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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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你还敢说三道四? 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在谢（觉哉）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审判员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潘汉年案 #冤案 #政治迫害 #谢觉哉 #历史反思

2个月前

1.1968年7月16日，哈尔滨松花江畔，万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游泳健儿下水前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2.1968年9月5日，哈尔滨一家军队医院中的病人每天都要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李振盛摄影

#哈尔滨 #松花江 #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 #政治

2个月前

1967年1月17日，一个派系的成员迫使另一个派系的头目跪下，并批斗他们。李振盛摄影

#批斗 #1967年 #派系斗争 #李振盛 #文化大革命

2个月前

196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小两口用毛主席语录装饰新房。李振盛摄影

#毛主席语录 #新房装饰 #1966年 #阿城县 #文化大革命

2个月前

比赛杀人中共建政后，高官们为保证他们子女成龙成凤，各系统纷纷办了特殊化的子弟学校。如北京的景山小学、育英学校，是中央级的子弟学校，刘少奇的孩子就在那里上学。华北军区办的八一学校，占用了海淀一所清朝王府故址，曲水亭榭，人间仙境，文革时北京人才有幸一饱眼福。另有一所中央军委办的干部子弟学校，以纪念国庆为由，起名“十一小学”，后增办初中，更名为“十一学校”。我于1962年8月以现役军人身分调入当教师，随后转业。我按部就班教书四年后，遇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我身处动乱中心（北京）的中心（“联动”巢穴之一），经历难得。１９９５年来纽约，６４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１５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 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 “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我现在再补充这个男生当时说的两个情节：第一、他告诉我：红卫兵打人的器械除皮鞭外，还有截断的自行车链条，以及木棒。有一个老妇被红卫兵推倒前，不哭喊，不抵抗，口中缓慢地说：“你们打死我吧。”一棒子下去，她的臂骨断了，慢慢蜷曲，就象烧烤猪腿一样。这段话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只是此刻打字时手在哆嗦……。第二、他还告诉我：带来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狗崽子，也被打死。他问我，“她这么小，怎么也是资产阶级？”我这个当老师的太不称职，当时什么也答不出来。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方影竹·

#文革 #红卫兵 #比赛杀人 #人性泯灭 #校园暴力

2个月前

恐怖的八月如果说七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八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北大附中校园的八月，恐怖也令人心悸。，，，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痞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闯，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ＸＸ，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象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八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疑。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拉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ＸＸ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 ”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 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ＸＸ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象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陈　兵·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 #北大附中 #红旗打狗队 #校园暴力 #邹XX

2个月前

1966年4月苏州，来华旅行的拉夫拍摄到的拉货人

#苏州 #1966年 #拉夫 #拉货人 #旅行

2个月前

2015年第58届荷赛陈荣辉的作品《圣诞工厂》获当代热点类单张二等奖，《圣诞工厂》讲述的是2014年12月6日，19岁的中国工人蔚(音)带着口罩和圣诞帽，站在工厂里正在风干的圣诞装饰品旁边，红色的粉末正在空中飘浮。

#荷赛获奖 #圣诞工厂 #中国工人 #环境污染 #纪实摄影

2个月前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王彬彬·

#文革 #腐败 #农村 #权力 #队长

2个月前

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王彬彬·

#知青 #文革 #腐败 #民办教师 #参军

2个月前

武健华：“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住地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毛家湾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做卧室，两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做“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森。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进口的大块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六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着一只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音乐。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只。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古瓷瓶壶、玛瑙翡翠、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张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树木、房屋清楚可见。此外，还有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待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神不知鬼不觉。毛家湾的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查处理时均保持原样未动。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等工作后，我们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1977年3月，毛家湾林彪住地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注：武健华，时任8341部队政委。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林彪 #毛家湾 #九一三事件 #清查 #文物

2个月前

破四旧风潮王宇：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４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４０００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２００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５０００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结，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破四旧 #红八月抄家 #红卫兵 #王宇 #文化大革命

2个月前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 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 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李红旗插话（２８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３０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抄家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名人 #四合院

