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1986年春,军旅作家刘家驹应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之约,撰写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传》。 刘家驹为写此书,花了几年时间,采访了与林彪有关的人近百人,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中共上将萧克,前国防部长耿飚,前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前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前广州军区政委任思忠,某国防工程 负责人蒲锡文,前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林彪的老秘书夏桐、谭云鹤,以及林办工作人员;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林彪专案组的领导人李德生等。 刘家驹从他了解到大量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但是,就在刘家驹决定采访因“九一三”事件被打倒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李作鹏时,出了大麻烦。 ,,,,,, 李作鹏得知刘家驹要向他了解林彪的情况后,给公安部写了一封揭发信,说刘“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总政治部,总政立即责令刘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并写出书面检讨。 ,,,,,,, 刘家驹不得不停止写作《林彪传》。他的采访笔记全都锁进箱底。很快,上面就下达了让他退休的命令。 ,,,,,, 2011年9月初,林彪之女林豆豆委托刘家驹在北京郊区召开“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刘家驹邀请了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 其中包括:“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前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前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闫明,前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的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前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女儿吴巴璀,前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前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的女儿江新文、江新德;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的女儿李蔚。 出席的学者包括: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等。 在高瑜负责撰写的会议纪要中,她写道:“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据刘家驹讲,他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他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但那里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至今,“九一三”事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有关林彪事件真相的绝密档案,仍被中共封存,没有解密。 为什么? 因为从“九一三”事件发生一直到今天,中共一直在撒谎。 ---从林彪“九一三”事件谈中共掩盖真相 作者: 王友群 图:这幅最清晰的913坠机照片,是开放杂志从俄文网站下载首发的
朱韵和
2个月前
我为毛泽东拍“内片” 我在遇上闵惠芬(著名二胡演奏家)的时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当年拍摄京剧唱腔“内片”的情形。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内片”是怎么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为毛泽东拍摄“内片”…… 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 演。 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然后则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 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这才明白,这些“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两个“文集内片”组。我所负责的这个组有50多名工作人员,赶拍《驯兽》以及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则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后来才知道,这些“内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各成立“文集内片”组。 后来才知道,我作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的导演。在诸导演之中,选中了我——因为我在同行之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兼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作者: 叶永烈
朱韵和
2个月前
陈奎德表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北京的一个生死存亡决策。虽然当年美中各有所求,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忘了尼克松。 他说:“我想这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 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告诉毛泽东,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帝修等等,但是在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还差得很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了。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路线,被世界主要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它和美国结成了准同盟,于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天。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的压力,边境陈兵百万,还有核武器的威胁,我想这是他(毛泽东)基本的考量。毛泽东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在外交上已经受到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因此考量台湾的问题也好,考量其他问题也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这个转折,我想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 ---时事大家谈:尼克松中国下赌五十年,北京为何还在念叨他的好? 陈小平 美国之音
朱韵和
2个月前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第二个高峰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 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 公社中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24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自杀”的。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学校史纪录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学生知道他们课堂的脚下曾经流淌过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细节性的指导。阅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 这图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专访王友琴” 王友琴/高伐林
朱韵和
2个月前
智擒王光美--井冈山兵团 今天,清华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分赴三个战场,准备智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王光美的爱女刘萍萍,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战士们决定在其检查后,使其不能按时回家,再向王光美假报刘萍萍在归途中发生车祸,抓住王光美的 资产阶级母爱心理,诱其去医院,智擒之。 第二辆车将井冈山兵团的战士送到交通队,和某医院。在站点打响后,开赴交通队的战士将控制电话线,以防所谓“白区工作模范”的刘少奇闻伤讯后,打电话至交通队,询问情况。 某医院是这场战斗的中心战场,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也将在这里被擒。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萍萍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陆续地离校了。 在师大一附中的一个教室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几个战士正在与刘萍萍“座谈”。 屋里渐渐静下来,时钟的嘀嗒声听得清清楚楚,三名兵团战士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进入战斗!”一声响亮的号召顿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时针指向18:10。 “喂!你是刘萍萍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萍萍今晚5:40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喂!