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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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大饥荒大援外大出口据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李先念讲，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23.62亿元，对象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及一些非洲国家。 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希望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苏共，赠予阿5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 1960年4月，中共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援助老挝稻种15吨。 1961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共谈判代表Pupo 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136亿斤）。按1960年中共确定的农村口粮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400斤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作者: 王友群图：袁毅平摄影作品：《东方红》，1961年。

2个月前

毛泽东的奢华生活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披露：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毛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肌、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1959年，毛的妻子江青在上海宴请。知情人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大饥荒年代，各地为毛大造别墅，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占地1160亩的上海西郊宾馆等，都是1960年前后建造的。韶山的滴水洞宾馆，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在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置，一连士兵长期守卫。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作者: 王友群

2个月前

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2个月前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事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2个月前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图：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馆研究员。

2个月前

成为总书记前后

2个月前

1958年，北京，麻雀清零战。

2个月前

1967年，人们一边畅游松花江，一边高呼拥护毛的口号。摄影:李振盛

2个月前

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日期1967年4月30日来源《人民画报》

2个月前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2个月前

朱德秘书陈友群说：“毛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29年夏到闽西以后，就有争论。，，下面的军官多数愿与朱总接近，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 在发言中，陈友群还指出当年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富田事变是毛逼迫的，是他将肃反扩大化。关于“反围剿”，一、二、三次是朱毛共同策划，指挥以朱为主。第四次反围剿毛已离开部队，由周、朱直接指挥。这次“胜利”比前三次都大。第五次反围剿时，指挥大权在李德手中。这和中共夸大毛的功劳是不同的。陈友群认为，1957年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六十万，造成了大冤案。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完不成任务要撤职，意图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舍我其谁？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结果造成一场大灾难。以后又以个人名义写信，把责任推到下面，说什么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因朱德替彭德怀说话，毛批朱德，回北京后，又组织高级干部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党支部。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毛还在文革中提出四个伟大，第三个里程碑，连恩格斯、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成了马、列、毛了。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在陈友群眼中，毛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 ---中共高官披露内幕毛奢侈嫉妒唯我独尊作者: 林辉

2个月前

列宁关注农民问题，并非出于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看中了农民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利用价值。毛泽东早就领悟到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从他在湖南乡间掀起农民运动，直到在苏区大搞暴力分田，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从农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补给，同时征集大量的农民子弟壮大红军的兵员。农运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对农民的生命和财产肆意剥夺的运动，它不但从未树立改善农村经济和造福全体农户的建设性目标，反而把苏区所在地变成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反复厮杀的屠场。毛泽东带兵一到井冈山就把“打土豪筹款子”列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其打家劫舍的暴行在苏区造成了“匪来如梳”的灾难。称他们为“共匪”，可谓名副其实，绝非外界的诬蔑之词。毛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为发展“匪运”撰写的经典读物，在把梁启超所谓“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打造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所起的作用恶力昭著，危害至深。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2个月前

说什么文革中的暴力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暴力早在红军肆虐苏区时已初具形态。诸如在湖南农运中搞过的抄家、游街、批斗、私刑和阶级灭绝性的屠杀等种种抢劫私人财产和残害无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为后来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样板。这类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暴力此后逐步升级，不断扩大打击面，贯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恶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积的迫害能量遂至恶贯满盈。针对官方文革话语的偏解误导，余英时在为宋勇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轻描淡写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余因此特别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讨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都从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里师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论事的局限，穷究文革暴力的历史根源。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图：《会见》高氏兄弟从官方的新闻照片中挪用过来一幅毛泽东全身像，将其置于画面中心。那毛像一副会见群僚的和悦神情，但站在他对面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希特勒；跟在他身后的也不是周恩来，而是金正日。远处伸手作指点状的是斯大林，此外还有迎着毛走上前来的萨达姆，在一边露出笑脸的波尔布特和本拉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者只要对比一下这些臭名昭著，举世侧目的独裁者、杀人魔，毛的原形就不言而喻地呈现出来，封神榜一样被定位在他应处的那个序列。

2个月前

毛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已手里。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是毛便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卅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

2个月前

毛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主义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卄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祘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姪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图：毛泽东在延安，1937年

2个月前

中国的颜色丨布鲁诺·巴贝 1.“愤怒声讨林彪” 2.“女民兵要做《红灯记》女英雄这样的人” 上海，1973 年 3.70年代上海的一位女会计 4.这个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究竟在干什么？

