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储百亮:中共秘密资料揭开“六四”镇压背后的权力游戏震惊中的中国领导人轮番发表讲话，谴责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被军队驱逐的学生抗议者。他们奚落因对示威者态度软弱而受整肃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并将此次动乱归咎于美国支持的颠覆行动。根据周五在香港发表的一组中共秘密讲话和声明，军队和坦克在 1989年6月3日至4日镇压民主抗议活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就上演了这样一幕。根据这部资料文集《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以暴躁著称的中共元老王震在谈到共产党的反对者时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新公布的文件揭露出，大屠杀发生后中共领导人迅速强化一种世界观，声称中共和中国受到秘密邪恶势力的威胁。 “自1989年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被敌人包围着，”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China Tomorrow: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一书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如今在中国，1989年的剧变几乎无人提及；审查和安全控制使公众纪念活动归于沉寂。但那段时间在政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89年4月，被边缘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抗议演变成一场热情的运动，要求得到清廉的政府和更多的民主权利。赵紫阳及其支持者赞成通过谈判化解抗议。但强硬派占了上风，将赵紫阳赶下台。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士兵们在北京射杀了数百乃至数千名抗议者和旁观者，中国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流血冲突。这份209页的文件来自1989年6月为巩固对武装镇压的支持而召开的会议。所有官员都支持下令镇压的老领导人邓小平，谴责赵紫阳，为结束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后者倾向于妥协，因而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专政就有专政的工具，这不是口头上说的，或者摆到那个地方看看的，而是要去用的，”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元老薄一波在文件中说。中国一直在封禁关于那个时期的书籍，出版这本文件辑录的小型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无视了这种审查。这些话表明，这些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已经快要失去控制。 “那个时候，我们党简直成了地下党，我们的政府成了地下政府，”为武装镇压辩护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其他官员说。“我们处处都受到限制。” 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总是迅速采取行动，粉碎任何表面上的社会动荡，最近的一次行动是镇压了一小群学生，他们诉诸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孙万国(Warren Sun)说，就连胡启立和阎明复等支持赵紫阳的温和政策的官员也开始攻击他，经常批评他领导不力。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人鲍朴说，“这些文件中的终极秘密是，共产党是如何掌握这种机制，让官员无视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听命于一号领导人。”鲍朴的父亲曾是赵紫阳的高级助手。 “邓小平亮牌，所有人都得站队，”他说。这些新收集的文件与一系列从中国流传出来的书籍一起，揭示了1989年的动荡。共产党对这一话题进行了严酷的审查。 2001年，学者们发表了《天安门文件》，这是一组引发争议的报告和文件，尤其是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其中收录的高层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香港出版商鲍朴还帮助出版了失势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录，以及曾力主镇压抗议活动的中国总理李鹏的日记体叙事。新出版的文集展示了中国官员断言中国受到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力量威胁。公安部长特别指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如今他仍然是阴谋论的对象——是党内自由化官员的支持者。 “获胜的保守派把国内批评妖魔化，并夸大外国势力的作用，这表明他们对影响政权的真正问题视而不见，”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前言中写道。虽然强硬派官员承认公众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愤怒，但他们认为，希望政府更开放的政治要求是西方颠覆的工具。尽管这些最新言论中充满对西方势力的批评，但是党的元老邓小平希望中国继续向外国投资开放。对此官员们很快表示支持。 “怕外国人不来投资，我说不怕，”中共元老王震说。“外国资本家是要赚钱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中国这个世界上这个大市场。”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