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

Morris
2周前
真正意义上的聊天只有两类人,第一类,你能从他身上获得新的信息,学到东西,认知被拉伸,这种聊天就像一次灵魂的进修,你感受到自己在成长。第二类,双方都真诚,都敞开,不防备,不表演,就像两个小孩,想说什么说什么,没有评判,也没有控制,那种能量是流动的、温暖的、鲜活的,他让人补气,而不是泄气。除了以上两种,我们日常中大多数的谈话其实都是在消耗你自己。 有的聊天像一种隐形的权力游戏,他们不是在交流真相,而是在争夺控制权,话语背后都藏着微妙的操控,一方在主导,一方在迎合,看似好像在沟通,实际上是在较劲。有的聊天呢,又是彼此假性的链接,你说出来的东西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说的,而是那个被社会训练成懂事、礼貌不惹事的你。而对方回应呢?也不是他真实的感受,是他带着面具后的反应,你们看似在互动,却其实却都不在场。这的聊天就是那种八卦评判,谈论别人来逃避自己。说完一圈,感觉自己内心更空虚了,因为那种满足都来自你自己的阴影。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一场长谈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疲惫无力。因为那不是社交焦虑,而是你的灵魂在抗议。他是在说我不想要这样的交流。而真正滋养的聊天不是靠话多,而是靠真实,靠的是你对真相的好奇,靠的是彼此的觉知跟存在,靠的是那种你在我也在的当下感。而当你开始觉醒,你会变得非常敏感,你会发现能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孤独不是一种负担,它会变成一种进化,一种筛选。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热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只渴望真实的共振。所以,如果此刻的你也越来越沉默,这不是一种退缩,而是你的灵魂在升级。当你学会了沉默,你也就学会了真正的听见。
“扩大”开会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 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朱韵和
5个月前
储百亮:中共秘密资料揭开“六四”镇压背后的权力游戏 震惊中的中国领导人轮番发表讲话,谴责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被军队驱逐的学生抗议者。他们奚落因对示威者态度软弱而受整肃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并将此次动乱归咎于美国支持的颠覆行动。 根据周五在香港发表的一组中共秘密讲话和声明,军队和坦克在 1989年6月3日至4日镇压民主抗议活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就上演了这样一幕。 根据这部资料文集《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以暴躁著称的中共元老王震在谈到共产党的反对者时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新公布的文件揭露出,大屠杀发生后中共领导人迅速强化一种世界观,声称中共和中国受到秘密邪恶势力的威胁。 “自1989年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被敌人包围着,”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China Tomorrow: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一书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 如今在中国,1989年的剧变几乎无人提及;审查和安全控制使公众纪念活动归于沉寂。但那段时间在政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89年4月,被边缘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抗议演变成一场热情的运动,要求得到清廉的政府和更多的民主权利。 赵紫阳及其支持者赞成通过谈判化解抗议。但强硬派占了上风,将赵紫阳赶下台。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士兵们在北京射杀了数百乃至数千名抗议者和旁观者,中国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流血冲突。 这份209页的文件来自1989年6月为巩固对武装镇压的支持而召开的会议。所有官员都支持下令镇压的老领导人邓小平,谴责赵紫阳,为结束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后者倾向于妥协,因而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专政就有专政的工具,这不是口头上说的,或者摆到那个地方看看的,而是要去用的,”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元老薄一波在文件中说。中国一直在封禁关于那个时期的书籍,出版这本文件辑录的小型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无视了这种审查。 这些话表明,这些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已经快要失去控制。 “那个时候,我们党简直成了地下党,我们的政府成了地下政府,”为武装镇压辩护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其他官员说。“我们处处都受到限制。” 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总是迅速采取行动,粉碎任何表面上的社会动荡,最近的一次行动是镇压了一小群学生,他们诉诸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孙万国(Warren Sun)说,就连胡启立和阎明复等支持赵紫阳的温和政策的官员也开始攻击他,经常批评他领导不力。 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人鲍朴说,“这些文件中的终极秘密是,共产党是如何掌握这种机制,让官员无视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听命于一号领导人。”鲍朴的父亲曾是赵紫阳的高级助手。 “邓小平亮牌,所有人都得站队,”他说。 这些新收集的文件与一系列从中国流传出来的书籍一起,揭示了1989年的动荡。共产党对这一话题进行了严酷的审查。 2001年,学者们发表了《天安门文件》,这是一组引发争议的报告和文件,尤其是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其中收录的高层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香港出版商鲍朴还帮助出版了失势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录,以及曾力主镇压抗议活动的中国总理李鹏的日记体叙事。 新出版的文集展示了中国官员断言中国受到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力量威胁。公安部长特别指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如今他仍然是阴谋论的对象——是党内自由化官员的支持者。 “获胜的保守派把国内批评妖魔化,并夸大外国势力的作用,这表明他们对影响政权的真正问题视而不见,”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前言中写道。虽然强硬派官员承认公众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愤怒,但他们认为,希望政府更开放的政治要求是西方颠覆的工具。 尽管这些最新言论中充满对西方势力的批评,但是党的元老邓小平希望中国继续向外国投资开放。对此官员们很快表示支持。 “怕外国人不来投资,我说不怕,”中共元老王震说。“外国资本家是要赚钱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中国这个世界上这个大市场。”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