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東夫這本書主要是集中披露四川最富裕的川西地區,即天府之國的大饑餓真相,包括自古“水旱從人,不知飢饉”的金溫江銀郫縣。東夫指出,溫江郫縣也和全四川一樣“遍地是饑餓和死亡”,甚至出現人吃人、自食其子的的慘案。東夫在書中講述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比如瀘州一個外地讀書的學生回家,半夜聞 到肉香,見父母正在狼吞虎嚥,原來把死了的弟弟吃掉,這個學生大受刺激回到學校即瘋了。青神縣天池鄉一個女子吃了死去的孩子後,被幹部發現逼她挑著孩子的頭顱遊街示眾⋯⋯ 。 四川大饑荒始於成都會議和毛澤東視察,遍佈全省,被偉大領袖加持後的紅光社也未能免於饑荒。東夫形容當時紅光社“紅透半邊天”,成為農村大躍進樣板,如吃了亢奮劑一樣,集體瘋狂瞎折騰,搞畝產萬斤試驗田,甚至吹牛畝產4萬斤,最後放衛星到10萬斤,然後在秋天合併5個鄉,成立川西第一大人民公社“紅光人民公社”,要馬上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於是,繼續大放糧食畝產衛星,並遍地建土高爐,砍光樹木大煉鋼鐵,大辦工業,大辦公共食堂,搞“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所有當年大躍進種種瘋狂事,紅光社都不計後果加倍推行。 結果一場瘋狂一場空,最終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建成,反淪落為餓殍之鄉。 東夫書中說,毛視察後還未到兩年,到1960年,紅光人民公社三分之一土地已經荒蕪,莊稼地野草叢生,無數人成為為餓殍。58年建公社時,全公社人口11394,到1960年底已餓死2408人,等於約四分之一人口在大饑荒中餓死。另有219人不知去向(我想可能逃荒他鄉,也可能死在異地)。其中一個公共食堂,共五十多戶,就死了80多人。 1997年東夫數次去當年的紅光公社採訪當地農民,農民不太願意提當年毛視察的事,都稱“說煩了”,還抱怨“一點光都沒有沾到”,但“說起大饑荒則滔滔不絕”。 ---毛澤東如何把天府之國變成千里餓鄉 蔡詠梅
朱韵和
1个月前
東夫指出與毛澤東大躍進得力幹將,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個人脫不了干係。他說,當時四川省的幹部如果敢於為民請命,一定受到打壓。而當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其極端荒唐的政策比其他省的地方大員都要左很多,對四川人“殺雞取卵的高徵購”比全國過之而無不及,因而獲得毛澤東歡心而成為 全國唯一進入政治局的省委書記。1959年初全國大饑荒已爆發,李井泉仍然堅持極左的作法,並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彭德懷,回四川後展開反右傾運動,東夫說,在一些省的領導開始收斂大躍進政策的時候,李井泉還在加碼推行,廬山會議後秋天,李向全川強行徵購的糧食竟然佔到實際產量的48.9%,而基層幹部徵糧手段則是駭人聽聞的殘暴。甚至毛視察過的紅光社也不能倖免,紅光社凡是未完成徵糧的幹部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然後殘酷批鬥,脫衣服站板凳、跪竹片毒打,“打得頭破血流,慘叫不止”。 結果成都會議開過後的該年糧食秋收後,四川許多農村即開始斷糧,但暴力糧食徵購並未停止,1959饑荒開始蔓延,人吃人,全家死絕,甚至全村死絕的人間地獄開始出現。但李井泉還繼續左下去,遲遲不收手,以致四川大饑荒持續時間全國最長,其他省饑荒已逐漸平息的1962年,四川還在餓死人。 ---毛澤東如何把天府之國變成千里餓鄉 蔡詠梅
朱韵和
1个月前
東夫指出,四川是毛澤東大饑荒最嚴重的災區之一,死了一千萬人,佔了全國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是全國死人最多的一個省。他說,四川死於大饑荒的人數甚至遠遠超過中國八年抗戰國民政府統治區域軍民死亡的總數527萬人。 據我所知,一千萬之說來自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而且還是打了折扣的數字。廖在 他文革後的回憶錄中披露,他1962年曾冒險向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匯報四川死人問題,他對楊尚昆說死了一千二百五十萬,但正式向中央報告只敢說一千萬。 而論死人比例,四川之冠也是全國之冠為雅安地區一個人口稀少的農業縣滎經縣,全縣9萬人竟然死了5萬人,100%的群體滅絕罪行。 東夫指出,四川在全國死人最多,最匪夷所思的其中一個原因竟然是,四川是全國產糧大省。因為產糧多,就成了被人宰殺的羔羊。自中共建政以來,一直向四川施以糧食高徵購政策,在大躍進之前四川農民的平均口糧標準一直低於全國。 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四川糧食徵購年年加碼,成為外調糧食最多的省。四川糧食年年豐收,但四川人民卻年年餓肚皮。東夫說,1953年川西地區已開始出現農民缺糧導致的腳腫病,其後饑荒時有發生。大饑荒爆發,四川餓殍遍野後的1960年,在北京中央的督促下,四川還繼續被迫向外大量調配糧食,因為中共當政者殘酷的邏輯是“人死在山溝裡,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強。” ---毛澤東如何把天府之國變成千里餓鄉 蔡詠梅
朱韵和
1个月前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 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图:1971 年 5 月,毛泽东和林彪最后一次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劳动节。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 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 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 作者: 蔡咏梅
朱韵和
1个月前
