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如果说中共的防火墙和禁言机制只是单纯的一刀切禁制,是没有那么恐怖的。但这种机制不是一个单纯的禁止机制,而是一个政党可以单方面毫无监督的自己决定要禁止与不禁止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堵墙了 ,还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舆论操纵工具 。举例说明,2011年温州高铁追尾脱轨的时候,微博在5天内允许了1000 万条批评的短文,当时震惊中外的政府当时就地掩埋,据说里面还有生还者的列车就是有人在微博上曝光出来的,为什么突然允许了这么多天的言论自由?有说是当时的中共技术还不够成熟来不及封禁,但更多的原因还是中央本来就已经想向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下手了。虽然说当时刘志军当时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但中央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民意基础来重判这个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刘志军,所以中共制造起舆论,允许媒体大肆宣传让民众谩骂,获得群众基础,之后处置他就更加顺利了。包括薄熙来,在2012年的2月份到4月份期间,在微博上网民都可以随意嘲讽他。在中共控制下,还有很多应该被的人和事,却是网民不能讲不能触碰的,这就是选择性禁封。这也是一个政党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哪些信息可以让民主知道与否。但实际对于民众来讲,并不是知道什么重要,而是不知道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更能影响人对一件事和一个人的判断。 信息的真实认知性,并不在于得到的信息是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获取的信息,中共的控制下,民主所获得信息是有极大偏差的。因此,中共防火墙和墙内这些禁言机制的选择性封禁比一刀切的完全封禁所带给群众和人民在认知上的破坏性、危害性和邪恶程度更严重。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偶然的自由言论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只是一种操纵民意的政治工具。 ---韦洁筱: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
朱韵和
2个月前
中共防火墙自中国与国际互联网接轨后,对中国的人文、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来说,中国人的三代人的思维模式因为防火墙而与世界形成了一定的隔阂。防火墙基本上已经将世界互联网一分为二,即世界的互联网和中国的局域网,但对于中国普罗大众来说,防火墙是一个很虚的概 念,民众只知道在中国境内有很多世界主流网页是中国互联网用户无法访问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防火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复杂和恐怖的系统。 中共防火墙概念其属于1996年,当时互联网才刚进入中国差不多两年, 我们通常所说的防火墙只是一个庞大计划的分支子集,中国对于信息管控的全计划叫做“金盾工程”。金盾工程除了防火墙的搭建,其他的分支专注于其他方面的信息管控和审查手段,其中包括监控软件,网络摄像头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监管等等。防护墙具体上线时间我们已经无从考察,大约时间是在9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多少时间完全自由的互联网世界,不过当时的防火墙是最初级版,只是简单的通过IP和域名对比来禁止访问,当年更多的措施是在线下,比如对当时众多的网吧进行控制和监管,网吧的老板们被要求必须在他们的计算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并随时上班网民的违规行为。 2004年,防火墙引入了关键词屏蔽技术。中共从后开始专注于增强初级版的防火墙,重点对付翻墙工具,比如shadowsocks、Nord、V2board等大家熟悉的VPN,在中共控制下,在中国境内的互联用户想观看境外信息,就只能通过链接VPN再浏览信息,正因中共防火墙不断地在和VPN控制,所以每一次到中共重要的日子,比如两会期间,每年的6月4日前后或者每当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的时候,VPN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除此之外,中共还做了别的措施,比如在西部省份扩建服务器,加强了所有中国互联网通往世界互联网的边界网关管控。 中共防火墙不只是单纯的科技,当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人力,中共雇佣了一大批互联网审核人员,监控网上所有的敏感话题和关键词。这些劳动力除了监控,还包括了宣传工作,负责在网上为中共唱赞歌,也就是民众常说的“五毛党”。 根据2017年APSR的一份调查报告,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造出大约4.9亿次虚假的评论,这已经是8年前的报告了,现在这个数量估计要更多。 除了五毛和中共政府自己的审核员,更不用说中国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知道要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内容。微博的上线恰恰就是在推特被禁一个月后,可想而知,在中共的操纵下企业内部已经够融了很久,让他们来取代推特,并且这些企业必定已经向政府保证了会内部严格审查内容。 ,,,,,, 我作为技术人员有一种很深的感慨,如此庞大的一个计划,动用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出来的尖端系统。但防火墙的目的不是解决贫困饥饿,不是开启民智或造福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目的却只有一个“遮住中国人的眼睛,禁锢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中共知道自己的执政江山是需要依靠封锁言论,不让人们看到真相才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共在构建防火墙和金盾工程的时候,中共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权是不合法且不正义的。