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天前
x-朱韵和
朱韵和
6天前
朱韵和
6天前
朱韵和
6天前
曹汝霖和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离开总统府以后,因为没有其他去处,只好回家躲避。当汽车抵达崇文门附近的曹宅时,警察厅派来的三四十名警察已经在门口守候。看到曹总长回来,为首的警察队长立刻上前行礼,并请示如何保护?曹汝霖心中无数,便没好气地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警察队长知 道事态比预想的更为严重,便解释说:“上司命令要文明对待,因此我们连警棍也没有带。”听到这话以后曹汝霖也很无奈,他苦笑着说:“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于是,在队长的指挥下,警察们只好找了些木板和石块将曹家大门堵上。 不一会儿,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且越来越近。曹家上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方寸大乱。正在这时,一块石头越墙而过,砸在一位女仆身上。眼看学生就要冲进来了,曹汝霖只好躲进一间有通道的小屋子,而章宗祥则在仆人引领下藏到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二人刚刚藏好,学生便破门而入。只听得闯进来的人们一面问“曹汝霖哪里去了?”一面将门窗玻璃、家俱器皿、古玩瓷器等等砸得粉碎。后来不知什么人从车库里取来汽油,浇在客厅和书房等处用火点燃。 这时,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看到院里起火,害怕无法逃生,就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他西装革履,以为这就是曹汝霖,便一哄而上,按倒就打。正在这时,一个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赶到,才推开学生将他救出。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赶到现场,当他下令抓人时,大部分学生已经逃之夭夭。紧接着消防队也前来灭火,但东院的一排房子已经烧成灰烬。 事后吴炳湘向曹汝霖道歉,并将他们全家送到六国饭店,将章宗祥送到同仁医院。据医生说,章氏全身受伤56处,幸好没有危及要害。为此,身为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派专车从天津将章夫人接来,而徐世昌也把曹汝霖安置到北海附近的团城居住,并派一连士兵保护。 五四运动最终以罢免曹汝霖等人而归于平息,但是曹却认为他是替人受过,因为这一切都与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关。所以他晚年有诗曰:八十九年一瞬间,一生事事总堪惭。惟存笔墨情犹在,留于人间做笑谈。 ---曹汝霖:五四运动是打砸抢烧的乌合之众 作者: 智效民 图:曹汝霖
朱韵和
6天前
朱韵和
6天前
朱韵和
6天前
朱韵和
1周前
智效民:张学良的一块银元决定了东北四省的命运 1934年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基会第八次董事会议以后,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 王化一曾经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 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东北籍将领。王还说: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智足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有“小诸葛”之称。在杨宇霆的帮助下,张作霖实力大增,使日本人在东北不敢轻举妄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 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 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想用占卜的方式做出决定。他的设想是如果袁头向上则杀,向下则不杀。没想到连掷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再三追问,张才说出事情真相。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头向上”。丢最后一次的时候,银元掉到床上,她俯身一看,也流下泪来,原来这一次还是“袁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这番话,胡适不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还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经多次劝张学良辞职,然后把军政大权交付中央。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从劝告,但是却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张学良说:“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然而张学良就是听不进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在大陆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四处打砸抢烧,中华文化面临空前浩劫。为抗衡中共对传统的破坏,在1966年十一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张知本等一千五百名文化精英人士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年七月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正式发起,由蒋中正先生亲自任会长。 在这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他礼聘四大史家之一的钱穆先生到台湾讲学,并召集文史界精英注译中国历代大量中国古籍图书及思想家论述、忠孝人物故事等等,之后又进一步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其中相当值得一提的是蒋中正的乐教建设。 音乐家何明忠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与中国乐教》一书中提到他在蒋中正身边的见闻: “蒋公在台复职以来,先后在台欢宴访华各国元首,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越南总统吴廷琰、菲总统加西亚、美国总统艾森豪……每次国宴完毕均请国乐团演奏,不用其它节目,蒋公于乐团表演前先向该国元首解释中国音乐之高雅优美,令人喜爱,散场后还陪贵宾到后台观赏参观国乐使用之各种乐器,足见蒋公对国乐之喜爱与重视。 蒋中正先生亲手修订了《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提到: “我们要知道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盛衰与国家兴亡。古人说:‘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将亡就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就有‘伴侣曲’,都是亡国之音,可使我们引为监戒的。所以我们在这反共抗俄战争与革命建国事业中,一定要培养民族的正气,鼓舞战斗的精神,以发扬蹈厉的气概,笃实光明的风度,贯注到音乐与歌曲,来纠正颓废的音乐和淫靡的歌曲……”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音乐不是文化的装饰品,也不是文化界少数人的乐事,音乐是国民心理健康的特效剂。这一特效剂决不可委之于商业化娱乐组织者之手,而必须在国民教育上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特别筹画,除了中小学的音乐课程、大学的音乐系以外,每一县市总要有一座音乐院,为国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的场所。而大城市更要有设备完善的歌剧院,保持我们中国固有戏剧,加以改良,使其有助于国民伦理教育与美育。” 在今日台湾的人民普遍都有一定的音乐素养,而各县市普遍都有欣赏音乐的剧院,就这一点看,不能不归功于蒋中正在台湾的乐教建设。 ---1949年蒋中正不只带走黄金 最重要的是这些 作者: 仰岳 图:蒋介石主持的中枢祭孔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中共获悉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处决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5月,周恩来、康生(赵容)率领洪扬生、陈养山、王世德(王竹友/李龙章/老先生/老头子)等十余人,将顾顺章全家八口全部勒毙。顾顺章三岁的女儿顾利群和两岁的侄子顾益群因年幼,被送往乡下寄养。顾顺章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因读书住校,而躲过一劫 。 1931 年 11 月,张长庚在上海街头指认出了王世德,致其被捕。王世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与顾顺章见面,在顾的劝说下叛变,供述出顾顺章家属已被处决以及四处埋尸地点。