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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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章剑锋

#朱永嘉 #文革写作组 #政治斗争 #历史反思 #权力与知识分子

3个月前

剥夺权力的方法毛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１９７６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１９５５年，毛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８月２６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千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Ｐ３５７）中央即毛，“从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２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１９６３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１９６６年３月，他又向中宣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１９６４年８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１９６５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毛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１９４２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６月２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１９４５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政治策略 #文革 #中央政治局

3个月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 “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政治人物往往看别人易，看自己难。文革期间，张国焘出版《我的回忆》，杨子烈出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一九六八年，张国焘夫妇移民加拿大。一九七四年我旅行加拿大，曾去看望过他们。国焘先生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逝世。中共的资料中说，张国焘晚境凄凉，冻死异邦，在我的印象中，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八十三岁，张国焘逝世时八十二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一年而已。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时期，假如张国焘还在中国大陆，绝对活不到八十二岁的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司马璐图：1938年3月7日，張國燾年與毛澤東在延安。

#张国焘 #文革 #毛泽东 #政治人物评价 #司马璐

3个月前

1945年的重庆谈判，《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报道，在报道中，她这样描述当年重庆九龙坡机场的情景：“当他（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下了飞机，毛泽东来到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1957年反右，彭被打成“右派”，罪状之一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重庆谈判 #毛泽东 #彭子冈 #大公报 #反右

3个月前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能不能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用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汽车若干辆，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叫我们给她圹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１９６９年６月，她在上海玩儿了２０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江青的生活方式" 杨银禄

#江青 #特权 #铺张浪费

3个月前

随心所欲独往来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的生活方式" 杨银禄

#江青 #海南岛 #专机 #毛主席 #周总理

3个月前

《天津大爆炸》是中国摄影师陈杰创作的新闻摄影作品，记录了2015年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的核心现场。该作品通过无人机航拍，展现了爆炸后的全景画面，因其对事件真相的揭示和专业的拍摄手法，获得第5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一般新闻类单幅三等奖。

#天津大爆炸 #陈杰 #荷赛奖 #新闻摄影 #爆炸事件

3个月前

截止1954年1月，杀了71.2万、关了129万、管了120万，“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连续的大镇压、大肃反、大清洗，使得潜在的敢于跟中共政权作对的有号召力和组织力的民间精英、乡村豪强基本上被彻底消灭，致使大饥荒年代，4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这是中共创造的又一个人间奇迹！消灭民间的“硬实力”之后，接下来就是收拾民间的“软实力”：知识份子。反右将数十万知识精英打入地狱，大饥荒、文革的惨剧得以在无声的中国上演。 ---余地: 朝鲜战争的真相和外弱内强的中共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镇反运动 #肃反 #反右 #大饥荒 #中共

3个月前

土改是中共邪恶基因的实践中共有着“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基因，土改是中共邪恶基因的实践和强化。邪——中共土改用邪恶的马列理论作指导，〝土改〞是一场不折不扣摧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传统的邪恶的杀人害命，劫取钱财物的运动。骗——出于“骗”的基因，中共极其讲究策略，土改分步走，早在土改运动的前期，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也就是说，中共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使农民沦为其上耕种的雇工。农民先被欺骗去分地主田地；然后又被骗收回地；最后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煽——中共不仅土改中欺骗，煽动农民斗地主，为了长期斗争下去，更煽动下一代对地主的仇恨。中共用泥塑《收租院》，《白毛女》，《半夜鸡叫》，《红色娘子军》来塑造地主的形像。斗——煽动农民斗地主，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极其残暴，斗争中毫无人性，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抢——土改杀人劫财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国家行为〞，因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用国家发布政令的办法，用枪杆子逼着，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痞——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间——由于地主没有组织，不是什么团体，是中共为斗争硬划分出来的产物。所以，“间”在土改中用的比较少。但中共建政前，中共亦利用统战和宣传手段，利用了一些地主这一阶层的人士，这样造成有些地主在土改前对中共还抱有幻想，本来他们是有机会跑掉的。土改开始，就无处可逃了，等待的是被枪毙的命运。灭——数以百万计的传统地主，勤俭富农，以及作为传统文明基层载体的乡绅，在这场运动中被肆意侮辱、批斗、折磨、剥夺财产，并被各种难以想象的残忍方式杀戮。控——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共就想控制一切，对其更不放心。中共把地主杀了，地主没势力了，中共通过党员，党支部等控制农村的一切，中共还嫌不够，更透过户籍制度，农民伦为不能迁徙和流动的农奴。中共杀地主立威，造成老白姓的恐惧心理，不敢说“不”和轻举妄动，也是为了“控”，中共就想控制一切。中共的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从所有的中国人手中夺取所有的土地，中共成了唯一的大地主。中共不仅掠夺农民的土地，连城市居民的住宅地下的产权也一并掠夺，中共的土改让全体中国人都没有田产并为中共打工的农奴、工奴。 ---编写：爱德华

