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红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 红军所到之处 民生凋敝 1932 年秋,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当时川北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四川军阀们混战时,川北还是个好地方,红军来才两年,川北就变成了是挤掉了汁的柠檬,是谁把川北的财物榨干,不就是中共吗! 大撤退前的大焚烧 红军在退走前,除运走不少牲畜,粮食和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不忍动手,因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烧掉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而出走,成了中共的反面人物,才有可能让人们部分了解中共杀戮根据地(苏区)百姓的真相,其实在其他根据地(苏区)也一样,若有区别,就是杀人的多少和程度上的差别,但根本就不让人们去触及。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民众百万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2个月前
中共在苏区杀人如麻 中国共产党来自苏俄,毛泽东有许多东西承袭斯大林统治的套路,如一党专政、领袖崇拜、思想言论人身控制、秘密警察、集中营、秘密刑讯、党控一切、垄断经济等等,都是效法苏俄。但毛泽东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毛泽东的肃反不但早于斯大林的清洗,而且其手段的卑劣和残酷都超过了 斯大林。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才可能让我们了解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戮民众百万的事实,中共对其他苏区百姓的杀戮根本不让触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回忆录,人口统计等)来推测。 据中共将领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在1934年冬,中共军队“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逃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1927年底,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宣告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尽管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时间,但海陆丰地区(40万人口)就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有的乡村被焚烧毁。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除战斗死亡外,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中共不仅杀老百姓,内部常互相杀戮,当年叶飞差点儿被粟裕杀掉,原红军鄂豫皖苏区一位领导人旷继勋亦在1933年因肃反被杀。中共元帅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亦在白雀园肃反中被秘密处死。 中共除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搞过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反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中共自己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所杀的共产党的人数,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人多。 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以上仅仅是部分苏区的肃反事例,就可见中共杀人如麻。 我们来看看具有代表性的反AB团运动,富田事变,张国焘鄂豫皖根据地肃反及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闽西苏维埃肃反,及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屠杀百万民众。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2个月前
1953年,中共控制的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派陈寅恪过去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 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时,以为此事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虽未回绝,却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项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①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②(①、②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陈奎德: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图1:陈寅恪先生书法
