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面手段 毛泽东后期采取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过去的同志,在很多地方使用两面手法。 1965年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接见彭德怀之后不久。毛泽东当着很多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彭德怀同志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这表面上看是高姿态,象是检查错误。 但是过了不几天,在毛泽东亲自授意下,江青联系,姚文元执笔写出并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矛头直接指向彭德怀同志。 66年9月毛泽东对贺龙同志讲“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还讲“我当你的保皇派”66年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还亲自召呼贺龙,叫他到前面坐。但是只过了两天,江青就到清华对贺龙孩子说“你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也不是好人”。不久贺龙就被打倒,隔离、搞臭,最后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对那些要打倒的干部经常采取的手法就是当面讲的好听,背后准备下手。他经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同志,搞什么“引蛇出洞”、“钓大鱼”、“毒草要让他放”、“牛鬼蛇神要让他表演。”他经常使用排除异已,分化瓦解,突破一点各个击破,拉一派,打一派等手法。 58年他领导的“大跃进”公社化造成严重恶果,59年召开庐山会议很多人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彭德怀,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转移了全党全国的视线,摆脱了自己的被动局面。这是使用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58年他所代表的左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三年灾难(过去曾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确切的说法是三年人为灾难)是无法掩盖的。为了遮人耳目他在60年辞去了国家主调节职务。62年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做了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不触及左倾原则问题)。但是在几个月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却提出要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准备在政治上进行反扑,打击党内反对派。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使很多同志感到他今后要发扬党内民主了,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了。但是在这年召开十中会之后,四年时间他不再召开中央全会。直到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搞臭了一大批老一代的革命家,把可能抵制他错误的一些同志排斥出领导核心废除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了代替书记处的“中央文革”之后,他才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的八大之后十三年他才召开九大。在和平时期为什么要把党的代表大会延期十年之后召开。为什么废除各级监察委员会?为什么要另立“中央文革”?这不是公然在破坏党内民主吗?回顾这段历史,人们怎么能相信毛泽东在62年后说的要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话是出于真心呢? ---孙文广:毛泽东问题研究
林木:不是“我失骄杨”,是“我杀骄杨”!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写出了他那极端虚伪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时毛泽东刚设计好谋害知识分子的“阳谋”毒计,同年11月他欣然同意内部刊发该词,到1958年1月1日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己领导中共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超过十分之一的人打成了右派,他说“右派就是反革命”。 显然,推出《蝶恋花》是为了改善毛泽东的形象,想冲淡他打右派的残暴面貌:你看我还是温情脉脉的。真是会欺世盗名!什么“我失骄杨君失柳,……泪飞顿作倾盆雨。”是谁泪飞倾盆?月宫里的杨开慧定已看清毛泽东杀妻灭子的黑心肠,用这种借代手法自是想说作者泪飞倾盆,毛泽东会为杨开慧泪飞倾盆?太矫情了。 彭德怀部退出长沙不久,毛泽东亲率红军包括彭部再次攻打长沙,二十余日未克。这对杨开慧来说无异是一道催命符。,,, 这次,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太过火了,于1930年10月24日拘捕了毛妻杨开慧和子毛岸英。当时开慧母子住在距长沙市中心区55公里的长沙县板仓(现名开慧乡)娘家,去市区的路上,毛泽东没有保护他们,甚至事先都没有向杨开慧私下传递过要攻打长沙(以便她携子躲开)的消息。这时,何键仍网开一面,只要杨开慧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就放她自由。杨开慧没有这样做,她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女人,笔者母辈那个时代的中国女人从一而终的观念依然浓烈,即使知晓丈夫背叛了自己,杨开慧仍爱着这个毛泽东,痴情女子负心汉呵。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害。杀杨开慧的是何键还是毛泽东?陈世美派侍卫长韩琪去杀妻灭子,毛泽东让国民党何键去杀妻灭子,有何本质区别!事后毛竟说什么“我失骄杨……”,事实是“骄杨失我”!“骄杨失我”后就危如累卵了。当时的中共负责人李立三曾询问过杨开慧被害事,毛泽东谎称不知道杨去了哪里而未及保护。一个守活寡的年青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被丈夫扔下后能去哪里?只有投靠娘家人了,那个地方上门女婿也去住过的。 1929年2月12日“朱毛红军”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杀于赣州,头颅悬挂城头,杨开慧知悉后心头就已升起了不祥之兆,她在日记和未发出的信函中多次提到了“死”, 说“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难道毛泽东判断不出这一结果?就算毛泽东没有借刀杀人之心,他也完全分析得到“骄杨失我”后必然演变成“我杀骄杨”!官府把毛家祖坟都挖了嘛,在世的妻室岂能全身而退。杨开慧代毛泽东挨枪子时,毛泽东正和贺子珍快活着呢!
