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3个月前
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国飞虎队成员 1949年,他在台湾获得中校军衔。后来父亲托人从香港带给他一封家书,言辞坚决而恳切地希望他能回到大陆,一起建设新中国。 1954年3月8日,吴其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遣送到余杭农场,接受学习改造,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 1974年,吴其轺获得自由,但 还是找不到正式工作,带着抗战时留下的伤腿,去清波针织手套厂当了一名拉货的三轮车夫。一家四口租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每月3块3角。由于体力消耗极大,吴其轺一顿饭可以轻轻松松吃一斤面条,但经常吃不饱。 尽管这样,吴其轺还是凭借他的聪慧骁勇和乐观成为杭州不少人崇拜的一名三轮车夫。 当时没人知道,这个车夫曾是开着战斗机和日本军机空中格斗过的优秀飞行员,还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2005年之前,吴其轺从没对一个人讲过自己的经历,哪怕对妻子和儿子也没提过。 吴其轺真正被人们广泛知晓,是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的事迹通过多家海内外媒体的报道后广为传播。凤凰卫视专门为他拍了一集纪录片,,, ---飞虎队老兵——吴其轺 图2:1943年,“飞虎队”员在桂林合影,前排左三为吴其轺。 图3,4:被释放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当一名拉货的三轮车夫,用那条在战场上受伤的腿,拉一车重达600斤的货,一年365天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每天仅挣1元2角,连温饱都成问题,一家人挤在只有12平米的房子里。
朱韵和
3个月前
你敢“造谣”! 1964年,当局打造的“庄园故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下,开始轰轰烈烈推向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庄园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可是,在庄园附近,居住有不少认识刘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向参观者说出真相,于是,从1964年秋起,一场专项镇压和驱赶行动在庄园附近展 开(该行动姑且称作“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行动”)。 “行动”先以抓人、打人、批斗、判刑为前锋,制造恐怖气氛,接着下达驱逐令,驱逐庄园周边一些当局不放心的农民。该令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而且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感受过“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们要遭受当局怕他们说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这些被驱逐者们都被定为“坏人”,在发配地他们被歧视、挨整、克扣口粮等等。 此外,对凡是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长工,还是“阶级兄弟”的贫农,中共当局一律加以“造谣”的罪名,并以铁腕镇压。 该“行动”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和亲友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首当其冲的人叫刘福田。刘福田曾是抗战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战整整八年。后来他又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1949年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鉴于刘福田与刘家的关系,当局认为他最有可能说真话,便决定拿他开刀。1964年9月,刘富田被抓起来,罪名是刘文辉的“伪军官”。他先是遭到一阵暴打,然后被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刘富田被当众宣布逮捕,判无期徒刑。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中国安仁,刘小飞在“刘氏庄园博物馆”告诉前来参观的游客,里面大多数展品都是假的。刘小飞是刘文彩的孙子。
朱韵和
3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四) 10.張懿萍中原會戰回憶: 第三步便是「人海」戰。那是慘絕人寰,將人命視為草芥的一種最野蠻而無人性的「戰術」,也即是毛澤東在生被碎屍萬段不足以懲其惡,死後挖墳鞭屍不足以贖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惡,是他所欠中國良善民眾最重要的一筆血債。 這種把人命賤過螞 蟻的「人海戰」國共作戰時慣常使用,在韓戰場也還是使用。從去年十一月間,中共軍事負責人林彪,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所提出來的那篇「繼續定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所說「要把美帝消滅在民眾戰爭的海洋里」一文中,重點還是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軍隊,使軍隊不怕死」;最後的結論,則是「以人海贏取勝利」。較早以前,更說過「中共不怕核子戰,把中國人炸死一半,也還有二、三億人活著的。」這是「氣壯」嗎? 這筆血債,讓以後的史學家去清算,在此暫且不談。