2个月前

邱会作多次在书中提到，“毛主席有私虑”。这个私虑是什么？林豆豆以前跟我一个办公室，他曾经说过“我父亲身体那么不好，这只是一个过渡。”他的意思就是毛最终是希望通过林彪过渡，把位置传给江青。这本书讲在林系和江青系之间的争夺上讲得很细。关于这个关系，周恩来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们这些人经过九大就突然从基层到政治局委员这一层了，不了解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书里讲了很多例子。比如政治局会议时江青看起来很不高兴，吃药的时候骂水太烫。周恩来劝她息怒，又让别人倒水，倒水之后周恩来亲自用手摸摸杯子试试水温，才对江青说“可以喝了。”还有一次带着很多人去见江青，江青故意让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去楼梯搀着江青等等。张春桥送给江青一只训练过的哈巴狗，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江青居然把那个狗带来了。周恩来来了，这条狗就使劲作揖而且朝他扑上去，周恩来气的脸都发抖。这些细节挺有意思。而据邱会作推断，实际上这些都是反应出了江青当时的地位以及即将要掌权的态势。而从毛泽东方面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１９７１年毛南巡，在武汉说“我们都不如江青，我都不如江青，你们要向江青学习。江青政治水平高，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的盖子，都是她揭出来的，我都要向她学。”这在《李作鹏回忆录》记载。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跟我说过，李作鹏本来自己还写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毛评价江青的东西。毛说江青怎么好，怎么伟大，只是要发表的时候家属让他又修改了一下，最后出来的文字才没有这么露骨。 ---“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 ·雷　颐·丁　东·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毛泽东的私虑 #林彪过渡计划 #江青的权力 #周恩来与江青 #中央政治斗争

2个月前

1969年1月1日，为了打响搞阶级斗争的开门红，我们突然去抄牧主家。牧主的一条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还这么狂，就想灭了它。我让牧主把狗给拴起来，准备用铁锹拍死。可那牧主不让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脑门冒汗，就丧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顿。这时有一叫赵大嘴的汉人，正好路过，看不过去，就拿大镐把给我头上一下，镐把打断两截，我昏倒了。一个老贫农竟替牧主说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和在学校学的概念完全不一回事！待苏醒过来后，我又把这个老贫农打得够呛。经过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声就臭了，牧民都说我特孬种。当时知青们分住在牧民家，只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独。１９６９年春节，其他知青都骑着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包的饺子，没案板，拿锅盖当案板，每个饺子跟包子一样大，年三十煮了几个大饺子，算是过了年。那晚上附近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里出来骑马回家，在大野地里嚎叫，跟哭一样，就是那蒙古长调，曲里拐弯，啊啊呀呀，特别凄凉。我现在写作时常听长调。蒙古族历史上曾辉煌过，但后来衰落了。共产党统治下，挖“内人党”把他们挖得心惊肉跳，灰灰溜溜，他们心里非常压抑。你听那歌就能听出来，他们心里有一种委屈，特别悲凉。虽然这歌是歌颂毛主席的。我们这些中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抄他们时，他们却惟命是从，点头哈腰。我都奇怪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个个畏首畏尾……特别奇怪，后来我想，这是共产党整的。那时，老有一顶民族分裂的帽子悬在你头上。只要一强调自治，一与上级有不同意见，就说你是搞民族分裂。 ---“我这四十年” ·老鬼口述·丁东、赵诚采写·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抄家 #阶级斗争 #知青生活 #民族压迫 #文化大革命

