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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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1967年的西安，由摄影家刘一拍摄，在西安的城楼前，楼上贴满了标语，道路上的人们如潮涌，红旗招展的队伍行进着，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

3周前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摄影家唐大柏拍摄，在一处学校里，楼梯上贴满了大字报，懵懵懂懂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只是看着照相机，有的是好奇，有的则是开心的笑着。

3周前

1968年广东的一户农家，孩子正在为奶奶朗读毛著作，墙上还张贴着多张毛像。翁乃强摄影

3周前

1967年，村民老大娘和小孩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摄影蒋少武

3周前

小高炉群，这是镇江市大炼钢铁的重要基地——象山炼铁厂的小高炉群，已建成500余座。摄影晓庄 1958年摄

3周前

1.1958年，辽宁省义县社员挑灯夜战夏锄忙。 2.1958年，辽南地区连化学都不懂的老大娘们在用大锅制造化肥。摄影蒋少武

3周前

问：有史以来全世界害死本国国民最多的那个人，生日是几月几日? 四大AI共同认证：12月26日

3周前

史伏初:毛王朝演义毛泽东生前说过，他的一生只做成两件事，其一，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夺得中国大陆政权，其二，搞了文化大革命。其实，他还有两件失败的业绩，不好意思说出口：其一，想当“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没当成，其二，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世袭制的毛王朝，也惨败了。今天不说前者，单道后者。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国民头顶笼罩着一巨大乌云而不自知：毛想仿照秦始皇，建立毛王朝传之万世。若其成功，则中国现在就成朝鲜摸样了。老天没让他建成世袭王朝，总算待我国人不薄。

3周前

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应。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批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3周前

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 ”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一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一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八大”之后，毛之所以乘反右运动胜利的有利形势跳出来带头搞大跃进，就是要强不懂以为懂，硬去插手工农业生产的事务，妄想搞出个让刘、邓们瞠乎其后的成绩，向全党证实他“政治挂帅”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来的做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编制也被迫退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已证明，盲目改变生产关系，不但起不到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反倒破坏了生产。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检讨。但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事后又上下其翻云覆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一介独夫的偏执与反噬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战。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3周前

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毛夺取天下之后，仍然谦称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只是一家“分店”，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秘方”。毛向斯大林效忠的表现之一是，毛请斯大林派遣一名意识形态专家到北京担任大使，其首要任务不是负责两国外交，而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恳请斯大林担任其意识形态的检查官。中共从二十年代建立之初，就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援助。潘佐夫指出：“中共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係，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苏联的财务援助无所不包，细微到分角都供应。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将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形容为苏联顾问马林的“爱将”，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毛，从苏联那裡拿到优渥的经费，在上海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还将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从湖南接到上海团聚。潘佐夫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详细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披露的最为详尽的数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吃人最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拿外国的钱，从事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地下活动，这不是卖国，什么才是卖国？就毛泽东个人的命运来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执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前，几度大起大落，沉浮不定，每一次的成败荣辱，都与是否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密切相关。每当斯大林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毛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便立即偃旗息鼓、对其俯首称臣；而每当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立即被像卫生巾一样无情抛弃，并遭到火力密集的批判，甚至有生命之忧。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本土的游击队干部，二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毕业生，三是以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旧干部。三个势力集团彼此明争暗斗。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地出面挺他。潘佐夫评论说：“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这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溷合领导团队。”毛泽东则以赌徒的耐心等候时机，“他不仅必须展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大师。”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莫斯科的坚持下，毛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为本书撰写长篇导读的学者丁学良敏锐地指出：虽然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祕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裡又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这些史料确凿地支持了本书的中心论点：“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党网路的有力配合。”那么，为什麽当时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是“一个纯粹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组织”，而没有认识到“中共是苏共的走狗”的真相？这是丁学良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对该问题的答桉之一是：共产党早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之前，就已在宣传战上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五四之后新式的、风靡全球的左派话语系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笔杆子大都还停滞在旧式的儒家传统思维和话语之中。毛是颠倒黑白、“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大师，他虽然不像希特勒那样常常在公开场合面对大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但他的文字有一种征服底层民众的心灵、甚至使之如醉如痴的魔力。 ---余杰：作为斯大林的“儿皇帝”的毛泽东——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3周前

