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走向被灭亡的44天湖南农村调查 1961年,刘少奇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通过这样的深入调查,刘少奇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也带着“十个一”的美好展望,刘少奇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这时,离“七千人大会”只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这个结论,带着忘不了的毒誓,带着故乡的山水与百姓给他的精神气,他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其实,当年彭德怀也一样。无巧不巧的是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彭德怀也是回了一趟老家,谁让他听到了家乡人民的哭诉呢?家乡人民要彭元帅鼓捣胡,带着老百姓的使命,彭德怀于是在庐山上鼓捣胡了,结果把自己鼓到“反党军事俱乐部”里去了。 刘少奇忘掉了彭德怀的教训。毛泽东反“反冒进”,刘少奇言不由衷的跟上了;毛泽东鼓吹大跃进,刘少奇也跟上了;毛泽东整彭德怀,刘少奇也当了一回“积极分子”;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的荣誉职务让给了他,刘少奇也喜滋滋的接受了。所有这一切,刘少奇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然而最终却让家乡的山水与百姓将他害惨了。 在领袖与百姓两者之间,刘少奇选择了后者。 尽管刘少奇在以后的几年仍然还犯了许多错,但是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刘少奇是光荣的、光辉的,因为他心里装上了百姓。 就凭这一点,刘少奇与毛泽东有了区别。 ---走向被灭亡的44天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罕见发毒誓 作者: 胡鹏池
考量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整个表现,他是除彭德怀之外的另一个悲剧大英雄。他的下场悲惨超过了黄克诚、张闻天、也远远超过了李锐,而以田家英差不多。 小舟在庐山上以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拒绝了毛的诱供。 毛曾在8月1日给周小舟送了一本书,随书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 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喜欢送书,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送书的用意因人因事而宜,有时极简单,有时极玄妙。 毛泽东送小舟书的目的简单得赤裸裸,“迷途知返,不远而复”的意思就是“赶快投降,检查自己,揭发别人,还给你一个官儿做”,但周小舟却无动于衷。 毛泽东约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他对小舟说,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 站在毛的立场上也算是“动之于情,晓之以理”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毛的这一番话只能算是利益诱供,实在不光明。 小舟垂泪对毛言:“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苦口婆心,唇干舌燥,浪费了一夜的表情,顿感失望,眼睛一闭,挥挥小手道:“你走吧!”其实就是“挥泪斩马谡”,不过他却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答应照顾他的家小。 这一走,二人从此再也没有面对面。 1966年12月25日,毛73岁生日,小舟在广州又一次受完了不堪凌辱的批斗后,晚上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人世,死时仅54岁。 周小舟为什么要选择在毛泽东生日的那天自杀呢?这其实与田家英选择在毛泽东的藏书房里自杀的意义差不多。 -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图:毛泽东和周小舟(左一)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 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
给毛5万美元 1936年,毛泽东去信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5万美元。宋子文是宋庆龄的弟弟,为国府理财。宋庆龄因亲共立场而早与弟弟分道扬镳,不能开口借钱,就拿出自己私房钱5万美金,由潘汉年转交给了毛泽东。宋的主要生活依赖是孙中山去世时国府给她的5万省币,币值比当时的法币稍低一点。5万法币在193 6年相当于一个高级工程师二十年的工资。5万美金约等于十九万法币,在当时可谓天价巨款。宋为了完成毛的指令,不仅拿出了抚恤金,还把她在上海莫里爱(哀)路的房子典押了出去,凑够了5万美金。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为营救被扣押的蒋介石而到西安,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后回来,去见了宋庆龄。之后,宋庆龄担心身份暴露,威胁到她以后的运动,就给上级王明写信请求提供建议。 信中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的事情要绝对保密。但是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导出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宋庆龄写到:“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根据廖梦醒之女李湄在《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修订本中曝光的宋庆龄与廖梦醒的信件和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共黑暗龌鹾的政治斗争一角。李湄写到:1954年毛泽东让潘汉年转给宋庆龄借的款。宋以为潘汉年又想“利用”她,就让隋秘书退还这笔钱,去交给当时上海公安局长兼副市长的许建国。许建国叫出在开会的潘汉年追问,潘汉年不得不当着隋秘书的面解释:他是还毛主席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的钱。这个党内机密就这样泄露出来了,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半年后潘汉年被捕入狱,导火线并不是这件事,但这件事可能也是一个促因。 潘汉年被罗织罪名定罪,所有当年他发展的地下党,与他联系的对中共取得夺权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那些地下党,都受到冤枉株连。受尽非人的监狱折磨,死的死,疯的疯。可谓“走狗烹”的典型写照。 宋庆龄曲解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以得衣钵真传自居。她对苏共到了媚屈的程度,认为不依赖苏联就不能领导中国。她热衷于在政治中做女强人。在国民党清党拒绝中共附体渗透时,她到苏联组建临时政府组织,没成功。后来又积极成立第三党,妄想得到苏联支持而取代国共两党成为领导者,遭斯大林拒绝而失落。莫斯科制定了利用宋庆龄瓦解国民党的方针。宋分不清善恶,心甘情愿为共产国际卖命,以孙中山留给她的资本去资助敌人以推翻民国。在社会主义铁拳下,她扮演花瓶角色而求得了国家名誉主席的尊荣。 中共夺权后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各种运动中有至少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就是宋庆龄为之奋斗的主义之真面。当经历了社会主义寒冬,或许她的心也冷了,清醒了些。深知自己不配国父孙中山,因此死前才遗嘱不合葬。 ---宋庆龄致命中国的几件事 作者: 邢天行 图:1961年5月11日宋庆龄与毛泽东在上海寓所留影
被邓小平点名批判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 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于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征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 邓为什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于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于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邓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饥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联是否逼债(现有数据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比谁都清楚! ---作者: 金钟
揭开邓小平搞“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幕 正当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克服暂时困难时期所出现的重重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却指示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盗用国家建筑材料和资金,在养蜂夹道修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高干俱乐部”,吃喝玩乐设备一应俱全。很快 ,这个地方不仅成了邓小平打桥牌,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成了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乐部。从1961年到1966年4月,这个黑俱乐部一直经营着。 几年来,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他们都聚会在养蜂夹道,大打特打。此外,邓、万还在工作时间,通过秘书约集黑帮爪牙们去“值班”(黑话,指陪邓小平打牌玩乐)。他们玩乐时,由北京饭店以高级菜饭、茶点侍候。他们一打就是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经常打到深夜一、两点钟,直到邓小平说累了,才能罢手。邓一心热衷于打牌取乐,竟指示在打牌时不许用工作去干扰他!有时有重要文件由秘书送来了,他只是随便翻翻,签上个臭名字,批发出去了事。有时中央开会,他还叫那帮家伙等候他,一散会就回来接着打。真是“修”到家了。 1964年夏天,邓小平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薄一波等人去东北“视察”。名曰“视察”,实为游山玩水,带着老婆、儿女乘专车遍游小兴安岭林区和渤海国旧址以及清朝皇帝设在承德的避暑山庄等地。途中,邓小平牌瘾大发,长途电召反革命分子万里、吴晗等前去。万里由于北京不能脱身,立即由吴晗带两人“绝密”动身前往,乘杨尚昆的专机从北京直飞哈尔滨,专陪邓“皇上”乘车周游、打牌。杨尚昆还对邓小平说:“你要的三个人,我给你带来了。人家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说着就打起牌来。邓小平就是这样地与反动家伙们情意深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北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政策研究室红旗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体育战线》1967年1月20日) 图:阶级斗争已经过时 : 四十二中红色小画兵《深批刘邓路线》画稿
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 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图: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