朱韵和
2个月前
劉素媛:與毛關係密切的女演員 李志綏在書中未提其名,只稱她為空政文工團員的「劉」。 原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幾名女舞蹈演員,從一九六三年春起被挑選到中南海陪毛澤東跳舞,按其中一位孟錦雲的說法,「有時也住在那裡一兩天。歌舞團裡的人都不知道她們的去向,而實際上又都知道她們的去向。文 工團的領導們再三強調:不該打聽的事,就不要去打聽。」 據孟錦雲回憶,文化革命開始後中南海的舞會停了一陣。一九六七年初,她們一行五個女青年去中南海西門求見毛澤東,獲准進入。而李志綏記述的是「劉和另外陪她來的兩個女團員」進去見毛,並重新開始進出中南海。 「劉」靠與毛澤東的關係,當上了空政文工團的革委會主任,「成為紅極一時的人物」。李志綏書中說:「劉和另外兩個女孩在中南海進進出出,常常一住下來就有五天十天。」她後來懷孕,臨產時,林彪夫人葉群不知道毛澤東已沒有生育能力,親自送劉住進空軍總醫院高幹產房。產下個男孩後,葉群說:「主席生了幾個兒子,死的死,病的病。這下可好了,有這個男孩可以傳宗接代了。」李志綏書中沒說與毛「大被同眠」的「劉與另外兩個女孩」的姓名,但「劉」的名字卻可以考證出來。 如果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員中與毛關係密切的只有一位姓劉,那個「劉」應當叫劉素媛。據蕭思科《超級審判──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親歷記》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對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說:「如果吳法憲當了總政治部主任,空軍司令員人選有個考慮,想要你當。」可是,四個月後毛澤東卻將江騰蛟免了職,理由是他「反軍亂軍」。因為江騰蛟捲入與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的權力鬥爭,毛澤東決定保許世友以鉗制林彪派系。南京軍區中的「反許派」皆倒臺。以後,空軍司令吳法憲提名江騰蛟為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可是,按蕭的說法,「一個偶然的機會,空軍文工團員劉素媛把這情況告訴了毛主席。」毛澤東說「對江勝蛟不能重用」,劉素媛把這一情況轉告了吳法憲。林彪不敢忤毛之意,從此沒再給江任何職務。一九六九年林彪嫡系都在中共九大當上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後,林接見江一家,對江說:「有職務沒職務一樣幹革命,不要看這個委員、那個委員,將來會變化的。」 這個劉素媛是誰?她有什麼「偶然的機會」告訴毛吳法憲提名江騰蛟為政治部黨委書記?吳法憲怎會把她轉告的毛的話當真,立即報告林彪?林彪怎會把一個女舞蹈演員傳去的話當「最高指示」?蕭思科的書裡完全沒有提及。 對比李志綏的書才能得出答案:那個帶了別的女人進進出出中南海,與毛「大被同眠」的「劉」,那個林彪、葉群都相信她替毛澤東下了個龍種的「劉」,就是劉素媛。她是眾位「毛澤東的女人們」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丁抒:毛澤東鄧小平私生活考證
朱韵和
2个月前
孙维世---三个权势女人的共同情敌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 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面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8月27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过来。 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期间,林彪和他的前妻张梅也在苏联,不久,他们离了婚,林彪追求孙维世,孙未答应也未拒绝,只说了一句:“我们回国再说吧!”后来林彪先回国,1946年孙维世回国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了,孙维世经过东北时,林彪设家宴招待,当天林彪的心情很坏,叶群看得出,林彪对孙维世依然一往情深,林彪对叶群还骂了句:“都是你……”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认为孙维世是她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叶群表示,你的仇家也是我的仇家,支持江青,誓诛此妹。 如上所述,江青与孙维世的交恶,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舞台上主角配角的易位。第二个原因是,江青一度追求徐以新、徐以新追求孙维世的三角关系。第三,江青与另一剧作家章泯在上海同居过,章泯与金山关系很深,与孙维世也熟悉,因此江青认为,维世与金山结婚后,孙维世掌握江青上海时代最多的秘密。第四,江青留心到,毛泽东对孙维世仍有兴趣。 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干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干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 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这个大美人何罪,只因为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 孙维世后来惨死狱中,死状可怖。孙维世一生从事戏剧,根据中国历史鬼剧说法,孙维世这样的故事,一定是个鬼剧。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1:周恩来和孙维世在苏联 图2:1949年12月,毛与孙维世在苏联。
朱韵和
