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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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这期间曾有这样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深刻。它发生在兰州，时间大约是1967年秋冬之际的一天（具体日期已记不准确，但在机关档案中可以查到），在我收到的数十份电报和文件中，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1周前

卡拉OK女招待 1993年，上海一家夜总会里，卡拉OK女招待正在等待客人。（图片来源：Tom Stoddart/Getty Images） Karaoke Hostesses Karaoke hostesses waiting for clients in a Shanghai club, 1993. (Photo by Tom Stoddart/Getty Images)

1周前

南京小屠杀 1970年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判处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有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看十几辆刑车、警车和军车押解这些“ 反革命”游街示众。所有“犯人”都被揪住头发，仰起面孔，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车队出体育场北大门，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驰往凤凰西街尽头的刑场。11位死者，其家属事先未获任何信息，他们的骨灰后来也全都不知去向。继这次“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相继又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同一日（12月10日）双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一个刑场被杀害。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年前后，57名“现反”全部获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100%。一位当年的当事人回忆说，“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1970年3月6日，它已牢牢嵌进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脸上的那种愤懑、绝望、恐惧、无奈、痛苦的神色；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听闻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刑车缓缓行进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脆弱的神经；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晃动在缓缓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向广袤的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 ---作者: 袁斌

1周前

九岁的反革命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有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学生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 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因为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54名同学齐刷刷地站起了53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其实，并不是只有9岁的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那个深夜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让我像小狗一样敏锐地嗅到了那两句篡改了的歌词的危险气味！翠儿最终被作为篡改歌词的原创作者当上了最小的反革命分子，每当开批斗会，她都会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台去接受群众批判。不同的是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去，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去。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因为翠儿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了那个让人恐惧的年代了吧。 ---作者:齐鲁狂生

1周前

侨汇券背面的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各种各样匹配的票证，比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果票、酒票、烟票，等等等等，才能买到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票证，只要是城镇居民，每人都有一份。但另有一种侨汇物资供应券，简称“侨汇券”，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了。它只属于有外汇收入的家庭，相对于普通票证而言，侨汇券就是一种特权券。最初，因为实行统购统销，粮油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侨眷收到海外亲人的汇款，兑换成人民币后也买不到东西。于是海外华侨就改汇款为纷纷往家寄饼干、寄罐头、寄奶粉、寄黄油，邮局的业务倒是很兴旺了，可国家的华侨汇款却没有了。对于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往来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外汇管理局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根据外汇数额配发等量的侨汇券，赋予外汇以购买紧缺物资的特权。 1958年，侨汇券率先在福建省发行。随即，广东、广西、上海、湖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发行侨汇券，让有外汇收入的家庭，能凭借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到紧缺商品。当时的华侨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只要凭借侨汇券就可以买到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而且价格便宜。当时国家为了提高外汇收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划拨出大量紧俏商品供应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归侨。这样做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将美元汇回国内，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1962年国家侨汇收入达到了5000万美元；1963年原定计划完成7000万美元，实际完成了8000万美元。这些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外汇周转，解了燃眉之急。侨汇券诞生于1957年7月30日，1992年废止。 ---作者: 徐敏

1周前

唯一的乐趣据李志绥回忆：“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 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是怎么死的？作者: 王友群

1周前

在京夫子写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又食武昌鱼」，这可不是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中的「武昌鱼」，这个「武昌鱼」指的是一个湖北军区文工团出身的军队护士小于，这位很容易紧张，动不动脸红的绝色女子老家在鄂西姊归县长江三峡岸边上，还是王昭君的正宗小同乡。毛泽东平时想搞谁就搞谁，甚至当着人家丈夫的面留下他妻子陪其过夜。老毛不知玩儿过多少女人，没想到却让这条「武昌鱼」给扎了嘴。小于年轻、亮丽，毛一见就非常满意，总爱跟她讲笑话，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武昌鱼」。小于初来时和李志绥一样，对毛无限崇拜，仰望毛如泰山北斗。但很快泰山塌顶北斗坠落。张玉凤两次看到她从主席的卧室里冲出来，然后伏着走廊的墙壁哭。很快的，部队医院来了人，把她领走了，再没有了她的消息。意外的失败让老毛的情绪坏透了，他把湖北省委书记叫来痛骂了一顿，省委书记被骂的脸色发青，浑身大汗淋漓，听到一声「滚」后，头也没敢抬，一步一步哆里哆嗦的倒退着出了门。因为没有女人，毛又陷入整晚整晚不能入眠的状态。而这位「不听话，不懂事，缺少工作和生活经验」的绝色女子后来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私人医生李志绥泄露毛的最大嗜好” 瞿咫

