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升:历史的教训——感悟中共运动因果律 一、帮助中共斗倒地主的农民,被变成猪狗不如的新型奴隶; 二、帮中共造舆论、发展先进武器的知识分子被砸断了脊梁骨; 三、为中共卖命斗右派的干部,一夜之间掉进十八层地狱; 1966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把一个中国打的稀巴烂 。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上海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从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党支部书记统统打倒。 四、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搅乱中国的红卫兵,被打成三种人,扫地出门; 文革一结束,他们就被打成打砸抢分子,从上到下,凡是被定为三种人的人,不仅被层层打倒,中共明文规定一律不再重用。红卫兵威风扫地,城市青年下山下乡,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被毛泽东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五,帮助中共斗倒资本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改革开放被踢出工厂门外; 六,唱完血染风采之后被弃之如弊履的解放军; 七,为中共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的悲惨结局触目惊心; 八,相信中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掉了脑袋; 据史料统计,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被杀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这些被杀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 九,中共的革命者都是革命的对象 从最高级的中共领导总书记说起,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博古、王明、张闻天、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都被中共打倒了。 十,动力与对象的转变; 斗地主时农民是动力,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是对象;公私合营工人是动力,企业改制工人是对象;1957年反右派最积极的是中共干部,文化大革命几乎全部被打成走资派;文革的积极分子又被打成“5、16”分子;王张江姚号称四人帮,红红火火一阵子,最后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积极参与文革的公安干警,文革结束后,为了找替罪羊,将文革中的北京170位公安干警拉到云南秘密枪毙;“文化大革命”将干部打成走资派,个个挨斗、人人过关;革命小将,文革以后又打成三种人
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 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 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 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最后乞求毛泽东让他和全家去农村种地,脱离政治。但是毛泽东不允,不把刘少奇整死是不会歇手的。至今刘少奇的遗族也不敢反毛泽东(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怀疑是错误的)。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最带侮辱性的词)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 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侮辱和痛苦再死掉。 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 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周恩来死后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而毛泽东却在中南海的小院子里放鞭炮庆祝。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 。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冯学荣:租界七个真相,澄清七个误区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 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图:20世纪初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
