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性的解放 我又想起了李伯钊、杨尚昆和王观澜的三角关系。李伯钊和杨尚昆是在莫斯科结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在这里,无所谓“结婚”的形式,也不问是否到乡苏政府登记。但共产党是讲求事实的。在苏区,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实的存在。苏维埃的法律—— 《婚姻条例》就承认是“夫妻关系” , 登记不登记是无所谓的。李伯钊是“有夫之妇”,她在苏区和王观澜同居,并没有受到苏维埃法律的约束,可是谁都得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又弃王而就杨。李、杨、王的三角关系,只是苏区男女关系的一个典型。 在谈到苏区男女关系的时候,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李维汉自称利瓦伊汉)的三角关系,又是另一种方式的典型。不过,金维映的遭遇,似乎比李伯钊要“惨”些。 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此时李维汉(化名罗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金维映与邓小平分离的同时,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共江西省委会(设于宁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嗣被派到“胜利”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她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担任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金维映随红军西窜到了陕北,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设立“抗日军政大学”,金维映任该校女生队队长:这一段时间她与李维汉的关系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她和贺子珍(毛泽东妻)、刘群先(博古妻)同样的运命: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遗弃了。 ---《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作者蔡孝乾 图1:左起:杨尚昆、李伯钊、王观澜 图2:左起:金维映、邓小平、李维汉
朱韵和
2个月前
张爱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 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 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 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传奇才女张爱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上) 文/秦顺天
朱韵和
2个月前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 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 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流沙河: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朱韵和
2个月前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 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 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 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 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流沙河: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朱韵和
2个月前
外地接待毛泽东住宿是最高规格的标准。而毛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都遵循自己的住宿特点: 一是除非情况特殊的临时住宿,他总是独住一幢房子(别墅),很少与他人共处一个屋檐之下。毛泽东入住香山时,一家独居双清别墅,其他四大领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带着家属住在距双清别墅二 三百米远的一个大院子里(参见何虎生《毛泽东初进中南海》,第48页)。1958年开南宁会议时,他一人住招待国宾的五号别墅,其他中央领导人集体住二、三、四号别墅(参见杨庆旺《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68页)。 二是毛住过的(或从未住过的)别墅只要不弃用,在毛泽东时代始终归其个人专享。别人住过了,就要另修新房子。“文革”期间,毛示意汪东兴让广州军区给他盖南湖别墅,理由就是原先住过的鸡颈坑别墅被柬埔寨贵宾住过了,所以要求另盖。 三是毛泽东对住所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要求,住所要求是单层、高大、宽敞,有大落地窗,有巨树环抱、满眼翠绿的幽雅环境等。如果说1950年代初,仪制未备,有时毛泽东到各地还得住在原先达官显贵的旧公馆里,1950年代中后期各地已专门为毛修建了他喜欢的房子。如广州市委专门为哈尔滨送去广州小岛一号楼的图纸,武汉梅岭一号、杭州汪庄、广州南湖宾馆之间都对修建毛泽东的房子做了充分交流。各地国宾馆的毛泽东专有住所也大都仿效同一风格。 鉴于毛在外地的住所数量较多,本文按性质分为各地国宾馆专用别墅、专列火车暂时休息住所、疗养地专用别墅、家乡韶山专用别墅以及其他等几类: (一)各地国宾馆毛泽东专用别墅 1.黑龙江哈尔滨花园邨宾馆一号楼 2.长春南湖宾馆一号楼 3.天津第一招待所一号楼。1970年代中办又要求在俱乐部老楼室内游泳池改造一间供毛休养的卧室。 4.石家庄白楼宾馆保育院平房 5.济南南郊宾馆一号楼 6.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黄河迎宾馆)八号楼 7.南京依村1号别墅 8.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9.浙江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 10.浙江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 11.江西南昌滨江宾馆别墅 12.湖北武汉梅岭别墅 13.长沙蓉园一号楼 14.长沙九所三号楼、六号楼(此处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册,1965年他会见胡志明时就住三号楼,见第832页;赵志超《毛泽东十二次南巡》说1971年以后住六号楼,见第166页。《家居》说他住一、二九号楼,不知何据) 15.广州小岛别墅一号楼、四号楼 16.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 17.广州磨刀坑别墅 18.广西南宁西园饭店一号楼 19.成都金牛坝宾馆一号楼 20.贵州贵阳花溪宾馆 21.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一号楼 22.青海西宁胜利宾馆一号楼 23.陕西西安丈八沟宾馆一号楼 24.甘肃兰州宁卧庄宾馆一号楼 25.太原晋祠宾馆 26.南昌滨江宾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国宾馆毛泽东专用住所的统计并不齐全,如沈阳、昆明、合肥等地省国宾馆的情况均不详;上述别墅大多是在“大跃进”前后修建起来的,毛本人有的居住次数较多,有的根本就没有住过,但一直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上述别墅中也有的后来被毛弃用,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可以入住。 (二)专列火车暂时休息住所 1.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 2.上海虹桥“一O一”住所(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陈长江称为“吴家花园专运站”) 3.南昌“八二八”宾馆一号别墅(本为毛专列停驻之用,但建筑标准之高,内部设计之全,与毛在外地的专用别墅别无二致,其实应当归入专用别墅一类)。 (三)疗养地专用住所 1.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 2.大连棒槌岛别墅 3.青岛八大关小礼堂 4.海南鹿回头宾馆 5.北戴河别墅 6.北戴河小别墅 (四)家乡韶山专用别墅 1.韶山松山一号别墅 2.韶山滴水洞别墅 (五)其他 湖北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一栋(1969年修建的战时指挥枢纽“131”工程) 以上是毛泽东的部分专用住所,但并不是全部,因为一些非省会城市也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大刮为中央领导人修建“楼堂馆所”之风。彭德怀在庐山上的发言曾谈到各地为毛泽东等人盖房子的问题,但毛并无回应。“文革”时,它们曾被说成是各省领导人为巴结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和“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等人搞的腐败行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毛泽东的专用住所仍空关在那里,普通百姓甚至中央领导人还是不能入住。 ---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简约而居”吗?