分别是: 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3 号(今上海徐汇区余庆路 110 号) 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7 号(今上海徐汇区余庆路 102 号) 武定路修德坊 6 号(今上海静安区武定路 930 弄 14 号,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麦特赫斯脱路 383 弄椿寿里陈家巷 91 号(今上海静安区泰兴路 383 弄 91 号,已拆除) 经过一周左右的挖掘,在这四处共发现 16 具尸体: 在爱棠村 37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 吴韶兰——顾维桢之妻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在爱棠村 33 号发现的三具尸体分别是: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吴克昌之妻——顾顺章嫂子吴韶兰的弟媳 一名麻脸男佣 在修德坊 6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张杏华——顾顺章的原配妻子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吴克昌——顾顺章嫂子吴韶兰之弟 斯励 在陈家巷 91 号发现的五具尸体分别是: 黄弟洪(男) 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 邹志淑(女) 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妇 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 王盘(男) 亦有称王培,曾留学苏联。 根据徐恩曾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记载,总计挖掘出三、四十具尸体,其余尸首身份已不可考。 ---爱棠村掘尸案和斯励之死 作者 Fournoas 图: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上述的三、四十具尸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余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 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尸,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尸。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尸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尸,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尸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三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求,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只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此事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都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第三,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徐恩曾:周恩来的杀人记录 图1:当年上海众多报刊如《申报》、《时报》等对此案件有详细连续报道,这是《民国日报》的现场采访报道。 图2: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与37号门前的挖掘出来待运的死尸。
朱韵和
1周前
事变前,中共怂恿张学良、杨虎城扣蒋,准备押蒋至赤区公审。事变后,延安高声要求杀蒋,受到莫斯科高压干涉。《真理报》严厉谴责张杨为卖国贼与日本代理人。同时,斯大林严辞电共: 立即释放蒋,否则我们将断绝与你们的一切关系。 如果中共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 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大林如此决绝之态,对中共极其不利。中共本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失去苏联支持,中共深知后果,严封密罩,中共几代党徒绝大多数不知斯大林曾对中共用词“土匪”。 但“捉放蒋”对东北军、西北军相当不划算,等于“陪着玩”,白白替红军得罪顶头上司,以后怎么过日子?事实也是:东北军失去少帅,“二・二”内讧后一蹶不振;杨虎城被迫出洋,十七路军分化散编。两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中共成为西安事变最大赢家,免除灭顶之灾,获得喘息,且拿到合法身份,“龙兴”延安,利用抗战“十年生聚”,最后夺得国柄。 ---西安事变被隐淡的史实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1周前
“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毛主持会,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最后毛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了,我再讲几句:“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 违反宪法。”,,毛讲的话很尖刻,虽未点刘少奇的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向。 刘少奇趁着毛情绪激动之机,同他商量召开全国人大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毛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不好拒绝,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毛反应过来,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游行队伍举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抬着毛和刘的巨像。报纸上大篇幅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中共高层有不少人暗自称赞刘少奇在制止饥荒上立了功,就连与毛亲近的人也认为刘有能力、“有办法”,逐渐跟刘亲近,与毛疏远。甚至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像。刘少奇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当刘少奇当选之时,王光美被招到人民大会堂“118”室。毛当着王光美的面,劈头盖脑骂了刘少奇一顿,仇恨之心溢于言表。刘少奇与王光美僵坐在那里,静听毛的训斥。 中共高层没人出来跟毛一起批刘少奇,实际上同情刘的人占多数。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刘少奇去找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下午3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的有中共政治局部分常委、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周恩来、邓小平等17人,刘少奇当众作了检讨。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当天的日记中以“难忘的一天”为标题,写道:这种事在全世界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回话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斯大林曾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铁托了。”毛学着斯大林的口吻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几位年长者不敢出面支持刘少奇,只是出来“劝架”。刘少奇违心地屈从了,表面上说了些恭敬毛的话。 ---秘档毛泽东和刘少奇内斗的真正原因 作者: 武德山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十万人聚集在北京体育馆,抗议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照片摄于1965年5月。 A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assemble in the Peking Stadium to protest "U.S. Aggression Against the Freedom Loving Dominican People". Photo taken in May 1965.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
朱韵和
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