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3769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191524

阅读

2个月前

记得1966年8月刚开始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革命豪气大行其道，斯文注定扫地！那时，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化革命的常用语汇。那时，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现于大字报和报刊杂志。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跳梁小丑”“牛鬼蛇神”“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样？这一趟下来是否能闻出点儿当年大批判的火药味儿？还有“混账透顶”“猖狂反扑”“大肆鼓吹”“狗胆包天”“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炮轰”“油炸”“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滚他妈的蛋”“混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该死”“见你妈的鬼”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革命者天天将太祖的粗鄙的打油诗像念经一样挂在嘴边，却不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所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粗鄙的文革” 作者: 老绥远韩氏

2个月前

朱宪民摄影作品 1.1966年，吉林，3岁娃娃王姝红 2.1967年，吉林省辽源，军事训练中的红小兵 3.1968年，吉林，农村小学的劳动课 4.1976年，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在集体户门前。

2个月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劫后余生，哭泣的小女孩。王文澜/摄。

2个月前

1952年，河北秦皇岛，山海关。

2个月前

1972年，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威廉·约瑟夫/摄。

2个月前

1980年4月，北京北海公园，"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正在开展。李晓斌/摄。

3个月前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3个月前

陈奎德：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为毛招魂的人。不像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此二人也不乏追随者，但已是残渣余孽，几杆破枪，不足挂齿了。原因何在？因为中共历史的脓疮已经被权力包裹了起来，，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后面。对毛时代，缺乏彻底公开的全民大揭露和历史性的大辩论。而少了这关键的一环，对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千千万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后毛时代中，一些有心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铺垫性开拓。譬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国内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等专著都是有口皆碑的力作，其用心都在澄清史实，偿还历史的欠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毛身上的部分迷雾。可惜，中国大陆读到此类书籍的人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进一步充分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辩论了。现在，毛时代黑箱内的历史资料虽然还谈不上大量曝光，但是其君临天下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绩」，如：创造了一风扫荡剿灭五十五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三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体系……，已是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由于任何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均可举证，它们已经昭昭于天下了。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把在海外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共识，传播于国内，诉诸中国大陆舆论日益广泛深入的辩论、研究和公断，让毛泽东真正接受历史的审判。，，，，，，即使在今天，应当看到，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毛已成为局外人和笑柄之外，在基本政治体制方面，在流行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上，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大体沿袭毛制毛语，并且仍然封锁新闻。甚至在新印的全国统一货币上，至今还在赫然推出这个独夫民贼的头像。这表明，中国要摆脱毛氏幽灵的纠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惟其因为如此，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就愈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我们必须如纽伦堡审判战犯一样，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展开一场世纪性的大公审。这就是亡灵毛泽东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民作业。

3个月前

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 “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张春桥幽灵在飘荡 ——王友琴

3个月前

文革中的“内参片”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文革”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这期间译制“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其二，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当时译制厂是直接受市委领导，也就是徐老三的领导，“内参片”的一切事务他说了算。更荒谬的是当时上面下达了一条严格指示——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必须开展大批判，肃清影片对我们的毒害，叫“消毒”。当时让我负责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会必须有重点发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影片搞多了，批判内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这些影片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毒害劳动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 ---知情者回忆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作者：孙渝烽（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导演）