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們這十多年來,用以教練軍隊「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麼董存瑞捨身炸碉堡;黃繼光胸膛塞槍眼;王傑身撲炸藥包;羅光燮以身起地雷 在「中原會戰」中,中共對我們防守陣地的攻擊,把「人海戰」發揮到了極限的一次,即是調來劉長勝的「攻堅縱隊」,向我軍發動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們在炮火的掩護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陣地作波浪式的沖撲,真是前仆後繼,鑽進到我們火網裹面來。外壕他們是躍不過的,起初,用人抬著綁接的木板樓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為衝鋒的橋樑;但他們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後他們改變辦法,以人命來填壕溝,被我們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衝上第二批,第三批,……這樣,一直把一條約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闊度與深度,長達約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滿了好幾處屍體;屍體堆積高與壕齊,然後便以屍體做橋樑,再以「人海戰」,撲近我們的陣地。照中共所表揚的「典型人物」與「英勇故事」。這些數以百計的「捨命填溝壕」的人,都應該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這是一些什麼人呢? 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三野」的戰鬥兵,而是連軍服都沒有穿,身無槍械,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農民。他們是受了「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而甘為「民眾解放戰爭」拚命的嗎? 不是,決不是,因為事後我們見到的,是用一根繩索,串綁著十個八個人的左手,一起倒臥壕內或地面;我們還在現場檢查出中共的「罪證」,有若干人的子彈傷痕,是從身體後面打進去的。這說明一點。中共除了脅迫他們這些善良的農民,作為「人海戰」的前驅犧牲品之外,還在他們的後面架起機槍,迫使他們有進無退,有死無生。為著要達到以人命填滿外壕的目的,把這班善良的農民,驅使到戰場上來,「背腹受創」而後「前後夾擊」,這是我目擊的事實,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惡! 中共對「解放軍」的教材裹面所列舉的「董存瑞捨身炸碉堡」,「黃繼光胸膛堵槍眼」,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就以我親眼遇到見到的,除董存瑞與黃繼光這樣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會戰」來說,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揚一個董存瑞與黃繼光,這就未免太「濃此薄彼」,我要為那次捨身炸我們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們的槍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們炸我們第一線伏地碉堡與機關槍掩體的辦法共有三種,第一是炸藥捆在北方農民叉麥杆的樹枝叉子上,企圖爬近我們的工事,伸在槍眼口上發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藥綁在人身上,撲到我們的工事前面來;第三是想用手榴彈擲進我們的槍眼裹。可惜他們這三種辦法都「弗靈」,人還沒有接近我們的陣地。便被我們的自動武器,擊斃在陣地前面;炸開了的,也是炸倒他們自己。 像這種「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的人,則多是「三野」的真正戰鬥兵。事後我們從他們遺屍中發現,身上綁有炸藥,或手中拿著炸藥木叉的死者,只有兩三個是穿農民衣服的。 說到「黃繼光胸膛堵槍眼」的「英雄人物」,那就與用人命填外壕一樣,事後我們檢查堆積在工事槍眼前面的重疊屍體,發現最下面兩三層屍體,都是穿農民衣服,並且手腕上串綁有繩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斃在屍堆前後左右的屍體,才是穿著「三野」軍服計程車兵。因為那一次,他們遺棄在我們陣地前面的屍體與重傷者,專是我所守的陣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戰場的遺屍近三千具。戰事進行到如何慘烈,也把中共號稱「萬應萬靈」的「人海戰」真面目揭露無遺;因為其中半數以上,是根本沒有戰鬥力的老百姓,雖然極大多數都是犧牲在我軍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數因畏縮不前,被共軍押陣驅迫的槍彈射死。但這筆血帳,卻毫無疑問應該由中共負起清還的責任。 至於號稱「攻堅縱隊」的劉長勝縱隊,他們的真正戰力如何呢? 他們的戰鬥兵親自上陣,是在上述火力戰與「人海戰」鋪平了衝鋒道路之後,這才正式上場作秀他們的「攻堅術」。從他們遺在陣地前屍體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們的俘虜口供中得知,他們的攻擊,是分成小組兵力,由「指戰人員」分擔率領與督戰任務;衝鋒前要開會,衝鋒頓挫了也要開會,打勝了要開會,打敗了也要開會。這叫做「打通思想,檢討得失,檢查功過,大家抓主意」。 誰都知道,共產黨是會議最多的,雞毛蒜皮的事開會,拉屎撒尿不出也開會∶開來開去都離不開「毛澤東思想」這張「萬靈萬應藥方 」。但是,他們軍隊在戰前、戰時、戰地也忘不了開會,則是出身在湘、贛邊區做土匪的賀龍發出的指示。他說∶「實行火線上軍隊開各種大小會,發動士兵_眾如何出主意,想辦法,解決困境,攻克敵陣,達成任務。在軍隊長官指導之下,商量商量,醞釀醞釀,徵求徵求意見;把不同的意見擺一擺,議一議;對有錯誤意見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說服工作。打過一次仗之後,又要檢查檢查,總結總結。」那次劉長勝縱隊,從開封調來攻擊我們,就曾開過這種會議才開始衝鋒的。先用機關槍驅迫老百姓上陣,為他們填外壕,堵塞槍眼,身綁炸藥,都是在會議中想出來的辦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們密集的缺點。
