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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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

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开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泽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止过。 ---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作者: 余英时

6天前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66）

6天前

中共第一次大规模杀人 10万人被杀害 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共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认为，苏共党内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会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肃反运动。苏共十六大揭开了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序幕。苏共十六大召开不久，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传达了苏共十六大会议精神。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开展反对“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肃反运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杀人就此拉开序幕。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是谁领导的呢？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据历史学家高华在《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一文中介绍，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了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势力镇压下去，先在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然后，扩大至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红20军。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中共上将萧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搞的肃反运动。他后来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句话，就把他们抓起来，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都承认了，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几十个。” 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中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对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20军搞肃反。5天内，抓“AB团”120多人，先后处决20多人。据当时资料记载，被抓捕的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李韶九的滥捕滥杀，激起红20军兵变，红20军部分官兵被逼造反，甚至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之后，毛泽东对红20军进行严厉镇压，红20军全体被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副排长以上军官被全部处决。据中共上将萧克在他的回忆录记载，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人。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之手。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百年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杀人作者: 王友群

6天前

毛词(《沁园春·雪》)见报后，据说在重庆引起很大轰动。赞美者说当时“争相传诵，好评如潮”。批评者则对其中表达的意图极为担忧，比如《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信中对著名学者傅斯年说：“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担忧，王芸生还在《大公报》发表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 王芸生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中国就改朝换代，江山变色，而他的这篇文章，也成了一大罪状。于是在5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与毛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特意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话音未落，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说：“这话是我说的。”随后，他居然像小学生似的一直站到会议结束。 ---《新民报》率先发表毛词那点事作者: 智效民

6天前

多年后，听红卫兵们回忆，11月26日那天，毛主席检阅的全部车队从西郊机场消失后，全场曾经出奇地静场几秒钟，一忽儿不知谁叫了一声：要上厕所了啦！……整个队伍倏然一哄而散，迅即自觉形成许多圆圈。每个圆圈直径约15米左右，男的一圈，都刷刷站着拉尿……；女的一圈，站一圈，蹲一圈，站着的掩护蹲着的小解……男圈和女圈相距不到20公尺，两圈都听得到对方的尿水声。整个西郊机场一时响彻百万人的尿尿声……如此场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发笑，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不文明。谁都知道，许多人是一整天没有上厕所，人有三急，方便第一。一个网友说：“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一幕：北京西郊机场200万人围圈“小解”——试想当时若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摄像，录下这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机场跑道上，二百万男女各自圆圈“方便”的场景，今天一定仍是吉尼斯纪录之最。这也许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留下的最为珍贵的人类行为艺术壮举，不知可有人曾摄影立此存照？唉！1966年11月25日，那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目睹领袖的背影作者: 老绥远韩氏

6天前

正在分装空投大陆食品的妇女们. 台湾. 1961年

1周前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1周前

陈诚一生反共意志坚定，早年对中共党性泯灭人性、中共组织不同于中国人，就有着较为清醒的意识。陈诚在其回忆录中将中共红军直称为“赤匪”，指出它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制造的一种匪患，并称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陈诚在解读孙中山“容共”策略时分析道，“容共”不是容纳共产主义，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为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徒提出加入国民党时，是说一个一个加入的，而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国民党。 “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陈诚指出，单就中共嗜杀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饥饿也是一种慢性屠杀。中共与普世价值的“人道”为敌，是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陈诚明确地说：“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并引用吴稚晖先生的话批评共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陈诚在回忆录中对中共的评价切实而又深刻，他品论说，中共的“匪格”实属下下，因为他们总是假托人民公意，欺人自欺，残酷卑鄙。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作者: 宗家秀

