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发布的内容- 第37页 news.news·换个方式看新闻|AI看新闻、实时追踪事件后续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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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427大游行 4月25日晚饭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提前播出了按邓小平的原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26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饭罢，中国人民大学五千多名学生走出校门，强烈抗议刚刚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并到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去声援罢课。 4月26日， “临时学联”在中国政法大学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大标语写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两千多名学生，上百中外名记者参加了这次会议。高自联主席周勇军说“《人民日报》社论是造谣诬蔑，只能激化矛盾，是政府压制学生。社论把我们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动乱，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都帖出了“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27日上午八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干粮”。 4月27日，早晨八点多钟，北大约三千人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一路不断汇合的有：清华大学、北方交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政法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政治经济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广播学院、北医大口腔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班等，38所高校的五万多名学生的游行队伍汇合。游行队伍到长安街后，群众队伍就加入了，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学生两则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主要口号、标语、横幅有“拥护共产党，维护宪法！”、“拥护社会主义！”、“减轻农民负担！”、“和平请愿，拥护改革，反对腐败，惩办官倒，反对暴力，新闻自由！”、“请愿，不是动乱！”、“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提高警察工资待遇！”、“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采。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到六部口的时候又碰到上千人军警手拉手组成的第六道封锁墙，千万群众有节奏的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后又喊“加油！加油！”，相持40分钟，群众带头冲过封锁线。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已经被军队占领了，停满了军车，到处是军人。上面传来迅速通过广场的通知，学生游行队伍在纠察队的指挥下，又冲过一道军警封锁线，没进入广场向东前进。队伍走到安定门立交桥时，围观的群众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楼群到大街，比此呼应。路过的车上，有人朝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汽水、冰棒、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护送，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路过立交桥上不断有人向游行队伍撒面包，路过送水、送啤酒的络绎不绝。游行队伍共冲过八道军警封锁线，游行持续15个小时，行程60多公里，队伍走到五道口时以是零点。评论：“四二七”大游行是八九民运中最成功的一次游行示威。面对中共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学生们没有畏惧；面对大批的军队警察，学生们没有畏惧；成功的继续举了游行示威。“四二七”大游行是把学生和民众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学生为民请愿，民众支持学生，共同冲破中共军警设立的六道封锁线，把纯粹的学生运动启蒙成了全社会的民主运动。游行中的学生是机智勇敢的，面对民众他们喊口号“妈妈，我们没有错！”，面对中共他们喊口号“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军警他们喊口号“提高警察的工资待遇！”；用宣传战瓦解了军警的防线，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面对天安门广场大批“守株待兔”的军队，他们迅速通过广场继续东行，圆满完成了游行任务回到学校。之所以取得“四二七”大游行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了“团结学生会”、“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临时联合会”、“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等学生组织，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包遵信在北大第17次民主沙龙上说“四二七大游行，宣布长期家长制应该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几十万大学生上街游行，组织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口号目标那么明确，而且非常有策略，这是很有水平的。它的规模超过了五四”。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把4月27日规定为“中国青年节”。 4月28日，“临时学联”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由20多所高校80多位代表出席的会议，肯定了27日大游行的胜利，并讨论商定，将“临时学联”改为“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撤消周勇军主席职务，由吾尔开西继任主席。决定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高自联”名义，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专业性艺术院校、外语学校明天可以复课，其他学校罢课到“五四”，是否游行，看政府的态度，争取“高自联”的合法地位。 ... ---六四：八九民运十件大事/任诠图1：学院路游行情景。（六四档案图）图2：1989年4月27日学生大游行，当局调动数万军警在中关村、白石桥、车公庄、六部口等处拦截学生队伍，学生在逾百万·民众支持下，突破一道道军警拦截线。（六四档案图）图3：38军官兵军车在天安门广场陷入人海。（六四档案图）图4：427大遊行，抗議426社論，上百萬北京學生和市民參加。

#427大游行 #反对动乱 #罢课抗议 #学生运动 #民主诉求

3个月前

1979年，北京一处公共汽车停车场的中国民主墙，墙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批评政府、抒发民怨的“大字报”。刘香成摄影

#中国民主墙 #大字报 #政府批评

3个月前

1958年8月，50年代实行全民皆兵（民兵组建）活动，松江城东乡民兵大队集会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城东乡。摄影：吴四一

#民兵 #集会 #1950年代 #松江 #全民皆兵 #历史照片

3个月前

成都：血战三日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成都 #民主化运动 #反腐败 #反官倒 #不平等现象

