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林立果斩首毛泽东失败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形容林彪叶群之子林立果是“中国的施道芬堡”,他策划刺杀毛。《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篇讨毛檄文,一气呵成,有战略有战术,道尽B52毛祸国殃民,暴君本性,将国家机关变成一部绞肉机…涉案空战英雄鲁珉说:“立果确实非常极端地要杀掉毛主席” 。立 果甚至要买一颗原子弹炸平中南海(《炎黄春秋》2015-3)。他的义愤来源,不是名利和权争,而是高干特权家庭的西方书刊画报、电影、摇滚乐、新科技……得以自由享受,染上美国青年式的气派。他欣赏日本电影《啊,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后来他的密谋小组称为“联合舰队”。 林立果,生于1945年,小名老虎。文革初进入空军,由周宇驰培养入党,1969年成为空办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司令授权可以“指挥一切”。立果炮制学用毛著报告哄动全军。1970年随父母上庐山开会,成为他思想反叛的转折点。叶群透露,老虎“看到庐山会议的情况,决心不再从政”。这次会议也是毛林分裂的起点,立果目睹毛在会上横蛮霸道,一句话把40年的功臣陈伯达打翻在地,如死狗般凌辱,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选择去广州、上海和几位同谋秘商,1971年3月拟定反毛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进入行动阶段,三次赴北戴河向林彪请示。(未见林彪的回应。913之后,发现一封林致毛未发长信。林提议承诺十年内,对高级干部做到四不: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 9月初,实施最后行动。林立果向姐姐林豆豆泄漏部署:即将开三中全会要斗倒叶群,她怕坐牢,准备跑苏联避难。又说: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已派人去上海杭州暗杀毛。并准备在政治局开会时枪杀江青、扣押张春桥、姚文元。8日夜,立果回到北京,先后给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等展示“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商定杀毛方式:用火焰喷射器和40火箭筒打南巡专列、100mm高射炮平射火车或空四军王维国见毛时动手。北京方面有二营兵力攻打钓鱼台……但这些“上策”之执行,皆有困难,未能定案。12日,林立果决定实施“中策”备案,数十名高干转移广州,另立中央。惜周恩来已下“禁飞令”。鲁珉也回避驾机轰炸毛专列。只有潘景寅驾驶的三叉戟256号专机,在当日从北京载林立果等人飞抵山海关机场。入夜,立果回到北戴河林彪住地。 林立果杀毛政变,确实空前工程,难度不容低估。直到913事件爆发,毛本人并不知道有此工程。但是毛林的“路线斗争”愈演愈烈。从庐山会议林彪批评张春桥开始,设国家主席之争,毛向陈伯达开刀,发动批陈整风,打击亲林五大将“黄吴李邱叶”。指控他们“搞修正主义”,再图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毛为此故技重演:南巡。一路放火烧荒,散布倒林旨意。林立果立决,部署在毛南巡期间,争取斩首成功。岂料不足一月,毛于9月12日安然返回北京——至此,立果痛断,五七一斩首行动,已无胜望。只留下预计之“下策:逃亡国外”。 ---20世紀以來著名的「斬首事件」:中國版 作者: 金鐘 图1:林彪全家福,左起:林豆豆、林彪、林立果、叶群 图2:林立果小学的“证件照” 图4:右起:林立果、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及邱会作
朱韵和
1个月前
江青主动谈罗曼蒂克史和毛的婚姻 (1972年)8月25日,维特克(美国学者Roxane Witke)、张颖一行专机移师广州。当晚就在一幢由军队管理的“漂亮的小别墅”连吃带谈九个小时,开始了江青回顾她的也是党的革命历史的长征。 江青自承「我年轻的时候,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女 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说着,江青就哼起了上海小调来:我呀我的小妹妹呀,舍不舍不得你……哈哈、哈哈。她说,她一到上海,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追求我,我都记得他们的姓名,后来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接着又讲了在外滩一个美国水兵要调戏她未遂的故事。 关于和毛泽东结婚的事,江青主动爆料。「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传说中共高层有决定不让江青参与政治)她说,当时有人反对我们结婚,项英还拍电报来。他是个叛徒(当时不知道),毛主席给他回电说,「我学孙中山。」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三十岁……接下来江青透露毛和前妻贺子珍的婚姻。说是贺要求离婚的。她去了莫斯科,毛要她回来,他们在江西苏区就分居一年半了。 「她非常固执,不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江青说:贺家是地主,还是商业资本家,开茶叶店,红军打下该城市,她马上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什么工作也不做……另外,生了孩子也不要,现有一个女儿(李敏)是我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去苏联与贺住,被贺打。苏联人以为贺疯了,把她关起来,送精神病院。脑子坏了。她还有一个男孩,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江青说,毛的姪子毛远新,是她当儿子养大的。 ---金钟:「红都女皇」江青自灭奇案 【作者按:文革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红都女皇」事件。美国学者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江青,出版江青传记《红都女皇》,故事神秘曲折,在大陆引起极大好奇。直到2005年,才有中共外交官章文晋夫人张颖出版回忆录,透露有关「红都女皇」事件真相。……】 图1:维特克第一次见江青 图4:江青让维特克拍她工作时的照片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笔者依据李的回忆,将毛的若干妄想症特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比,按时间顺序列表供读者参考。(图)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 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朱韵和
1个月前