2个月前
宋庆龄14岁时赴美留学,并于20岁时毕业,此前姐姐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已久,宋庆龄毕业之后先是回国,然后去了日本,接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之所以和孙中山结缘,就是因为这份工作的缘故。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朝夕相处中,竟然擦出了火花,两人年龄相差27岁,而更大的问题不在于 年龄,而在于宋庆龄是孙中山20年老朋友(宋嘉树)的女儿。 这件事给人的冲击,大到了什么地步呢?换位思考,有一次你参加大学同学毕业20年聚会,聚会完了之后,你很惊讶地发现和你有着20年友谊的老同学大强,竟然和你的女儿一起走进了旅馆,请您闭上眼睛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对你的冲击,可以大到什么样的地步。 孙中山是聪明人,他显然知道这种事情对老朋友宋嘉树的冲击太大,所以在恋情公开之前,孙中山给宋嘉树写了一封信。 孙中山不敢直接告诉宋嘉树“我要和你的闺女结婚”,在这封试探性的信中,孙中山对宋嘉树是这样说的: “Rosamond(宋庆龄)最近爱上了一个超级叛逆者,然而Rosamond和这个叛逆者在一起的话,以后可能会拥有皇后一般的地位,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孙中山致宋嘉树的函件为英文,以上是大意,并非原文) 孙中山不敢直说这个“超级叛逆者”就是他自己,他想听听宋嘉树对“宋庆龄即将嫁给一个皇帝式的人物”这种消息,是兴奋还是反对。 然而宋嘉树误会了孙中山的意思,他没有读懂孙中山的信,他将孙中山信中的“超级叛逆者”理解成“反革命”,以为宋庆龄跟一个反革命好上了,于是他回信给孙中山,宋嘉树这样说: “我对Rosamond爱上一个反革命的消息感到震惊,她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事,我感到难以置信,我认为这是Rosamond小孩子胡说八道,你不要当真,Rosamond是个单纯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和反革命谈恋爱的,也绝不可能嫁给什么皇权富贵,请你放心!” (宋嘉树的复函也是英文,以上是大意,并非原文) 到了鸡同鸭讲的地步,然而事情又不能不办,只好摊牌了。 宋庆龄返回上海的家中,正式对家人提出了嫁给孙中山的想法,故事毫无悬念,宋庆龄遭到了其母亲的激烈反对,考虑再三之后,宋庆龄决心离家出走,与家人反目,投奔爱情,于是在一个夜里,趁家人熟睡,宋庆龄悄悄离家,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早在门外守候,于是宋庆龄被朱卓文带去了日本,并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野史说宋庆龄翻墙跳窗离家,此说早已被宋庆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否认,宋庆龄说自己并未跳窗,是自然打开房门,被朱卓文接走的) 宋家人见米已成炊,时间久了,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 ---我看宋庆龄这一生 作者: 冯学荣 图:一张有孙中山出现的宋家合影,攝于1919年圣诞节,上海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母亲倪珪贞(后左三),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后左一、左二),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后右一、右二)宋美龄(后右三),宋子文(前排席地而坐),廖承志(前排左)他身后为廖梦醒,后右四陈淑英(孙科夫人)。那时,宋耀如已在1918年去世。
朱韵和
2个月前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妆,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周共同的“亲人”——张文秋 周恩来一生,政治生活多彩多姿,他的私生活也一样多彩多姿。政治生活与私生活之间,由于周恩来长期领导地下工作,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为用,极端隐蔽。在地下工作中,男女同志临时配作一对夫妻掩护工作,很多情况下,男女同志挤在上海一个小亭子间大被同眠是常有的事:像周 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个“家”。 我在延安时,知道有位和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都很深的神秘女同志张文秋,也在延安,我见过她,也认识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振亚,因此我了解张文秋的一些浪漫传奇的革命故事。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身份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的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后来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国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张文秋在抗战时到了延安,虽是徐娘半老,依然风騒迷人。周恩来、邓颖超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特别是邓颖超十分卖力,急于把张文秋推销出去。毛泽东、张文秋初见,彼此都有销魂的感觉,于是就互相亲起来了。 张文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许多著名的中外共产党人都亲过,其中周恩来是她最亲最亲的。张文秋正式结婚二次,共生三女,长女思齐,到延安后被毛泽东收为干女儿,1949年10月15日,即中共建政后十五天,与毛岸英结婚;其后第二女邵华(原名少华)又嫁给毛泽东的第二子毛岸青(生子毛新宇)。张文秋被称为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照片中的张文秋老人坐在轮椅上,思齐把手轻轻地放在妹妹邵华和外甥新宇的头上