1周前

四位姨太一九二二年，曾任滇军旅长的三十六岁朱德倦勤离职，带着六万大洋与四位姨太太由川至沪，想过一段快活赛神仙的悠闲日子。不巧，朱德接触上中共人士，迷恋上马列红，认为找到救国真理，决心脱胎换骨参加革命。其时时髦留洋，朱德决定留德，看看人家到底先进在哪里。不过，革命与赴德，可是一个与原设计180度大转身的弯子，总不能带着四个老婆一齐去吧？为了处置四位姨太太，朱德与四位姨太太召开了家庭圆桌会议。朱德对她们说：现在我不想作军阀了，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一个太太；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留下两万作出国留学之用，还有三万多元，分作四份，每份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能留一个太太，谁愿意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四位太太自然都抢着要“跟”，争闹起来，无法解决，只得采取最公平的抽签，结果最美丽的何太太抽中，其余三位各发八千大洋，予以“遣散”。八千大洋可是一注大进帐，至少相当今天八十万，省俭一点，一辈子衣食无虞。三位太太跟了朱德这些年，也算回报颇丰，领回一笔不菲的“青春损失费”。后来，朱德在延安对范长江说自己“半生军阀半生红军”，这半生军阀可不是虚的，而是有四位姨太太及六万大洋作注脚的“实质内容”。那位跟着朱德赴德的何芝华（贺治华），年轻貌美又喜欢交际，加之“革命了”，接受西方现代婚恋观念，经常“自由”地与中国留德生交往起来，不久便引来众多追慕者。何芝华倒也不避不遮，毫不隐瞒地将一切告知朱德，甚至将一大包别人的情书交给朱德：“你帮我看看，判断一下哪位男朋友是真心，最可靠。” “革命后”的朱德，看完情书，很诚恳地对何说：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于是，何芝华便跟一位留学生走了。不到半年，何氏花完钱，那留学生又无法维持她的生活，她还真回头来找前夫，要求重拾旧欢。朱德同意她回来，一九二五年又带她去了苏联，生下朱敏。一九二六年五月，朱德奉命先行回国，何芝华随即爱上从法国入学莫斯科东大的革命青年霍家新，与之结婚。张国焘妻杨子烈《往事如烟》中说，何芝华柳眉杏眼，妖娆有致，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干热得像团火。一九二七年夏，霍何夫妇回国，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何芝华赴沪做了中共中央“交通”。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上安排霍何夫妇同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一间大洋房，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与邓小平等人接头地点。其时，罗亦农的赏格为三千美金。霍何夫妇每人每月生活费仅二十五元，根本不够用，又因出入酒店舞厅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深夜不归，多次受罗亦农批评，植恨在心。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他们告密出卖罗亦农，以期领赏。只差一分钟，邓小平也将被捕。十天后清晨，一支迎亲队伍来到霍何宅前，鞭炮声中，中共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冲入房中，迫其交出党员名单，打死霍家新，打瞎何芝贺华一眼。红队本拟再到医院杀何，因国府派员看守严密，没机会下手，加上夺回名单，未再追杀。何后回四川。朱德遣妾及何氏这段“革命+恋爱+叛变”，当时中共人尽皆知，但出于众所周知的“神化”，1940年代以后便是不可触碰的“红色忌讳”，久久湮没，厚厚尘封，笔者首次与闻很是惊讶一番。笔者多事，替朱德扳扳手指，如加上老家原配与后来井冈山的伍若兰、康克清，朱老总一生至少“七美缘”，超过风流诗人汪静之《六美缘》。 ---朱德，军阀造反的故事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炕头上