秦全耀:周恩来曾亲自乘坦克去帮外国维稳 1956 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许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有几十万工人、干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在首都街头常出现百余 辆大卡车载着手持小旗的示威群众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打倒拉科西!”“改组党中央”等口号外, 示威群 众还在首都斯大林广场用电锯从膝盖处锯倒了斯大林铜像,许多书店的马列主义书籍被抛在街上焚烧,到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政治动乱很快演变成大规模武斗,一时间,首都到处枪声四起,目标直指国防部、公安 部、警察总局等部门,战斗异常激烈。“广播电台”、《人民之声报》等宣传要害部门被占领,并公开播放反苏声明,公开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求援,支持改革的共 产党领导人纳吉。 事件发生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集团吓破了胆”,打算放弃匈牙利。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跟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他们出兵。敬爱的周总理还以“大无畏的气概”乘坐苏军坦克来到战火纷飞的布达佩斯街头观察形势,平息暴乱。老秦记得十分清楚这些都是文革时的报道,如果搁在今天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中国总理布达佩斯街头乘坦克帮匈牙利维稳! 经核实,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了这座硝烟还未散尽的布达佩斯时,枪声刚刚平息,局势尚未完全恢复平静。考虑到中国领导人的安全,匈牙利政府用坦克车接送了周恩来等人。中国媒体当时报道周总理一行是 “匈牙利事件”后第一个访匈的代表团,在匈牙利广大人民中反映强烈,尤其是从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匈牙利处于危难时刻给予的国际主 义援助。 1976年中国发生“四.五事件”,那时,毛主席将其定性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有,都是本博亲眼所见,在中国的各种报道中,邓小平被称为中国的邓.纳吉。 1989年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平反为人民起义,肯定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为死去的人民立碑。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和周恩来欠下匈牙利人民的一笔血债 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 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由此,毛泽东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刘宾雁说﹕“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二十万苏军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周恩来的坐镇支持下,长驱直入匈牙利,一场血腥屠杀开始,纳吉政府垮台。纳吉和他的 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匈牙利起义画上句号。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丧生,一万二千人受伤,三万多人 受迫害,几百名革命领导人被捕处决。二十多万人逃亡西方,四万七千人流亡美国。(《开放》2006。11) 据徐铸成回忆,当以他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时,“我 们团到达的当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变后新上台的首领卡达尔到苏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平息匈牙利 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团代表一一热情握手,还和我拥抱。”(《“阳谋”亲历记》) ---魏紫丹:《从反右到文革》
朱韵和
1个月前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姻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 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 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 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巫宁坤:燕京末日 图:一九四七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在美国合影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據《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透露,萬里先生在國務院一次高層會議上談到農民的遭遇時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如果換個人說這話,共產黨政府不派警察把人抓起來,算是法外開恩,執法不嚴。 萬里先生憑什麼這麼說?除了他位居高位,可以讀到喉舌新華社編 的《大參考》這樣的全中國真正的「一小撮」才可以讀到的消息外,他還親眼目睹了中國農民的苦難。 1977年6月,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上任後三個月的調查,萬里這個農村出來的農民兒子居然驚呆了:「搞了快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怎麼還這麼窮?!」他大喊共產黨政權把農民搞成這樣是「忘了本了!」「忘了娘了!」萬里究竟看到了什麼?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吳像說:「老紅軍烈屬的破屋裡,他看到了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農民的茅草棚裡,他聞到鍋中用胡蘿葡櫻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發出的難聞氣味;在鳳陽、嘉山鐵路沿線,他看到拖兒帶女在凜冽的寒風中扒火車外流的成群結隊的農民。 最讓萬里驚詫的是原安徽省委農委研究室主周昌禮在回憶文章提到的兩次現場目擊。 第一次目擊是:「1977年11月上旬,萬里到金寨縣調查。在燕子河山區,他走進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在陰暗的房間裡,見鍋灶旁邊草堆裡,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便親熱地上前和他們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著他,一動不動。『老大爺。』萬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著他,不肯起身。