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3个月前
孙维世---三个权势女人的共同情敌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 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面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8月27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过来。 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期间,林彪和他的前妻张梅也在苏联,不久,他们离了婚,林彪追求孙维世,孙未答应也未拒绝,只说了一句:“我们回国再说吧!”后来林彪先回国,1946年孙维世回国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了,孙维世经过东北时,林彪设家宴招待,当天林彪的心情很坏,叶群看得出,林彪对孙维世依然一往情深,林彪对叶群还骂了句:“都是你……”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认为孙维世是她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叶群表示,你的仇家也是我的仇家,支持江青,誓诛此妹。 如上所述,江青与孙维世的交恶,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舞台上主角配角的易位。第二个原因是,江青一度追求徐以新、徐以新追求孙维世的三角关系。第三,江青与另一剧作家章泯在上海同居过,章泯与金山关系很深,与孙维世也熟悉,因此江青认为,维世与金山结婚后,孙维世掌握江青上海时代最多的秘密。第四,江青留心到,毛泽东对孙维世仍有兴趣。 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干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干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 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这个大美人何罪,只因为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 孙维世后来惨死狱中,死状可怖。孙维世一生从事戏剧,根据中国历史鬼剧说法,孙维世这样的故事,一定是个鬼剧。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1:周恩来和孙维世在苏联 图2:1949年12月,毛与孙维世在苏联。
朱韵和
3个月前
宋庆龄14岁时赴美留学,并于20岁时毕业,此前姐姐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已久,宋庆龄毕业之后先是回国,然后去了日本,接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之所以和孙中山结缘,就是因为这份工作的缘故。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朝夕相处中,竟然擦出了火花,两人年龄相差27岁,而更大的问题不在于 年龄,而在于宋庆龄是孙中山20年老朋友(宋嘉树)的女儿。 这件事给人的冲击,大到了什么地步呢?换位思考,有一次你参加大学同学毕业20年聚会,聚会完了之后,你很惊讶地发现和你有着20年友谊的老同学大强,竟然和你的女儿一起走进了旅馆,请您闭上眼睛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对你的冲击,可以大到什么样的地步。 孙中山是聪明人,他显然知道这种事情对老朋友宋嘉树的冲击太大,所以在恋情公开之前,孙中山给宋嘉树写了一封信。 孙中山不敢直接告诉宋嘉树“我要和你的闺女结婚”,在这封试探性的信中,孙中山对宋嘉树是这样说的: “Rosamond(宋庆龄)最近爱上了一个超级叛逆者,然而Rosamond和这个叛逆者在一起的话,以后可能会拥有皇后一般的地位,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孙中山致宋嘉树的函件为英文,以上是大意,并非原文) 孙中山不敢直说这个“超级叛逆者”就是他自己,他想听听宋嘉树对“宋庆龄即将嫁给一个皇帝式的人物”这种消息,是兴奋还是反对。 然而宋嘉树误会了孙中山的意思,他没有读懂孙中山的信,他将孙中山信中的“超级叛逆者”理解成“反革命”,以为宋庆龄跟一个反革命好上了,于是他回信给孙中山,宋嘉树这样说: “我对Rosamond爱上一个反革命的消息感到震惊,她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事,我感到难以置信,我认为这是Rosamond小孩子胡说八道,你不要当真,Rosamond是个单纯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和反革命谈恋爱的,也绝不可能嫁给什么皇权富贵,请你放心!” (宋嘉树的复函也是英文,以上是大意,并非原文) 到了鸡同鸭讲的地步,然而事情又不能不办,只好摊牌了。 宋庆龄返回上海的家中,正式对家人提出了嫁给孙中山的想法,故事毫无悬念,宋庆龄遭到了其母亲的激烈反对,考虑再三之后,宋庆龄决心离家出走,与家人反目,投奔爱情,于是在一个夜里,趁家人熟睡,宋庆龄悄悄离家,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早在门外守候,于是宋庆龄被朱卓文带去了日本,并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野史说宋庆龄翻墙跳窗离家,此说早已被宋庆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否认,宋庆龄说自己并未跳窗,是自然打开房门,被朱卓文接走的) 宋家人见米已成炊,时间久了,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 ---我看宋庆龄这一生 作者: 冯学荣 图:一张有孙中山出现的宋家合影,攝于1919年圣诞节,上海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母亲倪珪贞(后左三),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后左一、左二),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后右一、右二)宋美龄(后右三),宋子文(前排席地而坐),廖承志(前排左)他身后为廖梦醒,后右四陈淑英(孙科夫人)。那时,宋耀如已在1918年去世。