1942年,与蒋介石早有嫌隙的刘文辉于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并悄然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刘文辉在自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当时合作的动机并非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刘小飞的叔父刘元富告诉他,会见周恩来后不久,刘文辉借一次回乡之机将此次会见的事和自己联共反蒋的立 场告诉了刘文彩。刘小飞也从祖父的亲随、现已去世的刘泽高处得知,正是这次兄弟见面之后,刘文彩开始为当地的地下党提供帮助。 刘小飞说,据刘元富和刘泽高所说,刘文彩在安仁出资建立了一支约50人的地下党游击队,为他们提供武器和粮食,并允许其司令部设于自己的庄园内,还让游击队员在附近的族侄家中操练队伍、学习共产党文件。 1990年版的官方历史《大邑县志》虽然承认了这支游击队的武器来自刘文彩,但解释说是地下党利用刘文彩与他在当地一位宿敌的矛盾,从他那里弄到了武器,成立了这支游击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文彩在当月因肺病而死。同年12月,刘文辉“起义”,率部与共产党军队合力反蒋。蒋介石不久后即赴台。 那时,刘家也像当时的许多有产阶层家庭一样,因惧怕共产党上台后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正计划逃往香港。刘小飞说,当时是刘文辉劝刘家人稍安勿躁,留在大陆,只因他坚信,刘家作为共产党长久以来的朋友,会被善待。 但整个刘家却在共产党夺权后的数十年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雨。刘氏家族的房产被悉数没收,刘家人也频频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小飞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家族成员在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
现在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恩来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 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 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当局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的,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位党内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放在他头上,他都能安之若素、恭敬侍奉,表现出与对毛泽东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彪的资历只够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刻予以坚决地打击,下手毫不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 ---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作者:雪卷风升
中共一大“南湖红船”实为卖春花船 虽然当局大张旗鼓宣传104年前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但却对“南湖红船”的底细讳莫如深:那艘船是为客商提供性服务的“花船”。这一论断,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嘉区汇览》刊文记载: 船娘者,以南湖摆渡为生计,农历六月二十四荷花诞日与七月初七之七夕拍曲最为热闹。许家村“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则操桨摆渡,徘徊宣公桥狮子汇,周旋鸳湖三塔落帆亭。 旧时,南湖最大特色是美艳船娘,摇船打桨、烹肴唱曲,多由妙龄少女充当。点竹篙、驾小舟,轻把橹、哼禾谣。正如方志远书法云:“出东廓门半里之遥,春水绿波,处处美人画舫。” 南湖丝网船摇船妇,一般由老妪与年轻美貌姑娘分工,统称船娘。许多网船妇从外地购入小女孩,相依为命称姆妈(实为老鸨);平时以摆渡或导游为生计,以渔家女风姿招徕游客。中舱设草席与棉被枕头,任由少女陪客品茗聊天或嬉戏玩耍,老妪不问不闻。 上海《申报》1937年刊文介绍:“嘉兴南湖的船娘向来是给一般骚人墨客所歌颂赞赏的,于是艳声所播,遐迩咸闻,凡来游嘉兴者,无不欲尽一睹南湖船娘之丰采……(船娘)在二十岁左右的较多数……正是伊们的黄金时代,所以这几天的南湖里,那些年青的船娘又开始活跃了。只要人们走近南湖之滨,那么就会有许多娇滴滴的声音追随在人们的背后,殷勤地兜揽着生意,‘客人,游南湖去伐?’‘坐船伐?’……” 朱虞夫回忆说,他在1980年代听到过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亲口讲述。王会悟在“一大”筹备阶段,按照李达的安排负责选择会议地点及安全保障。 据央视新闻网《王会悟:保卫“一大”召开,红船上的放哨人》一文,王会悟以北大师生旅行团的名义,安排13名代表住在上海的博文女校,开会地点选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租住的房子内。但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8月3日),一名陌生男子闯进来遇阻,随后离去。紧张不安的代表们在王会悟提议下,转移到嘉兴南湖,租了一条船,也就是那艘“南湖红船”。 据朱虞夫回忆,王会悟说上海的会场暴露后,代表们急于找到安全之地。王会悟是嘉兴乌镇人,她在嘉兴读过书,对当地较熟。“突然想起黄历6月末是‘荷花娘娘生日’,各地客商都会去南湖玩,湖上的‘花船’提供性服务,在那里不会引人注意。”他说,王会悟于是去租了一条船,就是后来所说的“红船”。 朱虞夫说,那其实就是卖淫的船,“它是‘一船一凤’,就是上面一个女人接待外地客商,南湖在黄历6月间很是热闹”。在嘉兴,过去的习俗仍有迹可寻。每到民间为“荷花娘娘”庆生时,扮作“荷花娘娘”的女孩常被男人抓伤皮肤。 综上所述,所谓“南湖红船”(花船),实际基本上就是陆地上的窑子;而所谓船娘,其实略同于窑姐儿。 因此,当我们说中共的诞生与世界上最污秽之地相勾连时,您是摇头还是点头呢? 也因此,当我们对为何中共官场“男官上位就思淫,女官思淫就上位”感到大惑不解的时候,是不是就此也找到了某种答案呢? ---中共至死不会公开的绝密党史 作者: 掸封尘