朱韵和
3个月前
生活散漫 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书中多处提及了毛岸英好睡懒觉的习惯。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 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11月25日,毛岸英被炸死当天早上,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 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 毛岸英却对高瑞欣不以为然的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注:冷饭用鸡蛋炒热)。 可见,毛岸英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毛泽东的旗号。可惜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 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也连累了高瑞欣被炸死。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有目击者回忆毛岸英之死的原因,说,「抗美援朝」期间,生活艰苦。金日成派人给总司令彭德怀送了一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极难得极难得的。除了给总司令吃以外,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鸡蛋的算盘。 11月25日上午,彭已吃过饭,在外边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觉,才来上班,并擅自拿鸡蛋做蛋炒饭。拿鸡蛋吃已经超狂妄了,而且在不应该做饭的时候让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目标,毛岸英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颜昌海)
朱韵和
3个月前
全世界為何唯獨中國沒有二戰老兵? 大陸官方給退休軍人的待遇,有「長征式」、「三八式」、「解放式」三種,卻把国军的抗日老兵完全排除在外。這只能說明他們不是為國家為民族,而是只為共產黨服務! 1949年後,在駭人聽聞的幾十年裡,国军抗戰老兵一個個變成「運動員」,被扔在最卑微最渺小的 角落。 「文革時無休止的被批鬥,永遠低人一等,真的連狗都不如。當年因為滿腔的愛國之情而去參軍,行軍時落下了一身的病,如今沒有養老補貼,不給殘疾證。汶川地震時我捐了700,後來我房子倒了卻無人問津......」——抗日老兵李秀輝說。 在四川宜賓,有志願者去看望張靈甫74軍抗戰老兵蔡壽康。老人得過國民政府頒發的勛章,文革時由於害怕,被自己銷毀了。然後志願者們為他製作了一枚勛章。老人很開心的笑了,但是又說了一句話:我戴著它去外面,不會有事吧?那一刻,不僅蔡壽康本人,志願者也哭了。 許多志願者在走訪國民黨抗戰老兵的過程中哭到幾近崩潰。昨天抗日的英雄,而今在大陸晚年不甚噓唏。 出生於1927年的黃建文,是被譽為「抗日銅軍」的粵軍第64軍155師的一名機槍手。1943年2月,黃建文與同村的熱血青年,懷著保家衛國的決心,一起參加了駐守在茂名一帶的國軍155師。入伍不久後,即隨部隊參加廣東化州抗日和廣西桂柳會戰。在廣西蒙墟,第64軍與日寇反覆爭奪陣地,機槍手黃建文與戰友們一起衝鋒時,被躲在戰壕裡的日軍刺中大腿,至今還留有傷痕。 抗戰勝利後,第64軍在江門接收日軍投降。黃建文後來在國共內戰中加入解放軍,並參加入朝作戰,後退伍回鄉務農。 晚年的黃建文貧病交加,兒子也拿不出錢來為父治病,老人痛苦絕望,一度在湛江醫院準備跳樓尋死。後經媒體報導和志願者多次幫助申訴,當局每月給大約500-700元人民幣的補助。黃建文因直腸癌,動了手術。後來,家人花光積蓄,醫生束手無策,黃建文於2014年去世。 近年來,大陸的國民黨抗日老兵,主要靠由有良知的民間志願者和組織幫助救援。2012年,廣西民間一批志願者發起了「廣西老兵關懷計畫」。 據該項計畫負責人韋海勇介紹,2012年在廣西發現的健在抗戰老兵約有100多位。但據預測,廣西全省倖存抗戰老兵應該在1000人以上,平均年齡超過90歲。尚未尋找到的老兵大多生活在偏遠鄉村,生活貧困。 「老兵最期望的是得到身份的認證。」韋海勇說。 图:被遗忘的二战抗日老兵们
朱韵和
3个月前
1949年后被处决的抗日名将 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是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连。这些被杀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 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 78 名、少将159名。 这被杀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中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应该为这些英雄们平反,为他们颁发抗日战争纪念章,并且对其子女表示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赔偿。 上将与辛亥元老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 1950年处死。 2、宋鹤庚辛亥革命元勋(1883--1952)上将。1952年死刑。 3、夏之时辛亥革命元勋(1887--1950)1950年枪决。 4、邓玉麟辛亥革命元勋(1881--1951)1950年处决。 5、宋鹤庚字皋南,护法健将1883年生,1952年死刑,立即执行。” 中将 1、糜藕池(1897--1951)中将。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 2、谢崇阶(1904--1951)中将,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乐山被处决。 3、彭旷高(1902--1951)中将。