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3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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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粮食出口 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 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 场销售”。 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在严重饥荒面前,本应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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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便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可以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 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见于《湘声报・观察周刊》2002年4月18日)。 王实味之死的原由,最远只能追溯至王实味写杂文,讽刺延安时期的不平等。史料上说: 在延安,从1937年开始逐步形成大、中、小灶的规定,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5分钱,一般干部7分钱,以后叫做社会部的“中央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1.5角钱。军队团(边区厅)级干部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中央部)级干部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四菜一汤。衣服则按等级分别为从外面买进的斜纹布和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而有四个口袋、两个口袋的区分。……江青要吃的阿胶,是从山东买到后,经香港、重庆绕了一个大圈送到延安……(《读书文摘》2002年第4期) 上述是历史事实,也是王实味那一时期杂文批评的对象,此外,再也没有能够证明可以对王实味处以极刑的法律依据。而处死王实味的惟一“铁证”,仅仅因为他“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这点连禁闭都不够格的“罪名”,竟然招致了残酷的杀身之祸!一把砍刀、一眼枯井,便了却了一个批评者的生命。 ---作家讽刺中共特权惨遭杀害 作者: 魏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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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达能夫妇被撕票 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无力在根据地立足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只能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仓促流窜,为牵制国军,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组成新的红十军,由方志敏领导,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只所谓的抗日先遣队并没有开往有日本人的 地方,而是向当时根本没有日军影子的安徽、福建、浙江方向仓皇出逃。 1934年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红军故技重演,抓获了在此传教的美国人师达能夫妇和仅两个月大的女儿海伦,教会能办学校和开医院,肯定是大生意又来了,索要巨额赎金二万大洋,但遭到他们的拒绝。 在凶残的匪徒面前,沉默是最安全的选项,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当帮凶和看客,三个伟大的普通中国人为此成仁成义。被绑当日深夜,婴儿海伦受惊啼哭,看守的红军士兵极为不满,欲杀之,一个同被关押但即将被释放的中国无名氏挺身而出,责问士兵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 士兵转向他怒问“你愿意替她去死吗?”得到肯定的答复。这人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慷慨成仁,爱伦则被允许存活下来。 次日,“先遣队”押解着被捕获的人员及劫掠的大量物资前往庙首镇,在得知师达能夫妇无意向教会申请赎金后,在庙首镇举行大会,欲将师达能夫妇斩首示众,即将行刑之时,一位当地基督教徒张师圣突然冲入刑场,再三恳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随后从张师圣的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于是,中共便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为名,将张师圣和师达能夫妇一起斩首。 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克周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克周带着爱伦,步行北上,沿途寻找乳母喂哺艾伦,最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 中共的暴行和这三个人的行为不就是残忍与仁爱,丑与美,善与恶的经典范例吗!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惊震了中国和世界。在美国政府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民国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 寻淮洲在杀害师达能夫妇后不到5天,就在太平县谭家桥伏击战中被击毙,部属流离失所,损失惨重。方志敏率红十军剩余部队被迫向闽浙赣边界逃窜,进至江西怀玉山地区时被国军包围,经7昼战斗,这支从未与日军照过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少部突围外,主力基本覆没,红十军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继任师长王如痴被俘,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金竹村的一个柴草堆中被抓获。 方志敏被捕后,被国民政府以谋杀师达能夫妇之罪名被判处死刑,成就了他的誓约——“……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精于绑票洗劫的方志敏 编写:爱德华 图:师达能夫妇的遗孤海伦 (Helen Priscilla Stam)。她被称作“神迹婴儿”(Miracle Baby)。她的父母殉道后,小海伦被独自弃置在关押他们的房子里。12月9日,红军撤出庙首。本计划要在庙首与师达能同工的卢克周牧师找到了小海伦,把她放在米筐里,挑着担子,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辗转数千里,把她送到了她的外祖父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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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绑票洗劫的方志敏 方志敏在1931当选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这个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和洗劫。 洗劫瓷都景德镇 1930年7月,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 动收获颇丰,获得的黄金、白银、股票,价值30多万元,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运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此外,方志敏此行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的家人的巨额“赠款”后,这些外国商人得以释放,但是对自己的同胞,方志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景德镇富甲一方、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本人也被方志敏枪杀。 