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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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百日无孩” 1991年，山东聊城地区的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和莘县县委书记白志刚，为了降低当年人口出生率，下令自5月1日到8月10日，本地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一个都不许生，全部强制堕胎。这三个月中，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她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怀了几个月，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抓起来强制流产。冠县冠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来流产、引产的人。本县医院实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很多足月大的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就活活被掐死或按入水中溺亡。冠县当时挖了大坑埋这些可怜的孩子，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还未享受一天的人间快乐，就被丢弃在了阴森森的坑里…… 据当地一位乡干部回忆：为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们乡里是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有人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生出来就掐死！” 我让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都一律穿上了警服，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每人每天10元工资。当年我们乡长书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在政治待遇上，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党，优先提拔为乡干部。我“创造性”的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理论”，不管什么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能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就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一般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不执行啊！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甚至有叫亲家母打女儿公爹脸的事。在运动中，乡镇马路上，总有很多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牌子。因为正好是玉米秸长起来的季节，有的孕妇被四处抓的无处可躲，躲到玉米地里去把孩子生了下来，住在窝棚里，不敢出来，才幸免于难！资料记载，“百日无孩”运动100天内，数万婴儿被杀，尸体填满十米深井，野狗叼着婴尸在街上到处跑。 ---“百日无孩”运动作者: 袁斌

3周前

一直以来，国人对于徐志摩的评价或欣赏，大体都注重于他的诗歌和婚恋。至于他的另一面，他对于时事、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却很久以来都被忽视。然而其实，徐志摩深刻的政治见解、犀利的判断目光，要远超许多同代人的短浅。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通讯《欧游漫录》，却已经看出了苏联背面的真相。当年，徐志摩从满洲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的墓园。途经西伯利亚时，徐志摩沿途所见，发现“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在赤塔车站，“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着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一个令他震惊的信息——十月革命之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籍几乎绝迹了。布尔什维克查禁这些书籍的理由，是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莫斯科，徐志摩发现，“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看不见了，顶多顶热闹的是吃食店，这大概也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丝袜也卖到十五二十元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里吃了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此外类推”。“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 后来，徐志摩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家，“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看见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部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斜对面另有一张床，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但你在屋里转身，想不碰到东西不撞人已经不易了”。徐志摩也写到了列宁：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中，徐志摩写到他去红场拜谒列宁墓，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旁边还有同样血红的镰刀和锤子。令人感觉，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都是血色。这情景让他感觉非常恐怖。他说：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过这血海，才能登那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怀有这样的认识时，是在1926年，当时他年轻得才仅仅29岁。 ---徐志摩的另一面作者: 徐尔新图：1920 年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

3周前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 30 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 4 时 28 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 3 时 30 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 ( 即午夜 12 时 ) ，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3周前

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 “ 背火背篼 ”( 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 ) 、“抱火柱头 ”( 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 ) 、吊木脑壳 (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 “ 烧飞机洞 ”( 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 )“ 点天灯 ”( 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 ) 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酷刑。土改中的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1950 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转自《历史麻辣烫》

3周前

1.1966年「破四舊」運動中，哈爾濱擁有百年歷史的東正教「聖尼古拉教堂」在消防車及捲場機的運作中轟然倒地。攝影：李振盛 2.教堂被毁前，红卫兵们纷纷爬上圣尼古拉教堂的高处高呼口号，发表革命演讲。 3.1966年8月23日深夜，哈尔滨异域文化象征，圣尼古拉大教堂被红卫兵摧毁倒地。

3周前

1930年代的隆福寺庙会

3周前

1.黎智英2014年9月28日出席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举行的一场集会。（法新社档案照） 2.2019年黎智英在香港。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周前

1942年6月8日，张景惠代表满洲国“答礼使节团”访问“汪政府”，图为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南京接见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

