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一九七一年,中國與意大利建交後,想向意大利人及西方社會宣傳新中國的成就,於是邀請當時在西方電影界地位崇高、立場左傾的意籍導演安東尼奧尼,到中國拍攝紀錄片。翌年,安東尼奧尼與攝影師等四人,從羅湖橋進入中國,在中方官員全程「協助」下,甚至動用周恩來的座駕到北京王府井拍攝,原訂半年的 拍攝計劃,最後在中方「強力勸喻」下,壓縮在二十二天完成。他們去了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河南省林縣(農業樣板「紅旗渠」所在地)。 電影公映後廣受世界各地好評,但北京恰恰相反,不僅禁映《中國》,《人民日報》還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發表題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評論文章,狠批安東尼奧尼「專門搜羅可以用來污衊攻擊中國的材料」,痛罵他是「小丑」,而影片「根本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氣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過惡意歪曲了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攻擊我國領導人,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在整個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車床,一台拖拉機,一所像樣的學校,一處熱氣騰騰的建設工地,一個農業豐收的場景。」 中共對安東尼奧尼的批判,不斷深入到黨政機關、工廠、學校等,持續一年,甚至編了兒歌來攻擊他:「紅領巾,胸前飄,聽黨指示跟黨走,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又將批判文章結集成書。 更荒謬的是,很多批判他的人連《中國》都沒看過,更不知道安東尼奧尼是甚麼人,卻連篇累牘的撰文批他。在一個荒唐的國度,甚麼也是瘋狂的! ---張華 蘋果日報 图:1972年,首都机场贵宾厅,安东尼奥尼
朱韵和
2个月前
润涛阎:毛泽东为何不见他唯一的孙子? 到目前为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毛泽东非常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根本就谈不到生儿子的事,那孩子的亲生父亲是韶华的情夫、大将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是当年邵华在北大时订了婚的未婚夫,被邵华的妈妈棒打鸳鸯强行拆散后被迫嫁给了呆傻毛岸青,但二人藕断丝 连 )。毛泽 东能容忍儿媳妇出轨也是属于无奈,但不可能接受与毛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毛新宇为孙子,当然不能与他见面,一旦见面,就等于接受了这个孙子的身世了。二是毛泽东爬灰,毛新宇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他没有脸面与名义上是孙子事实上是儿子的毛新宇见面。 先谈第一个解释。 如果从貌相上看,不论是鼻子还是嘴型,毛新宇都与毛岸青没有关系。不论是脸型还是鼻子以及嘴型却与徐文伯接近。大家去古狗毛新宇的视频与他姑姑(徐文伯的妹妹)的视频,俩人说话时的神态与表情都一模一样。毛新宇的眼睛甚至下巴也酷似他姑姑。毛新宇与他姑姑的鼻子都是窄、厚;而毛岸青的鼻子是宽、薄。 再谈第二个解释。 读古书的毛泽东知道两点: 一是:手心代表心,十指相扣手心相贴,代表心心相印,便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说。 二是:历史上的皇帝基本上把乱伦不当回事的。拿毛泽东最佩服的帝王李世民来说,李世民杀掉了亲弟弟李元吉后便把李元吉的王妃占有,还非常宠幸她,差点把她升为皇后,被大臣们制止了,说你占弟媳妇也就算了,还把她升为皇后,你就不怕被人笑话?后来武则天入宫,被李世民称为“媚娘”,11 年后,他把武则天转给了他儿子李治,成了儿媳妇。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妇,被唐玄宗霸占过去了,属于爬灰。只读线装书的毛泽东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看待的,所以,在他内心里霸占儿媳妇并不是耻辱的事,古代帝王对此习以为常。 第二种解释虽然与“毛泽东跟儿媳妇十指相扣毫不忌讳”的事实相符,但解释不了为何在毛新宇出生六年的期间里毛泽东不看一眼自己的亲骨肉。 如果那时候有DNA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要求做亲子鉴定的话,如果毛新宇是徐文伯的儿子,那毛泽东至死不见孙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无法接受与毛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那是徐海东的孙子。这跟抱养的孙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是偷情偷出来的孙子,读古书的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那时候并没有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不相信有人胆敢给毛家男人戴绿帽子。 毛泽东认为,毛新宇是他儿子 毛泽东到了晚年才有了一个唯一的“孙子”,如果他从来就没有跟邵华有过肌肤之亲,他不可能对这个孙子是谁的后代不搞个一清二楚的。他一定要问毛岸青的医生,毛岸青到底有没有性能力?如果有,为何结婚10年后才有了毛新宇?邵华是有保镖的,所谓的勤务员,邵华见过谁,二人在一起待了多久等信息保镖是不敢欺骗毛泽东的,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年轻人心中比皇帝还令人恐惧。也就是说,如果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绝对有能力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自己唯一的孙子的来历搞个一清二楚的。为何毛岸青当毛新宇喊爸爸时大怒:“谁是你的爸爸!” 不是说毛泽东不许别人给毛岸青戴绿帽还搞出个孩子,而是说毛泽东一定会搞清楚是谁给他傻儿子戴了绿帽。再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不在乎谁给毛泽东的儿子戴绿帽,他一定在乎他唯一的孙子到底是不是毛家的血脉。是,还是不是,是毛泽东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而出轨本身倒是可以原谅的,毕竟嫁给一个呆傻是女人的极大不幸。 事实上,精通权术的毛泽东根本就不需要调查邵华的警卫或医生,他只要当面问及韶华本人,只看邵华回答问题时的表情,便当即知道毛新宇是不是毛岸青的儿子。如果不是,到底是徐文伯的还是张文伯的,就无所谓了,反正一个守了10 年活寡的女人有个情人也是人之常情。邵华能骗得过毛泽东?她一张嘴,毛泽东就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连这点功夫都没有,毛泽东怎么可能玩弄亿万人民于鼓掌之上? 所以,唯一的可能便是:在毛泽东眼里,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认为没有人胆敢给毛家人戴绿帽的。那为何毛泽东不认为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且听下面的探讨。 毛泽东为何非要给呆傻儿子娶媳妇?