如履薄冰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 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徐(景贤)书中另一个亮点,是从多方信息来源,证实了最早由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详细披露的一九七三年底批判周的重大事件。综合徐高二书提供的新旧细节,毛泽东去世前对资格最老的同事发动的这一政治攻击,可圈可点之处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毛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毛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女人交了底,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江奉旨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是第九次,林彪是第十次)的头子,是“贼船”的老板;唐传达毛对周的批评长达八个小时。 ——在十几天的批判会期间,每天深夜要用铅笔把原始会议记录一字不漏地抄写成大字(为保密不交印刷),送视力差的毛阅读,毛全程牢牢掌控会议进度和细节。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周这时已经癌症尿血,要求面见毛,毛不见。江青不许别人帮周写检讨,还当面斥周:“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 ——周只好尽量狠批自己,并表态把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至此方罢手,会见外宾时对周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这几个娘们后来发牢骚:“他(毛)做脸,我们做屁股。” ——一九八○年代初,中共中央同意周遗孀邓颖超的申请,当她的面销毁了上述批周会议的全部记录。周逝世前最担心的两个材料,一是毛江于文革中曾尝试用过的“伍豪启事”(伪造的,说周早年背叛革命),另一个便是该次批周会议记录。因为在中共体系里,要彻底毁灭一个高层领导人,“叛党”、“卖国”是致命武器。毛江摧毁刘少奇和林彪,是切近的实例。 读了徐景贤《最后回忆》,你能加深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看重毛的遗产——对于努力奋斗、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浪潮里图生存谋发达的人,还有什么诸子兵法比得上毛的战略战术,更能教你致对手于死命的绝招,对敌人绝,对同志更绝? ---读《徐景贤最后回忆》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丁学良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冯学荣:第三只眼睛看汪精卫 问:从历史的角度说,你怎么看汪兆铭(精卫)这个人? 答:我觉得谈汪兆铭(精卫)这个人,至少要将他的《艳电》、他在汪伪时期的一系列公开演讲文字、他的遗书、他和日本鬼子屡次的和谈条款都细细耕读一遍,才有资格谈这个人,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不但要熟悉史料,而且 还要眼界开阔,要有横向(世界)、纵向(历史)的眼光,才可以将历史看准,否则就只能在狭隘史观的周遭打转、跳不出来。 问:你觉得汪兆铭(精卫)是不是一个“汉奸”呢? 答:普罗大众将汪兆铭(精卫)定义为“汉奸”,我并无异议,但我是写历史的,我需要对我的读者负责任,而且我也要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没有义务给汪兆铭(精卫)扣上任何的帽子,我只需要将他的想法、他的所为搞清楚,而至于怎样定义这个人,则悉随尊便,那不是我的份内事。史家只是调查员,评判是非则是法官的职责。 问:现在有一些声音认为汪兆铭(精卫)这个人很难评价、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答:所以我认为不要给他下定义。在所有的问题都能公开讨论之前、在所有的事情全部弄清楚之前,作为一个严谨的学问人,最好不要急着给任何历史人物下定义、戴帽子。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给汪兆铭(精卫)戴什么“汉奸”、“烈士”、“卖国贼”、“侠客”、“英雄”一类的帽子,汪兆铭(精卫)就是汪兆铭(精卫),汪兆铭(精卫)就是一个人,这个人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具体每一件事如何评价,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对整个人下一个脸谱化的定义。就像我们的法官撰写判决书一样,你只需要在“本院查明”一段写明白你所查明的事实、然后在“本院认为”一段写明白犯人所应受的刑罚就够了,没有必要在判决书的最后一段还要绞尽脑汁给犯人下一个什么“杀人狂”、“无耻之徒”、“人渣”之类的定义,没有必要,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这种做法。 问:汪兆铭(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前,他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 答:人的想法本身是无法探知的,但好就好在汪兆铭(精卫)死后留下了大量的演讲文字实录、还有遗书等,这为后世人探究他的思想,还是留下了可靠的依据。总的来说,汪兆铭(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前,他有三点重要的思想:1、中国打不过日本;2、即使打赢了,中国也会赤化;3、日本摆出的条件是可以谈的。这三条,在汪兆铭(精卫)的公开演讲资料、《李时雨回忆录》、汪兆铭(精卫)遗书《最后的心情》等诸多史料,都能看出来。 