2个月前

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当时组成九届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搭了一个小班子，把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这四个人找来，说要研究中央政治局的班子怎么搭。九届很特殊，不是事先把名单弄好才开会，而是党代会都散会了，才开始研究这个政治局班子怎么搭建。毛泽东把这四个人叫来说他和林彪两个当后台，周、康和黄三个人组这班子。后来周恩来说“不管怎么说，主席还得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多少人？”“２５人到３０人。 ”毛回答。邱会作当时不在场，但是他后来当选了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把这个情况前前后都告诉邱会作。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把九届政治局搭班子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名单一开始的范围是多大，怎么筛选，怎么反复，最后添了谁，去了谁，怎么去的……特别具体。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中共领导核心名单的产生过程，那么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最微妙的地方就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一个细节是：一开始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拿出一个２３个人的名单，里面有江青，没有叶群。但是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一叉子，加上叶群。说，“康生推荐了王效禹，毛泽东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周恩来他们三个人拿上名单到林彪处，林彪就把叶群一勾，他们三个人又再讨论。最后三人讨论说江青、叶群还是得上，我们要说服主席。再给添上去。毛第二次再勾掉江青，这次毛泽东加上了纪登奎和李德生。到了林彪那儿，林彪再把叶群勾掉。最后三个人开会说名单差不多了，我们只要说服林副主席把江青和叶群加上去就行了。第三次再到毛那儿，毛说，你们说让上就上吧，我负这个责任。到了林彪那儿，林彪说：“叶群上不上，我都服从主席的安排。”最后弄出一个名单来。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主要价值”

#九届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 #林彪 #江青 #权力斗争

2个月前

关于医疗整人的问题文革中不少军队高层人物受到残酷迫害，由于医疗为政治服务，不少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身残或病故，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就包括：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以往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党史教材和一些稗官野史都异口同声说，那是林彪和 “四人帮”的迫害。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些问题的澄清至关重要。邱会作回忆说：“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全国进一步混乱，北京医院、协和医院近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对中央的医疗做新的布置。１９６７年５月间，周恩来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医疗保健工作，决定了几条，主要是：１、成立中央医疗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我、汪东兴和医疗专家吴皆平等人，周总负责，领导中央保健工作。２、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改为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共同承担。３、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受审查的人的医疗，周恩来亲自管理。”（页７９６）可以说，从医院、护士这一方面来说，绝对不存在“医疗整人”的问题。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人的治疗都是在周恩来一手掌控之下。如果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治疗有了问题，也只能归结到周恩来身上。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关。从邱会作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中央专案都是掌握在周恩来一个人手上，其他人回忆，如吴法宪、王力等，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惨遭迫害，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决策人是毛泽东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如果说，毛泽东对此要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的话，那么周恩来就要负最主要的执行责任。邱会作说： “如果军队抓人，只能关进北京卫戍区。能够把人关进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一定要有他们的批示才行。”（页８０１）医疗为政治服务原本就是中共的政策，中共高层概莫能外，周恩来后来被诊断罹癌，毛泽东不也是大搞“医疗为政治服务”，阻挠周恩来的及时治疗吗？因此，中共体制决定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要让位，医疗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能被迫等死，刘少奇、贺龙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罗瑞卿、贺龙等人的专案以及关押期间的审讯、医疗更与林彪无关，如今的那些党史教材和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将专案、医疗等迫害人一事简单地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实乃有意放过真正的责任人，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而已。 ---"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文革 #周恩来 #医疗迫害 #邱会作 #历史真相

2个月前

李作鹏对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认识 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每到一地皆召见当地党政军要员谈话，反复讲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谈话的矛头对准林彪，给林彪戴上了许多大帽子，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等，毛谈话的实际含义是将党政军要员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倒林的战略部署上来。通过方方面面的了解，李作鹏知悉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内容，李作鹏反复思考，却是更加疑惑不解。对此李作鹏有如下的评论：第一、毛主席这么多重要的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为什么？这种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团结？就是光明正大？……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是非常错误的！第二、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是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批准公开讲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体中央委员全部在座，并以热烈鼓掌表示赞成。第二天，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总理报主席同意，又给全体中央委员重放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怎么说是搞突然袭击，是搞地下活动？现在毛主席说事先没有同他商量，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究竟造谣扯谎的是谁？还是他老人家太健忘了？第三、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提法，是经毛主席同意，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统一对外提法。但１９７０年７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江青和张春桥突然提出这一提法“ 不符合历史，要修改”，这样就与黄永胜坚持的“完全符合现在事实，不应修改” 的意见发生争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是支持黄永胜意见的。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来提法不变”。这应该是毛主席第二次对这一提法的肯定。可是这次南巡谈话中，却用此事批评林彪说：“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第四、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党中央确定的对国内外宣传的统一口径。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时的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由于林彪坚持了这个观点，毛主席就说是“反党理论纲领”，难道反对这个观点，就是马列主义吗？第五、关于国家主席问题。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本没有像会前那样再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证明他已接受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改变了会前的态度。……而毛主席把设国家主席说成是“反党组织纲领”，又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强加在林彪头上，这从何谈起呢？（页６８９－６９１）李作鹏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二中全会的问题没有完，陈伯达问题没有完，毛主席南巡各地的秘密谈话包含着深刻用意的，可能是发出策划批斗林彪的信号。（页６９１）李作鹏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即毛泽东要通过南巡谈话，将各地军政大员们的思想统一到倒林这一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上来。至于那些给林彪扣的帽子，不过就是毛泽东为林彪量身定做的罪名而已。 ---"铁骨铮铮一老兵－－读《李作鹏回忆录》" ·丁凯文·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李作鹏 #毛泽东南巡 #林彪 #庐山会议 #路线斗争