逻辑推论,中共所代表的是正义而正确的,怎么又会是需要通过删除别人的信息,不让人看到外面世界的80%以上的东西,并且把说出真相的人关进监狱。 中共的执政者,又如何能说服自己和民众自己的掌权是正义的呢?中共也是利用谎言,将矛盾转移到外界的。建构防火墙的人为自己开脱的接口是制造西方与中国敌对的舆论,对内宣传西方世界使用舆论诋毁中国,西方的文化渗透,而中国人民淳朴,无法分辨信息的真假,而中共声称建立防火墙是在保护人民。但这种说辞,在基本逻辑思维下完全不能成立,甚至荒谬至极。为什么西方不害怕自己国家的人民去看到外面的信息呢?政府应该相信自己的国民懂得明辨是非,中共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分辨能力,那真正侮辱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共政府本身。 真正辱华的正是中共政府。对于赞成防火墙的粉红,本质上是在看不起自己,认同中共政府对人民判断力的侮辱。只要信息是自由的,中国人自己的懂得分辨真假对错。而中共的墙,都是为了其政权。如果说防火墙是为了抵挡西方舆论,那仅仅禁止西方网页就可以了,但是国内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吗?而现实是中国人在中国任何一个平台上也不能批评中共,连自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都不能提起。 防火墙和金盾工程无论中共政府如何美化,就是为了中共自己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倒,与西方舆论荼毒中国人思想没有任何关系。 ---韦洁筱: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
朱韵和
2个月前
**李志绥话暴君** 李志绥先生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他在毛的身边20余年,他对毛的了解最为真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总理会谈时,毛明确表明,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 ,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这样告诉尼赫:‘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20 有一个案例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残暴的个性,据李志绥先生回忆: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见李志绥“回忆录”P116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暴君的模式,他专制独裁,杀功臣,要人民对他三呼万岁,他的一言一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不紧跟也不行。 他实行领袖终身制,死前指定接班人,他有享受不尽的特权,行宫遍于全国,身边一群美女,他选妃子,公款养妃子,耽于女色。 他利用职权,在工作时间差使秘书、文胆,为他动笔抄稿、整理,通过会议,讨论他的文稿和发言。然后编书强制全国购买,敛取数以千万计的“稿费”。从行行总总来看,他不是当代的红色暴君,千古罪人又是什么?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朱韵和
2个月前
**张国焘、王明说毛要当皇帝** 张国焘和王明都曾经是早期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最是了解,后来他们离开大陆,在言论上不受毛泽东箝制和威慑,所以他们有可能讲出些真话,这些话对认识毛泽东的实质,很有参考价值。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访问过张国焘。 司马璐问张国焘毛泽东的 为人,张国焘回答说: “润之(毛)一天没有登基当皇帝,是不甘心的”。当问及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时张国焘答:“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不顾一切代价。” ——见司马璐《张国焘谈与周恩来毛泽东的恩怨》。 王明曾是中共早期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四十年代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把王明搞臭,因为王明在党内声望很高,所以1945年“七大”时仍把他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去苏联居住,在苏联时期王明写了很多揭发毛泽东的文章。 据王明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向很多人表示他到北京后要做皇帝。 王明为此还写过一首诗: 《“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 诗下标明“1948年11月22日晚于西柏坡”王明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轻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 王明还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会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王明传》P316—P318 王明从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处于中共中央上层地位,一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后来又受毛泽东的领导。他比张国焘对毛泽东的了解更深切,王明所说的毛泽东早有当皇帝的思想,应该是不错的。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朱韵和
2个月前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 ,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江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存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同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柴。