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周会档案已被证实全部烧毁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政治局批周会的档案,终于证实已被全部烧掉了。关于政治局扩大会批判周恩来的情况,过去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极小范围内的少数人知道。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从未向上海市的领导透露过任何有关信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批判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才逐步地把批周会的内幕揭开。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迁怒 1972年晚秋江青等遵毛意向部署批极左思潮的周指桑骂槐、兴师问罪,擅长折衷妥协的周投鼠忌器而强按心头窝火低调周旋,但在政治局会议席间终于遏制不住怨念而借题发挥地当众向保健医生拍桌发怒。张佐良详述的跟周 10 年中唯一体验的这番暴烈脾气,事由居然是人民大会堂厨师做的蛋炒饭没放盐这一不 足挂齿之事,涵养极佳的周平时批评人最多说“滑稽”、“胡闹台”、“荒唐”(也偶有痛斥“猪脑袋” 之说)),召张进会场后蹭地站起猛拍茶几喝问这饭尝过没有,指责跟着我成天像个摆设,本来 就无义务尝饭的张委屈地掉下眼泪;会后散步时他抱歉地问张“怎么,还生气呢”,恳请“不要介意”并解释“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7章《五次发脾气》披露的相似插曲,是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见某 首长对女文工团员动作越轨而感羞耻和义愤,恼火和失望之余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退场,一卫士 追去取他大衣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衣物弄掉在地,不同于发火时会说“屁话”、吼“滚”的毛 的绅士总理见状忽然大发脾气,以传向舞场的大声严厉训斥是“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 明!”“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以最后这句最重的责难弄哭卫 士的周事后安慰他:“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他自责发脾 气是无能的表现,但对偶亦予以直接抗议的放肆举动的这类含蓄批评,与当着和尚骂秃驴的影射 或敲山震虎的警告一样属于常见的策略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 夏刚
《晚年周恩来》劈头轰击要害的“炸弹”则是周即将油尽灯枯时的央告——1975年6月16日晚在病榻上强撑着用颤抖的手给毛写的信,先报告第3次开刀后膀胱癌的下步治疗方针;接着根据自己的研究建议毛早治眼病,继“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的结尾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 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高分析周预感毛对当年中央苏区两人间的过节、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即便在自 己生前高抬贵手,身后大概也不会放过。写罢后为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又以央求的口吻 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 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 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作者称令人百戚杂陈的上述短信浓缩了重厚的历史内容, 是周对一生与毛关系的自我总结,及解读其晚年内心世界的难得的线索,又发问“这篇辞卑言重, 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的东西,究竟是周恩来内心深处的真情表露呢,还是在乞求毛高抬贵手的韬 晦之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周对毛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翻老账深感忧惧而煞费苦心想尽早化解,回应敲打的信为表白 心迹、恳请宽恕而不惜自贬“犯罪,真愧悔无极”。欲利用毛因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写而须通 过身边人传话的境况来乞使勾销旧怨,还在殷切嘱托女秘书以最佳方式转递的便条里不顾长幼尊 卑而失身份地问候“您好”。一心想在风烛残年解脱精神包袱而对此表态的期盼尽在不言中 诚如 作者的剖析,落款时间比致毛信晚30分钟而可见使出浑身气力精心布置的便条更值得玩味:以 超常的“您”称谓的起首之后又有非敬语的“请你视情况”而呈另类矛盾,从中可发现谦恭与矜 持的两立而有如《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追求的带光线的立体,由此还能把称谓的用法作为解读政 治文法、人心机微、社会原理的重要材料。 李锐评《晚年周恩来》,肯定关 于毛、周的关系和“文革”内情的叙述符合事实,称周对毛的一套心知肚明却无奈,“他只能当 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由此可领悟到全国人民“大管家”不仅顺从领袖形似仆从, 甚至对红都禁域“小管家”的“小丫头”也是百般迁就。周赴长沙后已平步青云升作机要秘书的 张玉风向他抱怨:“你看,……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你也不管管。”李志绥描 绘的“弄得周很尴尬”从严辞语气想来合乎情理,反观江青对张的热中有冷则能联想电影《大 红灯笼高高挂》的台词——倔强的4太太力主处罚犯家规的下人时说的“(被老爷)封了灯我也是太太。太太就是太太,丫鬟就是丫鬟”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 夏刚