毛泽东早就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是不能娶媳妇的。否则,他早就给儿子找到媳妇了,不会等到儿子37岁才找媳妇。 毛泽东在农村长大,又是一辈子读线装书,他脑子里都是古代帝王那一套。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当父亲的如果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那是最丢人的事。打一辈子光棍的儿子,死后也要找到“阴婚”,就是要花大钱买死去的未婚女人,两口棺材埋在一起,便是完成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使命了,否则,当父亲的死都不能瞑目。 一句话:如果毛岸青有性能力,不管他多么傻,多么呆,毛泽东早就给他娶上媳妇了。 唯一的解释:当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毛岸英的丈母娘)把小女儿邵华介绍给毛岸青时,毛泽东突发奇想,他认为这是了却自己当父亲给儿子娶媳妇的一块心病的机会。毛泽东是见过这位亲戚的,因为邵华一定到过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那是邵华姐姐的家(毛泽东是邵华姐姐的公公)。当毛泽东而非毛岸青与邵华见面谈论婚嫁时,毛泽东把邵华的手握住久久不放开。毛泽东用肢体语言告诉邵华:名义上你嫁给的是儿子,事实上你嫁给的是老子。毛泽东会当面告诉她,江青因为卵巢癌到苏联做了卵巢切除后,性激素不再分泌了,也就等于化学阉割后的中性人,从此二人便分居。邵华突然间明白过来了,她名义上嫁给的是一位呆傻,而事实上嫁给的是一位伟人。本来毛泽东就与毛岸青住在一起,以后更没必要分开了。外人无法知道内情的,唯一害怕的就是江青。 毛泽东答应邵华不许江青随便搬入毛泽东的家,只能永远分居。这样,邵华便在很多场合公开与毛泽东十指相扣,即使是照相的时候也不忌讳。因为读古书的毛泽东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皇帝乱伦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打从江青与毛泽东分居,毛泽东就没有过固定的性伴侣,按照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说法,是他给毛主席介绍女人,大都来自文工团的年轻女性,先跟毛跳舞,然后临幸。张玉凤到毛泽东的专列成为毛泽东身边的固定女人则是邵华进入毛家两年后的事了。 这是为何棒打鸳鸯后的邵华心甘情愿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呆傻毛岸青的唯一合理解释。 过来人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22岁的女孩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37岁男人,是极端稀有的,因为这种婚姻行为根本就不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只有红墙内才时髦。邵华与徐文伯在热恋时被老妈强行拆散,还要她嫁给与她毫无感情也无法互相交流思想的比她大15岁的呆傻,如果没有毛泽东介入,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她要么自杀,要么极力抗婚。而邵华恰恰相反,当即与 全文网址:
朱韵和
2个月前
谢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 海外学者:100万至773万人丧生 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 丁抒教授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他的基本分析是:“1966年红色恐怖杀人10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人”,“武斗一年死人 30 万至50万”,“50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20万左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收集和使用了中共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加上可以找到的“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推断出: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苏扬在他的专著中承认:因为所有官方的县志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历史真相,他的计算结果仍很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实际的死亡人数。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官方:逾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杨继绳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内部讲话:文革死了2千万人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 邓小平:“那可是天文数字” 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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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内在的敌人》虽然是一个比利时神父所写,但他在中华民国抗战时期中共操控的河北安国县和太行山区跟中共打交道10几年,目睹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匪乱的赤祸洪潮渗进河北安国,打压他曾经主管过几个月的安国县内的爱国力量,暴力破坏中国道教、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共同维系的道德传统和家族文明,服务 于中国共产党乘日本侵略中国所致中国政府的危机,以军事抗日为辅、政治宣传为主,控制和改造中国黄河中下游流域农村地区的农民,伺机夺取中国政权。 《内在的敌人》第十一章“共党的组织”中说:“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共产党……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细胞作用乃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真实产物。……忠诚的党员必须常常准备将共党毒素传播各地……首先传播共党思想,瓦解积极的及消极的敌人。”这里,共产党的党组织、党文化的力量和作用,说的很清楚。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朱韵和
2个月前