萬里很納悶,以為老人的聽覺有問題。陪同的地方幹部告訴老人,這是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來看你,老人 這才彎著腰顫抖地緩緩站起。這時萬里驚呆了,原來老人竟光著下身,未穿褲子。 萬里又招呼旁邊的兩個姑娘,姑娘只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動半步。 村裡人插話說,別叫了,她們也沒有褲子穿,天太冷,他們凍得招架不住,蹲在鍋邊暖和些。」 第二次目擊是:「萬里又走到了另一人家,看到家裡只有一位穿著破爛的中年婦女,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小孩。』『他們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請你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里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出門去找。在萬里的再三催促下,她無奈地掀開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燒過飯的鍋灶,拿掉鐵鍋,利用鍋膛裡的余熱把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裡面防寒。」 ---萬里為大陸農民淚流滿面
朱韵和
1个月前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希望在发展中世界中培养一个附属国,以追赶美苏在冷战中的影响力。他看中了邻国柬埔寨。“要把自身视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就需要这种附庸,”毛学峰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表示,在红色高棉获得的外国援助中,中国提供的至少占90%,涉及从粮食、建筑设备到坦克、飞机和大炮的各种物资。 “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红色高棉政权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他说。 “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执行总监尤张(Youk Chhang)是种族屠杀的幸存者。他援引文献和前红色高棉官员的证词,,“从狱警到最高领导人,身边都有中国顾问,”尤张说。“中国一直不承认此事,也未曾为此道歉。” 中国政府从学校就开始灌输关于本国历史的说法。四种使用最为广泛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均避免提及红色高棉的任何事情。它们也没有谈到中国1979年出兵越南的事件。为了惩罚越南推翻波尔布特政权,邓小平发动了那场为期一个月的惩罚性战争。 相比之下,中国的教科书详尽描述了朝鲜战争的细节。中国官方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不过,这些课本省略了这场冲突的一个关键细节:战争的起因是朝鲜于1950年6月出兵南方。书中仅以战争“爆发”带过。 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共产党不愿允许中国诚实面对历史的做法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 “如果有一天中国承认过去,不再在历史问题上遮遮掩掩,”他说,“这将有助于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并会让党从中国人民那里赢得更多的支持。” 注:毛学峰(Andrew Mertha),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担任中国与亚太研究项目主任。 ---中国何时坦然面对自身历史污点? DAN LEVIN 纽约时报 图:1970s柬埔寨S21监狱将要被红色高棉处决的“犯人”。那个牌子直接穿在肉里,亳无人性
朱韵和
1个月前
姚监复:周恩来为何七鞠躬向贺龙骨灰认罪 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 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他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这样处理贺龙元帅,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纪登奎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看到了保存完好的贺龙档案,震惊万分。而长期处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周恩来,肯定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证明贺龙不是叛徒的原始档案就在北京西山,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清二楚。但是,为了适应“文革”的形势,适应毛泽东要求打倒贺龙的要求,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认可贺龙专案组的结论,报送毛泽东,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以死命。 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仅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元帅的刽子手之一。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在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这是对家属、对舆论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脱责任的演戏手法。而他面对贺龙骨灰的七鞠躬,则是周恩来受到良心谴责,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贺龙不是叛徒,但是却亲自把贺龙从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并且以贺龙专案组名义定性为叛徒,置之于死地,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饶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认罪,是祈求贺龙饶恕他的丑恶卑鄙的灵魂。周恩来这一招能骗过不少世人,但骗不了贺龙,也骗不了纪登奎,他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 我们还应感谢邓颖超的秘书赵玮提供了重要证明。