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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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文革时期的潜规则》作者：王彬彬

#文革 #潜规则 #知青 #农村 #权力

2周前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丑陋的老三届”　　　　　　·刘　双·

#红卫兵 #文革 #造反有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负面情绪

2周前

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 #红卫兵 #家庭悲剧 #杀父 #无罪释放

2周前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周恩来就西安“ 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１９６７年１月底２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１９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７月１９日到２２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１９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２２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２０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７月２２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２０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Ｘ线所见：（１）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２）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３）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４）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３０１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１９６７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文革 #彭德怀 #周恩来 #批斗 #迫害

2周前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８月５日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文革 #卞仲耘之死 #红卫兵 #校园暴力 #干部子弟

2周前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王友琴：“８月５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８月４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８月５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

#卞仲耘 #红卫兵 #暴力 #迫害 #文革

2周前

毛教员谈教育

2周前

叶剑英在海南省一个海滨度假地的海滩。照片： De Xiuxian/PR

#叶剑英 #海南省 #海滨度假地 #De Xiuxian #照片

2周前

民國33年，美軍飛行護士抵華，由中國護士接機歡迎之情景 The “Flying Nurses” who will serve with Major General C. L. Chennault’s 14th Army Air Force have arrived in China. They will serve on the aircraft that evacuate the wounded from the forward areas. Chinese nurses on duty at the local American Army Hospital greet the American arrivals. Photo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美軍 #中國護士 #二戰 #醫療 #合作

2周前

1968年上海同济大学在农村下乡

#上海 #同济大学 #下乡 #1968年 #教育

3周前

每次上天安门，叶群总提醒林彪“一分钟”，意思是比毛泽东提前一分钟到达，太早到了怕毛泽东疑心林彪抢风头，晚到了更不行，怕毛泽东嫌林彪不恭，所以既早不得也晚不得，一分钟不早不晚恰到好处。这一分钟哪能掌握得好？李处长领著人分四种情况演习：夜里、白天、晚上；人多或人少；交通堵塞时或不堵塞时；车速快或慢；每一趟行车都分秒计算。每趟上天安门，毛家湾就像面临一场大阵仗，要打听出发时间，好掌握最佳的药力发挥时间给林彪服药，一听说毛泽东要出发了，这边就像救火似的搀扶林彪上车。林彪上天安门，就像老太婆的缠脚布，外表光鲜，里面乱七八糟，不但是林彪的负担，也是“林办”的负担。 ---“关于林彪的回忆”　　　　 ·张　宁·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叶群 #林彪 #毛泽东 #天安门 #政治斗争

3周前

你能想象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么？在1966年8月—9月间，北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许多学校都变成了杀人的魔窟。在这里，我首先读一段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对当时北京六中的描述：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瞭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见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这段描述当中所说的“西纠”，全名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红八月”期间，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而在它成立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就从两位数上升到了三位数。至于这个组织的重要据点北京六中，更是如上所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魔窟和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则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 #红卫兵 #北京六中 #红色恐怖 #虐杀

3周前

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老鬼：《血与铁》，页３０４）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宋永毅·

#文革 #周恩来 #红卫兵 #红八月 #迫害

3周前

1966年8月25日，在广渠门大街121号，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当地片警和居委会的带领下闯了进去，进行所谓的“抄家”活动，不但翻箱倒柜、掀开了屋顶，而且对这一家的主人李文波、刘文秀夫妇进行了残酷的殴打，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作为老实的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手头并没有这些东西。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颜色”划分法，这一家的男主人李文波实际上并不属于被重点屠杀的“黑五类”。他的成分是“小业主”，可以说是个“灰五类”，并不是遭到最重点屠杀的对象。然而，极端的暴力和羞辱还是降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头上。凶狠的红卫兵们不但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还不允许李文波的太太刘文秀上厕所。在这样的羞辱和暴力之下，李文波再也无法忍受，便拿起菜刀展开了抵抗。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使他遭到了更为惨烈的暴力，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然而，在李文波血案发生之后，周恩来，也就是所谓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把李文波忍无可忍下的反抗行动“定了性”，表示这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在周恩来亲自下令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在1966年9月12日用“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了死刑——然而，就连真正的行凶者们都曾经表示过，刘文秀并没有进行“行凶杀人”。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 #红卫兵 #李文波 #刘文秀 #周恩来

