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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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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摄影：Peter Turnley，Corbis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当天，学生们试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北京，一名示威者在军用卡车的引擎盖上大声朗读。Turnley说：“在此之前，人们对军队一直怀有一种感激和亲近感。我相信，学生们非常强烈地认为人民军队会站在他们一边”。 Photograph by Peter Turnley, Corbis A demonstrator reads aloud from the hood of a military truck as students tried to stop the Chinese military from entering Beijing the day that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on May 20. "Up until that point the people had an appreciation and sense of closeness with the military," says Turnley. "I believe that the students very strongly felt that the People's Army would take side with their cause."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戒严 #北京示威 #人民军队 #军用卡车

2个月前

杨尚昆的角色杨尚昆是一个"监国"，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杨尚昆 #监国 #军队控制 #港澳台事务 #中央警卫局 #邓小平 #政治代言

2个月前

他（苏晓康）告诉我：1990年，他在西雅图开会，遭遇《文艺报》一名记者，自称是戒严部队领导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严部队的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交他在台出版，还向他透露，杨尚昆答应支持邓的戒严决定，是有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第一，让他的弟弟杨白冰主持；第二，戒严部队从各军调人；第三，外围布置导弹部队。具体是不是这样，晓康让我自己去查。，，，，，，我相信晓康转述的事情大体真实。因为第一，举荐杨白冰，与军内传言杨尚昆“举贤不避亲”的故事相符。第二，从各军调人，与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既便于互相牵制，也能防止各军在下面搞“小动作”（这一招是跟宋太祖赵匡胤学来的，原因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出身，担心别人也跟他学）。第三，调导弹部队布置在最外围，也是自忖权威不够，对各军必然采取的防范措施。一句话，这些都符合杨家兄弟的处境，以及在那样的处境下必然产生的不安全心理。 ---陈小雅: 赵紫阳与杨尚昆的“默契”

#苏晓康 #1990年 #西雅图会议 #戒严部队 #《西山日落时》 #杨尚昆 #邓小平 #杨白冰 #导弹部队

2个月前

5月13日——邓赵杨三人碰面关于这次碰面，主要是邓赵两人在谈，杨只是陪衬。关于谈话内容，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相关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小括号+斜体的形式标注。赵紫阳：「小平同志，我先向您汇报一下学潮和动乱以来我的一些思想。四月中旬以来，学潮愈闹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邓小平：「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显，是极少数人挑动了大多数人。把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激发起来了。」赵紫阳：「所以，我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邓小平：「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要力争有个稳定的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怎么发展？」杨尚昆：「戈尔巴乔夫后天就来了。听说学生今天要宣布绝食，这是有意想把事情闹大，造成重大国际影响。」邓小平：「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徵。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杨尚昆：「这次学潮尚未完全平息，又听说要搞绝食。我很担心这次重大的国事活动受到干扰。国家之间领导人的互访是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每项日程都事先经双方协商做好安排。为确保访问按照计划顺利进行，要求学生和北京市民加以配合，这是稍有爱国心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不知这次欢迎仪式能否顺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欢迎戈尔巴乔夫是最基本的礼仪，事关国家荣誉，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相信这个大道理，这帮青年学生应该是懂得的。北京市和教委已经向各大院校学生讲了这个道理。」邓小平说：「学生情绪一旦偏激，可顾不了这么多。」杨尚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赵紫阳：「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邓小平：「我说过，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更有极少数竭力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些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小撮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是有很大工作难度。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单纯的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编程随想注：邓再次说明了学潮是“敌我矛盾”）赵紫阳：「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为了把工作做在前头，政治局成员已分头与社会各界群众展开对话。今天上午，李鹏去首钢，下午我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胡启立他们这几天正与新闻界进行对话，还有...」邓小平打断：「现在社会各界心态怎样？」赵紫阳：「这次学潮波及面虽广，但只在全国一些有高校的城市。农村不受影响，农民是稳定的。城市工人是稳定的，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发发牢骚，同情这次学潮，但照常上班，没有罢工、游行和串联的事情发生。」杨尚昆插话：「部队官兵的思想是统一的，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思想不会有大的影响。」邓小平：「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过去。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很少，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失误。这些天我总在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同时，党也必须解决民主的问题，解决党和国家机关滋生的腐败现象的问题。」（编程随想注：俺在博客上多次提到，老邓的政治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您一直强调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些“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编程随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民主”和“政改”，赵跟邓的观点有差异。）杨尚昆：「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划开来。我们决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赵紫阳：「高举民主和法制的旗帜深得民心，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记得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就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体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当前这一时机，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杨尚昆：「要下大力气坚决克服、消除腐败现象。现在老百姓一提起腐败，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天天有腐败分子被揭露。」赵紫阳：「消除腐败现象的确已成为当今的头等大事，老百姓的眼睛都盯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动真格的。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首先从政治局做起，我已建议政治局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万里还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廉政委员会。」邓小平：「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大概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不能迟。这次事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激动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编程随想注：在最后，矮凳再次强调了“果断”，其实就是在暗示赵处理学潮太过犹豫，不够强硬。）通过13日的三人碰面，俺个人认为，邓已经表达出对赵处理学潮的不满。　　此时，赵紫阳已经逐渐被逼入死角，缺乏政治上回旋的余地。为啥这么说捏？一方面，邓希望学潮【快速】平息；另一方面，学生开始发起“绝食抗议”以扩大声势。　　非常不巧的是，苏联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很快（15日）就要访华。如果没有这次外事活动，赵紫阳的回旋余地可能还大一些。有了这次外事活动，就如同“化学催化剂”——学生方面希望利用戈氏访华，升级抗议的规模，扩大学运的影响；而老邓因为戈氏访华之际，学潮还未平息，让他在国际上丢脸（矮凳其实是很注重面子的，本系列开头几篇有提及他的性格）。如此一搞，让恼羞成怒的邓，下了动武的决心。　　赵的官场经验还是很丰富滴（本系列的第8篇、第22篇有介绍过），他显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困境。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邓赵杨碰面 #赵紫阳讲话 #学潮 #天安门文件