赵玮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专题访谈节目中,讲述了她在邓颖超身旁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她回忆,邓颖超在“文革”中工作非常繁重,不能很好休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要送到赵玮处,赵每一份都要认真读过,然后交给邓颖超;邓也是每份都要看过,再交给周恩来;周也是每份都看,因此,周恩来、邓颖超对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三办经手的所有专案,都是负责人,都了解办案进展情况和最终处理结果,这样,周恩来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死于专案组监护之下,更多的老干部冤死于秦城等监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绝不是“没有保护好他们”,而是周恩来的手上沾有“文革”中死难者的鲜血。而他只向贺龙的骨灰七鞠躬谢罪,其他死难者呢?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红军洗劫 川北难民为患 红军来了,川北会有什么变化?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等报都有报导,现摘录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导说,“三县(通南 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 “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 “最可恶者, 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 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 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着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 “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导,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涌向重庆等地,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导大致相符。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 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民众百万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1个月前
张杰:中共是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失的真正罪魁 如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除了以祖传和古时文化交流等合法方式出境的外,不是外界所言的仅仅是两大类型:战争劫掠和盗墓、非法走私。其实,还有被不为世人所知的第3种类型,而这第3种类型才是近60年中国文物流失的主因,而且中国文物流失数量在近60年里可谓 是真正的天文数字。 年逾80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曾说:“所以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诞生于上世纪1960年中共制订的《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由此沿用了47年,除“文革”初期最混乱的两三年外。“文革”以后,标准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工作人员简单地认为1795年后文物都可出口,因此放行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洗,国内文物结构和存量已发生改变,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未限制出口的文物因存量越来越少而愈显珍贵,有些时间段的文物甚至出现空档和因中共建政后长期严重的贸易出卖流失而导致的缺失开始浮出水面,如清嘉庆、道光年间文物如今在国内市场上已绝少见到。 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10月,中共国家文物局才下文叫停了“外贸批量出口文物”。这期间近40年,中共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以外贸部门为主)一直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谓的“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创汇商品,以换取所谓文物贸易出口外汇,支援中共所谓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当时很穷,又很需要外汇,那时哪有多少可供出口换外汇的商品呢?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曾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作如上寥寥数语,就轻松开脱了这段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的隐蔽的外贸创汇历史。 中共的外贸出口文物一般由各地经营单位从社会征集,尤其“文革”期间,不少“查抄”文物充入其中。按中共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出境,由当时4家口岸的文物出口鉴定机构检验并办理相关手续,但因只有标准而没有数量限制,外贸出口文物数量庞大,由此被人为撕开一个巨大的文物外贸破口。 据文物外贸统计显示,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短短时间里,中国每年出境文物就达百万件以上,合计就被中共合法盗卖了2000多万件文物,中国文物的悲惨命运,在中共独裁专制的昏庸统治下,冰山始露一角。如此庞大的文物外贸天文数目,令人触目惊心,国家无数文物珍宝,就这样被中共政府“合法、无限量限制”地被卖到了海外。而这样的实情,又有几个中国民众知晓,而被所谓合法贸易流失掉的文物,得来的款项,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中共官方讳莫如深,至今无人知道相关款项的具体去处。 如今提到中国文物保护,都说是费钱的事,而实际上,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共尽管实行所谓“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特许出口政策,但作为中国少有的“硬通货”——文物,而实际操作却如上文所披露的文物“无限量限制”出口,成为创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文物损失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共却不管不问。为了解相关数据,某报记者(为保护国内当事人,暂不列名字)曾专门询问中共外贸、商务等部门,却一无所获,但我们还是能从零散的数据中,窥见中国文物出口“冰山一角”: 资料显示,广州市文物总店1960年7月至1991年创汇总额达5219万元;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今北京文物出境鉴定站)1973年至1986年间鉴定出境文物(包括旧工艺品)468万件,截留文物30万件;在外贸批量出口被叫停的1992年,全国99家文物商店中54家有外销权,销售额1.2亿元。 