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鲍彤: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 鲍彤是在1989年6月4日开枪之前就被抓了,那时赵紫阳名义上还是中共的总书记。逮捕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跟我说,“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李锐,1967年11月11日从软禁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深夜用吉普车带到合肥,一架专机飞到北京后直接把他送 入秦城监狱。他问:“为什么抓我?”直至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释放的当天,他又问:“为什么放我?”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的父亲李锐是挂着毛泽东秘书的职务被清除出党的,鲍彤先生是在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位置上被捕的。他的叙述让我看到中共要让一个人垮台所用手段的卑劣,而这个人如像鲍彤先生一样拒不认罪,给你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如是,邓小平时代如是。如果习近平时代仍然如是,到底还有什么“新时代”? 以下内容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过编辑与删减。 李(南央):当时抓您的理由是什么?您有没有思想准备? 鲍(彤):有思想准备。 李:为什么呢? 鲍:为什么会有准备?因为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的。抓我以前,我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两个人,一个是(党的)改革局的副局长,叫黄海,一个是一个律师,社会改革局的一个律师,我说,请你们给我找两样东西:抓人应该根据什么法律程序,根据宪法、根据刑法、根据刑事诉讼法,摘几条出来;党内处分应该根据什么规章程序,根据党章、根据党内生活准则,摘出几条来。我说:印发所有的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人一份。 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鲍:5月二十几号的事情。所以我思想是有准备的。结果抓了我一个,又抓了一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两个我的秘书,一共三个人。5月28号我接到宋平秘书的通知,让我去开政治局会。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是“六四”以后才当的常委。所以他通知的会只能是政治局会不可能是常委会。而政治局开会,这个动作太大,牵扯到在外地的委员,他们都要到北京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这件事我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宋平不是常委,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不去。对方就说:是开常委会。我说我的司机回中南海吃饭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个车来接你。一接,把我接到宋平那里去了。我想宋平不是常委,开常委会怎么到宋平这里来?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宋平一见我就问:鲍彤同志,你现在都在想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现在很发愁啊,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怎么了结呀。 他就说:嗨,我觉得你现在非常不安全。 我说:我很安全。 他问: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住在家。办公嘛,我有两个办公室,中南海一个,外边一个。 他说:不安全啊,不安全,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好。 我说:不用换地方,你不必担这个心。我很安全,什么事儿都没有。学生也很和平嘛,有什么问题。 他说:啊,不不,我还是想办法,你要换个地方。 送我出来的时候,宋平跟我握手,握得很紧,捏得我都要痛,到这么个程度。他握手握得那么紧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奉命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门就把我抓起来了。 李:那当时逮捕令上是怎么写的? 鲍:没有,没有逮捕令,两年以后才给我逮捕令。我立即写了信:常委、政治局并邓、陈,把我抓到秦城来,什么罪名?这是法制吗?叫我交待问题,抓到监狱里来交待,这样对吗?没有回答。 李:那后来呢? 鲍:我的两个秘书查不出什么事情,几个月以后就放了。那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可能判了一年还是两年。 李:那给您最后加的到底是什么罪名呀?我们都不知道。 鲍:“泄露了党的机密”。给我加这个罪名是为了要圆谎,圆李鹏最初给我定的罪名。那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李鹏代表国务院做报告,里边讲到鲍彤在5月17号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会,会上泄露了“军队即将戒严”的机密。我说:这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军队将要戒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泄露?我知道军队戒严是在5月19号,是在电视上听李鹏讲的,要说泄露,是李鹏泄露给我,我才知道的。这下他们没法弄下去了,就把罪名改成了“泄露了党的机密”——赵紫阳辞职。 5月17号政究所的那个会是怎么回事呢?5月17号紫阳去小平家开会,我不知道,我正好有件事儿要找他,就在办公室等他。赵紫阳的另一个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职的秘书,也来找紫阳,我们两个人一起等。他下午开完会回来了,看到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刚才在小平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了场官司,姚依林赢了,我输了。什么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要保密。紫阳没说要戒严,我怎么会知道呢。当时有证人:办公厅副主任兼紫阳的秘书,后来到吉林省当省委副书记了,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想不出,叫不出名字了(按:张岳琦——编著)。