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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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毛泽东为何能躲过暗杀？毛主席当然没有料到林立果会刺杀，搞反革命政变，这是毛主席革命一辈子，掌权以后，从来没有碰到的情况。但是毛主席警惕极高，神龙见首不见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今天到哪儿去，大家都是搞不清楚的，命大，福大，躲过了这次刺杀。林立果刺毛，林彪是不是清楚？这些是疑点。很多说法说叶群是参与其中的。很可能林彪都不知道，多年来叶群控制林彪的信息。“四大金刚”都没有参与刺杀毛泽东的活动。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的过程中，林立衡起的作用特别大。林立衡这个人很有意思，毛主席早在1971年9月1日到2日，就已经有所感觉，他和江西第一号人物程世清谈话。毛主席跟他七谈八谈，“庐山会议结束，陈伯达后面还有人”，程世清本来是被认为是林彪的人，这个时候火线立功，马上迅速站出来揭发林彪，这个材料是准确的。程世清向毛主席揭发说，我的家属和林豆豆有接触，林豆豆几次到南昌来都提示，提示什么呢？说，不要跟我家多来往，搞得不好以后要杀头的，这个话9月1日和2日程世清就向毛泽东说了。所以毛主席能躲过暗杀他是有信息的。　林彪为什么要逃？从种种迹象看，林彪没有逃的准备，一点准备也没有，本来他可能是准备听天由命的，反正不检讨，任你毛泽东怎么办？随便你了。再一个南逃广州也只是一个腹案，并没有任何准备。南逃广州，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应该讲这件事情的真正策划者还是叶群和林立果，当然林彪是同意的。现在，256号飞机确实是一个谜。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北京对林豆豆的报告反应很慢，至于为什么慢，搞不清为什么。第二点，北京指示林豆豆也上256号飞机，而林豆豆没有上，这是确切的。第三点，开这个飞机的飞行员潘景寅，在20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接见记者的时候，称他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同志是720事件时毛主席专机的驾驶员，毛主席对他印象很好，毛主席当时就说他长得像岸英。所以具体情况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没有最新的资料。 ---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 (本文根据高华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整理）图1：1966年10月1日，叶群（左二）将她树立的学毛著典型顾阿桃介绍给毛泽东，林立衡陪同（右一）。

#毛泽东 #林彪 #林立果 #暗杀 #政变

1个月前

1930年，阎锡山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 #《时代》周刊 #1930年代 #正面评价 #发展地方

1个月前

“新京”（英语：Hsinking，日文假名：しんきょう）特别市，即长春，满洲国的首都、特别市，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满洲国的中心地带。1932年长春被定为满洲国首都并更名为“新京”。满洲国政府、中央银行所在地。“定都”后城市快速发展，【一度成为亚洲第一大都市】。

#新京 #长春 #满洲国 #首都 #亚洲第一大都市

1个月前

图为叶群与“四大金刚”夫妇合影，前排左起为董其采（李作鹏夫人），胡敏（邱会作夫人），叶群，吴法宪，项辉方（黄永胜夫人），陈绥圻（吴法宪夫人）。

#叶群 #四大金刚 #合影 #历史 #人物

1个月前

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首推关于文革初期高层政治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之间的互动关系。书中记述，周恩来告诉“九大”之后新进入政治局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军队领导人：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很有意思的是，作者以很多细节来表现了这些关系。比如说，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开会的时候，江青嫌开水热，摔了茶杯，骂服务员 ——这件事情不少回忆录都写到了，而当汪东兴叫护士重新端来一杯水后，下面的这个细节就只有邱会作记下了：“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并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 又比如说，作者记道：人民大会堂里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 这个细节把林派人马与江青人马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很生动。看到那样一个为江青摸茶杯的周恩来，想想一九六八年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你是更加相信这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呢，还是因此发生了某种怀疑？读到“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想想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宣称，，你是更加为自己的“国家主人翁”身份而骄傲呢，还是因此感觉受到了欺骗？这种效应，是可以远远超出那些细节讲述者的本来意图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宫廷”细节，其启蒙民众和批判专制的力量，可以抵得上一打民主宣言。 ---吴国光：《邱会作回忆录》阅读漫记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2 条信息

