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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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3个月前

张鸣：经历过十年“洗礼”的那代人，有时显得特别畸形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我们这一代，已经老去，该退休的，差不多都退了。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话，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那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年少的，还没上学或者刚上一年级，年纪大的，也没上完中学。能读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人，已经算不错的了。当然，那十年虽然大学基本停摆，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多数人都不够上大学的最低标准。但是，中小学还是在办的。只是，这十年的教学水准，却没法恭维。学制缩短了，小学五年，初高中加起来四年，九年级即中学毕业。但课程也偷工减料，我们上所谓的高中的时候，没有历史、地理，美术和音乐课，数理化的课本，也薄得可怜，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公式，例题里还充斥着那个十年高喊的话语，看起来不像是数理化，倒像是思想品德课。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考试，除了1973年“教育路线回潮”那阵儿例外，其余时间全都大帮哄，没有人在意学什么，学会了没有。学校的师资也很可疑，因为全国上下普及高中，很多根本没有条件办学的乡村，也办起了中学，教书的，居然就是本村人。命好的，能摊上个别下放的大学生做老师的，还能学点东西，摊不上的，只能听天由命。我们黑龙江兵团，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知青，有的人还相当认真。但是，我们那个年级，也有一半左右的人，高中毕业，连信都不会写。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至少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干农活，有时候，也会去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去帮人打杂。这种事儿，当年叫做学工学农，实际上，就是些不大好使的免费小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基础教育欠缺，即使后来考上大学的佼佼者，也大有问题，外语不行，地理和历史知识欠缺（大学学文科的好一点），思考问题，严重缺乏逻辑，还时常念错别字，遭人嘲笑。至于那些早早成为下工工人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同辈，缺乏教育的问题，后果就更加严重。基础教育都欠缺，至于教养，就更谈不上了。那个年代是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已经分不清了。连打人骂人这样几千年公认的恶事，也可能被肯定为积极正面的行动。在学校里，老师可以被抓来游街，辱骂，打骂，即使打死了，在当时也不见得会被追究。揭发父母兄弟姐妹，也司空见惯，原来的孝悌仁义，也丢在不知哪儿去了。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是不对，动辄斗争，粗大嗓门粗喉咙地吼，反倒更被提倡。在人家锅里拉屎，多少辈子都被视为最缺德的行为，然而，如果针对的是一个黑五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待那个十年过去之后，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毛病就都出来。能出国的，把人丢在国外，种种不文明的举动，极大地败坏了国人的声誉。出不了国的，在国内也有祸害人的，该排队的不排队，上公车倚老卖老，欺负人，打人的都有。同时，由于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又赶上了巨大的时代转型，跟子女的代际矛盾，空前的大，以至于手足无措，没法应对。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要为子女做特别多的贡献，打孩子一出生，就是孩子的奴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还得为他们做贡献。自己的养老问题，却全然没有着落。这样缺乏教育，缺乏教养的一代，我们中的某些人，却特别的自负，特别的自以为是。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让我们这辈人有了别的代际没有办法分享的人生，尽管这种人生到底是负面意义更多，还是正面价值更大，其实还可以讨论。但我们这一代的好些人，却一定认为这样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这点财富，再加上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就足以傲视后面的多少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这样的吊诡，在曾经领风骚的精英和下岗工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随着这代人的相继退休，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显得愈发令人讨厌。现在人们嘴里声誉不佳的大妈大爷，基本上都是跟我一代的人，这一代，实际上也是最惨的一代人。缺乏教育，缺乏常识，更缺乏教养。就是想改，也是难了。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等到不能动弹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惨到没法言说的晚景。

3个月前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语手稿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3个月前

1920年到1925年间，上海街头。

3个月前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到了（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居民区。看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营巷，毛主席心情很舒畅。他先后走进61号墙门、56号墙门、42号墙门，询问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大伙儿争先恐后地回答，“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 ---红巷寻史——毛主席到过的地方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3个月前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1959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自1967年夏季开始到1972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1967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8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作者: 龙门

3个月前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200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作者: 龙门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5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91 条信息