2个月前

5月11日——邓杨二人碰面关于这次碰面，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小括号+斜体的形式标注。杨尚昆：「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回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现在，全国一些大学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生自治组织，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叫高自联的组织，公开来策划这次学潮。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次学潮，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邓小平：「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上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杨尚昆：「这次学潮之所以闹大，还持续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人民渴望反腐败的心理。」邓小平：「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编程随想注：从矮凳这段话来看，他对学运的定性，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而不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情况下，别人很难让矮凳改变“动乱”的定性。）杨尚昆：「对于这次学潮的处理，常委已经开过多次会议。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下解决学潮问题，政治局已建议六月份的人大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这次学生提出的，人民群众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编程随想注：杨尚昆是官场老手——他发现老邓已经把学潮上升到“敌我矛盾”，也就不再企图说服老邓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所以之后的谈话，杨主要是陈述事实，再没有提“改变定性”的话题。）邓小平：「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杨尚昆：「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一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只从正面讲“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调子不一样，四二六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幕后策划，而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王震同志对我说，“赵紫阳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我认为紫阳讲话对缓解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歇。」（编程随想注：杨的这段话，还算中立，没有偏向赵紫阳。）邓小平：「读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同志就打电话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同志也捎话来，要我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讲话有说服力，能打动人。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杨尚昆：「前几天，赵紫阳就跟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要我把他的想法向您报告一下。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邓小平：「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杨尚昆：「他的这些看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邓小平：「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编程随想注：邓说这句话，表面上是夸奖姚，实际上是在隐晦表达他对赵紫阳处理学潮（怀柔政策）的不满）杨尚昆：「戈尔巴乔夫过几天就来了。为了确保这次会晤的圆满，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很详尽的接待方案，常委们都已传阅。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您的最高级别会晤，我已特别叮嘱吴学谦一定要外交部精心安排，不能有疏忽。」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杨尚昆：「天安门是我们的脸面，我们尤其不能在戈尔巴乔夫来华这几天把天安门搞得乌烟瘴气。我会再向他们，赵紫阳、李鹏强调的。」邓小平：「你怎么看京、津、沪三地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杨尚昆：「处理这次学潮，态度最坚决的是北京，李锡铭、陈希同几乎整天把两眼都盯在学潮上，生怕北京出现大的乱子，担当不起。陈希同就感叹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首都市长的难当。”我看最近他们是高度的神经紧张，也难怪他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过于严重。」邓小平：「要做到处乱不惊并不是容易的。」杨尚昆：「天津的局面控制得最好。李瑞环的态度很明确，你要对话可以，但你得遵守法律；你要游行不阻止，但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李瑞环强调一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实事求是。所以，天津总的社会秩序较好。我认为李瑞环蛮有思想。」邓小平：「李瑞环他懂哲学，能辩证地看问题。」杨尚昆：「上海的旗帜最鲜明。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很乾脆，我看了上海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报告，市委没有分歧意见。但这个事件的确在国内外，特别是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压力不轻。我个人认为，上海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可以更策略一些。」邓小平：「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象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党性强，有大局观”。他完全支持江泽民的做法。」杨尚昆：「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记得上次学潮（编程随想注：指的是“八六学潮”），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并演讲，还用英文背诵马克思著作。当时，先念就指示中直机关党委，组织中央各单位收看江泽民与学生对话的录像。我印象很深。」邓小平：「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编程随想注：问及军队，俺猜测邓有可能开始考虑动用军队戒严）杨尚昆：「学潮发生以来，总政治部已经连续发出四个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介入地方政府处理学潮的事务。对于涉及严重影响地方社会安定的打砸抢事件，地方政府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的，必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现在，军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一些军区还开展了官兵对话活动，针对性很强，有效果。七大军区和三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不团结现象。」最后邓小平说：「赵紫阳、你、我，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邓杨碰面 #天安门文件 #学生运动 #学潮 #高自联