2个月前

毛泽东为何不依不饶逼林彪作检讨？毛泽东的手下几乎人人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唯独林彪是个例外。作检讨最多最深刻的恐怕就属周恩来了。国内学者单少杰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单少杰《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载华夏文摘增刊第５６０期，２００７年３月６日）林彪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非要向毛泽东作检讨？要“表示悔改”呢？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报告了毛，得到毛的许可，讲话中虽然批评了张春桥，但按照毛的要求没有点张春桥的名。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章程，何错之有？难道林彪要自打嘴巴承认当初在庐山上批评张春桥批错了？要与文革极左派们共弃前嫌，向张春桥低头服输、痛改前非？退一万步说，就算林彪的讲话有不妥之处，党内也应允许就这个问题交由全党讨论，达成共识，岂能因为个别人的发言不合毛泽东之意就将其人打成反党反革命呢？毛泽东以权势压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迫害，以席宣、金春明为代表的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对此可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林彪不是周恩来，林彪不会如周恩来般照单全收毛泽东对自己的指责，再上纲上线地自羞自辱。林彪为什么不愿作检讨？因为，第一，林彪不认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何错误，没有错误为何要作检讨？第二，林彪认为一旦自己检讨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就是向江青、张春桥们低头，这也是林彪坚决不会做的。第三，一旦林彪作了自我作践式的检讨，毛泽东一定会批发全党，就如同文革初期毛泽东批转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一样，然后再一步步将刘少奇置之死地。殷鉴不远，林彪当然不愿如此步刘邓之后尘。邱会作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邱说：“但我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的事，而是毛主席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他对别人要怎么整就怎么整，他对刘少奇这样，对林彪是这样，后来对邓小平也还是这样嘛！所以，即使林彪检讨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反悔了，要重新追究！这就是毛泽东啊！我把解决庐山问题的实质归纳成为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他不要林彪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如果站在林彪立场上会怎么想？毛泽东如果要我林彪，那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要是不要我了，我的问题大得很呀，就连喝口水都可以噎死人！”（页６０２）毛泽东之所以不依不饶地要林彪作检讨，就是要抓住林彪的“把柄”，成为一根随时可以打人的棍子，成为林彪犯错必须下台的根据。单少杰先生说“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显然，林彪拒绝作检讨，拒绝向毛泽东、江青低头，不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突显了林彪个性的刚强，也更显得难能可贵！ ---"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毛泽东 #林彪 #庐山会议 #检讨 #政治斗争