“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 虹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本来已难以视事的蒋介石几乎被击垮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问沈剑虹看过没有。沈答看过,蒋又问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听完,蒋介石神色凝重:“今后,我们必须比从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顾蒋介石吃午饭,没有想到他吃到一半,东西全都吐出来了。副官将他抱起,放到卧榻上时,蒋介石突然昏厥过去。医生们只好在中兴宾馆成立一个急救站,动员“荣总”的医生、护士抢救。 翁副官立刻凑近蒋介石的嘴边,细细听着他犹如呓语的每一个字———“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 1975年4月5日那天,台北的天气特别闷热,晚上8点55分,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消息。 这也是最后的消息———等蒋经国从七海官邸火速赶来时,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给蒋经国留下任何遗言。 (本文摘自《国共往事风云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者:尹家民)
中华民国四十五年(1960年)十月二十七日,蒋中正接受美籍作家贾德威专访,通览蒋的回答,娓娓道来,成竹在胸,足以表明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达到了较《苏俄在中国》更新的高度。以下是部分问答: 记者问:美国国内目前颇有主张放宽对共匪贸易限制者,阁下可否对此略抒所见? 答:美国如放宽现 行对匪贸易限制,无异以利刃授敌,即使放宽后之贸易仅以非战略物资为限,但供应共匪经济上之需要,从而助其扩张战争机能,亦属不智,且战略物资与非战略物资间之分野,亦非永久不变。一项非战略物品甚易发生战略价值。一九四一年日本军阀突袭珍珠港时,其飞机所燃用者为美国汽油,其所投之炸弹亦为美国之废铁所造,此项史实,吾人实不宜淡忘。 记者问:《纽约时报》最近连载数文,其中暗示中华民国政府已在实际上放弃收回大陆之意愿。阁下对此可否置评? 答:余未闻《纽约时报》曾作此类报导,无论如何,恢复我同胞之自由,乃吾人之神圣天职,而大陆同胞为重获自由起而反抗共匪暴政,亦系其天赋之权利。吾人正致力于建设台湾,使成为自由繁荣之乐土,并作为联合海内外人民及铁幕内同胞共同反攻大陆之基地。吾人之良知决不容吾人忘却大陆同胞身受之苦难,及其恢复自由生活之愿望。 记者问:最近若干访问匪区人士归来报导,大陆人民对共匪统治颇感满意,阁下认为此说可信否?阁下以为是否有何征象,足以表示大陆人民仍将欢迎国军反攻? 答:侈言大陆人民对于共匪统治感觉满意,固乃易事,但有若干事实,绝不容轻易抹煞。匪伪“公安部长”罗匪瑞卿,最近向伪“人民全国代表大会”透露,六年以来大陆上发生之“反革命案件”多达五百五十四万九千零三十件。大陆上反共游击队仍甚活跃,而乡间及城市中反共志士之破坏活动,至最近半年而愈烈。 近月以来,数以万计之人民,自大陆逃往港澳,其中不少系冒生命之危险而奔向自由者。本月上星期即有一少妇因不愿被匪军征召,在广东中山县跃水逃生,于匪兵弹雨下泅至澳门,均为明证。再则近月以来,世人正以钦佩之心情,注视西藏人民英勇反共之抗暴运动。 大陆人民生活之苦痛,不待目睹而自明。事实上,大陆人民现处于共匪暴力严重压迫之下,遇有外人访问时,除表示满意外,何敢作其它答复。 记者问:据称共匪在东南亚区争取支持力量,正大规模展开笑脸攻势。访问共匪策略是否较前有显着之变更?共匪是否正遵从俄帝之所谓软化路线? 答:共匪最近确已戴上笑脸面具。此事无非表示彼等以为在目前采用笑脸攻势,较诸军事侵略收效更宏。事实上,彼等之笑脸攻势与使用武力,同为侵略方式之一种。 共匪势将继续以甜言蜜语,使世人陷入一种虚伪的安全感,然后以其最后一击,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即仅就目前而言,亦难谓共匪已完全放弃使用武力。共匪最近派军进侵缅甸边区,即显示只须彼等预料不致遭遇强烈抵抗,即可随时发动武装侵略。 ---蒋中正对共产党认识华丽转身的启示 作者: 掸封尘
如果说中共的防火墙和禁言机制只是单纯的一刀切禁制,是没有那么恐怖的。但这种机制不是一个单纯的禁止机制,而是一个政党可以单方面毫无监督的自己决定要禁止与不禁止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堵墙了 ,还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舆论操纵工具 。举例说明,2011年温州高铁追尾脱轨的时候,微博在5天内允许了1000 万条批评的短文,当时震惊中外的政府当时就地掩埋,据说里面还有生还者的列车就是有人在微博上曝光出来的,为什么突然允许了这么多天的言论自由?有说是当时的中共技术还不够成熟来不及封禁,但更多的原因还是中央本来就已经想向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下手了。虽然说当时刘志军当时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但中央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民意基础来重判这个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刘志军,所以中共制造起舆论,允许媒体大肆宣传让民众谩骂,获得群众基础,之后处置他就更加顺利了。包括薄熙来,在2012年的2月份到4月份期间,在微博上网民都可以随意嘲讽他。在中共控制下,还有很多应该被的人和事,却是网民不能讲不能触碰的,这就是选择性禁封。这也是一个政党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哪些信息可以让民主知道与否。但实际对于民众来讲,并不是知道什么重要,而是不知道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更能影响人对一件事和一个人的判断。 信息的真实认知性,并不在于得到的信息是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获取的信息,中共的控制下,民主所获得信息是有极大偏差的。因此,中共防火墙和墙内这些禁言机制的选择性封禁比一刀切的完全封禁所带给群众和人民在认知上的破坏性、危害性和邪恶程度更严重。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偶然的自由言论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只是一种操纵民意的政治工具。 ---韦洁筱: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