朱韵和
2个月前
紅衛兵批鄧小平亂搞男女關係 李志綏回憶錄中英文版有處敏感的差異早在一九九四年為余英時教授所發現,《開放》曾有報導。即中文版刪去了英文版中的一段文字:鄧小平在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讓一位護士懷孕,後來強迫打胎。 對此,李志綏後來解釋說,此事是保健局局長史書瀚告訴他的,他沒有直接證據 ,因此要求刪去。但英文編輯不願意刪,而翻譯成中文本時就刪除了。 其實這件事,李志綏雖沒有第一手資料,說的卻是事實。此事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已被披露了。李志綏並非談論此事的第一人。 文革初,被打倒的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紛紛與其劃清界限,揭發首長的醜事。按當時的說法,叫「生活問題」。「生活問題」是「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紅衛兵從不思考毛澤東的私生活如何,不會想到毛澤東的私生活比那些「修正主義份子」們不知道要骯髒醜惡多少倍。 因此當鄧小平的私人醫生張□□透露了鄧的「生活問題」後,紅衛兵立即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為北京大學題詞「新北大」後,以聶元梓為頭頭的「革命組織」遂自稱「新北大公社」,簡稱「新北大」。十月間,聶元梓頭一個起來寫大字報攻擊鄧小平。「新北大公社部分革命同志」和鄧小平私人醫生張□□開了個座談會,並公布了座談記錄。其中有下列文字: 「有一個姓李的護士,年輕、單純,出於對黨的熱愛,對首長的崇敬,就千方百計地把工作做好。鄧看到她年輕、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厭舊,竟強迫與她建立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狗婆娘卓琳知道後大怒,通過楊尚昆把女護士調走了,鄧仍唸唸不忘。」 清華大學紅衛兵也不落後,其《井崗山》小報發文批判鄧小平時曾談到此事。該文說鄧小平沒有參與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由於打撞球被地毯絆了跤,摔斷了狗腿,只得住院療養。誰知卻‘因禍得福’。因為當時廬山會議鬥爭正在激烈……鄧卻樂得躲在病房裡,既不檢查,又不揭發,也不做書面發言,把什麼《七劍十三俠》、《三劍俠》之類壞書,什麼《四郎探母》、《游龍戲鳳》之類的壞戲唱片,大批大批地搬來,甚至不遠千里,到四川去制老戲唱片,供其享受。還強迫一年輕護士與之發生混帳關係。就這樣,這個老機會主義份子就混過了廬山會議。」 依史書瀚貴為全權護理中央首要健康的保健局局長職務地位,他絕無造鄧小平的謠的膽,李志綏本可以放心在中文本裡保留此事。而他堅持刪除之,可見他的回憶錄寫得相當謹慎。 ---丁抒:毛澤東鄧小平私生活考證
朱韵和
2个月前
周恩来单线领导名女人 周恩来与女人的接触都是高度机密。周恩来由于集统战与特务的大权于一身,许多名女人,都在他的对外绝对保密的单线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和这些女同志,辟室谈心,是无人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中央时,身边有一个女人叫黄慕兰,又名黄淑仪。她在上海地下工作 时代,原与贺昌扮为夫妻,后来贺调去中央苏区,黄慕兰担任互济会(共产党专门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救援部长,在上海以交际花身份活跃于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有租界的暗探、翻译官等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时,她最先得到消息,中共在上海的迅速转移,没有受大的影响,周恩来公开表扬过她。1955年她以叛徒、敌特的罪名被捕坐牢,有人曾为她向周恩来申诉,周说:“共产党员都要受考验的。” 抗战期间,有一对著名的姊妹花,姊姊叫胡楣,妹妹叫胡绣枫。我认识胡绣枫时,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过去也是共产党,中共要他合作,他提出一个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感到为难,因为胡绣枫当时正为周恩来传递国民党的重要情报。胡绣枫的姊姊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十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她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过情报。胡绣枫写信请李士群给姊姊关露一份工作,这样就替李士群与关露拉上了关系。关露以汉奸的公开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姊妹俩兴高采烈地到了解放区,自以为立了大功,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结果双双被捕。胡绣枫和她的丈夫李剑华被称为国民党特务,关露被称为汉奸。有一天周恩来总算让她们见了面,姊妹俩拥抱痛哭。 关露年轻时与周恩来身边主要助手王炳南相恋。关露被放出后,她和王炳南提出结婚,周恩来反对。邓颖超说:“关露作过汉奸,无论是什么原因,名誉已经太坏了,她若是和炳南结婚,会对党和恩来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关露最后吞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一首诗“别了,恋人”,其中有几句是:“在一切不回顾的当中你去了,去远了,到如今,已不复也再不能看见你的背影。”