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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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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忆父亲赵紫阳不忍镇压赵二军：不相信可恢复名誉赵二军近年常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与他相约在广州的一间餐厅访问，他侃侃而谈，但婉拒录影。赵紫阳曾在文革前后两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赵二军在广州长大，曾任海军飞行员，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访问时国粤语夹杂。八九民运期间，他在海南工作，不时回北京了解局势，也曾到天安门广场拍照。拒做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后发展成反官倒、反贪腐和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人民日报》在4月26日、赵紫阳外访朝鲜（北韩）期间发表社论，将民运定性为动乱。赵紫阳回国后希望为学运降温，但并不成功，更指邓小平仍为党的最高决策人。据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5月17日决定戒严，赵当时在想「不能让自己成为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三十年前的5月19日凌晨近5时，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当上总理的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已绝食近七天的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同日晚上，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5月20日起戒严。赵紫阳曾自言自语「还来得及」当时身在北京的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监控赵家愈趋严密「250份盒饭，是纳税人多少钱」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八九官方论调回归「反革命暴乱」赵二军：冇眼睇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赵二军说，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眼睇！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对于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赵二军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骨灰安排与当局有共识但年内难成事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香港01 图：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终年85岁。当时赵家设灵，赵二军（右一）在场打点。（法新社）

#赵紫阳 #八九民运 #天安门广场

2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北京街头挤满了抗议者 Crowds on all sides leave motor traffic no place to go as democracy protestors fill the streets of Beijing, Wednesday, May 17, 1989. AP Photo/Kathy Wilhelm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北京 #抗议者 #民主 #1989年 #街头

2个月前

1989年5月30日，工自联成员、北京高校学生到北京市公安局前静坐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名便衣警察告诉抗议的学生，他们的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AP Photo/Mark Avery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1989年 #工自联 #北京高校学生 #北京市公安局 #静坐抗议 #释放被捕工人 #便衣警察 #戒严令

2个月前

1.六四当日的北京师范学院正门 2.六四当日的中央财经学院

#六四 #北京师范学院 #中央财经学院

2个月前

摄影：Stuart Franklin/Magnum 北京市民正在观看大屠杀遇难者的照片。Franklin 说：“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25年后，会有上百万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发推文，或者互相发送手机照片。但当时这些都没有，而且媒体也完全被控制，所以人们真正了解事件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北京城里，从一盏路灯走到另一盏路灯。” Citizens of Beijing look at a photograph of a victim of the massacre. Franklin says, “If the same event had happened 25 years on, a million people would have tweeted it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ity or sent mobile phone images to each other. But there was none of that at that time, and of course the press was completely controlled, so the only way people could actually learn what had happened was walking from lamppost to lamppost around Beijing.”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历史事件 #大屠杀 #信息控制 #北京

2个月前

胶片展示了从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在北京饭店阳台看到的事件的进展。 A contact sheet of transparencies showing the unfolding of events as seen from Franklin’s vantage point from the balcony of the Beijing Hotel.

#北京饭店 #富兰克林 #胶片展示 #事件进展 #阳台视角 #历史事件 #北京

2个月前

著名新聞攝影記者Peter Turnley和David Turnley兩兄弟拍攝六四事件的攝影集《Beijing Spring》(1/6) 1.David Turnley（右）和Peter Turnley（左）记录了 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新闻摄影 #1989年 #学生运动

2个月前

赵紫阳次子披露黄雀行动细节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下台，他的儿子赵二军，亦与妻女流亡法国。赵二军于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在广州接受《香港01》专访，他首次谈及流亡细节，但否认当年用假护照出国。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我本身有香港通行证，八九前就自由往来香港，六四后我就拿这个证自己去了香港。后来国内抓人，我就拿这个回来（内地），安排他们（流亡者）去不同地方再带走（出境）。」赵二军说，当时参与营救部分知识份子，因此从香港回内地，「他们找到我了，这些人只是抗议戒严，但当局要修理这些人，想把他们栽到美国策划、赵紫阳智囊等（罪名）上。」六岁女儿列入通缉名单「有冇搞错？」赵二军怕影响其他人，绝口不提营救行动的细节，但他说因为参与营救，令他、妻子及当时六岁的女儿被列入内部通缉名单，「我没有看到这文件，后来碰到（原广州市长）黎子流，他告诉我『有冇搞错，六岁都通缉』，我才知道。」他说妻子和女儿借助黄雀行动到了香港，之后再到巴黎与他会合。赵二军在法国流亡数年后，为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当顾问，之后回到中国，至2005年赵紫阳逝世后与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办理退休手续。图：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在广州长大，讲得流利广东话，接受访问时国粤语夹杂，首度谈及黄雀行动细节。（罗君豪摄） ---香港01

