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 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 1958 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 “ 现行反革命” ，开除公职， 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 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