3个月前

高校学生对社论的反应——强烈反对从4月15日胡先帝驾崩到4月25日，学生运动已经持续了10天，而且老胡的追悼会也已经开过了。参与运动的学生中，真正的积极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退。而且到了4月底5月初，那些应届毕业生也要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所以，追悼会开完的三天（从4月22日到25日），学运慢慢趋于和缓。上街游行的人数变少，大字报也变少。如果没有426社论，或许会像86学潮那样，渐渐归于平静。　　但是捏，26日的这篇社论，突然把大部分学生给激怒了。当时的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不但反腐反贪是爱国的表现，争取言论自由也是爱国的表现。但是朝廷却把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这让人情何以堪？所以，这篇社论一下子就激发起大学生上街的热情和继续抗争的斗志。 ◇大字报很多高校的学生听了2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彻夜赶制大字报并贴了出来。根据官方的说法（参见《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5页），北京58所高校全天共出现1270多张大字报——俺真的很佩服当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很佩服朝廷的爪牙彻夜统计大字报的敬业精神（当一条走狗不易啊）。 ◇示威游行除了贴大字报，全国各地的很多高校在25日夜里就上街游行。（以下摘自《天安门文件》）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其中尤以长春的规模最大。我们摘录中共吉林省委二十五日二十三时五十分的报告：今晚十八时三十分以后，吉林大学等院校约三千名学生从长春市主要等街道游行到省委门前静坐，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现在，学生们仍在省委门前静坐。据游行学生反映，他们所以上街，是今晚听到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次运动为“动乱”，感到很受刺激。他们一边谩骂《人民日报》社论，一边高喊“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口号。长春市中心的斯大林大街中段的交通堵塞了，机动车辆无法行驶。游行队伍到省委门口后，口号声响成一片，要求与省委书记对话，高喊：“何竹康，出来！” 围观的群众多达一万多人。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很多大学生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之后，学运被推向新的高潮。可以这么说，“426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的第二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老胡逝世）。 ---编程随想：各界人士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

