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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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 ;90 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 1978 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 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 8.032 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 133 元，其中 90% 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 10% 。 1978 年，全国有 4000 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 2 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 2 角，有 2.716 亿人每天挣 1.64 角，有 1.9 亿人每天挣约 0.14 角，有 1.2 亿人每人每天挣 0.11 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 6 分钱。每天 1 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 1 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 1 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作者：李锦

1个月前

吃食堂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 11 月 7 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 8 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便上街 “ 共产 ” 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 1958 年 9 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 “ 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 “ 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到了 1959 年 1 、 2 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李锦：不写三年大饥荒，就对不起历史和老百姓

1个月前

《珍影集: 常惠珍鏡頭下的1960年代香港女性》

1个月前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逃避文革寻求自由的逃港者利用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南华早报/盖蒂图片社 Many freedom swimmers used anything that would float to escape from the rigou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60s Photograp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Getty Images

1个月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庭审照片 1981年1月25日

1个月前

花甲之年攜子泅水偷渡香港 "解放"後陳子美（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在上海的日子並不太好過，據她說，街道的居民委員會對她並不好。1960年她帶兩個兒子移居廣州。她沒說以什麼理由申請遷居，但她說實際目的是想去香港。因此她就監督兩個兒子學游泳。經過十年準備，到1970年，小兒子先偷渡去香港，半年後大兒子和他的朋友帶著她身上捆著幾個空汽油罐，在海上漂流了十幾個小時才到香港。據她說，兩個年輕人在海上都累得打瞌睡，她則一直在旁邊弄醒他們。那時她已是60虛齡了。 ---林保華：拜訪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女兒

1个月前

医院架起炼钢炉那时医院的空地上总是冒着浓浓的黑烟，一座座自制的土高炉前，那些原本手握手术刀的年轻医生费力地拉着鼓风机，汗流浃背，脸上黑乎乎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被分成两班，一拨治疗病人，一拨炼钢铁，两班轮流倒。” 炼铁要用铁矿石，城里自然没有这种“稀罕”的原料，于是响应国家号召，家里的铁锅、铁铲、窗户上的铁杆等铁器都砸了；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拿来捐献，甚至铜制“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都被收去“回炉”炼钢。当时，有个留过洋的老医生，老人戴着一块雕着精致花纹的怀表，每天擦得锃亮。组织上找了他不知道多少回，“软硬兼施”地“劝”老人把那块表的表壳敲下来炼钢。“如果不把表交出来，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诲。”李慧英记得，这是组织最后一次找他时说的话。听完，老医生默默地将表掏出来，任凭来人用榔头砸下了刻有精致花纹的表壳。捧着没有了表壳的表，老人站了很久。望着那天在秋风中矗立着的老医生，李慧英第一次开始思考这样的炼钢是否有意义，但这样的念头仅仅在她脑海中停留了一瞬。。。。。。。多少年以后，李慧英知道，在那次全民炼钢热潮中，所炼的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无法使用，最终成为废品。 ---把表交出来，砸了！作者: 吴敏

1个月前

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内称根据对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的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的采访，确定渣滓洞“没有任何刑具”，他所说的“刑具”是指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逼供用的刑具。孙曙回忆说，1949年 12月 20日左右，他来到了渣滓洞，了解到在“大屠杀”后，男牢、看守用房等处经过了两次焚烧，第一次是国民党特务看守用办公桌椅引火，第二次是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纵队浇上酒精，焚烧后都已化为灰烬。他没有看见有焚余的刑具残骸。 1950年初，他从离白公馆不远的五灵观原军统“公产管理组”接管少量枪支和手铐等物品，还经手登记过缴获来的美式手枪、黄金等，但没有任何刑具。同年在重庆大同路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的“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中，也没有国民党特务用刑的刑具展出。当76岁的孙曙2007年去渣滓洞时，忍不住问了这样的问题：现有这些展出用的“刑具”从何而来？当年谁见过“刑具”？既然没有刑具，自然也没有人目睹过“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一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数十年后，他告诉一位同事：当年复原刑讯室，很为难，没有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及其刑具。上级只是笼统地说：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小说《红岩》的描写内容，“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但又并无一个人亲眼看见该过程。他很纳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全凭想象。他想这竹签子只能是极细的一片竹篾，但极细的竹篾又不能用“钉”的方法。最后他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了，心里说：“就这样吧！”问题是，这些被削细的竹筷子该如何钉进指尖呢？没有人知道。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除了刑具造假外，被中共猛批的中美合作所也被污名化，没有证据显示它和军统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却有证据显示他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乃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抗日的情报机构。 ---造假的江姐受刑与《红岩》作者自杀作者: 林辉