1956年7 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 里外的沟墩镇。,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 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 ‘珍 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 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的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1956年7 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也北上哈尔滨,而且也是旧地重来: 在旅途中就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了一个乞丐:是安徽的农民,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只得到东北来逃荒。 “哈尔滨已从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 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十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此处疑有错,似应为八年前——引者注)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共有)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眼看形势有可能逆转,于5月25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 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了,当即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史上最大的造假照片” 宋燕: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新闻图片名为《欢悦在早稻卫星上》,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 拍照片这一年,他刚刚从总社被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年27岁。 照片刊发一个月后,因为影响力很大,专业媒体特地请于澄建写了篇文章,介绍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八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中间用很小的篇幅反省了这件事,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作过“ 水稻亩产36000斤” 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 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终生引以为训。”
一九七一年,中國與意大利建交後,想向意大利人及西方社會宣傳新中國的成就,於是邀請當時在西方電影界地位崇高、立場左傾的意籍導演安東尼奧尼,到中國拍攝紀錄片。翌年,安東尼奧尼與攝影師等四人,從羅湖橋進入中國,在中方官員全程「協助」下,甚至動用周恩來的座駕到北京王府井拍攝,原訂半年的 拍攝計劃,最後在中方「強力勸喻」下,壓縮在二十二天完成。他們去了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河南省林縣(農業樣板「紅旗渠」所在地)。 電影公映後廣受世界各地好評,但北京恰恰相反,不僅禁映《中國》,《人民日報》還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發表題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評論文章,狠批安東尼奧尼「專門搜羅可以用來污衊攻擊中國的材料」,痛罵他是「小丑」,而影片「根本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氣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過惡意歪曲了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攻擊我國領導人,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在整個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車床,一台拖拉機,一所像樣的學校,一處熱氣騰騰的建設工地,一個農業豐收的場景。」 中共對安東尼奧尼的批判,不斷深入到黨政機關、工廠、學校等,持續一年,甚至編了兒歌來攻擊他:「紅領巾,胸前飄,聽黨指示跟黨走,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又將批判文章結集成書。 更荒謬的是,很多批判他的人連《中國》都沒看過,更不知道安東尼奧尼是甚麼人,卻連篇累牘的撰文批他。在一個荒唐的國度,甚麼也是瘋狂的! ---張華 蘋果日報 图:1972年,首都机场贵宾厅,安东尼奥尼