#学生运动 #胡先帝去世 #毕业生

3个月前

编程随想：“四·二六社论”出笼的经过 ★4月22日，老赵提出三原则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几位朝廷要员（老赵、李鹏、杨尚昆...）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老赵当着几位朝廷高官的面，向老邓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并得到老邓的认可。既然老邓认可了，在场的其它几位高官也无异议。以下是赵紫阳的三条原则： 1. 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2.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3.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俺个人觉得：如果当时的朝廷严格按照这三个原则处理学运，后来就不至于发生血腥镇压的惨案了。 ★4月23日，老赵出访朝鲜按照原定计划，老赵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出访北朝鲜一周。以当时的政局，老赵有理由推迟出访。早在新华门事件（4月20日）的时候，副总理田纪云（改革派骨干）就曾力劝老赵推迟访问。但是老赵坚持按原定计划去北朝鲜。为啥捏？俺觉得有如下原因： 1. 老赵低估了学生的热情——他认为追悼会之后，学生的热情会逐渐消退。 2. 当他提出的三原则被老邓认可之后，他更加觉得，事态会很快平息。 3. 他低估了保守派的阴险（后面会提到）。老赵走了之后，排名第二的总理李鹏就名正言顺代理主持裆中央的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监国”）。这样一来，李鹏就有机会从中搞鬼。别看李鹏长得傻，政治手腕很会耍。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地搞了一下。 ★4月24日，李鹏彻夜开会 ◇北京市委挑头就在老赵离开京城的第二天上午，北京市长陈希同找到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两人的对话如下。请注意，陈希同首先使用了“动乱”这个关键词汇。陈希同：锡铭同志，全市高校统一的非法学生组织昨晚成立。这场学潮已公开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学生组织来领导，这是公开的反动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场动乱。李锡铭：事态的确已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关于北京的局势，我们是否专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一次？陈希同：要不，我们先找老领导万里汇报一次，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李锡铭：那就请你与万里同志通个话，越早见他越好。（上述对话摘自《天安门文件》）《天安门文件》一书还提到：李陈二人在下午15点去人民大会堂找万里，让万里拿主意。万里这个人，在经济方面是改革派（主政安徽的时候，搞了很出名的“包产到户”），但政治方面像是墙头草（后续帖子还会提到万里的这个毛病）。再加上万里当时是人大委员长，属于无实权的花瓶。所以当李陈二人找到他，让他拿主意的时候，万里就把皮球踢给李鹏（毕竟李鹏是监国嘛）。李鹏接到万里的电话——简直求之不得——当即提出连夜召开碰头会。另据官方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1页）记载： 2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汇报了面临的严峻形势。 16: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 这几天学潮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大规模闹事的既成事实和继续扩大闹事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造成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李陈二人在15点找万里谈完之后，16点就赶忙开了北京市委的常委会。之所以如此紧锣密鼓，就是要赶在晚上的政治局碰头会之前，先得出一个结论（会议纪要），然后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说事儿。 ◇李鹏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当晚20点，李鹏主持政治局碰头会。据《李鹏日记》记载，主要有如下朝廷大员参加：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政治局常委）、杨尚昆（政治局委员、八元老之一）、万里（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宋平（政治局委员）、李锡铭（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丁关根（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希同（北京市长）、李铁映（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等。　　李鹏一上来的发言就给会议定了基调：今天主要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众所周知，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几十所高校学生已由写大小字报、上街游行、罢课发展到公开成立非法学生组织，极少数人操从并利用了学生，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接着，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这两班人马，纷纷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下面是俺摘录自《天安门文件》的部分发言，粗体是俺标注的，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李锡铭：几乎所有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反映在校很孤立，一些学生会被污称为“伪学生会”。相反，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都理直气壮。总之，邪气已经压倒正气。陈希同：这次学潮涉及面之广、参加学生之多、情况之严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到目前为止，首都已有三十九所高校近六万名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演讲，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连，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可以说，首都的学潮已经由原先学生自发悼念耀邦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动乱。何东昌：这次学潮几乎已波及到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所在的高等院校。无论从大字报的内容，进行的口号，以及罢课，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其目的就是煽动闹事，制造动乱，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李铁映：教委到今天为止已发了四个通报，目的就是稳定全国高校的局势。看起来杂度很大。有可能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姚依林（编程随想注：此人是陈云亲信，保守派骨干，当今政体红人王岐山的岳父）：这场学潮发展到今天已经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已经演变成一场动乱。一定要尽快予以揭露，向全社会特别是学生认清其真相，要明确表明中央的态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鹏还特地提到了人大博士生的大字报：我昨天看到的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很赤裸裸，是公开的向党挑衅。我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会议结束时，李鹏向杨尚昆建议：尚昆同志，您是否徵求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请他老人家听听一下常委的汇报？杨尚昆说：我去跟小平说，争取明天上午到他那里去。为啥李鹏急于汇报给老邓捏？就是想获得老邓对“动乱”这个定性的首肯。 ◇俺的点评 1. 为啥李鹏及北京市委的态度，变得这么快？老赵是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去朝鲜访问。在老赵离开之前，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并没有提出“动乱”警告。当时的朝廷高官对于老赵的三条原则（温和处理）也没有异议。为啥老赵离开才半天，北京市委的李锡铭和陈希同，以及国家教委的李铁映，就把学运上纲上线，提升到“全国性动乱”的高度？难道23日那天有什么震撼性的事件发生吗？　　大伙儿不妨回顾一下前一个帖子。在23日那天，只有一件事情值一提——那就是北高联在23日晚上成立。难道说，成立一个学生组织，就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动乱的风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伟光正的统治也太脆弱了吧？　　所以，23日民间发生了啥事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官方发生了啥事儿。那就是——23日下午老赵离开北京，李鹏临时监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李鹏以及北京市委为何在24日突然做出这么多动作。 2. 为啥政治局委员会被误导？　　对于这个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提了他的看法：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针对老赵的说法，俺再补充一下。在23日当天，北京出现的大字报很多（估计成百上千），真正激进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北京市委以及李鹏，故意把那些最激进的大字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来说事儿。这是一种典型的忽悠手法——选择性披露信息。举个例子：如果你熟悉 CCAV 的“新闻联播”，应该晓得“新闻联播”惯用的伎俩是：对内报喜不报忧，对外报忧不报喜——这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披露信息”。通过这种手法，可以有效误导信息的接收者 3. 为啥改革派官员没有提出异议？参加碰头会的人里面，至少胡启立、田纪云、万里都可以算是改革派的官员。为啥他们没有提出质疑捏？俺来分析一下。前面说了，“选择性披露信息”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不排除某些改革派官员被其误导。另外，即使当天参会的改革派官员没有被误导，也很难对北京市委的材料提出质疑。为啥捏？首先，改革派官员缺乏自己的消息渠道。而北京市委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北京市国安局）。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北京市委可以人为夸大事件的严重性。其次，胡启立和田纪云等人，相比姚依林和李鹏，无论是职务还是资历都不够。而伟光正是很强调等级森严滴。所以他们即使没有被误导，也不方便在会议上提出质疑。 ★4月25日上午，老邓拍板定调 ◇邓太上皇的御前会议 25日上午9点，几名朝廷大员准时在老邓家中会合。在本系列中，这已经是邓太上皇第三次在自己的寝宫召集帝国重臣开会了。为了省事儿，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会议纪要。请大伙儿仔细揣摩保守派官员的发言，尤其是俺标注粗体的地方。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李鹏首先代表政治局常委汇报：小平同志，根据形势的发展，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常委听取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胡启立：这次学潮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编程随想注：胡启立的发言中不提“动乱”二字，也相对客观）李鹏：游行呼喊的一些口号和大字报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您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程随想注：这是激将法）邓小平：说我垂帘听政呢。李鹏：还有的公开要求政府下台，胡说什么要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非法学生组织。（编程随想注：关于普选和修宪，触及了老邓的底线——四项基本原则）陈希同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李鹏：这些非法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指使。李锡铭：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说是方励之的老婆。陈希同：我们已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实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的身份和背景。李鹏：目前北京已发生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事件，长沙、西安出现了“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武汉也已多次发生学生在长江大桥游行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常委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快予以制止。接下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常委碰头会的原则意见。随后，邓小平示意陈希同谈一下北京市的情况。陈希同：我向小平同志报告一下这两天北京高校的情况。二十三日以来，北京己有四十八所高校六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这次罢课有四个特点：一，制造舆论，寻求社会支持。二十三日以来，有四十二所院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争取中间派学生及教职工支持。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院校的学生集中在教学楼、操场讲演、游行，主要是要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口号。（编程随想注：特地强调“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典型的激将法） ......（编程随想注：陈希同说了一大通，考虑到篇幅，后面省略）姚依林：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杨尚昆：确保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非常重要，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快坚决予以揭露。最后，邓小平作总结性发言（编程随想注：请注意最后一句话——老邓已经同意【动乱】这个定性）：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以上就是御前会议的简单纪要。 ◇俺的点评 1. 老邓为啥态度转变？　　22日的追悼会上，老赵向老邓提出了三条原则（温和处理），老邓表示同意。为啥到了25日（仅仅过了三天），老邓就同意了“动乱”的定性捏？　　在本系列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邓的意识形态——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 　　在邓家开会时，李鹏等人故意挑选一些大学生的过激言论，说给老邓听。正是这些言论戳到老邓的痛处，触动了他内心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老邓才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意“动乱”的定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邓在文革期间饱受红卫兵摧残，他大儿子邓朴方也是被红卫兵搞成残废。所以，邓对学运抱有某些天然的敌意（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红卫兵的迫害）。 2. 陈希同到底有没有责任？就在上个月（2012年5月），香港出版了《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在此书中，陈希同极力为自己在六四期间的言行辩护，并把很多责任推到李锡铭头上（反正李锡铭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按照陈希同的说法，当年李锡铭是北京市委书记，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官比他大，很多决定都是李锡铭策划滴。　但是俺认为：陈希同和李锡铭两人，对于“426社论”的出笼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24、25日这两天，陈希同甚至比李锡铭还要活跃。没有这两人从中掺和，光靠李鹏是无法把学潮上升到“动乱”这个高度的。所以，李鹏是426社论的主要责任人，而陈希同和李锡铭则相当于李鹏的帮凶。 ★4月25日下午，社论正式出笼邓家的御前会议开完之后，李鹏一刻也不耽误，立即让曾建徽（真理部副部长）执笔起草人民日报社论（传说中的“426社论”）。为了忠实体现太上皇的讲话精神，直接拿太上皇的最后一句话“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做社论的标题。另外，在社论中还原样照搬了太上皇的讲话，比如这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就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CCAV）通告全国，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日人民报》头版头条。至此，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终于出笼了！