“说一句对毛主席不太尊敬的话,他不但自己搞,还故意安插一些小特务,在外交部就有两位女士,一位是王海容,一位是唐闻生。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亲,唐闻生的父亲与我父亲在美国是同学。但这两位女士都极左,打探我们甚至是周总理的思想动态,向毛泽东汇报。”据冀朝铸回忆,当时大家被弄得人人自危,他 不得不经常给自己开玩笑来减轻压力。 “一开始大家与她俩的关系很好,她们越来越左,关系就闹翻了,外交部的人不客气地把她俩叫做‘两只蟑螂’,因为蟑螂是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她俩也把我们整得够呛。”冀朝铸说。 1973年,中美关系发生突变,两国互设联络处,冀朝铸被派任参赞。据冀朝铸回忆,当时周总理安排,他与夫人汪向同一同赴美就任,但就在上飞机的时候,汪向同被王海容和唐闻生拦住了,最后冀朝铸只能只身赴任。 据冀朝铸回忆,在此前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点名让他去机场共同迎接尼克松,王海容和唐闻生也不请自到。“周总理要我紧跟他,把他和尼克松的每一句话都好好翻译,我当时站在周总理后面,看着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把手伸向周总理,摄影师赶紧拍照。” 令冀朝铸奇怪的是,第二天中国报纸的图片是王海容紧跟着周总理做翻译,而外国报纸的照片是冀朝铸紧跟着周恩来。“王海容只会几句俄文,英文一句不会,这种情况我完全不可理解。后来尼克松的女儿来中国访问,见到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古怪的事情,于是她把美国记者拍的照片送给我。”冀朝铸说。 这张在北京首都机场飞机旁拍摄的记录了中美关系突破瞬间的照片,有站立在侧的尼克松夫人,伸手紧握的尼克松和周恩来,以及身体前倾的冀朝铸。冀朝铸说,这张照片被他放的很大,就放在他在新泽西的家中客厅里。 ---多维社
朱韵和
2个月前
冀朝铸:毛泽东是魔鬼的材料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 (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 -- 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毛泽东真是一块魔鬼的材料,像许多共产党人那样,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十二分的邪恶充满了他们的全部生命。 ---(译自:冀朝铸《在毛之右的人》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 图:1970年12月,毛泽东(右二)与斯诺(左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二为冀朝铸
朱韵和
2个月前
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 九七○年。"[《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 根據中國歷年預算決算報告,1959—1963年對外援助支出高達23.62億元。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麼"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干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以及在統一戰線方面的投降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他們用這些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周恩來《196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 1956年—1966年,毛是杭州飯店、中南海等舞會上的常客。一個女演員回憶:"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 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它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著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夜宵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我們這些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徐寶鳳《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華夏》] ---大飢荒,不是沒糧食,而是沒人性
朱韵和
2个月前
1966年秋,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人如蚁,已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改到西郊机场。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总理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中南海二O二,将地图摊在地板上,跪在地图前,为毛泽东指点路线。毛泽东站在一旁,一边吸烟,一边听周总理解说。 这情景恰被我看见。李志绥后来说:堂堂一国 总理,怎能像奴仆一样跪在别人面前呢?林彪听说了此事后对汪东兴说:“周恩来像个老当差的,只知道唯唯诺诺。”我却看出周总理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相信毛泽东也看出来了,以毛那么睿智的大脑,什么能瞒过他?他只是不撕破罢了。你看,此刻他的表情带一丝嘲讽,既像享受这一切,又像洞烛其奸。他完全没有把周恩来放在眼角。他真正对周总理引起警觉是在林彪死亡之后,不过一切已经晚了。此是后话。 周总理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不能自拔。愈老愈精纯。1974年,毛泽东已十分虚弱。某日,一口痰堵在喉咙里,久咳不出,晕厥过去。汪东兴一面组织抢救一边速报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听这消息,脸刷一下白如纸。我紧挨周总理坐着。周总理撑了一下想站起来,似过于虚弱又坐下。我忽感有些异样。旁边有轻微的水声。我仔细一看,惊黄了脸。原来周总理裤管正簌簌滴水。他尿到裤子里了。我连忙扶他去厕所。红地毯上一路尿渍。这情景许多人都目击。王洪文后来说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拉在裤裆里异味刺鼻。我作证无此事。 ---刘亞洲: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
朱韵和
2个月前
1975年底,周总理病得快要死了。一天,邓颖超去医院探望。二人共用晚饭。我不敢离去,就坐在屏风外面。里面很静。偶有碗碟之声,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妻吃饭,从来听不到老俩口说话,气氛异常沉闷。他俩就这么枯坐了几十年。 掌灯时分,我听见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 颖超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沉默。周恩来说:“我在延安摔断胳膊的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1939年,周恩来去抗大作报告,江青非要与周一道骑马去。路上江青扬鞭,惊了周恩来的马,周摔下来,断了胳膊。我未料到,这一真相周恩来竟对妻子保密三十余年,直到最后诀别才吐出来。我的心大大战栗起来。周恩来真是一口深井,不可测。邓颖超沉默着。 周恩来死前十天,病情急剧恶化。他形销骨立。昔日风采不再。巨大的病痛折磨着他。他的面容始终平静。他比烈士坚强。