2个月前

山东百日无孩运动 1991年4月26日，曾昭起召开冠县县委扩大会议，要求自5月1日到8月10日，确保全县无一个孩子出生。因为冠县计划生育全省倒数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曾昭起决心一年内由倒数第一变正数第一，因此推出了这个“百日无孩”运动。然后，县委书记点名，由大到小，由前向后，全县22个乡镇党委书记挨个表态。前两个书记表态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曾书记听完，脸向旁边一扭厉声道：“来人！”，“铐起来，押下台去！”接着宣布“先将两人关押半月，纪委检察院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据说曾昭起有一句至今流传于冠县的名言：“这一百天里，但凡有一个孩子出生，我就叫他爹。” 马上冠县的大街小巷挂满了标语条幅，“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执行政策要坚决，决不允许孩子多”…… 从县医院到百货大楼，沿路密密麻麻新起的帐篷成了全县计生对象堕胎、结扎的临时病房。本县医院实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的也不在少数…… 由于一时流产、引产数量太大，死婴被集中丢在县医院锅炉房旁边的几口深井里，十米深的井被孩子的尸体填满。据当地居民说，那几口井几年后都还有强烈的腐臭味道。由于流产、引产婴儿太多，尸体处理不当，经常有野狗叼着孩子的尸体在大街上跑来跑去。据统计，“百日无孩”有超过两万人被强制流产、引产，这还不包括受“启发”而采取类似措施的阳谷、东阿等县。据当地一位乡干部回忆：为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们乡里是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有人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生出来就掐死！” 我让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都一律穿上了警服，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每人每天10元工资。当年我们乡长书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在政治待遇上，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党，优先提拔为乡干部。我“创造性”的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理论”，不管什么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能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就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一般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不执行啊！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甚至有叫亲家母打女儿公爹脸的事。在运动中，乡镇马路上，总有很多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牌子。因为正好是玉米秸长起来的季节，有的孕妇被四处抓的无处可躲，躲到玉米地里去把孩子生了下来，住在窝棚里，不敢出来，才幸免于难！几万“羊羔”们的冤魂铺就了曾昭起、白志刚的升官之路。1992年，曾昭起便升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几个月后转任菏泽地委副书记兼副专员，从此踏上官场通途，先后担任山东省二轻厅厅长、山东省经贸委副主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最令人惊愕的是，在卸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后，曾昭起竟然担任了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网友称，总有一天，在冠县、莘县，会有“百日无孩”惨案的纪念碑立起。因为，“我见过孕妇被计生干部用猪笼抬到医院大月份引产，撕心裂肺惨叫至今难忘。我见过计生运动后医院旁边柑橘园里池塘飘满婴儿残骸，还有池塘边引产未死透的婴儿。我也见过扒房牵猪后流离失所的超生户。我希望自己有机会去反人类罪法庭做目击证人。” 山东“百日无孩”运动，也只是中共计划生育血腥罪恶的冰山一角。

2个月前

陕西省镇坪县曾家镇村民冯建梅在怀孕七个月时被当地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发现，当时工作人员表示，冯建梅已经不符合再生育条件，属于政策外怀孕，要么交齐4万元的保证金，否则就只能强制引产。因无钱交纳4万元的超生罚款，被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6月2日上午九点冯建梅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从亲戚家架上救护车，带到医院后极不配合孕检，在被强迫的情况下做了B超、抽了血，还被迫在术前谈话记录上签字按手印。并在当日下午三点，被医生注射了一针“毒针”，进行引产。 6月4日凌晨三点，在被强制注射引产剂36小时后，冯建梅腹内的死胎被排出体外。这个7个月大胎儿，已经近乎发育完全。且计生人员还把死婴放在母亲床边拍照向上级邀功（图）。

2个月前

彭珮云遗像 (图1)新华社发。彭佩云96岁。她丈夫王汉斌，也是副国，已过百岁，至今还健在。

2个月前

据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回忆，“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触，毛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据说是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当时曾引起极大混乱。这一时期，毛泽东远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其打电话请示汇报，却没曾得到明确回复。无奈，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向毛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却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到了7月19日毛才回到了北京。24日，毛召开会议，批评刘邓。8月5日，毛泽东自己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公开。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检查。毛当时是中央主席，却这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中央却把此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只印了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的批示却被删去了。情况已经明显不妙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提出承担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是他们两个革命者的最后一次见面。没几年，刘少奇的命就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革”掉了。 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就被揪斗，那势头可见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当天中午，他已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儿女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全文。据说这是刘第一次让儿女看中央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刘少奇的话后来成为最后的遗言：“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1972年，刘少奇的儿女见彭真可以探望了，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见刘少奇。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过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可以见见妈妈”，证明毛已经看到信了。17日，他们才又来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并且不让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见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报》）。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刘少奇的运气远不如周恩来好，是因为周常年走在钢丝上，已经学会如何与毛泽东这个毛贼共平衡。刘学不会，自然连退路也没有了，只有去死了。在走政治钢丝方面，邓小平也是高手，邓与毛从不正面冲撞，随时检讨自己，随时承认错误，所以毛临终前也只是撤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放邓一条生路，比刘少奇不知幸运多少辈。 ---昝爱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暴君昏君毛泽东

2个月前

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玩弄权术，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布）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宫廷斗争那套权术，他是炉火纯青的，但在列宁式政党内，用什么方法能既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的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跟对人”。毛对斯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之能最终在中共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实有再造之恩。恨的是在他掌握了中共绝对权力之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儿皇帝地位感到难以忍受。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而对于独裁者言，天无二主是必要条件。 ---赵越胜：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2个月前

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摄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后续）——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后果

2个月前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慬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集体化、对粮油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后续）——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后果

2个月前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1950年1月，西南各地颁布《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要求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并要求3月底前完成。然而，农民们已经给国民政府缴纳过1949年的粮食税了，而这个宣称“解放了人民”的中共新政权，却又要农民重复缴纳比国民政府时期沉重得多的粮食税，造成了农民的极大不满。 1950年2月的中国新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尽管各地征粮的问题不少，但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所以中共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中国新年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再被逼粮，势必导致各地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帐，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帐！”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张菁：“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2个月前

1966年的上海，一群佩戴臂章的红卫兵在南京路原大顺百货大楼的门廊下举行集会。 1966. Red Guards with armbands are conducting a rally under the portico of the former Da Sun department store on Nanjing Road. The Park Hotel is visible in th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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