#文革高层政治 #毛泽东江青周恩来 #权力斗争 #邱会作回忆录 #政治批判

1个月前

（陈惠敏说：）“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像，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她说，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事，他很烦，说：不要理那些屁事，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陈露文（陈惠敏）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金钟：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85 条信息

#毛泽东 #陈惠敏 #性 #文革 #共产共妻

1个月前

在毛主席的领导学中间，要人作检讨是一个主要内容，而且光是口头检讨不行，一定要书面检讨，这是毛主席领导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个立此存照，有了小辫子。第二个根据不同情况，把你的检讨下发到县团级，什么军级，师级，下到哪个级，在全国的影响，用你自己的手打你自己的嘴巴。 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朱老总违心地作了悲痛的检讨，毛主席为了肃清朱德同志在全国人民心中很高的影响，检讨下到县团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朱老总有错误，朱老总歌颂毛主席的伟大。写检讨的人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是无所不包，从刘少奇到周恩来到江青再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毛主席喜欢叫他们写检讨。“913事件”以后总理的威望比较高，毛主席特地批准周恩来在一个特大的范围内作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检讨，这是事实，1972年总理的检讨很长，叫人作检讨是毛主席领导学的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只有一个人例外——林彪，坚决不作检讨，只有他敢跟毛主席对着干。王明啦，刘少奇啦没有不作检讨的，包括江青也要写检讨，所以，林彪了解他作检讨的结果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把他的检讨批发全党，这个把他接班人一废很好废嘛，林彪写检讨啦，林彪犯了错误，身体也不太好，给他换一个工作等，所以林彪坚决不作检讨。林彪不作检讨，毛主席就拿四大金刚和叶群出气，黄吴李邱，他们是一遍一遍作检讨，毛主席是一遍一遍不让他们过关。特别是毛主席对叶群，他把对叶群检讨的批示发下去，“爱吹不爱批”，“九大了，当了政治局委员了，尾巴翘到天上去啦”，“913事件”之前毛主席就把叶群检讨的批示下发。 ---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

#毛主席 #检讨 #林彪 #权力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30年代苏区群众为不当红军而逃亡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在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口述，田惠整理：《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

#苏区逃亡 #红军扩红 #强制参军 #群众反抗 #消极

1个月前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作者：资中筠

#大跃进余波 #出国人员购物 #中苏关系紧张 #国家形象 #外交斗争

1个月前

顾晓阳：60年代高干家庭的生活细节我爸爸是行政七级，每月工资319元。1960年后，×××也知道自己把国家搞糟了，所以下了一个新规定：挡内十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减薪百分之五（这是我母亲说的，另一说是均减20元）。名曰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我看有平息挡外人士怨气的意思。我们家的开销不小：奶奶、姥姥、保姆、三个孩子、给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抚养费（每月30元）等。我父亲手不离烟，每天要抽三四盒，中华烟每盒6毛，一个月大约要抽100盒。他本来不喝酒，1952年挨过一次整，天天生闷气，在家里开始喝酒和学俄语。后来，喝酒成了习惯，每天中饭和晚饭各一杯，是5钱或8钱的小酒杯，量很小。茅台一瓶4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喝四、五瓶。在我们家，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和我父亲的烟酒消费，可能是日常支出中最大的部分，也是基本固定、浮动很小的部分。另外一项就是买书，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出一本买一本，都是精装大厚本，也不便宜，其他的书量也很大。父亲很少买衣服，买也是蓝布中山装和圆口老头布鞋。完全没有请客送礼。比起我父亲，母亲买衣服多一些，其他没什么特别消费。图：父亲、母亲、姐姐、顾晓阳，六十年代

#顾晓阳 #高干家庭 #60年代 #生活细节 #消费水平

1个月前

1.1939年，西康省，巴安(今巴塘县)县立小学的捧球队。孙明经/摄。 2.1939年，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在县政府门前。孙明经/摄。孙明经在西康省历时六个月的科学考察摄影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学校的房子最好，政府的房子最差。

