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3280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122991

阅读

1个月前

中美双方在军官俱乐部。时间：1944年至1945年资料来源：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巴尼·罗塞特资料库 Chinese and Americans at Officers' Club. 1944-45.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个月前

在河南省信阳县，大跃进时期，公社社员夜间工作，以油灯照明。日期 1959年 In Xinyang county, Hena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ra, commune members worked in the night, using lamps as light. Date1959

1个月前

第十四航空队的妇女军团成员为中国战争孤儿举办聚会。时间：1945年12月26日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个月前

北京故宫（1920年11月号）恢弘富丽的皇城被围在矩形的宫墙内，图中靠前的一道门是天安门的外门，民国时称其为“中华门”，门后到天安门间有千步廊，是过去朝廷的中央官员办公之地。 ---国家地理镜头中的民国

1个月前

1978年春，山西五台山，给寺院世代送粮的当地农民。李晓斌/摄。

1个月前

1970年，正在训练打飞机的中国民兵。

1个月前

老照片：70年代中国街头的红色宣传

1个月前

孟锦云有一段时间闹情绪，被老毛赶出中南海，到地方上监视劳动，后来老毛又想起她，把她再调回身边，孟锦云感激涕零，自此服服贴贴。老毛治人有一套权术，他对付一些高干，也是常用这种喜怒无常欲擒故纵的手法，把他冷落一下，让他吃足苦头，突然又召到身边，请他吃饭，谈笑风生，让他冷暖自知，俯首贴耳，很多人都受不了。老毛真正邪恶的事情，大部份都没有暴露出来，他对付刘少奇的事众人皆知，但对付林彪﹑周恩来﹑朱德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大部份可能都已失传，很多事情未必入档案，当事人死了，事实就湮没了。老毛曾对刘少奇说，我一个小指头就能灭了你，这种话岂是正常人说得出来的？老毛还经常约王光美到中南海陪他游泳，一则饱览王光美的美色，二则羞辱刘少奇，这种变态的心理，也称得上人间邪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老毛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旷世枭雄，他内心之阴暗﹑变态﹑蛮横﹑冷血，希特勒斯大林都难出其右。一个极端邪恶的人有极端聪明的脑袋，便是人间最大祸害。中共所有的邪恶，其源头都是老毛，中国人要身心得解放，一定要先从批毛做起。 ---中共邪恶本质的根源在毛泽东身上 ——香港旧事点滴作者: 颜纯钩

1个月前

核战大战略中国民众已经成了“饿狼”，可以随时驱使他们扑向世界任何地方去撕咬。关键是要把各共产国家团结起来，确立夺取全世界的国际大战略。应由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饿狼”，组成“国际解放军”，让老毛当总司令，领导制定具体的全球战争计划，予以实施。如何和平宣传麻痹帝修反，然后挑起矛盾、冲突、偷袭，再扩大为核战争，让美苏两虎斗死，由毛挥旗令“国际解放军”扑向周边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在其共产党领导下，里应外合，很快夺得政权。先亚洲后全球，步步为营，逐步蚕食，三、五年就可达到统治全世界的目标。于是在媒体上大力宣扬毛的语录：“东风压倒西风”，美帝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人民战争万岁”，以教育赫鲁晓夫等蠢材，放聪明些。 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家会议，毛想使所有共产国家（包括苏联）接受他的“国际大战略”，组建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他成为共产阵营首领的愿望。遂不辞辛劳亲自带队参加，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是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要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要怕死人，世界也不过牺牲一半人口吧，就会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常规战争不如打核战争，可以在中国打，最多也就死2/3人口，四亿吧，有什么了不起，不用几年，中国人口又会增加到六亿，有什么可怕？毛凸显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英雄了得，以为一定博得全场热烈鼓掌，一跃成为世界人民大救星，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领导权。不料事与愿违，只有一个最小的阿尔巴尼亚称赞，其它所有与会共党都摇头，带头反对的正是昔日老大哥苏联，老毛气得提前回国，阴谋首次受挫。阴谋破产毛还想通过私下密谈打通赫鲁晓夫们的思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到，毛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又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中苏可组成5000个师，你们出武器，我们出人。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那里经得起我们5000个师打击？伏罗希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疯子讨论，于次日赶紧回国。” 毛的如意算盘是，苏联出武器，中共出人，这5000个师就是他的，等美苏打得两败俱死后，他来收拾残局，好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但是赫鲁晓夫们也不傻，说在核武器时代，人多只是一堆炮灰，你那个“人海战术”无效，核大战必定毁灭全球，无一幸免，予以拒绝。双方谈不拢，爆发中苏决裂，在珍宝岛死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计划对中国大规模核轰炸，“让中国回到石器时代！”怕美国误会引起麻烦，遂将此计划事先秘密通知美国，美国采取拉小打大策略，立即把此阴谋通知毛，毛向世界公开苏联的罪恶阴谋，自己做好应付核攻击的准备，迫使苏联放弃核攻击计划。毛则改国策为“联美反苏”，挑起世界核大战的梦想最终破裂，反而让美国当了“渔翁”。“世界人民的红太阳”的帽子戴不到了，退而求其次，想戴“第三世界人民领袖”帽子，也只有国内的马屁精林彪之流喊喊，连接受援助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越南也大骂毛为共产阵营叛徒、美帝走狗，弄得左右不是人。外加他与“最亲密战友”林彪闹翻，虽然林被他逼死，但他俩狼狈为奸企图恢复王朝世袭制的阴谋败露，从神坛上坠落。 ---一穷二白作者: 史伏初