2个月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小括号+斜体的形式标注。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杨尚昆：「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赵紫阳：「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杨尚昆：「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赵紫阳：「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杨尚昆：「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赵紫阳：「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杨尚昆：「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赵紫阳：「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杨尚昆：「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赵紫阳：「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杨尚昆：「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赵紫阳 #杨尚昆 #天安门事件 #学生运动 #政治对话

2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续）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东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反右。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 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胁。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关于信仰和理想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要相信共产主义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者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沾光。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讲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验。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还留在党内当年有的人恨不能开除我的党籍，或者让我退党。党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留在党内，对党内的改革势力更有利，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利。留在党内，按现在对党员的说法，我还是先进分子，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可又把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看管起来，可笑，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我留在党内有积极作用。我要是不在党内，我今天还能出来做所谓的考察吗？你们还敢来见我吗？关于经济前景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确实不容易。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像一个被压到极限的大弹簧，只要压制它的力量放松一点，它就快速反弹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几十年，官僚体制庞大，还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整体经济严重畸形，积重难返。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每个层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个层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显提高。这在中国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为中国除了人力，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钱，但人均并不多。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不久就会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缺乏高端产业，两极分化，劳资纠纷问题。再有就是对这个大弹簧压制不大了，内在弹力减弱，中国经济不是放手问题了，而是引导问题了，那时就是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趋势，但在中国像腐败这种阻碍发展的因素何时能铲除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没希望的。不要以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会消亡，清政府腐败了大半个世纪才灭亡，有的朝代能腐败一两百年。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虽然民众呼吁政改，但是还不具备条件。上层没有领军人物，这个政体是不允许锐意改革人物升上来的，希望将来阴差阳错，偶然有这样人物出现。另外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提高。打个比方，不管官场多腐败，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每年还能增长1%，这就比没有强，而且大家还抱着增长2% 的希望。因此，对上层来说还有拖延政改的时间，少数人还有继续敛财的可能，还可利用子女，秘书，司机发财，有时间向国外转移财产，移民。因为现行体制为此留有大量空间和模糊地带。总的来说，腐败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对腐败治理不力，必是与上层利益相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改有明确想法，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改还不太清楚。中央从来不许百姓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说不清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么样，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谁要是再要求，对不起，进监狱。无情的镇压总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爷出现。国内的电视历史剧宣传的也是这个，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我们的政权一方面非常强大，几千万党员，百万军队，武警，警察，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等，从各方面维护着这个政权，大量的政工人员，政治教师从儿童开始，向人民灌输维护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切实实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担心政权顷刻瓦解。从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见，建政五十年了还怕，何时是个头？搞到现在，领导人一听国际歌就紧张，不让提当年国民党贪污腐败，甚至连说晚清的腐败都是忌讳，因为老百姓会说，跟共产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949年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将国民党政权推翻，因为它不给人们自由民主，轮到自己了，只说不做，五十年不变，弄到现在，连说都支支吾吾了。（完）

