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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 图:1915年周恩来 (左二)在南开学堂新剧团扮演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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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交易会上的各国朋友,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 2.这些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产品,受到国外来宾的赞扬。 3. 本届交易会的机械馆。这里展出的展品,绝大多数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计试制成功或有了显著改进的新产品。 4.参观过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各国朋友,都赞扬这届交易会是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是这届交易会的书籍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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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 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秘密的撒旦教徒。从撒旦教分化出来一个分支,名叫光照帮。1776年5月1日,由亚当・魏萨普在德国创立,这是一个极其秘密的政治颠覆性组织。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可归纳为:废除私有财产及继承权(即“共产”);废除家庭婚姻与伦理(即“共妻”);废除宗教信仰 并用“新宗教”代替(即“唯物主义无神论”);废除国家,用国际主义替代爱国主义(即“解放全人类”);最终摧毁一切社会秩序,通过世界革命,而建立一个由光照帮控制的、完全独裁的、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世界性政府,并且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大家看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苏共和中共的社会实践,与光照帮说的何其相似?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共产党,但却很少人知道光照帮,更少人知道共产党跟光照帮的历史渊源。光照帮对世界的影响和渗透相当广泛,且极为隐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巴黎公社,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费边社会主义等,这些颠覆性的暴力革命运动,都是光照帮在幕后策划。而且,《共产党宣言》也不是马克思原创,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有的文件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其主要思想和观点都是光照帮的。1938年,苏联的雷可夫斯基,因为反对斯大林被逮捕,他说;“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就是光照帮独裁专制。” 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其实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雏形,其胃口之大,是冲着毁灭全人类来的,跟魔鬼撒旦的旨意不谋而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众矢之的下的光照帮为了自身安全,需要找一个可靠的掩体,它们瞄上了共济会,开始向共济会渗透,并且在其中秘密发展。于是,光照帮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在共济会组织里的秘密组织。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苏共党徽的“五角星、锤子、镰刀”三元素的来历,给出一个明确的论断了:五角星,来自撒旦教的标志。锤子,来源于共济会,因为在共济会的仪式上,“石匠大师”手里拿着锤子,锤子是石匠的工具。而镰刀直接就代表着毁灭与死亡。在西方文化里,魔鬼与死神害人的凶器,就是用镰刀。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按照辈分排,撒旦教是共产党的“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爹”,苏共是中共的“大哥哥”,而魔鬼撒旦是它们共同的崇拜。“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帮→苏共・中共”一脉相承。中共不但是真正的邪教,而且已经恶贯满盈,天谴在即。 图1:撒旦教标志 图2:1930年中央苏区证件上的“斧头镰刀”或“锤头镰刀”党徽图案。 ---您知道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吗?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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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民国年代媒体记者退还“红包”的艺术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采访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 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在那里度过了40个日夜风光的嘉宾生涯。另一方面,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5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他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问明原由,转身交给了会计。他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自己都不管。 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仁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发明,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不能很好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 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这样的话,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图1: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胡政之(右二)和張季鸞(左二)在香港合影。 图2:1939年春节,香港《大公报》同仁合影。第二排左起:罗集谊、杨历樵、徐铸成、胡政之、张季鸾、金诚夫、杨刚、蒋荫恩夫人。 图3:1941年5月,《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成為第一家獲得國際性榮譽和獎項的中國報紙。 图4:1947年,徐铸成为当年的《文汇日记》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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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军占领延安后当地百姓样貌(1/2) 以下的照片就是国军占领延安后由各界记者拍摄的历史画面,对大家了解当时的各种真实情况有极大的帮助,因为画面会说话。 图1:国军占领延安后,大街上出现了小摊贩。这种情景在延安已经很久看不到了。 图2:47年4月6日开始,国军向延安民众发放每人2万元的法 币救济金。建筑物上写着:国军为人民服务处。 图3,4:排队领救济金的男女老幼。民众衣着容貌无意间被照片定格下来,成为客观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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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 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柬埔寨人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他们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 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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