你是刘萍萍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萍萍在和平门附近别汽车撞了。”…… 二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紧急。智擒王光美的第一炮就这样打响了! 师大一附中,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坚守在××医院的井冈山兵团战士。此时该院的12台电话,在医院革命同志的协助下,已全部被兵团战士控制。我们的人员正在急诊室,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客人”。我们的便衣战士已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 出人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同志,小姑娘是刘少奇之女刘婷婷,他们是来医院看望刘萍萍的。 “刚才萍萍送到医院了吗?”刘婷婷问。 “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 “噢……”婷婷、军人若有所思。 转了一个身,军人马上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卫在电话机旁的我兵团战士果断地按了一下。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我兵团战士问。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看起来,再争取年仅十四岁的婷婷。 “婷婷,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几经我们说服,她终于想通了,于是她拿起了话筒: “妈妈,萍萍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婷婷和王光美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王光美焦急得很,电话中听到了她的哭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我们的医生很快地接过了话筒,“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婷婷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再让婷婷帮忙。 “妈妈,妈妈”婷婷又说话了。但是“王光美已去了。”对方电话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准备战斗!” 20:00左右,“嘀嘀——”一辆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 “呀!刘少奇!”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竟上了当。随后,王光美下来了。刘少奇眼皮红肿,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鼻涕。大概是因为爱女挨撞,抱头痛哭所致吧! “萍萍在哪儿?”刘少奇劈头就问。 “你们受骗了!”那位军人及随着而来的刘允真(刘少奇之子),还有一位婷婷称之为叔叔的,长得很象刘少奇的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他们要揪王光美!”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 这时王光美已经哭了,上前一步,露出一付可怜相:“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带着愤怒和恐慌的心情掉头灰溜溜地滚了。 王光美自知难逃,象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长凳上,左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镇静,……”不知是求饶还是耍滑头,然而她内心的恐惧完全暴露出来了。 “跟我们去清华!” 王光美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到沾满泥土的楼梯上:“咱们谈判,谈判……请坐。”她用手指着楼梯,让我们也去坐。 “你去不去清华?!”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真滑头,死赖着不肯走。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看着这位“夫人”的滑稽表演。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滔天罪行,她愈要赖,愈是激怒了我们井冈山人的愤怒。 毛主席教育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于是乎,战士们一面保护她,一面要她快走,在其他在场革命同志的协助下,终于将王光美送上了吉普车。 …… 22:00左右,王扒手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穿着她自己厚着脸皮与我们同学换来的棉鞋,在一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中,开始向全校革命师生还账。 图: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王脖子上挂着乒乓球做的“珍珠”项链
朱韵和
2个月前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 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王清淮:当年悲壮的大逃港 图:这些男女利用任何能漂浮的物品,逃离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严酷迫害。(图片来源:南华早报社摄影记者/盖蒂图片社) These men and women used anything which would float to escape from the rigou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60s. (Photo by Post Staff Photograph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朱韵和
2个月前
文革《群丑图》人物、道具列表 该画人物共39名,排成一队,自画面右下方起始为队首,经画面左方至画面右上方止为队尾。现将该画中的人物及其手举道具按从前到后的顺序按组列出: 队伍正在向标有“资本主义”路标的深渊走去,路标上停有一只乌鸦。 陆定一:举槌敲打标有“阎王殿”字样的铜锣,铜锣发出“ 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响声; 吴晗(戴眼镜老者,三家村之一):身穿带有“先锋”字样的褂子,手举顶有带“彭”字将军盔的《海瑞罢官》;   邓拓(头向左转,三家村之一):身穿带有“先锋”字样的褂子,手举“燕山夜话”;   廖沫沙(戴眼镜,三家村之一):身穿带有“先锋”字样的褂子,手举“有鬼无害”;   夏衍(四条汉子之一):用喇叭吹出“三十年代”;   周扬(四条汉子之一):用喇叭吹出“王明路线”、“国防文学”、“反对鲁迅”,并敲鼓;   林默涵(戴眼镜):吹喇叭;   齐燕铭:扛着装“鬼戏”的箱子;   田汉(四条汉子之一):穿着写有“反党”字样的戏衣,手举《谢瑶环》;   阳翰生(四条汉子之一):打着写有“李秀成之死”的招魂幡,夹着“北国江南”;   彭真:手捧“二月提纲”条幅,坐在刘仁推的车内;   刘仁:在彭真身后;   郑天翔、蒋南翔:在彭真右手边,肩扛写有“专斩左派”、“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虎头铡;   陆平(戴眼镜):在彭真左手边;   严慰冰:在陆平左手边;   杨尚昆:在彭真左手边,正戴着窃听器接受耳机抄录;   罗瑞卿:断了腿装在筐子里,绑着绷带的断腿举起来; 肖向荣、梁必业:正在抬装有罗瑞卿的筐子; 陈鹤桥:扶着罗瑞卿的断腿; 王光美:戴遮阳帽,穿旗袍,戴项链,骑着自行车,左手挎着写有“桃园经验”的挎包,右手手举一支写有“刘”字的令牌,自行车前挂着“刘主席语录”,自行车后架上摞着许多“帽子”,分别写有“反革命”、“干扰”、“真右派”、“假左派”、“游鱼”、“扒手”、“反党分子”、“小牛鬼蛇神”等字样。   刘少奇:坐在轿子里,手举一大把写有“刘”字的令牌。轿子左前角和左后较分别缀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缀子,轿子左侧菱形黑底上写有“修养”,菱形四个边外各写有一个“我”字;   薄一波、安子文、李维汉、林枫:给刘少奇抬轿子,薄一波腰间插着“经委”、“建委”、“计委”的公章;   贺龙:在刘少奇轿子右手边,身背分别写有“老子英雄”四个字的四面靠旗;   邓小平:坐在滑竿上,手拿一把写有“王牌”、“工作队”、“三自一包”等字样的牌;   万里、李井泉、刘澜涛、何长工:给邓小平抬滑竿。李井泉手提鞭子;   刘志坚:在邓小平滑竿左手边,左手提笑脸面具,右臂夹着写有“军队”字样的公文包。   吕正操:衣兜里装着“罢工”条,手托大叠“100元”的“经济主义”钞票正在散发;   陶铸:手举写有“保”字的笏;   肖望东、王任重、钱信忠:钱某未露脸,王某漏半个脸;   队伍后面有六面小旗,代表六个反动组织,前面三面分别为“东纠”、“西纠”、“(海)纠”,后面三面分别为“联动”、“红旗军”、“荣复军”。 来源:中共国史料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两次接见、林彪两次讲话之间的杀戮高潮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接见最早的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太阳”。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对宋彬彬说了“要武”,林彪和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支持红卫兵。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还拍成了记录影片在全国放映。这天的大 会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规模升级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的书(《文革受难者》)中有一个曲线图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不断上升,从每天几十个上升到几百个。在8月18日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还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自杀。当时火葬场尸体堆积,来不及焚烧。此外,还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他们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达驱逐地不久就饿死、病死了。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再次讲话热烈称赞红卫兵。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高潮,就在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两次接见、林彪周恩来两次在城楼上讲话期间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传播到全国各地。书中有一批同一时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难者。南京,上海,西安,都有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专业行刑队杀人,斯大林用枪杀和劳改营害死人,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拳头来杀戮大批教师和居民,一样残酷,而且更野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残酷的暴行之一。 ---“专访王友琴” 王友琴/高伐林
