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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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作者：资中筠

#大跃进余波 #出国人员购物 #中苏关系紧张 #国家形象 #外交斗争

3个月前

顾晓阳：60年代高干家庭的生活细节我爸爸是行政七级，每月工资319元。1960年后，×××也知道自己把国家搞糟了，所以下了一个新规定：挡内十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减薪百分之五（这是我母亲说的，另一说是均减20元）。名曰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我看有平息挡外人士怨气的意思。我们家的开销不小：奶奶、姥姥、保姆、三个孩子、给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抚养费（每月30元）等。我父亲手不离烟，每天要抽三四盒，中华烟每盒6毛，一个月大约要抽100盒。他本来不喝酒，1952年挨过一次整，天天生闷气，在家里开始喝酒和学俄语。后来，喝酒成了习惯，每天中饭和晚饭各一杯，是5钱或8钱的小酒杯，量很小。茅台一瓶4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喝四、五瓶。在我们家，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和我父亲的烟酒消费，可能是日常支出中最大的部分，也是基本固定、浮动很小的部分。另外一项就是买书，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出一本买一本，都是精装大厚本，也不便宜，其他的书量也很大。父亲很少买衣服，买也是蓝布中山装和圆口老头布鞋。完全没有请客送礼。比起我父亲，母亲买衣服多一些，其他没什么特别消费。图：父亲、母亲、姐姐、顾晓阳，六十年代

#顾晓阳 #高干家庭 #60年代 #生活细节 #消费水平

3个月前

1.1939年，西康省，巴安(今巴塘县)县立小学的捧球队。孙明经/摄。 2.1939年，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在县政府门前。孙明经/摄。孙明经在西康省历时六个月的科学考察摄影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学校的房子最好，政府的房子最差。

#西康省 #孙明经 #1939年 #学校 #政府

3个月前

民國32年2月，宋美齡女士和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在白宮南草坪接受記者採訪。

#宋美齡 #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 #白宮 #民國32年 #記者採訪

3个月前

林辉：周恩来鲜有人知的奢华生活看中共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撰写的《吴法宪回忆录》，发现了与周恩来相关的生活细节，而这是外界甚少知悉的。据其回忆，在林彪出逃前，即1971年2月的某一天，周恩来秉承毛的指令，带吴法宪等人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汇报。吴法宪等与周恩来约好晚上十点在北京火车站见面。他在书中这样描写道：“上站台看见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个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利。头一次坐。周恩来除了有专列外，在空军和民航各有一架专机。” 吴法宪还写道，当晚上火车后，夜已经深了，他因为睡不着，所以决定去找周恩来。他来到周所在的车厢时，却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给周恩来剪指甲。这样的场景似乎在周以往的宣传中并未见到。这一幕让吴法宪也深感意外，所以他记忆犹新。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1期刊登的《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一文披露，在外交宴请方面，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而周恩来讲气派，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刘英是曾任中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的张闻天的遗孀。据中共官媒披露，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期间，多次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每次去，周恩来都会让自己会做法式菜肴的厨师奉上一桌丰盛的法国餐，端上桌的菜总是琳琅满目、色彩纷呈。西哈努克每次都是尽兴而归，他对周恩来说：“在你的餐桌上，我成了饕餮之徒了。”不久后，周恩来还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寓所调来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法国菜大厨，而西哈努克在上海豫园品尝的14道菜肴中，尤以108只鸡做的汤连倒两回的鸡鸭血汤而闻名。还有网友“灵犀青眼”披露，作为中共高官避暑兼开会的江西庐山景区，见证了高官们不同的生活习惯。被中共宣传生活简朴的周恩来每回上庐山，都要从上海锦江饭店带来做法国菜的名厨。庐山宾馆的特级厨师也只能给这个法国菜名厨做帮厨。周恩来对上菜要求最严格，即每道菜须在上席前三分钟才可下锅，精料细作，随上随吃。而中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饿死三千万人时，周恩来曾在北京西山宾馆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几桌人喝了好几瓶茅台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喝下了七两左右茅台。《人民日报》下属杂志《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7期，曝光了周恩来1938年在汉口豪奢宴请其同窗的往事。文章称，1938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时与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恩来在汉口相遇，花了16元在家宴请周，这在当时算普通宴席。但周恩来在回请他时，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菜。当时同席的另一位南开毕业、就任外交部秘书的段观海不解地问周恩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36元一桌，加上好的花雕，今晚破费大约50元左右，那你的薪金是多少？当周回复5元钱薪水时，在场人都吃惊：他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当时，周恩来身上穿的是缎子狐皮袍，面对质疑，周恩来称，组织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另据中共早期党员陈碧兰撰写的《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的奢侈腐化与毛泽民的庸俗丑陋——武汉政府清共前后的回忆》一文透露，当年她生孩子买不起东西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却经常在某上等酒楼聚餐。

