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1962年9月,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 。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1963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1963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 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1964年2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1个月前
《东方红》及其背后的故事 《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的一首叫做《芝麻油》的情歌。歌词大意是: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 呼儿嗨哟 ,只有我的三哥哥亲。 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 三天不见 想死个人, 呼儿嗨哟, 三哥哥病得粗又长。 《 芝麻油》朴实无华,原生滋味浓烈,有些方言中带有浓厚的儿化音,更具民间特色。 这首歌一般由女人先行哼唱第一段,男人接着回唱第二段,从转弯抹角到直抒胸臆,一语双关,生动地表现出对情人的思念、做爱的想往。 由于是原生形态的情歌小调,男女之间隐讳而直白、婉转却无误的表达非常典型。“芝麻油”暗指从男性阴茎里流出的精华,“白菜心”则是指女性阴户,“吃豆角”、“抽筋筋”几乎是在赤裸裸地描述男女性交的具体行为,最后的“三哥哥”则是进一步点明唱歌的女子思念的是男人的阴茎,惟妙惟肖但不落粗俗。在许多地方,民间用“小弟弟”、“三条腿”来做男人阴茎的婉词,因此“三哥哥”的意思也就明白无误了。在第二段中,“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把人带进激荡的遐想之中,而“粗又长”则把震撼的效果进一步推向高潮,,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民间在情感表达方面的高超智慧,是一首典型的民间情歌,欣赏价值极高。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当一个女人站在空旷的黄河岸上哼唱这首歌的时候,歌词形象直白,曲调高亢纾缓,对岸的男人听见了,很难不会产生一种如痴如狂的反应冲动。对岸的男人用着同样的曲调、渐变的歌词,来对思念“哥哥”的女人做出回应,具有一种痛快淋漓、摄人心魂的效果。在这种情景下,形成多段对唱甚至合唱的情歌,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首《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这也是这首歌曲的第一次“变脸”。当然,和以后的数次“变脸”一样,这第一次的“变脸”,也是只改歌词而不改曲调,而且“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白马调》的歌词如下: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 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 呼儿嗨哟, 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嗨哟, 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 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与《芝麻油》相比,《白马调》因为与“抗日”等重大主题联系了起来,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层次。然而,今天再看这三段歌词,其点睛之笔恐怕并不在“吃了八路军的粮”,也不在“打日本也顾不上”,而是在整首歌曲的最后的一句:“一人一个女学生”。这句精彩的歌词可谓是“卒章显志”的典范,很能活画出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心理状态,非常真实、朴素和可信。 如果说《东方红》的第一次“变脸”尚没有洗却其中的那股浓厚的野性十足的草根色彩的话,那么,从它的第二次“变脸”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的“莽汉气息”,有了多个革命版本,除了调子之外,逐渐变得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歌颂八路军、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最后例外均透着一股堂皇的庙堂之气。 根据杂文家吴有恒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写作的一篇叫作《〈东方红〉这个歌》(《岭南杂文逊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1版)的文章披露,《东方红》的第二次“变脸”是歌颂大名鼎鼎的刘志丹。 其歌词大意如下—— 太阳出来满天下,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 呼儿嗨哟, 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这个时期的《东方红》或许还不叫《东方红》,但个人崇拜的色彩已经是颇具雏形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后来的“农民诗人”李有源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样的歌词来,推动这首“民歌”实现其第三次“变脸”,其实也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因为现成的材料都放在那里,他无非就是把“刘志丹”换成伟大领袖的名字,然后顺着那个思路无限“拔高”罢了。 正如任何人、任何团体和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一样,一首歌曲也有其传唱流变的历史。从对《东方红》三次“变脸”的梳理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世事的沧桑,更可见出历史的巨大的吊诡之处。正像吴有恒先生在《〈东方红〉这个歌》一文中所指出的:“《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歌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歌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互相矛盾,唱了几十年,……直唱到自己也昏头昏脑,糊涂起来。” 吴先生是经历过“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那一辈人,他的话自然透着一股深深切肤之痛。 而作为我们这些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更多的则愿意将眼光朝向未来表达一点希望,这希望就是:愿今后的中国不要再出现类似《东方红》这样的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所谓歌曲了,永远不要! 有网友指出,这首歌还有第四次变脸,也是善变的延安老师“篡改”的,当然是国民党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群众为了拍蒋总统的马屁而改的。刘兴雨在《追问历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9)一书中有记载。《东方红》曾经被“篡改”一文,这首歌被“篡改”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介石”,不押韵,讨论最好是用“蒋中正,但又直呼其名,有点犯忌。 根据史料记载,以上所述《东方红》第四次变脸属实。我在大约20多年前曾读过相关资料。当年胡宗南“光复”延安之后,蒋介石要亲往视察,借以鼓舞全国军民士气。当地县里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的部门为了在总统来视察时有节目可献,临时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改成“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合辙押韵。据传,当蒋骑着白马,以国家总统身份视察延安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锣鼓喧天,欢迎群众在国民党组织的指导下,载歌载舞(主要是秧歌),齐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云云,全城充满了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老蒋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对众官员连连称赞“好好”!但是并没有楼上所述犯忌的地方。