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51年9月26日处决。 4、崔世昌(1900--1953)中将。1939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2年任第14集团军中将参谋长,1944年7月任第5战区副参谋长,1953年12月7日在河北涿县被处决。 5、倪弼(1894--1958)中将。江苏江都人。1938年任第3战区军法执行监,1941年冬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1958年7月31日以反革命罪在江西赣州被处决 6、曹勖(1901--1951)中将。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7、赵世玲(1905--1949)中将。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9年处决。 8、周址(1890--1953)中将。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1953年死刑。 9、林伯民(1866--1952)中将。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田西原(1900--1951)中将。1937年冬任第5战区第3路游击司令,1938年陆军大学教官,同年秋任第37军参谋长,后任第37军副军长,1939年任第15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秋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兼干训团教官,1941年任第39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任军令部中将参议兼陆军大学高级教官,1951年4月27日在湖北保康被处决 11、李强(1905--1952)中将,1939年任军政部第24补训处少将处长,1940年4月任新编第2军暂编16师师长,1941年任第29军暂编16师师长,1942年3月任第29军中将副军长,1943年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兼镇平师管区司令,1952年4月14日在遂川被处决。 12、马守援(1899-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3、刘晴初(1894--1951)中将,1938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51年处决。 14、潘峰名别字目屏,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宋士台,抗日将领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 16、金亦吾(1904--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7、武庭麟(1892--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52年在河南洛阳被处决。 18、欧阳珍(1892--1950)中将。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9、陈光中(1897--1949)中将。号德隆,字桂山,湖南邵阳人。1937年6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49年在湖南邵阳被处决。 20、陈宏谟(1906--1952)中将。,1938年7月任军事委员会驻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1952年被判处死刑。 ,,,,,,
朱韵和
3个月前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 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 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晚或次日晚,毛泽东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泽东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泽东安排好了的。 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 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作家出版社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提供了不少资料,尽管作为主旋律文学,但还是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由于长期阅读官媒宣传品,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去伪存真的能力,学会透过人为的光环,注意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才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凡引号内的文字均系摘引此书,括号内的数字即是此书的页码)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朱韵和
3个月前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 ? ”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原刘文彩佃户唐学成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相逢
朱韵和