#周恩来 #奢华生活 #吴法宪回忆录 #法国菜 #茅台

3个月前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他到上海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之堂皇，让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 1956年7月下旬，戴煌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他满以为经过七八年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大变样了。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许多乡亲的日子过得很苦、很难。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穷，这么苦？ ---王友群：痛斥“毛泽东是大骗子”的大右派戴煌（200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50周年之际，戴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直斥“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他本人。）

#苏联舰队访华 #毛泽东 #铺张浪费 #苏北老家 #贫穷 #戴煌 #大骗子 #反右派运动

3个月前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傅抱石 #关山月 #沁园春･雪 #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

3个月前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饥荒 #李可染画展 #大跃进 #虚假宣传 #时代悲剧

3个月前

雷颐：造假的《故宫》（1972年）经批准，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承担这个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当时的情况，正如刘志军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质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露西·杰文斯女士的《故宫》播出后，在海外颇有影响，据说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当时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确实，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纪实”。纪录片也是一种文本，所以我一直认为，必须通过“文本”之后的真相，才能真正了解历史。但愿后人不会完全以此片来认识那一段历史，当然，如果将此片与刘志军的《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互文”（Intertextuality），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理解会更加深刻。

#文化大革命 #纪录片造假 #政治宣传 #时代局限性 #历史反思

3个月前

（徐景贤）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信 (揭露王洪文：享用美食和洋酒，观赏国外影片，，，)　　　　春桥、文元同志：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那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说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上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来源：《批判“四人帮”及其党羽参考资料第３卷》１９７６年

#王洪文 #特权生活 #政治腐败 #四人帮 #负面

3个月前

毛泽东1960年12月17日接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接见以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了西哈努克亲王以及柬埔寨的其他贵宾们。侯波孟庆彪摄

#毛泽东 #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 #会见 #1960年

3个月前

1991華東水災引來全香港市民投入賑災籌款，不到10天時間，已籌得近5億港元。圖中的工作人員正在計算籌得的善款數目。攝於1991年7月15日（圖片來源：Getty）

#1991華東水災 #香港市民 #賑災籌款 #5億港元 #Getty圖片

3个月前

图为唐山学生的“震后第一课”。供图唐山市委宣传部

#唐山 #学生 #震后第一课 #积极 #教育

3个月前

1969年10月22日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 #1969年 #10月 #新闻

3个月前

丁抒：进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译电员在众多毛宠幸过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谢”：谢静宜。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 周恩来是否知道“小谢”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谢”，这个周恩来送去的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一九六八年，，两人（迟群、谢静宜）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作者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５）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几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泽东曾挑选浙江省歌舞团的几个女孩子，从杭州调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后将她们调离中南海前，毛泽东通过谢静宜把她们全部安排进北京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因各地掌权者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上大学成了民怨焦点，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６）毛泽东送去的女孩子，“小谢”当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来龙去脉。应当说她们也是李志绥书中写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而且尚未“被毛腐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也不比“小谢”低多少。既然她“小谢”可以领导北京大学，她们当然也可以念大学了。

#谢静宜 #毛泽东 #文革 #权力斗争 #工农兵学员

3个月前

由当代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 “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文革时期一步登天的美女谢静宜