3周前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请江青同志服药吧。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１９６８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１１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１１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

#周恩来 #江青 #文化大革命 #政治 #回忆

3周前

根据毛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的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依据李的回忆，我们从如下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发展及其特点：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１９５８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斗争１９６５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罢官》１９６６年２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１９６６年７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刚回北京，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１９６６年７月，搬到玉泉山一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１９６６年７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１９６６年８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得比较久，到最后怀疑仍不安全——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１９６６年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没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１９６９年５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１９７０年９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原来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特务，”再不允许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 问题发生冲突１９７０年９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 ”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使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到，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　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毛泽东的妄想症 #李志绥回忆录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神经衰弱

3周前

老绥远韩氏:文革中的童谣文革来了，破旧立新，童谣也与时俱进了。毛泽东时代的童谣有个特点，就是歌颂党、歌颂领袖、嘲讽“帝修反”，用现在话来说句句不离“主旋律”；字字充满“正能量”： “天上星，亮晶晶，数呀数呀数不清。最亮一颗在哪里，最亮一颗在北京。北京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是我们大救星。” “我是一个小画家，画了一朵大红花。红花献给毛主席，毛主席见了笑哈哈。” “小汽车，滴滴滴，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 那时的孩子们，从小到大，一直被政治包围着。文革伊始，有些工农兵还编了一些新童谣，虽然铿锵有力，但不免粗俗：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床上吃床上拉。” 杜鲁门是什么人，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是侵略朝鲜的美国总统。听这名，“肚鲁门”，大腹便便的能不是个大坏蛋？美帝都是大坏蛋！诅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童谣还有： “肯尼迪，啃地皮，不肯尼迪啃地皮。” “大苹果红又红，我是中国的好儿童；坐飞机、扔炸弹，炸死美国王八蛋。” “李承晚，不要脸，买块胰子买块碱，先洗屁股后洗脸。” “报告司令官，你的老婆在台湾，没有裤子穿。偷了两分钱，剪了半尺布，盖住了小B露出了大屁股。” 后来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学校的老师们又紧跟照办地编辑了“新时代新童谣”，让孩子们在游戏时吟唱，孩子们觉得不好听，但是老师说不唱不行，不唱就是坏孩子： “打的打的打，打倒刘少奇；打的打的打，打倒王光美”。 “刘少奇，会挑水，一挑挑了个王光美；王光美，会弹琴，一弹弹了个邓小平；邓小平，会掏沙，一掏掏了个廖沫沙。” “香蕉苹果大鸭梨，好吃不给刘少奇。” 类似不知出处的革命童谣还有： “我是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跳围墙。敌人拿炮打，我就钻地道。地道里有张纸，我就拉泡屎。敌人进地道，踩了一脚屎。” “小地雷，铁西瓜，叔叔怀里抱着它，鬼子梦里也害怕。早也怕，晚也怕，关住窗子睡着了，地雷就在他床底下。线一拉，就开花，炸的鬼子回老家，哇哩哇啦直叫妈。” “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从小生在旧社会，长大成为女英雄……（中间不记得了，大家补充）毛主席提词八个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轻轻轻，轻轻轻，我在家里跳牛皮筋。来了三个鬼子兵，抢走了我的牛皮筋。他妈的，他妈的，我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从前有个周扒皮，半夜起来去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周扒皮！” “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全国人民流眼泪。” 林彪事件后，又有革命教育家及时编出了儿歌，供孩子们吟唱：飞机飞的高，炸死鬼林彪。林彪不投降，炸死他的娘……

#文革童谣 #政治宣传 #领袖崇拜 #阶级斗争 #负面情绪

3周前

老奸巨猾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散忆纪登奎闲谈人物作者: 赵树凯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林彪事件 #纪登奎 #周恩来 #高层政治 #毛泽东

3周前

‘狼奶养大的一代’ 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每一个人的惨死过程都是一个血腥案例。即使未被打死的，同样充满嗜血的残暴。请看L市某中学语文女教师（“文革”开始时，该女教师28岁）对于他们学校学生们残忍行为的叙述：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这些学生的恶行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十七年中强灌“狼奶”的必然结果，天天强灌“狼奶”，越灌越多，自然要从“人”转化成“狼”。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中共的“干部子弟”们，被灌得满肚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狼奶”，狼性能不发作吗？ ---"狼奶与“蒯大富们”" 徐时利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 #红卫兵 #残忍 #狼奶 #迫害