3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三) 9.徐蚌會戰及後記: 筆者小時住在眷村附近,有許多「老爺爺」輩的忘年之交,我還記得跟他們談話時只要一談到對日抗戰時他們往往都是滔滔不絕,但談到國共內戰時,尤其是「人海戰術」他們多半是沉默不語…或許這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胡志偉:一名堅定的自由文化 戰士之心路歷程 老蔣失天下就是因為心慈面軟,對共產黨手下留情。」同我鄰鋪的連鬢胡張履信,是閻錫山親訓炮兵營營長,他一再回憶太原陷落那天,梁敦厚、閻慧卿等自焚殉國的壯烈事跡。他說:「太原堅守兩年,是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蹟,共軍的炮火把太原市區炸得沒有一幢完整的房屋,而其炮兵則是換過軍裝的日軍戰俘,所有巨炮、彈械都是侵華日軍留下的,共軍用老弱婦孺打頭陣搞人海戰術,國軍不忍對老百姓開火,後邊的共軍就乘勢掩襲,我們的陣地往往就是在猶豫中丟失的。」 ... 「在三年戡亂戰爭中,共軍用「人海」對付「火海」,強迫無辜民眾打前鋒,用以消耗國軍的彈藥。國軍的機槍射手們面對波濤一樣洶湧而來的人潮,殺人殺得令自己害怕與噁心,因不忍傷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壓力下放棄陣地。無論國軍火網如何嚴密,卻有著永遠死不完的「炮灰」來同槍彈相拼,結果是粵語所謂「好佬怕賴佬」」。 戡亂時期中共反政府武裝「人海戰」真相 我生平見過的死傷場面甚多,但場面最大,人數最眾,情形最慘的則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日本飛機於民國二十八年濫炸衡陽;第二次是民國三十二年常德會戰;第三次則是三十七年「中原會戰」。我身經目擊這三次死傷枕藉,屍橫遍野,肢離破碎,形同焦炭或水腫腐爛的死亡者,在感情上有三種不同的反應。第一次見到日本人之慘無人道,濫炸平民,引起我滿腔悲憤,故投筆從戎。第二次見到先期各軍師獄,為攻守常德的重大犧牲;被他們壯烈成仁的英勇精神,感動得熱血澎湃。惟有這一次在「中原會戰」之後,使我至今仍耿耿於懷,戚戚不已 的,不是我軍的傷亡;也不是共軍的傷亡;兩軍對敵,本來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各為其主,各為其責,死傷都是份內事。可是,這一次竟會被中共強迫驅使那麼多手無寸鐵,連軍衣都沒有穿著過的老百姓,用繩索綁束在手腕上,後面架著機槍,填充外壕,堵塞槍眼的犧牲品。這種慘無人道,也是慘絕人寰的做法,就是由「毛澤東思想」所產生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他們自認是最得意之作的「人海戰」! 這種戰法,除了滅絕人性的共產黨人做得出來之外,據我所知,連以殘酷暴虐著稱於世的日本軍閥,也從未使用過:他們雖然殘殺了我國很多同胞,卻從未把中國人拿來做他們的替死鬼;他們打得了打,打不了切腹自殺。 而我們那一次抵抗共軍「三野」陳毅部「攻堅縱隊」一夜猛攻,打死這麼多手無寸鐵老百姓,卻是在無法分辨的黑夜,在共軍的想像中,以這種將無辜人命視如螻蟻的「人海戰」,攻擊我們噎苦守了五晝夜的殘破陣地,必定可以一鼓而下;只待把我們解決了,到他們自己清理戰場時大可從容不迫,將這些替他們填溝鋪路塞槍眼的民命,集體加以掩埋,消滅罪證。然後再大吹大擂,這是劉長勝「攻堅縱隊」執行「毛澤東思想」的功勞;是「人民解放戰爭」的成效。沒想到如意算盤打落了空,「攻堅縱隊」碰到我們這個「防堅總隊」的硬塊上,一敗塗地,狼狽而逃,連想毀滅罪證,拋在戰場上的重傷者都來不及拖走便潰退了。 這只是我親自目擊,敢於向歷史作證的一次實證。但由此類推,中共的所謂「人海戰爭」與「人海戰術」,其罪惡之深重,被脅迫犧牲無辜民命之眾多,也是曠古未有的。這筆血債,也只有找共產黨人去償還了。這是我終身不會忘懷有機會就要向世人提出控訴的一次血淋淋的罪證。
朱韵和
3个月前
王开岭:从齐奥塞斯库的终结说开去 从1989年12月21日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吼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 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他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黑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仓皇出走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为“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号召力的口才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由兵营临时改造的审判厅。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圣诞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75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3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已像弹簧一样绷到了极限。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地下令向游行青年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镇压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毫无异议,竟无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是:若是这些人奉行法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儿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如果没有和平演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唯有暴力的掘土机。
朱韵和
3个月前