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类似于列宁所创斯大林所确立的苏式体制。传统的民间社会已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的巨大网络，透过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空前严密地掌控了社会。这个庞大的网络体制的关键枢纽，就是各地区各单位的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不服从者不得食”。在各“枢纽”人物管辖下的大部分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 ---陈奎德：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

3周前

没有裤子穿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俱。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来源《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吴春桃

3周前

1.毛泽东应对众多本国人民的死亡负责，以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下降了近20年。 2.另一种看毛泽东时代死亡人数激增的方法是查看世界每年死亡人数的年度数据。

3周前

1.1966年，北京东长安街的大字报和人们购买油印小报的场景。 2.196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历史博物馆门口张贴的巨幅宣传画。 3.1971年，故宫重新对外开放，围观的市民。 4.1977年，长安街西单路口，牧羊的农民正赶着羊送去屠宰厂。

3周前

1881年旧金山唐人街的元旦海报， Theodore Wores 创作。

3周前

1.1958年，昆明，中小学生在校园搭起小高炉 2.1958年，昆明，街道也成了炼钢车间

3周前

布列松拍摄的大跃进时期的中国老照片 1.辽宁省沈阳，新中国的雄心是超越西方的工业，在此时，他必须用自己所特有的手推车来完成推拉作业，不过，工厂大门上的标志仍然展示着新中国的技术进步。开始时，这里有50名苏联顾问，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但4500名没有假期的工人发誓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 2.北京，国庆游行的队伍。 3.北京，监狱里犯人，这里三分之二是政治犯，三分之一是刑事犯，刑期最少是2年，最高15年。 4.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工作的学生

3周前

1.70年代末期，北京，晚上在广场谈恋爱的年轻人。小雨中，恋人们撑着伞偎依在一起。 2.70年代末期，北京，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长椅上谈恋爱的年轻人。

3周前

台湾军方的一份内部评估称，中国在2023年用于西太平洋演习的费用约为1100亿元人民币(约153亿美元)、占其国防预算的7%。台湾国防部通过统计2023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执行的各项海空军任务，并估算了其每小时活动所需的燃料和其他消耗品成本，得出总费用为11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维护、维修和薪资费用。三名了解报告的官员表示，这项研究旨在帮助台湾决策者了解中国如何在各个区域分配军事资源，并评估其意图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此外，研究还将演习的成本与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以帮助台北方面评估双方所面临的风险。 “这揭示了他们资源分配的逻辑，”一位了解该研究的台湾高级官员说，“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控制第一岛链以西的地区。”由于事件敏感性，这位官员及另外两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1100亿人民币约占中国发布的2023年国防开支1.55万亿元人民币的7%，相当于台湾2023年国防预算的85%。台湾国防部报告指出，2023年中国包含歼-10战斗机、轰-6轰炸机和无人机在内的各型中国军机在该地区进行了超过9200次飞行，在空中的时间总计约2.9万小时；中国海军进行了超过7万次航行，包括航母和驱逐舰，总计在海上时间超过170万小时。报告还揭示，中国海军40%的航行是在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进行，20%在东中国海，而将近15%是在敏感的台湾海峡进行。（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

3周前

中共夺权后迅速建立起党天下的官僚机构，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守他们各自权限内的业务，插不上手的毛泽东日渐觉察到自己被闲置起来的状态。特别是受到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主事者顺势删去“七大”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大会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大会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有扼制“冒进”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面对这些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他无可奈何地看到，自己从“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而眼前的这批官僚要比延安时期王明那一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会中会后都在毛身边，他说他当时即从毛的表情和言谈明显地看出，“‘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像以往多次在路线斗争中遭遇挫折后的反应，毛回到他那张大床上卧病不起。他咽不下这口气，开始赖在病榻上摒绝内外，谋划如何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毛的病倒是他发动政治攻势前暗中磨刀的备战姿态，据李医生的观察，“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出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3周前