朱韵和
2个月前
山东省委书记59年饥荒调查:比鬼子三光还厉害 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主要披露了当时的灾情、困难的真相及其发生的原因。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由此引发的“32风”, 特别是“共产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 。” “是左倾机会主义、冒 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 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 “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这样下去,别说增 产,保产也保不住。”“现在是一触即发之势。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干。’我是党内反对派,党内缺乏孙安,要提倡孙安精神”。 (引自1959年春谭启龙同志在济宁市的讲话)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谭启龙同志在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建议,主要是:首先要抢救 群众的生命,不能再饿死人。为此要停办食堂,公社要把粮食发给群众,要他们在自己家中做饭吃。群众没有饭锅,有铸造条件的厂子生产铁锅供应群众。公社的土 地分给群众百分之三十,群众可以租种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实行“六定”,分户喂养。开放集市贸易。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允许群众进行自产自销的贸易活 动。 ---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04期, 作者:肖磊,原题: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朱韵和
2个月前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 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 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 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 他静悄悄地听著,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 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著同他们打招呼。 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著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 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 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显然是他还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著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 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雷震远《内在的敌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他为何不去台湾?人们对沈从文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颇为不解。据沈龙珠说,南行的机票都送到手里,但沈从文决定留下,“他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沈从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确是这样表述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 怀疑。”他明白即将降临的新中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但仍天真地设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旧中国更坏吧?他寄希望于新统治者兑现自己宣称的建国承诺,以为总可以自在地凭手中那支笔生活下去,更何况地下党也派人动员他留下来。当变来临时,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设想的变,而是毁灭,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这天真并非他一个人的,挚友朱光潜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结核的儿子身体无法移动;地下党许诺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难过后的周自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狱,随后奔赴上海避难,自称在监狱最后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上海易手后,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译过平静的生活。……许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旧政权而愿意接受新政权,他们觉得任何政权都不会让自己活不下去。 ...... 在新中国,人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没有私人存在的空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无饭可吃。国家机器强制消灭了社会,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全部国有化,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无从立足,一个被单位包裹的人,事实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组织抛弃(林贤治语)。因而,谁也就没有与强力抗衡的底气和可能,投降缴械是必然的事情。 ---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 作者: 老愚
朱韵和
2个月前
共匪的暴刑 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轻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 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 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 「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 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轻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天主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 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 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轻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年轻!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 些年轻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 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轻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所以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 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 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的能力。这种教学曾获得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得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知道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 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轻共兵,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 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手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诅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 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情 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 ---《内在的敌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 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⑴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辛子陵: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