#赵紫阳 #六四事件 #中国共产党

2个月前

1989年6月6日，从天安门出发的中国士兵指着一名正在拍照的美联社记者。美联社记者在拍照，这违反了 5 月 20 日宣布的戒严条例。记者在北京国际饭店附近逃脱。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戒严条例 #拍照事件 #美联社记者 #中国士兵

2个月前

1989年6月7日，中国军队在街上巡逻。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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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中国军队 #街上巡逻 #美联社 #历史事件 #Terril Jones

2个月前

资料图片--1989 年 6 月 7 日，中国军队的卡车在北京长安街上短暂停留，并保持高度警惕。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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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中国军队 #北京 #美联社 #长安街

2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北京居民正在围观一辆被装甲运兵车撞毁的公共汽车。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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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北京抗议

2个月前

200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入口处，一名警察（在帘子后）正在检查护照。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军事镇压20周年纪念日，当局已将该地区的安保级别提升至最高，并禁止西方记者进入。 EPA/OLIVER WEI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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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广场 #周年纪念 #安全警戒 #西方记者

2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六四问题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 怎样看邓小平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John Giannini / AFP）

#赵紫阳 #六四事件 #政治责任 #历史对话 #中国政治

2个月前

★民间的追悼会 ◇官方和学生谈判几万名学生在前一天夜里就坐在广场上，就是为了等第二天的追悼会，并给老胡的遗体送行。等到北京公安局发现大量学生在夜里涌入广场，已经来不及阻止。到了第二天天亮，虽然有大批正规部队在广场和大会堂周边警戒，但以当时的兵力（约1千人左右），不可能在广场上实施清场。　　这种情况下，官方只好跟学生谈判。官方要求学生在大会堂门口，让出一条30米宽的通道，以方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作为交换，官方在广场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学生代表同意了这些条件。谈判完之后，几万学生在几分钟内，就整齐地平移30米，空出了通道。　　党国方面，比较担心“新华门事件”重演。所以在学生空出通道之后，马上调大批军人在大会堂门口布置了多重警戒线。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学生冲击大会堂。为了避免引起学生的敌对情绪，这些军人都没带武器。 ◇学生静听追悼会转播上午10点，追悼会准时开始。广场上的学生都安静地听着高音喇叭的实况直播。 ◇学生代表下跪请愿当追悼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大会堂外的学生再次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但是李鹏犹如癞蛤蟆吃秤砣——铁了心，就是不出来见面。　　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对李鹏的态度十分愤怒，主张冲进大会堂；但另一个学生领袖张伯笠不同意。他俩的对话如下（摘自张伯笠的回忆录——《逃亡者》）：张伯笠：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的追悼大会。吾尔开希：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心甘情愿？张伯笠：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吾尔开希：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张伯笠：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然后，郭海峰自告奋勇，拿着请愿书去大会堂门口下跪（4月18日的第一次请愿，也是郭海峰去的）。另两个学生领袖周勇军、张志勇也跟着一起去。三个人就跪在大会堂正门的国徽之下。双手高举请愿书。当时的广场上，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学生和市民，都被震惊了。　　三个人跪了超过45分钟，没有任何朝廷的官员出来见个面，表个态。看了上面这几张照片，不知列位看官有何感想？为什么一个号称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执政党，却不敢（或不愿）出来跟学生代表见个面。　　再说了，学生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 (吴仁华：彻夜守候在广场的数万学生又冷又饿，但秩序井然。清晨，学生与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交涉，要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灵车绕广场一周等要求，均不获同意。官方只同意让学生停留广场听追悼会广播。上午10时，当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 12时50分，北大学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久久无人搭理。数万学生及围观民众深表同情，不时发出呼喊声。大批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在大会堂台阶下组成防线，广场挤满了人。许多人说，“这些学生真可怜”，“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当官的怕学生怕成这样”。人群开始起哄警戒线上的武警，部分学生和民众缓慢前移，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发生摩擦。双方推搡持续了15分钟左右。学生跪递请愿书、以及传言李鹏会出面见学生但始终未出现，让许多学生激动愤怒，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用手提话筒猛砸自己头部，血流满面。) ★俺的点评最后来说说俺的几点看法。 ◇学生的期望过高关于那天的追悼会，学生们抱有过高的期望。不少人以为：官方的悼词会为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进行平反。　　实际上捏，在当时的朝廷中，邓太上皇握有实权，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当时的权力格局，请看“本系列第1篇”的介绍）。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是老邓反复强调滴。所以，只要太上皇不死，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不可能平反。 ◇改革派应对失策下跪请愿发生后，很多人都指责李鹏是缩头乌龟。但是捏，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发现：小李不出面，实在是情理之中。这个家伙作为保守派，巴不得学生跟政府的矛盾激化。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演86学潮那一幕——借学潮扳倒总书记。那他这个总理就有望更上一层楼。　　列位看官反而该想想：为啥没有改革派的官员（包括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俺觉得有两个原因： 1. 改革派很可能低估了学生的情绪——他们以为追悼会结束后，学生的悼念活动也会跟着消停。 2. 改革派如果出来安抚学生，会被保守派官员抓住把柄，说他们对学生太温和太软弱（“八六学潮”的时候，胡总书记就被保守派指责：对学生太软弱）。 ---编程随想:4月22日，胡耀邦的两场追悼会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民间追悼会 #广场集会 #官方谈判 #学生运动 #北京公安 #正规部队 #老胡遗体送行