#六四事件 #赵紫阳 #黄雀行动 #赵二军 #流亡 #假护照 #营救 #专访 #清算

2个月前

陈达鉦谈“黄雀行动” 陈达鉦是香港一位商人，因为排行老六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六哥”。他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陆续公开过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但都不如这次采访的全面：司徒华逝世翌日，67岁的陈达鉦在旺角光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鉦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资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陈达鉦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纸币，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有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鉦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老大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陈达鉦还解释了“黄雀行动”名字的来历：陈达鉦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鉦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颂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黄雀行动”也曾历经艰险。陈达鉦过去曾经提到他们有4人牺牲，2人被捕。这次他更描述了其中一次营救中的险情：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130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製，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1989年8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7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10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10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週，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係，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汉！」今年67岁的陈达鉦还表示在他自己去世之前将讲出更多的“黄雀行动”的细节。

#黄雀行动 #香港 #司徒华 #陈达鉦 #采访 #历史

2个月前

劉建國說:我是1982年10月份入伍,在38軍工作10年。89六四期間,我們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高層的殺人計劃,受到了迫害。我因為一份作戰計劃丟失,受到牽連,長期受到打壓。92年年底,被以不適合部隊生活為由,提前退役了。1993年5月份到北京市民政局軍隊離休退休軍隊安置辦公室工作。劉建國指,北京戒嚴前, 徐勤先在北京301醫院治病療養。六四鎮壓前,有一個上午,當時北京軍區參謀部作戰部的一班軍官,到醫院給徐勤先下達一個作戰命令。劉當時在門口迎候。他發現談話完畢後,這班軍人魚貫而出,與平時接待的感覺不一樣。就徐勤先被解除軍職一幕,劉建國回憶,當天下午,有總政治部保衛部的一班人馬,未經事先通知就到了徐勤先的病房,客氣地通知徐將軍,38軍由其他人指揮,請首長(徐勤先)繼續在301治療養病。並口頭告訴在場沒有來得及迴避的劉建國:小夥子,你可以收拾東西回部隊了,首長這邊不需要留人了。從此,劉建國一直到現在沒有再見到徐勤先。劉建國說,六四鎮壓期間,他還在首長車隊聽差,但已經不被信任和重用。38軍進京鎮壓任務完成後,部隊內部開始清洗。同時部隊懷疑,丟失了一份給徐勤先的軍事作戰命令,劉建國脫離不了關係。（他指,六四期間38軍的作戰計劃乃機密文件,保衛部門為防該份作戰計劃流落民間,甚至將他公配住房的內部裝修,全部拆掉。）劉建國向本台透露,這份六四鎮壓的軍事作戰命令,證明部隊進京鎮壓是鐵的事實;同時,也可以清楚知道給部隊下達命令,並簽署的到底是誰?劉建國說,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乃該份作戰命令的簽署人。他並說,軍長徐勤先抗命,引起38集團軍其他幾位軍黨委常委的嚴重不滿,甚至是憤怒。領導層擔心徐勤先的抗命不遵,會成為38軍立功授獎的障礙;亦擔心往後的秋後算帳,會連累全軍將士。在天安門執行鎮壓任務期間,38軍也表現得比其它戒嚴部隊更狠、更英勇。劉建國說:軍長這事一出來以後呢,其他的集團軍首長對他並不是同情而是特別的惱火。因為好多人都感覺到會吃「瓜烙」(牽連拖累),等將來這事要追查起來,難免會受牽連。在38軍軍長徐被解除指揮權後,新的軍領導班子,顯示了堅決執行鎮壓作戰命令的決心和積極表現的決心。就天安門清場與開槍的情況,劉建國回憶:清場部隊由112師的棒子隊開路,指揮官在脖子上別了個白毛巾,後面是手提衝鋒槍的戰士。劉建國說:告訴執行任務的戰士們,看見別白毛巾的人嗎?那些都是軍首長,這次行動一定要表現一下自己,要不然就完蛋了,以後沒法說了。 ---自由亞洲電台：抗命軍長徐勤先司機成功逃美右圖：2018年2月18日，劉建國（前38軍軍長徐勤先駕駛員）攝於華盛頓。左圖：1989年6月6日，天安門事件遭到鎮壓後，長安街上駐守著坦克。（馬立克攝/法新社）