1个月前

整风运动的恐怖整风运动有多恐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披露了诸多材料。仅选取几段。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物件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90%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次，私自被关押的29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而死……仅延安一地自杀死亡者就有五、六十人……”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人是特务……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据说，当时偌大的延安城，晚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延安整风的恐怖与《东方红》出现作者: 林辉

1个月前

苏区筹款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家处一次性购买了三张苏区建立初期关于打土豪的信件。看看图 1 ，这是一封派款公函，兴国县第四区第二乡根据群众举报，该乡的潘亮恒户很富有，家中存有几百块大洋，经区苏维埃政府讨论决定，向潘亮恒借大洋 150 元，以助区政府公用。落款是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代委员长李家铎， 11 月 29 日，加盖 “ 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 ” 条形印章。 12 月 3 日上午，因不见潘亮恒前来交款，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又给 “ 亮恒 ” 户发出公函（图 2 ），指出：前一次已经给你说了，借大洋 100 元（其实，前面说的是 150 元，可能是条子发出去之后，没有留底，具体数量给忘了），至今天还没有交来，如果还不交来，定要采取革命手段。从文字口气和 100 块大洋数量看，这个 “ 亮恒 ” 肯定是一个土豪或者地主。字面说是借，那是客套话，其实就是 “ 打土豪 ” 。接到区苏维埃政府派款公函后，潘亮恒觉得很冤枉，于是找到乡里比较了解情况的几个人作证明，给区政府写了一封哀求信（图 3 ）。要求苏维埃政府调查弄清家庭经济情况，并且，还请潘亮遗等 4 个人证明。这些信函反映了苏区政权建立初期红军部队和苏区政府打土豪的实际情况，非常难得。至于此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因没有找到下文，无法推断。 ---作者: 洪荣昌

1个月前

作家周秋鹏撰文《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指出，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煳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在 1979 年 6 月 5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 1975 年 4 月 4 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到了 1998 年，距离张志新被枪杀 23 年之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终于了说出更多的真相。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扞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 20 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采访回来后，陈禹山等记者写出了《一份血写的报告》。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 3 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毛远新下令割喉管的不止张志新

1个月前

1966年冬，新五公社开展大规模整治低泖田河道工程。拍摄地点：松江县新五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1个月前

1966年7月，揭批所谓“走资派”大字报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委小礼堂。摄影师:吴四一

1个月前

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 文革 ” 结束后， 1978 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 20 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 20 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 “ 可以加热一下嘛。 ” 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 5000 万吨，只有 2000 名职工，，。而国内，年产 5000 万吨煤大约需要 16 万名工人，相差 80 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 350 万吨，职工 7000 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 230 万吨，有 6.7 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 20 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 “ 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 ” 回答是： “ 不敢讲。 ” 代表团 6 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 11 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 “ 石破天惊 ” 。 1984 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 “ 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 ”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 “ 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 ” 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 “ 你这个中国土包子！ ” 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马克思说： “ 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 ---梁衡 : 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图：1980年刘华清将军踮起脚，参观美舰

1个月前

沦陷区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日本人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策略。一方面用“人质”手段镇压反抗，一人犯事惩处一村；另方面笼络收买合作者。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书中，用“日伪”表示汉奸。这个“伪”字好像就映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确信书本上说的，国民党不抗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都是共产党游击队。至于什么正面战场，考试就没考过，也就不去深究。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抗日不能只归功于游击队，“日伪”不表示日本入侵者加国民党。直到读了王鼎钧的书，才知道沦陷区也有许多非共产党的游击队伍。有关山东沦陷区研究的文章说：“山东沦陷期间，日伪相互勾结，培植了一大批日华特务、汉奸、打手，丧心病狂地迫害、残杀山东抗日军民，犯下难以尽述的罪行，这是山东沦陷区罪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幕”（注）。这一幕，在《昨天的云中》展开，纠正了我们对敌后抗战的许多偏见，却无法简答最大的疑问，也是少年王鼎钧的“天问”：日本人哪里来的胆量，想凭 30 几个人控制兰陵的两万中国人？事实上，他们控制了兰陵，山东和大半个中国。一共八年。答案也许得在中国人当中去找寻。日本人在沦陷成立各式各样由当地人组成，协助日本维持统治的机构，从办理政务的维持会到手持武器的保安大队。“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有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学者所说“最残酷，最黑暗的一幕”，包括使用刑罚，枪杀，活埋。。。。彼时一少年，记录了战乱中的经历和见闻，让读者去思考，去判断。 ---熊景明：读王鼎钧的回忆录