紫阳接着说:我在会上提出来,根据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定是不合适的,是要误事的。我在会上说了:我要求辞职。小平说:总书记还是你。回来在车上我想了一路,我想还是得辞职。你们给我起草一个辞职报告。这样我就给他写了个辞职书,就那么几句话:今天下午常委会的决定,根据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由我来执行这个决定会误事的。我要求辞去总书记。当时我问了他:你是辞几个职务?军委第一副主席辞不辞?他说:辞,两个职务都辞。因此我记下:我请求辞去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上面的抬头是:政治局并小平同志。 李:但是您实际上是猜出来要戒严了。 鲍:我没猜出来。 李:您真没猜出来? 鲍:我当然不知道…… 李:没猜出来要戒严? 鲍:记了之后,紫阳说了一句:“咳,我这个辞职你得保密呀。” 我说:“紫阳同志,别的事情我做不了,保密我做得了。” 紫阳说:“有人可说你泄密了。” 我就说(用手指敲桌面):“谁说我泄密了?不会有别人,只有李鹏。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李鹏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紫阳说:“人家可是说了有根据。我还跟他说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不能随便乱说。’他说:‘我现在不拿出根据来,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的。’”紫阳没有说李鹏两个字。 鲍:写了以后,虽然就这么两句话,我还得回自己的办公室正式起个草稿,让打字员打好,然后再送给紫阳。我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勤政殿,我一人一间。勤政殿一进门第一间是温家宝的,第二间是我的,最后一间是赵紫阳的,常委们的办公室都在那里。一个在现在的金台饭店,当时叫作中办招待所。中办招待所是我和体改室很多人在一起的。 李:那打字员也要保密呀。 鲍:是呀。辞职报告送给赵紫阳后,晚上我又回到体改室,因为我觉得显然是李鹏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泄密的问题了。一进门正好碰上我的一个秘书,哪个秘书我忘掉了,我说:“开会。”他说:“是全体会,还是决议层会?”我说:“什么决议层会,全体会。研究人员统统来。”就是说除了管吃喝拉撒睡的,都来。人来了以后,我开始一句话没说,数到会的人数:1、2、3、4,数到12,门一开,第13个人进来了。第13个人是一个女孩子。我说:“1、2、3、4,12……13!”,那个女孩子一愣:“什么13哪?”我说:“你放心,我不是耶稣,你也不是犹大,今天也不是最后的晚餐,但是今天是我鲍彤跟你们开最后一次会。” 李:您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要出事儿了。 鲍:那当然,说我泄密还能不审查嘛?我说:“很快就要审查我……” 李:但是那个时候说您泄什么密呀? 鲍:用不着管他说泄什么密,只要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泄密,那就是罪莫大焉。1954年我从广东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那时正发生了高饶事件,听到的第一个传达有句话一直记住了:“不该问的事情不问,不该听的事情不听,不该说的话不说。”所以我对大家说:“今天是我给你们开最后一次会。不要紧张,就是审查我一个人。审查,好!不审查不清楚,审查了就清楚了。”我说:“明朝有位于谦,他说过‘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是清清白白的,我相信审查的结果也会是清清白白。大家不要慌。”我说:“今天请大家来,要求大家守纪律,冷静、理智、不要慌,不要做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做了不好。”我说:“王昌龄有一句话‘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我说:“‘大梁’就是河南那个开封,王昌龄说他在信陵君那里吃过饭、做过事,就不能给信陵君添麻烦。他是河南人。”(笑)…… 李:噢,紫阳也是河南人。 鲍:我在会上讲的就是这些。查记录,所有的人记的都是这些,没有部队要戒严的事情,连赵紫阳要下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的那些话对不对?走到天边也没错!因此就一直挂着我,挂到1991年,抓了我两年以后,开除我的党籍。三月份开除,四月份起诉,检察院、法官都来了。我当然不承认泄密的罪名。开会的13个人统统都查了,统统都作了回忆,没有什么泄密的话。怎么办呢?就抓了一个人,行政局的副局长,叫高山,审问他。他说:“那天晚上我没参加会,鲍彤的话是我第二天听别人说的。”一直逼他,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就说了:“我……”——他没说鲍彤,说是他自己——“我怀疑赵紫阳出了问题,跑去问鲍彤:‘赵紫阳的事儿什么时候向大家传达?’鲍彤回答我:‘那总要传达的。也许两个礼拜,也许一个月’。” 结果他们就拿了高山的这个东西定了我的罪,罪名不是泄露了部队戒严,而是党的机密:赵紫阳下台。而实际上,高山的“供词”中也没说我泄密了赵紫阳什么事儿,他只是问我:“赵紫阳的事情什么时候传达?”我说:“总要传达的,不是几个礼拜以后,就是几个月以后。”我说:我不记得我跟高山有过这个对话,退一万步,就算我们之间说了这个话,也没有说到赵紫阳要下台呀。我泄密了什么秘密?不管怎么地,“泄”,最后给我定的罪:泄露了赵紫阳下台的秘密。我说:“如果你这样定,不应该是泄露罪,而应该是造谣罪。赵紫阳是在6月23号才被宣布撤职的,我5月17号说他要下台,我请你定我造谣罪。”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造谣罪也不能成立。但是李鹏已经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说鲍彤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当然不能改成造谣了,否则国务院的报告就成造谣了。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为了圆谎,最后定了个泄露“赵紫阳要下台”的党的机密罪。 ---李南央 图:2008年,李南央与鲍彤的第一次见面。
朱韵和
2个月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 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朱韵和
2个月前