中共搅肉机之运作---朱德批判会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见图)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 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 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XX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XX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XX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XX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据原中央文[和]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 。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岗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作,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XX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1、反对毛XX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 “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 ——“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 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 。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XX发动倡导的文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 (作者:肖思和,原载《议报》)
朱韵和
1个月前
闲谈胡耀邦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不久那段时间,纪登奎与老朋友交谈时,与我闲谈时,多次说到对于胡耀邦的看法。他认为,胡耀邦思想解放,理论水平高,改革贡献大。但是,也有不足:一是对经济工作不够熟悉,有时候关于经济问题会说外行话,如对于当时企业“利改税”就不很明白;二是有时说话有些草率,按 惯例有些问题是政治局讨论后才能讲的,但他自己就直接讲了;三是外交上缺乏经验,在一些场合说话表态有失误。不过,纪登奎又表示,作为高层领导人,懂不懂经济或者其他具体领域的事情并不重要,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懂统治术。他强调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主席多次这样教导我,当领导人,懂不懂专门业务,懂不懂经济工作,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懂统治术,要懂得怎样统治人。” 谈到胡耀邦辞职后人们的议论,纪登奎说:“现在,下边都对耀邦评价很高,但问题是,越是下面说他好话的人多,耀邦的处境就会越困难。如果真要帮耀邦的忙,现在就不要为他说那么多好话,特别是在中央”。还叮嘱我说:“你们在外边议论耀邦的事情,要注意,不可乱说”。因为是闲聊,我并不认为这个事情很严肃,就对他说:“我这样的小人物,说什么都是白说,怎样议论都无所谓,没有什么影响的”。他呵呵一笑。 ---散忆纪登奎闲谈人物 作者: 赵树凯
朱韵和
1个月前
闲谈周恩来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说到周恩来,就话题频率而言,也许仅次于毛泽东。 关于周恩来,纪登奎讲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当时,纪登奎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周恩来似乎已经情难自已。纪登奎说,他当时非常吃惊,试图劝慰周恩 来,并说,林彪问题已经暴露,应该感到高兴之类的话语。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理会纪登奎的安慰,也没有对纪登奎解释什么。纪登奎讲这个情景时,我曾急切地问:“周总理为什么哭?”纪登奎并不回答,只是继续他的话题。据我所知,纪登奎曾对几个九号院同事说到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正面解释过周恩来为什么哭。 从一般理解来说,周恩来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党多灾多难而哭,也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还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因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等等。在以后的闲谈中,纪登奎说到周恩来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释有关哭泣的事情,但是,我从他的话语之间可以听出,在纪登奎看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并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样,或者说并不能简单地说周恩来如何同林彪集团斗争,相反,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相当好,尤其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与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纪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的处境更难了。”周恩来自己有时候也若明若暗地发出类似慨叹。我有时候胡乱猜想,莫非周恩来是想到林彪之后自己的处境会更难,所以才悲从中来,掩面而泣? ---散忆纪登奎闲谈人物 作者: 赵树凯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老奸巨猾 纪登奎还讲过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 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散忆纪登奎闲谈人物 作者: 赵树凯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澤東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澤東盡力抬起眼睛,嘴唇囁囁地動着。