润涛阎:毛泽东为何不见他唯一的孙子? 到目前为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毛泽东非常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根本就谈不到生儿子的事,那孩子的亲生父亲是韶华的情夫、大将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是当年邵华在北大时订了婚的未婚夫,被邵华的妈妈棒打鸳鸯强行拆散后被迫嫁给了呆傻毛岸青,但二人藕断丝 连 )。毛泽 东能容忍儿媳妇出轨也是属于无奈,但不可能接受与毛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毛新宇为孙子,当然不能与他见面,一旦见面,就等于接受了这个孙子的身世了。二是毛泽东爬灰,毛新宇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他没有脸面与名义上是孙子事实上是儿子的毛新宇见面。 先谈第一个解释。 如果从貌相上看,不论是鼻子还是嘴型,毛新宇都与毛岸青没有关系。不论是脸型还是鼻子以及嘴型却与徐文伯接近。大家去古狗毛新宇的视频与他姑姑(徐文伯的妹妹)的视频,俩人说话时的神态与表情都一模一样。毛新宇的眼睛甚至下巴也酷似他姑姑。毛新宇与他姑姑的鼻子都是窄、厚;而毛岸青的鼻子是宽、薄。 再谈第二个解释。 读古书的毛泽东知道两点: 一是:手心代表心,十指相扣手心相贴,代表心心相印,便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说。 二是:历史上的皇帝基本上把乱伦不当回事的。拿毛泽东最佩服的帝王李世民来说,李世民杀掉了亲弟弟李元吉后便把李元吉的王妃占有,还非常宠幸她,差点把她升为皇后,被大臣们制止了,说你占弟媳妇也就算了,还把她升为皇后,你就不怕被人笑话?后来武则天入宫,被李世民称为“媚娘”,11 年后,他把武则天转给了他儿子李治,成了儿媳妇。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妇,被唐玄宗霸占过去了,属于爬灰。只读线装书的毛泽东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看待的,所以,在他内心里霸占儿媳妇并不是耻辱的事,古代帝王对此习以为常。 第二种解释虽然与“毛泽东跟儿媳妇十指相扣毫不忌讳”的事实相符,但解释不了为何在毛新宇出生六年的期间里毛泽东不看一眼自己的亲骨肉。 如果那时候有DNA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要求做亲子鉴定的话,如果毛新宇是徐文伯的儿子,那毛泽东至死不见孙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无法接受与毛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那是徐海东的孙子。这跟抱养的孙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是偷情偷出来的孙子,读古书的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那时候并没有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不相信有人胆敢给毛家男人戴绿帽子。 毛泽东认为,毛新宇是他儿子 毛泽东到了晚年才有了一个唯一的“孙子”,如果他从来就没有跟邵华有过肌肤之亲,他不可能对这个孙子是谁的后代不搞个一清二楚的。他一定要问毛岸青的医生,毛岸青到底有没有性能力?如果有,为何结婚10年后才有了毛新宇?邵华是有保镖的,所谓的勤务员,邵华见过谁,二人在一起待了多久等信息保镖是不敢欺骗毛泽东的,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年轻人心中比皇帝还令人恐惧。也就是说,如果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绝对有能力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自己唯一的孙子的来历搞个一清二楚的。为何毛岸青当毛新宇喊爸爸时大怒:“谁是你的爸爸!” 不是说毛泽东不许别人给毛岸青戴绿帽还搞出个孩子,而是说毛泽东一定会搞清楚是谁给他傻儿子戴了绿帽。再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不在乎谁给毛泽东的儿子戴绿帽,他一定在乎他唯一的孙子到底是不是毛家的血脉。是,还是不是,是毛泽东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而出轨本身倒是可以原谅的,毕竟嫁给一个呆傻是女人的极大不幸。 事实上,精通权术的毛泽东根本就不需要调查邵华的警卫或医生,他只要当面问及韶华本人,只看邵华回答问题时的表情,便当即知道毛新宇是不是毛岸青的儿子。如果不是,到底是徐文伯的还是张文伯的,就无所谓了,反正一个守了10 年活寡的女人有个情人也是人之常情。邵华能骗得过毛泽东?她一张嘴,毛泽东就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连这点功夫都没有,毛泽东怎么可能玩弄亿万人民于鼓掌之上? 所以,唯一的可能便是:在毛泽东眼里,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认为没有人胆敢给毛家人戴绿帽的。那为何毛泽东不认为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且听下面的探讨。 毛泽东为何非要给呆傻儿子娶媳妇?毛泽东早就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是不能娶媳妇的。否则,他早就给儿子找到媳妇了,不会等到儿子37岁才找媳妇。 毛泽东在农村长大,又是一辈子读线装书,他脑子里都是古代帝王那一套。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当父亲的如果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那是最丢人的事。打一辈子光棍的儿子,死后也要找到“阴婚”,就是要花大钱买死去的未婚女人,两口棺材埋在一起,便是完成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使命了,否则,当父亲的死都不能瞑目。 一句话:如果毛岸青有性能力,不管他多么傻,多么呆,毛泽东早就给他娶上媳妇了。 唯一的解释:当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毛岸英的丈母娘)把小女儿邵华介绍给毛岸青时,毛泽东突发奇想,他认为这是了却自己当父亲给儿子娶媳妇的一块心病的机会。毛泽东是见过这位亲戚的,因为邵华一定到过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那是邵华姐姐的家(毛泽东是邵华姐姐的公公)。