波尔布特死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自己的部下囚禁在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一个山区。 他每天都要接受审判,被迫承认自己在执政期间犯下的罪行,并向全国人民道歉。 这些审判是由塔莫克主持的,他是红色高棉中最年轻、最激进、最残忍的将领之一。他曾经是波尔布特的忠实追随者,但在1997年 6月10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后,他对波尔布特彻底失去了信任和敬意。 那一天,波尔布特下令杀害了宋成和他全家。宋成是红色高棉中最资深、最受人敬重、最有威望的将领之一。他曾经与波尔布特并肩作战,共同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并在越南入侵后带领游击队进行抵抗。 但是,在1997年初,宋成决定与新政府和谈,并准备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 这让波尔布特感到极度愤怒和背叛,于是他派出了一个刺杀小组,将宋成和他全家包括妻子、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等十几个人全部杀害,并将他们的尸体用汽油浇灌并点燃了。 塔莫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悲痛。他认为波尔布特已经疯了,不仅背叛了自己的战友,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他决定发动政变,逮捕了波尔布特,并宣布接管红色高棉的领导权。 他还与新政府和谈,希望能够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并为红色高棉的成员争取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 波尔布特被捕后,塔莫克并没有立即处决他,而是想通过审判他来揭露他的罪行,以此来为红色高棉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也为自己的政变正名。他还希望能够通过审判波尔布特来与新政府进行交换,换取自己和自己的部队的安全。 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新政府对塔莫克的和平提议不感兴趣,而是继续对他进行军事打击。 塔莫克的部队在不断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而波尔布特的审判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塔莫克没有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他所进行的审判缺乏法律和道德的基础和权威。 波尔布特在被审判期间,表现出了一种既顽固又矛盾的态度。 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后悔和忏悔,对自己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歉意; 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不平等、没有贫穷、没有病痛、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罪恶的乌托邦社会。 他还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的敌人,如越南、苏联、美国等国家,以及内部的叛徒,如宋成、韩桑林等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被误解、被背叛、被陷害、被迫害的英雄和殉道者。 波尔布特的最后一年,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年。他曾经是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着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但却被自己的部下发动政变,囚禁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失去了一切。 他曾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激进的代表,拥有着无比的理想和信念,但却被自己的罪行和失败所摧毁,迷失了方向,放弃了信仰。 他在这一年里,经历了从神到鬼,从造物主到毁灭者,从救世主到罪人的惨痛转变。 波尔布特死后,他没有给柬埔寨留下任何美好的遗产。他在执政期间所造成的灾难和屠杀,使柬埔寨人民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和创伤,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和家园; ---参考文献;菲利普·肖特《波尔布特传》
朱韵和
3个月前
雷颐:文革时的虚假繁荣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 被拉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 其中一条规定是,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到柜台将商品退还。传达中,还表扬某菜场一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2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卖肉师傅当即决定不要肉票,切了2斤肉递给顾客。 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就想走,结果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 “规定”中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比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以至推算出军工情况和国防实力……因此,这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朱韵和
3个月前
