叶剑英去世以后，那个小夫人还曾要求恢复她的夫人地位。 * 江青曾经到处勾引卫士，至少跟一个卫士发生了关系。毛泽东知道后没有追究。汪东兴报告罗瑞卿以后，那卫士被发配去了新疆。 * 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参加过长征。她跟杨尚昆年龄差不多，但显得老多了。杨尚昆有个小情妇，大家都喊她“小甲”。李伯钊完全认可小甲的存在。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3个月前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作者: 高华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5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91 条信息

3个月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3个月前

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枣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3个月前

“三个代表”同志

3个月前

社会主义兄弟之吻

3个月前

1988年3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主席台就座的邓小平点起了香烟。一位代表递上小条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看过条子后邓小平笑着把烟熄了。本报记者贺延光/摄

3个月前

在巢县短暂逗留后，张恺帆立即赶往无为县。1959年7月4日至23日，他在无为县呆了20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站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剩9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 就在张恺帆调研期间，上级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眼前饿死人的现象是一大片。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7月10日至12日，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还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频临死亡的人。为解决无为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张恺帆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一是吃饭还原，即停办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让社员回家自己做饭吃。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莱之类的。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一点鱼，或下河捕一点鱼；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张恺帆在无为救灾时，庐山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后，有人立即联想到张恺帆。1958年，彭德怀到安徽调查时，陪同他的正是张恺帆。甚至有人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信中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在中央，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在地方，毛泽东狠批了张恺帆。庐山会议还没开完，时任安徽省省长黄岩，奉安徽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黄岩说，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的问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无论无为有没有问题，先批斗你再说。”从此，张恺帆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张恺帆被指控“大闹无为20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 就在张恺帆调研期间，上级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眼前饿死人的现象是一大片。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7月10日至12日，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还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频临死亡的人。为解决无为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张恺帆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一是吃饭还原，即停办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让社员回家自己做饭吃。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莱之类的。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一点鱼，或下河捕一点鱼；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张恺帆在无为救灾时，庐山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后，有人立即联想到张恺帆。1958年，彭德怀到安徽调查时，陪同他的正是张恺帆。甚至有人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信中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在中央，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在地方，毛泽东狠批了张恺帆。庐山会议还没开完，时任安徽省省长黄岩，奉安徽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黄岩说，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的问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无论无为有没有问题，先批斗你再说。”从此，张恺帆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张恺帆被指控“大闹无为20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 1959年9月末，张恺帆和家人被押送到淮北濉溪县劳动改造。1959年11月，张恺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原来，有人想定他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张恺帆被囚禁207天，但是，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之后，张恺帆被送回淮北继续劳动改造。张恺帆一人挨整，全家遭难。他的6个亲人惨死：他的表兄王试之被批斗致死；张恺帆本名张昌万，他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昌华、堂弟张昌树、堂侄张柏五，被批斗、殴打、逮捕，全都惨死在关押地。他的外甥谢一贤（姐姐的独生子）为躲避抓捕，逃出无为，饿死在他乡大路边。他的三弟张健帆（昌青）在上海工作，与无为事件无关，受株连被开除党籍、押送崇明岛劳改。后来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计28741人。 ---王友群：安徽大跃进饿死500万人之谜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50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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