三峡出事要铸三个历史罪人跪像李锐：三峡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水库各县的泥石流、山洪问题，泥沙淤泥等问题，以及对下流的影响等，过去论证时，反对者都再三提出过。对长江河床的变动和影响等，过去也都关心过，下游几个大湖出现的干涸等，是否有关？水利大专家黄万里来我家两次，我总记得他说的愤慨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钱正英，两边张光斗、李鹏。”黄万里了不起，黄炎培的五个儿女都被打成右派。裴毅然：让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则历史笑话。这种需要高度专业基础为判断前提的活儿，怎么能让一大帮外行来搞最高决策的投票呢？李锐：当时发给人大代表的都是赞成三峡工程一方的材料，负面意见一律隐匿，不提供。大会投票时，不让反对的人发言；投反对和弃权票的人八百多，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我知道最后决策人邓小平也有责任。他去三峡，陪他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原负责人林一山的秘书，对他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邓小平听进去了，他是四川人嘛，便坚决主张修。其实南京和武汉长江大桥都只能通过五千吨的轮船，于是后来将万吨轮船改为“万吨船队”，这真可以当笑话了。 ---李锐谈毛泽东、三峡作者: 裴毅然

3周前

糜烂的私生活在毛提倡禁欲道德的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1961年2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李志绥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回忆录》第三编1966年－1956年，69节）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二奶张玉凤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要想见毛，或是等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见《回忆录》，第二编1957年－1965年，44节）现在的官员们花钱包二奶，固然是一种腐败，还要尽力掩盖，而毛却可以一分钱不花，仅凭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地包二奶和玩女人。 ---刘晓波：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

3周前

朱德之死中国三巨头周朱毛皆去世于一九七六同一年里，这有点不寻常。周一月八日，朱七月六日，毛九月九日。周朱任何一人死于毛后，都有可能决定历史轨迹。周身患重病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他最后一次露面（国庆晚宴）时，掌声雷动场面感人，说明人人皆知他来日无多。即使他当时病情能拖，政治局面也拖不下去了──当时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目标指向谁，路人皆知。其实毛当时早已卧床不起，但一般民众并不知情。倒是朱，虽已年逾九十，但身体状况上无大障──至少以那个年龄来说。六月，朱德接获口头通知，于某日下午二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澳大利亚总理？）。朱德习惯地提前到达，下午二时便在会场等候。天气炎热，空调却没开，这对朱德倒没什幺，因为当时他家中也没安空调。后来空调开了，时间过了很久，外宾却总等不来。去问，说是时间改了，改成四时半（事后去查，日程一开始就是定为四时半，从未有二时半之说）。朱德只好老老实实地等下去，可是空调越来越冷，整整受冻近两个小时。朱当晚发病，病情重到不得不去医院时，医院却无法从中央保健局调来病历──两日前病历被人调走。临床医生在没有病历情况下，依常规开了药，朱则病情日重，终于十数日后去世。当日的那位临床医生，后来突然死亡，──那是后话。朱家总觉得朱死得不明不白（可能是捕风捉影），康克清总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真相一日不得白。此话系朱家子弟所说，亲耳所闻，姑且听之。 ---(澳大利亚)不锈钢晓刚

3周前

朱德是怎么死的？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2012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对朱德的儿媳赵力平的采访，其中谈到朱德之死。 1976年6月21日，朱德被安排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有人通知他。朱德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人民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毛在文革中整人的重要帮凶、前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跟毛的夫人江青关系密切。刘湘屏住在朱德病房的楼上，每天看朱德一次。她还陪毛的夫人江青看过朱德一次。朱德的病情和医疗情况，肯定会报告给毛。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曾对他的奶奶，也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说，爷爷（朱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克清请求医生：这个药是不是换一换？但医生不听，坚持打这个针，说是专家组的意见。没几天，朱德就死了。赵力平说：“其实，朱德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中共历来讲：外交无小事。当时，身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已是90岁高龄的朱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国总理，无论是中央办公厅，还是全国人大、外交部，理应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但是，那天却出人意外地出了大差错。这是不是有人故意而为之？据赵力平女儿的说法，朱德可能是因为打错药而死。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是怎么死的？作者: 王友群图：1936年，毛泽东和朱德在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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