3周前

“塌上乱天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毛身边的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一方面，毛的这种权力征服欲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常常把被自己征服的部落和国家的后妃变为自己的女奴和嫔妃。而只有在性方面占有了她们后，才认为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她们也才因此而成为可靠的自己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乃至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造成了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他的政治工具，毛的“女友”有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他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 ,,, 据毛泽东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　……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 我没有办法”而只能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说：“１９７３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２７、８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据范回忆，这样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原中共资深新闻干部沈容在＜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中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现在事情清楚了，原来毛出于他的“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而且不少还是通过周恩来等元老派来安排的。 ,,,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张玉凤是在１９７０年毛在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等人因和林彪的关系失宠以后正式调入中南海的。但在她陪伴毛渡过他风烛残年的最后六年里，张本人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里面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代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中共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家人”，即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才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也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的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乃至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当然，由于中国宫廷秘史资料的一贯缺乏，我们对此很难下任何具体的结论。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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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性关系 #权色交易 #文化大革命 #张玉凤 #宫廷政治

3周前

按照行政区域从上到下层层组织杀人道县杀人首先不是甚么基于群众对“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五类分子”则加上右派。道县是农村，基本没有右派，因此杀的主要是四类分子）的深仇大恨而自发出现的现象，而所谓“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云云纯粹是编造的谣言。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自土改以来实际上一直受到残酷镇压，如惊弓之鸟。正如作者所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31]道县文革大屠杀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越是各级领导部署严密、动员得力、组织精细的区县，杀人就越多、越残忍。比如杀人最多的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文革”时期道县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受到了冲击，就认为道县大屠杀（也包括其他地方）不是组织化和制度化杀人。关于这一点，要结合“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特点加以理解。在《血的神话》第20章提供的上关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的主要责任人名单看，这些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书记），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特别是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色。[33]作者对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文革”的性质是清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杀人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基本都是道县文革中的实权派，即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简称）成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道县煽动和部署杀人都是通过这条制度-权力通道/路径贯彻的。[34]我们不能说这个现在看来不规范的机构和组织不代表官方或制度。恰恰相反，在当时它们/他们就是官方和组织的代表，而且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组织和制度。[35] 道县大屠杀的体制性和组织化特点还体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凡是组织不严密、领导盯得不紧的地方，杀人现象就较少发生，杀人数量也少得多。本书介绍，（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受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迎头赶上”，一次性杀23人。[36]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作者: 陶东风

#道县大屠杀 #文革 #组织化杀人 #阶级斗争 #权力结构

3周前

有这样一个例子。道县富塘公社主任丁天志“文革”大屠杀期间批准杀掉了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熊贯益。后来他替自己辩解说：“区里开了（杀人）现场会，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抓一、两个典型，我们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贯益开刀。这是历史的错误，没有理由要求个人来承担责任。不杀熊贯益，就要杀了马贯益；我不批准杀，总要有人批准。” 还有一位道县的老干部一语中的，道出了所谓“阶级斗争”秘密：“这个阶级斗争说好抓，它也难抓，因为要无中生有。说难抓，它又好抓，因为可以无中生有。”这个荒唐的逻辑在当时不知道制造了多少无辜的冤魂，深入三分地道出了“文革”极权主义的奥秘。只有做出“阶级敌人搞暴动的案子”，才能对“阶级敌人”大开杀戒，至于到底谁是“阶级敌人”则无关紧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利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干掉自己的仇人或讨厌的人。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陶东风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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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屠杀 #道县 #阶级斗争 #极权主义 #血的神话

3周前

西安事变张学良发给中共的电报

#西安事变 #张学良 #中共 #电报 #历史事件

3周前

1.这张来自越南战争的照片显示，一名美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战中救了两个越南孩子。 2.1966 年 8 月 22 日，在西贡西北部米其林橡胶种植园附近的一次行动中，一名美国步兵在袭击 Cam Xe 村后抱着一个赤身裸体、哭泣的男孩。