#中共土改 #邪恶基因 #土地掠夺 #阶级斗争 #农民奴役

3个月前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十一点钟就散会了。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她，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 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江青 #周恩来 #军委办事组 #矛盾 #检讨

3个月前

江青实在难侍奉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问候、“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彷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４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江青的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江青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　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４层的，窗帘是３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的生活方式” 杨银禄图：江青与张玉凤合影

#江青 #奢侈生活 #难伺候 #特殊待遇 #政治人物

3个月前

“孙伪士”：关死对象江青借叶群之手，派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五角楼，和她成为上下楼邻居。我们也议论过那位不断叫喊的女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保持沉默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也许她不断地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孙维世死难日期是1968年10月14日，这天正是她和金山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 ---张郎郎：孙维世的故事图：1949年12月，毛与孙维世在苏联。

#孙维世 #江青 #迫害 #文革 #冤案

3个月前

金山风流到朝鲜 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孙维世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在金山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张郎郎：孙维世的故事

#金山 #孙维世 #朝鲜战争 #婚外情 #政治

3个月前

1971 年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 Frank Fischbeck 拍摄。

#1971年 #北京 #清华大学 #学生 #Frank Fischbeck

3个月前

《静默前的少年》2022年 #成都封城 #抢菜 #居家隔离#静默

#成都封城 #抢菜 #居家隔离 #静默

3个月前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 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章剑锋图：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拍摄了标准照。

#王洪文 #朱永嘉 #四人帮 #刘盆子 #文革

3个月前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１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３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１７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电影。在１７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４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６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１７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晚上８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１７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１７号楼看上一部电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４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秘书杨银禄回忆：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图：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摄于1967年）

#江青 #日常生活 #安眠药 #电影 #权力

3个月前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宋石男：“再谈老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图：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

#老舍 #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 #自杀 #悲剧

3个月前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 “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刘少奇 #权力斗争

3个月前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文革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军事调动

3个月前

四川饿死1000万的由来 1962年6月19日-7月9日，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团中央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廖伯康谈了一次话，然后写成简报，上报中央，并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是四川人，很关心家乡的情况，决定找廖伯康、于克书好好谈一谈。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跟廖伯康、于克书作了一次长谈。杨尚昆说，他找四川多位干部谈过，有的说“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中共当年搞大跃进四川饿死一千万作者: 王友群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四川大饥荒 #饿死1000万 #廖伯康 #杨尚昆 #大跃进

3个月前

1.1958年，河南新乡县。生产队长在劳动休息时间给社员上政治课。 2.1971年，社员们在劳作休息之余，在田间地头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 3.1974年，北阳大队下乡知青和贫下中农社员在一起。她们肩扛锄头，手拿毛主席语录。 4.1974年，固村大队社员们在麦田里，作收割前的准备。王树洲摄影

#河南新乡县 #政治课 #毛主席语录 #知青下乡 #农业生产

3个月前

文革时，上街游行的红卫兵————1968

#文革 #红卫兵 #游行 #1968年 #负面

3个月前

大跃进壁画：往年粮一斗今年粮满仓（陈高兴作 195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大跃进 #壁画 #粮食丰收 #1958年 #人民日报

3个月前

五角楼里的孙维世 1968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 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时我问这干部：“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张郎郎：孙维世的故事图：周恩来和孙维世在苏联

#孙维世 #五角楼 #文革 #政治迫害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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