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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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揭开周恩来之谜"　·吴洪森·

#周恩来 #伪君子 #权欲 #政治手腕 #历史揭秘

3周前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１９６８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７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１５５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２７天，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

#刘少奇 #文革迫害 #政治斗争 #非人待遇 #周恩来

3周前

杀人行为与“最高指示”的关系我们说道县大屠杀是带有官方与体制性质的现象，还因为它最终的、也是最高的合法化依据，来自文革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道县大屠杀与中国式的暴力文化、战争文化、革命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这种文化的典范和最高代表，就是毛泽东思想。那个时期毛泽东写于战争时期的一些鼓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文章被断章取义地编成“语录”和“语录歌”，在全中国各个角落流传，产生了极大的煽动力。《血的神话》以大量事实表明，基层地方的杀人宣传直接与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相关，各地开会的会场到处可以看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毛泽东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理论直接成为杀人的依据，它作为宗旨一样的“最高指示”为杀人者壮了胆。其中为农民暴力叫好的革命文化经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起的作用尤其巨大。道县很多地方杀人动员会时经常引用的就是毛泽东的这部革命“经典”，“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犯罪行径赞扬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从而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道县县委干部贺霞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鼓动杀人时说：“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的问题。另一位干部张明耻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对乱杀人问题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问题。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陶东风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大屠杀 #毛泽东思想 #阶级斗争 #暴力革命 #《血的神话》

3周前

北京学生南下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和关系较好的同学相约，一行四人出去串联。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这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心中最神圣的一件事。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第一次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汇有了如此真切的感受，如潮的人群从火车站漫到了两路口街道上。那个情况下，谦谦君子就永远只可能是个看客。我们从两路口缆车站开始，不管不顾左冲右突，招来了不少白眼和谩骂，最终，大汗淋漓地站在了站台上。到了站台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火车鸣响汽笛吭哧吭哧喘着粗气进了站还没停稳，成百上千的人就扑向了火车窗口，还有人潮涌上来把站在前边的人挤下铁轨的事件发生，真是触目惊心！火车进站后列车员不开车门，只把车窗打开，然后回到自己小房间把门一闩，任由车外的人从车窗爬入，直到车厢变成沙丁鱼罐头。那个混乱拥挤是无法复制的绝版：车厢里座椅下躺着人，行李架上卧着人，厕所里和车厢接头处人贴人，在车上想挪动一下，就只能从人头上爬。当时背着铺盖卷的我们是怎么挤上车，而且还很幸运地坐在了座位上，全都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四天四夜我们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和水，谁也不敢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稍稍欠欠屁股，座位就可能立即被挤占。到达北京，已经是第五天晚上八点左右。走下火车，站在了所有人激情向往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我们却没有欢呼雀跃的冲动。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随着下车的人流出了车站，看见了“永定门车站”几个大字，又听见车站的高音喇叭呼喊：到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请往先农坛体育场等候安排。来到先农坛体育场，放眼望去，那阵势就是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的北京版：场外人头攒动，场内摩肩接踵。我们在体育场外转了半天也没看见搞接待工作的人，有点傻了。天完全黑下来，１１月中旬的北京，夜晚的风对于南方人已经有点刺骨，必须尽快找到接待站。我们再次不管不顾地往里挤，进了体育场才打听到需要先凑够２０－３０人，再去体育场的接待站登记编号，然后等着，叫到号便会有车送往食宿的地方。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倒是源源不断，没多久我们就凑成了３０人的小组，登记后被编到２５００多号。当时广播叫到一千号左右，大约每过５分钟叫一次，这样算下来，我们须等到后天晚上。如此漫长的等待，肠胃首先不答应，于是，我们跟同组的人打了招呼，离开体育场去找饭吃。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饭，想想体育场那个阵势都头疼，谁也不愿意回去等，我们随意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随车观望北京夜景，看着看着，以往从图片和电影里熟悉了的天安门突然出现在眼前，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我们当即下了车，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无限崇敬地仰望着天安门，觉得自己也崇高起来了。离开天安门后，我们继续闲逛，逛到一栋白色大楼附近，近前一看，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市委。大门洞开，没有岗哨，我们毫无阻拦地走了进去。开始只是好奇，进去以后发现那里边已经睡了很多人，看样子都和我们一样，是等候接待的外地人。我们顿悟：这里是过夜的好地方啊！安静且暖和。不过，能睡的地方都睡满了，我们不甘心，终于在地下室里找到一间空屋子，打开自己的铺盖卷倒头就睡了。这一倒下去，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待大家都睡到自然醒，收拾好行李走出去，才知道已经中午１２点了。午饭后，我们算了算，带的钱和粮票有限，不可能不依靠接待打持久战。商量了一阵，决定去北大碰碰运气，或许北大可以直接接待呢。到了北大才发现打错了算盘。我们在校内转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接待站，里面住的外地人全是被先农坛体育场安排来的。更沮丧的是，北大校园里但凡能住人的地方，都被塞得满满的，想找个墙根靠着坐一晚都不行。眼看天色已晚，只好打道回府，又在市委大楼那间地下室里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返回先农坛体育场，迎接我们的是当头一盆冷水，广播里已经叫到三千几百号了，我们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号。那感觉就像突然被抛弃在了荒芜人迹的地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串联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涌入，凑人数重新登记不难，难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在这里坐等几十个小时，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忍着、熬着。　　万般无奈的我们在体育场里瞎转悠了一阵子，一个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每一组那个公推的负责人并不认识自己组里的成员，只是负责清点人数而已。我们看准一个面目和善的年轻人，前去恳请他把倒霉的我们也算入他负责的小组。他十分爽快，让我们上了他们那辆车，被送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住在接待站，吃饭不要钱了，我们需要操心的只有三件事：头等大事当然是等待毛泽东的接见。不过，这是只能被动等待不能主动去做的事。第二件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学（主要是北大和清华）去看大字报。那时北京的各种消息对我们这些从边远省份来的中学生，很有吸引力，我们不辞劳苦认真抄了不少大字报。第三件就是去看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我们的乘车卡只在城区内生效，长城和十三陵都属于北京的远郊区，没有自费能力的我们只好放弃。北京城内的古迹故宫、颐和园等，因“破四旧”而关闭了，剩下的只有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印象最深的是景山公园煤山上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树，时光流逝几百年，这棵老树尽管不再枝繁叶茂，却还顽强地站立着，让此时的树下人陷入沉思。　　余下来的，就是等待那个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风起云涌的日子"　　·蒋国辉·