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同北京。毛泽东强调,邓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作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同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小平所存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担任要职。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柴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傅高义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1.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 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3.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4.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5.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6.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7.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8.“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9.“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10.“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1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12.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2个月前
饿殍遍野的飢荒时期大建行宫 大饥荒时,全国范围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官员们为了赢得领袖的欢心,照样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在各地修建老毛的〝行宫〞,对百姓的困苦没有半点怜惜。 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湖南省饿死至少一百多万人),从一九六○年下半年 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 “四一四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一九六○年九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泽东总共也没有住过几天。 在大饥荒年代,与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等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六○一别墅等六十一处奢华行宫,滴水洞从一九六二年竣工后,因行宫众多,故有些行宫老毛只住过几天。毛泽东在滴水洞只住过十一天。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2个月前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里,除去最高统帅毛泽东和最底层的“牛鬼蛇神”、“专政对象”外,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几乎人人是《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毛主席语录”不离口。“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变成了“毛主席语录”统帅一切。 因为事事离不开“毛主席语录”,在民间就出现了 许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新花样。比如:利用“毛主席语录”行乞。乞丐向人乞讨时,先振振有词地背诵“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你伸手。 利用“毛主席语录”卖艺贩药、跑江湖卖艺贩药者,在乡场上拉好了圈子,表演之前,不再说以前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之类的套话,而是先恭恭敬敬捧出《毛主席语录》,请围观者跟他一起诵读“最高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这段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语录,虽然在《毛主席语录》中没有收录,但文革时期经官方媒体一再宣传已尽人皆知。所以在诵读时也得照例捧着《语录》本做做样子。有了这段语录作为铺垫,江湖艺人的贩药就似乎成了“贯彻落实最高指示”的革命行动了。 在大量使用“毛主席语录”的花样中,最常见的是“打语录仗”。 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一书中回忆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 当时,中央办公厅戚本禹领导的造反派——“中南海红色造反团”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要造反团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团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造反团的人就搬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语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们在这里开会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其中关于“纪律”的部分,念到:“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 ---龙门阵:文革中的语录仗 来源:汉嘉女1