1个月前

世界人民的红太阳眼下虽然有了可以任意驱使的亿万“饿狼”，但还得有大批得心应手的干部，以便带领并驱赶“饿狼”，冲向敌人，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建政初期，党内高层发生两个政治目标或说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毛以外的所有党内高官，以刘、周、朱、邓为代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使人民生活改善，自己的高官做得稳。而毛却得陇望蜀，夺得中国大陆政权使他产生了更大的野心。他觉得挑拨人民仇恨去革命去拼命夺取胜利很容易，他没化多少气力就拿下中国政权，真不过瘾。凭他发明的老方法——人海战术，很有把握再夺得全世界的权力，做世界空前绝后的超级始皇帝。林彪面壁练功十年，揣摩透毛的心思，给他戴个“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大红帽子，哄得毛很开心。毛之所以有夺取全世界的底气，是因为他有了革全世界命的两个大发明：第一，创造发明了“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及各类必须改造的人群进行超时超体力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准他们自己吃，而大量送给外国。这样就产生两个必然：1，中国民众饿极而变成“饿狼”，只让愿意当兵当炮灰的人可以吃半饱，他们怀感激心，最愿拼命革命，驱使他们上国际战场，有如驱狼猎食，必定勇猛异常，所向披靡。2，外国人得到粮食援助，有如雪中送炭，必定对我感恩戴德，见我中国“国际解放军”来解放他们，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吗？必定拥戴我当“世界大皇帝”，第二，发明了“人民战争”，即“人海战术”，只要倾中国之“饿狼”扑向帝修反，谁可挡之？有这两大发明在手，让全世界变成统一的奴隶制王国指日可待。他认为这是他的高级智谋，超级大战略，不轻易示人。刘、周发现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报告，非常慌张地报告毛，毛稳坐钓鱼台，并不紧张，微微而笑，似乎颇有城府。刘、周诚心请教，毛才略予透露他的“高级智谋”，刘、周听后唯唯而退。刘终于不能忍耐，在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公然讲三年全国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意指这“超级大战略”是祸根。后来还提醒毛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毛明白，刘不愿接受他高瞻远瞩的大战略，是个障碍，日后必须寻机除掉。周不敢有违，唯对外送粮时手下留情，酌情减少。 ---一穷二白作者: 史伏初