3周前

倪匡在大陆曾是一名公安干警，因得罪了领导，被打成反革命，面临死刑。57年他从内蒙呼盟历经半年，偷渡到香港，，，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蒙古族朋友，有天悄悄跑来告诉倪匡：“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你。”倪匡不以为然，说：“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 ”那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不那么简单，会很麻烦。一旦成立特别法庭，那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慌忙问：“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此时，倪匡苦苦追寻的乌托邦梦想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听从朋友的忠告，连夜骑马往北方逃去。原本想逃到外蒙古避难，结果那匹马把他驼到了火车站。他来不及细想了，和那匹老马道别后，跳上一列载货的火车。货车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就这样瞎摸乱闯，他来到了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候车室墙上的一幅辽宁省地图，让他想起了在鞍钢当工程师的哥哥。他就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被赶下火车，就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再上。一路往南。他终于来到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在哥哥倪亦方家也不便久留，他从大连坐船回到上海，躲到了舅公家里。上海的亲戚听说他回来了都很害怕，一个叛逃的公安人员，一旦被捕，而亲友又没举报，那个个都犯有包庇、窝藏罪。他倪匡必定会株连九族。这会儿，倪匡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他在大陆没有立锥之地了。要想活命必须逃离，他决定逃港。父母带着弟妹于1951年已移居香港，而那时他正沉浸在“乌托邦理想”的梦幻里。焦躁不安中，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际就是“偷渡”。倪匡找到那家蛇头，谈妥偷渡到香港的价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钱，亲友都巴不他这个大麻烦赶快离开，所以钱很快凑足了。倪匡知道前面的路生死未卜，生死各半，但至少有一半能活下来的机会。他接到启程通知，听从安排坐火车去了广州，三天后偷渡去了澳门。在澳门逗留了几天后，他与十几人被塞进运菜的一艘货轮的底层暗舱里，驶去香港。他们堆挤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到了公海没人巡逻时，才能上甲板透透气。终于，他们在香港九龙一个码头偷偷上了岸。他偷渡到了香港。倪匡记得很清楚，1957年7月的一个雨天，他被带去政府机构办身份证，填表、拍照片，他成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公民。他逃港成功了，那时，他22岁。 ---走投无路偷渡倪匡逃港后成“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作者：李清

3周前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 1950 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 ( 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 90 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 ) 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 . 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 . 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 . 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图：高玉宝画出了别具一格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作过这样的解释：“画了8个字，8个字是什么呢？我从心眼里要入党。第一个字‘我’，我会写，第二个‘从’字不会写画个大虫子，‘心’字不会写画了人心，‘眼’字不会写画了个眼睛，‘里’字不会写画吃的那个梨，‘要’字写了个咬。我们家乡人不叫入党，叫鱼党（地方音），见面以后问你鱼党了没有，是这个音，我就画了条鱼。最后是个大树，树上画了一口钟，钟敲起来‘当当当’的声音，不就是‘党’字吗？我是这样想的，这样画的。”

3周前

康生土改中总结的经验 1947年2月康生与陈伯达又被委派到晋绥地区帮助土改工作。康生蹲点的蔡家崖郝家坡村，已经进行过土改，地主人均土地为近8亩，而贫雇农土地也已经达到近6亩，全村无地户几乎没有了，土地已经几乎平均了。但康生认为这样不行，因为这种土地的转移太和平，他认为，对于地主“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打垮，而且要从政治上打垮他”。他要求重新划分阶级，并对地主挖底财，而最重要的，是要让农民跟地主撕破脸。为了煽动农民跟地主撕破脸，康生在郝家坡参加完第一次批斗会后，就批评该村对地主太客气了，革命的不彻底。经过连夜对骨干分子进行教育和布置。第二天再开批斗会时，骨干分子就强行把地主们赶到太阳晒不到的角落里。诉苦开始后，农民刘成保说曾遭地主刘荣昌诬陷，还让他磕头，今天他也要让刘荣昌给自己磕头。几个年轻人便连吼带叫把刘荣昌拽到主席台前，强迫他跪在摔碎的瓦渣上给刘成保磕头。旺保娘诉说因刘荣昌告密，当年旺保爹被作为红军探子遭枪杀，人们开始大喊：“让他偿命！”“打狗日的！剥了他的皮！……”一时间，农民们打刘耳光的，用鞋子抽刘嘴巴的，舀来大粪浇到刘头上的，纷纷闹了起来。妇女们也剥下地主婆身上的衣服，给穿烂衣服的人换上。一时间，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地主”。就这样，在中共的煽动之下，农民和地主彻底撕破脸了。而康生准备操作的重划阶级成分就是无中生有再树阶级敌人的过程。其实之前在附近的后木栏杆村已经有了先例，该村也是因土地早已平分，找不出地主，工作队就创造出一个重划成分的办法，就是查三代、查祖坟。结果出身贫穷的村长兼党支书张守万家的祖坟里被发现有三块石碑，就被认定他祖上是地主，撤职、撤党籍之外，还拉出来批斗，就这样该村重划出了4户地主、4户破产地主和4户富农。而被定成恶霸的张守贤、张守进兄弟俩，在批斗会后被当场杀死示众，全家扫地出门。晋绥分局对此做法进行了肯定，也作为经验向康生进行了介绍。康生还一直强调要挖地主的底财，用分地主隐藏财产的方式再次鼓动农民斗地主。他说：“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的，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地主自杀我们是不怕的”。康生在郝家坡的撕破脸、重划阶级和挖底财的土改经验对整个晋绥地区乃至整个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晋绥地区也成为此次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最为严重的地区。 ---张菁：鲜为人知的中共暴力杀人运动——1947年土改