问:我们逐个来谈。首先第1条(中国打不过日本),蒋介石又是怎样想的? 答:蒋介石早就知道中国打不过日本,他自始至终都知道。蒋介石在重庆陪都时期的心态是“苦撑待变”、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家的援助或者卷入战争。 问:蒋介石的最坏打算是什么? 答:蒋介石在重庆年代的最坏打算,是一旦重庆沦陷,则进一步向西撤退,为此,戴笠已经在四川西昌建了楼房,准备到万一之际,国民政府将西迁到西昌办公、继续坚持抗战。再进一步就是退到苏联去,当流亡政府。 问:第2条呢?“即使打赢了,中国也会赤化”。汪兆铭(精卫)为什么会这样看?他这样看的依据是什么? 答:汪兆铭(精卫)已经看到了赤军在抗战中壮大,而且也看到了赤潮在未来五十年很有可能席卷亚洲的景象,他认为赤潮在当时是个潮流,赤俄输出革命的能量太大,国民政府是没有力量单独抵御赤潮的。 问:也就是说,汪兆铭(精卫)在抗战中期,就已经预见到,国民党用尽全力将日本势力赶出中国之后,中国必然会走向赤化? 答:是的。汪兆铭(精卫)在抗战中期,已经很准确地预见到,国民党尽管侥幸抗战胜利、将日本势力赶出中国之后,精疲力尽的国民党将独立对抗赤俄,但是赤俄更是一个强敌,所以届时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的全面赤化。 问:看来汪兆铭(精卫)的预言还真的灵验了? 答:的确是真的灵验了。战后历史的走向,正如汪兆铭(精卫)所预言的,一模一样。非常准。 问: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未能预见这一点,蒋介石的眼光很差? 答:不能这么说。蒋介石预见了美国参战,而且也灵验了。所以说,蒋介石也有其高明之处。相反,汪兆铭(精卫)没有能准确预见美国参战,所以汪兆铭(精卫)也有眼界狭窄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凡人,没有必要跳大神。政治家看问题是有远见,但却并不见得一定准确。有灵验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时候。不必神化。对任何人都不必神化。 问:我们说第3点吧。汪兆铭(精卫)认为“日本摆出的条件是可以谈的”,那么日本在1938年末,提出了什么谈和条件? 答:梅思平和日方代表于1938年夏秋之际在香港谈判,日方初步确定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和平条件。梅思平转告了汪兆铭(精卫)。汪兆铭(精卫)考虑之后,决定出国、呼吁中日和谈。汪兆铭(精卫)去了越南河内之后,1938年12月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内容为:1、日中亲善;2、共同防赤;3、经济合作。 问:紧接着汪兆铭(精卫)就发表了《艳电》? 答:是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仅仅17天之后(12月29日),汪兆铭(精卫)发表了《艳电》,呼吁中日和谈。 问:为什么叫“艳电”? 答:所谓“艳电”,不是汪兆铭(精卫)向日本鬼子“搔首争艳”的意思,“艳”字只是“29日”的电报代码,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当时的电报员,如果打“二十九日”,需要打四个字,而打一个“艳”字,只需要一个字,就代表了“二十九日”的意思。当时电报费用贵,从简效率高。 问:据说《艳电》并不是组织伪政府的宣言? 答:这是世人最误解汪兆铭(精卫)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没有读过《艳电》的原文。其实汪兆铭(精卫)在《艳电》里仅仅是说了一个意思:呼吁中日和谈。汪兆铭(精卫)在《艳电》里,既没有主张向日本投降、也没有主张建立傀儡政府。 问:那么,当时的日本人有没有诚意? 答:有没有诚意这是心理活动,很难断定。但是要了解近卫文麿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资料,大家可以读他所著的《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但问题是:近卫文麿有没有诚意并不重要,因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就倒台了。 问:当时的汪兆铭(精卫)在哪里? 答:当时汪兆铭(精卫)人在河内。近卫文麿倒台的消息对汪兆铭(精卫)打击很大。这个时候,汪兆铭(精卫)和他的幕僚们就在河内产生了犹豫。 问:犹豫什么? 答:犹豫的就是,近卫文麿倒台了,之前的《第三次近卫声明》,继任的日本内阁还认不认账呢?很犹豫。整个团队都很犹豫。汪兆铭(精卫)在这一段日子里,曾经打算去法国、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撒手不管了。 问:汪兆铭(精卫)有法国关系,倘若他纯粹是为了自己,其实他在法国可以过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答:正是。所以说:汪兆铭(精卫)投敌不是出于名利动机。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断然决定投敌呢? 答:关键就在于“河内刺汪”一案的爆发。1939年3月底,戴笠派出陈恭澍远赴越南河内,刺杀汪兆铭(精卫),将汪兆铭(精卫)的心腹兼亲戚曾仲鸣杀死。从此之后,汪兆铭(精卫)停止了犹豫、开始了和日本鬼子合作的历程。 问:也就是说,汪兆铭(精卫)在河内的时候,仍然没有决定要当汉奸,而只是在犹豫当中,其实是蒋介石的刺杀行为,使汪兆铭(精卫)大受打击、并果断走上了汉奸之路? 答:正确。河内刺汪案件发生之后,汪兆铭(精卫)就没有退路可走了。自己已经在蒋介石的刺杀黑名单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伤透了心。关于汪兆铭(精卫)在这一段日子的思想和行为举止,大家可以读高宗武的《深入虎穴》、陈公博的《苦笑录》、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等资料。 