#六四事件 #徐勤先 #军事历史

2个月前

被忽略的“六四抗暴者”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该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孙立勇表示， “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18年，获释后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才42岁。孙立勇说： “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在家里头受白眼，在社会上没工作。‘六四抗暴者’的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稍微像点样的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啊，你要去派出所开啊，派出所说你抢劫罪、放火罪啊！不能写你没有罪啊。” 他还介绍了另一位 “六四抗暴者”。“张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是69年生的。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有糖尿病遗传史。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为了减刑玩命干活，家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8、9年前刚娶了媳妇。最近我写了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助他，他肾衰、心衰。” 孙立勇本人当年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7年徒刑。他服刑的地方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因完不成生产指标，或是说了不思悔改的话，被狱警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孙立勇说： “这些个被电的哀嚎声今天都30年了，还常常回荡在我的耳旁啊。我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出来以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的这些学生领袖们很风光，他们有资源，但这些市民得到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现旅居瑞典的茉莉，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司法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宋永毅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时，人民有权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百姓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他说： “中共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污名化，你反抗了，烧了我们的坦克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但别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用坦克把方政两条腿给压断了？那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被迫进行自卫的时候，无论在法律和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的。党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地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这个概念要大声地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方冰久岛美國之音

#六四 #民主运动 #抗议 #中国历史 #六四抗暴者 #社会不公 #政治镇压 #历史书籍

2个月前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高伐林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 “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图：赵紫阳与金日成

#赵紫阳 #朝鲜访问 #1989年学潮 #香港舆论 #北京学潮 #邓小平 #许家屯

2个月前

6 月 5 日，在北京东部一个主要路口，一名解放军军官在坦克顶上手持手枪。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ank officer wields a pistol atop a tank as an armored convoy deploys at a major intersection in eastern Beijing, June 5. Sadayuki Mikami / AP

#坦克人 #天安门事件 #北京市 #1989民主运动

2个月前

1989年6月13日，北京，一堵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墙在迎接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A wall of tanks and APCs greet bicycle commuters near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13, 1989, in Beijing. (National Archives / Library of Congress / AP).

#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北京历史 #1989年 #坦克人

2个月前

1989年6月8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美联社）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1989年 #戒严 #北京 #美联社 #军队 #历史事件

2个月前

为争取选举权而抗议的女学生,1909 年 Women(Female Students) protesting for the right to vote. Photo credit: Gerd Kaminski/Austrian Institute f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女权运动 #选举权 #女学生抗议

2个月前

黄雀行动　港人光荣一页作家李怡在六四20周年前夕曾撰文稱黃雀行動是「屬於香港人的光榮一頁」。89年6月至97年回歸前，約800名內地民運人士透過黃雀行動偷渡來港，，黃雀足迹踏遍港、九及新界，除支聯會成員外，本地黑幫及演藝界也參與其中，包括歌星梅艷芳及已故影星鄧光榮。三救吾爾開希花60萬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學運領袖及搜捕民運人士，香港隨後展開黃雀行動。核心人物是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藝人岑建勳、牧師朱耀明及商人陳達鉦等也有份策劃。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透露，當時支聯會有6人知情及參與，每次營救需支付5萬元至60萬元定金；其中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營救3次才成功，共花了60萬元。江湖人士也有參與黃雀行動，利用多條走私路線把民運人士營救來港。海路一般從廣東登船，偷運至筲箕灣阿公岩、柴灣避風塘或西環及黃竹坑登岸；西貢清水灣、屯門踏石角及龍虎灘（今稱龍鼓灘）都是接應地點。學運領袖柴玲和丈夫封從德也是從深圳坐小艇到吐露港，再到中文大學。陸路則從沙頭角中英街非法入境。經黃雀行動來港的民運人士，一般先到上水新屋嶺的扣留中心進行審查，再申請香港入境許可證，等待甄別到外國期間，都暫住安全屋，地點包括西貢泥涌舊村、黃麖地村、匡湖居；沙田富豪花園、銀禧花園；馬料水赤泥坪村、大埔尾村；上水金錢村及屯門藍地等。 ---記者王家文