1周前

台湾土改 1949年前后，台湾海峡两岸都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结果是，大陆200万地主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参与“斗地主挖浮财”的农民抢得的土地里的草还没拔尽，就又被中共抢回去了。 1949年春，台湾行政院在陈诚的主持下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即耕地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年产量总额的37.5%。而原来的地租额在50%～70%之间。这一政策受惠最大的是农民。当时地主占台湾农村人口的11%，拥有56%的土地，88%的农民占有耕地22%。开始时，地主较为抵触，陈诚就邀请担任参议会议员、议长的地主来恳谈，给他们讲解，土改的政策一方面解除了农民的负担，但实际上是保护了地主，因为如果地主和农民佃户之间能够自洽地调整好关系，就能抵御中共红色渗透，已渗透到台湾的红色力量无法利用农民挑事，这样才能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同时，陈诚承诺政府的田赋税和余粮征购数额也按减租比例缩减。这样减租政策得到了地主的支持。1949年约30%的农民增加了收入，1950年农民子女入学率比1948年提高了44.75%。 1951年，陈诚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实施公地放领政策，即土地私有化，真正实施“耕者有其田”。政府用贷款的方式把土地给农民，农民可以分10年偿还地价，但政府保证承领土地负担不超过承租期间的负担。陈诚保证农民负担不会增加，地主也不能吃亏。政府对地主3甲以上的田地进行收购，保证地主每年的纯收益超过37.5%的地租收益，同时地主可以保留3甲水田和6甲旱田，以保证基本生活。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流一滴血。至1955年，31.7万佃户成为自耕农。农民在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的指导下，提高农业生产量，改善农业技术，改善农民生活。陈诚同时实行币制改革、稳定金融，将国有企业民营化，为台湾日后成长为亚洲经济四小龙奠定了基础。陈诚在其《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序言中说：“吾人坚欲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非仅为解除台湾农民之痛苦，实为解除大陆全体人民痛苦之嚆矢；非仅为农业发展而出此，实为进入工业社会作先驱；非仅为经济问题而谋划，实为反攻复国作必要之准备。” 这样的话语，今日读来然觉力透纸背，祛除共邪壮志未酬，后继诸君当明志以坚行。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作者: 宗家秀图1：陳誠參觀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成果展。图2：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有成，陳誠（左）接受致謝錦旗。

1周前

如今，人们一提起大饥荒，通常都会说三年大饥荒，即1959年、1960年、1961年。不过颜智华告诉我们，包括涪陵专区在内的四川省，大饥荒实际上持续了4年半之久。四川的大饥荒为何比其他省份更长？责任就在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被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当1961年中央都在“纠左”了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反右”。作者指出，从1959年开始发生并延续至1963年上半年的历时4年半的特大饥荒并非偶然与孤立。之前的9年（1950-1958年）农村里也是饥荒连连，糠菜半年粮是相对富裕农家的常态，因饥饿死人也非个别。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条：就是高额的农业实物税收，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作者写到，1963年夏收后，特大饥荒算是告一段落，在1965年-1966年，农民整体上口粮相对宽裕，但是毛泽东主导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即四清运动接踵而至，这场运动是报复性的，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右倾和农民为了自救而自发“包产到户”。再接下来，是实施三线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7年起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直持续到1978年上半年。我以为，作者指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从5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对城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粮票一直到80年代初才取消。可以说，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吃不饱饭是常态。 ---胡平：推荐颜智华先生的《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1周前

印假钞司马璐先生在其所著《斗争十八年》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露了许多中共的黑幕，其中就包括抗战时期中共浙西游击队是如何筹款的。当时，在浙西和司马璐一起搞地下工作的人中，有一位来自浙西的中共游击队，此人名叫瞿飞，平时和司马璐相处的很好。瞿飞是个酒鬼，又特别爱揩别人的油，常常拉住司马璐要他请客，一阵酒兴上来，三杯黄汤下肚，他常常和司马璐无所不谈。以下便是司马璐记述的当年瞿飞和他的对话。 “过去几年躲在山里打游击，实在太苦了，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的牢骚开始了。“现在调来做白区的秘密工作，真是到了天堂啦！” “你说这是天堂吗，那我们还要革啥子命？”司马璐笑谑的对他说。 “错了，错了。”他连忙更正。“算我犯了错误。” “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你打游击的故事吧。”司马璐特别推崇了他一番：“关于打游击，你的经验太多了，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呢，你不相信吧，我也打过游击呢，但是后来失败了。” 他立刻加倍的自傲自大起来，很轻蔑的看了司马璐一眼。 “你也打过游击？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打游击你们怎么成。”他接着问司马璐失败的经过，司马璐推说是为了经济问题。他立刻接下去说：“对呀，顶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打游击找人并不困难，简单的武器也容易解决，但是弟兄们总不好饿着肚子呀！” “那么，你们过去是怎样解决的呢？”司马璐问。 “看你这副书呆子的样子，那里配谈打游击，好吧，总算看在老酒的情份上，老子给你上一堂课吧。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了，反正是不必经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所以要执行得法，打土豪现在还是一条路。设卡收税也是个办法，不过这需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才行，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抢……” “怎么，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司马璐打断他的话说。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他张大了口，送进去一块块大肥肉，狼吞虎咽一阵以后，又接着说： “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分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百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举命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 他说着不禁大笑起来。 “还有一个好办法。”他说着又吞了同去。 “说呀，干吗说了一半又吞了回去。”司马璐催促着他。 “这是万万说不得的，说出去你我都完蛋。”他想了半天，终于耐不住的说了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假钞票，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 他用手做了一个印刷的姿势，“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 这次他没有笑，脸色沉重的看着司马璐。 ---作者: 袁斌