#四二六社论 #学潮 #胡耀邦追悼会 #赵紫阳 #邓小平 #中国政治

3个月前

寒山：无产阶级领袖刘少奇与小资产阶级女性王光美在王光美之前，刘少奇有过5次婚姻，前一个妻子和刘结合时只有17岁。刘和王相差23岁，当时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而王是一个刚刚由“组织”安排到延安的翻译，甚至连延安整风都没有参加过，除了年轻漂亮受过高等教育以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更不用说具备 “共产党员的修养”了。虽然王还不是党员，但中共所有高级干部对她都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尊敬。她第一次到刘少奇的窑洞，是朱德夫妇带去的。现在我们知道，朱德夫妇是有意为刘作媒，特别是因为刘刚刚离婚的前一任妻子也是他们介绍的，但没有和刘处好，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对刘有这个义务。而朱德的介绍看来也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党中央以组织的身份立刻就介入了。当王第一次单独去了刘的窑洞谈话但刘还没有表示出“那个意思”的时候，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等国统区回来的中央要员，在这个场合连党员都不是的王光美竟然不但被邀请，而且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桌，听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王说，到了这时她才知道刘少奇“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中央代理主席。”这当然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当刘少奇对王光美表达了“那个意思”之后，王提出要了解他个人的历史，刘让她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王光美提出要了解他的婚姻史，刘让他去找邓颖超。当王光美找到安子文时，她说安的口气听上去似乎她“已经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了”似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刘少奇对他的兴趣的背后，确实有整个中共中央的组织机器和人事关系在起作用。因此，这样的婚姻，决不是什么纯粹私人性质的问题。刘少奇和王光美之间的婚姻其实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婚姻的一个缩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口口声声讲阶级成分，讲思想改造，讲男女平等。但看一看他们的婚姻对象，有几个是出身工农、经历生死考验或是吃过苦？又有几个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相反，他们看中的都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即使不说家庭出身，她们本人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刘少奇是中共组织工作领导人，思想改造的倡导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而王光美连党员都不是，但刘竟然一见之下就不但产生了“那个意思”，而且还利用他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权势去达到目的，不要说“共产党员的修养”，连起码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警惕性都没有了。而中共中央机关竟然也就不但对王敞开大门，而且竭力促和她和刘的婚事。中共的革命不但自称是“改天换地”或者“开天辟地”，要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彻底决裂，但别的不说，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婚姻，人们就不难明白，这个革命其实是历史上两性关系中最恶劣形式在20世纪的重演：身居高位的男人利用权势排斥男女关系中的自然竞争，确保自己获得年轻漂亮的女性，为此甚至不顾自己政党所提倡的最起码的政治教条。作为有魅力的女性，常常是还没有和“革命”相结合就被领导革命的男人结合了。当这种婚姻和男女关系在高层领导人中成为常态并受到“组织”的默许甚至纵恿时，人们还能指望这样的革命能实现它所许诺的“平等”吗？