1个月前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何与怀话说当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中共以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连发“九评”，大义禀然批判、对抗“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后来升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很不幸，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大都不为所动，也变“修”了，仍然和可恶的“苏修”眉来眼去，互送秋波，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和中共作对。于是，要寻找和培养新战友了。就在此种形势下，一大批标榜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并注明绝对是“马列”的某某国“共产党（马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毛泽东自然大喜，直觉得“吾道不孤”，果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像对“第三世界”亲密国家一样，对这些毛派共产党小兄弟非常亲热，常常是有求必应。他们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边，终于激发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发现有机可乘，就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BVD（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据有关资料表露，荷兰国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Frits Hoekstra）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In Dienst Van De BVD（In the service of the BVD，即“为荷兰国安局效劳”），书中详细描写美国中情局如何与荷兰国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骗取中方信任的计划，其行动代号、方案一应俱全。这位冒牌荷兰马列党总书记彼德.贝维原为一个普通的荷兰数学老师，1955年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后被BVD吸收为荷兰安全局特工。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也应邀访问过中国，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CPN）。1968年文革高潮并且中苏对抗剧烈时，他按情报组织指示煞有介事地伪装激进，公开从荷兰共产党分裂出来另立了个荷兰马列主义党，宣称紧跟北京的路线，与荷兰共产党相对抗。这可是了不起的“壮举”！荷兰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也算举足轻重，曾在二战结束时获得百分之十的选票，在当时的荷兰国会二院有十个席位，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党员也有上万人。但是这个荷兰共产党是亲苏的，彼德.贝维这一俨然勇敢坚定的举动，当然博得当时与苏联不睦的中共的极高赞赏。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号称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在里面的真实党员为二十五名荷兰特工，此后还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义的上当受骗者），也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于是，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1970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华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则是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当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兰定期编制出版“革命”杂志荷兰版的《共产党人》，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1972年后为大使馆）；每逢中国的喜事和丧事，则是像模像样地及时向北京发贺电和唁电。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和所有的中国其他报纸就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彼德.贝维这项胆大包天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为何要取这个很刺激很伤人的名称？莫非摆明要讽刺要嘲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是啊，毛泽东生前自然为在全世界有彼德.贝维这样一大帮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悦，一定为他的“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而洋洋自得，最后去见马克思时一定还怀抱着伟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坚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浑然不知自己被骗了，自己死后人家发来的赞颂洋溢的唁电也是假的。不过，说到诈骗变脸背叛之类，彼德.贝维的这个荷兰马列党对中国的伤害，比起某些“兄弟党”，其实算是最小的，简直微不足道。那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从1954年起至1976年，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亿元。那时它总人口才两百万，相当于平均每位国民四千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脸之后，阿共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大著，全面指责中共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比如古巴那个卡斯特罗，接受中国援助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毛泽东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那个“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真可谓养虎为患，金家三代不断讹诈，,,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鳄。原来说什么“同志加兄弟”，转头便大打起来。中共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用中共赠送的枪炮染红的！……可叹的是，毛泽东为了要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世界革命，几十年慷国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国民众的血汗钱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这不折不扣也是一种另类骗局，真是荒诞绝伦，怵目惊心。

1个月前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 １９７５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崔卫平·

1个月前

记得1966年8月刚开始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革命豪气大行其道，斯文注定扫地！那时，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化革命的常用语汇。那时，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现于大字报和报刊杂志。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跳梁小丑”“牛鬼蛇神”“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样？这一趟下来是否能闻出点儿当年大批判的火药味儿？还有“混账透顶”“猖狂反扑”“大肆鼓吹”“狗胆包天”“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炮轰”“油炸”“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滚他妈的蛋”“混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该死”“见你妈的鬼”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革命者天天将太祖的粗鄙的打油诗像念经一样挂在嘴边，却不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所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粗鄙的文革” 作者: 老绥远韩氏

1个月前

朱宪民摄影作品 1.1966年，吉林，3岁娃娃王姝红 2.1967年，吉林省辽源，军事训练中的红小兵 3.1968年，吉林，农村小学的劳动课 4.1976年，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在集体户门前。

1个月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劫后余生，哭泣的小女孩。王文澜/摄。

1个月前

1952年，河北秦皇岛，山海关。

1个月前

1972年，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威廉·约瑟夫/摄。

1个月前

1980年4月，北京北海公园，"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正在开展。李晓斌/摄。

1个月前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1个月前

陈奎德：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为毛招魂的人。不像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此二人也不乏追随者，但已是残渣余孽，几杆破枪，不足挂齿了。原因何在？因为中共历史的脓疮已经被权力包裹了起来，，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后面。对毛时代，缺乏彻底公开的全民大揭露和历史性的大辩论。而少了这关键的一环，对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千千万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后毛时代中，一些有心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铺垫性开拓。譬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国内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等专著都是有口皆碑的力作，其用心都在澄清史实，偿还历史的欠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毛身上的部分迷雾。可惜，中国大陆读到此类书籍的人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进一步充分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辩论了。现在，毛时代黑箱内的历史资料虽然还谈不上大量曝光，但是其君临天下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绩」，如：创造了一风扫荡剿灭五十五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三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体系……，已是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由于任何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均可举证，它们已经昭昭于天下了。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把在海外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共识，传播于国内，诉诸中国大陆舆论日益广泛深入的辩论、研究和公断，让毛泽东真正接受历史的审判。，，，，，，即使在今天，应当看到，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毛已成为局外人和笑柄之外，在基本政治体制方面，在流行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上，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大体沿袭毛制毛语，并且仍然封锁新闻。甚至在新印的全国统一货币上，至今还在赫然推出这个独夫民贼的头像。这表明，中国要摆脱毛氏幽灵的纠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惟其因为如此，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就愈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我们必须如纽伦堡审判战犯一样，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展开一场世纪性的大公审。这就是亡灵毛泽东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民作业。