问:汪兆铭(精卫)最后是不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答:这种说法早就已经被汪兆铭(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所断然否认,不值得采信。汪文惺与何文杰在汪兆铭(精卫)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陪伴在汪兆铭(精卫)的身边,他们最有发言权。事实上,日本方面给汪兆铭(精卫)治病的,都是当年日本国内的名医、是教授级的专家。诸位可以读一读高伐林采访汪文惺、何文杰的文字记录。 问: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历史,被汪兆铭(精卫)言中了。 答:是的。赤化是当时亚洲和东欧的大潮。汪兆铭(精卫)当年和日本合作,相信并希望扭转这个历史大趋势,是他的重要动机之一。 问:投敌之后,汪兆铭(精卫)承认了“满洲国”,他的心态是怎样的? 答:没有办法。他的心态是“壮士断臂”——与其全国赤化,不如放弃满洲。蒋介石的心态就与其不同,蒋介石是——既不要全国赤化,也不能放弃满洲。结果汪兆铭(精卫)和蒋介石,一个是清誉扫地、一个是败退台湾。 问: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我们发现在1920-1930年代,无论是谁当中国的领袖,似乎都搞不好? 答:是。恐怕是谁都搞不好。当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凶险,既要对抗殖民主义,又要抵御赤色大潮。很难办。我们中国走到今天,它的历史脉络是很清晰的。历史总有其合理性所在,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哲人说得对——存在就是合理。
胡适最后一分钟的坚持 据美国解密的档桉披露,在1941年9月,美日就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与日本展开秘密谈判,胡适清楚知道,中国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目的是“苦撑待变”,等待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介入战争。但是,9月初,在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马拉松谈判 中,美国提出了所谓临时妥协的草桉。胡适知道后,即刻联络英荷澳等三国对美国提出抗议。丘吉尔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 9月4日,胡适约见赫尔,明确表明中国无意与日本和谈,这就断绝了美日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9月10日,中国政府新外长郭泰祺约见美国大使高斯,再度明确“中国不会欢迎那种对中国直接或者间接产生不利影响的安排”。这就是全面否定美日妥协。11月10日,宋美龄发表对美国人民演讲,呼吁美国不要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11月17日,罗斯福仍想延缓对日开战,提出所谓六个月的临时妥协方桉。胡适对赫尔和罗斯福紧追不放,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召见中国大使胡适,向中方通报这个方桉。胡适当即表示,美国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能南进或者北进,则必然全力攻华,是我独被牺牲,危险甚大;此外,经济封锁乃是美国最有效之武器,实行至今,只有四个月,尚未达到其主要目的,必不可轻易放弃;中国盼美英助我抵抗,而不愿美英因此松懈其最有效之经济武器。 之后数日,在美国的宋子文,中国学者林语堂都对美日的妥协谈判进行了批判和牵制。11月24日,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致电罗斯福总统助手居里,请他立刻转告总统,“委员长对此有起强烈之反应,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拉铁摩尔并指出,美国压力之松弛,不论其为实质的或者表面的,皆将使中国趋于崩溃。美国方面显然对胡适大使和中国政府及知识界的激烈反应始料不及。正在这时,丘吉尔在26日致电罗斯福,对美国的立场也表达忧虑,丘吉尔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放弃与日本的妥协谈判,提出了一项立场空前强硬的解决美日矛盾的十项建议,日本立刻明白,美国已经准备介入战争,而中国通过四年的浴血坚持,终于迎来了抗战新的历史转机。几年后,美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其关于美日战争的名着《罗斯福总统与大战序幕》中,竟然将胡适视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他认为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为罗斯福上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当,才引发后来的偷袭,并将美国拖入惨烈的世界大战。 虽然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先生将毕尔的评价称为“不虞之誉”,并曾经回忆说胡适自己也搞不清是如何让罗斯福上当的,但余英时先生曾就《日本时报》的评论作出这样的回应:“这至少说明,胡适的(在美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可持,因为日本绝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丁果:胡适:两岸最大的公约数- -重温胡适在抗战中的角色