朱韵和
3个月前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妆,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周共同的“亲人”——张文秋 周恩来一生,政治生活多彩多姿,他的私生活也一样多彩多姿。政治生活与私生活之间,由于周恩来长期领导地下工作,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为用,极端隐蔽。在地下工作中,男女同志临时配作一对夫妻掩护工作,很多情况下,男女同志挤在上海一个小亭子间大被同眠是常有的事:像周 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个“家”。 我在延安时,知道有位和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都很深的神秘女同志张文秋,也在延安,我见过她,也认识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振亚,因此我了解张文秋的一些浪漫传奇的革命故事。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身份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的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后来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国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张文秋在抗战时到了延安,虽是徐娘半老,依然风騒迷人。周恩来、邓颖超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特别是邓颖超十分卖力,急于把张文秋推销出去。毛泽东、张文秋初见,彼此都有销魂的感觉,于是就互相亲起来了。 张文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许多著名的中外共产党人都亲过,其中周恩来是她最亲最亲的。张文秋正式结婚二次,共生三女,长女思齐,到延安后被毛泽东收为干女儿,1949年10月15日,即中共建政后十五天,与毛岸英结婚;其后第二女邵华(原名少华)又嫁给毛泽东的第二子毛岸青(生子毛新宇)。张文秋被称为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照片中的张文秋老人坐在轮椅上,思齐把手轻轻地放在妹妹邵华和外甥新宇的头上
朱韵和
3个月前
紅衛兵批鄧小平亂搞男女關係 李志綏回憶錄中英文版有處敏感的差異早在一九九四年為余英時教授所發現,《開放》曾有報導。即中文版刪去了英文版中的一段文字:鄧小平在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讓一位護士懷孕,後來強迫打胎。 對此,李志綏後來解釋說,此事是保健局局長史書瀚告訴他的,他沒有直接證據 ,因此要求刪去。但英文編輯不願意刪,而翻譯成中文本時就刪除了。 其實這件事,李志綏雖沒有第一手資料,說的卻是事實。此事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已被披露了。李志綏並非談論此事的第一人。 文革初,被打倒的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紛紛與其劃清界限,揭發首長的醜事。按當時的說法,叫「生活問題」。「生活問題」是「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紅衛兵從不思考毛澤東的私生活如何,不會想到毛澤東的私生活比那些「修正主義份子」們不知道要骯髒醜惡多少倍。 因此當鄧小平的私人醫生張□□透露了鄧的「生活問題」後,紅衛兵立即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為北京大學題詞「新北大」後,以聶元梓為頭頭的「革命組織」遂自稱「新北大公社」,簡稱「新北大」。十月間,聶元梓頭一個起來寫大字報攻擊鄧小平。「新北大公社部分革命同志」和鄧小平私人醫生張□□開了個座談會,並公布了座談記錄。其中有下列文字: 「有一個姓李的護士,年輕、單純,出於對黨的熱愛,對首長的崇敬,就千方百計地把工作做好。鄧看到她年輕、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厭舊,竟強迫與她建立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狗婆娘卓琳知道後大怒,通過楊尚昆把女護士調走了,鄧仍唸唸不忘。」 清華大學紅衛兵也不落後,其《井崗山》小報發文批判鄧小平時曾談到此事。該文說鄧小平沒有參與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由於打撞球被地毯絆了跤,摔斷了狗腿,只得住院療養。誰知卻‘因禍得福’。因為當時廬山會議鬥爭正在激烈……鄧卻樂得躲在病房裡,既不檢查,又不揭發,也不做書面發言,把什麼《七劍十三俠》、《三劍俠》之類壞書,什麼《四郎探母》、《游龍戲鳳》之類的壞戲唱片,大批大批地搬來,甚至不遠千里,到四川去制老戲唱片,供其享受。還強迫一年輕護士與之發生混帳關係。就這樣,這個老機會主義份子就混過了廬山會議。」 依史書瀚貴為全權護理中央首要健康的保健局局長職務地位,他絕無造鄧小平的謠的膽,李志綏本可以放心在中文本裡保留此事。而他堅持刪除之,可見他的回憶錄寫得相當謹慎。 ---丁抒:毛澤東鄧小平私生活考證
朱韵和
3个月前
