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回乡记 吴桂贤公婆的家乡是典型的农村。公爹原先当过县法院院长,“文革”前离休回老家。吴桂贤在国务院工作的那几年里,没有衣锦还乡“省亲”,倒是请老公爹帮着看过几年孩子。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随丈夫回过家,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九六年他们回来时,吴桂贤为了“表现表现”,使出浑身解 数侍侯公婆,以尽孝道。她一天到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忙得不亦乐乎。家里的亲朋好友也赶来看看这位曾在京城做“大官”的王家媳妇。 一天家里来客人,吴桂贤和丈夫老王忙了一下午,做了十四道菜。入席就餐时,她当然地坐在了下手。可小弟把她拉到一旁说:“嫂子,不能坐。在咱老家,女人是不能上桌的。”“那我怎么吃饭?”吴桂贤问。小弟又说:“等客人吃完了,咱把剩菜热一热再吃,这叫‘打破锣’!”好一个“打破锣”!吴桂贤听了差点晕倒。心想,在礼义之邦的孔夫子家乡,两千五百年后竟还有“男女不同席”的陋习!当年我当全国劳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没有人嫌我是女的;在国务院会见并宴请一些来访国家领导人时,也没有人嫌我是女的;代表国家出国访问的时候,对方的国家元首同样没嫌我是个女的!可恶的封建礼教,多少妇女成了它的牺牲品!吴桂贤越想越生气。 就是这次“打破锣”,让当年国家的吴副总理十年没再回乡! ---原载2009年第1期《新泰文史》 文:王立明
“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 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4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中国首任女副总理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作者:黄滢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 ,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 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汤用彤先生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中的一份思想检查 (注:1948年12月,蒋中正下令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大陆学人,汤用彤在抢救名单上,但是他没有选择搭机南下;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一,所受家庭影响 我具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名 位主义的思想,早在幼年时代便开始有了。我的父亲是士大夫阶层,也夹着一点新思想,他希望我好好读书,他在那个时代更希望我中西兼通,好出人头地……使我自私自利的名位思想打下了基础。 后来我父亲为了要特别培养我,叫我从甘肃来到北京新式学堂,不久我就入了清华学校,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教育。 比如作文别人作得很长,我故意作得很短,因为短就容易精炼,这样可以博得先生的称赞;在黑板上作算学练习题,我故意演得很快,目的是要大家佩服我的本领,在这样的场合我的心里都觉得洋洋得意。这一种自私自利的虚荣心理,当时学校自然不能纠正我,相反的,这种资产阶级学校教育,是自私自利为中心的,正好助长了我的个人名位思想,虽然表面上,我自负有救人救世的志愿,实则是十足为个人自私自利的名位打算。虽然我那时自己以为具有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但入了这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已经甘心被培养为帝国主义的奴才。基本上不认识什么是人民的立场,什么是民族的立场。 在美国所研究的哲学史,特别是印度哲学史,我在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回国以后这种稀奇的『商品』在学术界贩卖,真正可以希望成为王麻子剪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垄断居奇,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明了我选择这些学问,根本不是为着教育青年,更谈不到为人民的利益,而目的完全是为了争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自私自利达到了顶点。 回国以后,一直担任大学教授,而不参加实际政治,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国旧式士大夫和洋学院式的学者理想的结合,产生了我的超政治的清高思想;另一方面因为觉得已经有一套本领,可以在教育界『贩卖』,也不愿意在政治上另辟途径,又需要筹措『资本』。这样从大学讲堂上来猎取我的名位。 我个人长期大学教授生活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背景,由于这样的经济背景,使我往上爬的思想一天天滋长起来。这就是说,以名位为目的,而把学问当作『资本』,用种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声价。 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因为我的思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严重的毒素,这本是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顽固地统治了旧北大,而解放以后北大虽然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但是我没有坚决执行人民的教育政策,仍然让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了新北大,表现在纯学术观点和美国标准两点上。 (纯学术观点:一、开设的课程完全脱离实际,传播一些无用的知识,引导学生追求所谓高深的研究,从而麻醉了青年;二、聘请教员单纯注重他的学术,不问他的思想意识,因人设课,这样是不能培养优秀的青年成为国家建设的干部;三、对于教员提倡个人研究,偏重学术地位,要求他们有特殊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脱离实际的,毫不结合社会需要,这种落后经院式贵族的教育,这种研究方式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四、对于学生,主张培养成为学术上的专家,实则是成了学术上的贵族,鼓励他们钻在书本里,这样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三,挖思想根源 那时候所以有这种思想,是由于长期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麻痹,使我醉心于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我在教育上的一套办法,是和战犯胡适完全一样,我到北京大学,是他罗致来的,他当北京大学校长,我当然是很拥护的,这不但因为我和他在思想上的基本相同,并且因为都是站在反动统治方面,所以个人利害是一致的。 四,总结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 第一、往上爬的名位思想;第二、超政治的纯学术观点;第三、追求美国标准的思想。