#刘少奇 #王光美 #中共历史 #婚姻 #无产阶级领袖 #小资产阶级

3个月前

曾伯炎：右派惨受株连的妻儿们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中，体制内，不受敌视，却受歧视，不入五类，仍属另类，不受监视，也受内控，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政治生命第一，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压，历朝皆无，亘古鲜有：那讲“亲不亲，阶级分”的年月，逼亲人的亲情，要变敌情，不反目成仇，认亲为敌，便成反党同流。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磨难了。由此而夫妻龃龉、父子成仇，千古畸态，几成常态。柔弱女子，能不身体与精神皆伤痕累累吗？因此，打击一个右派，受此打击株连者，还有右派的妻儿，以及父母兄弟姊妹，被奴役的精神创伤，至少是大于右派4倍5倍的打击面了。能遗忘右派妻儿与亲属的苦难吗？我在牢里21年所见，出牢这30多年所闻，心灵上，挂满右派妻儿们的血滴，与亲属的泪痕，翻捡出故事，应是反右运动灾难的一部分，届此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倾述于此，留作识家作信史，简明概述如下： 1，糜文伟，他是重庆巿检察院打的右派，出身北平朝阳学院抗战时迁北碚的正阳学院，因学法，被巿公安局长刘明辉选作秘书。刘调任云南省长，他留检察院，在那众多由军队转业公检法来掌刀把子的，当然瞧不上眼糜文伟这臭知识分子，不仅他出身渠县士绅家庭，受歧视，还有大学文化，也遭妒忌，加上他背过民国的六法全书，讲依法办案，与别人按上级指示办事，自然矛盾，反右运动一来，那右派帽子，自然落在他头上。他被劳教，他妻子承受不住这晴天霹雳的压力，怀抱婴儿，跳嘉陵江自杀了。她这种被政治运动浪潮卷去生命的悲剧，在反右之前的那土改、镇反与三反、五反运动，早就是常见现象了。几十年后的2007年，我到彭山去访退休的老糜，80岁了，孑然一身，唯在电脑上寄托日子。 2，张先痴，湖北黄岗人，少年从军，参加凉山剿匪，实是镇压彝族土改称民主改革引起反抗。结束后，他有文才，转业南充巿文联，与军队医院护士结婚，婚后不久。张先痴划右派劳教，其妻丧失工作。领着孩子依附成都婆母度日，艰困中，遇新疆农垦局招工，需文凭，她用张先痴之妹的文凭，工作去了新疆。当年，8000湘女赴新疆，即为王震的新疆建设兵团调的配偶，招张先痴年轻妻子到新疆，也是安排军人婚姻的设计，她被介绍给农垦军人，推辞再三，巳婚那难言之隐若说出，一定失去工作。无奈只得屈从。婚后，又为军垦的军人生了儿女。但是，文化革命中，终于暴露她曾是右派妻子，挨的斗受的罪，不言而喻。 20年后，张先痴改正右派平反反革命出狱，回到南充巿文联，与当地杨女结婚生子，前妻在疆已居孀，却成了创业成功人士，张先痴再婚生的儿子无法就业，仍到新疆在其前妻企业获得工作。这么曲折的右派悲喜剧，比鲁彦周写的《天云山传奇》更传奇了。张先痴写在他《格拉古轶事》纪实的首章，读来催人泪下。

#右派 #株连 #歧视 #政治 #人性

3个月前

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学的民主墙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64memo）

#胡耀邦 #中共官场 #民主墙

3个月前

毛泽东时期的群众集会 ---深圳博物館 Shenzhen Museum 深圳改革開放前歷史展廳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y Anti-Western Culture

#毛泽东 #群众集会 #深圳博物馆 #深圳 #改革开放 #历史展览 #反西方文化

3个月前

1966年冬，新五公社开展大规模整治低泖田河道工程。拍摄地点：松江县新五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1966年 #冬季 #整治工程 #低泖田 #河道工程 #松江县 #新五公社 #吴四一

3个月前

1958年12月，实行“军事化”劳动组合，一度生产队男女社员分别寄宿并组成班、排，图为队列集体出工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城东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军事化劳动 #生产队 #集体劳动 #松江县 #1958年

3个月前

1958年冬，50年代后期由于“浮夸风”形成的“放卫星”高产田，社队干部为应付上级检查，不得已将亩产1127.5斤改写作“11275斤”。拍摄地点：松江县亭林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浮夸风 #放卫星 #高产田 #亩产

3个月前

台湾方面的史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948年8月18日，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传唤 “职业学生”。南京一共传唤了147名，北平一共传唤了250多名。这些职业学生，实际上都是假学生，基本上都是些社会青年，他们领了在野党的钱，专门干“游行示威”的工作、借以糊口谋生。所以，他们被称为“职业学生”。为什么“革命”？这群“爱国学生”的答案是：为了钱。 ---冯学荣《为什么革命》