2个月前

方励之：我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经历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避难的13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 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 6月5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方励之 #美国大使馆 #避难经历 #中美外交 #李洁明 #刘华秋 #尼克松 #基辛格

2个月前

‘众所周知罪’ 根据《方励之自传》透露，方励之本人被中国指为六四幕后黑手，但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条正式指控他的罪名。方励之在自传中忆述，中国外交部要求当时匿藏在美国驻京大使馆的方励之写下认罪书，作为让他离开中国的条件，但方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于是要求美国大使向北京查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方励之于是有点自我调侃的说：“我们犯的是‘众所周知罪’。” 方励之在其自传中说，1989年6月4日发生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当天，有在政府最高层身边工作的朋友致电他“快找个干净地方去”。之后，北京方面指他“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全国张榜通缉。方励之夫妇二人随即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同年11月18日，中美之间展开有关方励之问题的第一次正式谈判，随后又有几次。但邓小平试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政府解除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以及让方励之公开认罪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方励之在自传说：“我曾建议大使在谈判时问问中国当局，我们到底犯有什么罪？以便真是要写认罪书的话，也好知道要写哪一条。后来大使告诉我，这个问题他问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我们犯的是‘众所周知罪’。” 方励之接着说：“可见，通缉我们的命令发出半年后，检察院连一份起诉书也还没有准备好。” 自传继续说：“一个多月后，那位副部长向大使宣读了一份有关方励之和李淑娴（方的妻子）的罪行‘事实’的材料，样子像起诉书，但又不是，因为无头无尾，没有关于方和李触犯哪条哪款法律的论证和结论。而且，只准大使当场听，不敢将书写副本作为一份备忘录交给大使。可见，副部长对这份材料的质量，也是不放心的，不敢作为外交文件让大使转交我们。凭记忆，大使告诉我们，副部长大概念了14条‘罪状’。” 方励之在自传中说：“那位副部长算有一点自知之明，幸亏没有把‘14点’作为一份外交文件。不妨举其中两个例子，说明它的质量。‘十四条’说，李淑娴的‘罪行’之一是‘她于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发指示’。但是，根据官方自己的人民日报，学自联是在1989年4月19日才成立的。所以，这种罪行等价于今天杀了一个明天诞生的人。” 所谓的“14点”又指方励之的另一个罪行是他操纵在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人进行反革命意识型态宣传。而据人民日报，该沙龙的主要两个演讲人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罗德夫妇Winston Lord。所以，推论是方励之犯有操纵美国大使夫妇罪，“这是美国罪，还是中国罪？” 自传说，几次碰壁之后，中国当局又转回到所谓认罪上。大大降低了要求。14条不再提了，只要求方励之写一个陈述，行文中含有“我认罪”。方说：“早在1989年11月首次提出时，我就写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后来又改动过几次。但各种版本中都没有‘我认罪’三个字。” ---《方励之自传》透露其六四黑手罪纯属北京虚构