周恩来单线领导名女人 周恩来与女人的接触都是高度机密。周恩来由于集统战与特务的大权于一身,许多名女人,都在他的对外绝对保密的单线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和这些女同志,辟室谈心,是无人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中央时,身边有一个女人叫黄慕兰,又名黄淑仪。她在上海地下工作 时代,原与贺昌扮为夫妻,后来贺调去中央苏区,黄慕兰担任互济会(共产党专门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救援部长,在上海以交际花身份活跃于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有租界的暗探、翻译官等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时,她最先得到消息,中共在上海的迅速转移,没有受大的影响,周恩来公开表扬过她。1955年她以叛徒、敌特的罪名被捕坐牢,有人曾为她向周恩来申诉,周说:“共产党员都要受考验的。” 抗战期间,有一对著名的姊妹花,姊姊叫胡楣,妹妹叫胡绣枫。我认识胡绣枫时,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过去也是共产党,中共要他合作,他提出一个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感到为难,因为胡绣枫当时正为周恩来传递国民党的重要情报。胡绣枫的姊姊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十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她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过情报。胡绣枫写信请李士群给姊姊关露一份工作,这样就替李士群与关露拉上了关系。关露以汉奸的公开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姊妹俩兴高采烈地到了解放区,自以为立了大功,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结果双双被捕。胡绣枫和她的丈夫李剑华被称为国民党特务,关露被称为汉奸。有一天周恩来总算让她们见了面,姊妹俩拥抱痛哭。 关露年轻时与周恩来身边主要助手王炳南相恋。关露被放出后,她和王炳南提出结婚,周恩来反对。邓颖超说:“关露作过汉奸,无论是什么原因,名誉已经太坏了,她若是和炳南结婚,会对党和恩来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关露最后吞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一首诗“别了,恋人”,其中有几句是:“在一切不回顾的当中你去了,去远了,到如今,已不复也再不能看见你的背影。”还有一句遗言:“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党了。”言词凄切。 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手下有一著名女将王莹,她是一位作家兼电影明星。当时金山在周领导下主持一情报网,金山原名赵默,他的哥哥赵班斧是上海市社会局长,是杜月笙和戴笠身边的红人,他们的姊夫又是国民党CC系大将潘公展。金山利用这些关系在国民党的情报网内建立中共的情报网。金山和王莹既同台演戏又成夫妻,王莹把金山获得的机密情报传递给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介绍王莹与另一潜伏在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联系。抗战后期,王和谢在美国结婚。中共建政后他们回国,“大鸣大放”期间,谢和赓提出中国的中南海要和美国的白宫一样,开放给人民参观,全国各地没收的豪门巨宅也应该学美国,改建为博物馆。结果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王莹也被捕,1974年3月3日死于狱中。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多少个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他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她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不讲。”(《人民日报》1982年6月30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的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为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尙且“守口如瓶”,别人就更不易知其详了。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3个月前
刘晓波: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 1996年10月8日清晨,正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起身开门,眼前站着的是熟悉的片警居晓菲和另一位我没见过的警察。居晓菲一向喜欢穿便装,今天却换上了警服,从他的装束和严肃的表情中,我多少已经感觉到了此次大概不是例行的谈话或传唤,一定要发 生更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六四后,我一直与警察打交道,和这位片警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算短,他是个有良心的警察,平时对我很客气,脸上总挂着和善的笑容,也擅于营造轻松的气氛,我还从未见过他这么严肃的表情。 我妻子也被惊醒。我安慰她说:是小居,不会有什么事。妻子大概也以为这是又一次我们见惯不怪的例行公事——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一次传唤。所以,她只是对警察这么早就来骚扰感到不满。 其实,我当时想让妻子起来,跟我一起出门,如果真发生了什么,她也能看到我被抓走的全过程。但我又实在不愿、不忍心让妻子目睹那近于生离死别的残酷一幕,不忍心听到她那声嘶力竭的叫喊,看她那被泪水浸泡的目光。于是,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穿衣、出门,直到下了楼梯、走出门洞几十米之后,我还回头望了一眼我们小北屋的窗子,它还开着一道小缝。我多希望此刻能看到妻子从窗口伸出来的头。 两个警察把我领到到万寿路派出所,直接去了二层的大会议室。那里居然已经有七、八个警察在等着我了。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其中的三个人端坐在长条桌的中间。这个屋子、这个长条桌我很熟悉,曾经多次在这里和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海淀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们见面。