#文革串联 #北京 #学生 #等待接见 #迷茫

3周前

学毛选的声势可谓浩大，上至中央领导（除毛主席一人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学。干部开会前，工人上班前先要学习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开始开会或工作。谁违反了就是大逆不道，犯政治错误，就有被撤职批斗的危险。不仅白天学，晚上还要学。有的夫妻是双职工，晚上要到单位去学习，孩子生病发烧，也不敢请假在家看护。不仅城里的干部，工人学生要学，农村里的贫下中农也要学。他们不识字，就由识字的生产队长或会计带着社员学，队长念一句，社员跟着重复一句，也不知什么意思。有一次我回家，清晨还在睡梦之中，就听人用铁皮卷的广播筒大喊：“白求恩，加拿大人……”，我就问哥哥：“这是干什么？”哥哥说：“这是生产队长读毛选，让社员听。”生产队长天天这样喊，吵的大家睡不好觉。更加严重的是，有时为了强调学习而耽误了生产，损失了粮食。就这样的形式主义，宣传部门还用文艺的形式赞扬贫下中农的学习。当时我省一对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两个人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的节目除了“哒哒哒”的跺脚声，就是一个《老俩口学毛选》的表演唱。男的嘴上贴着胡子，女的头顶一条毛巾，很象一对老头老太。他们俩演的很带劲，不仅在学校演，而且到外地演，农村演。其实六七十岁的贫下中农根本不识字，哪里读的懂毛主席的著作呢？大家看了只觉得滑稽可笑，并未受到什么思想感染。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经常发出新的指示，学习的内容转向最高指示。造反派指挥部有几个人专门负责收听中央广播。每当听到毛主席的新指示，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深更半夜，也要用高音喇叭大声广播。这时大家都要马上起床，在操场上集体学习一遍，然后敲锣打鼓的上街上宣传。有时有些狂热分子因激动而叫错口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扭送牛棚的也不乏其例。有很长一段时间，造反派无事可干，就靠这过日子。到了文革后期，为了斗私批修，提倡重点学习“毛三篇”，说是学好“老三篇”，就能改造好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为了推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各级党委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公社，县，地区直到省，全国，分别评选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召开大会，予以表彰，并让学习积极分子到处作报告，宣传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这些人是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然后招工提干，从此端上了铁饭碗。很多年轻人把这看成是政治投机的捷径，于是纷纷表演，作秀，看谁的花样翻新。在部队时，有的人白天不看书，专等夜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毛主席语录，连长，指导员一发现就大加表扬。还有些人生病去医院，也捧着毛主席著作看，我对此稍有微词，指导员还白了我一眼。其实，我早在一九六三年底就通读了毛选四卷。当时我觉得，学习伟人著作，主要是学习他的思想，观点，方法，不在于他的一些词句。但我的想法不为当时的形式所容，只能埋在心里。后来，不知谁想出一个“馊主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尽管荒唐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只要有一人提出，谁也不敢反对，否则，就是不忠于领袖，是政治问题。所以，很快就把这种荒唐发展到全省，全国。当时有一份小报道，赞扬一个人跳忠子字舞，从合肥的大西门一直跳到东区的火车站，距离还有近二十里长，真是创造了世界之最。当时若有吉尼斯记录，一定能够入选，我们在部队农场更加典型。当时农场的条件很差，房子是在洼地上用泥巴筑起的墙壁，床铺是搭在泥坯上的木板，十分拥挤，行走都很困难。早晨起床号一吹，大家就迅速起床，挤在过道上，对着毛主席像，由排长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大家一起背诵一段语录，俨然庙宇里的念经，教堂里的祷告。晚上再对着毛主席像汇报。每天三顿饭前还要跳“忠字舞”，唱的歌曲是一首当时家喻户晓的藏族民歌，歌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 每个人手里拿着红宝书（红皮的毛主席语录），边唱边跳，哪怕是冬天寒风刺骨，夏季烈日炎炎，都要跳完才能吃饭。我们连队还有一个滑稽的镜头，司务长又高又胖，动作笨拙，又是个瘸腿，跳起来一歪一歪的，十分好笑。但我们都咬紧牙关，不敢笑出声来，否则又是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叫你吃不了。还有一次，欢迎北京七机部来农场锻炼，会上我们和他们一起跳起了忠字舞，全团几千人，场面很是热烈壮观。当时我在想，这是不是全国人神经不正常，象疯子一样？这种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文革中的学毛选闹剧" ·任予怀·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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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学毛选 #忠字舞 #政治运动 #形式主义

