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毛泽东的恶行劣迹之揭露越来越多,“章含之揭示”的这个革命佳话终于没法馨香了,有人终于发现“章含之揭示”中,毛的还债说藏有奸诈,透出了狗屎恶臭。,这个首先发现狗屎恶臭的人是网络名士钱文军,他在2004年12月25日掷出一篇文章:《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石破天惊地提出: 毛泽东不是向章士钊借钱而后来还债,该文指控毛当年是独吞了章士钊为资助有志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而募捐来的两万大洋钜款,毛实质是贪污公款。 按道理提出这一指控是不必管毛泽东如何擅自花用该钜款的,但钱文军考虑毛说到该钜款“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钱文军为免毛左毛奴们呼天抢地哭闹,特又经认真查核以证据指出: 1、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去外国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 2、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组建中国共产党; 3、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秋收起义; 4、创办文化书社毛只拿出十元,该十元很可能只是杨开慧父亲之奠仪中节省出,亦即创办文化书社毛一毛不拔,毛只付出轻飘飘的牙力。 说实在话,钱文军这篇文章称得上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时间没人敢撄其锋,海外为之震动:若推不翻钱文军该文,亦即坐实毛泽东不是坐了江山才开始变坏,而是从青年时代起已变得很坏很坏,毛的成魔之道,必要从二十七岁算起,亦即从他写出《沁园春‧长沙》的那个时期算起。 ---黄琉:毛泽东青年时贪污二万大洋救国款案查考 附: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
朱韵和
2个月前
央廣獨家:石平反擊:統治者才有資格賣國 『有人說我賣國,我賣什麼國?我還沒有資格賣國呢,真正有資格賣國的是那些統治者,他們才有資格可以賣國。』 這是現年63歲的石平,對中國直指他是漢奸賣國,進而制裁他的最深刻反擊。 石平說:『中國大陸死的人,什麼時代死的最多?不是戰爭時期,是60年代 ,70年代,然後你說把中國的國土出賣給蘇聯,出賣給外國人,是哪個出賣得最多?有人說我賣國,我賣什麼國?我還沒有資格賣國呢!真正有資格賣國的是那些統治者,他們才有資格可以賣國。』 石平說:『因為我現在也是日本一個國會議員,說太具體的話,說不定又會引起一些外交上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就是在對抗中國的威脅、保衛這個台海、保衛亞洲的和平這方面,日本和台灣應該進行廣泛的、包括防務在內的、國防在內的深入交流和合作,這樣才足以對中國造成一種威懾力,或者是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的一個局面。』 對於台海危機,石平也有自己的觀察。他認為,習近平過度清洗軍隊,已經打擊了軍隊戰力,尤其他提拔的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至少可以確定被消失了,再加上習近平權力似也搖搖欲墜,極可能在2027年的21大中下台,種種跡象都呈現中共解放軍很難在短期內發動攻台戰爭,中共高層權力結構,恐將發生極大的變化。
朱韵和
2个月前
阜成门六号院 : “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材料,窥知当时“文革”新贵们腐败情况之一二。 1.“文革”新贵们发迹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的问题。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 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朱仲丽,1995,第736页)。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 2.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3.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4.“文革”新贵们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谢富治夫人刘湘屏担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 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1974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 5.不用说这些中央级的“文革”新贵们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下面各级得势者也都是。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仅有记录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辽宁省发生摧残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这些案件往往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团场、连队、生产队,可见基层腐败之普遍严重。 6.