呼吸機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頭,但除了“啊,啊……”外,聽不清他說些什麼。毛的頭腦仍然很清醒,但聲調中已失去希望。 但在那天晚上,我們這些隨時在毛身邊的人心裡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中國共產 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名副主席華國鋒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名委員張春橋和汪東興,這四個人自從六月二十六日毛髮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後,也一直分成二組;輪流晝夜值班。 負責拯救主席生命的華國鋒對毛忠心耿耿;他誠摯地關心毛的健康和舒適,試着了解醫生的解釋,並相信醫療組已竭盡所能。我們建議從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飼食時,只有華國鋒願意先親身試試這種新醫療方法。我喜歡華國鋒。他的正直和誠懇,在腐敗的黨領導階層中十分罕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點,毛澤東的呼吸越來越微弱。為了急救,剛剛給毛從靜脈的輸液管道內注入了升脈散,血壓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強了一些。華國鋒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聲急促地問我:“李院長,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了?”王洪文、張春橋和汪東興都湊了過來。我沉默地凝望着華國鋒。室內除了呼吸機的嘶嘶聲以外,空氣好象凝結了。我小聲說:“我們已經用盡了各種方法……”大家又沉默下來。 華低下頭沉思了一下,然後對汪東興說:“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員,要他們即刻來北京。”汪起身出去時,內室中的一位值班護士跑過來,匆匆對我說:“李院長,張玉鳳說毛主席在叫您。”我繞過屏風,走到毛的床邊。 張玉鳳對我說:“李院長,主席問您還有救嗎?” 毛用力點點頭,同時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橈動脈的搏動很弱,幾乎觸摸不到。兩側面頰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豐滿的面容。兩眼暗淡無神,面色灰青。心電圖示波器顯示的心電波,波幅低而不規律。 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和汪東興此時靜靜地走到毛床前。我聽見另一批人從屏風后面悄悄進房的聲音。房裡都是人,大家正準備換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覺他微弱的脈搏時,江青從她居住的春藕齋趕到。她一進門就大聲嚷道:“你們誰來報告情況?” 華國鋒搖搖手說:“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長講話。”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剎那的喜悅光彩。接着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錶,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着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這念頭瞬間即逝,緊接着我心中充滿恐懼。我會有什麼下場?做為毛的專任醫生,這問題長年在我心中盤旋。 我抬起頭,茫然環顧四周。從每一個人的神色舉止和語言裡,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這位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的死亡,有着多麼不同而複雜的心情。江青轉過身,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是怎麼治的?你們要負責任。” 華國鋒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值班,醫療組的同志們都盡到職責了。王洪文漲紅了臉急忙說:“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裡值班。” 其他人們和醫生護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決,汪東興在向張耀詞說些什麼。 突然江青的臉色變得緩和起來。也許她以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障礙已經消失,她馬上就可以統治中國。她轉身向我們說:“你們大家辛苦了,謝謝你們。”然後回頭叫她的護士說:“給我準備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頭紗呢?你們燙好,我要換上。” 華國鋒向汪東興說:“你立刻開政治局會。” 大家從室內走到外面的大走廊,這是張玉鳳突然放聲嚎哭,嘴裡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麼辦哪?”江青走過來,用左手抱住張的肩膀,笑着對張說:“小張,不要哭,不要緊,有我哪,以後我用你。”張立即停止了嚎哭,滿臉笑容對江說:“江青同志,謝謝您。” 我聽到江青悄悄對張玉鳳說:“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一邊說一邊向會議室走去,張跟在江的後面說:“好的,江青同志。” 此時張耀詞氣急敗壞從室內走出來,向我說:“李院長,你問問值班的人和別的人,有沒有看見床旁桌子上的那塊手錶?” 我說:“什麼表?” “就是郭老在重慶談判時,送給主席的那塊手錶。”毛沒有戴手錶的習慣——他起居無常——那隻瑞士亞美加表是多才多藝的文人兼學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給毛的。 我說:“剛才大家都忙着搶救,誰也沒有注意那隻表,你問問張玉鳳。”張說:“我看見毛遠新走來走去,東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說:“我沒有看見,醫療組的人沒有誰有膽量拿。”張又急忙回內室。 汪東興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叫我到旁邊的房間內說:“剛才同華總理商量過了,你趕快去想辦法,要將主席的遺體保存半個月,準備弔唁和瞻仰遺容。一定要保住,天氣太熱,不要壞了。”我說:“保存半個月容易做到。”汪說:“你趕快去辦,我還在開會,你回來後立刻告訴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裡,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他對我說:“李院長,你可要準備好,政治局開會,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裡去呢?無處可跑。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朱韵和