1周前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为苏俄所器重，并将其训练成了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而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而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镇压的肇始。周恩来的种种举动表明，他听从苏联的命令更甚于爱中国。 1924年，时年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一个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缘何一回国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职务？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季米特诺夫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而这个季米特诺夫曾是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作为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的周恩来，在法国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大概也可以推出来。香港《开放》杂志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周在法国以及回国后即被任命重要职务看，这样的结论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来自香港作家蔡咏梅。她在《周恩来与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关系》一文中说，根据中共创党三大元老之一，后来又被中共打入另册的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策动成立中共，最先找到的是李大钊和张申府，然后经二人介绍再认识陈独秀。张李二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张申府第一个拉入伙的是他北大学生张国焘，第二个是他后来的妻子，即周恩来在天律觉悟社的女同志刘清扬，因这层关系张申府夫妇在法国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后来周恩来当上黄埔军校教官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申府推荐的。不过，虽然蔡咏梅认为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张申府推荐，与季米特洛夫本人无关，但她仍认为这个任命与共产国际存在关联。她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为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太上皇，苏联向黄埔军校提供的经费和武器都由他全权调配，孙中山对他是言听计从。而张申府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他的推荐背后很难没有共产国际的操纵。蔡咏梅还认为周恩来初到欧洲时经济很困难，但加入共产党后，既没有打工，也没有读书，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过着体面的生活，钱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写的周恩来传记对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一个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给周恩来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还出钱给周恩来买体面的衣服，以方便他在社会上活动。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英文版也说，周恩来一位同学指周恩来每月从共产国际获得2500法郎（中文版将此话删除）。此外，周恩来有一年时间与张申府夫妇移居柏林，中国大陆出的书籍和文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德国物价低生活容易。蔡咏梅推断更可能是缘于更容易与共产国际接触，因为共产国际西欧局即设在柏林。有意思的是，据中共官方资料，周恩来当时在柏林的工作之一也是帮助中国留学生拿苏联签证，安排他们去苏联，而当时周恩来居住的公寓与共产国际情报机关OMS在同一条街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更为蹊跷的是，周恩来后来从欧洲直接回国，没有绕道去苏联受过训，但他在黄埔军校后却能建立起苏联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设立一套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教程。蔡咏梅由此质疑，这是否说明周在柏林期间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训练？后来他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否也是从OMS处得来的？而周能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应该是共产国际。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产党员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即共产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开，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而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其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而周始终遵从苏俄指示的做法，在中共党史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罪责，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还是通过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则成为了替罪羊。但从此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政治、组织人事和军事上的控制，也渐渐趋弱，毛开始崛起。之后，在延安，毛利用整风运动消除苏共影响，进一步确立自己地位，周凭借自己的旅欧班底等以及见风使舵的本事，虽进行了检查，但实力仍然保存。周的共产国际背景或许也是毛在中共建政后有所顾忌的因素，而毛对周的背景也应该十分清楚。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说过，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恐怕不会是无中生有吧。 ---周恩来给斯大林抬棺官媒从未提及作者: 林辉

1周前

孫中山與時任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時蔣中正在廣州火車上

1周前

1942年黄埔系驻云南高级将领及夫人合照。 1942年昆明文化巷袁(鸿逵，字仲虎)公馆合影。二排左二黄维，左四郑洞国，左五袁鸿逵。三排左一晏玉琮，左三刘牧群，左四潘佑強，左六黄杰，左七关麟徵，四排左一陈秀山，左三霍揆彰，左四杜聿明，左五斐存藩，左六龙涤波，前排左二黄维夫人蔡若曙，左三郑洞国夫人陈碧莲，左五斐存藩夫人高明波，左六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左七关麟徵夫人徐孝仁，左八袁鸿逵曹曼霞，左十三李鸿谟夫人闰海阔。

1周前

王光美秦城监狱12年 1967年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写了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称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江青在这个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去，宣布逮捕王光美。两个月后，王光美被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12年。在秦城监狱，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 12年里，她常常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王光美回忆说：“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1971年9月13日，继刘少奇之后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中国政治气氛有所缓和，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收到信后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 1972年8月18日，刘亭亭等4个孩子终于在秦城监狱见到了分别近5年的母亲。刘亭亭回忆说： “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也就是在这一天，王光美才知道，刘少奇已在3年前去世了。刘亭亭还谈到：“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 ---王光美为何被关秦城监狱12年？作者: 王友群