中共防火墙自中国与国际互联网接轨后,对中国的人文、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来说,中国人的三代人的思维模式因为防火墙而与世界形成了一定的隔阂。防火墙基本上已经将世界互联网一分为二,即世界的互联网和中国的局域网,但对于中国普罗大众来说,防火墙是一个很虚的概 念,民众只知道在中国境内有很多世界主流网页是中国互联网用户无法访问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防火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复杂和恐怖的系统。 中共防火墙概念其属于1996年,当时互联网才刚进入中国差不多两年, 我们通常所说的防火墙只是一个庞大计划的分支子集,中国对于信息管控的全计划叫做“金盾工程”。金盾工程除了防火墙的搭建,其他的分支专注于其他方面的信息管控和审查手段,其中包括监控软件,网络摄像头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监管等等。防护墙具体上线时间我们已经无从考察,大约时间是在9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多少时间完全自由的互联网世界,不过当时的防火墙是最初级版,只是简单的通过IP和域名对比来禁止访问,当年更多的措施是在线下,比如对当时众多的网吧进行控制和监管,网吧的老板们被要求必须在他们的计算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并随时上班网民的违规行为。 2004年,防火墙引入了关键词屏蔽技术。中共从后开始专注于增强初级版的防火墙,重点对付翻墙工具,比如shadowsocks、Nord、V2board等大家熟悉的VPN,在中共控制下,在中国境内的互联用户想观看境外信息,就只能通过链接VPN再浏览信息,正因中共防火墙不断地在和VPN控制,所以每一次到中共重要的日子,比如两会期间,每年的6月4日前后或者每当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的时候,VPN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除此之外,中共还做了别的措施,比如在西部省份扩建服务器,加强了所有中国互联网通往世界互联网的边界网关管控。 中共防火墙不只是单纯的科技,当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人力,中共雇佣了一大批互联网审核人员,监控网上所有的敏感话题和关键词。这些劳动力除了监控,还包括了宣传工作,负责在网上为中共唱赞歌,也就是民众常说的“五毛党”。 根据2017年APSR的一份调查报告,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造出大约4.9亿次虚假的评论,这已经是8年前的报告了,现在这个数量估计要更多。 除了五毛和中共政府自己的审核员,更不用说中国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知道要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内容。微博的上线恰恰就是在推特被禁一个月后,可想而知,在中共的操纵下企业内部已经够融了很久,让他们来取代推特,并且这些企业必定已经向政府保证了会内部严格审查内容。 ,,,,,, 我作为技术人员有一种很深的感慨,如此庞大的一个计划,动用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出来的尖端系统。但防火墙的目的不是解决贫困饥饿,不是开启民智或造福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目的却只有一个“遮住中国人的眼睛,禁锢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中共知道自己的执政江山是需要依靠封锁言论,不让人们看到真相才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共在构建防火墙和金盾工程的时候,中共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权是不合法且不正义的。逻辑推论,中共所代表的是正义而正确的,怎么又会是需要通过删除别人的信息,不让人看到外面世界的80%以上的东西,并且把说出真相的人关进监狱。 中共的执政者,又如何能说服自己和民众自己的掌权是正义的呢?中共也是利用谎言,将矛盾转移到外界的。建构防火墙的人为自己开脱的接口是制造西方与中国敌对的舆论,对内宣传西方世界使用舆论诋毁中国,西方的文化渗透,而中国人民淳朴,无法分辨信息的真假,而中共声称建立防火墙是在保护人民。但这种说辞,在基本逻辑思维下完全不能成立,甚至荒谬至极。为什么西方不害怕自己国家的人民去看到外面的信息呢?政府应该相信自己的国民懂得明辨是非,中共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分辨能力,那真正侮辱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共政府本身。 真正辱华的正是中共政府。对于赞成防火墙的粉红,本质上是在看不起自己,认同中共政府对人民判断力的侮辱。只要信息是自由的,中国人自己的懂得分辨真假对错。而中共的墙,都是为了其政权。如果说防火墙是为了抵挡西方舆论,那仅仅禁止西方网页就可以了,但是国内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吗?而现实是中国人在中国任何一个平台上也不能批评中共,连自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都不能提起。 防火墙和金盾工程无论中共政府如何美化,就是为了中共自己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倒,与西方舆论荼毒中国人思想没有任何关系。 ---韦洁筱: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