土改为什么非要杀人?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被整了几十年的地主后代的“困惑”。 这也曾经是我的“困惑”。 和平 手段本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如台湾土改),但中共弃而不用,非要杀人,为什么呢? 在中共夺权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在三年内战时期更是如此,刘少奇在1947 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所以,共产党要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1949年,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一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杀人立威。 “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2.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3.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杀人土改”)的全部奥秘。 ---谭松: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
朱韵和
3个月前
林辉:美军受骗空运20名共军高级将领的背后 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一架美军运输机运载着20名共军高级将领,从延安飞到了华北共军根据地,这些将领是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锡联、陈赓、薄一波、陈再道、张继春、滕代远、杨得志、宋时轮、王近山、萧劲光、邓华、邓克明、傅秋 涛、李天佑、聂鹤亭和江华。他们皆是当时中共军队中重量级的人物,或是军区司令、副司令、政委,或是军长等,可以说囊括了晋冀鲁豫、东北、华中三大战略区的主将。 不过,当时的美军并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美军高层也不知道下属的行为,而当时的美军只是出于人情往来,以为帮了中共一个小忙而已。 中共高层意识到,此时趁乱夺权和占领更多地盘是再好不过的了,而一大关键是需要将在延安养精蓄锐、具备指挥才能的共军高级将领,运送到关键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前线。这些将领是在1943年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之后留在了延安。 对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中共高级将领而言,如果按照骑马加步行的速度,他们不仅要经过黄土高原和黄河等凶险的自然环境,还需要通过国军的封锁。从延安赶往华南、东北、华东至少需要两到六个月时间,这当然会影响夺权和占领地盘的计划,于是毛和叶剑英想到了利用美军飞机,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便内心有些担心这些将领的安全。 叶剑英于是致电包瑞德道:“我们这里有些同志想要赶往太行山区,与久未重逢的家人见一面,能够借用你们的运输机送他们一程?”至于这些“同志”姓名、身份则略而不谈。 包瑞德,大概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也没有详细询问这些人的身份,更没有向了解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叶剑英的请求。于是就有了开头一幕。 据说为了保证乘机人员的安全,中共严格保密,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一个人的姓名、级别。而邓小平等人一直到8月25日凌晨才知晓自己将要在上午9点前往延安机场集合,上级还明令禁止他们告诉任何人此行计划,只能自己携带行李前来。叶剑英亲自在机场进行安全检查,乘坐飞机的每个将领身上也都装备着为预防不测应急使用的降落伞及武器。 在飞行4个多小时后,美军飞机将20人送到了太行山区的长宁机场. 这20名共军高级将领在短暂休息后,立即赶赴各自战区,将各根据地和游击队集结起来,准备与国军开战。如刘伯承和邓小平赶往驻扎在河北邯郸涉县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留驻晋冀鲁豫根据地,陈毅赶往华东战区,林彪前往东北战区。 正是这次空运,使中共本来至少需要两个月艰苦的运送任务,在半天之内即告完成,其时间甚至比美军开始空运国军先遣人员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还早了一天。 而毛在苏联的命令和国内的舆论下,于1945年8月26日,也就是美军机将20名共军将领送往前线后的次日,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 然而,毛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马上就向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公开破坏《双十协定》。 图:包瑞德与毛泽东
朱韵和
3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二) 6.1946年的中共军队 马森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 那时最令我心惊的是,听玉春表哥的描述,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至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 7.大公报主编王云生: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 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8.辛灏年2005年十月澳洲巡回演讲《谁是新中国》系列 大家都知道孟良崮战役,国民党的王牌师[整]七十四师是怎么被打垮的呢?我不说其他的原因啦,我只告诉你“解放军”是怎么冲锋的。如果这个故事是台湾国民党说的,我不信。如果这个故事是海外的华裔学者写的,我不信。我信的是什么?是山东军区--就是济南军区的一个老解放军军官。