1周前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周前

井下批判会

1周前

司马璐说，“毛泽东初上并冈山是不懂军事的，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后来又在德国正式学过军事。彭德怀上井冈山带的是国民党受过正式训练的部队。林彪出身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学生，最年轻。毛泽东领军，最初依靠朱德，后来用彭德怀制朱，再后来又以林彪制彭，毛在治军方面惯用‘将将之道’。” 但遵义会议以后，“朱毛”的提法在中共文件中消失了。有人说到朱德对红军的创造与贡献，朱德一定赶快纠正说：“党的武装斗争的开创和发展，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握有中共军事的最高决策权。朱德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此后经常留在延安，彭德怀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根据毛的指示，直接指挥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朱德变成了一个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个闲人。在司马璐眼里，朱德、彭德怀和林彪政治头脑都不简单，朱德最早看出毛泽东要做皇帝，绝不露口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朱德以明初朱元璋得天下大杀功臣为训，以打猎，种兰花安度晚年。 ---司马璐谈朱德作者: 袁斌

1周前

杨森回忆录：朱德无行，种鸦片，铸假币，刮地皮，无所不为匪酋朱德，为四川之仪陇县人，当彼在昆明、云南讲武堂学习时，余以参加第二次革命，被洪宪余孽川督胡文澜通缉，适朱匪肄业云南讲武堂，亦流亡在滇，即与之相识。嗣又同在滇军部队工作，而彼之职位，始终低余一级。滇军因讨袁来川，朱德时任旅长，驻防川南之纳谿合江等县，德即据地称雄，以酋长自居。在其戍区内，提倡种鸦片烟，满山满谷，罂花遍地。更将原行之当十当二十铜元，改铸当为五十当百铜元，预征钱粮至民国三、四十年。并授意部属，绑票勒赎富民，将川南穷乡僻壤掘至入土三尺。本人又抽大烟、打麻雀（打麻将赌博）、滥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一切行为，无不应有尽有。其姻兄周官和，曾劝其忏悔罪恶，放下屠刀，信仰佛教。两人具名曾在成都挣寺上一匾额，金碧辉煌，大书人天共仰四字，皆为事实。殊朱匪劣根成性，不证人天共仰之佛法，即于是时受川南陈皮袁暴动影响，遂决心留学德国，实行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之共产党，学操刀杀人，鱼肉群众，口里念弥陀，心中蛇巢窠，其朱德之谓欤。

1周前

“凉鞋”事件 1967年，长春市发生了一桩颇为轰动的“凉鞋”事件：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竟然在凉鞋鞋底的花纹上发现了一个“毛”字（见附图），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这还得了？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那时在全市所有大街小巷都有红卫兵小将把关，对行人进行检查。发现穿这种鞋子的人，先行批判、训斥，勒令认错；并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回家去。红卫兵小将发现那家厂子不是普通厂家，而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更上纲上线了：“阶级敌人”竟然变着法儿污蔑伟大领袖，因而更加需要严抓狠打，需要“誓死保卫”。首先被问罪的是设计这种凉鞋模型的技术员纪德新。每天晚上都要把他拉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批斗，当时大家估计一定会枪毙他。接着，在设计室描图、制图犯人的李晓亭，也被关进小号反省、交代问题。其他犯人一律停产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读报。一个人读大家听。听不听在你，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天外，也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打瞌睡。停产好几个月，天天学习也不是好办法。上面就想出一个新招：组织大家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主持其事的张管教懂戏，还能拉二胡；还特别邀请京剧团的某师傅来辅导。排练几个月，到了春节，竟然在犯人中演出。接下来本来还计划再排练《红灯记》，据说都已经联系好了京剧团的另一位旦角前来专门辅导李铁梅这个角色。但突然被叫停。据说是当时的“军管”下令叫停的。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没有资格。当时负责文艺的贾干事当着犯人们发牢骚说：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那让他们演什么？难道让他们去演《西厢记》？话虽然这么说，但也只能背地里发发牢骚而已。那个时候，他也得看军管代表的脸色行事。好在凉鞋事件的热度早已下降，人们渐渐淡忘了。于是恢复生产，纪德新也没枪毙，仍然搞他的模型设计。李晓亭也放出来了。当犯人们问起那件事情时，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事情，提起来就是千斤，撂地下就只四两。”好一个千斤与四两的比喻。仔细想来，许多事情难道不都是如此吗？什么反革命？什么右派反党？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观察了。从“保卫领袖”的角度来看，当然严重得很，该杀该关；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来，却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这场闹剧如何善后呢？就是把全部的成品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大块，怎么看都看不出“毛”字了。还有就是所有居民只要持有那种凉鞋，一律可以旧换新。 ---胡显中：“文革”期间的“凉鞋”事件