2个月前

毛泽东挑唆刘丰斗林彪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时隔多年后对邱会作讲述了当年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一个秘辛。邱会作回忆说：“刘丰看过我，说起了一件往事。1971年毛主席与刘丰等人第二次谈话时，说了一句让人很不理解但又必须表示拥护的话：‘庐山问题其实还没有完，我非常不安，连睡觉都睡不着。’听到这个话，刘丰说：‘因为庐山问题影响毛主席健康，那我们就要向林副主席提建议了，建议林副主席表一个态。 ’毛主席表现了异常的兴奋，说：‘好！好！你们提！你们提什么意见都可以！你们的意见，我来转发全党。将来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刘丰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邱会作接着说：“我听了刘丰的话，心里发了一下怵。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整治，在做准备工作、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啊！他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紧张空气，恐，威吓大家，说有人要‘炸平庐山’啦，然后又叫江青一伙到华北会议、全国计划会议上去煽动，说有人预演政变啦。总而言之，毛主席造成紧张甚至是恐慌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一个个都害怕了，任听他‘抛石头，挖墙脚，掺砂子’。最后毛主席又南巡了，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法呀！１９６６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造成恐怖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他在背后叫一些人和刘少奇、邓小平去斗，他从中观察各方，坐收渔利。毛主席这一次用的还是这个手段。”（页５９４－５９５）邱会作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点出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肮脏、龌龊的手段，即挑动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然后从中观察、渔利，如此这般，屡试不爽。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以及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陶等等，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细审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开始时还较为含蓄，听者不免费尽心机细细琢磨，而后来的谈话则干脆图穷匕现，毫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林彪，唯恐手下大员们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如此之作为恰恰是搞分裂和阴谋诡计的最佳写照。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卑鄙的手段只能达到卑鄙的目的。可笑的是，当今国内的御用党史学者们还是只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来思维和判断是非，毋宁悲乎？ ---"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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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林彪 #权力斗争 #阴谋 #负面

2个月前

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西南第一团工作人员赴川西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图为川西彭县升平乡农民在土改中斗地主的情形。

#川西地区 #土地改革 #斗地主 #彭县升平乡 #1951年

2个月前

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可惜的是，王洪文在1992年8月罹癌去世，至今也无人知晓王洪文去世前是否留下任何文字回忆。如果没有的话，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1)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１、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２、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３、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 灭口”。（页７１７－７１８） (2)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页７１７）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以后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 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 (3)"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 “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７１９－７２０） (4)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１９７２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１、处理吴法宪一个人；２、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３、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７１８）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5)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 ，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７２０）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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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回忆 #毛泽东 #林彪案 #黄吴李邱 #文革

2个月前

丁东：陈景润与江青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１９７３年３月底的一天中午１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对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他住在只有６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４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江青看完这条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她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3月２５日凌晨３点，迟群和武衡、顾迈南、协和医院张孝骞一行人，登门看望陈景润，把他接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由张孝骞等大夫给他作了体检，让他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从此，陈景润处境大变。周恩来提名他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由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落实。胡耀邦到中科院主持工作期间，也想为陈景润调整住房。陈景润成了风云人物，免不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态，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引起争议。上级需要科学界的突出代表时，优先选择了同样创造了国际认可的一流学术成果的杨乐、张广厚。好在陈景润被冷落的时间不长，随着徐迟文章的发表，他一下子成了中国最耀眼的科学之星。而此时的江青已经是千夫所指，徐迟的文章自然不便提及她对陈景润的所作所为了。江青登上高位后作恶甚多，但她对陈景润的帮助，还是应当实话实说。

#陈景润 #江青 #哥德巴赫猜想 #政治 #ช่วยเหลือ

2个月前

搞政变者防政变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１、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２、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２４－２５）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１９７１年夏季的毛泽东重演了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１９６６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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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政变 #林彪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2个月前

林彪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人，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名副其实地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官史对林彪是怎样成为接班人的往往语焉不详。而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一缺憾。邱会作的信息来自于陶铸。陶铸在会后成为全党的第四号人物，邱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这段秘辛。邱回忆说：“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陶铸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诙谐地消除了拘谨。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 ，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页４０）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 “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那么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林彪实际上是诚惶诚恐。在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发表了一番讲话“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全会后，军队的干部们去林彪处看望，实际上是祝贺他成为毛的接班人。邱回忆说：“我们去人大会堂林彪住的那儿，名义是他从北戴河回来后我们礼节式的看望，实际上这是对他的祝贺。这应当是很高兴的事，但林彪没有一点的喜气，反而沉闷地对我们说：我是不想干的。既然全党委托，主席又一定让我来，硬是推，不会有好的效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试试了。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事情到了他不说不成的时候他才会说。我们和林彪交往了多年了，他说的是真心话。”（页４１－４２）由此可见，林彪当初也是勉为其难地被毛泽东硬拉上了文革的战车，由此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图：1956年林彪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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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毛泽东 #接班人 #文革 #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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