#谢静宜 #吴德 #周恩来 #文革 #四届人大

3个月前

毒杀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从1941年起，为二号人物，极力效忠，捧毛上神台，定为接班人。毛刘分歧始于1962年检讨大饥荒的七千人大会，刘曾告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饿死三千万人。刘对毛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要下罪己诏的。”……触及毛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威。毛深知挑战之严重，决意“废储” 。 1967年对阿国巴卢库说：“七千人大会已经看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此话超重：预示你死我活的决斗！毛的帝王性格，生杀予夺，党国重臣，烹如走狗。毛已面露凶相：“我只要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少奇（1898～1969）乃是提倡党性“修养”取代残酷斗争的元勋，早已感到毛有“专制倾向”。忍辱红卫兵围斗，十一中全会和毛当面辩驳，翌日，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正式开启斩首行动。满街标语：“和刘邓血战到底！”1967年初经两次批斗、殴打后，刘最后晤毛，提出辞职，“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毛不答。4月初，戚本禹评“清宫秘史”诬刘八大罪，清华大学30万人批斗夫人王光美。刘知已临绝境，向家人面授“遗嘱”。7月中，大会批斗、抄家，妻被捕入秦城，开始单人囚禁。年底毛完成彻底打倒刘少奇之程序。步斯大林前辙，毛对首犯必以肉体消灭为终结。毛做法高明，不像苏联搞公审、杀人签字，而是承袭帝制之“赐死”，逼你自杀或借刀杀人。刘少奇经1967年摧残，1968年十二中全会定性“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已多种疾病并发，不能进食、神志不清、脑血管硬化……1969年，毛江指示，不能让刘在4月前死，要为九大“留活靶子”。10月，在病情极为严重之下，被秘密押送河南开封，撤回北京医护人员，不准护士下药，三次病危，于11月12日死亡，惨状已无人形。刘死于和家人完全隔绝，王光美在两年后，才知道丈夫已去世。而对公众封锁死讯达数年之久！毋庸置疑，毛密杀刘是党同伐异的政治谋杀，也是基于皇权至上的斩首行为。刘少奇是宪定国家主席，代表一国之尊。也是“最大走资派”，是毛非杀不可的“首恶”。次犯邓小平已被毛收买（1967年5月，汪东兴向邓密传圣旨：“要忍，不要着急；刘邓可以分开；有事可给我写信。”汪还安排邓深夜见毛长谈）。毛纵容江青、康生品德恶劣之徒，对刘往死里打，置之死地而后快。刘死后，毛冷血反应：“自作孽、不可活。” ---20世纪以来著名的“斩首事件”：中国版作者：金钟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刘少奇 #毛泽东 #政治迫害 #权力斗争 #文革