3个月前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 ---辛子陵：由“大救星”到大灾星的蜕变

3个月前

略论毛泽东与其三任妻子关系就毛泽东与其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关系来看，杨没有背叛过毛，毛则屡屡背叛了杨，致使杨受到了极大伤害。易礼容曾告诉李锐：他和他老婆许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就在这做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便同毛大吵了一顿。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后又在一起经营中共组织（按：易曾在大革命时期做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锐，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杨发现了此事后，也同毛大吵了一顿。 1927年8月，毛泽东潜回长沙筹划秋收起义，还一度与杨开慧住在一起。数月后，毛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很快就与贺子珍有了亲密交往，并于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为夫人。杨开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个压寨夫人，同时也知道自己已处在一个很难定位的尴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弃妇”，即毛因有井冈新欢而予遗弃的长沙旧妇。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竟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对于毛如此薄情寡义，杨自会生出一些怨气，并会将这些怨气诉诸一些带有泄愤意味的文字。据李锐先生说，杨开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谈到毛时竟用了这样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还用蜡纸将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来，藏于自己住所的房顶夹缝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该住所时才被发现。有湖南人士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了这些私密文稿，并将上述文字告诉了李锐先生。至于毛与其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所谓“始乱”，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乱的方式确立了他与贺的婚姻关系，即在未解除他与杨开慧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迎娶了贺子珍，从而在事实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过去式大夫人，使得后者成了他的现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三”上位。这就既让前者受到极大伤害，又让后者蒙受严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严重羞辱。所谓“终弃”，就是毛最终又以较绝情的方式遗弃了与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战友情”的贺子珍，即在现任妻子贺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娶了后任妻子江青，从而单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作任何预告地废除了他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致使后者成了继杨开慧之后的第二个毛氏“弃妇”。此时贺子珍正在苏联治病和学习。一天她从读报员那里听到一条把自己和其他知情听众“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至于毛与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若仅从夫妻关系层面来看，也可谓“始乱终弃”；若再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则可谓“始乱而终不弃”。先就第一个层面来看。关于江青什么时候悄然入住毛泽东窑洞，又什么时候正式嫁为毛泽东妻子，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就连掌控最多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只能说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同月（笔者按：即1938年11月）：与江青结婚。” 据李志绥大夫记述，晚年毛泽东因四处淫乱且又不讲卫生而患上性病，“成为滴虫携带者”。李为此建议毛进行治疗，否则，“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而答道：“这不会，我早就同他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终弃”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再就第二个层面来看。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一开始就遭到一些知晓后者历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质疑。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汇总了这些质疑者的意见，给毛写了一封劝告信。据刘英记述，“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于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时也无知无畏地做了后者的第四任丈夫。需要指出，毛虽在当时颇为任性地将江迎娶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后还是比较低调地将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主要为自己做一些内务性的工作，而很少让她公开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很少让她与自己一同公开出席重大礼仪活动，致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毛的一位“隐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见其面的“隐夫人”。事实上，大多数国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过官方传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显得很是夸张且很是有“戏”的尊容。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虽在夫妻生活上已对江越来越疏远，已与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与钓鱼台国宾馆；但在政治斗争上则对江越来越重用，已让她扮演了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时导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中扮演了那种“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的重要角色。毛先是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个为他监控文化艺术界而四处窥探的“哨兵”，即作为“文化特务”的“哨兵”；继又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冲锋在前的“旗手”，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打倒一切”，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全面内战”，以至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数她这个“旗手”闹得最为穷凶极恶且最为旷日持久。纵观毛与江数十年夫妻关系，最充分地验证了毛在早年就已发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即奉行一种自我至上的价值观。毛把江只是当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当作对自己过夫妻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后期只是当作对自己搞政治斗争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或说是有实用价值的“一条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审判时所辩称的那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可见，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极为可憎的一面，还有着令人极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后为其背负历史骂名。时至今日，执政党及其御用文人在谈及这对夫妻时，仍是不骂其夫只骂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3个月前