3个月前

这位17岁的青年，用一把武士刀几乎改变了日本历史时间：1960年10月12日地点：日本NHK电视台人物：浅沼稻次郎、山口二矢 1960年10月12日，东京NHK电视台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著名政治家浅沼稻次郎在直播现场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17岁的青年男子。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整个日本，给全日本上下蒙上一层黑色的阴影。受害者是浅沼稻次郎，日本社会党的领导人，战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在中日两国建交前就多次率团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50年代，浅沼第一次访问中国，回来后立即发表声明称只有中国才是日本的前途，日本应该向新中国学习，美国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敌人，浅沼极力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他认为跟着美国走日本人最终不仅会失去领土尊严，还会失去传统文化。 1957年，浅沼再次率社会党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并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声明。1959年3月，浅沼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又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接见了代表团，这次访问中，浅沼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口号，其真心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举动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但浅沼稻次郎的讲话却引起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更激起了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痛恨。 1960年10月12日，浅沼参加日本NHK电视台举办的辩论会，当时现场观众大约有1000人，NHK进行了实况转播，浅沼的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传出了嘘声，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对他打手势嘲讽奚落，有人大喊：“叛徒”，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试图驱散这批人，突然一名身穿校服的青年快速穿过人群爬上讲台，正在讲话的浅沼停下来向左边观看，青年从腰里拔出一把刀冲了过来，舞台上的工作人员想阻止已经晚了，青年的第一刀扎进了浅沼的左肋，浅沼闷哼了一声，身体倾斜眼镜滑落，青年还想刺第二刀时，工作人员将他死死抱住，现场记者抓拍到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下图（图1）的照片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后来，这位摄影记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一切：那天，我被派到NHK演播大厅报道选举辩论。在我进入大厅之前，我就已经将我的设备准备好了，当浅沼开始他的演讲时，右翼的质问者开始向舞台扔东西，同时大喊“闭嘴，共产主义者”和“美国万岁”。当警察进入现场驱散这些闹事者时，大多数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都跟着他们，希望能拍到一些好的人群镜头，浅沼则选择继续留在舞台上。突然，我看见一个穿着高中制服的年轻人冲了上去，并且拿出一把一英尺的长剑向浅沼刺去，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傻了，所以当我看到山口准备第二次将刀片刺入浅沼的腹部时，我才清醒过来拍下了这一幕。刺杀浅沼的凶手是一名17岁日本青年，他叫山口二矢。（图2）山口和他的同党希望日本能摆脱西方势力的影响，恢复传统文化，因此他选择了日本武士刀作为刺杀武器。这种短刀叫做“铠通”，是贯穿铠甲之意，主要用于近战，长度通常为20厘米到22厘米，也有少量在15厘米以下。（图3）选择这种武器，意味着山口志在最短的距离上一击必中，根本没有考虑过全身而退。山口二矢后来被关押在拘留所里，1960年11月2日，他用牙膏混合着水在牢房墙壁上留言：“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图4），当夜撕下床单上吊自尽。什么是“七生报国”呢？所谓“七生“，就是除了本生，来生、来生的来生……，永远效忠报国，直到不能转世为止。

3个月前

毛泽东要在数年内实现国力超过英美、个人称霸国际共运的野心，首先要扫除的障碍当然是在党内上层。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早已经对他唯唯诺诺。但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毕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开的，对省一级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同意见者的清洗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个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换句话说，一九五八年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打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有三十九个案子近百人为省一级的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故），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有安徽省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等人的反党集团；有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河南在一九五八年还揪出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便有十多万人挨整，二十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潘复生就是因为"右倾"被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的职。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可以说隔三差五地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报道。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当然也只能噤若寒蝉了。但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在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5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91 条信息

3个月前

"肃反大跃进" 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般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但是许多地区在一九五七年年底运动尚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却初露端倪了。北京在新指示中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根据最近发现的秘密文件，山西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在太原正式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会议具体制定的几条措施有："领导搞‘试验田’"，"又好、又快、又省地调查材料"，"将所有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在有关的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再不复查"。在这样的荒诞不经的政策和草菅人命的措施下，灾难性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是冤错假案遍地丛生。然而，"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还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在江苏，省委在几乎所有的基层单位中对一百四十一万人进行了第四批"肃反"，规模是第一、二、三批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南京大学还进行了"肃反补课"。在这一"肃反大跃进"中，据说受到揭发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在全省大抄家中，共搜出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不用说又是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仅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后江苏对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二十二万九千余人，错误比例达到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由此可见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制造的冤案之多、惨状之烈。应当指出的是：山西和江苏两省，在大跃进年代都还不是最极左最狂热的典型。虽然我们手头没有其他省份的"肃反大跃进"的内部档案，但完全可以想像：正是这一"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深化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政治恐惧，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的毫无异议的通畅和升温。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3个月前