而“文革”最混乱的两三年间,中共文化部门其实名存实亡,文物出境标准在中国很多地方被人为搁置,相关文物外贸工作人员对之更弃之不用,导致外贸出口文物几度严重失控、泛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10多年后,中共才大言不惭地对外宣称他们的外贸出口文物历史画上了句号。而事实是,画上的仍只是逗号,中共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出口还是远没有结束停止,只是出口总量上稍有下降而已,这根据上文的数据资料就已不难看出。 “我们意识到,出去的太多了,如果都出光了,这段历史就可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再出口了。1985年年底,时任中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吕济民和我一道参加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一次关于对外交往的会议。会议上,有人提出外贸批量出口文物应当停止。这一建议得到外贸部参会的一位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会议最终作出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的决定。”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 1986年6月,中共文化部文物局迫于多年来文物贸易流失严重的现实,开始向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管会、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对外贸易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销文物鉴定放行的通知》,外贸库存文物被要求全部移交到文物部门。 时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是1985年调入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工作的,正好经历了这段时期。据他回忆说:“文物移交前两三年,外贸部门听到了风声,就突击出口文物。那时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成批地验放文物,北京地区文物出口达到最高峰时,一年有四五十万件文物出口(外贸部门的大约占了80%),有8家单位经营这项业务。叫停外贸出口文物后,(文物)出口量大大缩减。北京口岸出口的文物一下子从几十万件变成几万件。变化很显着。” 尽管这一变化的影响持续至今,加上社会环境的变迁,审核出境文物相比以往下降,但中共1949年以来的专制文物贸易出口体制,已经导致了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物损失,中国文物持有总量的锐减和珍稀文物的损失尤其无法弥补。 “现在向我们申报出境的大都是复仿制品或一些民俗物品,连文物都很少见到了”,2008年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陈平说。安徽省的情况也类似,“上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要鉴定上万件出境文物,现在一年就鉴定几百件”。安徽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周晶晶介绍说。有的鉴定站甚至多年没有办理文物出境业务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现实是,在文物走私猖獗时期,合法出境渠道成为非法出境刻意规避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初,由于中共文物市场监管不力、打击文物犯罪力度不够,大量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失(部分查获走私文物情况见柱状图,略)。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2年,中国海关查获走私文物2.5万件。文物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其令人咋舌的暴利。 (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到东四大街一户人家去抄家,看见室内摆放着一只青花瓷瓶,一个红卫兵手持木棒挥去,顿时青花瓷瓶成为碎片,周恩来知道后痛心地说:这些文物我们不要它,还可以出口换汇嘛,为什么要毁掉!---杜兴)
朱韵和
2个月前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坚持没有卖国拒绝毛泽东特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璧君被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 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女士、何女士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 。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2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 1959年6月17日病故于提篮桥监狱医院。 ---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精卫的辩词 图1:1951年,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
朱韵和
2个月前
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 。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 然而,毛不断拈花惹草的行为毕竟会伤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化解这种恐惧,她自然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从而稳定自己与毛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逐渐变成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进而在“文革”中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冷宫怨后”。,,,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国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时期某些领域内她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可能有所减轻。毋庸违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丈夫的情欲有关。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