鲍彤: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 BBC中文:邓小平自 己也表示支持政治改革,“六四”之后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么在您看来,政治改革还是嘎然而止, 为什么呢? 鲍彤:这个问题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邓小平后来接受陈云跟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从上海调来当总书记。他见到江泽民之后讲了一句话: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不是十三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人的体制。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改变党的领导人终身制的功臣,但其实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过共产党的终身制?邓小平确实讲过,干部要年轻化,不要终身制,但请问邓小平自己是不是终身制?邓小平自己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后仍然要求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 政治改革也确实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当时邓小平确实想搞改革,他的终极思想是提高效率,后来讲的话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话。紫阳提出来的是要长治久安,这中间就有一个要用什么模式实现改革的问题。紫阳套用的是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讲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所以邓没法反对。但在1987年7月31日我们形成第一个基础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后,紫阳告诉我,小平看了我们的稿子,讲了一句话:“我看可以,但是不要搞三权分立,影子也不能有”。听完我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三权分立”。小平看到这句话才放心。 但实际上不要三权分立,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懂。三权怎有不分立的?难道国务院可以搞立法,人大常委可以管司法?这都不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讲三权,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权比三权更大,叫党权; 只要有了党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讲党权,三权就会要分立了。 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改进党的领导。这是紫阳亲自提出来的,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给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做出选择。中央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最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军委主席。对这四个人的任命要求共产党员全体一致,其他像副总理、部长,统统可以自由选举,共产党员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 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我想邓小平心里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他曾多次讲过,三权分立扯皮、效率低,我们的制度办事快、决定快、不扯皮。 图:1987年11月,鲍彤与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合影。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朱韵和
2个月前
BBC中文: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谈论“六四”,意义在哪里? 鲍彤: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六四”的影响始终存在,并没有过去。很多人说这是30年前的历史,但实际上这也是现实。30年前出现的大天安门事件现在没有了,但小天安门事件不断,群体的正常诉求受到来自政府、军队、警察的镇压,甚至逮捕、判刑。 从维权的公民本人,到报道这些事件的记者,再到帮助这些公民维权打官司的律师,统统都在镇压之列。这些事情性质实际跟天安门一样,应该叫小天安门事件。过去发生在首都,现在发生在全国城乡,还没有结束。 第二是领导不准谈。这是历史上明明存在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但却是个禁区。根据这两个原因,大家便更加怀念,更认为需要多想一想。如果说“六四”已经过去了,那谁还会去想呢?就是因为它的影响现在仍然存在。 到今天为止,大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发生过一次,没有发生第二次,小天安门事件却不断。不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很幸运,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痛苦。现在这个体制就是“六四制度”。“六四制度”就是人人必须服从,谁不服从谁就没有前途,谁服从谁就有可能向上爬。爬到一半如果发现站错了队,那就一个跟头栽下来。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人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必须巴结上面。 现在不仅民不聊生,实际上商也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商人今天可以发财,明天就可能破产。官也不聊生。有人说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中有5%都是腐败分子,那是因为还有95%没有人去揭发。这不是笑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人心惶惶。这样的情况在《1984》、《动物庄园》里讲故事可以哈哈一笑,但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便非常严重了。 我想,如果真的像当初紫阳讲的,我们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便真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话反过来讲意义更深刻,就是“不让人讲话,天一定塌下来”。但问题是邓小平自己也没这样做。这个东西已经在那里至少七十年、将近一百年,已经根深蒂固,这样一个社会,你觉得是喜剧还是悲剧?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图:1986年,赵紫阳与鲍彤(右)。
朱韵和
2个月前