所以,“文革”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文革”新贵们的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刘铁男、徐X厚、赖小民之流。如果按照购买力换算,“四人帮”侵占的国家财富,也都是以千万计乃至亿计,如果加上他们侵吞的文物更无法用货币计算。并且那个年代是全民极度匮乏时代,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当代贪污犯与平民的财富差距。 与当代的贪污犯们比起来,腐化了的“文革”新贵们的表现显得更邪恶,更让人作呕:当代贪官最起码不会阻挠老百姓致富过好生活,甚至很多人是企业家或地方开发的共谋,至少为企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做过一些贡献,而“文革”新贵们却是在人民与自己之间搞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边教唆人民过苦日子,一边自己穷奢极欲。如果老百姓吃好点、穿好点,就要被接受批判,甚至被剃阴阳头,而他们却让自己的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如果普罗大众享用西方物质和文化产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而他们自己却用重金从海外网罗各种物品;如果别人欣赏传统艺术,就是封建余孽,而他们却把文物中饱私囊,这不是极度的虚伪、极度可恶吗?这不是对人民压制、愚弄的极点吗?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受他们的蒙骗,拒绝接受“文革”的真相呢? 7.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平等而纯净的乌托邦。人们感受不到腐败,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腐败。人们不了解特权阶层的腐败,跟当时的登峰造极的舆论管制,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分层有关,尤其是“四人帮”主管舆论宣传,人们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丑闻。 如果以货币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和贪污多少的标准,的确“文革”贪污问题不严重。由于计划时代废除了市场交易,取而代之的是为每个阶层量身定制的供给制度,“文革”新贵们无需贪污现金,就可以满足一切愿望。然而,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市场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文革”中表现的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他们贪污的现金也不会输于新“四人帮”们。 如果以贪污为腐败的唯一衡量标准,那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严重。但是如果把公权力造成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也作为腐败的一部分,那么“文革”的腐败则是相当严重,普遍存在的。 人们对文革没有腐败的错觉还有一个原因是:“文革”时期国家政权社会治理主要职能搞计划指令,政府与一个个单元组织——“单位”、厂矿打交道,而不像今天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型到公共服务,直接跟个人或民营企业打交道。所以,当时个人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是有限的,远远不如跟单位组织多。但是就当时老百姓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较多的领域来讲,比如工分、供销、升学、当兵等,这些领域腐败、特权和走后门也是普遍存在的。 “文革”中的腐败问题,应该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涉足。学界应该重视起来,为人民呈现正确的历史认知。 (本文力求引用资料真实性,尽量少引用70年代末对四人帮大批判时期的资料,很多有夸大其词之嫌,注重引用当代经过权威机构和专家考证过的数据和观点。) 图1:康生曾经居住的竹园 图2:江青在大寨的摆拍
朱韵和
2个月前
九死一生 走出地狱 ---龚伯晖的故事 汞矿里有不少当年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他们刑满之后往往都被强制成为二劳改。我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吧,因为我同他是好朋友。 这个人叫龚伯晖。 一天,我看到一个文文静静的老太婆,头发花白,一脸憔悴,走路很困难。她看到我说:“同志,我打听个人。” 这个老太婆打 听的人就是龚伯晖,她说龚伯晖是她的丈夫。 我赶紧喊: “龚伯龚伯,有人找你,快出来。” 龚伯晖出来了。老婆婆说:“伯晖,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玉兰呀。你不认识了?” 龚伯晖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他们上次见面是1938年,他们在贵州思南家乡结婚时。 龚伯晖曾是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学生,毕业后参加过武汉、台儿庄等战役。1938年,他父亲以病危的方式把他骗回家乡,与一个叫玉兰的名门闺秀结了婚。由于战事紧迫,他只同新婚妻子住了三天就返回前线。