而这三种思想的总汇,是一种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名位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 陈永贵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当邓小平 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 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跟陈永 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 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 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 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 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 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 在台上的时候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 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 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 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 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 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 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 走。 1977年7月14日,在中共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说:“想不 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你年纪已经不小了, 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 办吧。” 邓小平望着陈永贵笑了笑,不慌不忙地把他 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 和他坐在沙发上谈了起来:“想请教你一下, 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 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 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 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比如‘四人帮’,他们 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 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 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 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人建议 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 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 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 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 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 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 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 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如果背着组织 搞阴谋,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 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 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 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陈永贵曾苦劝华国锋 别放邓小平出来
自打井冈山上率众啸聚,毛泽东一路上斗过来,直斗到坐上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他深知个人崇拜是他抵御党内对手的利器,是他与群众建立非体制性联系的旗号,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没放松过对领袖崇拜事业的经营。1958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独霸话语权,大讲个人崇拜,藉他的威望鼓吹大跃进之 风,其颐指气使之势震慑得与会者多屏息恭听,随声附和。官定本《毛泽东传》的编者在一一列举他们的颂圣发言后指出:“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为什么与会者会对毛如此服贴地吹捧?因为毛在十八天的会议上多次公开倡导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据李锐的记录,陈伯达谈到王明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公然插话说:“[王明]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当陈接着说“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但不是个人崇拜”时,毛又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他话匣子一打开,憋了许久的闷气便趁机来个总的发泄,在另一天的讲话中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毛如此蛮横地给别人扣大帽子,谁还敢不服他独裁!成都会议后,大跃进立即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不幸那“跃进”跃而未进,很快就在跳踉起来的原地上跌了个重跤。庐山会议上,毛害怕承担罪责,反把提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直到七千人大会后他被迫退居二线,这才感到自己真正踫到了危机。正如Leese分析的那样,毛再次求助个人崇拜的动力。他一面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面助长由林彪在军中率先推动的学毛着热潮,随着那语录本红宝书大肆泛滥,毛像崇拜的妖火也再度燃起,在文革期间闹到了举国疯狂的地步。 ---康正果:毛像的流变与高氏兄弟的“去毛”创作