3个月前

林立果斩首毛泽东失败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形容林彪叶群之子林立果是“中国的施道芬堡”，他策划刺杀毛。《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篇讨毛檄文，一气呵成，有战略有战术，道尽B52毛祸国殃民，暴君本性，将国家机关变成一部绞肉机…涉案空战英雄鲁珉说：“立果确实非常极端地要杀掉毛主席” 。立果甚至要买一颗原子弹炸平中南海（《炎黄春秋》2015-3）。他的义愤来源，不是名利和权争，而是高干特权家庭的西方书刊画报、电影、摇滚乐、新科技……得以自由享受，染上美国青年式的气派。他欣赏日本电影《啊，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后来他的密谋小组称为“联合舰队”。林立果，生于1945年，小名老虎。文革初进入空军，由周宇驰培养入党，1969年成为空办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司令授权可以“指挥一切”。立果炮制学用毛著报告哄动全军。1970年随父母上庐山开会，成为他思想反叛的转折点。叶群透露，老虎“看到庐山会议的情况，决心不再从政”。这次会议也是毛林分裂的起点，立果目睹毛在会上横蛮霸道，一句话把40年的功臣陈伯达打翻在地，如死狗般凌辱，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选择去广州、上海和几位同谋秘商，1971年3月拟定反毛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进入行动阶段，三次赴北戴河向林彪请示。（未见林彪的回应。913之后，发现一封林致毛未发长信。林提议承诺十年内，对高级干部做到四不：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 9月初，实施最后行动。林立果向姐姐林豆豆泄漏部署：即将开三中全会要斗倒叶群，她怕坐牢，准备跑苏联避难。又说：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已派人去上海杭州暗杀毛。并准备在政治局开会时枪杀江青、扣押张春桥、姚文元。8日夜，立果回到北京，先后给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等展示“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商定杀毛方式：用火焰喷射器和40火箭筒打南巡专列、100mm高射炮平射火车或空四军王维国见毛时动手。北京方面有二营兵力攻打钓鱼台……但这些“上策”之执行，皆有困难，未能定案。12日，林立果决定实施“中策”备案，数十名高干转移广州，另立中央。惜周恩来已下“禁飞令”。鲁珉也回避驾机轰炸毛专列。只有潘景寅驾驶的三叉戟256号专机，在当日从北京载林立果等人飞抵山海关机场。入夜，立果回到北戴河林彪住地。林立果杀毛政变，确实空前工程，难度不容低估。直到913事件爆发，毛本人并不知道有此工程。但是毛林的“路线斗争”愈演愈烈。从庐山会议林彪批评张春桥开始，设国家主席之争，毛向陈伯达开刀，发动批陈整风，打击亲林五大将“黄吴李邱叶”。指控他们“搞修正主义”，再图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毛为此故技重演：南巡。一路放火烧荒，散布倒林旨意。林立果立决，部署在毛南巡期间，争取斩首成功。岂料不足一月，毛于9月12日安然返回北京——至此，立果痛断，五七一斩首行动，已无胜望。只留下预计之“下策：逃亡国外”。 ---20世紀以來著名的「斬首事件」：中國版作者：金鐘图1：林彪全家福，左起：林豆豆、林彪、林立果、叶群图2：林立果小学的“证件照” 图4：右起：林立果、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及邱会作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林立果刺杀毛泽东 #五七一工程纪要 #毛林路线斗争 #913事件 #政变失败

3个月前

江青主动谈罗曼蒂克史和毛的婚姻（1972年）8月25日，维特克（美国学者Roxane Witke）、张颖一行专机移师广州。当晚就在一幢由军队管理的“漂亮的小别墅”连吃带谈九个小时，开始了江青回顾她的也是党的革命历史的长征。江青自承「我年轻的时候，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说着，江青就哼起了上海小调来：我呀我的小妹妹呀，舍不舍不得你……哈哈、哈哈。她说，她一到上海，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追求我，我都记得他们的姓名，后来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接着又讲了在外滩一个美国水兵要调戏她未遂的故事。关于和毛泽东结婚的事，江青主动爆料。「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传说中共高层有决定不让江青参与政治）她说，当时有人反对我们结婚，项英还拍电报来。他是个叛徒（当时不知道），毛主席给他回电说，「我学孙中山。」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三十岁……接下来江青透露毛和前妻贺子珍的婚姻。说是贺要求离婚的。她去了莫斯科，毛要她回来，他们在江西苏区就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江青说：贺家是地主，还是商业资本家，开茶叶店，红军打下该城市，她马上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什么工作也不做……另外，生了孩子也不要，现有一个女儿（李敏）是我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去苏联与贺住，被贺打。苏联人以为贺疯了，把她关起来，送精神病院。脑子坏了。她还有一个男孩，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江青说，毛的姪子毛远新，是她当儿子养大的。 ---金钟：「红都女皇」江青自灭奇案【作者按：文革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红都女皇」事件。美国学者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江青，出版江青传记《红都女皇》，故事神秘曲折，在大陆引起极大好奇。直到2005年，才有中共外交官章文晋夫人张颖出版回忆录，透露有关「红都女皇」事件真相。……】图1：维特克第一次见江青图4：江青让维特克拍她工作时的照片