3周前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 “ 请不要再讲了！ ” 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 ---1950 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转自《历史麻辣烫》

3周前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作者：谭合成

3周前

从文革时的一张抄家清单说起 “抄家”是什么意思？用白话说就是，一群与你有关系或没关系的人到你们家把你家的东西随意的搬走，任何东西。抄家发生在什么时候？如上图所说，高潮在文革中1966年的8、9月。都抄了什么？这里列出三类：武器、证件、非不动产类财产。从所列的物品可以看出，文革抄家的目的就是冲着财产去的。问题是谁在抢？是土匪打劫还是皇上收税？回答这个问题，用美国话说，it is complicated，稍有曲折。首先，关于文革抄家，没发现有太祖爷亲自签的“你们去李家搜财宝”的条子也没有红头的“中央文件”，起码老汉这个谷歌级别的文革“爱好者”没见到过。至于“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啥秘密指示，那得等咱党哪天没有了被镇压的顾忌，从地下党状态中走出来把档案馆打开之后再说。不过，在1966年8月22日，咱党中央指令公安部发了个“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群众运动的规定”。没说鼓励犯抢，但是说犯抢警察不许管。所以文革的抄家抢案是有特色的土匪打劫，皇上说不犯法的土匪打劫。于是1966年8月下旬，某天早晨，全国许多城市的家庭，包括上海这8万多家，门被敲开，这一幕就出现了：抄家的队伍没有警察领着，没有法院许可，说抄就抄？能不能不开门？开玩笑，这是“红太阳”的队伍，太祖才在天安门上接见过。如小报上所说，“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四旧……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的红卫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那个家门是守不住的。被抄家的有没有去派出所报警的？有。可有上面的那个“严禁出动”，报警当然是瞎耽误工夫。于是咱国历史上一次最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就全面展开。这个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对咱国的社会馒头（social mentality）留痕极深。咱党早期，以“革命的名义”，也打过劫，就是那个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那次打劫，也是全民性犯抢。不过，犯抢的范围主要在农村，没进大城市。而且，咱党当时是“匪党”，犯抢没有被当时的合法政府认可，并不名正言顺。犯抢行为虽然后来在政治上被“合法化”了，并被文艺作品比如“红色娘子军”所美化，但犯抢在发生时是“非法”的。文革抄家就不同了，发生的当刻就是去比较滋润的邻居家“合法”的犯抢。想想当时打劫的那个爽劲儿：“你丫牛掰，你丫平时得瑟，你丫穿皮鞋上下班，老子今天就是要把你与老子拉平。不对，把你丫踩在脚底下，都给你丫拿走。就是老子的生活不会提高，你丫也别想活的滋润了。”爽的如此痛快淋漓，还是既合法又代表“正义”的行为。这种“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暴力民粹，就是太祖也不敢玩太大，毕竟，走到头，把中南海也均分了会影响太祖的饮食起居。起自1966年8月下旬的抄家到9月初嘎然而止。后来，有个类似“摘帽右派”的了断，就是文革后期的“发还查抄物资”的过程。没说前面抄家抄错了，没有任何人为抄家负过责（后来邓大人抓的“打砸抢分子”的“抢”，说的不是抄家的事儿）。抄的没错，发还的“仁慈”。 “发还”也有猫腻。黄金一律不还，作价。古玩玉器上档次的也不还，作价。什么价？咱党说了算。抄家始于土匪打劫终于皇上收税。至于各家被抄与“发还”间的财产逆差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了（应该不会有出顺差的），估计没有敢和皇上较真的。活过来就不错了，*_*。太祖拿到了实惠，暴民拿到了短暂的快感。抄家其实也是文革的缩影。 ---来源: 文革传人