#中华民国 #职业学生 #游行示威 #爱国学生 #革命 #历史事件

3个月前

孙陇：北京知青争取返京活动中的一张《致各界同胞书》 1986年所油印的《致各界同胞书》，这份《致各界同胞书》展示了知青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批判的态度，讲述了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希望得到各界同胞的支持：【致各界同胞书您可能还记得在那动乱的六八年底，从北方开来的一列列装满青年学生的列车吧，人们用茫然迷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来到这陌生的山西大地。他们干什么来？说他们干什么都不像，反正那个年代怪事太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那些孩子就是今天的我们，在文革期间被再教育运动从京津驱赶到山西的原京津知青。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六八年底以最高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发布的，当时全国用所谓“上山下乡”的名义掀起狂潮进行忠实响应。日出日落，十八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这一精神的亿万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对其进行实践的结果证明，整整一代人被愚弄，惨遭迫害。当人们醒悟到上当受骗的时候，就以各种形式、方法、借口，从各个角度共同抵制、对抗这一祸国殃民的再教育运动，时至今日，知青所剩无几，人们有目共睹。大量的电影电视小说用大量的史料对这一运动进行了抨击、批判。但是，就如何看待老三届知青的接受再教育，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公正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因此，知青在经历了十八年的蹉跎岁月，至今，极左路线的阴魂仍然在围绕着他们，使他们仍为异乡之客。社会地位在三教九流之下，生活艰辛，收入菲薄，他们的命运不能与蒸蒸日上的祖国同步。共同的命运使他们认识到，再不能沉默了，再沉默就会遗恨终生，祸及儿孙，要向党反映，向人民哭诉，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求救！求得全社会的理解、支持！但他们的行动竟被污蔑中伤为“闹事”，使我们这一合理的要求不但得不到解决，还处处受到多方面的阻挠和刁难。今天是到了给这一极左路线的产物以严肃批判的时候了，彻底否定文革，就不能不正视、不承认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教育运动，给社会造成的明显惨痛的事实，它的毒素至今仍在以各种形式吞噬受摧残的知青们。我们盼望这一问题能早日被政府所理解，把他们从再教育的迫害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历史造成的这一悲剧及早彻底结束！山西省六八年京津插队知青】

#知青返京 #上山下乡运动 #致各界同胞书

3个月前

图5：1989年6月4日，安迪·莱文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 图6：1989年6月，成都，围观示威的人群。图7：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放火烧了派出所，点燃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图8：成都抗议活动中确切的死亡人数不得而知。