抗战结束后又是国共内战。1949年,已经是上校团长的龚拍晖被共军俘虏,投入了监狱。这一判就判了十五年徒刑,十五年后,他被送到大兴农场二中队继续改造,然后又转到汞矿。 事后我问龚伯晖为什么不写信同妻子联系,龚伯晖说他是囚徒之身,不写信就是想让她去改嫁。龚伯晖事后得知,妻子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每年过年和清明节的时候,她都要给丈夫烧香、烧纸。 玉兰一直没有再嫁,大约是1972年,汞矿里一个也是思南人的二劳改回乡探亲,遇到了玉兰,在无意的摆谈中,玉兰才知道她丈夫还活着。于是她千里寻夫,一步步找到铜仁汞矿 当时龚伯晖一下就跪下去了。他说:“玉兰啊,我伯晖不是人呀,这几十年来我对不起你啊。我不是人啊——” 他们团聚后搭了一个茅屋过上了夫妻生活,这一年,他已经63岁。几年后,1975年,中共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龚伯晖与妻子离开了汞矿,定居铜仁。 1983年,我离开劳改地时专门去看过他们。 第二年,1984年,他就去世了,他妻子也随后去世。 ---谭松:当年,在贵州大山的劳改营里 讲述人:胡祖暖 记录:谭松 图:1975年铜仁汞矿幸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排左五为龚伯晖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鲱鱼”-深入北京的荷兰间谍--德国之声 20多年之久,他作为荷兰马列主义党总书记,出入北京最高层,还领取中国给的费用。然而,据最新披露,他这个党竟是荷兰情报机构一手捏出来的。而他是西方情报机构一条忠实的“ 鲱鱼”。 假如你看到彼得.博维(Pieter Bouvé)在荷兰海边参德伍尔特他的花园旁 散步,嘴里哼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你绝对想不到,这个老头当年竟然是国际上一个重要人物。 前荷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弗里茨.霍克斯卡的回忆录最近披露了一段惊人的历史:当年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LPN)不是一个真实的政党,而是荷兰国内情报局(BVD)的一个掩护组织。当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尔森(Chris Petersen)的博维曾是该“党”的总书记。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数学教师。 尽管他是个假总书记,但他对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专为他设的国宴和那些递给他的塞满现金的信封还是难以忘怀。他深情地回顾:“中国共产党拥有非常出色的厨师。” 只有一次,博维真正感到了说违心的话是多么痛苦的事情:1989年6月,当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屠杀时,他不得不郑重地宣布“党”的观点: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恢复公共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当时,博维的情报每一份都抄送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人把他的行动称为“红色鲱鱼”。荷兰情报机构给的代号则是“蒙古行动”。荷兰国内情报局建立这个假党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高层信息。 化名为彼得尔森的博维是座落在海牙威廉洛德维克路的红色中国大使馆的常客。在这里,每次告别时博维也能拿到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这笔钱指定用于编辑和发行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共产党人”。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博维这个骗人的荷兰人共前往北京25次。多年的接触使他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稠密的朋友和关系网。由于博维的出色工作,荷兰情报当局对北京高层的内幕,尤其是党内的清洗换人行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往往超出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德国联邦情况局的工作。 图:当毛泽东逝世时,这个假冒的左翼政党竟然还像模像样地给北京发了一封“唁电”: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谨代表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对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你们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地铭记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令人永志不忘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主席霍赫 书记彼得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于哈勒姆
朱韵和
2个月前
