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 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曹普: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并把这种斗争深入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甚至家庭里。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 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 中国社会几乎成了地狱。他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让假恶丑占领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毛泽东蔑视基本的道德观,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更没有爱。他否定了道德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一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提倡的阶级斗争使无数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不堪其痛苦不得不自杀,可他却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他突破了人类文明和道德的底线,成为恶的代表。 毛泽东自己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教导别人要学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死得重如泰山。他教育别人要有纪律,不要自由主义;而他自己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又教育别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阴谋家,专门拉一派,打一派。他教育别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牺牲了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可见牺牲的是别人,胜利的是他自己。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邱会作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告诉“九大”之后新进入政治局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军队 领导人: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原来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争利。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晚清跟洋人打了很多仗,但一般来讲,老百姓的表现,很令皇帝失望。第一次鸦片战争,皇帝要士绅们练团练,帮助大清的军队,但事实上,只有广州一带,组织起了团练,而所谓三元里抗英,也是个被高度夸张的事件,如果没有事前官方大肆渲染英军杀人抢劫强奸,甚至拆人祖坟(真不明白英国人挖一般老百姓的 坟干嘛),团练也是不会跟洋人动手的。在当时人的笔记里,广州人民更多地是看热闹,尽量不惹洋人。 而聪明的江浙一带的刁民,发现英国人的纪律比清军好得多,牵了牛羊还给钱,给的还不少,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跟洋人做生意。别看洋人的舰船高大,农民一样攀上去做买卖,语言不通,但交易畅通无阻,用手比划,买的和卖的,皆大欢喜。反倒是清军感觉,遍地是汉奸,到处都是敌意。大清的子民,除了卖给洋人食物,而且还给洋人做向导。在大清的境内,清军倒是瞎子聋子,派出的探子,打探来的情报,简直匪夷所思,把英国人说的跟白娘子的虾兵蟹将蚌壳军似的,而英国人则对清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最后,英国人兵临南京城下,大清皇帝撑不住了,要改剿为抚,跟人谈判。大清子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洋人,把个谈判签约的英国康华丽号兵舰,变成了演戏的舞台。 总的说来,大清子民,在洋人打上门来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如皇帝的意。他们的给养,不是抢来的,但都在当地解决。相比起清军的白拿,英国人都付费,所以,老百姓挺喜欢跟他们做买卖。别老是渲染三元里抗英,其实,整个战争期间,差不多有两年,部分的英国部队一直待在广州附近,守城的清军,为了求英国人别攻城,广州一旦沦陷,他们就不好跟皇帝吹牛,而且会被治罪,交给了英国人600万两的赎城费,英国人就用这笔钱,给自己买给养,绰绰有余。而且,一直过得很太平,除了三元里一时一地,再没有跟百姓发生过冲突。 ---张鸣:参战与不参战的大清子民 图:三元里抗英(1841)
朱韵和
2个月前
解滨:回忆我偷听敌台的经历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老爸每天用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有一天我好奇,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电台。 一不注意我听到有个电台里说“共军的官兵们”那样的一些话,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把波段旋 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往门外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人来我家抓我。 那个时候正在闹文革,经常有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 好在我也不是菜鸟,毕竟还读过几本少儿科普读物,对于无线电还是懂那么一点的。 仔细想一想,收听电台并不会向外面发射无线电波。 只要自己不说出去,又没有被人家抓现行,人家怎么会知道我偷听敌台呢? 于是我胆子就开始贼大起来。 那个时候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玩和好奇。 最一开始收听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其结束语一定是“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 虽然播音员的声音很优柔动听,跟棉花糖似的又甜又软,但我并不喜欢其内容,因为那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一样枯燥无味。 例如,他们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我听起来很反感。 文革的后期,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我家里买了一台。 由于体积小便于隐藏,我拿来偷听敌台方便多了。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思想很进步。 我对敌台的内容很反感。 不过我确实是从敌台那里听说毛泽东有个秘书叫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 当然,那些事情我是不敢说出去的。 唯一喜欢台湾台里的是那边播出的音乐。 记得当时从敌台里听到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曲好听极了。 那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 在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 除了台湾的敌台外, 我也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等等外国电台。 莫斯科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比较生硬,澳洲广播电台的比较柔和。 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 真正让我偷听敌台上瘾的还是“美国之音”。 毛泽东搞“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是大学教授,姓俞。 文革后期俞教授获准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探亲时买了两本《英语900句》,回国后送给我一本。 那个时候“美国之音”在教“英语900句”,我就半夜里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并学习《英语900句》。 除了“英语900句”外,美国之音还播出另外一个英语听力节目,叫“Special English”,阅读的速度很慢,以帮助听众学英语,内容以新闻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听力练习节目,是中英文对照的,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叫《汤姆历险记》,每次读其中一段。 我对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从美国之音中了解到他和他的作品的。 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 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 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 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 她播音既没有台湾那种九姨太似的软,也没有中央台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 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 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还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 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当场笑出声来,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 不过我还是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 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偷听敌台了。 一直到美国之音里播出了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我才敢说出去,第二天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有惊奇的样子,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在那个时候偷听敌台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偷听敌台的那些年,白天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干部,积极分子,写大批判文章,歌颂党,歌颂毛主席。 在夜晚我是反革命分子,欣赏着台湾的“靡靡之音”,收听美国的新闻和时事经纬节目。 但连我自己都奇怪的是,偷听敌台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观点。 我思想并不“反动”。 真正使我思想开始变“反动”的,是国内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很多事情。 而当时偷听敌台的,恐怕各个阶层的都有。 就连许多共产党干部也在偷听敌台。 所以当时在所有的大城市对敌台都进行了干扰,小城市和乡下的干扰信号就没有那么强了。 但无论如何干扰,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信号一直是很强的,有时甚至不必使用短波,在中波就可以收到。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改革开放,收听美国之音就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了。 记得同寝室有一位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他老爸给他装了个六管短波收音机,盒子是木头做的,土头土脑的,但收听效果极佳。 他用来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文也收听时事。 他是中国第一批考上李政道教授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计划招收到美国的留学生。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偷听敌台已经基本上绝迹了,代之而来的是翻墙。 任何人想要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都将会一败涂地的。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阻碍中国人民和外界交流信息的那堵防火墙终究会被拆掉,就跟柏林墙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朱韵和