朱韵和
2个月前
到毛泽东身边去玩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孟锦云能独获青睐﹖ 首先是她的性格。她不怕场合,胆子大,放得开。第一次进中南海跳舞,毛才跳过一支曲子,就敢主动邀毛跳第二支。权延 赤笔下也曾写过一位叫王学文的大连姑娘,是和孟锦云同时第一次进宫侍舞的四、五个同伴之一,比孟还虚长了一岁,却左怕右怕 ,精神紧张,「刚跳了一圈就出了 一头汗」。孟锦云还不像别的女孩子,问一句才答一句。她敢于跟毛瞎侃,从「小同乡」,扯到「天上的九头鸟」,扯到「黄鹤楼」,以及毛泽东下巴长的那颗痣。 她「充满稚气」的发问,常引得毛开怀大笑。 我们来瞧瞧那颗痣-- 「主席,您嘴巴底下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哈哈大笑﹕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郭金荣《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一二页)。 毛泽东就喜欢这种在他面前无拘无束的女孩。综观他的一生,泼辣、敢作敢为、乃至天不怕 地不怕的女人占了多数。贺子珍「你扔椅子我就扔板凳」﹔吴广惠因为稍嫌柔弱,不敢跟贺对着「扔板凳」,没好多久便遭毛逐出延安﹔江青的敢作敢为我们都领教 得多了﹔张玉凤敢当面骂他作狗。就连那位想结婚而毛不让她结婚的女机要员,也敢于指责毛是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 相反,那些扭扭捏捏,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小脚女人」会使他厌烦。他觉得那样的女人﹙男人也一样﹚不自然,没有天真感,看了很不舒服。疑心上来的时候,还不知她私底下藏着什么勾当,是不是兼有什么特殊使命,以至吓成这副模样。总之,他不可能跟这样的女人好到哪里去。 有过陪睡的经历,孟锦云她们才敢贸然去找毛讨一个「公道」,要他表态支持她们「硬骨头」造反派﹔坐过五年大牢之后, 她也才有直截了当找毛给她平反的勇气。获得毛平反,并当即留用身边的殊荣后,毛还说小丽是「红娘」,是「鹊雀」。鹊雀搭桥,使小孟走过这座小桥,来到了毛 泽东的身旁。﹙四十四页﹚说穿了,就是把自己比作牛郎,把孟锦云比作了织女﹔或者是把自己比作张生,把孟锦云比作了莺莺。毛泽东一连用两个典,来表达对牵 线人的感激之情,这两个典都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可见孟锦云还不是一般的陪睡,而是已睡出了「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说﹕ 「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张果真把孟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一二三页﹚ 孟锦云想要小孩,如果不是想要一个毛的孩子,干嘛要张玉凤跟主席替她说说﹖她要跟丈夫生孩子,与毛泽东和张玉凤何干﹖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小孟想请个假,回去与丈夫同房。但这样理解显得牵强。当毛的贴身护士虽不自由,并不是连跟丈夫同房的机会都没有的,除非你不想同房。 毛的回答也有意思,明显是不想跟孟生孩子。其时孟锦云才二十七、八岁,毛却已力不从心,李志绥也早告诉他无法再生育的实情,所以才有「等我死了,她再跟她丈夫去生吧」的潜台词。 到底谁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张玉凤还是孟锦云﹖其实是无关紧要,也无从考据的。而且「最后一个女人」的意思, 也本来含混不清。是指最后一个跟毛泽东睡过觉的女人,还是指毛泽东最后发展成「女友」的女人﹖看叙述者力图表明的意思,应该是指具有女友身份、最后一个到 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人。 某春日,毛泽东到户外蹒跚走了一圈,半开玩笑地说﹕ 「张姐,孟夫子,你们二位是我的左膀右臂噢。」 他没有说错。一个左右了苍茫大地沉浮的人,一个「扭转了乾坤」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两个年轻女子,扶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最后的女人张玉凤、孟锦云 作者:赵无眠
朱韵和
2个月前
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可以说,毛泽东待之最为宽厚的女人,就是这位张玉凤了。他对她最大的惩罚就是自己的离世。他死了,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她再也不能也不敢为所欲为,再也没有耀武扬威的本钱了。毛一咽气,她忽然意识到没了靠山,缓过劲来放声嚎哭﹕ 「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倒是 江青用左手抱住她的肩膀,笑着劝慰﹕「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 张立刻停止了嚎哭,满面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不久江青被捕,她反过来揭发江青「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某年某月某日,江青吵着要毛的钥匙﹔某年某月某日,又吵着要 分稿费,把毛气的不得了﹔某年某月某日,江青不顾医生反对,硬要给不能翻身的毛翻个边儿,结果促使毛心跳过速,面色紫涨,......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 琐事,都堂而皇之加载了中共中央签发的红头文件,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一九八○年底公审四人帮,张玉凤又出庭作证。 世态炎凉,是张玉凤最深切的体会。她患了甲状腺瘤,先在一家医院就诊,后来突然不给治了。一问,说是「上头的意 见」。而当年她的婆婆生病住院,人们巴结犹恐不及,院长亲自参加专家会诊。一九七三年八月,张玉凤生孩子,住进最好的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室。毛泽东有言, 一切费用,均由他的稿费支出。前去探望的政要显贵也不少,江青和张耀祠都送了尿布和吃的东西。张玉凤解职之后,一时竟找不到生活中的位置,在中央警卫局政治部挂了一阵子,接着转业到一个档案馆。她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无文 凭,只能干一些搬运档案之类的体力活。 一般民众很少有人不知道和不相信,「张玉凤是毛泽东的女人」。很多年以后,走出红墙的张玉凤还会在某个场合被人认出 来,并朝她指指点点﹕「这个人就是老毛的......」