“吃饭技术革命” 余习广先生写道:到1959年11月初,荥经县多数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薯藤叶、玉米秸秆、棉花壳等晒干磨成粉子,掺上 野菜、树叶之类,煮成“面糊糊”,号称“吃饭技术革命”。在“吃饭技术革命”运动中,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挖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烂,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有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个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秧秧地自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荥经县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惨案”。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2个月前
两个小劳教 劳教犯中,有一些未成年人,就是小劳教。,,其中有一个叫李梦学的,是涪陵人,那时他才十多岁,他是因为父母饿死后他出来讨饭被铜仁收容,送到大兴农场强改组来强制改造。抓进来的时候他只有十二、三岁。他个子不高,非常天真,看上去像一个小娃娃。在夜里他还经常尿床,半夜时听到他在 梦中喊:“妈妈呀,你在哪里呀,你带我回去嘛。” 另一个小劳教叫甘仁轩,十五岁,他在一次学习时,当众交待了他的“犯罪根源。” 甘仁轩是贵州省思南县人,在大饥荒时,家里大人饿死了,只剩下他和七岁的妹妹。他们每天到集体食堂打四两饭,他和妹妹各二两。有一天,是他妹妹去打饭,结果她忍不住把哥哥的二两饭吃了。甘仁轩暴跳如雷,他妹妹吓得哀求:“哥,明天我把我的二两饭让给你吃。”可是,甘仁轩已经控制不住。下面是会上他的原话,我记得很清楚: “你要吃我的饭,我今天就要吃你的肉!我跑进屋去找了一把斧头,把妹妹的头扭过来压在板凳上,几斧头就把她头砍下来了,然后我脱掉她衣服,把她手和脚一节一节的砍下来。砍下来后我用水洗了一下炖在鼎罐里……。” 几天之后,食堂没见妹妹去打饭,队长就上门来查看。“甘仁轩,你妹妹呢?”他说:“我不晓得。”队长在屋里四下查看,他揭开那个鼎罐一看,唉哟,一罐的肉,再一看,脚脚手手的都有。 甘仁轩因此被抓,在思南关押一段时间后转到了大兴农场。1969年大兴农场撤销时,他同李梦学被释放,各自回到家乡。 ---谭松:当年,在贵州大山的劳改营里 讲述人:胡祖暖;任新华 记录:谭松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色纪念碑》里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取人肝、肺、心而煮、煎、炸、炒而食之的细节,在第一部第一、二章里作者抄录犯人卷宗材料记录来还原事件本相,真实性不容置疑,连作者都为卷宗记录而不寒而栗:“连日来,所见所闻,全是挖人肝、煮人肝、吃人肝、烤人肝,心里承受力似已达到极点。”[45]。郑义造访过 的武宣甚至编有一本《武宣县被吃人肉者名单》(武宣县处遗办编)[46],书中的文字记录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文字组合,甚至连带中文都变的暗无天日,流淌出血来:“……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剖生割的七人……”[47]。 《红色纪念碑》里的充满着思辩与雄浑的文字,用中国人生命垒聚起来的血淋淋的事实,对中国人1949年以来受到的所有苦难进行展览、呼号,组成幽暗低垂、充斥死亡气息的一组组“中国空间”,叙事上悲怆而激越,展现作者操纵各类文体的高超技巧和思考深度,是典型的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红色纪念碑》还在于用东西方历史叙事,来完成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勃兴”作根本性的摧毁和揭橥,《红色纪念碑》里展现的是一个凶残的世界,人性被癫狂、偏执、邪恶、过度阐释的信仰所统摄。《红色纪念碑》对半个多世纪中国信仰生态的迷信进行全面反思,让一个残暴无比的政权回到历史阳光中来。 ---家国两茫茫 ——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 第六章 郑义论 ◎ 周冰心
朱韵和
2个月前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40]、“教师们也大啖人肉!……我见谢雄标(生物教师)屋里煮人肉”[41]、 “黄校长 尸体在操场外厕所旁……头被打得黑肿,大腿、小腿、手上的肉全部割光,生殖器、心、肝割光,胸腔里空洞洞的,肠子流出来。”[42]、 “这一日,桐岭中学一片繁忙烹调之景象:厨房在煮人肉,教师宿舍在煮人肉,教室前屋檐下在烤人肉,校园里在烤人肉,到处可见两砖支一瓦再复一瓦的自制‘烤炉’”。[43]、“无产阶级专政的暴虐、残忍,超出人类想象力十倍百倍!”[44]…… 够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在《红色纪念碑》中简直俯拾即是,举不胜举。到处在上演杀人样板戏,“红色恐怖”运动将疯狂的屠杀推向高潮,成就了屠杀者的天堂。连官方文件保守估计无辜被杀害的群众都在九万之众,这个数字已接近广西在八年抗战中死亡、失踪的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人,可见屠杀状况的酷烈,比日本人当年屠杀中国人来的还要残忍,其中有多少人被煮而食之就不得而知了。抗战中战死者为国捐躯,死的其所,而这些死于文革“自我战争”杀人样板戏的人,只会让人感到恐惧感和阴森感。 ---家国两茫茫 ——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 第六章 郑义论 ◎ 周冰心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色纪念碑》里所记述的都是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作的真真切切的描述,叙述了“文革”期间,中国边远地区武宣、宾阳、上林、钟山、南宁、融安、环江、来宾、蒙山、钦州、灵山、合浦、浦北等分布广西全境州县发生的一系列“杀人吃人惨案”,作家于1986、1988年分两次踏访实地,用各级文件、判决书、当事 人口述实录、档案卷宗、地方志、地方“文革”史、图片等翔实的资料再现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丝毫不输于《古拉格群岛》中描述的阴森场面,,, “农村到处乱杀人,只要有三个以上执枪民兵,便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任何人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27]、“某地全城吃人,某商业局长扛一条人腿,招摇过市,回家煮食,那腿上还穿着袜子。某农民被一群人追杀,逃到公社武装部,跪下向武装队长大呼:救救我,他们要吃我!肥胖的武装部长颇不以为然:吃就吃吧!某农民迅即被执,分而食之。某校长被学生打倒在地,每人割一条肉,两砖支一瓦在校园里到处烤食……”[28]、“到处都在狂叫‘不要浪费子弹,要用拳头、木棍、石头’!数以千计的无辜者都被疯狂地殴死,乱石乱棍之下,骨折筋断、血肉横飞,惨况空前。”[29]、“王建勋授意在最热闹的县城中心地区游斗大批‘二十三种人’,煽动乌合之众当场用木棍、砖石打死八、九十人。其中有县医院院长、副院长及内科、外科、妇产科、药剂科主任等一批知识分子。”[30]、 “武宣则吃人成风……女人专吃男性生殖器”[32]、“吃人最残忍者活剖、活割。人还活着,一块块割下来油炸吃”[33]、 “一九六八年七月,……批斗甘大作,……一棍往甘大作头上打去时(后),尚未死,即动手割生殖器……惨无人道的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争着割大腿肉,剖腹取肝,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39]、 ---家国两茫茫 ——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 第六章 郑义论 ◎ 周冰心
朱韵和
2个月前
河南的一个地委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 民党CC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334页) 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145—146页) 师哲也发现:“有的年轻人就为了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面条,承认自己是‘特务’。”(165页) 1944年初,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到延安作坦白报告,“报告团成员像英雄一样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洋洋自得,荣辱观念全然颠倒了。我们交际处还用大米白面和猪肉粉条豆腐白菜优他们。”当时就有人讽刺说:“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真是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不管真假如何,反正他们猪肉粉条豆腐白菜吃了够。”(178页) ---张青:灭绝人性的“革命”及其“领袖”——读《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朱韵和
2个月前
妻子举报丈夫偷苞米男人丧命 依娃受访者安岁女说: 那阵子,已婚女人跑到陕西的很多。村里一个叫吴吉祥的男子,他的女人也想走,想离婚,只有拿着离婚证更容易改嫁。但丈夫不同意离婚。一天,吴吉祥偷了几个苞米棒子在家烤着吃,被媳妇发现后声言要报告给队长。男人求她:你不要报,报了就把我打死了 。女人还是要去报,男人就跪在小自己几岁的女人面前乞求:姐姐、姐姐求你不要报,报了就把我往死里打哩。我就没命了。女人毫不动心,一脚把男人踢倒后,出门报告给队长。队长叫人把吴吉祥暴打一顿,几天后就死了。办过丧事,女人就带着两岁的孩子去了陕西改嫁了。 驴皮汤引发弟死兄囚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镇夹边沟村盛春兰: 我的一个小弟弟,是五九年出生的,到六零年就饿死了。我的一个哥哥,是在五九年饿死了。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也死掉了。还有一个叔叔,是被我爹打死的。起因也是为了一点点粮食。我提了一点点从生产队分的粮食渣子,走到饲养室门口,被我的叔叔抢去了,我们一家子人一天的口粮就全部没有了,一家子人就饿着。饿到了晚上,我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块驴皮,放在火上烤,把皮毛烤干净后下锅煮。我叔可能是闻到腥味了,来了坐着不走。我妈几次撵他走,他就是不走,我爹本来就生着他抢粮食的气,一怒之下用石头砸在叔叔的鬓间,气头上下手重了,又打到要命的地方了,我叔才三十二岁,喘都没有喘一下,当时就死了。我爹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改判二十年,在监狱整整关了二十年。我叔叔家里也没有人了,婆娘也跑掉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2个月前