1周前

革命情书一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玉花同志：你好！首先让我们心向北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正是主席笔下革命群众对于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体现出革命群众不拘泥于在何处发光，在何处埋身的大无私思想。让我想起，中国这万里河山，六万万人里，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内心对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决心无疑更加坚定了。也许你不知道，我一直在暗恋着你。你的清高、孤傲、冷漠，更使我对你充满了吸引力。你作为知青，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本应该热情追随你去，然而父亲说，作为电建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虽然你下乡了，成为贫下中农的一员；我来到了施工企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工农一家亲，咱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有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尽管你的出身不好，但我认为，虽然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你的本质很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要你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样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只要我们选择的道理一致、革命的追求一致，我们的爱就是革命之爱。革命的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之爱，这种爱高于一切资产阶级的庸俗之爱。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随信给你寄去15斤内蒙古地方粮票，就是基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也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人生的革命道路上结伴前行。毛主席说：“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因此婚恋之事也要抓紧。毛主席还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只要我们排除一切干扰，不畏艰难险阻，我们的爱情一定能够开花结果。另外，从你上次来信的寥寥数语里，我发现你自从下乡，思想情绪有些消沉，这种情绪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是有害的。你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呢？毛主席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我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能接受我。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所以，你要是实在看不起我，我也不会勉强你。如果你能接受我，我向毛主席保证，在今后的革命岁月中，和你相濡以沫、共同前进，为我们的美好未来和下一代的幸福做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等待你的回音！顺致崇高的革命敬礼！革命战友王铁山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革命情书二铁山你好：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温习一段伟大领袖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我现在在遥远的达茂旗乡下。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接育”的号召，正在接受劳动教育改造。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争取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来。我们虽然是同学，一起接受过革命教育，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但是你进入了电建公司，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却上山下乡当了农民。我的父亲是个反动右派，而你的父亲是革命造反派的英雄，我们现在已是两个阶级的人了。虽然父亲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我也和他们划清了界线。但我知道，他也是无奈之举，他不想我有一个反动的父亲。母亲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劳改农场，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晚上想起我的时候就会流泪。前几天，我从和你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张红卫（就是张改梅，为了表示对敬爱的毛主席的忠心，她改名字了，她也在这里插队）口中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也想跟我一起下乡，可你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不想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反动派的女儿在一起。他把你锁在房间里，还威胁要把你的腿打断。为了能来到我的身边你一连几天都不吃饭，以死相争。但后来你在母亲的苦苦相劝下，你还是接受了现实，去你父亲为你安排的电建公司去上班了。听到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我们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希望你收到我的信以后，永远地把我忘了。重新投入到火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天快亮了，信就写到这里，我马上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此致革命的敬礼！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玉花 ---文革精典情书作者: 老绥远韩氏