#西康省 #孙明经 #1939年 #学校 #政府

1个月前

民國32年2月，宋美齡女士和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在白宮南草坪接受記者採訪。

#宋美齡 #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 #白宮 #民國32年 #記者採訪

1个月前

林辉：周恩来鲜有人知的奢华生活看中共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撰写的《吴法宪回忆录》，发现了与周恩来相关的生活细节，而这是外界甚少知悉的。据其回忆，在林彪出逃前，即1971年2月的某一天，周恩来秉承毛的指令，带吴法宪等人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汇报。吴法宪等与周恩来约好晚上十点在北京火车站见面。他在书中这样描写道：“上站台看见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个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利。头一次坐。周恩来除了有专列外，在空军和民航各有一架专机。” 吴法宪还写道，当晚上火车后，夜已经深了，他因为睡不着，所以决定去找周恩来。他来到周所在的车厢时，却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给周恩来剪指甲。这样的场景似乎在周以往的宣传中并未见到。这一幕让吴法宪也深感意外，所以他记忆犹新。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1期刊登的《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一文披露，在外交宴请方面，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而周恩来讲气派，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刘英是曾任中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的张闻天的遗孀。据中共官媒披露，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期间，多次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每次去，周恩来都会让自己会做法式菜肴的厨师奉上一桌丰盛的法国餐，端上桌的菜总是琳琅满目、色彩纷呈。西哈努克每次都是尽兴而归，他对周恩来说：“在你的餐桌上，我成了饕餮之徒了。”不久后，周恩来还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寓所调来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法国菜大厨，而西哈努克在上海豫园品尝的14道菜肴中，尤以108只鸡做的汤连倒两回的鸡鸭血汤而闻名。还有网友“灵犀青眼”披露，作为中共高官避暑兼开会的江西庐山景区，见证了高官们不同的生活习惯。被中共宣传生活简朴的周恩来每回上庐山，都要从上海锦江饭店带来做法国菜的名厨。庐山宾馆的特级厨师也只能给这个法国菜名厨做帮厨。周恩来对上菜要求最严格，即每道菜须在上席前三分钟才可下锅，精料细作，随上随吃。而中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饿死三千万人时，周恩来曾在北京西山宾馆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几桌人喝了好几瓶茅台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喝下了七两左右茅台。《人民日报》下属杂志《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7期，曝光了周恩来1938年在汉口豪奢宴请其同窗的往事。文章称，1938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时与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恩来在汉口相遇，花了16元在家宴请周，这在当时算普通宴席。但周恩来在回请他时，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菜。当时同席的另一位南开毕业、就任外交部秘书的段观海不解地问周恩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36元一桌，加上好的花雕，今晚破费大约50元左右，那你的薪金是多少？当周回复5元钱薪水时，在场人都吃惊：他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当时，周恩来身上穿的是缎子狐皮袍，面对质疑，周恩来称，组织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另据中共早期党员陈碧兰撰写的《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的奢侈腐化与毛泽民的庸俗丑陋——武汉政府清共前后的回忆》一文透露，当年她生孩子买不起东西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却经常在某上等酒楼聚餐。

#周恩来 #奢华生活 #吴法宪回忆录 #法国菜 #茅台

1个月前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他到上海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之堂皇，让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 1956年7月下旬，戴煌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他满以为经过七八年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大变样了。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许多乡亲的日子过得很苦、很难。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穷，这么苦？ ---王友群：痛斥“毛泽东是大骗子”的大右派戴煌（200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50周年之际，戴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直斥“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他本人。）

#苏联舰队访华 #毛泽东 #铺张浪费 #苏北老家 #贫穷 #戴煌 #大骗子 #反右派运动

1个月前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傅抱石 #关山月 #沁园春･雪 #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

1个月前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4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85 条信息

#饥荒 #李可染画展 #大跃进 #虚假宣传 #时代悲剧

1个月前

雷颐：造假的《故宫》（1972年）经批准，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承担这个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当时的情况，正如刘志军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质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露西·杰文斯女士的《故宫》播出后，在海外颇有影响，据说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当时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确实，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纪实”。纪录片也是一种文本，所以我一直认为，必须通过“文本”之后的真相，才能真正了解历史。但愿后人不会完全以此片来认识那一段历史，当然，如果将此片与刘志军的《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互文”（Intertextuality），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理解会更加深刻。