当毛泽东而非毛岸青与邵华见面谈论婚嫁时,毛泽东把邵华的手握住久久不放开。毛泽东用肢体语言告诉邵华:名义上你嫁给的是儿子,事实上你嫁给的是老子。毛泽东会当面告诉她,江青因为卵巢癌到苏联做了卵巢切除后,性激素不再分泌了,也就等于化学阉割后的中性人,从此二人便分居。邵华突然间明白过来了,她名义上嫁给的是一位呆傻,而事实上嫁给的是一位伟人。本来毛泽东就与毛岸青住在一起,以后更没必要分开了。外人无法知道内情的,唯一害怕的就是江青。 毛泽东答应邵华不许江青随便搬入毛泽东的家,只能永远分居。这样,邵华便在很多场合公开与毛泽东十指相扣,即使是照相的时候也不忌讳。因为读古书的毛泽东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皇帝乱伦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打从江青与毛泽东分居,毛泽东就没有过固定的性伴侣,按照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说法,是他给毛主席介绍女人,大都来自文工团的年轻女性,先跟毛跳舞,然后临幸。张玉凤到毛泽东的专列成为毛泽东身边的固定女人则是邵华进入毛家两年后的事了。 这是为何棒打鸳鸯后的邵华心甘情愿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呆傻毛岸青的唯一合理解释。 过来人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22岁的女孩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37岁男人,是极端稀有的,因为这种婚姻行为根本就不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只有红墙内才时髦。邵华与徐文伯在热恋时被老妈强行拆散,还要她嫁给与她毫无感情也无法互相交流思想的比她大15岁的呆傻,如果没有毛泽东介入,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她要么自杀,要么极力抗婚。而邵华恰恰相反,当即与 全文网址:
谢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 海外学者:100万至773万人丧生 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 丁抒教授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他的基本分析是:“1966年红色恐怖杀人10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人”,“武斗一年死人 30 万至50万”,“50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20万左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收集和使用了中共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加上可以找到的“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推断出: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苏扬在他的专著中承认:因为所有官方的县志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历史真相,他的计算结果仍很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实际的死亡人数。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官方:逾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杨继绳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内部讲话:文革死了2千万人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 邓小平:“那可是天文数字” 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内在的敌人》虽然是一个比利时神父所写,但他在中华民国抗战时期中共操控的河北安国县和太行山区跟中共打交道10几年,目睹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匪乱的赤祸洪潮渗进河北安国,打压他曾经主管过几个月的安国县内的爱国力量,暴力破坏中国道教、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共同维系的道德传统和家族文明,服务 于中国共产党乘日本侵略中国所致中国政府的危机,以军事抗日为辅、政治宣传为主,控制和改造中国黄河中下游流域农村地区的农民,伺机夺取中国政权。 《内在的敌人》第十一章“共党的组织”中说:“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共产党……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细胞作用乃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真实产物。……忠诚的党员必须常常准备将共党毒素传播各地……首先传播共党思想,瓦解积极的及消极的敌人。”这里,共产党的党组织、党文化的力量和作用,说的很清楚。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说一句对毛主席不太尊敬的话,他不但自己搞,还故意安插一些小特务,在外交部就有两位女士,一位是王海容,一位是唐闻生。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亲,唐闻生的父亲与我父亲在美国是同学。但这两位女士都极左,打探我们甚至是周总理的思想动态,向毛泽东汇报。”据冀朝铸回忆,当时大家被弄得人人自危,他 不得不经常给自己开玩笑来减轻压力。 “一开始大家与她俩的关系很好,她们越来越左,关系就闹翻了,外交部的人不客气地把她俩叫做‘两只蟑螂’,因为蟑螂是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她俩也把我们整得够呛。”