有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医生来到床边,他说:“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痛了,想哼哼两声,行不行?”医生哭了,说:“总理,你痛你就喊。大声喊吧。你想怎样就怎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周恩来紧咬双唇,脸庞如刀刻般有力。他始终未发一声。 周恩来弥留之际,叶剑英来探望,把我召唤过去,严肃地吩咐:“准备好纸和笔,还有录音机,二十四小时呆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要发泄,你一定要记下来。” 周恩来数度昏迷。偶尔醒来,便抚摸放在床头的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诗词。坚不开口。他至死守着他的防线。最后一夜我守在门口。朦胧欲睡。忽然屋里有动静,一个激灵醒来,抓起录音机就进去。清清的月光透过窗棂泼进来。周恩来清癯的脸浴在月色中。眼睛显得特别大。有神。有微弱的声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 《国际歌》!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唱起无产者的礼赞。神圣之后,不再快乐。快乐之后,不再神圣。 天亮后,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至死眼睛没有闭紧。 ---刘亞洲: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
朱韵和
2个月前
彭德怀曾批评周恩来:“净做笨事。是个笨人。”笨人做不了笨事,笨事都是聪明人做的。周恩来太聪明了。他因为聪明而痛苦,又因为痛苦而聪明。到后来,我亦分不清周恩来的炉火纯青的表演哪些是逢场作戏,哪些是真情投入。只有一点我能肯定。鞭策灵魂是残忍的。内心挣扎是惨烈的。这种挣扎在他生命即将结 束时达到了顶峰。 1973年,林彪已死去两年,周恩来总理虽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实际是坐稳第二把交椅。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参观毛泽东故乡韶山回南京后,提出将周恩来总理淮安故居加以整修,也弄成一个供人民瞻仰的去处。江苏省委正式向周总理写报告。我知道周恩来对母亲感情极深。周恩来祖上显赫。他出生时正值祖父升官,故名“恩来”,以示“恩自天来”。恩来母亲乐善好施。周恩来离家时她对他叮嘱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呀,以后你要是遇到讨饭的,尽量别给他们冷饭吃。”母亲去世前大病一场,双目失明。回家时恰收到周恩来寄的一张照片,母亲凄叫道:“给我开灯!”她什么也看不见。不久与世长辞。周恩来每念此,泪水长流。 抗日战争时其父尚在。新四军过淮安,其父专门在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上供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以象征“共产党、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周家祖坟在淮安城西十里。富贵隆重。翠柏森森。高冢内葬六口棺木,其父母都在。江苏省委的电报是我送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周总理看毕,脸色一寒,使劲拍了下桌子:“江渭清脑子不清!”他又一次拿起电报来看,手有点哆嗦。随即吩咐:“立即回报,不准胡来!故居一事,只能突出毛主席一人,不准再有同类事件!” 那夜恩来无眠。次日,他派邓颖超回淮安,令南京军区派工兵和挖土机,将六座祖坟掘开。在附近再挖一穴,挖得特深,然后将棺木两口一层重叠放下,上面用土复盖,不隆起,种庄稼。原来的祖坟用推土机铲平。几十株数人抱不过来的松柏一律斩光。周家祖坟顿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周总理还不放心,叫江渭清呈照片查验。江青听说此事时,正在天津小靳庄视察,与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江青说:“你改名叫周克周吧,用你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周恩来看照片时平静极了。这种平静使我感到恐怖。我突然想,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后代呢? 那天北京暴雨如注。 ---刘亞洲: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
朱韵和
2个月前
美国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给邓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邓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继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遗产,邓小平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会像布达佩斯的 同志们一样,挂在北京的路灯上。戈巴契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红军和克格勃的将军才有这样的担心。 无论如何,邓小平坚持他在匈牙利事件当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苏联一垮,共产主义的叛徒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北京的坦克本来是邓小平所有罪行当中最轻的一次,仅仅因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关效果。北约整合东欧真空地带,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1989年到1999年,华盛顿在东亚和非洲的帝国开支持续降低。美国遗弃了东亚大陆,洪水随即开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内地大部分县城的公务员和教师都习惯了白条。邓小平一面振振有词地教育部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面听任国企女工卖淫为生。 邓小平在1992年发动了最后的挣扎,试图抛弃计划经济的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政策性放水,银行和企业同时陷入纠缠不清的亏空。他在形势最恶劣的关头死去,把烂摊子留给江泽民和朱鎔基收拾。后者借助九一一事变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效果,暂时推迟了邓小平留下的债务,但邓小平本人不可能预计到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将洪水推迟到自己死后而设计的。临死以前,他已经为自己的家属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强烈的投机性格,堪称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但他对自己投机才能的信心,明显不如毛泽东。他在一生的终点,又回到来百色起义的时刻。无论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给上海租界的家属做好安排。如果同志们替他打开了局面,他一定会回来归队的,如果天有不测风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2个月前
