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 。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裡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麼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裡的校长出来阻止,於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於煤块吃到肚子裡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裡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莫言: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朱韵和
1个月前
秦順天:並不久遠卻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為什麼呢?這完全是中國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 一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著,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裡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疫情伴著「大串連」串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 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一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一個學校接待站裡,那裡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為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著,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裡,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裡,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裡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桉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地死。疫情暴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布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一些。 1969年,中國試圖研究無毒活疫苗,未獲成功,到了70年代,「流腦」發病率才趨於下降。2011年,中共稱基本控制了「流腦」。 因流腦而患後遺症的人,很少能痊癒,常見的有耳聾、失明、神經麻痹,甚至癱瘓、弱智或精神異常。那個年代,說誰誰「流腦」,竟成了腦子有問題的俗語,老百姓把「流腦」叫成「腦膜炎」,如果說誰不開竅,就說是得「腦膜炎」了。 超過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在這抽象的數字下面,有多少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也都被掩蓋在歷史中了。
朱韵和
1个月前
由于湘女是分期分批来新疆的,迫于现实,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就按职务、年龄、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批一批地解决。时不时便有领导会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二八五团”的说法逐渐流行。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 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只有遵从、认命了。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工作总结中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当时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些湘女们的命运: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    除了招收8000名有一定文化的湖南女兵先解决老同志的婚姻,王震还四处“化缘”。1951年,从华东招收了2000多名部队医院的护士,以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还从山东招了一批妇女,以解决连排级干部的婚姻。山东妇女大多已经丧偶,她们的丈夫死于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后来,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些老兵没有成家,于是,王震通过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又招了920名改造好后“从良”的妓女进疆。 ---(文字来源《文史参考》2010年第10期,《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卢一萍)
朱韵和
1个月前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 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 苏昕琪
朱韵和
1个月前
亩产六万斤水稻高产“卫星”的奥秘 化名劲松的先生给依娃提供了文字忆述: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日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智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 倒。” 《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出现。” 我有个女同学,名字记不清了,她家就在“水稻六万斤特大‘卫星’村。”在同学轮番追问下,她战战兢兢道出了“高产”内幕。地区派工作组到她的村子搞试点,成天看着别处放“卫星”,苦苦思谋着放个更大的。中稻成熟前,工作组终于想出妙计:把大片稻棵移栽到一亩地里,稠得密不透风。太密了又怕发霉腐烂,工作组又令在地头安放了几台鼓风机,对着稻田白天黑夜不停吹风。 上级验收那天,村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来了不少大人物和一帮带着照相机的记者。验收正式开始后,按预先编好的脚本演戏,让几十个人担着稻谷从村头挑进村,然后挑走,让不同的人再从村尾担出来重复过秤。就这样,几十担稻谷走马灯样换人,反反复复过秤。假戏演得跟真事样,过秤的时候有人唱出数字,有人记录,有人打算盘,直到领导脸上放光,露出满意地笑容,点头称赞的时候,就算称完了。六万斤的数字一出来,大家都拍手庆贺,好像一场最完美的演出到了谢幕的时候。 六万斤的“卫星”放出后,政府的征购量也随之加码。“卫星”村的女同学每次放假回到学校总是偷偷哭,关心她的人问缘由,她说心痛,村里饿死人太多,连尸体都没人收,自己的家人也是朝不保夕。她是住校生,每月供应23斤粮食,为省下点粮食拿回家救济家人,她每天只吃二、三两。她正值十五、六岁身体发育期,极度的饥饿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走路打晃,神情恍惚,难以正常上课。熬到身体浮肿后,不得不退学回家。一退学,23斤供应粮就停发了。回家不久就饿死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朱韵和
1个月前
井冈山人更喜欢土匪 一 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领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留下了一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视员杨开明向上海报告说,红军到来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 ,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 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毛走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走时留下的伤兵病员和地方干部, 落在他们手里的被机关枪扫死。被反共复仇的民团捉住的,不是剖腹、烧死,就是 活活割死。即使这样的残酷,据当时对中央的报告:“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 井冈山原来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时他们留下,大部分都活下来了。 一九三0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产党手里。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这样对付这些人: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 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 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袁、王死后,余部逃進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 既在土匪又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