因为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还记得,那个紧扶着毛泽东无数次出现在照片、影屏和萤屏上的年轻女人。民间流 传的毛的风流韵事,也以张玉凤的故事最为详尽、具体和生动。京夫子写《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就明言以张玉凤作为这本书的女主角。韩作写的《毛泽东情 史》,也把张玉凤正式列为毛泽东的「第六个女人」。 但流传是一回事,要证实却不能以是否流传得广泛作为依据。李志绥第一个以知情者的身份公开证实了这件事。他的回忆录 里,张玉凤是毛泽东的众多女友当中,唯一一个被他点明了姓名的。其它那些女人的名字,李志绥都隐去不谈,因为他考虑到她们还要在社会上做人,她们的家人还 要继续生活。张玉凤则不一样,她历时最久,并因此而获得巨大的权力。对于民间的传言,她和她的丈夫好象也并不在乎,至少在乎过一阵子之后便不再在乎。张玉 凤跟毛的生活又联系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你无法单独去谈及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张玉凤是揭开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就首先得面对的一个人。 在汪东兴、林克等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跟李志绥辩论历史的真相时,张玉凤缺席。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对张玉凤 名字和形象的熟悉,用时兴的话说也就是她的知名度,要超过汪东兴、林克,她又是李书中唯一被点了名的「女友」,如系捏造,完全可以站出来诉诸法律,告他一 个「严重损害名誉罪」,张玉凤的沉默正是这样。何况这么些年过去,人们的观念开放了,对以往的许多禁忌也都转持 较为宽容的态度。「毛泽东的女人」,原来也不是那么丑的事,甚至还有几分神奇和荣耀,正可以藉此搞活经济「先富起来」,如当个什么毛家菜馆「董事长」之类 的。她有什么必要为那死去的老头子并不甚好的名声,自己褫夺自己头上的这个名分﹖ 民间流传的故事,就包括了张玉凤在毛泽东身后的「名份之战」。一个皇朝已结束,先君正遭到当政者明里暗里地清算,这 个名份有什么可讨的﹖但她似乎有一种「秋菊式」的执着,一定要讨「一个说法」。她接连向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要求为自己和孩子正名。这事儿若到了当初被她 冷落怠慢过的华国锋手里,到也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过,「你办事,我放心」么。华是个老实人,但已大权旁落,自身的位子都难保,根本没他置喙之地。党中 央也作出过决议,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邓小平拍板。邓的批示是﹕「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 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倒是胡耀邦觉得应该实事求是,至少得有个妥善的安排,于是让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找张玉凤个别 谈话。冯文彬色胆包天,竟依仗权力,将她弄上了手,满足了巨大的好奇心,但还是没能给她「一个说法」。张玉凤一气之下,写信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 由胡耀邦出面,撤了冯的职务。 这故事的真假,尚待真正知悉内幕的人出面证实。胡耀邦已作古,冯文彬也早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死于中央党校副校长任 上,只剩下一个张玉凤还健在。然而多年的经历已告诉她,「秋菊的官司」在她那儿是打不出名堂来的。她也早放弃了讨「一个说法」的诉求,只要民间的「说法」 继续这样响亮,人生夫复何求﹖ ---毛泽东最后的女人张玉凤、孟锦云 作者:赵无眠
朱韵和
2个月前
在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 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煳到明确,慢慢披露的。 而这些简短的文字中,无疑超出了我的所有想象。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恐惧。到了1998年,距离张志新被枪杀23年之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终于了说出更多的真相。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扞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采访回来后,陈禹山等记者写出了《一份血写的报告》。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3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周秋鹏: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玉凤,还有一个发掘出来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是孟锦云。 孟锦云到毛泽东身边,是一九七五年初夏。准确些说,是五月。孟锦云一身陆军军服,和另一个身着空军军服的姑娘,一道去求见毛泽东。她们在中南海北大门往里打了电话,警卫人员写了个条子, 很快送到张玉凤手里﹕ 「田玲和湖北来的孟锦云要找张玉凤。」 张玉凤并不认识孟锦云。如果她把条子一扔,这事儿也就没了。她知道她们其实是来找毛泽东的。她去问毛,毛点头同意了。 「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毛泽东甚为诧异﹕ 「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莫法平噢。」 此时他一只眼睛已瞎,另一只视线微弱。孟锦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但他还记得她,这个十几年前跳舞跳出来的女友。 一九五九年,十二岁的孟锦云考取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那时她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同志经常到中南海「出任务」,也就是 陪中央首长跳舞,心里羡慕极了。所谓老同志,不过就是十几二十岁左右。到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她十六岁,成了老团员,也被派去陪舞。在「春藕斋」舞会上,她 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看过毛跟别的女团员跳过一曲之后,孟锦云主动上前邀毛。