1周前

毛的行宫金牛坝在抗战时候，成都是大后方，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在这里建了几座平房别墅。中共上台后，成为四川省委的疗养院。1956年，李井泉决定扩建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一流招待所。四川公安厅长还带着工程人员专程到北京中南海考察。为毛泽东建这个行宫，方圆一公里的农民住户全部被迁走。行宫当年占地400亩，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倍半大（后再扩建，为维园两倍多）。毛泽东的行宫园内除原有的古楠、银杏等树木，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行宫有楼房、礼堂、平房，还有室内游泳池。毛的平房为2200平方公尺，门窗地板全部采用古楠木。而最特别的是李井泉为毛泽东建的室内游泳池，仿照毛在中南海泳池的规格，长32公尺，宽25公尺，深2.5到7公尺。室内有暖气设备，常温29摄氏度，水温设定为27摄氏度。泳池水是抽取地下水，抽出的水为摄氏9度，再由锅炉加热。最夸张的是，每次加热一池水到27摄氏度，就要烧煤两万四千公斤。劳民伤财建的这座行宫，而毛泽东一生只在此住过23天。每次要烧两万四千公斤煤的暖水泳池，毛泽东却没有用过。因为据毛的御医李志绥对这次成都之行的回忆说，毛泽东猜忌心重，怀疑游泳池下了毒，不愿意下水，只叫李志绥等属下去游后告诉他感觉如何。毛皇帝在全国的行宫有61座之多，而金牛坝招待所只是其中一处而已，并且还是比较寒酸的一处。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作者: 蔡咏梅

1周前

两面派、伪君子毛经常批判“两面派”、“伪君子”。茅于轼认为，毛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茅于轼写道：“毛泽东自己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教导别人要学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教育别人要有纪律，不要自由主义，而他自己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教育别人要 ‘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阴谋家，专门拉一派，打一派；他教育别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是，牺牲了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可见牺牲的是别人，胜利的是他自己。” ---茅于轼评论毛泽东作者: 王友群

1周前

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我为什么关注冯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临头的我，仍不知“伟人”卖的迷魂药，还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听冯元春的呜放，准备反驳，哪知自己早被“伟人”装入了口袋。当天冯元春的鸣放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我惊得乍舌头：“好反动”，“简直是反革命”语言。在辩论会上，正反方发言的人太多，没有轮上我，如轮上定多一条“伪装”的“罪恶”。我和冯元春烈士只有过一次照面，那时我还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场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学生，同为女姓，年龄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她似乎比林昭还激进一些，批毛揭毛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为此，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刊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同去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编辑吴若萍（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现已离休）。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我骑自行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词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质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吴若萍先生，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有的又说她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极其一般，中等个儿，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订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吴若萍曾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到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接着，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胡风及朋友之间的私人来信件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思想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了。家无存粮，要是发生灾害农民便会被饿死。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的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到此无疾而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6·8”社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受尽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诉我说，她后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也就是坚持做人的人格与良知，决不屈服于暴政！在血雨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为了壮声威，显示“伟光正”，居然用她的人头祭毛的血旗，杀于南充，死时不足40岁。有说是乱棒打死的，有说是刺刀戳死的，还说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真理光不灭，千载奠英魂！”的满腔豪情。还听另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 ---作者: 铁流

1周前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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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4年春节杨得志全家于武汉留影杨得志的全家合影，照片中14人一式军服，杨的6个子女和儿媳、女婿全是军人。

1周前

结婚登记结婚要领结婚证。但那时具备结婚条件的人要写结婚申请书，经单位领导研究批准，并出具单位介绍信，婚姻登记处才予以受理。申请书必须要写的情真意切，能够感动领导才行。当年我们是在呼和浩特回民区登记结婚的。记得我们先在单位拿到了同意结婚的证明，然后才一起去的区委民政办公室。正襟危坐的文书要我俩并排站好，对着毛主席像毕恭毕敬地鞠躬，然后跟着他念几段毛主席语录：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 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 “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 “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 “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 他最后带领我们高呼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在我们念语录时，办公室的门口、窗外早已围着一些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也许想先学一学，将来轮到自己时好对付。但我感到他们好像在动物园看猴子表演，看得我俩浑身好不自在。前后大约折腾了约半个小时，文书才取出两张彩色的《结婚证书》，在上面认真填写我俩的名字。一场结婚登记，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不过，当时结婚登记是免费的，领《结婚证书》没花一分钱。领结婚证时，民政部门还发给我们一本《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部分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 “ 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 ” 再往后翻，记不住是第几页，只见上面写着： “ 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 ” 再下一页接着写到： “ 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 ---老绥远韩氏：文革婚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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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北京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金凤：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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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老鬼：1960年代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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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作者：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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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 文革”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４０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４０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　４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２０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４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４个人吓了一大跳。杀完人后，我们５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１９７０年被传讯的。关押了１０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５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杨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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