3周前

罗屿：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刘少奇冤案 #伪证 #政治迫害 #历史 #负面

3周前

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平反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曾访问了张志新女儿曾林林，听她回忆了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这段回忆虽然没有刀子割破喉管的血腥场面，但同样，更是人间至痛，令闻者心碎。) 曾林林：那是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林林和她爸爸曾真、弟弟曾彤彤到县城开会。她爸爸和她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他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曾林林的心里却直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我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我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我妈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曾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我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我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曾林林，张志新大女儿。

#张志新 #死囚家属学习班 #文革 #亲情与政治 #时代悲剧

3周前

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著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著，留在党内。关于总理人选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毛为身后事忧虑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　2003年12月《动向》杂志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姚文元回忆录 #毛泽东晚年 #林彪事件 #四五天安门事件 #中共权力斗争

3周前

毛泽东是逐渐透露要江青接班的意图的。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 “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十个字被删去了。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看过原件，他把删掉的十个字公布了。老夫人和红娘的典故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６年，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候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笔者看过当时的记录稿，这个话正式发表时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独揽的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家天下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江青有野心”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江青 #权力斗争 #政治阴谋 #晚年毛泽东

3周前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地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当毛泽东转危为安时，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地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私下谈话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词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采球又扔给了毛。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交接 #政治斗争 #江青

3周前

#历史人物 #逝世 #1968年 #死亡

3周前

1984年，一个穿着清凉的女青年走过村口，头上还戴了一个太阳镜。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除了趴着的那只狗。

#1984年 #乡村 #女青年 #太阳镜 #围观

3周前

王贵成：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这时候一件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周总理竟然大哭起来，这是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的，下边是纪登奎的回忆：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最反常的事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１０月１０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周总理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９·１３事件的明线，即毛泽东—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却忽视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一条暗线，那就是毛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彪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要知道，即便是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通常都负有特殊使命。 ...... 由此可以推断周总理肯定知道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分析起来，无非有三种情况：一，周总理是林彪“叛逃”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总理不是林彪“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总理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智商以及对红太阳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而从林彪死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林彪“被叛逃”事件的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心。其实，周总理是在担心，即使作为专机首长的他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但只要专机飞错方向，他一样会遭遇和林彪一样“被叛逃”的悲惨下场。

#林彪叛逃真相 #周恩来反常行为 #九一三事件 #政治阴谋 #权力斗争

3周前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这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１１月１３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得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谈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美国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在１８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 ，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 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基辛格访华 #毛泽东批周 #中美关系 #政治斗争 #右倾投降主义