1个月前
張玉鳳是毛十四年最親近的的隨員。張玉鳳曾為毛出巡全國時私人專列上的服務員,現在則是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與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長沙舉辦的晚會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時年方十八,天真無邪,有着大大圓圓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膚,她主動請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會上,毛與張連續跳了幾場舞,等到舞會 結束,我親眼看見了毛攜了張玉鳳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與張的關係十分親密,毛也有其他幾位女友。現在仍有兩位原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孟錦雲和李玲詩在做毛的護士,替他擦身和餵食。但張玉鳳待在毛身邊最久。雖然在歲月催折下,她也開始飲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因肺癌住院,張便接管毛每日批閱公文的收發。在毛視力衰退以後,她便負責將那些公文讀給毛澤東聽。張於同年年底由汪東興正式任命為毛的機要秘書。 我是毛的私人醫生,給毛檢查身體時,還可以見到毛,談幾句。別的任何人,要見到毛,首先要經過張玉鳳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華國鋒到游泳池來,要向毛報告工作。叫張玉鳳三次,張睡覺不起,另外兩個值班的是孟錦雲和李玲詩,不敢向毛說華要談工作。她們說,不經過張,直接同毛講了,就不得了。華等了兩個多小時,張仍然不起床,華只好走了。孟錦雲告訴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鄧整風”後,鄧的女兒給毛寫了一封信,說批鄧以後,撤走了工作人員,鄧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顧父母。這封信是否交給了毛,很值得懷疑。因為結果鄧的女兒仍沒能夠去照顧她父親。 張玉鳳能爬到這個位子,完全是因為只有她聽得懂毛的話。連我都要透過她翻譯。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朱韵和
1个月前
叶剑英所言透露一个真相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也多次插话表态,并称自己也有责任,即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思想作怪。 他提到毛死前,在政治局委员一个个排队见其后,毛又叫他第二次来到跟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当时我就想,主席 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 叶剑英的言辞透露了一个中共党内高层人尽皆知的秘密,那就是华国锋乃是毛的长子,否则叶剑英不会称其为“后主”。 据香港《开放》杂志早前文章披露,1920年,毛在长沙时与一位姚姓女子相识并同居。姚氏的父亲是从山西到湖南来贩运烟草的商人。1921年,姚氏生下了华国锋;两年后,姚氏病故。之后,毛一直委托亲属抚养华国锋,并让其随收养的人家姓华,取名华光祖。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华成武;国共内战期间,才改名为华国锋。 在毛的关照下,华国锋的仕途一帆风顺。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山西省交城县县委书记华国锋调到北平市军管会。毛出于某种考虑,未表示同意。五十年代初,毛提出将华国锋调到湖南省湘潭地区任地委书记,而在毛九次到湖南或经过长沙时,都叫省委安排与华国锋见面,并让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多关心华国锋。六十年代初,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文教部长、统战部长、省委书记。 1966年春,在毛的授意下,由周恩来、康生和汪东兴在北京与华国锋做了一次有关他身世的交底谈话。直到这时,华国锋才知道自己是毛的长子。 1968年,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毛每次返回湖南,华国锋都陪同在侧。此外,华国锋每年都以直接向毛汇报地方工作为名,到京二、三次。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调华国锋到京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并点名要华国锋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1976年,毛临死前,为了自己死后不“翻案”,将权力交给了华国锋。 据说,在毛临死前,已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必须下胃管才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食物才能吞咽下去,但毛本人却不同意下胃管。为了说服毛,当时决定由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华国锋四人先试一下,而华国锋不假思索马上表态愿意先亲身试从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由此可见,他在毛病榻前的表现,并非仅仅是因为其是政治局常委,而更彰显了为人子的孝心。其后在天安门修建毛的“纪念堂”大概也是出于此因吧。 