#文化大革命 #纪录片造假 #政治宣传 #时代局限性 #历史反思

1个月前

（徐景贤）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信 (揭露王洪文：享用美食和洋酒，观赏国外影片，，，)　　　　春桥、文元同志：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那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说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上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来源：《批判“四人帮”及其党羽参考资料第３卷》１９７６年

#王洪文 #特权生活 #政治腐败 #四人帮 #负面

1个月前

毛泽东1960年12月17日接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接见以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了西哈努克亲王以及柬埔寨的其他贵宾们。侯波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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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1991華東水災引來全香港市民投入賑災籌款，不到10天時間，已籌得近5億港元。圖中的工作人員正在計算籌得的善款數目。攝於1991年7月15日（圖片來源：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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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唐山学生的“震后第一课”。供图唐山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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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22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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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进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译电员在众多毛宠幸过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谢”：谢静宜。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 周恩来是否知道“小谢”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谢”，这个周恩来送去的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一九六八年，，两人（迟群、谢静宜）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作者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５）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几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泽东曾挑选浙江省歌舞团的几个女孩子，从杭州调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后将她们调离中南海前，毛泽东通过谢静宜把她们全部安排进北京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因各地掌权者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上大学成了民怨焦点，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６）毛泽东送去的女孩子，“小谢”当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来龙去脉。应当说她们也是李志绥书中写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而且尚未“被毛腐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也不比“小谢”低多少。既然她“小谢”可以领导北京大学，她们当然也可以念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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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由当代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 “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文革时期一步登天的美女谢静宜

#谢静宜 #吴德 #周恩来 #文革 #四届人大

1个月前

毒杀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从1941年起，为二号人物，极力效忠，捧毛上神台，定为接班人。毛刘分歧始于1962年检讨大饥荒的七千人大会，刘曾告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饿死三千万人。刘对毛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要下罪己诏的。”……触及毛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威。毛深知挑战之严重，决意“废储” 。 1967年对阿国巴卢库说：“七千人大会已经看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此话超重：预示你死我活的决斗！毛的帝王性格，生杀予夺，党国重臣，烹如走狗。毛已面露凶相：“我只要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少奇（1898～1969）乃是提倡党性“修养”取代残酷斗争的元勋，早已感到毛有“专制倾向”。忍辱红卫兵围斗，十一中全会和毛当面辩驳，翌日，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正式开启斩首行动。满街标语：“和刘邓血战到底！”1967年初经两次批斗、殴打后，刘最后晤毛，提出辞职，“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毛不答。4月初，戚本禹评“清宫秘史”诬刘八大罪，清华大学30万人批斗夫人王光美。刘知已临绝境，向家人面授“遗嘱”。7月中，大会批斗、抄家，妻被捕入秦城，开始单人囚禁。年底毛完成彻底打倒刘少奇之程序。步斯大林前辙，毛对首犯必以肉体消灭为终结。毛做法高明，不像苏联搞公审、杀人签字，而是承袭帝制之“赐死”，逼你自杀或借刀杀人。刘少奇经1967年摧残，1968年十二中全会定性“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已多种疾病并发，不能进食、神志不清、脑血管硬化……1969年，毛江指示，不能让刘在4月前死，要为九大“留活靶子”。10月，在病情极为严重之下，被秘密押送河南开封，撤回北京医护人员，不准护士下药，三次病危，于11月12日死亡，惨状已无人形。刘死于和家人完全隔绝，王光美在两年后，才知道丈夫已去世。而对公众封锁死讯达数年之久！毋庸置疑，毛密杀刘是党同伐异的政治谋杀，也是基于皇权至上的斩首行为。刘少奇是宪定国家主席，代表一国之尊。也是“最大走资派”，是毛非杀不可的“首恶”。次犯邓小平已被毛收买（1967年5月，汪东兴向邓密传圣旨：“要忍，不要着急；刘邓可以分开；有事可给我写信。”汪还安排邓深夜见毛长谈）。毛纵容江青、康生品德恶劣之徒，对刘往死里打，置之死地而后快。刘死后，毛冷血反应：“自作孽、不可活。” ---20世纪以来著名的“斩首事件”：中国版作者：金钟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2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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