**李志绥话暴君** 李志绥先生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他在毛的身边20余年,他对毛的了解最为真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总理会谈时,毛明确表明,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 ,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这样告诉尼赫:‘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20 有一个案例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残暴的个性,据李志绥先生回忆: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见李志绥“回忆录”P116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暴君的模式,他专制独裁,杀功臣,要人民对他三呼万岁,他的一言一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不紧跟也不行。 他实行领袖终身制,死前指定接班人,他有享受不尽的特权,行宫遍于全国,身边一群美女,他选妃子,公款养妃子,耽于女色。 他利用职权,在工作时间差使秘书、文胆,为他动笔抄稿、整理,通过会议,讨论他的文稿和发言。然后编书强制全国购买,敛取数以千万计的“稿费”。从行行总总来看,他不是当代的红色暴君,千古罪人又是什么?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张国焘、王明说毛要当皇帝** 张国焘和王明都曾经是早期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最是了解,后来他们离开大陆,在言论上不受毛泽东箝制和威慑,所以他们有可能讲出些真话,这些话对认识毛泽东的实质,很有参考价值。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访问过张国焘。 司马璐问张国焘毛泽东的 为人,张国焘回答说: “润之(毛)一天没有登基当皇帝,是不甘心的”。当问及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时张国焘答:“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不顾一切代价。” ——见司马璐《张国焘谈与周恩来毛泽东的恩怨》。 王明曾是中共早期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四十年代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把王明搞臭,因为王明在党内声望很高,所以1945年“七大”时仍把他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去苏联居住,在苏联时期王明写了很多揭发毛泽东的文章。 据王明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向很多人表示他到北京后要做皇帝。 王明为此还写过一首诗: 《“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 诗下标明“1948年11月22日晚于西柏坡”王明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轻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 王明还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会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王明传》P316—P318 王明从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处于中共中央上层地位,一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后来又受毛泽东的领导。他比张国焘对毛泽东的了解更深切,王明所说的毛泽东早有当皇帝的思想,应该是不错的。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 ,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江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存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同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柴。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同北京。毛泽东强调,邓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作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同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小平所存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担任要职。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柴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傅高义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1.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 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3.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4.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5.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6.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7.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8.“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9.“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10.“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1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12.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