2002年12月26日,华国锋曾和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人一同到毛的坟墓,为毛做冥寿。华国锋在所献花圈的挽带上还写上了“忠实的儿子国锋敬挽”的字样。但当日下午,这个花圈就被工作人员收走了。 据说,华国锋曾在八十年代初上书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改姓毛,但被政治局否决,原因是对党、对毛、对华国锋本人都不利。此后,华国锋多次上书,希望自己可以认祖归宗,但仍被拒绝。 2002年十六大前夕,华国锋再次致信中央,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随亲生父亲或母亲的姓氏,但最终还是获得了与以往同样的答复,理由还是要维护毛的“声誉”,维护党的影响。不过,这次却批准他返回湖南省湘潭养老。华国锋遂在湖南终老。 ---华国锋被夺权 叶剑英之语透一真相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1个月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次开会讨论华国锋下台 又过了一年多,随着邓小平的权力进一步稳固以及各方关系的理顺,高层人事出现了大变动。在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而这些人都是华国锋所信赖之人。 同年7月4日,人日发 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这些明显都是针对华国锋的。 也是在这一年的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不少与会中央委员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很多人还指出其前两年的错误,要求对其职务进行调整。在8月底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首先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接替。 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称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的问题,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事变动方案。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1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名中央书记处书记共29人参加会议,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陈永贵、赛福鼎二人则未被通知到会。 在1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党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抓捕“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些检查和解释,一些与会人员直截了当的对其提出了批评。而华国锋的解释无疑说明他提出辞职是被迫的。 11月11日下午,陈云发言,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肯定华国锋在揪出“四人帮”中的“很大的贡献”,但指出此后党内没有“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二是提出华国锋当党中央主席不适当,称其要有“自知之明”;并支持邓小平极力推荐胡耀邦接替党主席的意见,认为胡耀邦“很难说没有缺点,但还信得过,他不会搞歪门邪道”。 三是关于党主席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党的十二大报告谁作要定下来,谁当主席谁来作。” 11月19日,胡耀邦在会上发言,他表示,中共近20年来的政治生活是很不正常的,“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搞的是封建式的家长专断;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坏人从中挑拨是非,诬陷好人”,因此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胡耀邦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贡献,但对他的错误也提出了批评:“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国锋同志四年来的历史,愈来愈使同志们失望,也愈来愈使同志们不放心”。 胡耀邦认为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二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建立毛“纪念堂”,“离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三是“对大批被打倒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解放、使用不积极,不热心,不公正”。四是捍卫毛晚年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具体体现在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上。五是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在指出华国锋的错误后,胡耀邦还指出中共内部大多数高层反对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主席、军委主席,对华国锋主动辞去这两个职务表示赞许,“我觉得好”。此外,胡耀邦还解释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谁来当的问题。其他与会人员的发言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也都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华国锋被夺权 叶剑英之语透一真相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