#越南战争 #美国士兵 #救援 #儿童 #Cam Xe村

3周前

“三号首长”・金敬迈・〔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部队作家金敬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组长，为了维护“文革旗手”江青的形象，他按照江青的要求，把一些有江青三十年代旧剧照的电影杂志收缴上来封存，却因此惹下大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这是他在狱中的一段回忆。〕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０日上午，谢富治、吴法宪、傅崇碧三位负责人，受他们的上级的指派，来到沙滩北街二号，在我的办公室里撕开保险柜的密封条，从中取起走了首长（摘录者注：指江青）让我叫舒、刘二位收上来的那些“黑材料”，也就是四套三十年代首长演过的那五部电影的剧照和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的《电影杂志》合订本，大约也是四五套。我把这些资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放在地板上，谢富治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碰一碰，叫我一个人把它们码成摞，用口袋装好。办公室哪儿来的口袋？我只好就手从窗户上扯下两块“派立司”窗帘，把它们包好。捆上绳子后，要我在绳子的交叉处，又重新贴上封条。谢富治还要我在封条上签上名，确认是金某某封上的，别人没有动过。跟着谢、吴、傅三位一起来的秘书和其他随从人员，把这两包资料小心翼翼地分别装进两辆“吉姆车”的后盖里。小心翼翼是怕把有我签名的封条撕破了。一溜三辆“吉姆”、两辆伏尔加开出了“红旗大院”。 “罪证”取走了，保险柜的门开着，里边空空荡荡的。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望着保险柜发愣。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和今天一样，我正等待临头的大祸。两天后，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上午，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特地赶来告诉我：老迈，没事了，全部处理完了，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没事？”我问　　 “绝对没事！”他说，“前天不是从你那儿把两包资料拿走了吗，我们开着车……” 　　他是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绝对没事”的全部过程。 ……我们一溜五辆小车直接开进了中南海，进到一个院子里，“三号首长”早就等在那里了。下了车，正想去搬那些资料，“三号首长”告诉我们，不要打开汽车的后盖，也不要动那些资料。 “三号首长”让秘书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请叶群同志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请她马上就来；一个是让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两位摄影师来，还叫带上摄影机，立刻赶来。等了好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了。 “三号首长”跟叶群说了几句什么，好像叶群同志也点了点头。 “三号首长”又让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好。两台摄影机，一台对准吉姆车的车后盖，一台拿在手上跟拍。他嘱咐摄影师，镜头不要切断，要用长镜头把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摄影机已经吱吱响了，我们才去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那两包资料。跟拍的那位同志很机灵，把镜头凑过去，拍了一段封好封条的特写。然后镜头跟着资料，一直跟到就在旁边不远的一个化纸炉旁边。化纸炉的炉门已经打开，火早就点燃了。镜头一直跟着，两包资料先后一包一包地丢进了炉膛，两包资料燃起来了。我们没有关炉门，一直看着它燃烧。镜头也一直对准燃烧的火苗。资料变成了火，资料由火变成了灰，烧着烧着快灭了，资料已经完全化作灰烬。一位工作人员拿一根长棍在炉膛里搅了搅，升腾起来的全是火星。这时才把炉门关上。 “三号首长”对大家说：“这是谢副总理……” 　　谢富治赶忙插话：“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三号首长”接着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和傅崇碧司令员刚才从文艺组金××那里取来的两包资料，密封签没有撕开，也没有损坏，上面有他的签名，签名也是完好无损的。里面是些什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见，资料已经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销毁了。” 　　 “三号首长”挺严肃地说完，大家都跟着点点头。　　 “三号首长”又补充说：“今后，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相互作证。” 　　 ……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没事吧？都烧成灰了，绝对没事！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 ――他结束了他的叙述。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谢谢他来告诉我这个事。但我的心不仅放不下来，反而揪得更紧了。中央领导人对那些资料尚且不敢沾不敢碰，对销毁的过程，如此慎重，如此认真，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这也正说明：大祸已经临近。在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能都没事，而我……这不，转移到秦城来，一蹲就是这么多年。从他的叙述中，我进一步进十步地感受到首长真是厉害，就那么点旧剧照旧杂志，看把人折腾的。是啊，除了个把人，谁都不敢沾她，她让谁都害怕。谁敢不怕呢？当然，我也感受到，“三号首长”到底是“三号首长”，真不愧为“三号首长”，处理问题细致、稳妥、认真、周到，实在高明。 ---摘自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一版１２７―１３０页

#江青旧照事件 #金敬迈秦城监狱回忆 #三号首长销毁资料 #文革时期政治斗争 #权力斗争与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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