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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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依娃：让我愤怒的是不把人当人！比如通渭县鸡川镇，到了夜晚，干部就来挨家挨户用封条封门，或者锁上。第二天生产队长再来打开－－这是关牲口吗？人就是干活的牲口吗？让我愤怒的，还有那些专门关没有粮食的农民的“劳改队”，大队小队都有“劳改队”，老人、妇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劳改队”里。还有，严重侵犯妇女尊严的搜身，对她们腰里、腿里，甚至裤裆里都搜。95 岁的三婆说：“只有屄里搜不出来，其他地方都能搜出来，连我的三寸脚里面都搜，看有没有藏下粮食。”干部还到厕所的大便里检查有没有谷粒。最可恶的是，公社大队都三令五申，禁止饥饿到极点的灾民出门逃荒，到处设关卡、拦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骂，有些人饿死在收容所。有些妇女在陕西有了孩子，还被强行送回来，血肉再次分离，政府还诬蔑她们和陕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高伐林：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2个月前

北京青年团员史淑云揭发父亲“贪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赌气夜不归宿，想要断绝父女关系；第二阶段，接受中学团支部劝导，回家动员父亲坦白；第三阶段，参与父亲所在工厂的斗争大会，公开发言宣布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石景山发电厂职工针对贪污分子的斗争大会上，史淑云与工人同志一起高喊 “打倒贪污分子！”，在听见念到父亲名字时，更是起身鼓掌，并要求上台发言。“我只知道他是人民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到他是我的爸爸。” 史淑云在文章中写道，她受到鼓掌欢迎，非常高兴，在台上宣布“我不承认他是我爸爸，我要和他脱离父女关系”，并流利地说出于她而言显得过于早熟的话：“我完全拥护人民政府对他的惩罚。我一定要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下，为新民主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她看上去具有领袖风范，还在台上领着大家喊口号：坚决消灭贪污分子！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工人路线万岁！ “工人路线”在当时是受到追捧的，在公营企业内的反贪污运动中，其所发挥作用常常远远超过司法系统。只要工人们认定了的贪污事实，嫌疑犯大抵只有接受有罪推定的份儿。看到父亲受到批斗，史淑云内心大快，向团组织汇报自己打了胜仗，今后“做人民的好女儿！” 但并非所有贪腐嫌疑人的家属，都像史淑云这样行动积极。工作组要做经常性的动员和说服工作。家属们有时被逼得没有退路，会选择自杀作为抗争或逃避的最终手段。 ---韩福东：家庭的私密崩解－－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2个月前