大多数情况下的见面,也就是例行公事的”聊天”或”沟通”。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在那三个人的对面。我很渴,因为平时在家里,我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白开水。我向他们要了一杯水,喝完后,点了一支烟。偶尔一抬头,才发现在屋子的东南角,有人扛着摄像机,镜头正对着我。我刚想问:这是干什么?正对着我的那个人开始向我提问。提问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明知故问的一些例行问题,诸如姓名、年龄、籍贯、民族以及其他情况,我都懒得回答了。接着,他们出示了两份境外报纸的复印件让我看,内容是我的一遍文章和一封呼吁书,以便当面确认是我写的或我执笔起草的或签名的。这一切问过之后,他们就开始向我宣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书》,以”造谣、诽谤”和”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判处我三年劳动教养。 也许是已经有过两次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经验,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听到”劳教三年”的判决,我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不安的感觉都没有。当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我好象没过脑子就拒绝了,不是愤怒的拒绝而是平静的拒绝,并当即提出不服此判决的上诉。他们又多次恐吓我:你再认真想想,拒绝签字的后果。这样的威胁我也听到过多次,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判决。劝说无效之后,他们让我在法律文件上写下”本人拒绝签字”几个字,我还是平静如初地写下这几个字。 所谓的法律手续办完了。我又点了一支烟,他们带我出了派出所。我提出要见妻子一面,他们说回头会通知我的妻子。 三辆警车停在派出所门口。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甚至是礼貌地让我上了中间的那辆,居晓菲和另一个警察坐在我两边,把我夹在中间,前坐是一个中年警察和司机。一上大街,警车就一路鸣镝,由长安街向东行驶,在公主坟立交桥右转上了西三环,再拐向南二环。大约半个小时后,警车拐进了一个窄胡同,出了胡同就到了半步桥44号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在看守所大门口等待警察办拘押手续时,居晓菲偷偷塞给我一包万宝路烟。我坐在车上抽烟,一个穿便衣的警察递过来几根油条,权作早饭,我居然也吃了两根。事后,我惊奇于在那种情况下,我的情绪是那么稳定,我的食欲竟如此之好。 后来,我没带进了看守所。在某个房间里,看守所的一位女警察负责登记和询问。询问完毕,我要求纸和笔,写法律委托书和上诉书,那位女警官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居晓菲以及另一个同车来的年轻警察。居晓菲问我有什么事需要他转告刘霞,我就把衣兜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有钱包、钥匙等,包括他给我的那盒烟,一起交给他,让他带给刘霞。我还想让居晓菲给妻子带几句话,但一时语塞。这时,看守所的警察回来了。 直到出狱后,妻子才很愧疚地告诉我:居晓菲受到了处分。因为,我被关押在何处,办案的警察不能向外透露,但居晓菲从看守所回去后,真的偷偷地找到我妻子,送上我托他带给刘霞的东西,并告诉她我被判处劳教三年,羁押在半步桥看守所。刘霞没经验,以为居晓菲是代表官方通知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居晓菲的名字。 我从走出家门到走进派出所再到被押上警车,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剥夺国民人身自由这么严重的惩罚,居然可以不经过逮捕、提审、起诉和审判,在十几分钟内搞定,极大地节省了践踏人权的成本。
朱韵和
3个月前
1991年10月25日,中国著名国画画家范曾搭乘由巴黎起飞的华航006班机,抵达台湾中正国际机场(今桃园机场)。 可刚到机场大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人群中一位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的男子突然向范曾冲了过来,挥拳就打,出于本能,范曾迅速向后退了一步,躲过了这记老拳。那名男子并未就此 罢休,继续对范曾发起了攻击。 来迎接范曾的《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等人见状急忙上前阻止,可范曾还是被男子扇了两巴掌。人们急忙将范曾护送着离开,另外几个人将男子围在中间一顿拳打脚踢,机场大厅一度陷入混乱,直到警察闻讯赶到制止才做结束。 事后经媒体报道才知道,这名袭击范曾的男子名叫胡云鹏,是当时台湾名人画廊的老板。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胡云鹏在机场这样的场合公然袭击范曾呢? 作家李敖在他的著作《李敖大全集》第十九册“李敖随写录前集”中,名为《评范曾》的文章中也记载了此事。 “范曾昨日来台,一下机即被名人画廊负责人胡云鹏动粗。胡云鹏说:‘这二年来,范曾一再说二年前名人画廊自日本引起的画是假画,使名人画廊损失惨重。去年他更以‘侯军’笔名出了《范曾假画案》一书,污蔑名人画廊,我是来机场和他当面对质的,但一看到他就火冒三丈,忍不住打了过去。” “范曾也曾主动于范曾作品集《中国人物画》上签名盖章表示真迹,以作为下次展出使用,却没想到他却匿名于北京出画,将原先的证实作品全部推翻,这种作风怎么是艺术家作为?曾经有人说范曾字画是‘托人家的命而活’,一点没错,我也忍无可忍,决定要找范曾当面理论。” 通过这两段话,当年胡云鹏因何袭击范曾的原因我们就知道个大概了。一是因为范曾认为名人画廊所藏的范曾的画是赝品假货。二是范曾否认了自己之前盖章的原画为真,而自己在北京的才是真迹。这两件事激怒了胡云鹏才导致机场袭击事件的发生。 李敖在这件事发生后就事论人地评价范曾: 他的画,乍看不错,但看多了,千篇一律。 他的字,做作讨厌,帐房的毛笔字而已。李敖一生为人狂放不羁,他的观点可能略带偏激,我们权当一家之言。 事后台湾媒体采访打人者胡云鹏时,胡表示不怕范曾将自己告上法院,并详细解释了自己动手的原因。 原来在1989年5月1日,名人画廊举办范曾作品展,展出中有15幅从日本购得的范曾作品。范曾的太太对他讲这是好画。没想到这些画随后失窃,紧接着范曾于5月14日通过大陆某权威媒体声明,指责胡云鹏的名人画廊的画是假画。 这才有了机场那一幕。 ---八卦爆周刊 图:1991年台湾媒体报道范曾到台被打一事