郭岱君:蒋介石在九一八之后的前两三年,是很矛盾的。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他晓得日本绝对不会以东北跟华北为满足,一定是要整个中国。实际上日本当时也是在打这个算盘,希望成立傀儡政权,因为东北已经有一个满洲国,接下来就是要成立华北的傀儡政权。 所以蒋介石知道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但是怎么打?何时打?这时他在斟酌。但从他决定迁都以后这个战略就很明显。国民党当时在1936年曾经有个党内的会议,当时已经制定了持久战的方针。因为要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抗战两个重大的原则就是要诱日军南下,改变日军的战略轴线。日军本来从北平往西南斜线一条,直捣西南,那整个中国半壁江山就完了。蒋介石为了持久战,所以开辟淞沪战场,才会打了那么惨烈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让日军硬是从北往南走,改变它由东向西的战略,拉大战场。这样的策略是很清楚的。蒋介石也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日本人打,有的只是血和肉,以及民族之精神和生命。他在日记中说:“此战不在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还有很让大家惊讶的,这也是最近才让学者发现的,就是八一三的淞沪之战,中国数十万军队阵亡,日本也是如此。这是蒋介石主动求战,主动挑衅。为什么?就是为了开辟淞沪战场,引诱日军南下,因为在1937年的八一三之前,日本在上海驻军只有不到6000人。因为上海都是租界区,日本也不想在那边打仗,而且之前都有协议,不要侵扰租界区。可是蒋介石为了开辟淞沪战场,日记中就讲他命令张自中堵塞吴淞口,故意要张自中封锁扬子江口,并要“谨慎挑衅”。 画外音: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发生的战斗,又称八一三战役。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日军投入37万人,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死伤30万人。三个月以后的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淞沪会战结束。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利,但却实现了蒋介石将战线引向华东华南地区的战略设想,为中国的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 郭岱君:所以日本是吓了一跳,没想到敢在上海打起来。所以日军本来只有6000人,后来不断从日本本部、华北、台湾调兵,最后在上海和后来的南京的日本军队到达37万人。当然中国军队大概动员了70万,死伤人数不得了。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手中所训练的最精锐的部队四分之三都在淞沪之战中阵亡了,大部分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可是因为有惨烈的淞沪之战,接下来首都沦陷,又有南京大屠杀,损失惨重,可因此争取到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武汉到1938年10月才沦陷,日本本来沿平汉线就要拿下武汉三镇的,但蒋介石硬是把日本军队牵制在淞沪和南京一线,整个中国的学校、工厂、机关,全部都乘这个时候沿长江西迁,争取到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到第二年日本才回头打武汉。 ---日记中的蒋介石:剿共为名,抗日为实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杜林 萧雨 昱杉
中共平型关战斗是国军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 整个太原会战包括平型关战役(非中共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大规模战役,而国军平型关战役只是太原会战其中的一个战役而已。 平型关战役在1937年8月28日,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定,计划书的名字为《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计划》。战役目的在于以该地区山地大量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以主力部属在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等地区,以一部控制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面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以逐次抵抗的方式诱敌深入到平型关西侧的繁峙县砂河以西地区,然后截断平型关要隘,集中兵力从五台山、恒山南北两面发动钳击,会歼日军于滤沱河上游的大营砂河间盆地内。 简单说平型关战役就是一个大型的伏击战,把日军主力引诱到平型关正面,配合侧翼雁门关一带,最终通过若干次战斗将其主力歼灭或者重创。 平型关战役参战兵力有11个军的番号,8多万人,战线约有200公里。参战主力是第33军,军长孙楚;第15军,军长刘茂恩;第17军,军长高桂滋;第35军,军长傅作义;第61军,军长陈长捷;第2军,军长郭宗汾;第34军,军长杨澄源;第19军,军长王靖国; 另外还有中共的第8路军:有第115师,师长林彪; 整个平型关战役包括以下若干战斗:国军团城战斗,中共平型关战斗,团城反击战,鹞子涧战斗,东跑池战斗,茹越口战斗等等,大小战斗数十次,平型关战斗只是其中的一个。 整个平型关战役中根据日本战史,日军参战部队有第5师团主力一万多人,察哈尔兵团一万多人,共二万多人。日军伤亡人约5000人,伤亡接近五分之一,也算是比较惨重,中国方面伤亡则超过一万人。 以此来看平型关战斗在太原会战中的作用,一目了然了吧! ---老萨说史6:平型关战斗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