职别：走资派，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1967。

3个月前

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3个月前

苏联解密档案在证实宋庆龄为其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档案记录了苏共外交官与宋庆龄的对话，以及从宋那里获取了哪些情报。苏联驻华大使与宋庆龄的密谈 1943年1月12日，与宋庆龄见面的是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Panyushkin），中文名字是潘友新。根据解密档案，双方在寒暄、聊了一些一般性话题后，帕纽什金开始向宋庆龄询问蒋介石对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看法。这里的“三国会议”指的是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参加的会议，主要目的是在二战发生根本性转折后，如何协调彼此的战略与政策，并为三国首脑会晤做准备。中华民国外长未能参加。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宣言。在赫尔建议下，三国外长同意由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签字，成为《四国宣言》。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在赫尔访问莫斯科后，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改善，因此，未来中苏关系和谈判将会发展的很顺利。对于蒋早前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时，宋庆龄称，“最初他感到被冒犯和失望，因为中国没有作为四个大国被平等地邀请。然而，中国代表参与签署《四国宣言》，让蒋的情绪好转。” 之后，帕纽什金又询问中国政府内部核心圈对莫斯科是何态度，宋庆龄表示，政界核心圈对苏联的态度，与很多人一样，是由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决定的。宋庆龄强调，苏联无疑将比英国甚至美国更强大。不过，她认为普通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宋庆龄表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胡宗南部队与第十八集团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斗，直到10月12日仍在继续。她最近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告诉她发生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血腥战斗。这里的“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就是1937年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纳入序列并发给军饷的中共部队。抗战期间，这支军队甚少抗日，却时常偷袭国军，让国府震怒。 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50万军队突袭延安，后因隐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熊向晖向中共泄密，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的董必武向外界公开蒋的命令，作战计划最终作罢，但胡宗南与八路军仍发生局部战役。而身在后方的宋庆龄知晓前方战况，且是周恩来亲笔书信告知，宋庆龄与中共的关系是什么，不言而喻。宋庆龄还告诉帕纽什金，现在是针对国民党的挑衅和攻击采取适当措施的有利时机。宋庆龄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呢？至于其他情况，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美国大使高斯，在回到重庆后，马上拜访了她，并强调他愿意与其保持友好联系。当宋庆龄借此机会提出向被封锁的特殊地区（注：应该指中共所在的延安）提供美国药品援助的建议时，曾经拒绝谈论这一话题的高斯，承诺将会研究这个建议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宋庆龄向帕纽什金解释说，高斯之所以如此，很明显，在美国，关于其在中国的所为，有很多不愉快的谈话；另一个原因是他离蒋介石的核心圈子太远了。美国人大概没想到，与宋庆龄接触的谈话内容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她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许多美国人，包括常驻印度的美国海军军官，经常拜访蒋介石。另一方面，不久前从乌鲁木齐返回重庆的美国著名《生活》杂志记者怀特向她表示，在他看来，苏联在新疆已经不再有影响力，盛世才现在不得不与他自己的倡议和广泛宣传的原则作斗争。关于英中关系问题，宋庆龄说，不久前，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封锁。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据悉，中国政府正在向英国派遣友好代表团。目前，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关于有关中国前线局势的问题，宋庆龄以“饥荒、逃兵、士气低落”来概括。她提到近日《大公报》记者走访了中国军队的前线，用最悲惨、惨淡的语气描绘了他们的处境。宋庆龄还答应送一些有关此事的材料给苏联人看。帕纽什金还询问美军是否有可能在远东地区采取行动，宋庆龄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称宋庆龄“报告”说，今天因为是孙中山的冥诞日，蒋介石前来拜访了她，但与宋庆龄关系紧张的蒋夫人宋美龄以生病为由，没有前来。她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身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些消息来自于外国人。而苏联人用“报告”，意在说明宋庆龄与苏共的隶属关系。宋庆龄还说，她的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也没有来看望她，她的哥哥宋子文曾经来看过她一次，但没有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但宋庆龄称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她并不了解背后的原因。然而，宋子文的郁闷状态，以及他对宋庆龄说的“我永远不会签署任何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文件”的言论，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宋庆龄告诉苏联人宋家人对她并不亲近，这的确是事实，而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业已知晓了宋庆龄为苏共、为中共效力之事。理念上的不同让他们无法融洽相处。 ---"解密对话证实宋庆龄向苏联出卖情报" 作者: 林辉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在苏联莫斯科

3个月前

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时，宣布了这个口号。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将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 “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了要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赛，要在工业、农业等主要产品上全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以“跃进”的速度赶超。赶超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和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开始的。 1958年6月，在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今明两年粮食产量可以提高到人均1000～1500斤，“在三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是完全可以的”。随后，西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也提出，到1962年粮食产量人均突破3000斤。这一年8月，中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追求钢铁产量的“跃进”运动更是令人瞠目结舌。1958年6月，根据各地报上的钢铁“跃进”计划，提出了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0万吨。最后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的奋斗目标，规定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即“小土群”。全国共有5000万人投入了这场运动，建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田野、街道、山坡，到处都摆开了大炼钢铁的战场。此外，还发动全民大办小煤窑，全国有2000万人上山挖煤，开小煤窑达10多万座。突击蛮干的后果，是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有1／3的钢铁不合格，国民经济也陷入混乱，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以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上的浪费也十分严重，经济效果很差，农业丰产不丰收。 ---摘自《时代口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个月前