这时奏的舞曲是《喜相逢》。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面生。小同志,你叫什么名﹖」 孟锦云报了姓名。 「这名字好听,你跟孟夫子同姓呢。」 又问到她的老家湖北,更高兴了,连说「是我的半个小同乡﹗」这就是陪毛泽东跳舞的许许多多女友中的一个,认识过程非 常简单,是由孟锦云自己回忆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话说空政文工团分成两大派,一派叫「硬骨头革命造反派」,一派叫「红旗革命造反团」,针锋相对, 势不两立。为了寻找真理与靠山,「硬骨头」的孟锦云几个小将一道去中南海找毛泽东,当面告了「红旗」的御状,说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毛泽东要她们 「团结大多数」,又用红铅笔写了张纸条,叫她们这五个人去找林彪的夫人叶群。 空军大多由原四野组建而成,是林彪力图要控制的一个军种。毛泽东「找叶群」三个字的手谕,令「林办」主任叶群兴奋不 已,立刻表态支持她们,也要她们支持空军司令吴法宪。孟锦云回到文工团,把这一机密告诉了「红旗」派的哥哥,劝他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她哥哥见事 态严重,赶紧把这一消息遍告「红旗」派成员。事情传开,孟锦云反而成了「硬骨头」的异己。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让文工团把那几个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小将召集问话,要她们汇报主席的情况﹕主席说了什么话﹖ 喜欢听什么歌﹖什么戏﹖健康状况如何﹖吃什么药﹖去了哪儿﹖有什么习惯﹖......点滴不漏。她们每人写了几大篇,有人还去毛泽东那儿偷药,交给林彪手 下的人去化验。 这些情况,又被当作「异己」的孟锦云告诉了哥哥。哥哥把它写成材料,一式两份,托江青和文革红人蒯大富转交毛泽东。 不料江青与叶群订有协议,互通情报,互相惩治对方的敌人。江将材料转交给了叶群。孟锦云的哥哥立刻被抄家,关了起来。不久,孟锦云也被逮捕,罪名是现行反 革命。这一关就是五年,直到林彪垮台。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孟锦云被宣布「宽大」释放,安排在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当护士。这时她已二十五岁,同医院一位搞 政工的年轻干部小裴爱上了她,他们结婚了。小裴不能再搞政工,被调换工作。孟锦云知道自己档案里仍塞有黑材料。她做了一次人工流产,赚到规定的十五天休 假,借着这点时间,悄悄离开武汉,到北京去为自己想办法落实政策。她找到了好友小丽。 小丽也是当年空政文工团的,也陪毛泽东跳过舞,也犯了「路线错误」打发到农村劳动,并被剥夺去毛泽东那里玩的资格。 这种特殊资格,长期以来由一个叫小李的造反派头头独霸了,她是叶群的亲信。有次,毛泽东问起小丽,要小李让小丽来玩。小李只好找到小丽,说自己如何如何帮 她讲情,要她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可以去见毛主席。小丽拔笔就写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深深忏悔,这才得以从农村回到北京,并由小李带去见到了毛。 一次二次,小丽完全摆脱小李的控制,就开始说起其它的舞伴。她问毛﹕ 「小孟可不可以回北京﹖」 「当然可以,这么大个北京,放不下我的半个小同乡﹗」 于是就有了孟锦云找毛泽东「平反」的一幕。毛泽东哈哈一笑﹕「你个孟夫子,要不是你档案里放了黑材料,你还不来看我呢。一去就是八年啊,看来档案里还是放了黑材料好。」 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 毛泽东当即拍板,留她在他身边工作,武汉都不用回了。留在他身边,就是最有力的平反。但孟锦云多了一个心眼,要求中央办公厅一定要为她消除档案里的黑材料。一九七五年八月,由汪东兴转交她一份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于孟锦云同志的平反结论》﹕ 「原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女,一九四八年生,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九年入伍,一九六四年 入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孟锦云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曾向中央首长写信揭发叶群、吴法宪在空政 文工团所搞的阴谋活动,并对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 要,捏造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将孟锦云同志逮捕。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原空政部党委根据空政文工团革委会的报告,报经吴法宪批准,将孟戴反革命帽 子,送兰州军区空军农场监督劳动,后转至兰空高炮雷达修理所,直至一九七三年一月,近五年时间。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叶群、吴法宪对孟锦云同志的政治迫害。 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现决定撤销原政治部党委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的报告,给孟锦云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团的生活,分配工作。过去凡整了与本 结论不符的有关孟锦云同志的一切材料,予以清理,一律作废。空军政治部党委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我不厌其烦地将这份奇文全篇照录在此,是抱着与读者共赏的目的。在中国,不知有多少蒙受冤屈和迫害的人,为了得到一 纸这样的《平反结论》而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耗尽余生、皓首穷经﹙这一成语绝非误用﹚、精神崩溃,甚至重入监狱或饮恨自戕。这些人上至高官名流,下至平民 百姓,芸芸众生,都被逼得无论如何要讨「一个说法」。孟锦云算是非常走运的了,一下就讨到,不过五分钟、十分钟的场合。因为她找着了人,找到了发起这一切 灾难的始作俑者,真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毛泽东最后的女人张玉凤、孟锦云 作者:赵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