朱韵和
3个月前
《王光美访谈录》: 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下午,,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 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提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口述:王光美,作者:黄峥, 选自:《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泽东的“泳伴” 毛泽东爱游泳,尤喜与女同志同泳。江青不会游泳,于是满朝文武的官太太,凡是善泳、长得不错又被毛泽东看中的,陪主席游泳是一项任务,她们也引以为荣,毛主席随召随到。 陪毛游泳,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很苦恼,周恩来则不断吹捧江青,使江靑在政治上得到满足。在中共九大、十大期间, 江青的权势不断扩张,都是经由毛泽东暗示,周恩来正式提名的。 陪过毛泽东在浴池旁的高官夫人,有的不一定会游泳,不过毛泽东有这么个习惯,他穿着泳衣,高官的夫人围着他,其中我随便举几个人。 曾志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文革期间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毛泽东早于北伐前在广州就已认识,算是老朋友,所以陶铸虽被打倒,曾志没有,后来一度还当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的回忆录写到,在江西时代她曾与毛泽东、贺子珍三人同床。贺子珍曾对曾志说:“毛委员喜欢你比我多啊!” 朱仲丽也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王稼祥的夫人。我初见朱仲丽时,她还没有和王稼祥结婚。当时我有个朋友叫林萍,一度是边区医院的化验师。有一天她指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大夫对我说:“她叫朱慧,蓝苹的好朋友。”蓝苹就是日后的江青,朱慧就是日后的朱仲丽。朱仲丽常对人说“仲丽”二字是毛泽东替她起的。毛说:“仲丽者,人中丽人也。” 朱仲丽写有回忆录,对于她的丈夫王稼祥文革惨死,着墨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写她与毛泽东的,她坦言她一生最崇拜和最爱的是毛泽东。 王光美是刘少奇夫人,同时是毛泽东的亲密泳友。她的泳装很时髦,江青一见王光美的三点装,就骂“狐狸精”。文革期间,周恩来曾承江青的旨意批示将王光美枪毙,是毛泽东保住她的。 五六十年代《人民道报》上刊有很多毛与高官夫人池边照片,当时还是相当有透明度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人工湖游泳。
朱韵和
3个月前
饶引之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枪毙的美联社记者 在70年前的南京,解放军刚刚进城之后,有一名男子每个星期都用打字机打出一些人们看不懂的文字,然后装进信封,送到邮局,寄往香港。就这样,他一直做了一年多。到了1951年,他被当作间谍绑上刑场,枪毙了。 2019年12月11日,他的名字出现在美联社的荣誉墙 上:饶引之(Y.C. Jao)。美联社举行仪式,纪念他在中共建政后在南京继续进行新闻报道,为美联社做出的贡献。 时任美联社南京分社社长的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回忆说,中国共产党1949年占领南京后,美联社的美国记者被禁止在中国工作,纷纷被转派到台湾或香港,于是他将南京分社托付给了饶引之。 饶引之每周写出一篇英文报道,寄到香港的美联社分社。因为这些活动,他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抓了起来,罪名是“间谍”和“反革命”。 饶引之的儿子饶健(Jian Rao,音译)被美联社请到美国参加纪念他父亲的仪式。他说,他小时候看过父亲用打字机写报道,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当时报纸上的公开报道和他自己对社会的观察。 饶引之曾在1950年致信身在香港的前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弗雷德·汉普森(Fred Hampson),他在信中说,北京不适合美国记者,“长期、暴力的反美宣传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国记者必须谨慎行事,以免被驱逐出境,为外媒撰稿的中国记者更需要加倍小心”。 几个月后,饶引之被请进教化班(Communist Indoctrination Sessions),并被问及与美联社的关系。 1951年2月,美中关系因朝鲜战争恶化,中共开始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1951年2月21日,中共颁布了“镇反”政令,民众被发动起来谴责反革命分子。据《解放日报》报道,几座城市于4月27日同时开始搜捕,抓获了数百名反革命分子,饶引之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家人后来才得知,他在1951年4月29日被中共处决。 饶引之的侄子饶吉龙(Jilong Rao,音译)在2018年时曾写信给美联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特(Gary Pruitt),请求他们关注饶引之的死。 中国法院在1983年拒绝了饶引之家人为其平反的请求。法院表示,饶引之在美国记者被驱逐后,仍会定期为香港的美联社撰稿,相当于是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而稿件中也包含了“谣言、诽谤和反革命言论”。 68年后,2019年12月11日,美联社将他的名字列在了“荣誉墙”上,以此纪念他的牺牲。他的两个孩子特地从中国前来参加纪念仪式。饶健说,父亲为了美联社的工作献出了生命,美联社的纪念仪式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 美联社的执行主编萨莉·布兹比(Sally Buzbee)说,他的名字早该被加到荣誉墙上,“饶引之是在中国动荡时期被杀的,但这不能抹杀他为独立新闻事业而死的事实。我们向他的勇气致敬, 向他付出生命,为美联社全球观众所做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致敬。” 图:饶引之的儿子在纽约美联社总部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2019年12月11日) ---美国之音