邓小平不是安于打杂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给他提供了干预决策的机会。赫鲁雪夫犹豫反复,甚至想到徵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史达林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图谋不轨,正是因为赫鲁雪夫表现软弱。邓小平没有丝毫犹豫,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因为政权最为重要,其他一切皆属次要。(师哲口述,师 秋朗笔录:《我的一生》)他属于双手沾满鲜血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对挂在布达佩斯路灯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后生晚辈因为缺乏同样的恐惧,担负不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决定了反右运动的基调,邓小平负责引蛇出洞。他聪明地指出:“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只关注龙云、费孝通等寥寥数人,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名单都是邓小平圈定的。(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他总结说:“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份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险。”(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2个月前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2个月前
刘亚洲:《广场的见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古老的民族染上狂热, 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 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打击是沉重的,但不是最重的。最重的打击来自——天安门广场。我要说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O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OO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洒泪。”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它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天安门事件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朱韵和
2个月前
邓小平出身于巴蜀士绅家庭,家里拥有四十多亩良田,收取佃农的租金。当时,佃农租种的份地多在两到五亩之间。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是广安当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爷)。文明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显他的新党色彩。保路军兴,他在本县积极回应。蜀军政府宣布独立 后,他为本县编练民兵。他在袍哥和党人的派系斗争当中失败后,又办起了丝厂,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属于共产党定义的阶级敌人。 邓文明好赌好色,以此败家。他因为输钱,不得不出卖产业,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新派士绅一样,让邓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为好色,娶了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内部的不伦之恋,弄得邓小平不得不背井离乡。(《戚本禹回忆录》13.3《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第158页)邓小平在法国仍然并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上。勤工俭学的主办单位说他不肯干活,不宜雇佣。他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支部,也不把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放在眼里。他们一度相信法国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会爆发,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颠覆活动,结果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 共产国际赞赏邓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进莫斯科孙文大学进修,跟蒋经国同一个班。北伐期间,他为冯玉祥培养军官。清党以后,他奉命发动广西的兵变。兵变一败涂地,邓小平仓皇逃回上海。前委书记陈豪人指责他临阵脱逃,他不得不写检讨。(《七军前委报告》)随后,他在瑞金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随波逐流)。国民党收编红军以后,他做了刘伯承的政委。1939年,组织为他安排了主妇。 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大小姐,在红军过境时跟父亲的火腿一起被缴获。红军把多余的火腿分给沿途的穷人,把多余的女人带到了瓦窑堡,经过适当的改造,在延安分给了长期饥渴老干部,开始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卓琳的父亲及时逃走,结果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继续在白区剥削劳动人民,最后在土改当中,死于革命群众的专政。卓琳已经脱胎换骨,自然不会理睬没落阶级的残余,此后一直陪伴邓小平及其初恋,发挥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尔什维克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式,确实是资产阶级无法理解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图:鄧小平於1921年的留影--鄧小平紀念網
朱韵和
2个月前