朱韵和
1个月前
润涛阎:《东方红》歌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东方红》原词是这样的: 东方红, 红满天,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带领穷哥闹革命, 呼而嗨呦, 他带队伍去打横山。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野菜,饿死冻死了不少。到了农村见了男人喊大伯,见了女人喊大娘,只要给口饭吃,喊什么都行。军民鱼水情,巴结人民,那是的状况好可怜,十分艰难。 所以,当时第二段歌词是: 共餐党, 饿断肠, 吃了羊食吃猪粮。 哪里有了共餐党, 嚎嚎哎哟, 给口饭吃便喊娘。 这第二段歌词当然是红军自己调侃自己。 毛主席得权后,他骑在党的头上,对战友残酷斗争;党骑在人民的头上,可把人民整惨了。人民再也没有了哪怕一点点自由。当年“大伯”“大娘”的称呼不见了,还没完没了地运动人民,无人幸免。这源于老大哥斯大林 ,中国的毛泽东如此,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亦如此。 《东方红》重新填词,改成: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玩女人谋性福, 毁儿害友, 他是人民大灾星。 共惨党, 日他娘! 先当狗来后当狼。 哪里有了共惨党, 忽而还妖, 哪里人民准遭殃。 这个填词是历史反革命份子所做,当然被扼杀了。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改革开放,被批了几十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毛主席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人民自由度增加了。白猫黑猫都逮耗子了。白猫抓权,黑猫抓钱。 《东方红》集体重新填词,改成: 西方红, 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当官的发大财, 忽而还有, 他让人民各管各。 共贪党, 抓钱忙, 吞了国企吞银行。 哪里有了共贪党, 呼儿嗨哟, 哪里人民在骂娘。 这段歌词当时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同“革命小酒天天醉”的顺口溜非常风行。当时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六四枪声过后,世界纷纷谴责。谁也没想到上海的江泽民得了天下。他搞了个“邓小平理论”又提出了“三个代表”,加入世贸,与国际接轨。对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功不可没。然而腐败一日千里,遍地的二奶娼妓。 《东方红》集体重新填词,改成: 西方清, 东方混, 黄浦冒出个江核心。 他嘴里喊着三代表, 忽而还有, 他手里举着邓理论。 共娼党, 象色狼, 玩了明妓玩暗娼。 哪里有了共娼党, 稀里哗啦, 遍地都是丈母娘。 这段最近几年才流行开来。 再过 8 年,人民终于有了选举权。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大国,军事上也敢跟老美抗衡。而西方,则进入了经济衰退周期。 《东方红》集体重新填词,估计会改成: 东方亮, 西方暗, 中国选出个王 巴 蛋。 他为财团谋利益, 忽而还有, 他给六四平了反。 共产党, 造天堂, 造了个地狱大坟场。 哪里去找共产党? 哎哟妈呀, 耻辱柱上一行行。 那时的人们纷纷表态说自己从没入过党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把毛泽东的幽灵封存在地狱的最底层 就在数千万农民纷纷饿死的时候,中共的权贵们仍然纸醉金迷丶酒林肉池。一九六零年四月八日,全国政协委员宋云彬在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大会讨论,张修竹丶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 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此非天灾,而是人祸。刘晓波说,毛泽东是罪恶滔天的“混世魔王”。依娃的这本《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就是验证刘晓波的这一结论的铁的论据。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丶斯大林丶墨索里尼丶东条英机等人类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独裁者和暴君。但是,不同於在全球范围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丶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於格瓦拉;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馆堂而皇之地开张;在美国尼克松图书馆,毛的铜像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并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呢?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导演的大饥荒等惨剧的真相仍被遮蔽和深埋。因此,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的真相丶让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必要步骤。若不“去毛化”,中国则永远无法走向民主宪政。所以,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不仅是补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之残缺一页,更是一道烛照中国未来的亮光。 ---为当代中国修筑一面“哭墙” --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余杰)
朱韵和
1个月前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 兵、武装部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 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县处遗办主任李副书记愤怒地递给我一份以该县名义上报的控诉书,坚决要求将该副师长绳之以法。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朱韵和
1个月前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 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 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 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 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 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 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 ——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这是怎样一幅疯狂的人类末日图啊! 希特勒、斯大林的罪行相形之下算什么!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朱韵和
1个月前