#成都事件 #天安门事件 #示威活动 #抗议 #1989年

3个月前

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 6月4日，跟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成都也开始了政府的镇压行动。武警总队于凌晨进入成都市中心。大约50名在那里的学生在上午七点半左右被清场，有两人在混战中死亡。其余的学生被带走了。据我所听到的，至少有三人在此过程中死亡，100人受伤——可能更多。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城市中心已经不受当局的控制。我看到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与示威者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有点让我意外的是，从一个习惯了身边的警察的高度武装的美国人看来，我没有看到成都的警察手中有枪。相反，他们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泪瓦斯来攻击人群，并试图驱散他们。然而，这些战斗仍然造成了死伤。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以便前进；然后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带着恐慌的人群又往后退。不可避免的是，最前面的一些年轻人——示威者中几乎没有女性——在碰撞与混乱中跌倒。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我当时写到，“被殴打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而是那些在警察冲上前时，跑最慢的人。” 当人群再次冲上前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救了回来，他们被朋友或是好心人带回来，大多都流血了，甚至有的失去了意识，我都拍了照片。我想知道他们会被带去哪里，要怎样得到医疗救治。人群中有人说，他们不能去医院，因为警察会在那里抓他们。在整个动荡期间，我跟一些人交谈，他们认为民主仍将来临，或是说为之奋斗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学过中文，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能用英语交流的人。 17岁的邹毅（音）是成都七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学生们希望我们的军队更强大，更美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人民统治。我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在国家解放后，人民不敢说出他们的想法。” 一所中学的马老师说：“他们在战斗，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自由和民主。在北京，警察打了学生，同样，在成都，警察也打了学生。”他跟我解释，“大多数是学生，但也有许多市民。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进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路，我们才能拥有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在街头，有时我靠近前方，近到足够清楚地看到当局和人群之间的拉锯战。这些天我吸入了大量的催泪瓦斯（我用一条湿围巾盖住鼻子和嘴巴，但眼睛只能露在外面）。我没有被催泪弹击中过，但冲在前面的人确实深受其害。还有的时候，我会走进已被人民接管的街道上的某座建筑里，做人们所说的示威游行的看客。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 6月4日晚上，我写到： “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天是星期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休息日，很多出行的人家都被困在市中心的僵局中。许多人似乎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把孩子高高举起好看得更清楚。年轻人在主干道上游行，自豪地展示战斗的纪念品。一个少年把一个未爆炸的催泪瓦斯罐晃来晃去，引来旁观者的好奇与惊讶。许多市民来这里不是为了战斗，而是看热闹，体验一下处于战斗前线的轻微危险所带来的刺激，偶尔催泪瓦斯的烟雾和每一次爆炸引起的人潮的惊恐逃窜，都会增加这种刺激感。但最前线的年轻人从未完全逃离，与警方保持大约50到100码的距离。下午4:20——警察设法把两辆公交车弄到广场上，似乎是作为他们在东翼的路障。下午4:40——更多的警察从西边进入广场。在南边通向广场的主道路上，有数以千计的人群，不过当时似乎只有大约300人处于严重危险中。在俯瞰交叉路口的平台上，就在城市中心的地标——毛泽东巨大雕像的凝视庇护下，站着数十人。他们就像检阅游行的元帅。在一幢尚未完工的建筑物的6楼，聚集在一起的旁观者对于这些“元帅”是谁，有着不同的意见。大家似乎一致认为的是，一些人是医务人员，一些人是党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当警察在下午4:55分把学生从广场赶走时，他们进了四川省展览馆。警察似乎暂时离开了广场，在侧翼最后一搏。那一刻，看不见警察，人群也变得稀疏。结束了？下午5:00——部队实际上依然还在附近，在广场两侧向后方移动。一片平静。然后部队再次出现在广场的周边，用几颗催泪弹控制了局面。” 某大学的孟姓工程师请求道：“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世界。我们的政府腐败。” 中医学院30岁的会计明心（音）解释说：“我们支持赵紫阳。如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最终肯定会获胜。我们不喜欢李鹏。赵说，他将结束腐败，不让他的儿子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子女牟利。” “自从1919年的学生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说同样的话 ——唯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中国。在中国，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孩子，无论做错什么事，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说。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 一片困境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对抗是激烈的、致命的、意义非凡的；而另一方面，它们只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大都市的中心。有一次，我想暂时远离所有的催泪瓦斯和行动，我去了城市的另一部分，去一家小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他们生意，好像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事情很快传开了，但人们不知道被抓的学生被带去了哪里。有传言说抗议者被关押在某一个派出所里，于是一大群人聚集在外面。最后，人们确定学生根本就不在那里。然而，在愤怒中，人们放火烧了派出所。三辆消防车从夜色中开来，警声大作。人们的第一直觉是闪到一边给救火车让道。但随后，我可以看出人群又“改变了主意。”就好像在说，“等一下，我们故意放的火，所以我们不想让这辆消防车把它灭了。”于是人群包围了消防车，驱赶消防员，把消防车推翻，然后点燃了消防车。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一路走回人民南路并向锦江边往南走时，似乎有数百人仍然逗留在各处，仍然有很多人喝着汽水和啤酒、吃着冰淇淋，聚集成群讨论当前的情况，一直到锦江宾馆都是这样。这是在凌晨1点45分之后了。” “泛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雕像，随着烟雾弥漫在灯光照射的空间内，仿佛一个种怪异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一片困境之中。” 几天后，19岁的成都大学学生陈静（音）告诉我，仅仅是他的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就有20名学生在6月4日和5日在与警方的混战中死去，大约有130人被抓。这些数字无法得到确认。一袋袋土豆在对峙的第二个晚上，我去了锦江宾馆。我天真地想，我也许可以拿到一份《人民日报》，得到一篇关于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书面报道。当我在酒店时，发生大骚乱。保安人员将我们所有人推入酒店并锁上门。他们还锁住了通常一直开着的酒店大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间的阳台上观看。一大群男人破门而入，挤满了底层。他们与保安人员对抗，并开始从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户扔石头。他们拿来一张8x10的胶合板点燃，讽刺地是，那上面画着的是西藏的旅游广告，然后将它滑到酒店大门门缝下面。我们是否会被锁在一家着火的酒店里终结一生？我在酒店里疯狂地跑来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第二天，武装部队坐着卡车在市中心转圈，抗议活动就此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我写下了我的经历，然后去了锦江宾馆的商务中心。我花了一大笔钱（可能是10美元）将文章传真给了《底特律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传真是否发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闻》在6月8日发表了我的报道，标题是《另一个遭受了死亡与混乱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家人发现我还活着。 ---ANDY LEVIN 图1：1989年春，学生和青年工人在成都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展开示威活动。6月4日，与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示威活动也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图2：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暴君，人民绝不原谅你”。图3：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与人民武警对峙。图4：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

#小天安门 #美国议员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学生民主运动

3个月前

“四·二六社论”的重要性所谓的“4·26社论”，是指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几乎所有介绍“六四事件”的书籍或文章，以及大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中，都会提到“4·26社论”。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　　这个社论为啥如此之重要捏？首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官方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其次，在正文中提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样一篇社论，直接导致如下后果： 1. 激怒了参与学运的高校师生。很多师生本来是出于爱国，为了消除腐败、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参与学运。结果被扣上动乱的大帽子，当然恼火了。 2. 社论的定性也断了参与者的后路。在天朝的政治语言中，“动乱”一词的分量是很重的。参加动乱、组织动乱，几乎等同于反革命，是可以直接判刑滴。所以，当时很多学运的骨干分子就想，反正已经被扣上动乱的罪名，已经没了退路（即使中途退出，也免不了被秋后算账）。干脆就一条路走到黑。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更多的学生运动；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朝廷中的保守派也乘机强硬起来，并指责改革派太软弱。最终的事态发展，直接导致了赵总书记的下台以及6月4日的血腥清场。 ---编程随想：“四·二六社论”的民间背景