新华社发布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9月21日，图片说明写道：社员们拿着写有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来到田间地头。工间休息时，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以此激发劳动热情，确保收割质量。

3个月前

1.1959年，“金门前线电台”的播音员正在播音。 2.1976年，金门空飘工作人员准备空飘至大陆的大米。

3个月前

洪沧海洪沧海祖籍同安，1948年8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是新加坡公民。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中正中学，是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受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思潮影响，因不满新加坡政府的统治，参加了当地左派学生运动。他曾于1966年12月被捕，1967年 1月获释。他的祖父为了他的生命安全，便带着他和哥哥洪沧江兄弟俩告别父母，在1967年3月回到中国，定居厦门。回国后，与哥哥洪沧江进入集美中学读书，为侨生。1968年因在日记中直指毛泽东独裁、样板戏是为江青个人树碑立传，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2月被判死刑，27日执行枪决时，因他不肯下跪，竟挨了5枪。尸体被弃之海滩，后被某医院收走作为解剖教学材料，所剩尸骨被处理掉。数年后其新加坡家属得知其死讯。 1980年6月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裁定撤销原判，宣告洪沧海无罪。

3个月前

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5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91 条信息

3个月前

云雾里的哭声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笔者不厌其烦，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他当时是北京七机部（今日航天部的前身）一派群众组织“九•一六”的头头。七机部在北京有几个研究院，人口众多，财力雄厚，可以出动卡车一个晚上把北京大街小巷盖满他们的大字报和标语。文革中有许多事，现在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知是否有人还记得当年曾有过一段批判所谓“多中心论”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是冲着聂荣臻去的。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这件事虽未广为流传，却因为它同本人当时心目中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反差太大，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看起来聂帅他们比谭老板少了一点心眼，不知道哭应该避开自己家里的孩子。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毛通过延安整风到庐山会议又到文革这几十年的经营，所造成的局面是，谁要敢向他老人家表示异议，不管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都要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偏偏那些年里他老人家犯的错误又特别明显而且后果严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社会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云霄，因为老百姓看不见云遮雾障里的事情。和“舵手”同在云雾里的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眼里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位舵手正在把大家引向何方。他们中刚直一点的像彭德怀，把异议端到台面上，下场自然是自取灭亡；心机深一点的如林彪，就投其所好，用“最最最”的语言把毛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此来谋取权位。不过大忠大奸者总是少数，多数高干眼看这个他们集体捧上台的人为所欲为，无可奈何，只能像小媳妇在婆家受了气那样，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存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想法，而且后来也真有当上了婆婆的。被历史称为“八老”的，多半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有一个人是很难熬出头的，他就是周恩来。自从在遵义会议上他把领导权交给毛泽东以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成为毛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让张闻天、王明这些人充当党内第二号人物，使自己避开毛的斗争锋芒。即使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差一点同王明一起倒台。根据莫斯科一九八六年公开的文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延安整风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发出一份要毛泽东亲启的电报，电文中说：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和王明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已经到了被“排除在党之外”的边缘。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背后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以及在党内军内的深厚基础，周大概过不了延安整风这一关。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原则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为向他挑战，或者仅仅是表示异议的人，张国涛、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一败涂地。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一阵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的嚎啕之声，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5 条信息

3个月前

1972年5月18日，周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但是毛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大量尿血，毛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1974年5月，周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解释周尿血的严重程度，毛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为止，周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1976年1月8日，周在北京去世。 ---毛周关系：毛是否刻意延误了周的治疗？

3个月前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谢静宜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1960年春夏之交，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人在湖南长沙视察。一天晚上，省委领导组织了一场舞会，主席和总理也都参加了。跳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厅里停电了，正在陪毛主席跳舞的谢静宜在停电的一刹那，发现总理一个箭步，冲到了主席的身边…… 过了没一会儿，电灯重新亮了，谢静宜发现，总理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主席…… 谢静宜后来感慨地说：“主席跟总理的感情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做不到的。” 第二天，谢静宜跟毛主席提起这件事，说：“总理可能怕出事，才那样快速来到您身边，保护您。总理真好，想得很周到。” 毛主席眼神里也包含着感激之情，只说了一个字：“是。” ---突然停电时，周恩来一个箭步冲到毛主席身边作者：祝晓雷

