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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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 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朝鲜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坏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地道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三反五反运动已成为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冤魂遍地。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
#五反运动 #工商斗争 #地下经济 #外汇倒卖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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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自1952年1月开始搞五反运动，半年后草草收兵，没有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的情况下，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阻遏以及经济规律抵抗之后，仍不以为然、一味蛮干。 从最根本的、最高的 层次来说，认为工商业的世界观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为了有钱才需有权。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更感到生活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绝对的最后抗议。当时“自杀”成了一种普通行为。 有文献报导：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病者，即不下万人。医院是最忙碌的单位，内科、外科抢救自杀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诊中风、神经病人成了急诊大夫们最大的任务。 自杀方式，以跳楼、投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吊死者3---5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死亡，跳黄浦江死者更多。有人说中国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死亡人数在25万以上，从官方查不到具体的死者数字。当地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发出爆满。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庭找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
#五反运动 #革命理念 #经济规律 #工商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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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台湾一份资料(1961) 当初被共匪重视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共匪拉拢的大陆工商界，在这次“五反”运动中，一举而被围剿，才开始尝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 早已禁上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公园树丛中，经常悬尸三五人不等，马蹄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 广州街头亦常见横尸。某客清晨坐上三轮车，向车夫惊述刚刚看见两具血尸，车夫笑答：“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 作者： 裴毅然
#台湾 #民族资产阶级 #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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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两桩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张老板坦白三次，店员（有的沾亲带故）仍逼他“彻底坦白”。恰张老板生日临近，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 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广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汉南路汽车修理厂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板邵达祥准备关歇，政府不准。积欠员工三月薪水，员工（均为叔侄亲戚）大噪，借“五反”投诉邵老板逃税漏税，定于5月23日晚斗争大会。邵老板想想一直聘用照拂亲戚，得如此回报，22日深夜提五磅重锤连砸五名熟睡员工（邵松、邵均、吴增、苏华、苏沃），个个一锤完活，最后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岛日报》“广州专讯”（1952-5-26）。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胜利结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1953年2月28日，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为职工揭发、自己招供（刑讯之下求速死）、报纸渲染。抄没大康药房所有资产，其兄被逐、其妻自杀。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 作者： 裴毅然
#1952年上海 #血案 #五反运动 #鼎丰号 #谋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