3周前

反对陪首长跳舞南京歌舞团副团长陨命文革爆发后，所有人都要响应毛的号召“造反”，写大字报成为时髦。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写的，因为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他人联合写了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这说明当时不仅中共中央，地方官员也有同样的癖好。李香芝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陪舞后让她们回家不应留睡。不过，考虑到后果，李香芝并未将意见书寄出，而是在家中烧掉了。然而，即便是这样，她还是被另一个造反派组织诬陷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李香芝因肝病住院，但还是被关押到南京农学院的“牛棚”里审查，说她是“地主份子”、“假党员”、“反党乱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任凭她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她甚至还为此绝食。在被单独关押、殴打并被审查了近2年后，被诬陷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李香芝精神出现了问题，时而大哭大笑说些疯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而她的一些疯话，比如说“毛侮辱了她”等，成为被处决的证据。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写出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1971年8月2日，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至23日，这位负责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9月2日，林彪出逃前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被仓促拉到江苏省京剧团礼堂参加公判大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转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 ---美女陪侍高官起自延安歌舞团副团长被枪决背后作者: 林辉

3周前

1984.北京_.西单菜市场等侍新鲜菜上市。摄影：郭建设

3周前

1966年被苏联遣送回国的中国留学生

3周前

3周前

1967年北京市百货大楼

1个月前

香港政府無視民眾的「真普選」訴求，導致大批民眾衝出干諾道中佔據多道主要車行馬路，警方傍晚多次施放催淚彈，持續在現場抗爭的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也無法倖免，在馬路邊以清水沖洗及毛巾擦臉。 20140928

1个月前

49年后中南海的陪舞制度香港评论家林保华先生曾回忆说他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于1958年从市区搬进西郊，他发现每到周末傍晚时分，就会有漂亮的女同学在校门口集合，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来自部队文工团，然后来一部游览车把她们载走。听其他同学说，她们是去中南海陪首长跳舞。除了女大学生外，陪舞的主要是军队文工团团员。她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便于调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2010年大陆出版的由权延赤编写的《走进周恩来》一书中说，这个打着让中共领导人放松、锻炼身体的“活动”，实则是给中共高官提供了“出轨”的便利条件。书中描绘了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层舞会：一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书中还描写中共前领导人高岗在跳舞中“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另据香港《凤凰网》刊登的中共战友歌舞团原作曲家崔维聪的文章，也介绍了1955年元旦参加中南海舞会经历的场面。他们一行人被领进了神秘的春藕斋舞厅，从晚上17点到凌晨4点，不停地演奏了长达10个小时。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恩来来到舞厅，并马上被陪舞的女舞蹈演员们围住，争相要求与之跳舞。而毛在与陪舞的文工团团员跳累后，就会领一个喜欢的女舞伴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按照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中披露的内容，这种舞会几乎专门是为毛准备的，其利用中南海舞会之便糟蹋的女文工团员数以千计。据说，这些被糟蹋的女文工团员，事后会被秘密送到远离人烟的大山或海岛，以免坏了毛的名声。网上有帖子曾曝光部分已经公开身份的曾经专门负责陪伴毛跳舞的女伴，除了上述几人外，还有：毕业于延安俄文学校的何理良，16岁由上级指派给毛陪舞；《西游记》中扮演观音的左大玢，1956年13岁首次见毛时被看中，16岁开始，毛每次到长沙都被指定陪舞；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陈惠敏，14岁被选中陪毛跳舞；空政文工团刘素媛，18岁被选入宫陪舞：徐宝风，1956年16岁参军，在杭州疗养院指定陪舞，1959年调入中南海专用后宫海政歌舞团…… 之前《中时电子报》曾报导，中共元帅彭德怀不好色，当他得知公安部统辖的公安军有个文工团，团员经常去中南海陪舞，其中很多是来自部队文工团的女兵，就大骂主持遴选女兵的萧华、罗瑞卿，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对此提出异议。尽管其后该文工团被迫解散，但这也成为彭德怀在文革被打倒的一个罪状。 ---美女陪侍高官起自延安歌舞团副团长被枪决背后作者: 林辉