胡耀邦感嘆:若葉劍英在世不會下台 1986年10月22日,中共元老葉劍英逝世。同年底,八六學潮爆發,在受到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嚴厲指責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想到學潮將被鎮壓,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好乾部將受到牽累,他徹夜難眠」。 為了顧全大局,胡耀邦向鄧小平寫信提出辭職。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罷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請參加。兩天後,鄧小平同胡耀邦談話。鄧小平建議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 1月10日至15日,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連開六天,胡耀邦受到他不遺餘力為其平反的幾個元老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然後違心檢討。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當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會議公報說,胡耀邦「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上有失誤」。 隨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馬,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迅速席捲全國。 多年以後,胡耀邦的老部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撰文披露,1988年秋,胡耀邦在與人談起辭職之事時,曾經感嘆:「當時葉帥(葉劍英)不在了,老帥講一句,可能就不是那個樣子了。」言下之意是,如果葉劍英還在世,他不至於辭職下台。 胡耀邦此言不虛。葉劍英比胡耀邦年長18歲。對胡耀邦來說,葉劍英是革命長者。胡耀邦對葉劍英十分敬重,葉劍英對胡耀邦關懷支持,愛護有加。中共建政後,胡耀邦在兩次遭受政治劫難時,身處逆境中的葉劍英都曾出手相救。 ,,,,,, 文革結束後,葉劍英在舉薦鄧小平復出的同時,竭力舉薦胡耀邦出任中央領導工作,胡歷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部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中共中央總書記等要職。 另外,葉劍英與胡耀邦的政治主張一致,兩人都對「左」深惡痛絕。當公開議論毛澤東的功過,要求言論自由、民間辦報、保護人權,主張「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呼籲警惕出現「新的獨裁」等內容的西單民主牆出現後,與鄧小平斥責其搞亂中國不同,葉劍英曾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也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資格比鄧小平老,又是鄧小平文革後復出的恩人。如果葉劍英在世,鄧想罷黜胡耀邦,恐怕不能不先徵求葉的意見。 基於以上原因,假如八六學潮爆發後葉劍英還在世,胡耀邦可能不至於辭職。 趙紫陽曾經說過,鄧小平與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見不合,主要表現在「反自由化」上。鄧小平曾說過,「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說自己「看錯了人」;所以即使沒有八六學潮,鄧小平也會讓胡耀邦體面下台。 1986年10月29日,葉劍英追悼會在北京舉行。中共黨史刊物披露,葉劍英追悼會第二天,即10月30日上午,三名最有權勢的中共元老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曾在陳雲家中進行一次長時間秘密談話。 談話是秘密的,除了他們三人外,外人無法知曉,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內情。鄧小平在80分鐘內抽完6支香煙,由此可見談話內容必定涉及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緊接着,中共黨史刊物這樣寫道,「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發生重大人事變化,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似乎在暗示,這次三名元老秘密談話,已經決定了胡耀邦後來的命運。 ---被鄧小平罷黜後,胡耀邦感嘆:若葉劍英在世不會下台 撰文:關岭
朱韵和
2个月前
BBC中文:您曾经提过“六四”是邓小平“政变”的说法,既然是公认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邓小平需要采取“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鲍彤:这个问题只有邓小平自己有权回答,我只能推测邓小平为什么这样。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赵紫阳4月23日下午乘火车访问朝鲜,晚上邓小平就找杨尚昆、李鹏 ,这个事情《李鹏日记》里面有。李鹏说,“晚上我去杨尚昆那里,尚昆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但当天下午他还在贯彻赵紫阳的方针。下午他送赵紫阳上火车的时候问赵紫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紫阳说就是他跟常委讨论过的三句话:胡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回到学校学习;对待学生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学生这次提出来的各种诉求,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解决。 李鹏回来以后立即找乔石,两人起草了一份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是这三条。这三条就是贯彻赵紫阳跟其他四个常委都同意的意见。为什么到晚上他又不同意了?就是因为晚上杨尚昆告诉李鹏,我看你还是去找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也去,杨尚昆同意了。但到底去了没有,李鹏日记里不再写了,而在傅高义的的《邓小平时代》里面写了,说他们两个去了。本来说是要去,去了说了什么,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李鹏不写?这里面就很蹊跷了,那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去了之后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4月22日追悼会结束以后,23号学生已经陆续回去,甚至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学校了,到26日却还要发表一篇社论,说这是动乱。