#黄雀行动 #六四事件 #香港回归 #民运人士 #八九民运

2个月前

救吾爾開希快艇硬闖當年天安門廣場前的學運領袖、六四後遭軟禁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親屬，於屠城夜後，都成為中共全力追緝目標。有「黃雀」坦言，當年救人的手法有剛有柔，若是知名如吾爾開希，只能「硬攻」，協助潛逃到沿岸城市後，坐快艇突破封鎖，速逃進香港，但若是不太知名的，便化妝「大隱隱於市」，乘貨輪輾轉來港。據了解，早於「黃雀行動」還未完全成形之前，首名拯救的「重點人物」便是吾爾開希，當時他在一名內地商人協助下，輾轉逃至珠海，雖已甚接近香港，但內地當局當時把沿岸重重佈防，令他難以出逃。有「黃雀」坦言，當年曾想替吾爾開希化妝，以避過內地當局耳目，但吾爾開希曾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全國知名，故化妝潛逃根本不可行，故最終決定「硬攻」，用大馬力的快艇突破封鎖，成功把吾爾開希送來香港。不過，有「黃雀」透露，並非每位民運人士都要「硬攻」搶救，若是不太出名的，便混入貨輪，輾轉來港。趙紫陽親屬　內地線眼下逃脫另一次驚險的行動，則是迎救趙紫陽次子趙二軍的妻女。「黃雀」之一、《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指，當年趙二軍妻女逃至廣州，在東山百貨大樓外，暗暗等候「黃雀」前線要員「七哥」陳達鉗，但大樓外卻已滿佈內地人員的線眼，正當以為無法出逃時，「七哥」毅然帶她們進大樓，再經側門混進一個巴士站，「當時剛好有一輛巴士將駛走，他們便走上巴士，成功逃脫追緝，最後再輾轉來港。」 ---撰文：林裕華香港01

#天安門事件 #吾爾開希 #黃雀行動

2个月前

接头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 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 1989年6月9日，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6月11号，她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 “什么《星岛日报》、《成报》……就像你们BBC都有，都一张一张卡片，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吕京花回忆。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电话中，吕京花含蓄地说，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身体感觉不适。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她显而易见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帮忙，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她知道，就心灵一点通……” 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并跟她约定，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一下火车，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经过简单交流，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希望把她救出去。 “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觉得）你要出去，”吕京花说，“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看能不能救我。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我说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吕京花，可以准备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可以出发了。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有没有害怕？万一（是）政府安排的人”。后者承认，“怎么不害怕！”心里忐忑得要命，而且为防止不测，接头时，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后面，这样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他与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经南昌、武汉、芜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 7月，风声越来越紧，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无奈之下，决定离开中国。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华早报》作为接头暗号。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一面是一只牛头，另一面写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 “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走，你什么都不要问，”项小吉回忆，“我说我记住了。后来没多久，就来了人。” 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从大陆逃亡海外。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关键词不乏“枪战”、“跳海”和“喋血”。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准备偷渡香港。途中出现小波折。21日当天，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船却没开，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当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 8月22日晚，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颜色，只记得船不大，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刚好坐满。项小吉说，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驶离海岸，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一步踏出去，也许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国”。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项小吉不清楚船上总共有多少军人，看到的大概有两三个。巡逻艇围着他们的小船转了两圈。吕京花说：“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抓我们的来了”。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善意。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我们上这个船的时候，他拿手还托我们一把，”吕京花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好像这个人是救我们的人。” 上船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项小吉回忆。项小吉的日记记录，他们在当晚8点50分上了第一艘船，9点换了边防巡逻艇，9点55分到达香港。项小吉认为，整个流程“地下通道”策划人安排得非常周密、专业，“一环一环，这个人把我们交到下个人手里，下个人再把我们交到再下一个人手里，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这个人是谁，跟着他走就是了”。项小吉说，他们事先与香港方面约好，上岸之后如果看到远处有车闪灯，就过去上车。他们顺利地上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换乘两三次，抵达了“地下通道”参与者者陈达钲（人称"六哥"）在旺角的办公室。吕京花至今还记得六哥当时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啊。” 图1：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图2：1990年4月，吕京花刚到美国后到哈佛大学演讲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图3：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图4：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