1个月前

这阵子叶子龙和李银桥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叶子龙逐渐占了下风，李则借机夺权。李银桥向毛和江青告了叶子龙的许多臭事。毛没有讲什么。可是江青却经常对别人骂叶子龙，说叶脑满肠肥，饱暖思淫。毛最后无法坐视不顾。以后，毛交女朋友所用的钱不再放在叶处，改交李银桥管理。这是叶子龙和李银桥交恶争权，李取得胜利。这一段时间，叶时常同我发牢骚，说：“给他办了这么多年的臭事，弄得这么一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我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 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去正视毛和这些女孩子交往背后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我不想知道实情。叶跟我说了不少事，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风流事。 ....... 李银桥逐渐取代了叶子龙的总管地位以后，与一位女工作人员要好起来。上海会议期间，两人打得火热。常常在毛没有起床时，一起离开火车，乘汽车到锦江饭店买东西。有一次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去城里开会，毛叫李，李不在。等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个女人捣鬼，你是干什么吃的。” 当时柯庆施大吃一惊，认为叶子龙、李银桥过于渎职，长此下去，为毛的安全担心。柯同北京市长彭真讲了，也告诉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于是动议将汪东兴调回来。叶子龙回到北京以后，对毛和江青十分不满意。如前所述，他认为毛用各种方法给他难堪。叶说：“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么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得这么个下场。” ...... 汪这次回来是看准了毛的意图。毛这时对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很不满意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一组的老工作人员，而且给毛办过不少事，毛不好开口让他们走，所以要用汪来搞叶、李。当然大家并不知道，一组整风的幕后操纵人是毛。汪对这两个人也很不满意，因为以前这两个人在毛的面前讲了不少汪的坏话，害得汪被下放四年，所以汪正好利用这机会整整他们。这次他一回中南海，便展开整风行动。 ---摘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个月前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林彪的“散记”里，有军国大事、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其中就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林彪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二是，“自我崇拜”。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三是，“忌才”。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四是，“捏造”。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第一策是“拥”。林彪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第二策是“顺”。林彪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第三策是“默”。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李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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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大批人被划入另册。到了“文革”后期，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不少人戴着“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被赶进了“黑帮”队伍，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子女。当时他们的子女不要说与参军、升学、招工这类好事无缘，随着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喊越高，就连谈婚论嫁这样的人生大事也都成了难题。女孩子的婚姻还好说一些，不惜把自己的条件一再降低，找个好成分的家庭一嫁了事。男孩子可就难办了，家庭成分好的女孩子谁也不愿意嫁过来，就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也避而远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山东济宁，有民间媒婆走街串户后想出一条自以为绝妙的主意：换亲。具体运作流程是这样的：先把张家的姑娘介绍给李家，李家的姑娘嫁到王家，再把王家的姑娘转嫁到张家，就这样搞起来新社会的拉郎配，而且还要门当户对。假如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就给你介绍一家富农，你爹如果是个老右派，她就给你找一家历史反革命来搭配。其用意很明显，两家半斤八两，谁也不要嫌弃谁。对此，老百姓还给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三家帮”或者“三家转”。这里面还有两条潜规则。第一条是只能有女孩的家庭才能参加“三家帮”，因为你家拿不出女孩去交换，所以别人家不愿白帮你家。第二条是只要换过以后，不论女孩的遭遇如何都不能反悔。一家反悔，另外两家也跟着散伙。这样无形之中还显示出一种“连坐”的约束力。有需求就有市场。一家成功了，四邻八乡都纷纷效仿，倒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婚姻问题。最高兴的是那些媒婆们，一天到晚走东家串西家，吃完张家到李家。 ---“文革”时期，“黑五类”的子女结个婚有多难来源：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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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根拔遇罗克在 66 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 66 年 8 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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