两劫“廿八都” 方志敏尝到景德镇洗劫绑票生意的甜头后,把目光投向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浙江省江山的“廿八都”。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廿八都,红军不仅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却被撕票。 两个月后,方志敏又再次洗劫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元气大伤,从此萧条,不再繁荣。 ---编写: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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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坎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户人家。苏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们村也不能幸免。王××(因其后代仍在原地居住,顾及子女的颜面,隐其真名)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十二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 距离下坎子村几里地外,在沈阳西北郊 有一个日本军用仓库叫“581仓库”,日本投降,社会秩序大乱,有些人从581仓库抢军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资扛回来卖,有时苏军也开汽车拉些军用物资来卖。我们村的徐树吉住在村东头,一天早晨,他怀揣着钱想买点便宜货,他来到村西头两棵柳树下守候。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兵,见着徐树吉就搜身,把他怀里揣的钱翻着了,徐树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夺,但钱还是被抢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树下生闷气。不多时,那个苏联兵又找来一个苏联兵,先前那个兵用手指徐树吉,意思说就是他往回夺钱,不老实顺从。两个苏联兵走上前,抡起枪托搂头盖顶就砸徐树吉,把徐树吉打得惨叫声整个村子都听到。那年我十岁,那恐怖的哀嚎声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全村子没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连他家人也不敢。大约过了半小时渐渐没有声音了,村里人才敢出来,见两个大鼻子兵已扬长而去,围过去再看徐树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阳北郊有一条从东向西横穿的运河,现在沈阳市的人管它叫北运河,那时都管它叫二道沟,我们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面结冰,人车为了抄近都从冰上走。1945年冬,远屯有一辆胶皮轱轳大车路过我们村附近的二道沟,老汉赶车,车上坐着老汉的姑娘。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军官,把姑娘强奸了,完事还要扒大车的胶车轮胎。赶车的老汉连哭带诉:“给我们的姑娘给糟蹋了,还扒车轮胎,这车还能走吗?怎么回家啊?我们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气,这又受老毛子的,连强奸姑娘带扒车带,……”。正好有两个中国警察路过,本来也不敢管,但听老汉的一番哭诉,其中一个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义愤,就豁出去了,照那苏联军官腿就打了一枪。这个苏联军官挨了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嚣张气焰立刻没了,坐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不住的拍巴掌。另一个警察张玉清说:“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说着又给补了一枪,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后1952年,把徐敬一、张玉清二人揪出来,五花大绑,拉到我们村外的大台上,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斗争,这两人以后再也没回来。 ---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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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8月末、9月初,我们这里就出现了满街的苏联红军。 9月,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上我目睹一个苏联红军抢冥币。当时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兰盆节”,民间叫“鬼节”。这天佛庙要举行仪式,焚香礼拜,超度众生;民间百姓也家家烧冥币遥祭亡灵。接下来10月1日是农历中秋节,也有祭 祀先人的。所以这期间满街到处有售卖冥品冥币的。 这天,从大南门方向走来一个苏联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个售卖冥品的小摊前,看见花花绿绿的冥币,以为是能流通的货币,上前抢了一捆就走,来到另一个售卖食品的小摊前拿了食品扔下几张冥币就要走。小贩不干,比比划划拒收。这个苏联兵眼睛一瞪,抡起转盘枪逼着小贩,吓得小贩再不敢吱声。许多中国老百姓背后咒骂、当笑话。 有的还从仓库里偷盗出各种物资叫卖,或跟中国老百姓换物。 一个苏联兵弄来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门附近要跟中国人交换贵重物品。有一个吸毒老头,拿了一块银壳怀表去换。那个苏联兵接过怀表揣起来,却不肯给海洛因。这老头不干,他就端起转盘枪,吓得老头只得认倒霉。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强奸妇女。一天,咱院大人们传说大东门附近一女子被从电车上拽走,又某处妇女被强奸,等等。我虽然没亲见,但满城惊慌,我们大院的各家妇女都不敢出门,互相转告往脸上抹锅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单独或结伙施暴,当时苏军还有组织地拆卸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我们沈阳东关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铁西区的重工业厂等等,日以继夜地把机器拆下来,装火车运往苏联国去。这些事,我们沈阳的老百姓都气愤,说:“老毛子简直就是红胡子。” ---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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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 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乱点鸳鸯谱没商量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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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指1960年7月)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著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著“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著“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察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铐上 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证明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30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有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30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 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辛子陵《红太阳的坠落–千秋功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