为筹取革命经费,忍痛将亲生儿子卖掉 1931年,又是11月,曾志又生下了一个又黑又壮的男婴,取名铁牛。    铁牛太可爱了。曾志产后第6天就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去,铁牛便出奇的乖,不哭不闹,静静地躺在那儿。一旦母亲从外边回来,跑到小床边,他就会咯咯地笑出声。他还会定时拉屎,什么时候母亲抄起 他的小屁股,他便会及时配合,从不弄脏尿布。 “这孩子多乖啊,我们自己能养大!”曾志当时改做白区工作,很有信心养大这个儿子。两个月后,她与丈夫一道,抱着小铁牛来到厦门,准备稍作停留后便送到母亲那里去,请母亲帮忙照看。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赶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见面劝说:“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儿去了,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晕船不说,路上也可能发生意外……”    “我怕什么?”曾志生性刚强,硬硬地顶上一句,“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    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头犹豫片刻,终于尴尬地吐出真情:“曾志同志,对不起了。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卖了100块大洋。现在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给也得给了……”    曾志愣住了,半天才像大梦初醒一般透过一口气。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儿子,最后将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书记的脸上,久久不动一动。    市委书记无声地垂下头,等待那意料中的哭声和责骂。可是,传到他耳边的却是一声催人泪下的颤音:“服从组织决定……” 图:1932年,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
朱韵和
2个月前
女儿订婚为父换来“要饭权” 依娃受访者秦安县城关乡刘春花: 解放前,我父亲是个经商的人,我们有农业,有工业,有商业。解放后,我家的地被没收了,埋在地下的一些银元被挖走了,还把我妈给吓病了。到了五八年,把我们的房子也拿走了,把我们一家扫地出门了。后来我爸还成了反革命分子。大饥荒时,成 分好的敢出去讨饭,我爸想讨饭却不敢,怕抓住了往死里整。 那是六一年,我虚岁十四的一年,大队长要把我娶成他家的儿媳妇,他的儿子十五岁。我不同意,人家就威胁我爸。爸爸害怕了,对我说:咱们全家的命都在你手里哩,就算爸爸求你了。为了一家人的命,活命,活下去。你掌握着一家人的命。实在没办法,我就答应了。 父亲答应了人家提亲,就得到了优惠,怎样的好处呢?就是我爸不拉出去斗争了。订婚了,怎么样订婚?给了我家两元钱的人民币,一个姑娘两元钱。我就生气,我爸把我两元钱给卖了。我爸说了,卖身养父。人家来了两个人,用一截子红毛线绑着钱,一头拴了一块钱,戴在我的脖子上,我一把扯下来就给扔了,我妈就捡起来了。人家还拿来十二个馒头,我妈给人家回了四个,我们留下八个。 订婚后,大队允许我爸在附近村庄讨饭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2个月前
(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武装部长们在吃人风潮中的作用,第一,他们是直接的策划者、组织者、煽动者,第二,他们本身也是吃人者,第三,他们还是吃人的直接教唆者和暴力胁迫者  有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吃人,那些暴民怎么会不争先 恐后地响应呢!不要以为人发展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情。为什么?人和兽之间的区别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人来自于兽。只不过我们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文明的制约,就是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制约。如果法律被推翻,认为(吃人)不犯法,文化的制约就很容易被冲破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的吃人与文革时的吃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注意到,文革时吃人,主要目的不是吃肉,不是饥饿,不是蛋白质的需要;他们吃的是人的心、人的肝、人的生殖器!那些武装部长、民兵说出的理论是:这些东西可以养生治病,可以壮阴补阳 这不是饥饿引起的,它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是出于一种变态的私欲。这也不是革命理想主义,而完全是功利性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就是说吃人是为自己能长寿,吃人是为了自己的养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恐怖的事情主要是国家机器在组织。那么,老百姓为什么会跟着走呢?我们长话短说,当国家机器积极引导、煽动的时候,人性中恶的方面就得到大释放。如果国家机器继续这样倡导,继续制造这样的混乱的、无法治的局面,中国大陆再发生吃人事件、甚至大规模吃人事件仍然有可能。 ---宋永毅谈广西文革:国家机器吃人! 图:四川建川博物馆群收藏的文革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