#方励之 #六四事件 #自传 #罪行 #中国外交 #历史事件

2个月前

1989年6月6日的资料照片显示，在镇压民主学生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和士兵守卫着天安门广场。 — Manuel Ceneta / 法新社资料照片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民主运动 #军队镇压

2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中国军队在北京长安街上行进，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抗议者。美联社 Chinese troops march down Beijing's Chang'an Boulevard, firing indiscriminately to clear the street of protesters, on June 5, 1989.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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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中国历史 #民主抗议 #军队镇压

2个月前

1989 年，一名北京居民展示军队发射的自动步枪弹头。 A Beijing resident shows a slug from the automatic rifle fired by the army, 1989.

#天安门事件 #1989年 #北京市民 #自动步枪 #军队 #历史事件

2个月前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与人民武警对峙。 Andy L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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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示威者 #人民武警 #对峙 #1989年事件

2个月前

摄影：Peter Turnley，Corbis 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你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一种谨慎的好奇——他们试图弄清楚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Turnley说道。曾经坦诚友好的市民们现在感到恐惧。“气氛完全变了。没人敢看你，也没人敢跟你说话。” 时至今日，试图讨论或纪念这些事件的中国人仍然面临着信息封锁，甚至可能面临监禁的风险。 Photograph by Peter Turnley, Corbis Beijing citizens survey the damage on the day after the massacre. "You see on people's faces a very discreet curiosity—they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had just happened the previous night," says Turnley. Citizens who had been open and friendly were now afraid. "The atmosphere changed completely. No one would look you in the eye or speak to you." To this day, Chinese who try to discuss or memorialize the events face a clampdown on information and risk imprisonment.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大屠杀 #谨慎的好奇 #信息封锁 #纪念 #恐惧

2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学潮 #赵紫阳 #邓小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强人政治 #权力结构 #中共高层 #悼念活动 #屠杀

2个月前

紫禁城乾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紫禁城 #养心殿 #垂帘听政 #邓府 #赵紫阳 #改革历程