李志绥话暴君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16

3个月前

张国焘、王明说毛司马璐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访问过张国焘。张国焘说： “润之（毛）一天没有登基当皇帝，是不甘心的”。当问及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时张国焘答：“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不顾一切代价。” ——见司马璐《张国焘谈与周恩来毛泽东的恩怨》。据王明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向很多人表示他到北京后要做皇帝。王明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 诗下标明“1948年11月22日晚于西柏坡” 王明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轻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王明还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会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王明传》P316—P318 ---孙文广：红色暴君帝王路

3个月前

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年10月11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 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按毛泽东的习惯，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谢泳：当年毛泽东凭什么确定反右派的百分比

3个月前

60，70年代中国民兵打飞机的旧照片 1.在丽江狮子山训练用高射机枪打飞机的纳西女民兵。 2.上世纪70年代河南辉县苦练使用高射机枪打飞机的女民兵。 3.1967年，南京医疗器械厂民兵练武。

3个月前

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资中筠: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3个月前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父亲储安平之死” 口述：储望华图：储安平之子储望华

3个月前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 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

3个月前

文革中有多少非正常死亡的人，现在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也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估摸算起来也有几百万人。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包含武斗中战死的、被枪毙的政治犯、被迫害致死的黑五类分子和犯了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堪忍受折磨选择结束生命的自杀者。提到文革中的自杀者，人们往往记住的是投湖的老舍、自缢的傅雷夫妇、跳楼的上官云珠等等各界名人，而那些用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普通人则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实际上，这些人的命运更可悲，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更是无人能记起，他们才成为这场浩劫的真正牺牲品。这些自杀的普通人各有各的原因，但大多数是因对运动的方式和手段的恐惧而自杀。笔者搜集到的江西省波阳县（现为鄱阳县）东溪乡四份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档案中，有三份是自杀的档案，在三份档案中的主人公，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审讯和批判，他们清楚如果不接受这些罪名，他们会面临严刑拷打，而一旦承认，他们又会无休止的参加各种批斗会，站在台上接受打骂和各种凌辱，因此，他们选择自杀，用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而另一份档案的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的批斗会上被打死的。 ---普通人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作者：孙陇

3个月前

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些妇女逃荒来陕西后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来，她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给一个陕西男人。根据几十位逃荒者的口述和陕西本省人的回忆和介绍，大概可以分析出甘肃逃荒妇女嫁给了几类陕西男人： 1：本人家境非常贫寒，在本地找不到媳妇的男人。我的父亲宋长顺就是其中典型一例，人年青、相貌端正、干活踏实，但父亡娘走，非常贫穷，最后找了从甘肃逃荒来的我的母亲牛淑英。 2：年纪大，死了婆娘，留下几个娃娃没有人照顾的男人。那个年代，医学条件差，一个妇女生个孩子、得场大病就可能丧命。鳏夫就花一点钱，让人贩子从甘肃带一个婆娘来，给自己当女人，给家里做饭，料理家务。 3：个人身体有缺陷、残疾、非常丑陋的男人。有些男人因为眼睛瞎、腿瘸等疾病，多年没有婚娶。但是甘肃逃荒过来的妇女没有办法，只有跟上，才能有个吃饭的地方。逃荒妇女王秀英说：“给我找了几个男人都是瞎子，我就说，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 4：如果是女子父亲本人带领女子来，会挑选女婿，给女儿找一个年纪、相貌、家境相对比较好的男子。但是这么“好运气”的逃荒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大多数说：“看都没有看一眼。”“咱挑人家啥？咱是要饭哩！” 5：苦命女人跟上穷男人，谁也不嫌弃谁。有些年青女子是男人在火车站领回来当媳妇的，有些是到村里要饭被收留下来的，有的是由村里的热心人介绍来的。都是穷苦人，谁也不笑话谁，谁也不会看不起谁。饥荒的年代，唯有家里的热炕、锅里的包谷汤散发着热气。年年月月，她们建立起珍贵的夫妻之情、苦难中的亲情。有不少妇女告诉我：“遇到了一个好人”。 ---甘、陕逃荒妇女血泪史作者: 依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