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压力

跨国界镇压:纽约首届中国独立电影节的流亡与失语 11月6日,原定于11月8日至15日在纽约举行的首届 IndieChina 中国独立电影节 被迫宣布停办。 主办方“现象工作室”与影展总监 朱日坤 通过紧急声明表示,影展相关人士持续受到威胁与骚扰,如果不停止影展,根据目前的情况,任何参与者,无论是导演、论坛嘉宾、志工,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报复,这使他陷入艰难的伦理境地。 早在11月1日, 朱日坤在脸书上发布公告,部分参展导演及其家属近日遭受骚扰,主办方对此深表关切,并表示将以创作者及家人的安全为首要考量,理解并尊重因压力而选择撤片或缺席的决定。 11月5日,朱日坤再发脸书,贴文中透露,10月30日其父亲突然来电,语气异常,要他“不要在外面做对国家不好的事”。随后,一位他在北京的一位朋友被有关部门带走,并警告她不得再与朱日坤合作,并放话称“等他回国一定要法办他”。 两天后,影展的工作邮箱收到几乎所有仍在中国境内的导演来信,纷纷声称因“个人原因”取消行程,要求立即撤销影片放映,甚至删除所有相关宣传,包括此前在社交媒体及其他渠道发布的内容。 据可靠消息,几乎所有入选导演都被警方约谈、传唤或警告,与集体撤片的时间高度吻合。 与此同时,这场压力并未止步于国境之内。甚至连身在美国、欧洲和非洲的导演、参加论坛组织或者讨论的嘉宾,甚至是包括主持映后讨论的外部人士,其在国内的亲友也都接到来自中国当局的电话,询问他们与影展的关系,并勒令导演“主动”取消放映。这种以家属施压传导恐惧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对海外人士施压的惯常手段。 此外,在美国协助朱日坤的电影节义工,也因家人收到威胁而辞去所有的职务。 除此之外,朱日坤还表示,放映场地之一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自称“一群生活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声称影展放映的影片“无法准确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要求场地方取消活动。 他说,“这是要对我发起一场国际级的‘战争’吗?……至今没有任何部门或个人联系或告知我,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我犯了何种罪行,才导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我,仍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11月6日,他在紧急声明中宣布停办此次影展。 他写道,“无论作为组织者还是个人,我都无意让任何人陷入某种危险境地,无论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还是被制造出来作为恐吓的手段。电影节涉及无数的参与者和观众,他们的安全是我当下最优先考虑的因素。中止电影节的决定极为痛苦,也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但我别无选择。” 他在文末再次声明,影展所有资金均来自组织者个人,没有任何其他团体、机构、政府的支持。 他称,目前影展售票系统已关闭,观众将获得退款,所有公开放映、论坛与工作坊全部取消。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6日报道中指出,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打压国内的独立影展,前后关停“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北京独立影像展”“中国独立影像展”,而如今这种压制手段已延伸至海外。 多位与独立影展相关的业内人士亦证实,他们曾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力。为了避免更牵连,多数人选择保持沉默,不公开自己的遭遇。 人权活动人士指出,随着中国跨国镇压行动的不断升级,尤其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愈发明显,中国独立电影传统在政治高压之下正艰难存续,创作者的表达空间也日益被压缩。 今年1月,纪录片导演陈品霖 因2022年「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成为独立纪录片创作者遭受刑罚的最新案例。 今年8月,曼谷一家艺术画廊应中国大使馆要求,对一场涉及西藏、香港与新疆等敏感主题的展览进行了自我审查。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文化控制与政治影响的又一例证。 这一系列打压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中国内部长期存在的政治控制逻辑一脉相承,即排斥和遏制一切具有社会影响力、但无法完全纳入官方叙事与行政控制的社会能量。这种打压不仅限于影像创作,也扩展至社会行为与舆论治理层面。从对“饭圈”“二次元”等青年亚文化(有别于官方能直接操纵的主流文化)社群的整肃,到对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如此前的类工会组织“外卖江湖联盟”)的清理,无不体现出对非体制性社会能量的防范与遏制。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研究员Yalkun Uluyol表示:“中国政府跨越重洋,叫停了在纽约市举办的一个电影节。这一最新的跨国镇压行动表明,中国政府意图控制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 据悉,英国《卫报》已就事件联系中国驻美大使馆置评。 纽约的银幕被迫暗下时,那句「它无语地诉说了这个时代的一切」成了对中国独立影像的注脚。
朱韵和
1个月前
周的检讨 毛泽东说:「(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 现 。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中的描述更为贴切: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彷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无论是「几乎流出了眼泪」还是「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个检讨对于周周恩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凤凰涅盘。 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新发现的周恩来》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朱韵和
3个月前
如履薄冰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 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