1个月前

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 “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张春桥幽灵在飘荡 ——王友琴

1个月前

文革中的“内参片”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文革”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这期间译制“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其二，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当时译制厂是直接受市委领导，也就是徐老三的领导，“内参片”的一切事务他说了算。更荒谬的是当时上面下达了一条严格指示——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必须开展大批判，肃清影片对我们的毒害，叫“消毒”。当时让我负责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会必须有重点发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影片搞多了，批判内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这些影片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毒害劳动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 ---知情者回忆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作者：孙渝烽（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导演）

1个月前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 ---辛子陵：由“大救星”到大灾星的蜕变

1个月前

略论毛泽东与其三任妻子关系就毛泽东与其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关系来看，杨没有背叛过毛，毛则屡屡背叛了杨，致使杨受到了极大伤害。易礼容曾告诉李锐：他和他老婆许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就在这做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便同毛大吵了一顿。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后又在一起经营中共组织（按：易曾在大革命时期做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锐，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杨发现了此事后，也同毛大吵了一顿。 1927年8月，毛泽东潜回长沙筹划秋收起义，还一度与杨开慧住在一起。数月后，毛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很快就与贺子珍有了亲密交往，并于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为夫人。杨开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个压寨夫人，同时也知道自己已处在一个很难定位的尴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弃妇”，即毛因有井冈新欢而予遗弃的长沙旧妇。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竟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对于毛如此薄情寡义，杨自会生出一些怨气，并会将这些怨气诉诸一些带有泄愤意味的文字。据李锐先生说，杨开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谈到毛时竟用了这样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还用蜡纸将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来，藏于自己住所的房顶夹缝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该住所时才被发现。有湖南人士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了这些私密文稿，并将上述文字告诉了李锐先生。至于毛与其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所谓“始乱”，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乱的方式确立了他与贺的婚姻关系，即在未解除他与杨开慧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迎娶了贺子珍，从而在事实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过去式大夫人，使得后者成了他的现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三”上位。这就既让前者受到极大伤害，又让后者蒙受严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严重羞辱。所谓“终弃”，就是毛最终又以较绝情的方式遗弃了与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战友情”的贺子珍，即在现任妻子贺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娶了后任妻子江青，从而单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作任何预告地废除了他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致使后者成了继杨开慧之后的第二个毛氏“弃妇”。此时贺子珍正在苏联治病和学习。一天她从读报员那里听到一条把自己和其他知情听众“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至于毛与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若仅从夫妻关系层面来看，也可谓“始乱终弃”；若再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则可谓“始乱而终不弃”。先就第一个层面来看。关于江青什么时候悄然入住毛泽东窑洞，又什么时候正式嫁为毛泽东妻子，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就连掌控最多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只能说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同月（笔者按：即1938年11月）：与江青结婚。” 据李志绥大夫记述，晚年毛泽东因四处淫乱且又不讲卫生而患上性病，“成为滴虫携带者”。李为此建议毛进行治疗，否则，“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而答道：“这不会，我早就同他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终弃”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再就第二个层面来看。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一开始就遭到一些知晓后者历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质疑。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汇总了这些质疑者的意见，给毛写了一封劝告信。据刘英记述，“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于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时也无知无畏地做了后者的第四任丈夫。需要指出，毛虽在当时颇为任性地将江迎娶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后还是比较低调地将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主要为自己做一些内务性的工作，而很少让她公开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很少让她与自己一同公开出席重大礼仪活动，致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毛的一位“隐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见其面的“隐夫人”。事实上，大多数国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过官方传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显得很是夸张且很是有“戏”的尊容。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虽在夫妻生活上已对江越来越疏远，已与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与钓鱼台国宾馆；但在政治斗争上则对江越来越重用，已让她扮演了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时导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中扮演了那种“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的重要角色。毛先是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个为他监控文化艺术界而四处窥探的“哨兵”，即作为“文化特务”的“哨兵”；继又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冲锋在前的“旗手”，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打倒一切”，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全面内战”，以至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数她这个“旗手”闹得最为穷凶极恶且最为旷日持久。纵观毛与江数十年夫妻关系，最充分地验证了毛在早年就已发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即奉行一种自我至上的价值观。毛把江只是当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当作对自己过夫妻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后期只是当作对自己搞政治斗争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或说是有实用价值的“一条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审判时所辩称的那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可见，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极为可憎的一面，还有着令人极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后为其背负历史骂名。时至今日，执政党及其御用文人在谈及这对夫妻时，仍是不骂其夫只骂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1个月前

职别：走资派，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19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