冀朝铸说。 1973年,中美关系发生突变,两国互设联络处,冀朝铸被派任参赞。据冀朝铸回忆,当时周总理安排,他与夫人汪向同一同赴美就任,但就在上飞机的时候,汪向同被王海容和唐闻生拦住了,最后冀朝铸只能只身赴任。 据冀朝铸回忆,在此前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点名让他去机场共同迎接尼克松,王海容和唐闻生也不请自到。“周总理要我紧跟他,把他和尼克松的每一句话都好好翻译,我当时站在周总理后面,看着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把手伸向周总理,摄影师赶紧拍照。” 令冀朝铸奇怪的是,第二天中国报纸的图片是王海容紧跟着周总理做翻译,而外国报纸的照片是冀朝铸紧跟着周恩来。“王海容只会几句俄文,英文一句不会,这种情况我完全不可理解。后来尼克松的女儿来中国访问,见到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古怪的事情,于是她把美国记者拍的照片送给我。”冀朝铸说。 这张在北京首都机场飞机旁拍摄的记录了中美关系突破瞬间的照片,有站立在侧的尼克松夫人,伸手紧握的尼克松和周恩来,以及身体前倾的冀朝铸。冀朝铸说,这张照片被他放的很大,就放在他在新泽西的家中客厅里。 ---多维社
冀朝铸:毛泽东是魔鬼的材料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 (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 -- 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毛泽东真是一块魔鬼的材料,像许多共产党人那样,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十二分的邪恶充满了他们的全部生命。 ---(译自:冀朝铸《在毛之右的人》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 图:1970年12月,毛泽东(右二)与斯诺(左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二为冀朝铸
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 九七○年。"[《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 根據中國歷年預算決算報告,1959—1963年對外援助支出高達23.62億元。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麼"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干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以及在統一戰線方面的投降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他們用這些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周恩來《196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 1956年—1966年,毛是杭州飯店、中南海等舞會上的常客。一個女演員回憶:"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 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它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著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夜宵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我們這些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徐寶鳳《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華夏》] ---大飢荒,不是沒糧食,而是沒人性
1966年秋,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人如蚁,已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改到西郊机场。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总理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中南海二O二,将地图摊在地板上,跪在地图前,为毛泽东指点路线。毛泽东站在一旁,一边吸烟,一边听周总理解说。 这情景恰被我看见。李志绥后来说:堂堂一国 总理,怎能像奴仆一样跪在别人面前呢?林彪听说了此事后对汪东兴说:“周恩来像个老当差的,只知道唯唯诺诺。”我却看出周总理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相信毛泽东也看出来了,以毛那么睿智的大脑,什么能瞒过他?他只是不撕破罢了。你看,此刻他的表情带一丝嘲讽,既像享受这一切,又像洞烛其奸。他完全没有把周恩来放在眼角。他真正对周总理引起警觉是在林彪死亡之后,不过一切已经晚了。此是后话。 周总理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不能自拔。愈老愈精纯。1974年,毛泽东已十分虚弱。某日,一口痰堵在喉咙里,久咳不出,晕厥过去。汪东兴一面组织抢救一边速报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听这消息,脸刷一下白如纸。我紧挨周总理坐着。周总理撑了一下想站起来,似过于虚弱又坐下。我忽感有些异样。旁边有轻微的水声。我仔细一看,惊黄了脸。原来周总理裤管正簌簌滴水。他尿到裤子里了。我连忙扶他去厕所。红地毯上一路尿渍。这情景许多人都目击。王洪文后来说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拉在裤裆里异味刺鼻。我作证无此事。 ---刘亞洲: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