史上唯一被人吃掉的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妻子背着被人“吃剩”的丈夫遗骨回上海 杨显惠先生《夹边沟纪事》中记述: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省三千多名右派分子,被放逐到酒泉地区夹边沟的沙漠荒滩之中。在这个劳改营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报社编辑、作家、画家占了多半。劫后余生的仅剩三四百人。在全民 大饥荒酷烈岁月,夹边沟劳改营一天饿死四、五十人的纪录有的是。来不及埋葬也无力掩埋的尸体,只能拖出去扔在荒滩戈壁,任人割肉,任狼啃骨。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董坚毅,就饿死在这里。为报效祖国,他1952年回到中国上海行医。三年后,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奔赴甘肃省人民医院,两年后打成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 他的妻子顾晓颖,也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从董坚毅发配到夹边沟后,她坚持每隔两三个月,从上海到夹边沟探望一次丈夫。 1960年初冬,董坚毅饿死后,难友把他的尸体藏到一个土洞里。 董坚毅死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顾晓颖突然掀开丈夫生前住过的窑洞的草帘子。 她问老董在吗?大家面面相觑良久,却没人搭话,女人大惊失色,带着哭腔连连追问,刘文汉才哽咽着告诉她:老董去世了。 女人哭足哭够了,哀求去看丈夫的尸体。难友只得带她去藏尸的地方。手电筒在藏尸的地方刚扫两下,刘文汉惊叫:尸体没了! 大家急急慌慌四下寻找,在后沟找到了残尸。虽然裸身陈尸荒野的董坚毅身上的肉已被人割走,但完整的头颅还在骨架上,手电筒的圆光一框住头部,他爱人就在一声惨叫中扑倒他身边,抱着他的头,把湿湿的泪脸贴在他冰凉风干的脸上…… 刘文汉拿出仅有的一条毛毯,把董坚毅的遗骨打包成“行李”。 爱人背上这个世上独一无二“行李”,一路哭回上海。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想把责任推卸给刘少奇 1961年9月22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被周恩来派遣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见。熊向辉见到毛泽东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寻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了一段早有准备的话,他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 在延安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开‘七大’时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完全公开。‘八大’通过的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一条很特殊,为什么呢?” 毛泽东继续说:“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就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而是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有一层纸,乡下糊窗子用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9月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岺一号会见蒙哥马利,这是第一次谈话,并共进晚餐。24日上午第二次谈话,共进午餐。 在第二次谈话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外交部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知道了。 一位经历当年此事的新闻记者回忆说:“当时三面‘红旗’彻底失败,国民经济崩溃,全国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谁应负责,向国人认罪?在这骨节眼上,毛泽东大谈刘少奇是继承人并广为宣传,蜚声国内外。人们都在猜疑包括我在内,这里隐藏着深远的政治目的。说白了,毛泽东要推卸饿死人的责任。” ---“庐山会议后的民族大灾难(下) 朱开阳
朱韵和
1个月前
十万妇女从甘肃逃荒卖到陕西 今 天,有「陕甘一家亲」、「陕西人救了甘肃人」这些民间说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几年之内,从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陇西等地县有八万到十万的妇女逃荒要饭到陕西的宝鸡、武功、兴平等地,和当地的男人同居。她们当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饿死了,没有办法 生活,带著年幼的孩子出门找活路。有些是已经嫁人,但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男不保女,让儿子吃,饿死媳妇去。」女人被饿得跑出来。也有年纪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父母没有办法,对她们说 「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来一条活命。在家就饿死了。」 於是,很多妇女在人贩子的带领下、或者成群结队的扒火车、扒煤车、扒油罐车来到当时条件相对好一 点的陕西省,奔她们唯一的出路,嫁给当地男人生存下来。 现年七十七岁,落户在户县的王秀英老人说:「我那时候已经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给吃的,把一个儿子饿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个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编了个谎「放开手,妈妈给你要饃去。」就抱上一个刚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岁的娃娃往陕西跑。」 但是,在当时严控的政策下,这些因為饥饿不得不逃荒乞讨的妇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车上赶下来,被强制收容,有些人就饿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见「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有两个、三个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没有办法,回去还是饿死。」被收容后的王秀英,被派去干活,不然连一碗热汤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来,放在草地上的女儿已经饿死了。她祈求看门老汉给扔掉,老汉不愿意,说是一条人命。没办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儿扔到麦地裡。 来到陕西户县,媒人一连给王秀英介绍了三个瞎子,王秀英气的大骂:「你们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最后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男人,在陕西生活下来,生育了四个儿女。 户县七十多岁的张海花说:「把我就换了两斗玉米。我不爱这个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兴平县七十一岁的李淑芳老人说「一下火车,就有这裡的男人等著。两 个人见面,男人说「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这样来的。」 十六、七岁就被人贩子领来的王秀英说「人家人贩子把钱一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办法都没有。」 一 九六二年,甘肃和陕西双方在陕西西安开会,制定出《陕甘两省关於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眾非法同居问题的座谈纪要》,把一些留陕妇女遣送回原籍甘肃,有两万多妇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妇女和留在陕西的妇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肃或者陕西,母子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 王秀英老人说:我的儿子来找过我,但是在陕西留不下,我这裡的儿媳妇不愿意。他就回去了,有时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陕甘一家亲是用血、泪、生命凝集在一起的。当时陕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确是收留了数万甘肃逃荒妇女和他们的孩子,扶养他们长大成人。是大饥荒中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