马景雯：马三立当 “ 右派 ” 始末 1957 年夏秋之际，何迟先生却仍因创作《买猴儿》而被第一批打成 “ 右派 ” ，爸爸自然也在劫难逃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离 “ 右派 ” 还有多远。果不其然，不久的一天，爸爸被带到南市的一间楼上办公室。 “ 整人 ” 开始了。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儿》吗？答：说过。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答：不知道。问：共产党干部有 “ 马大哈 ” 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 “ 右派 ” ，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 “ 右派 ” 的狗腿子！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 “ 以攻为守 ” 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 “ 那你也难逃罪责！ ” 一句 “ 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 ” ，又一句 “ 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 ” ，再一句 “ 想找个靠山吧 ” ，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向爸爸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 爸爸受气不是第一次了。可是 “ 挨整 ” 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现在等于是 “ 一头官司 ” ，对方可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强压在自己头上却不容自己分说、分辩，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照 “ 整人 ” 的人逼的、喊的条条 “ 招认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走狗。 ” 他看了看冲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昔日自己的麾下，这些年来我何曾对你有半点儿 …… 怎么一旦间就变得五官异位、面目可憎了呢？ “ 别想拖延时间！ ”“ 休想蒙混过关！ ” 又一次反扑过来，其气势是想 “ 速战速决 ” 。爸爸被逼无奈，全身战栗，气往上撞，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了声： “ 你们，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 ” 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个整人的手指窗外说： “ 呦嗬，你拿死吓唬谁？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 爸爸愤怒了，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他忽地站起来一头向窗外扑去。当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时，两条腿却被好心人紧紧抱住了 …… 爸爸是被同事送回家的，妈妈吃惊非小。细心的妈妈看见爸爸手上皮肤青紫，流血的破口已经结痂。爸爸被扶到里屋床上，妈妈给他脱了鞋，便问： “ 是没留神摔了一下吗？ ” 爸爸没有回答只是两眼瞪着前方。妈妈没有再问，叫我们先出去让爸爸好好休息。当天晚上妈妈全知道了，只因演《买猴儿》，爸爸差一点竟被逼得跳楼！妈妈强忍着悲愤劝了爸爸好长时间，妈妈虽然对 “ 右派 ” 的事不懂，但她认为没错就是没错。任他们处理，是非自有公论。面对爸爸胳膊、手腕、胸部及下肢多处流血的伤口，妈妈心疼的流泪。事过多年，爸爸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 我现在也有些后怕，我不是怕死，真要是这样死了还不一定被扣上多少罪名，算是畏罪自杀。那才叫冤沉海底呢！ ” 1979 年，何迟先生和爸爸先后平了反，证实是错划 “ 右派 ” 。在单位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过程中竟然发现这样一件奇闻：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爸爸当初被打成 “ 右派 ” 的材料，包括言论、 “ 罪行 ” 和上级关于 “ 戴帽儿 ” 的复批等。为了负责任，他们从文化局一直追踪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而 “ 反右 ” 时的经办人却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 “ 咳，本来定下四个，后来又追加到十一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 ” 爸爸被 “ 整 ” 了二十年原来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 “ 右派 ” ！连告诉爸爸这个消息的人都气儿不忿儿。爸爸听后只是苦笑着蹙额点头，习惯地说了声 “ 是呀 ” 就完了。

2个月前

当公共食堂的弊端一步步暴露，大锅饭越喝越稀，每天几两的口粮让人饥肠辘辘、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又开始忽悠了——现在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福上福;往共产主义过渡，必须要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报上开始大力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说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缺粮断顿，吃野菜、啃草根、嚼皮带，艰难备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每天只吃一颗黄豆，毛主席还舍不得吃，送给红军战士。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还有三两粮食，比毛主席他们的生活标准还高。况且他们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我们，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一定要珍惜。现在吃点苦，就如同进行万里长征，美妙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在不远的前头! 在公共食堂肆虐的三年里，我们的新闻媒体几乎天天都在歌颂食堂的优越性，典型经验连篇累牍，先进事迹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先进经验”几乎都是上下愚弄，胡编乱造出来的。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中国妇女》杂志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驳斥那些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糟了”的“荒谬言论”。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意见，面对食堂缺粮断顿、乱象丛生现象，我们的媒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如此，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对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严厉批评，大张挞伐。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对全国濒临危机的食堂进行热情歌颂，最后说道： “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死抱着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议论起来。”接着社论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条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歌颂了食堂的好处，指出了食堂的“光辉前景”。最后说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污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喜欢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会迟早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我们的党报在批评不同意见时，总要和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让那些反对者心惊胆战而噤若寒蝉。社论的语言和观点确实雄辩有力，气势恢宏，但后来事实证明全是假话空话大话。不知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是谁，当1961年全国的公共食堂在亿万人民强烈的反对声浪中一哄而散的时候，问问这位执笔者和审批者：究竟谁被抛弃了?你们感到脸红不?当然这是后话。 ---马双有：公共食堂为何能办了三年?

2个月前

拯救大陆同胞. 台北. 1971

2个月前

南京市举行钢铁誓师大会，女民兵游行队伍，1958年晓庄摄影

2个月前

1979 年北京国庆节，要求艺术自由的游行照片。 Photo of the march demanding artistic freedom on the National Day in Beijing, 1979. Copyright Wang Rui.