1个月前

历史的细节在《关山夺路》一书中，王鼎钧记述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同样让人感到可怕。其时，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在南京，王鼎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此外，日本侨民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喟。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王鼎钧回忆录记述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 ---历史的细节，让人感到可怕图：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

1个月前

那时我在秦皇岛，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地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地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王鼎钧《关山夺路》

1个月前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1978年11月24日，在冬日寒风中抖瑟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尽管“大包干”之风也吹到了小岗，由于底子太薄、人心太散、土地太瘦，虽然把一百一十五人先划为四个作业组，后又扩大为八个作业组，仍是调不动大家的积极性。难道穷透了底的小岗，竟无半点拯救的希望了么？生死攸关的春种时节，硬逼出了三位“揭竿而起”的农民。第一位是生产队长严俊昌。“学小靳庄”的时候，他就是生产队长，上午赛诗下午唱样板戏，一天农活干不了三个小时。盛怒之下，他撂了挑子。公社书记逼他上任：“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干来干去，全队揭不开锅了，连一队之长也离乡背井，踏上了外流之路…… 第二位是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第三位是会计严立学。他们向全村最年长的关庭珠老人请教：“怎么干，才能有吃的？” “只有一条道儿！” “什么道儿？” “包产到户！” 三人私下议论开了：“如果‘包产到户’能干好，咱们就豁出去！” 他们决定召开绝秘会议，对十八户农民的命运做出严峻的选择…… 小小茅舍里挤满了愁眉不展的农民。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不知过了多久，传出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年过六旬的老人严国昌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准能搞到饭吃！不过……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得轻，说不定会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可就毁喽。” 又一位老人严家芝接着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一家老小可就成问题喽。” 沉默被打破了。愤懑难抑的农民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 “全村养着！” 全场沸腾了。三个生产队干部在逃荒中都未流过泪，面对如此舍身相护的群众，再也抑制不住了，泪如泉涌。严宏昌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条文，声音打颤地说：“就是杀头也让脑袋掉在富窝里！我们写了一个保证书，对咱们小岗搞秘密‘包产到户’做了两条规定，如果同意就请各户按上手印……” “再补上一条！” “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 严宏昌掏出钢笔热泪盈眶地补写上了这灼人心肺的第三条，然后，把预先准备好的印泥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一张破旧桌子上。十八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涌到桌前，用粗糙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中有力地按了按，把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按在白纸上。约定如下：一、“包产到户”要严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对外说。二、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完成集体的就完成集体的，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作贡献，谁也不要装孬。三、如果因“包产到户”倒霉，大家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签字人：严宏昌(手印)、严家齐(手印)、严俊昌(手印)、严美昌(手印)、严立学(手印)、严国平(手印)、严立富(手印)、严家芝(手印)、严立华(手印)、关友申(手印)、严立坤(手印)、关友江(手印)、严金昌(手印)、吴庭珠(手印)、严学昌(手印)、关友章(手印)、严富昌(手印)、韩国云(手印) 1978年11月24日 ---王立新：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1个月前

姚文元1976年日记摘录 4月5日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原编者卜伟华按：1976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说，九时半开始行动；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一文，其中说，九点三十五分，镇压开始了；据吴德说，出去民兵的时间在晚上11点。综合各种材料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日晚9：35广场开始打开全部灯光，并再次广播吴德讲话录音，留在广场的群众大部分迅速撤离，大约在10：00左右，民兵在警察和徒手的解放军配合下出动清场、抓人。抓了多少人，说法不一。姚日记说抓了200多人，放了一些，留下100多人。吴德的说法是：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100多人。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文章中说：200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据1978年11月18日新华社讯，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在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其中说：在事件中被捕关押的共有388人。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月5日晚真正被拘留审查的有100多人，而在这之前，主要是在此之后，陆续有许多人被抓，人数很可能要超过当天晚上抓的人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1个月前