2个月前

编程随想: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接触过八十年代那段历史的网友，大都以为是“八六学潮”导致老胡被废。其实这只是表象。要知道邓太上皇看老胡不顺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八六学潮”只是充当了导火索而已。　　今天，俺就以邓/胡两人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点评一下胡废帝失宠的经过。 ★亲密无间在文革期间，老胡作为邓小平的忠实支持者，不惜得罪四人帮。即使当老邓被毛太祖赶下台的时候，老胡也没有落井下石。所以，老邓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文革结束后，老邓重出江湖。老胡作为老邓的亲信，也升任朝廷大员，担任了中宣部（传说中的真理部）部长，同时还主持中央党校（相当于国子监）的日常工作。老胡利用这两个职务，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帮助老邓赶跑了短命皇帝华国锋。　　华国锋虽说是短命皇帝，但是他一个人就兼任了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这3个要害职务，集党政军3大权力与一身。这在伟光正90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国锋一倒台，老邓就着手瓜分华国锋的权力。首先，老邓安插了自己的两个亲信（老胡和老赵），分别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和总理这两个职务；然后，老邓自己接掌中央军委主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垂帘听政。　　从文革一直到老胡当上党主席（党主席后来改称党总书记）的这段日子，是邓/胡两人的政治蜜月期。 ★渐生嫌隙在老胡当上（名义上的）一把手之后，这对亲密无间的政治盟友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引发他们两人矛盾的，是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政治立场的分歧老邓虽然是改革派老大，但他只想搞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非常反感。老邓经常在公开场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老胡，在政治方面的开明是人所共知。久而久之，两人的立场就会出现冲突。比如俺在前一个帖子《废帝胡耀邦其人》提到的西单民主墙事件，老胡就公然表态，反对抓人。而实际上，抓人的命令就是老邓授意的。不过这事儿还算小，更大的立场冲突发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　　在那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老邓作了一个讲话，大意是：在思想战线（理论界、文艺界）方面，存在严重的精神污染，必须加以清除。听了老邓的这个讲话，朝廷的保守派喜出望外，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颇有文革中大批判的势头。到底什么才算是精神污染，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在舆论中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就被视作精神污染（按照保守派的逻辑，强调“人性”就是忽视“党性”）；一大批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因为清除思想污染而被查禁；更搞笑的是，抒情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情歌）和奇装异服（比如喇叭裤、蛤蟆镜）也被视作精神污染。　　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个搞法扩大化了，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倒退到文革的极左路线。所以，他联合赵紫阳一起抵制“清除思想污染”。在他俩的抵制下，“清除思想污染”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这一切，都被老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邓开始觉得不爽了。　　另外，在某次高层会议上，出现如下的发言：（摘自胡绩伟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 1997年版第338页）万里: 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社会的遗毒”，就很够了。胡耀邦: 我同意万里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都不要再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今后正面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述会议谈话传到老邓那里后，他感觉老胡简直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毕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老邓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由于老胡的上述言论，再加上那帮保守派对此事不肯善罢甘休，经常跑去老邓那里告状。众口铄金之下，老邓对老胡的印象，逐渐变差了。 ◇终身制的问题俺在《八十年代的朝廷》一文，介绍了天朝政治的几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老人政治"。以老邓为首的党内元老，把持了党国的主要权力。而老胡一直公开反对终身制，提倡领导层的年轻化。俺前面的帖子介绍过，老邓的权力欲望是很强的。像老邓这种权力上瘾的家伙，只要不咽气，就不会放弃权力。所以，老胡反对终身制的言论，在老邓看来，就是在逼迫自己退休。　　在某次朝廷高层的会议上，老邓假惺惺地表态，说自己的年纪大了，准备考虑退下来。然后，他问在座的人是什么态度（这实际上是老邓的一次试探）。老邓话音刚落，很多（年纪较大的）党内元老，纷纷表态说，老邓德高望重，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千万不能退。这些人之所以要挽留老邓，是担心老邓万一退休了，那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继续留任，也得跟着退休。还有一些人（包括赵紫阳），没有表态。这些没表态的人里，不排除有些是希望老邓早点退休，但又怕得罪人，所以保持沉默。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老胡举手赞成老邓退休。这个鹤立鸡群的举手赞成，多半在老邓心中留下了阴影。但是老胡这个人比较实在、耿直，估计当时没想那么多。 ★矛盾激化虽说上述事情让邓小平觉得不太爽，但是邓太上皇尚未打算废黜老胡——毕竟两人有很多年的交情。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最终让老邓下定决心，把胡赶下台。这件事就是“陆铿访谈”。 ◇陆铿访谈陆铿是一个老资格的办报人，非常敢于抨击时政。民国时期就因为办报被捕入狱。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1957年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文革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创办了《百姓》杂志。　　 1985年5月，陆铿在中南海采访了老胡，并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次月的《百姓》杂志上。在陆铿的这个访谈中，高度赞扬了老胡，称之为“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虎虎有生气”。与之相对的，陆铿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朝廷高层的若干保守派人物（比如：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 ◇老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邓知道了这个访谈内容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老胡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以下是老邓的原话：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　　不过捏，老邓之所以非常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以下摘自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粗体是俺加滴）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自打老邓听说了陆铿访谈的内容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老胡换掉。这从老邓和杨尚昆的谈话中看出来——老邓对杨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个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老邓对老胡已经完全不信任了（老邓这句话摘自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12页）。　　但是邓太上皇还不想撕破脸，直接罢免总书记。他计划在2年后的十三大，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换届选举）替换掉总书记。但在接下来的1986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八六学潮。就是这件事，迫使老邓改变计划，立即把老胡罢免。图: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胡耀邦 #八六学潮 #邓小平 #文革 #中国历史