2个月前

1970年3月，周恩来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2个月前

1929年9月汪精衛自法返國前與陳璧君，長子文嬰及長女文惺摄於瑞士洛桑湖

2个月前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1960 年 11 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 5 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 “ 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 ”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吴国桢）“ 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 “ 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 此人回答却是： “ 不，我不是周恩来。 ” 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17]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 “ 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 ”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 “ 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 “ 昔日的好时光 ” ，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 1955 年这样写道： “ 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 “ 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 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 年 12 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 The Night Cometh ），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 “ 天才的演员 ” 。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 “ 真实本性 ” ，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图：周恩来与吴国桢，1917年

2个月前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作者：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图1：刘永会目睹周春富被打死图2：木偶片中“周扒皮”的形象图3：周春富没留下照片。这是周春富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图4：周春富旧居。

2个月前

霍英东的一段往事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

2个月前

粮票文革前粮店每到发粮票的时候，一般都是到我家院里发，一是独门独户没有闲杂人员，二是我们家里干净整洁，来发粮票的人坐着放心。尤其在我爷爷住的几间北屋，满屋子的红木家具和各种瓷器、字画，看着也赏心悦目。街坊邻居趁此机会也进我们院里东看看西看看，欣赏一下我爷爷种养的花草，品评一番。粮票就跟邮票一样，也是整版一大张，面值不等，根据每家的定量撕下来搭配好夹在粮本里发到每家来的人手中，决不能有误，否侧就买不成粮食吃。有没有出错的时候？有，我就看见过一次。一次有一家人把粮票领走后没多长时间风风火火的来了，进门就说少了几十斤粮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粮店的人也急了，拿过来重新清点，确实少了几十斤。这可怎么办？经过一番争论，少粮票的人处于劣势，第一他当时没有当面清点，第二他是拿回家后又回来说此事，中间这段经历说不清楚。而粮店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一口咬定是如数发的，绝不会少。事情就这样僵持不下，最后丢粮票的那个大老爷们楞急得嚎啕大哭，连他家赶来的老婆孩子也一块哭了起来，情景相当悲惨。粮店的人也表示同情，但他们说制度就是制度，他们也爱莫能助。正当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峰回路转，事情朝戏剧性方向发展了。只见另一位领过粮票的人推门进来，张口就说：“你们把粮票发错了吧？”闻听此言，粮店的两位坐不住了，当时脸色就变了。而此时正哭着的一家人也不哭了，想看看这家人又丢了多少。粮店为首的那个人急忙问：“怎么回事？你差了多少？” “六十斤，你们怎么那么粗心啊？”新来的这位说。 “啊，又是六十斤？”粮店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汗也出来了。 “是呀，整整多出来了六十斤，这算谁的呀！”新来的人口气一点不软。 “什么？是多了还是少了，你说清楚了。”粮店的人急不可待的问，语气里充满了希望。 “您多的是粗粮还是细粮啊？”第一家丢粮的人似乎觉出点什么。 “细粮，整六十斤白面，我回家一点，嘿，好么，多给我六十白面，我可不敢要，指不定是谁的呢。”新来的人一点也没觉出屋里的变化。 “哎同志，您看这是不是……”丢粮票的人没敢继续往下说。 “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粮店的人好像心里已经有数了，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重新坐在椅子上，开始不慌不忙的问起话来。 “我在这领粮票都点过了，正合适，没多没少。没想到回家再一点，多出六十斤面票，我心想这指不定是谁的呢，赶紧给送回来，要不谁丢了也得着急啊。”新来的说着一回头，好像看出点什么：“哎，是不是你们家丢粮票了？”他问第一个来的人。 “是，是，别提了……”第一个人欲言又止，看着粮店的人。 “这就对了，”粮店的人站起来说：“你们看，他丢了六十斤面票，”一指第一个人。“你又多了六十斤细粮，”说完又一指第二个人。“看来是你们给拿乱了，要不怎么会出这事呀。”得，他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以后你们必须当面点清，要不出了事谁能说得清啊。” 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丢粮票的人取回了丢的粮票，多出粮票的人送回了多出的粮票，粮店的人不但没责任，还教训了这两个人一通。小小粮票联系到千万家，那时候为了粮票真有闹出人命的事，可见粮票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目睹了整个事情的过程，一场真正的人间悲喜剧。 ---马营海：岁月的记忆——粮票