3周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3周前

在这部著作（《晚年周恩来》）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１９７３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２０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１９７３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周恩来 #毛泽东 #文革 #政治斗争 #乔冠华

3周前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周恩来 #邓小平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文革

3周前

毛發動文革由來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人禍》修訂本，這是一部研究“大躍進與大飢荒”的專著。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國大陸的各種出版物，包括統計資料、回憶錄、地方志、歷史著作、官方文件、報刊評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學者的許多論斷：一、推論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飢荒死于飢饉的人數下限為三千五百萬人，可能的數字是接近四千萬人。二、論証大飢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購得來的糧食，揭露“周恩來極其錯誤地”反對外貿部主張售黃金買糧食救災，反而出口六百萬噸糧食買進几十萬兩黃金，否則可使數十萬飢民免于死亡。三、論証蘇聯逼債造成中國經濟困難之說全無根據。不僅當時還債之數與中國亂花損失之數不成比例，而且，蘇聯還借給中國二十萬噸糧食解決東北的燃眉之急，使東北死人較少。中共對此卻不予公開。毛拒絕與蘇聯組聯合艦隊后，蘇仍向中共送來轟炸機、導彈與潛艇，協助中國仿制，直到大躍進失敗后，才中止協助中方造原子彈，因擔心中共亂來。四、查實毛對大躍進惡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廣西餓死人，撤了陳漫遠，還說如果死五千萬人，我也要撤職，殺頭都可能。但是當餓殍千里時，他又說“錯誤就那么一點，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說：“甚么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在國家極端困難時，縱容下面為他蓋極其豪華鋪張的行宮，勞民傷財。五、揭示毛指揮的“大躍進”，在黨內激起嚴重的不滿，高干罵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話都有，劉少奇主張把這慘史寫成書，編成戲，還要立碑，讓后人永志不忘。只有林彪對毛表忠，周恩來則為毛解套。文革的陣容與圖謀，其實在總結大躍進的七千人大會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貢獻，給文革研究作了極為扎實的鋪陳，而大躍進失敗正是毛走向垂死掙扎給中國帶來浩劫的開始。 ---"回首十年說批毛" ﹒金　鐘﹒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毛泽东 #大跃进 #文革 #丁抒《人祸》 #饥荒

3周前

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１９７４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７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 ……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批林批孔 #周恩来 #政治迫害 #四人帮 #影射攻击

3周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五一六运动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 #历史反思

3周前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 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 大打一场ＸＸ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 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 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 “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 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１９６７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乏。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 “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１９６７年１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１５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文化大革命 #语言批判 #夸张修辞 #政治术语 #负面情感

3周前

1975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5万农民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李振盛摄影

#白毛女 #芭蕾舞剧 #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 #1975年 #文化生活

3周前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 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 “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 ”、“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 、“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粗野语言 #造反精神 #他妈的

3周前

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说，林彪早就把毛泽东看透了。早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曾在笔记本上斥责毛泽东“凭空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看来，林彪不是不了解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林彪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热捧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彪骨子里同意刘少奇等人的做法，但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为毛泽东大唱赞歌。到“九大”前，毛林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毛泽东让林彪和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那一套，赞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林彪提出“民富国强”，要林立果搜集资料。周宇驰把这个情况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了，王飞说好，真像政党的样子，没钱富不起来，自力更生当然对，可资金原始积累困难。１９７０年八一前夕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非常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印刷几百万几千万册。当时吴法宪虽然下令收回一小部分，但仍然有大批的“白皮书”流传民间。但是，九一三事件后，“白皮书”一本也不见了。但是，林立果的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批判。如果像《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被公开全文批判，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直到今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仍无影无踪。那么只能解释为，里面没有被批判的内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提到我们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搞政治，也搞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建立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这是林彪的一贯思想，林彪在“七大”发言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首先说共产党的名字，中间有个“产 ”，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要搞生产。林彪说：“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那就大大不合格。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而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报告连看也不看，另由张春桥重起炉灶，林彪念的是张春桥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叶群让秘书勾出重点，哪里要拉长声，哪里要念慢一点，而林彪事先连一眼也没看，念得结结巴巴。虽然林彪在“九大”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并被写进《党章》。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包括设国家主席，到九届二中全会分歧达到高潮。 ---“百问九一三（二十一）” ·舒　云·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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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我斗胡耀邦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４７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 《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一个自称是耀邦老战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写道：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杨沫之子老鬼忏悔录：我斗胡耀邦图：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耀邦、胡克实、王伟

#批斗胡耀邦 #红卫兵 #文革 #老鬼忏悔 #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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