我在八十年代末访问济南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孟良崮的山坡上,当“解放军”冲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一次遇到的是一群老头老太太,机关枪扣住扳机扫出子弹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倏然一惊,他不能打,他不能拿机关枪去扫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老先生们哪!可是他不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啊!共产党让他们做第一次冲锋。第二次冲锋上来的 -- 机关枪刚刚扣住扳机 -- 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民党[的军队]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 “解放军”又冲上了一阵。第三次冲锋是一片白被单,正要开打的时候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裸裸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民党的军队把枪一扔,不打了,怎么打呀?! -- 这个战争的经验,我告诉大家,也是跟列宁学来的,列宁在他1920年到1921年的那个所谓察里金的战斗当中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地主富农及其家属送上前线作为替死鬼的。这个方法,在“彭大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曾经告诉金日成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美军,那个坏透了的金日成还真的没这样做。 图:太原戰役中解放军第60军攻城部队发动进攻
朱韵和
3个月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上海舞女送来了马列主义 《红罂粟花 The Red Poppy》,前苏联第一部现代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创作于1927年,1949年重新修订。后来,为避免与鸦片产生过多联想,该剧也称为《红花 The Red Flower》。其实,《红罂粟花》名字倒是很恰当,甚至颜色都选得恰如其份,如果说十九世纪国人 在生理上遭受了鸦片的侵害,二十世纪,前苏联向大陆输出的一种精神鸦片,危害只会更大。 1949年末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在苏期间,适逢莫斯科大剧院新排三幕五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彩排时请大使馆人员出席观看。 据《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王稼祥遗孀朱仲丽著)描述,舞台布景为中国特色,繁华的黄浦江边,高楼耸立,霓虹灯闪亮,一个穿戴着红色大襟短衣,宽腿大绿裤,一条长辫子,手中捧着一枝红色罂粟花的中国妓女。一艘苏联货船在江边码头卸货物,一个年青的水手下船嫖妓。一夜情后,苏联水手将很多的马列主义思想传授给中国妓女,接着中国的工人来嫖娼,这个妓女将马列主义思想传给了中国工人,再接着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后中国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而谢幕。 中国首任驻苏王稼祥大使立刻向苏联外交部表示不满意见,认为该剧荒谬绝伦,将中国工人掌握马列主义思想,说成是苏联水手的传授与中国妓女的启发,新中国的成立岂非别人的恩赐,而是我党的艰苦奋斗取得的胜利。 1950 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有关方面又给大使馆送来了《红罂粟花》戏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与使馆人员出席观看。陈伯达坐在贵宾席看得入神,剧完谢幕时,陈伯达竟站起身热烈鼓掌,剧情未作任何改变,毛泽东很不高兴地批评陈伯达说:“就只你看得津津有味噢,还站起来鼓掌!”
朱韵和
3个月前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 ,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中国新闻周刊》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图:产于1958年的茅台酒
朱韵和
3个月前
“搞它一万吨”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89年在为《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 量。’”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当时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王民三说,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 王民三说,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为保茅台,贵州做出了巨大牺牲。”王民三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茅台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商筹集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贵州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营养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说,没办法,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再度征购的议价粮。 ---《中国新闻周刊》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