刘亚洲:《“二把手”刘少奇》 此文被访者是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同志。 断代史不断。通史不通。史学家多半是第二流文学家,第三流思想家。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可怕的规律: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伴君如伴虎”这个用鲜血换 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 今天我不说别人,就说刘少奇。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首先应当感谢刘少奇。他也确实这么作了,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刘少奇赫然排在第一位。刘少奇为毛泽东立了大功。毛泽东论功行赏,回报极为丰盛:毛泽东准备把这个国家交给他。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问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即将得到一个国了,当然是春风得意。大喜。他居功了,居功者总是气焰万丈。我在许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居功至此,焉得不败?既然树了,就得一树到底。在这条死胡同里是没有退路的。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特别是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被逼退二线,由他接任共和国主席时,他也变成一颗暖烘烘的太阳。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一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着一样的微笑。是那种帝王般尊贵的笑。这叫我不免叹息了。这种时刻你应当绷紧脸才对。尽管你心花怒放也应当强迫自己严肃,作谦虚谨慎状。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象历代功臣们一样,脑浆涂地了。 毛泽东,一代英主,怎能容许身边睡着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二把手”。他对刘少奇的态度转变了。一九六五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与毛泽东会见时,他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会见时我不在场,但谈话记录首先送到秘书局。我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战斗的号角已吹响。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他猝不及防,毛泽东已把他牢牢锁在瞄准镜中许久,他完全无所知。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派到专门审查刘少奇问题的特别小组工作,直到他死才回原单位。我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左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一直躲着不见他。毛泽东仿佛理亏。否则为什么惧如虎?我想象得出刘少奇要对毛泽东说什么。后来他终于见了毛泽东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象哑巴了。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不久,他失去自由。这段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象奶奶,白发梳理得滑溜溜。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象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我见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我知道,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但他终得咽下这口气。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挨完批斗回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大儿子死了。他对我说:“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呵,你终于气顺了。你在哀求。你彻底认错。你投降。我看得出来,现在你只求保命了。 不幸你是幼稚的。你怎知道当你病得要死,不给你治,而八届十二中全会要召开了,却派人给你治病,不让你死,“给全会留活靶子”?你怎知道今天,十二中全会已开过二十天,开除你出党的决议还瞒着你,而偏偏要十一月二十四日您七十岁生日那辉煌的一天再对你宣布?这一切,都让你死。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容得下你? 啊,功臣,我心里叹道。千古悲剧的功臣,无依无靠的功臣,孤独凄凉的功臣,晚节不忠的功臣,你在重复着孙膑、伍子胥已演过的剧目。你们都想感动上帝。石头会被感动,而人是不会的。 他被剥夺了一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 姓名:刘卫煌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图:一幅描绘刘少奇临死时刻的画作。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陈少敏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看守刘少奇的人给他放这段广播,有意刺激他,刘少奇从那之后就不再说话了。他死于1969年11月12日。
朱韵和
2个月前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地29号的号子里关5个现行反革命。 一个姓陆的中学生,大串连上北京听了江青讲话,回来拿捏着江青的腔调和手势,扭着屁股说:“大家知道吗?我的臀部为什么如此漂亮?因为是工人修补过的!”被抓。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 ,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万古山脉中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100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里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一个姓罗的,撕了《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这是对无产阶级大法宝的极大的蔑视,当然是严重的“恶毒攻击”。 一个姓牟的青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买回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这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人们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 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这也反革命罪。 有一次,姓牟的问姓洛的:“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黑五类忆旧》—同号五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