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 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 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 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 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 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 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 ——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这是怎样一幅疯狂的人类末日图啊! 希特勒、斯大林的罪行相形之下算什么!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朱韵和
2个月前
史上唯一被人吃掉的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妻子背着被人“吃剩”的丈夫遗骨回上海 杨显惠先生《夹边沟纪事》中记述: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省三千多名右派分子,被放逐到酒泉地区夹边沟的沙漠荒滩之中。在这个劳改营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报社编辑、作家、画家占了多半。劫后余生的仅剩三四百人。在全民 大饥荒酷烈岁月,夹边沟劳改营一天饿死四、五十人的纪录有的是。来不及埋葬也无力掩埋的尸体,只能拖出去扔在荒滩戈壁,任人割肉,任狼啃骨。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董坚毅,就饿死在这里。为报效祖国,他1952年回到中国上海行医。三年后,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奔赴甘肃省人民医院,两年后打成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 他的妻子顾晓颖,也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从董坚毅发配到夹边沟后,她坚持每隔两三个月,从上海到夹边沟探望一次丈夫。 1960年初冬,董坚毅饿死后,难友把他的尸体藏到一个土洞里。 董坚毅死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顾晓颖突然掀开丈夫生前住过的窑洞的草帘子。 她问老董在吗?大家面面相觑良久,却没人搭话,女人大惊失色,带着哭腔连连追问,刘文汉才哽咽着告诉她:老董去世了。 女人哭足哭够了,哀求去看丈夫的尸体。难友只得带她去藏尸的地方。手电筒在藏尸的地方刚扫两下,刘文汉惊叫:尸体没了! 大家急急慌慌四下寻找,在后沟找到了残尸。虽然裸身陈尸荒野的董坚毅身上的肉已被人割走,但完整的头颅还在骨架上,手电筒的圆光一框住头部,他爱人就在一声惨叫中扑倒他身边,抱着他的头,把湿湿的泪脸贴在他冰凉风干的脸上…… 刘文汉拿出仅有的一条毛毯,把董坚毅的遗骨打包成“行李”。 爱人背上这个世上独一无二“行李”,一路哭回上海。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想把责任推卸给刘少奇 1961年9月22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被周恩来派遣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见。熊向辉见到毛泽东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寻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了一段早有准备的话,他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 在延安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开‘七大’时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完全公开。‘八大’通过的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一条很特殊,为什么呢?” 毛泽东继续说:“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就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而是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有一层纸,乡下糊窗子用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9月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岺一号会见蒙哥马利,这是第一次谈话,并共进晚餐。24日上午第二次谈话,共进午餐。 在第二次谈话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外交部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知道了。 一位经历当年此事的新闻记者回忆说:“当时三面‘红旗’彻底失败,国民经济崩溃,全国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谁应负责,向国人认罪?在这骨节眼上,毛泽东大谈刘少奇是继承人并广为宣传,蜚声国内外。人们都在猜疑包括我在内,这里隐藏着深远的政治目的。说白了,毛泽东要推卸饿死人的责任。” ---“庐山会议后的民族大灾难(下) 朱开阳
朱韵和
2个月前
十万妇女从甘肃逃荒卖到陕西 今 天,有「陕甘一家亲」、「陕西人救了甘肃人」这些民间说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几年之内,从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陇西等地县有八万到十万的妇女逃荒要饭到陕西的宝鸡、武功、兴平等地,和当地的男人同居。她们当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饿死了,没有办法 生活,带著年幼的孩子出门找活路。有些是已经嫁人,但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男不保女,让儿子吃,饿死媳妇去。」女人被饿得跑出来。也有年纪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父母没有办法,对她们说 「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来一条活命。在家就饿死了。」 於是,很多妇女在人贩子的带领下、或者成群结队的扒火车、扒煤车、扒油罐车来到当时条件相对好一 点的陕西省,奔她们唯一的出路,嫁给当地男人生存下来。 现年七十七岁,落户在户县的王秀英老人说:「我那时候已经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给吃的,把一个儿子饿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个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编了个谎「放开手,妈妈给你要饃去。」就抱上一个刚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岁的娃娃往陕西跑。」 但是,在当时严控的政策下,这些因為饥饿不得不逃荒乞讨的妇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车上赶下来,被强制收容,有些人就饿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见「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有两个、三个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没有办法,回去还是饿死。」被收容后的王秀英,被派去干活,不然连一碗热汤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来,放在草地上的女儿已经饿死了。她祈求看门老汉给扔掉,老汉不愿意,说是一条人命。没办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儿扔到麦地裡。 来到陕西户县,媒人一连给王秀英介绍了三个瞎子,王秀英气的大骂:「你们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最后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男人,在陕西生活下来,生育了四个儿女。 户县七十多岁的张海花说:「把我就换了两斗玉米。我不爱这个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兴平县七十一岁的李淑芳老人说「一下火车,就有这裡的男人等著。两 个人见面,男人说「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这样来的。」 十六、七岁就被人贩子领来的王秀英说「人家人贩子把钱一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办法都没有。」 一 九六二年,甘肃和陕西双方在陕西西安开会,制定出《陕甘两省关於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眾非法同居问题的座谈纪要》,把一些留陕妇女遣送回原籍甘肃,有两万多妇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妇女和留在陕西的妇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肃或者陕西,母子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 王秀英老人说:我的儿子来找过我,但是在陕西留不下,我这裡的儿媳妇不愿意。他就回去了,有时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陕甘一家亲是用血、泪、生命凝集在一起的。当时陕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确是收留了数万甘肃逃荒妇女和他们的孩子,扶养他们长大成人。是大饥荒中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 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2个月前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骄横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忍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分子,他受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压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激情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革命所证明瞭的。 彭德怀是一个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周恩来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共产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冷酷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圆滑。 读龚楚的回忆录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乾革命,一乾命就会没有。龚楚在红军的那段日子里,可谓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给他逃过来,一次比一次惊险,他曾坐船仅仅因为没有和同行的人在一个船舱就逃过一劫,而另一个船舱的同志被捕后就被杀了,他曾和一队士兵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要枪决他们时,他用广东话喊了一句“没想到我今日要命丧于此”,没想到同是广东人的国军营长就此给了他一条生路。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龚一方面看到苏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悲惨,苏区政府干部的流氓化更加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一方面看到优秀的部下被保卫局杀掉而无法阻止,再加上他曾因发展根据地经济而对地主富农采取温和态度背上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这种种都使他对中共革命产生失望以致于绝望,他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共产主义不讲人道,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下和项英陈毅一同支撑残局,他主管军事。此后中央要他带最精乾的24师去鄂赣粤创立根据地,他任军政一把手,他到了那里后找机会脱离了红军。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2个月前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 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2个月前
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淒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傢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 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 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 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 “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朱韵和
2个月前
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XX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 词 :“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就练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 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沉,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要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沉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 ---"广西吃人狂潮" 郑义
朱韵和
2个月前
“窃听事件”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 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