这就要激怒学生,唯恐天下不乱。 27号我跑到街上看过,那天不只天安门,整个北京大街小巷全是学生。学生队伍打的标语都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对垂帘听政”,这是针对邓小平的。“小平同志指示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讽刺,因为小平说是动乱。 我这里要纠正我的一个说法。我之前说这是一个政变,后来我想“政变”这个词虽没什么错,但也不能完全反映这个事情的本质。因为政变在共产党是家常便饭,哪个领导人下去不是通过政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搞掉也是政变,毛泽东把写在党章里面的林彪搞掉也是政变。邓小平把华国锋、胡耀邦搞掉也是政变。那么邓小平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他屠杀公民,造成惨案,而且是一手策划的。我可以讲,在邓小平在找杨尚昆李鹏谈话以前,杨尚昆、李鹏也不知道,李鹏如果知道,下午他还会写那个文件吗?不会写的。 邓小平跟李鹏、杨尚昆谈话以后,我不讲是不是谁利用谁,他们当然都服从最高领导。十三大的决定提到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要请小平拿主意。整个“六四”这么大规模的流血和镇压事件,是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手策划的,第二个人都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得到基层这个局面,得到了要维护一党专制的人的坚决支持。在这以前,要维护一党专制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一手打下去会不会把党打得稀巴烂,后来没有打成稀巴烂,那就是得逞了。这么重大、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一手策划的,这个目的一开始是为他自己,但后来歪打正着符合党内自己人的利益,所以得到了支持,得到了拥护,还得到了称赞。 《李鹏日记》里面还有一段话,讲5月21号李鹏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建议中央赶快开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请问解决赵紫阳什么问题?王瑞林请示邓小平以后解释说,等到部队进城以后,开会才更为稳妥。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央全会要在刺刀下面开会,要不然不稳妥。 我还想说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陈云到中央开会时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再不承认他是核心,再提邓小平开枪开错了,那这个共产党就瓦解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才委屈求全,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图:鲍彤(左)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右)于1986年的合影。
朱韵和
2个月前
金钟:八九六四:蛮族战胜文明 1989年的六四事件,转眼间过去了三十年。 一个杀人的政权就这样傲慢的不做任何交代的高视阔步三十年。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吗?不妨拉回七十年,一样的政府一样的党,留下串串记录,闪闪烁烁。土改杀无辜的地主200万、镇反杀国府军政人员也有100多万、反右派家破人亡至少 100万、大饥荒饿死3600万、文革死于酷斗、私刑、自杀、集体屠杀数百万……这些数字因为官方的封锁和一批无耻说客的粉饰,永远无法确认。总之,包括六四在内,七十年的杀人犯都从未得到追究、清算。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这样悲惨的命运?那是历史的异象重现:“野蛮战胜文明”。人类进步到今天的数字时代,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邪说,而是不断地用文明战胜野蛮。中外历史上不乏野蛮压倒文明的记录。朝代系谱上,中国就有多次狩猎游牧、没有文字的落后民族用残酷血腥的征战杀戮,打败文明传统深厚、社会发展先进的汉民族。13-14世纪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建立旷世罕见的蒙元大帝国,蒙古人靠的是最野蛮残暴的屠杀,留下“黄祸”的恐怖恶梦。满族也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髪不留头”的屠杀建立大清王朝。元清二朝都列入中国正朔,统治一二百年。 中国进入二战后全球和平民主发展新时代,何以付出七千万生命代价,让极权专制复辟70年?答案只可能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和过去的蒙满蛮族统治一样,中国历史这场异变依靠的是一支从阶级斗争孳生的蛮族──现近9000万人的共产党。无知、粗野、没有文化教养地对十多亿中国人施行无法无天的暴政。从毛的农村包围城市到习的人脸识别维稳,以高压和洗脑手段,既摧毁中国的文明传统,又与当代普世价值为敌。他们是非我族类,是一群掌控现代科技垄断国家财富的奴隶主。他们制造新的“赤祸”,推销中国梦,不可一世。在国际共运已经崩溃三十年的今天,他们歌颂秦始皇、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筹备建党建国“两个100年”。他们不信善恶报应,藐视历史铁律。仰望满清统治268年,高唱“向天再借五百年”……殊不知那是历史之钟停摆的时代,所谓“明亡之后无中国”,给了蛮族统治的最后机会。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有苏联瓦解的前缘,有台湾民主的示范,成功不必在我,曙光必将升起。 (2019- 6- 4纽约)
朱韵和
2个月前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溯迷离、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 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使非毛化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1978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的解冻时期。 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邓式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年3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年12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的民主墙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