3个月前

做过木匠 1.刘少奇:年少时学过木工，通晓木工活。 2.李先念：革命前，以木匠手艺谋生 3.李瑞环：肯钻研的“青年鲁班” 4.李长春：自制的家具，进了博物馆

3个月前

1.上海造反派领导人（从左至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 2.从左至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摄于1973年中共十大期间。

3个月前

1966 年，北京。 A grand ceremony in Beijing to praise Mao,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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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70 人民日报“七一”头版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61 条信息

3个月前

大跃进浮夸妖风裹挟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滚滚热浪，从中南海刮起一路向南，直刮进大上海一座高级静谧的院落，惊动了庭院深深、岁月静好的一位“非凡”女性——“国母”宋庆龄。宋庆龄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令人意想不到是，她竟然能放下自己的身段，犹如鬼使神差，动员众家丁在自家后花园里砌了个小型“炼钢炉”，也凑热闹加入了炼钢大军。宋庆龄是1893年生人，从小家庭条件优沃，堪称小姐中的小姐，千金里的千金。况且当时的她，已经65岁了，像炼钢这种苦力活儿，她哪里干得来呀！然而她却“鸭子不赶自上架”，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垂范”下，家丁们摇身一变成了临时“炼钢工人”。据说，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干到夜晚，持续了一个多月。一张拍摄于1958年11月的照片风传网络，拍摄地点是上海宋庆龄的家里。照片中，宋庆龄身穿黑色衣物，戴着墨镜，站在炼钢炉锻打台前，双手紧握一把长长的钳子，脸上挂着笑容，亲自参与到炼钢活动中。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他们不仅炼成了，而且质量还很好，炼法还省煤。明眼人心里都有数。炼钢不是过家家，锻打不是揉面团。报纸所说的一番溢美之辞，不过是只因为她叫宋庆龄。 ---中共大跃进“浮夸风”背后的红色魔鬼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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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91 条信息

3个月前

受到“伟大领袖”8次宠幸的红卫兵小将们，大脑膨胀，热血沸腾。北京红卫兵响应号召，率先掀起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抄家之风很快席卷全国。在北京宣武区有个“丞相胡同”，当年住着6家“丞相级”的人物，在红卫兵的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一家“丞相府”是历史罕见的皇城显贵，据说，其祖上在明、清两朝均有人官至兵部尚书。日军侵占北平时，因驻华司令官钦佩其家族名望而未受骚扰，但在红卫兵抄家中却被洗劫一空。被劫掠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装了17卡车；古籍3卡车。其中包括三眼顶戴花翎；一张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所谓“麦克马洪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本身就是个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呀，在文革中被破坏了。据不完全统计，从破四旧开始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抄家过程中，红卫兵私自批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文革”浩劫中的三则天下奇闻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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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徐景贤：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烧毁？在一些研究周恩来的书中，都写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扩大会议。一本书中写道：“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另一书写道：“由于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尘封了整整三十多年的这桩历史公案，只能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窥见。” 我看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如此重要的会议的原始记录，怎么会“没有保存”呢？如此珍贵的中央档案，怎么会“全部销毁”呢？某书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邓颖超同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倒是透露了一些销毁的过程。据邓颖超说：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记录后全部销毁。看了这些文字，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我一直想要证实和探究这件烧毁档案的重大事件，而觉得不能“顺便一提”，轻轻放过。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烧毁重要档案、特别是中央的核心机密档案，都是不能允许的。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见面，见了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赵炜已经有七十多岁高龄了，但她双鬓微白、精神矍烁，至今仍在各地讲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平事迹。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烧毁批周会记录原因何在？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中美会谈的叶剑英，这次也“陪绑”一起挨批。叶剑英也写了一份检讨，题目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们两人在会上作了检查，又挨了一顿批。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于是，一场高层的批斗会至此正式落幕；时至今日，随着内情的不断披露，批周会的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我们所探索的烧毁批周会原始记录的原因，终于露出了端倪：一、是为了替周恩来、叶剑英平反，把他们的检讨烧了；二、是为了保护复出的邓小平，保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等人，把他们批周的发言统统销毁了；三、是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归咎于江青等“四人帮”；四、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五、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了批周的总后台、总指挥——毛泽东。墨写的记录是可以烧毁的，但是历史却销毁不了。它镌刻在世纪的崖壁上，随着时间的磨洗，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实面貌。（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3个月前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 “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余英时谈周恩来：以妾妇之道事君图:1962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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