三年大饥荒中国粮食对外援助与进口 1.对外粮食援助增大 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 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2.粮食进口迟缓和拒绝外援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原文引用如下: “1960年12月底,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不过,禁运名单并不包括粮食。中国陆续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进口了粮食。 中国第一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局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中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粮食报价也比较低。1961年初,中国曾考虑向美国进口粮食,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也表示,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向中国出口粮食。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向美国直接进口粮食。后来,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到了美国粮食。 1961年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设想以民间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被中国婉拒了。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未接受。 中国接受的唯一一笔国际无偿援助来自蒙古: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 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信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当时,苏联对华态度也较为友好。据中国贸易代表团汇报:“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我1960年的欠账和借给我50万吨粗糖都不计利息。” 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东德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中国索债,被中国总理周恩来严肃批驳其要求,东德始有所收敛。 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图:1958年甘肃省武威县(现武威市凉州区),农场里,几个刚从沙堆里御寒后爬出来玩耍的,穿破棉袄的光腿孩子。当地人把这种在冬天把自己的下半身埋进沙堆里御寒的小孩叫作“沙老鼠”。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记者黎枫。
毛泽东:大奸大恶加大智大勇等于最大祸害 老毛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大一个混世魔王,没有之一。今日中共之所以集古今中外一切恶之大成,归根结底,都来自老毛一人。老毛之大奸大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习近平只是得其皮毛而已,连他的学生都算不上。 中国历史上所有奸恶之人,在老毛面前都只能称小 弟 。老毛之大奸大恶,又与他的大智大勇互为表里,没有大智大勇,他的大奸大恶不能发挥尽致,没有大奸大恶,他的大智大勇会造就另一个人。 老毛之奸恶几乎是天生的,他从小就反叛,与世俗格格不入,他脑后有反骨,要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搞得人间“周天寒彻”。老毛出身小地主家庭,从小骄横,无人可以管束,年轻时读书不成,寄居北京岳父家里,在北大图书馆做一个小职员,受尽教授学者的白眼,种下狂妄孤傲的性格底色。 老毛年轻时就有政治野心,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视共产革命为职志,开启他逐鹿中原的政治生涯。因为道德良知无底线,老毛什么坏事都敢干,比起那些有修养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老毛没有那么多良知包袱。他的结发妻子杨开慧说他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他整个人就是一个聪敏过人的小瘪三,所以他能在冒险犯难的革命历程上,打倒众多党内竞争者,避过无数政治劫难,成为中共的第一代领袖。 老毛的思想表面是共产主义,骨子里是中国传统打江山坐江山的帝王思想。打江山时杀同志从不手软,在西北南泥湾种鸦片,搞整风清除异己,策反张学良杨虎城斗老蒋,暗通日本侵略者打击国军。对他来说,事情永无对错之分,只有得失之辨。因为道德上没有底线,他可以用最卑鄙的手段,最良善的面孔,去做最肮脏的事,。 老毛坐江山之后,他的政治流氓术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心目中没有中国人民,只有一人一党之私。在莫斯科扬言打核战死一半中国人,为取悦斯大林驱使官兵赴朝鲜送死,搞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残害中国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中国文化。 老毛从不以苍生为念,行事作风更毫无信用与情义可言。老部下老战友成为他虐待的对象,亿万中国人成为他鞋底泥,言而无信,冷酷无情,荒淫无度,喜怒无常,他不是小奸小坏,是大奸大恶。 最可恨的是,老毛的大奸大恶,又以他的大智大勇为依凭,大凡他少一点智勇,他的奸恶都不能发挥到极致。正是因为他胆大包天,又智勇双全,所以他能百战不殆,实现他一生最大的权欲。 不得不承认,老毛胆子真大,打天下九死一生,几起几落,他都没有倒下来,中共创始时十来个人,捱到最后只有他一个,其间与他争夺权位的都是人中龙,但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他有过人的聪明才智,有思想也有谋略,能文也能武,写文章了得,打仗也有军事长才。看他指挥四大战役时与前线指挥官商讨战略与战术,他堪称军事家之名。 老毛一生独立思考,蔑视权威,直至把自己搞成权威。他看不起书呆子,他的思想都是实用的,从现实摸索,打江山成功了,搞文革败得丢盔弃甲,但他永远履险如夷,虽九死而不悔。虽然服膺马列主义,但并不死守马列教条,他的野心是改造和重塑马列主义。 老毛文章中充斥大量从实战中归纳的精警理念,比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非常精辟。他又说“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也是非常管用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自成体系,有其过人之处,问题只是他的聪明才智从头到尾只为他的奸邪本色服务,他和希特勒一样,极恶之人极聪明便是极大祸害。毛泽东思想根子邪恶,但可自圆其说,习近平那些零敲碎打四处剽窃而来的幼稚东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老毛的大智大勇被用来兑现他的大奸大恶,而不是用来造福中国人民,他在世的所作所为,造就中国人民百世莫忘的大祸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老毛以大奸大恶大智大勇成就空前绝后的大祸害,他肯定当得起“遗臭万年”这个历史的终极裁判。 ---作者: 颜纯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