#六四事件 #四·二六社论 #动乱 #人民日报

3个月前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后续影响 ◇各地的声援浪潮《导报》被上海市委整肃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学潮正在升温。所以这个消息犹如火上浇油，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不光是学生抗议此事，连很多官方传媒（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记者编辑都上街游行，声援钦本立和《导报》报社（照片如下）。除了上街游行，新闻界的同仁还以其它方式对《导报》表示声援。《中国青年报》的88名编辑和记者给《导报》报社发了慰问电，电文称：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有75名编辑和记者发了另一份电报慰问钦本立及其同事，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俺个人觉得：《导报》事件可算是六四运动的转折点之一。查封《导报》之前，抗议浪潮仅仅局限在高校；查封《导报》之后，把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激怒了。由于新闻界的影响力，又带动其它行业的知识分子加入抗议队伍。所以一天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才能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 ◇对天朝的长期影响成为六四运动的转折点之一，只是《导报》事件的短期影响。　　更长期的影响是：江泽民因为此事而出名，并在一个多月之后，被8元老相中，成为下一任总书记。如果没有《导报》事件，天朝的总书记将会是另一个人。 ★“导报事件”的尾声顺便再交代一下后话。 ◇《导报》停刊到了5月下旬，北京实施戒严，局势已经很严峻。而《导报》编辑部被接管，无法再正常运作。钦本立召集报社骨干开会，大家觉得：与其将来被官方撤换主要人员，盗用《导报》的名义欺骗舆论，还不如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时候，给它划上句号，以保名节。　　于是报社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导报》停刊。至此，《导报》成为永远的回忆。 ◇朝廷秋后算账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后，朝廷开始秋后算账——《导报》的四个记者（张伟国、阮江宁、陈乐波、许小微）被捕。　　上海宣传部长陈至立对导报的其他人也不放过，下了个命令，要求所有参与《导报》的人员，今后不得从事新闻出版行业的工作。　　钦本立被软禁（隔离审查），1991年4月15日因癌症去世（那天正好是老胡逝世2周年）。临死前写下“导报精神不死”的题字。 ---编程随想：《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世界经济导报 #抗议浪潮 #新闻自由

3个月前

寒山：林彪为什么把毛泽东叫做B52？凡是40年前听过中央文件传达的人都会记得，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反毛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文件中还有一些隐晦的用词，后来也都有解释。但文件中把毛泽东称为“B52”，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一个交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那是林立果小集团给毛泽东起的代号。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要用“B52”来指称毛。不过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B52” 是美国空军的超级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是美国50到70年代最有威力的战略威慑力量。但对于中国人来说，B52 还有它特殊的含义。当时中国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越南战争的新闻。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动用了大量的B52，对越南狂轰滥炸，造成摧毁性的破坏。但由于 B52 的飞行高度，它虽然不是超音速飞机，但却很难击中。越南方面好不容易打下一架，要大张旗鼓地庆祝。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B52多少像征著庞大，霸道，力量，难以接近和消灭。但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破坏和毁灭。人们对它又仇恨，又恐惧，又无可奈何。我猜测，这些很可能和林立果他们把毛泽东称为B52有关。在《五七一纪要》中，林立果等人控诉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形容毛泽东为“变态狂和自大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指控毛“将中国国家机器变成一座巨大的绞肉机，屠杀和虐待人民。”还指出“毛一肚子坏思想坏水，都是杀害民众的重磅炸弹”。这些说明，用“B52”来指称毛，至少在潜意识里是把毛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B52对越南的轰炸相比。其次，《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很多讨论如何将毛除掉的内容。这方面更多的讨论是在私下和秘密会议上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十分怕死，也知道自己手上不知有多少人命，党内就有很多人对他不满和仇恨，因此他的保卫十分严密，而且行踪鬼鬼祟祟，经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说不走又走了，说走又不走，说去这里半途又改变目的地，使得林立果和他的追随者伤透了脑筋。有人甚至建议实在不行就在国庆节趁毛在天安门上时用直升飞机去撞。这些就像越南人为了打一架B52下来一样困难。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管对林彪和林立果的评价有什么改变，在他们把毛称为B52的背后，可以说凝聚了对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的仇恨。

#文革 #林彪 #毛泽东 #B52代号 #五七一工程纪要

3个月前

1932年赣州战役，被俘的共匪（红军小战士）

#赣州战役 #红军小战士 #1932年 #被俘

3个月前

1958年冬，实行劳动力大兵团集体下田，午餐时征用收集了农户的炊具，至田间埋锅烧饭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城东公社。摄影：吴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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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1966年秋，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活动。拍摄地点：松江县古松公社新村大队。摄影：吴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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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1966年7月，揭批所谓“走资派”大字报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委小礼堂。摄影：吴四一

#文化大革命 #揭批走资派 #松江县委 #1966年事件

3个月前

1989年成都镇压──一个被遗忘的天安门事件(组图) 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数日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 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的记忆。在Lim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在Lim报导之前，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导过。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图2）。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图3）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的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图4）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Nygaard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二十几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二十几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共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成都镇压 #天安门事件 #1989年抗议 #学生绝食 #中国政府 #记忆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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