#江青 #毛泽东婚姻 #维特克 #红都女皇 #罗曼史

3个月前

新华社记者戴煌：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戴煌成了新华社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党内“右派”，他的命运从此被改变。被划为“右派”后，戴煌经历了三次劳改流放。 1957年被罚北大荒劳改； 1964年开除公职，又被送去劳动教养； 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又把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戴煌也是其中之一。）图1：戴煌在北大荒农场

#戴煌 #新华社 #右派 #言论不自由 #新闻审查

3个月前

1942年的临汾古城，城楼上的标语是：容共灭族，排共兴族

#临汾古城 #1942年 #容共灭族 #排共兴族 #负面

3个月前

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笔者依据李的回忆，将毛的若干妄想症特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比，按时间顺序列表供读者参考。（图）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毛泽东 #妄想症 #李志绥 #文化大革命 #政治

3个月前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一旁的干部见状不妙，赶紧把孔兆明拉下台。还在内战期间，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分，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人用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以“XXX”的符号代替。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还是被划成富农，但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被拉出来批斗，成为“运动员”。可就按当年的成分划定来说，周春富也仅是富农，绝不是“恶霸地主”。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分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儿’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怎么会和咱一样成分？” ---段宇宏：半夜鸡不叫：一个普通中国人为家族正名的奋斗故事

#文革 #土改 #富农 #周春富 #阶级斗争

3个月前

秦全耀:周恩来曾亲自乘坦克去帮外国维稳 1956 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许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有几十万工人、干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在首都街头常出现百余辆大卡车载着手持小旗的示威群众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打倒拉科西！”“改组党中央”等口号外，示威群众还在首都斯大林广场用电锯从膝盖处锯倒了斯大林铜像，许多书店的马列主义书籍被抛在街上焚烧，到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政治动乱很快演变成大规模武斗，一时间，首都到处枪声四起，目标直指国防部、公安部、警察总局等部门，战斗异常激烈。“广播电台”、《人民之声报》等宣传要害部门被占领，并公开播放反苏声明，公开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求援，支持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纳吉。事件发生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集团吓破了胆”，打算放弃匈牙利。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跟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他们出兵。敬爱的周总理还以“大无畏的气概”乘坐苏军坦克来到战火纷飞的布达佩斯街头观察形势，平息暴乱。老秦记得十分清楚这些都是文革时的报道，如果搁在今天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中国总理布达佩斯街头乘坦克帮匈牙利维稳！经核实，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了这座硝烟还未散尽的布达佩斯时，枪声刚刚平息，局势尚未完全恢复平静。考虑到中国领导人的安全，匈牙利政府用坦克车接送了周恩来等人。中国媒体当时报道周总理一行是 “匈牙利事件”后第一个访匈的代表团，在匈牙利广大人民中反映强烈，尤其是从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匈牙利处于危难时刻给予的国际主义援助。 1976年中国发生“四.五事件”，那时，毛主席将其定性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有，都是本博亲眼所见，在中国的各种报道中，邓小平被称为中国的邓.纳吉。 1989年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平反为人民起义，肯定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为死去的人民立碑。

#周恩来 #匈牙利事件 #苏联 #纳吉 #国际关系

3个月前

毛泽东和周恩来欠下匈牙利人民的一笔血债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由此，毛泽东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刘宾雁说﹕“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二十万苏军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周恩来的坐镇支持下，长驱直入匈牙利，一场血腥屠杀开始，纳吉政府垮台。纳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匈牙利起义画上句号。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丧生，一万二千人受伤，三万多人受迫害，几百名革命领导人被捕处决。二十多万人逃亡西方，四万七千人流亡美国。(《开放》2006。11) 据徐铸成回忆，当以他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时，“我们团到达的当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变后新上台的首领卡达尔到苏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团代表一一热情握手，还和我拥抱。”(《“阳谋”亲历记》) ---魏紫丹：《从反右到文革》

#毛泽东 #周恩来 #匈牙利事件 #苏联 #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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