雾霾中对立的二毛北京市海淀区。1967年中先后落成的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的毛泽东塑像，面对面相立。

1个月前

一块肥肉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的“双抢”日子，我们汗流夹背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过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顿午饭，慰劳一下自已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不过那个时侯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还要一块住宿。吃饭当然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和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中间却亮汪汪十分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都是大肥膘，照那时的习惯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满屋子顿时弥漫着浓浓的肉香。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出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大家伙盛满了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伸了过去。可是不对，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就是带队老师那一双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組织，带领我们的是别处派来的不熟悉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豆腐或者青菜。这样的攻防战持续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都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过了。那时侯城里的猪肉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哟，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享用一块呢？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老师途中离桌去添饭，他刚背过身去，就有一个男同学疾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吞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在大放光芒了。老师的脸色刹时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都很贫困，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很大程度也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诚心与好客，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摆放的供品差不多，是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要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接下来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犯愁呢。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去挖掘“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了我以外，组里其他同学大都来自“二七”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算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恐怕比老师本人还要好得多，所以一问之下，老师也只好悻悻地不再吱声了。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都会注意不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喷香诱人的光亮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的酸辛，太多的无奈。 ---王晓明：一块肥肉引起的风波

1个月前

惊吓致死李可染是近现代杰出的画家、诗人，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他创作了许多流传百世的作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万山红遍》系列，据数据显示，在近两年的春秋两季拍卖中，李可染的红色系列几乎都是当季拍卖的最高价。2015 年秋拍，李可染 1964 年创作的只有 3.1 平尺的《万山红遍》以 1.84 亿元的价格成交，而这幅作品当年李可染卖给荣宝斋时，只不过 80 块钱。李可染为什么要画这些红色系列？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根据资料调查，李可染实际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李可染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当时以画人文画、表现自我为主的小情调画遇到了当时大唱社会主义、讴歌政治的改造运动，中国画被绘画系取代，李可染被派去教水彩。胆小怕事的李可染并不是像一些画家那样坚持已见，而是紧跟“时代”，不仅变了画风，还发表论文，提出要改造中国画，摒弃过去的画法，找到绘画的源泉。 1958 年，国家正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肃反、建立人民公社、树立三面红旗等，当年在杭州上学的同学张眺就死在肃反中，而李可染是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被批斗是很正常的。为了给自己辩解，李可染写了一篇文章《向党交心》。文章的第一章是“缺少灵魂”，辩解他的画，因为有不少人说他的画社会主义内容很少。第二章是“个人名利”，说自己对系里的工作不主动热情，能躲就躲，对学生也很少接触，是想尽可能地搞自己的创作。尽管李可染胆小怕事，写下文章向党交心，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给李可染向党交心的机会。他的作品被作为“四旧”作品，处于横扫之列，不断被剥夺画笔，而且还受到各种批判，再次受到打击的李可染已经越来越脆弱了。 1967 年文革开始后，李可染第三次受到冲击，他的作品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抄家、进牛棚。在这过程中，李可染表现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由于他的认罪态度较好，斗了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回了家。此时的李可染已经丧失了任何斗志，噩梦不断。他的妻子邹佩珠透漏，李可染曾经这么和她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 可见，当时的李可染已经是害怕到了极点。对于艺术创作，李可染更是迷茫，不敢画，不知道画什么。后来，他的朋友见他实在害怕，就对他说：“可以画些青山绿水，譬如以井冈山为题材，加上些扛着红旗的红军，这样谁还能批判呢 ? ” 李可染像拿到了救命稻草，立刻开始红色系列的创作，向党表示自己的衷心。于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红色题材开始出现在李可染笔下。《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摇篮》、《井冈山主峰图》以及现在不断拍出历史天价的《万山红遍》系列。尽管这样，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1970 年，他再次被打倒，这应该算第四次了，此次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接听电话，当传达。 1971 年，周恩来说可以请一些老画家回来，创造一些新的绘画作品，先由民族饭店做起。于是饭店派人持北京市的介绍信去干校接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回京后，发现家没有了，孩子也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画画，李可染和邹佩珠被临时安置在民族饭店的招待所，他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等创作了巨幅的漓江题材作品，画过国礼作品《树杪百重泉》。然而，就像当年他被改掉“永顺”的名字一样，他总是不顺和不幸。 1974 年，江青到民族饭店，发现了李可染画的《漓江》，立刻说这是“黑画”，李可染又一次受到批判。这次，一向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李可染的精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高血压复发引起失语，彻底垮了。这次患病，李可染经过半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健康。而他之所以能得到治疗，全因为他的患病期间坚持创作红色系列，不断向党交心。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李可染精神是如何的，好在所作的井冈山题材的作品没有再给人留下攻击诬陷的口实。 1976 年文革结束后，李可染终于获得平反，他的李家山水的特点让他成为中国少有的艺术大师。 1978 年，中央美术学院再次恢复开课，并招收了第一批美术研究生，李可染作为教授，也能专心教授自己的绘画技术了。那一年的美术研究生，活跃现在的有刘大为、李延生、史国良、李少文、陈丹青等人。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 70 岁高龄了，他的艺术受到了各方尊重，也不用违心的说话，违心的写文章了。只是他的胆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容不得半点刺激了。直到 1989 年的那场风波，风波过后， 1989 年 12 月 5 日，文化部两个官员到时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李可染家，了解研究院画家在风波中的动向。 80 多岁的李可染已经受不得半点摧残了，历经文革种种磨难的他早就是惊弓之鸟，一根稻草就能让他崩溃。据艺术家陈岩《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载：两个官员的到访让李可染大为惊恐，而李可染又有一紧张就口吃的毛病，可以想象，现场的谈话是什么样子。当时邹佩珠鬼使神差的外出未归，谈话只有李可染一人，李可染的精神完全崩溃，根本听不清两个官员的讲话，其实谁也不知道两位官员说了什么，但对李可染的打击是显著的，一代巨匠李可染就在两位侃侃而谈时心脏病猝发，撒手人寰。享年 82 岁。邹佩珠事后回忆，李可染的舌头把假牙都顶出来了，而那两位还兀自说个不休…… 而在众多官网，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报道： 1989 年 12 月 5 日，李可染在自己的画室里，同文化部的几位官员正在商讨如何发扬中国画艺术，构想刚开始，李可染却头一歪，倒在沙发上…… ---燦一：李可染实为惊吓致死图：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1个月前