朱韵和
2个月前
两会——统战部导演的木偶戏 程干远:所谓的民意代表就是共产党安排的代言人,为共产党说话的人。两会代表的人事安排首先是由统战部人事处来安排的。人事处提出初步名单,由统战部长来画圈圈。然后提交到书记处讨论,然后由书记拍板,然后才能定下来,然后去发证书。 实际上我们是两会发言稿的一个内审 组,但是我们不公开的。我们不说我们审查你稿子,不会说。如果我们看这个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就说你去讲。如果是有问题的,我们就要跟民主党派的干部说,你们去沟通,语气上应该怎么样。这些人当然很领会,来的肯定是党的意思嘛。实际上他们在发言,我们都知道,这个稿子我们早就看过了。 两会有一个党组,它叫临时党组。临时党组一般都是统战部长当负责人,或者市委副书记担任临时组长。保证一定按照名单投票,不能乱写。你一般要保证全票通过,有少数人投票不同意,这个他们事后都要查的,要查谁投反对票的,下次就要考虑你能不能再当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所谓民主体制的一个真相啊! (程干远-前中共统战干部-说,每当他看到那一群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人鱼贯进入会场,一齐举手,一齐鼓掌,一个个毕恭毕敬上台发言,他都觉得这像是一场木偶戏。统战部是这场大戏的导演,自己曾经是那些木偶的牵线人。) ---VOA解密时刻:统战内幕—前中共干部亲述 图:图为2018年3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Fred Dufour / AFP)
朱韵和
2个月前
抓住“流窜犯”扒光衣服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区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 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新年,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2个月前
劳改队里埋一具尸体奖励二两米 四川井研县研经镇廖沛林回忆: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中共建政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一个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饿死。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已经有很多犯人浮肿,三肿三消就没命了。队里天天都在死 人,每天专事埋人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拖死猪样拖出去,免得第二天再麻烦。从近到远,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也不少。在死气笼罩下,人的嗅觉已经迟钝,根本闻不到腐臭。活着的人早饿成了行尸走肉。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又让转换工地,到60华里外的江镇修水利。正常情况下一天就能到达目的地,由于把部分人饿得走路打晃,直到两天后,200多人中还有17个没有到地方。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 到江镇水利工地情况更糟,病倒送到医院死的更快,无一活着出来。医院人满为患,从每天埋几具尸体,很快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埋一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原来是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到1960年是十个、八个一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2个月前
1959年,我参加了海军战士业余文艺汇演之后,就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那时候海政、全总、空政、总政、北京军区的女孩子,都经过严格挑选,去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被挑选上的人作息时间也都重新调整--上午休息,下午练功,晚上跳舞。去的时候,我们海政的女孩子 ,是由海政保卫处的处长带领,坐着专车,有专门的车证,才能进入各个舞厅 的。那些年如果我们不下部队演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中南海、国务院紫光阁、三座门中央军委,都是一周两次。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还有一道特别的手续:门前有个盛消毒液的盆,每个人都要在里面洗了手才能进去。 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工资都不高,像我吧,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寄钱给父母,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很少有富余,就是吃饭,也只能每顿买半个菜。 要说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我们也没觉得腻烦,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舞会下来,精神和物质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就留下来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都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 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我们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左翼电影,夏梦主演的最多。 这样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停了有一年多。 ---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 口述/徐宝风 文/韩晓征
朱韵和
2个月前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 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朱韵和
2个月前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作曲家,曾为组织创作了几千首用于洗脑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审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署名陈益南的文章《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详细的披露了李劫夫倾其一生为共产党服务的创作生涯和最后因为“政治错误”被迫害死的悲惨下场。 据文章报道,共产党员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生中,他一个人就为共产党谱写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旋律和音乐的美感去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下场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