#民运人士 #逃亡经历 #北京 #中国大陆 #1989年 #广州 #学运 #记者 #营救

2个月前

司徒华曾在自己的自传《大江东去》中透露，黄雀行动由多个部分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黄雀行动负责人，然后他们要想办法到达边境，由负责人派人用船只接应、越过国境到香港。接着，黄雀行动负责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饮食起居，还要寻找其他国家收容他们。司徒华称，偷越国境行动是由地下社团组织（黑社会）的走私集团负责。“他们利用走私路线和国内的地下关系，安排民运人士逃亡，而这些越境线路，由不同走私集团负责，分几条线路进行，各线路之间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条线路被破获，影响整个行动，”司徒华在书中写道。（香港牧师）朱耀明透露，参加黄雀行动的有四支队伍，他们都非常同情八九民运人士，陈达钲负责其中一条。在过去三十年中，陈达钲参与黄雀行动的具体经过曾被广泛报道，他也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讲述当年的经历。不过，近日陈达钲拒绝了BBC中文的采访。目前，公众仍然对其他三支队伍知之甚少，仍然隐于幕后的还有黄雀行动的决策人。朱耀明指，决策人有三名。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他现今仍不愿透露这三人的信息。黄雀行动耗资巨大。朱耀明说，整个行动的总花费在1500万港币以上，其中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成立的中国民主基金出资300多万，剩下的来自1989年5月27日为八九民运筹款而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曾担任中国民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据他叙述，中国民主基金为黄雀行动出资350多万港币，其中项小吉和吕京花一行六人的费用为80万港币，这些救援的钱全部来自香港市民捐款。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0年，黄雀行动还留下许多待解谜团。朱耀明已经将黄雀行动的详情写成一本书，但他并不打算马上出版，因为书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虑到现在的政治环境，若书出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图1：曾经参与行动策划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

#黄雀行动 #偷渡 #黑社会 #逃亡 #司徒华 #大江东去

2个月前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街頭的槍聲已響起，黑暗裏，有市民用路障阻擋軍車，流彈四飛。《人民日報》的編輯張寶林此時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這裏已經有不少市民中槍。坦克的隆隆聲越來越近。他騎單車沿長安街向東一路飛奔回報社，不知何時，鞋子、褲腿沾上了鮮血。行至西單路口，一輛坦克從北邊急駛而來，張寶林趕緊閃躲到路邊。前方路口，一位老太太正費力推著一輛裝滿蜂窩煤的三輪車，在坦克開到面前的一瞬間，老人突然用力將車推向路中間，頃刻間小車被碾壓，坦克毫無減速，轉向後沿長安街飛馳而去，留下碾爛的小車和一地煤粉。回憶起這個瞬間，張寶林說他當時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螳臂擋車」。「老百姓明知這輛小車在坦克面前什麼也不是，但還是要擋一擋，哪怕馬上就灰飛煙滅。」 1989年春夏，因悼念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引發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在六月四日凌晨遭軍隊鎮壓。「寒冬」後，作為記者的張寶林卻無法將自己看到的一幕幕如實報道出來。而在此前數月，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一步步突破體制界限，爭取到了短暫的自由春天。1989年5月中旬，出現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張寶林回到報社，將途中遭遇寫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這一夜》。截稿時被刪成不足200字的簡訊，嵌入其他宣傳文字裏，但仍以原標題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這是當天唯一發稿記錄軍隊開槍和人員傷亡的中共黨報。張寶林告訴BBC中文，「當時負責聯繫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三次電話嚴令報社不准刊登。但老陸（副總編輯陸超祺）頂住壓力，堅持刊載本報訊。」目前仍在北京生活的張寶林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期間遭遇國安約談。他在電話多次受阻、郵件多番攔截之後，仍然試圖衝破屏障，向世界告知中共一直掩蓋的真相，讓《北京這一夜》的發稿幕後在三十年後終於得以公開。在胡耀邦、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沿襲了蘇共模式的新聞管制一度有機會鬆動，中央已啟動新聞立法，並起草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草案）》。八九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明確要求新聞自由、政治改革。在全世界的聚焦下，來自中國官方媒體和港台的記者目擊、報道，甚至親身參與了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然而，軍隊鎮壓使八九學運以悲劇告終，也徹底關閉了中國新聞改革的大門。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斯影 BBC中文

#天安門事件 #八九學潮 #軍隊鎮壓

2个月前

天安门广场的场景，一名浑身是血的抗议者穿过部队。 1989 年 6 月 3 日照片： Jacques Langevin/Corbis Sygma A bloodied protester walks through troops in Tiananmen Square.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抗议 #血腥镇压 #历史记录 #社会运动

2个月前

1989年6月7日的北京海淀中关村大街，墙壁及路牌上张贴着大量谴责六四清场的大字报

#六四事件 #中关村 #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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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卡车载着士兵在长安街上行驶。 1989年6月5日，北京。美联社照片/Jeff Widener

#1989年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坦克人

2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2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晨曦（倾盆大雨后的早上，广场的学生继续留守。）资料照，美联社 Morning activity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is reflected in the wet pavement, May 24,1989.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天安门广场 #1989年 #学生示威 #北京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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