还有一句遗言:“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党了。”言词凄切。 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手下有一著名女将王莹,她是一位作家兼电影明星。当时金山在周领导下主持一情报网,金山原名赵默,他的哥哥赵班斧是上海市社会局长,是杜月笙和戴笠身边的红人,他们的姊夫又是国民党CC系大将潘公展。金山利用这些关系在国民党的情报网内建立中共的情报网。金山和王莹既同台演戏又成夫妻,王莹把金山获得的机密情报传递给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介绍王莹与另一潜伏在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联系。抗战后期,王和谢在美国结婚。中共建政后他们回国,“大鸣大放”期间,谢和赓提出中国的中南海要和美国的白宫一样,开放给人民参观,全国各地没收的豪门巨宅也应该学美国,改建为博物馆。结果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王莹也被捕,1974年3月3日死于狱中。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多少个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他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她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不讲。”(《人民日报》1982年6月30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的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为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尙且“守口如瓶”,别人就更不易知其详了。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2个月前
刘晓波: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 1996年10月8日清晨,正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起身开门,眼前站着的是熟悉的片警居晓菲和另一位我没见过的警察。居晓菲一向喜欢穿便装,今天却换上了警服,从他的装束和严肃的表情中,我多少已经感觉到了此次大概不是例行的谈话或传唤,一定要发 生更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六四后,我一直与警察打交道,和这位片警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算短,他是个有良心的警察,平时对我很客气,脸上总挂着和善的笑容,也擅于营造轻松的气氛,我还从未见过他这么严肃的表情。 我妻子也被惊醒。我安慰她说:是小居,不会有什么事。妻子大概也以为这是又一次我们见惯不怪的例行公事——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一次传唤。所以,她只是对警察这么早就来骚扰感到不满。 其实,我当时想让妻子起来,跟我一起出门,如果真发生了什么,她也能看到我被抓走的全过程。但我又实在不愿、不忍心让妻子目睹那近于生离死别的残酷一幕,不忍心听到她那声嘶力竭的叫喊,看她那被泪水浸泡的目光。于是,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穿衣、出门,直到下了楼梯、走出门洞几十米之后,我还回头望了一眼我们小北屋的窗子,它还开着一道小缝。我多希望此刻能看到妻子从窗口伸出来的头。 两个警察把我领到到万寿路派出所,直接去了二层的大会议室。那里居然已经有七、八个警察在等着我了。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其中的三个人端坐在长条桌的中间。这个屋子、这个长条桌我很熟悉,曾经多次在这里和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海淀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们见面。大多数情况下的见面,也就是例行公事的”聊天”或”沟通”。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在那三个人的对面。我很渴,因为平时在家里,我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白开水。我向他们要了一杯水,喝完后,点了一支烟。偶尔一抬头,才发现在屋子的东南角,有人扛着摄像机,镜头正对着我。我刚想问:这是干什么?正对着我的那个人开始向我提问。提问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明知故问的一些例行问题,诸如姓名、年龄、籍贯、民族以及其他情况,我都懒得回答了。接着,他们出示了两份境外报纸的复印件让我看,内容是我的一遍文章和一封呼吁书,以便当面确认是我写的或我执笔起草的或签名的。这一切问过之后,他们就开始向我宣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书》,以”造谣、诽谤”和”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判处我三年劳动教养。 也许是已经有过两次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经验,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听到”劳教三年”的判决,我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不安的感觉都没有。