1周前

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 1941年2月，毛泽东召见陕甘宁边区财政部长南汉宸，谈解决财政危机问题。毛说，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想法子弄钱，二是散伙，三是饿死。大家肯定都不想散伙，不愿饿死，就只有走第一条路了。怎么弄钱呢？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经营土产（鸦片）了。毛泽东拍板后，南汉宸立即着手实施一条不同以往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自种鸦片，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并迅见成效。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讲：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特货在晋绥边区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地位。1943年起，“特货七、八年来成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之杠杆”，“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晋绥边区数年来直接上缴中央部分，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甚至达80%。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中国民众却很难想像得到，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花的香味。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鸦片）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王震领导的359旅。359旅属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炮兵团属于八路军总部，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应邀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南汉宸在报告中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 萧军写道：“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很难过”。透过中共的“鸦片经”，萧军体悟到：原来，“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鉴于上述史实，说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似不为过。 ---作者: 王友群

1周前

吃人肉、炼人油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作者：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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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北京城墙彩色老照片 1.1870年的北京城墙，远处是崇文门 2.远处是朝阳门，护城河边和城墙，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树林子，有各种的小动物，各种的鸟类，还有大型的老鹰猫头鹰之类的，很多水泡子里都有很多的鱼，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留恋，后来就慢慢的拆了，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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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末，销售代表在上海可口可乐办事处接受培训 Late 1940s photo of sales representatives training at the Coca-Cola offices in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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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内。刘香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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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16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右一）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游览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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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 1958 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 “ 现行反革命” ，开除公职，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记得是 1967 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位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那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 “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 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 “ 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 “ 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 云云。接着就说： “ 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 ” 说完也是扬长而去。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 “ 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 ” 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 “ 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 ” 然后微笑着离开。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接收者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当那个送外汇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 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 “ 你们要去哪里？ ” 我回答： “ 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 ” 他听了后，脸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 “ 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 “ 再会 ” 都没有说一声。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殊不知他在 30 年前，就是因为上书市委领导提出充满善意的建议，结果招来一顶 “ 反革命 ” 帽子的。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这座大都市？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由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 “ 赶走牛鬼蛇神 ” 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作者：许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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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坐待天明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那一夜，三人自尽。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那一夜，我们母子五人，和衣拥被，坐待天明。天亮了，无人上门，于是母亲将门关严，安顿孩子们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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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8 月一进校门就感受到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开始吃饭时还不定量，但不久迟到的同学就吃不上饭了，因为饭桶里的饭早被抢光了，于是校方又规定统一开始吃饭，即当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演奏的“骑兵进行曲”时就是开始吃饭的信号。于是好戏开始了，特别是早餐吃稀饭，大家早早盛好了稀饭，端在手中不断快速用筷子搅拌，并辅以吹气以加快热量蒸发冷却，每当进行曲一响，就好似百米赛打响了发令枪，只听得整齐划一的“呼” 的一声喝稀饭的巨响，仅两三秒钟功夫就有不少好汉将满满一碗稀饭吸入肚中，继而又向饭桶冲锋开始第二碗的流程┈┈。时逢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我校视察，在学生第一食堂亲眼目睹了，亲耳聆听了在“骑兵进行曲” 伴奏下的这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一幕，杨部长有何感受我们不知晓，但不久就开始定量了。工作后听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事讲，那时清华的开始吃饭信号也是这首“骑兵进行曲”。 ---谢瑞五：工院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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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难忘的事，就是去农家公社参加劳动。大约是在 1961 年 9 月，全校曾按成都市的统一安排，停课半月去市郊的农家公社参加“双抡”劳动，帮助农民抡收和抡种（粮食）。农家公社就在市郊，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受利于都江堰的灌溉和排涝，是遇灾不受灾的福地。1958 年至 1961 年该地区属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可是我们进村时所闻所见却是一副残败的景象：听不到狗吠鸡呜、见不到猪马牛羊，到处是新坟座座，頗有毛泽东笔下“万户萧肃鬼唱歌”的意境。在这里种田不见青壮年、收割只有童与姑，在这农忙时节只有求助城里的义务大军了。贫农岀身的王同学私下悄悄对我说：“我们荣昌农村里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惨……”我对“三面红旗”开始有了怀疑。 ---谢瑞五：工院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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