2个月前

为江青画裸体油画据“刘海粟所带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简繁著《沧海》记载，刘海粟在1983年曾经回忆过。刘海粟说：“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刘海粟：我为许多名人画过人体油画” 来源：山西晚报图1：安格尔的大宫女图2：据说是刘海粟为江青画的素描稿

2个月前

摄影：黄一鸣海南海口　　2000 　海南的烂尾楼成了建设者的露天浴场。

2个月前

摄影：黄一鸣　海南海口　　1992 　　无特区通行证进入海南的外省人被收容起来，侥幸逃脱者扒着墙头寻找羁留在内的亲友。

2个月前

大跃进饥荒期间，一名收集野菜的男孩。1959-60 年代中国湖南省 A Chinese boy gathers dried grass while scavenging for foo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1959-60s Hunan Province, China

2个月前

北京电车公司100型电车内部，1940年11月，摄影：安福 Inside beijing tram series 100

2个月前

王震谈1978年贵州：农民生活水平比民国时还低全国的情况如此，自然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更为严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作者：韩钢，原题为：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

2个月前

毛亲自规定镇反数字第一次镇反，正如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 1951 年 1 月 17 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毛亲笔撰批的书面指示和批示，就有142次。而毛“亲自领导”的一个方法，就是限期规定镇压数字。比如， 1951 年 1 月 21 日毛给上海市委的电报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 月 22 日又电告中共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 月份，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处决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 5 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提出“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 ( 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 ) 、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而“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其中的“很”与“七月”三字，系毛泽东亲自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则要求，“一切捕、杀反革命尚不彻底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根本没有触动的地区，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内”，应“有计划地把一切应该捕、必须捕、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杀反革命的指标、比例，可以随时变化。 1951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才过半个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又说：“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 规定比例不只限于处决。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在半老区和新区的农村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三为适宜，在老区和城市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为适宜。” ---黄钟: 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不是根据罪行处决是下达指标

2个月前

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中共三反五反记实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五反运动已成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搞得民穷财尽。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中共三反五反记实

2个月前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刚开始工作，阎长贵诚惶诚恐，觉得江青性格喜怒无常难侍候，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服务员是他老乡，当时开导他，毛泽东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他于是感到释怀。他后来查证确有此事，是六十年代毛对一名被江青责骂喊滚，因而感到委屈的服务员张素兰亲口说的。书中写道：“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仅成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强大工作动力，而且也成了化解为江青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郁闷和不快的宽心丸——伟大领袖毛主席理解我们啊！”（《问史》“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江、毛本是一家人 ——也算纪念“毛诞”一百二十年作者: 阿陀

2个月前

保健医生解密江青怪癖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作者：王凡、东平

2个月前

被人告密的苦头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说什么 “ 大跳大忠，不跳不忠 ” ，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 “ 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 “ 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 ” 队长说： “ 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 ” 董开华说： “ 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 ” 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批判会是批 “ 阶级敌人 ” 的，改成 “ 教育会 ” ，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 “ 低头认罪 ” ，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 “ 教育 ” 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我 “ 诋毁忠字舞 ” ，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 “ 人民来信 ” ，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 ---梅桑榆：1966—1976年，中国乡村恐怖的告密风气图：1968年9月，沈阳市首批知识青年大规模奔赴全省农村插队落户，这批青年人是下乡到铁岭市开原县农村的，放下行李，学习完毛主席语录后，就跳起忠字舞，引来了当地老人和小孩子的围观。摄影/蒋少武

2个月前

晓庄采访南京长江大桥时所用记者证，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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