“忠字猪” 2016年10月大陆杂志《老照片》刊登了这样一则荒唐的旧闻：1966年，沈阳郊区，公社要求社员家家必须养“忠字猪”。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头猪的脑门上用红笔写个“忠”字，再框上一个心字形，然后用剪刀搞出层次，美化一番，以表达对毛的忠诚。当时有个比较倔的农民刘全有说：“忠于毛××，不能人畜不分。”他马上被打成了“反革命”，天天挨批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也提到，贵州省都匀专区特产“忠字猪”。至于“忠字猪”的结局，就没有人知晓了，估计是献给毛做红烧肉了。 ---文革养“忠字猪”等荒唐的献忠心作者: 林辉

1个月前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 70% 的流血是发生在 1947 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 1946 、 1947 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 4075 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 25 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 10 个叫做恶霸中农，有 9 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 332 户，被斗争 1201 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862 人，其中真积极分子 271 人。在打死 5 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 1947 年 4 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1个月前

沿途都是要饭的火车一进入甘肃，沿途每个车站都有成群结队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和大人挤到车窗口伸手乞讨。－－我这才明白，那时在学校几乎天天都讲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恶果竟如此严重！到了西安，只见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要饭的，更有人抢夺别人的食物就跑。有一个大汉正在啃的馍馍被人抢跑了，哭声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才买个馍馍……还有抢了别人的食物怕被追回，立刻吐上唾沫、抹上鼻涕的……在一家饭馆的橱窗下躺着一位老人，已经不省人事，饭馆的一位女服务员端了一碗汤出来，准备喂他，说，这老头在这儿已经几天了。饭馆门口围了一圈人…… 自1959年下半年以来，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我们在学校每人每月定量32斤粮食，主要是杂粮，如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也掺榆钱吃，也搞“瓜菜代”，也有偷粮票的，也有因对粮食政策不满发牢骚而被处分的，也都得过浮肿病、传染性肝炎……但没想到社会上竟是如此情景。当然更没想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竟饿死了3700多万人！ ---程正渝：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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