当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我好象没过脑子就拒绝了,不是愤怒的拒绝而是平静的拒绝,并当即提出不服此判决的上诉。他们又多次恐吓我:你再认真想想,拒绝签字的后果。这样的威胁我也听到过多次,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判决。劝说无效之后,他们让我在法律文件上写下”本人拒绝签字”几个字,我还是平静如初地写下这几个字。 所谓的法律手续办完了。我又点了一支烟,他们带我出了派出所。我提出要见妻子一面,他们说回头会通知我的妻子。 三辆警车停在派出所门口。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甚至是礼貌地让我上了中间的那辆,居晓菲和另一个警察坐在我两边,把我夹在中间,前坐是一个中年警察和司机。一上大街,警车就一路鸣镝,由长安街向东行驶,在公主坟立交桥右转上了西三环,再拐向南二环。大约半个小时后,警车拐进了一个窄胡同,出了胡同就到了半步桥44号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在看守所大门口等待警察办拘押手续时,居晓菲偷偷塞给我一包万宝路烟。我坐在车上抽烟,一个穿便衣的警察递过来几根油条,权作早饭,我居然也吃了两根。事后,我惊奇于在那种情况下,我的情绪是那么稳定,我的食欲竟如此之好。 后来,我没带进了看守所。在某个房间里,看守所的一位女警察负责登记和询问。询问完毕,我要求纸和笔,写法律委托书和上诉书,那位女警官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居晓菲以及另一个同车来的年轻警察。居晓菲问我有什么事需要他转告刘霞,我就把衣兜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有钱包、钥匙等,包括他给我的那盒烟,一起交给他,让他带给刘霞。我还想让居晓菲给妻子带几句话,但一时语塞。这时,看守所的警察回来了。 直到出狱后,妻子才很愧疚地告诉我:居晓菲受到了处分。因为,我被关押在何处,办案的警察不能向外透露,但居晓菲从看守所回去后,真的偷偷地找到我妻子,送上我托他带给刘霞的东西,并告诉她我被判处劳教三年,羁押在半步桥看守所。刘霞没经验,以为居晓菲是代表官方通知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居晓菲的名字。 我从走出家门到走进派出所再到被押上警车,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剥夺国民人身自由这么严重的惩罚,居然可以不经过逮捕、提审、起诉和审判,在十几分钟内搞定,极大地节省了践踏人权的成本。
朱韵和
2个月前
1991年10月25日,中国著名国画画家范曾搭乘由巴黎起飞的华航006班机,抵达台湾中正国际机场(今桃园机场)。 可刚到机场大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人群中一位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的男子突然向范曾冲了过来,挥拳就打,出于本能,范曾迅速向后退了一步,躲过了这记老拳。那名男子并未就此 罢休,继续对范曾发起了攻击。 来迎接范曾的《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等人见状急忙上前阻止,可范曾还是被男子扇了两巴掌。人们急忙将范曾护送着离开,另外几个人将男子围在中间一顿拳打脚踢,机场大厅一度陷入混乱,直到警察闻讯赶到制止才做结束。 事后经媒体报道才知道,这名袭击范曾的男子名叫胡云鹏,是当时台湾名人画廊的老板。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胡云鹏在机场这样的场合公然袭击范曾呢? 作家李敖在他的著作《李敖大全集》第十九册“李敖随写录前集”中,名为《评范曾》的文章中也记载了此事。 “范曾昨日来台,一下机即被名人画廊负责人胡云鹏动粗。胡云鹏说:‘这二年来,范曾一再说二年前名人画廊自日本引起的画是假画,使名人画廊损失惨重。去年他更以‘侯军’笔名出了《范曾假画案》一书,污蔑名人画廊,我是来机场和他当面对质的,但一看到他就火冒三丈,忍不住打了过去。” “范曾也曾主动于范曾作品集《中国人物画》上签名盖章表示真迹,以作为下次展出使用,却没想到他却匿名于北京出画,将原先的证实作品全部推翻,这种作风怎么是艺术家作为?曾经有人说范曾字画是‘托人家的命而活’,一点没错,我也忍无可忍,决定要找范曾当面理论。” 通过这两段话,当年胡云鹏因何袭击范曾的原因我们就知道个大概了。一是因为范曾认为名人画廊所藏的范曾的画是赝品假货。二是范曾否认了自己之前盖章的原画为真,而自己在北京的才是真迹。这两件事激怒了胡云鹏才导致机场袭击事件的发生。 李敖在这件事发生后就事论人地评价范曾: 他的画,乍看不错,但看多了,千篇一律。 他的字,做作讨厌,帐房的毛笔字而已。李敖一生为人狂放不羁,他的观点可能略带偏激,我们权当一家之言。 事后台湾媒体采访打人者胡云鹏时,胡表示不怕范曾将自己告上法院,并详细解释了自己动手的原因。 原来在1989年5月1日,名人画廊举办范曾作品展,展出中有15幅从日本购得的范曾作品。范曾的太太对他讲这是好画。没想到这些画随后失窃,紧接着范曾于5月14日通过大陆某权威媒体声明,指责胡云鹏的名人画廊的画是假画。 这才有了机场那一幕。 ---八卦爆周刊 图:1991年台湾媒体报道范曾到台被打一事
朱韵和
2个月前
《王光美访谈录》: 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下午,,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 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提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口述:王光美,作者:黄峥, 选自:《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