朱韵和
3个月前
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 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庆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出了他家,干部在路上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官,刚成亲才3个月。他当了20多年干部,可也当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干部还介绍,听说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没想到30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有人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不管咋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了这女人,现在日子过得还是蛮和睦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转身回去,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拍照时他们都笑不起来,脸上流露出忧愁。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20多年干部的人到50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村子不就会自生自灭么? ---摘自《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作者:李锦
朱韵和
3个月前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1973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 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2月20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 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郦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它饭馆不再经营炒菜。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 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象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的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陈徒手: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的内部布置
朱韵和
3个月前
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 发表《出身论》与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牟志京称:“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然后笔锋一转,直接谈及遇罗克的处决:有内部 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十五年到死刑的突变的。 牟志京这里写得曲折隐晦,没有直接写明是谁作出的处决决定,自有其不便写明的苦衷。仔细分析这段话,导致遇罗克被处决,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二是“重要人士受托办理”。这“高层人物”指谁?这“重要人士”又指谁?似乎谜一样费猜。不过,只要认真一分析,还是容易找到答案。笔者以为,牟志京前者影指的是周恩来,后者影指的是谢富治或吴德。因为当时身居高层有决策权,“文革”后报刊及公众又不便直接指名责难的,只有周恩来(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此时已是千人骂、万人批的角色,若真是在遇罗克处决上作过指示,早就直接指名,而且会为之记上一笔罪证。)谢富治、吴德都是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受托办理”,也是情理之中。 再以后,笔者看到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胡平的说法。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 在读到笔者此文的初稿后,胡平又传来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的要杀。”“除了周,大概没别人。遇罗克和当时同被枪决的人不同,他当时影响很大,估计他的案子是中央的定的,不可能只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人定的。”这个说法,也与牟志京“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的说法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