2个月前
中共教中国人变成禽兽 蒋介石1933年在国民党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的开学训词: 共产党要教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业!… 现在的土匪,就是人面兽心的东西,虽然他面孔是人的一个面孔,而 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无一不是禽兽的思想,禽兽的行为! 现在共产党怎样呢?我刚才也说过:土匪不仅不忠于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并且不忠于他自己的上官,不忠于他自己的部下。随便有罪无罪,拿来马上就乱杀,乱剐,或施行种种拷打敲剥的酷刑,惨无人道,毫无半点信义!还有赤匪不仅不要父母,而且常常要打父母,杀父母!更要出卖自己的祖宗,去拜外国的祖宗!即拜列宁、马克斯等外国人为祖宗!这种土匪行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如同禽兽一样,还能算是人吗?还能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如果土匪不消灭,不仅是我们大家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就是我们祖宗坟墓也不能保存!而且子子孙孙将来都要做亡国奴,做人家奴隶牛马!现在必须早早剿灭这个赤匪,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做人的国家,使得个个人能够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做个真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剿匪的目的,也就是这一次军官训练的目的! 图:1933年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 图源:《庐山训练纪实》
朱韵和
2个月前
心升:历史的教训——感悟中共运动因果律 一、帮助中共斗倒地主的农民,被变成猪狗不如的新型奴隶; 二、帮中共造舆论、发展先进武器的知识分子被砸断了脊梁骨; 三、为中共卖命斗右派的干部,一夜之间掉进十八层地狱; 1966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把一个中国打的稀巴烂 。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上海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从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党支部书记统统打倒。 四、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搅乱中国的红卫兵,被打成三种人,扫地出门; 文革一结束,他们就被打成打砸抢分子,从上到下,凡是被定为三种人的人,不仅被层层打倒,中共明文规定一律不再重用。红卫兵威风扫地,城市青年下山下乡,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被毛泽东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五,帮助中共斗倒资本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改革开放被踢出工厂门外; 六,唱完血染风采之后被弃之如弊履的解放军; 七,为中共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的悲惨结局触目惊心; 八,相信中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掉了脑袋; 据史料统计,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被杀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这些被杀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 九,中共的革命者都是革命的对象 从最高级的中共领导总书记说起,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博古、王明、张闻天、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都被中共打倒了。 十,动力与对象的转变; 斗地主时农民是动力,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是对象;公私合营工人是动力,企业改制工人是对象;1957年反右派最积极的是中共干部,文化大革命几乎全部被打成走资派;文革的积极分子又被打成“5、16”分子;王张江姚号称四人帮,红红火火一阵子,最后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积极参与文革的公安干警,文革结束后,为了找替罪羊,将文革中的北京170位公安干警拉到云南秘密枪毙;“文化大革命”将干部打成走资派,个个挨斗、人人过关;革命小将,文革以后又打成三种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 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 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 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最后乞求毛泽东让他和全家去农村种地,脱离政治。但是毛泽东不允,不把刘少奇整死是不会歇手的。至今刘少奇的遗族也不敢反毛泽东(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怀疑是错误的)。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最带侮辱性的词)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 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侮辱和痛苦再死掉。 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 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周恩来死后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而毛泽东却在中南海的小院子里放鞭炮庆祝。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 。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冯学荣:租界七个真相,澄清七个误区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 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图:20世纪初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
朱韵和
2个月前
1942年,与蒋介石早有嫌隙的刘文辉于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并悄然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刘文辉在自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当时合作的动机并非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刘小飞的叔父刘元富告诉他,会见周恩来后不久,刘文辉借一次回乡之机将此次会见的事和自己联共反蒋的立 场告诉了刘文彩。刘小飞也从祖父的亲随、现已去世的刘泽高处得知,正是这次兄弟见面之后,刘文彩开始为当地的地下党提供帮助。 刘小飞说,据刘元富和刘泽高所说,刘文彩在安仁出资建立了一支约50人的地下党游击队,为他们提供武器和粮食,并允许其司令部设于自己的庄园内,还让游击队员在附近的族侄家中操练队伍、学习共产党文件。 1990年版的官方历史《大邑县志》虽然承认了这支游击队的武器来自刘文彩,但解释说是地下党利用刘文彩与他在当地一位宿敌的矛盾,从他那里弄到了武器,成立了这支游击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文彩在当月因肺病而死。同年12月,刘文辉“起义”,率部与共产党军队合力反蒋。蒋介石不久后即赴台。 那时,刘家也像当时的许多有产阶层家庭一样,因惧怕共产党上台后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正计划逃往香港。刘小飞说,当时是刘文辉劝刘家人稍安勿躁,留在大陆,只因他坚信,刘家作为共产党长久以来的朋友,会被善待。 但整个刘家却在共产党夺权后的数十年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雨。刘氏家族的房产被悉数没收,刘家人也频频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小飞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家族成员在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
朱韵和
2个月前
现在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恩来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 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 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当局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的,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位党内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放在他头上,他都能安之若素、恭敬侍奉,表现出与对毛泽东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彪的资历只够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刻予以坚决地打击,下手毫不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 ---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作者:雪卷风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