2个月前

陈达钲“黄雀行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达钲说。“但是当时参加救济行动的人还记得我，我们救过的人也有一些每年向我表示感谢。” 如今，70岁的陈达钲靠收取几处房产的租金和帮助朋友打理生意度日。但是在1989年，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抗议运动遭到军队镇压时，他帮助建立了一条通往自由的秘密生命线。根据关于该次行动的历史资料和他自己的讲述，陈达钲带领的一群香港走私贩，驾船在午夜时深入中国南部的孤立水道，以暗号传递的消息，还交出巨额的贿赂，将130多名受到官方通缉的学生、学者和官员偷运出了中国。陈达钲说，他和他的手下像中国古典小说里不服管束的孙悟空一样，用计谋打败了“天军”。 “一只猴子不算什么，但是一群猴子就了不得了，”陈达钲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帮助了那些最大的‘黑手’从大陆逃了出来。”北京政府将1989年时，受到官方最严厉谴责的异见人士称作“幕后黑手”。陈达钲否认自己是香港“三合会”旗下帮会的成员，但是他说他熟悉帮会的行事风格，而且这些帮会也曾在天安门抗议遭到镇压后，帮助因政治逃亡的人士。 1989年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与许多香港居民一样，陈达钲也对共产党领导人派兵到抗议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射杀平民实施戒严的做法感到震惊。陈达钲说，由于愤怒，他病倒了，他还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剃了光头表达愤慨。他解释道，“我在做生意，所以不能给自己剃光头。” 他说，他对学生的同情来自对腐败的愤怒，以及他之前在中国内地生活的愤懑。1944年，陈达钲出生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他说，由于父母遭到政治迫害，他的童年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父母因为商人背景而被划为“阶级敌人”。在13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六哥”的称呼正是来源与此。他说他们家基本要靠最年长的哥哥养活。十几岁时，陈达钲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电气工程，后来在一家印制毛泽东作品的印刷厂工作。由于中国官员拒绝撤销对他的政治指控，他于1972年逃离内地，游到了香港。随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开放，他做起了走私生意。他乘船溜到内地赚钱，将便携计算器、廉价珠宝、酒，甚至汽车从货船转移到快艇上，快艇能够逃脱香港警方和内地巡逻队的追捕。他给予内地边防人员大量贿赂，这有助于他做生意。他说，“我非常成功，因为我很小心。” 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陈达钲的手腕和关系对抗议者极有价值。 1989年 6月中旬，香港的一群活动人士邀请陈达钲来到一家酒店，寻求他的帮助。参与营救行动的杂志编辑刘达文(Lau Tan Man)透露，他们当时已经与一名三合会老大进行过接触，但后者要价过高。由于陈达钲对共产党心怀怨恨，他似乎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陈达钲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太多了的话，你就不会做。” 陈达钲与合作伙伴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首选的逃生路线、暗号、联络点、伪装、假身份证，以及贿赂内地官员和守卫的钱。在众多运动同情者的帮助下，逃亡者辗转抵达广东，沿途藏匿在同情者的家中，或工厂和仓库里。陈达钲及同伴则派快艇前去接应。逃亡者和走私贩靠暗号，以及比对撕去一半的照片来分辨彼此。但陈达钲表示，行贿也是必需的，这样才能确保边境巡逻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船能够悄悄驶入驶出。但这项工作仍然非常危险。陈达钲的两名手下和一名逃亡的学生在一起海难中丧生。陈达钲表示，他自己跑过两趟。他的团队大约有10人，他们跑了几十趟，他则负责开展组织与计划工作。走私贩做出的最为大胆的举措是，通过货船偷偷将陈一谘带离海南岛。陈一谘曾是被罢黜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助手。陈达钲称，当时一名水手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枪，坐在陈一谘躲藏的舱口保护他。此次营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源自中国古时的谚语。1989年晚些时候，中国警察利用两名被通缉知识分子的虚假信息，诱捕了陈达钲的两名手下，营救行动有所放缓。陈达钲于1990年前往北京，并达成一项协议，当局释放上述两人。作为交换，陈达钲承诺不再帮助逃亡者。刘达文表示，其他走私贩和组织者继续开展营救工作，但由于安全措施的加强，行动慢了许多。自此之后，一些组织者指责陈达钲投靠中国当局，或夸大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陈达钲对此不以为然。 “我必须保证我的两个兄弟能获得自由，”他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人不忠实，那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储百亮《纽约时报》记者图：陈达钲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黄雀行动 #六四事件 #民运人士营救 #陈达钲 #香港 #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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