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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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杨森回忆录：朱德无行，种鸦片，铸假币，刮地皮，无所不为匪酋朱德，为四川之仪陇县人，当彼在昆明、云南讲武堂学习时，余以参加第二次革命，被洪宪余孽川督胡文澜通缉，适朱匪肄业云南讲武堂，亦流亡在滇，即与之相识。嗣又同在滇军部队工作，而彼之职位，始终低余一级。滇军因讨袁来川，朱德时任旅长，驻防川南之纳谿合江等县，德即据地称雄，以酋长自居。在其戍区内，提倡种鸦片烟，满山满谷，罂花遍地。更将原行之当十当二十铜元，改铸当为五十当百铜元，预征钱粮至民国三、四十年。并授意部属，绑票勒赎富民，将川南穷乡僻壤掘至入土三尺。本人又抽大烟、打麻雀（打麻将赌博）、滥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一切行为，无不应有尽有。其姻兄周官和，曾劝其忏悔罪恶，放下屠刀，信仰佛教。两人具名曾在成都挣寺上一匾额，金碧辉煌，大书人天共仰四字，皆为事实。殊朱匪劣根成性，不证人天共仰之佛法，即于是时受川南陈皮袁暴动影响，遂决心留学德国，实行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之共产党，学操刀杀人，鱼肉群众，口里念弥陀，心中蛇巢窠，其朱德之谓欤。

1个月前

“凉鞋”事件 1967年，长春市发生了一桩颇为轰动的“凉鞋”事件：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竟然在凉鞋鞋底的花纹上发现了一个“毛”字（见附图），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这还得了？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那时在全市所有大街小巷都有红卫兵小将把关，对行人进行检查。发现穿这种鞋子的人，先行批判、训斥，勒令认错；并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回家去。红卫兵小将发现那家厂子不是普通厂家，而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更上纲上线了：“阶级敌人”竟然变着法儿污蔑伟大领袖，因而更加需要严抓狠打，需要“誓死保卫”。首先被问罪的是设计这种凉鞋模型的技术员纪德新。每天晚上都要把他拉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批斗，当时大家估计一定会枪毙他。接着，在设计室描图、制图犯人的李晓亭，也被关进小号反省、交代问题。其他犯人一律停产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读报。一个人读大家听。听不听在你，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天外，也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打瞌睡。停产好几个月，天天学习也不是好办法。上面就想出一个新招：组织大家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主持其事的张管教懂戏，还能拉二胡；还特别邀请京剧团的某师傅来辅导。排练几个月，到了春节，竟然在犯人中演出。接下来本来还计划再排练《红灯记》，据说都已经联系好了京剧团的另一位旦角前来专门辅导李铁梅这个角色。但突然被叫停。据说是当时的“军管”下令叫停的。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没有资格。当时负责文艺的贾干事当着犯人们发牢骚说：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那让他们演什么？难道让他们去演《西厢记》？话虽然这么说，但也只能背地里发发牢骚而已。那个时候，他也得看军管代表的脸色行事。好在凉鞋事件的热度早已下降，人们渐渐淡忘了。于是恢复生产，纪德新也没枪毙，仍然搞他的模型设计。李晓亭也放出来了。当犯人们问起那件事情时，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事情，提起来就是千斤，撂地下就只四两。”好一个千斤与四两的比喻。仔细想来，许多事情难道不都是如此吗？什么反革命？什么右派反党？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观察了。从“保卫领袖”的角度来看，当然严重得很，该杀该关；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来，却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这场闹剧如何善后呢？就是把全部的成品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大块，怎么看都看不出“毛”字了。还有就是所有居民只要持有那种凉鞋，一律可以旧换新。 ---胡显中：“文革”期间的“凉鞋”事件

1个月前

革命情书一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玉花同志：你好！首先让我们心向北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正是主席笔下革命群众对于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体现出革命群众不拘泥于在何处发光，在何处埋身的大无私思想。让我想起，中国这万里河山，六万万人里，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内心对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决心无疑更加坚定了。也许你不知道，我一直在暗恋着你。你的清高、孤傲、冷漠，更使我对你充满了吸引力。你作为知青，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本应该热情追随你去，然而父亲说，作为电建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虽然你下乡了，成为贫下中农的一员；我来到了施工企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工农一家亲，咱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有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尽管你的出身不好，但我认为，虽然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你的本质很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要你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样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只要我们选择的道理一致、革命的追求一致，我们的爱就是革命之爱。革命的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之爱，这种爱高于一切资产阶级的庸俗之爱。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随信给你寄去15斤内蒙古地方粮票，就是基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也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人生的革命道路上结伴前行。毛主席说：“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因此婚恋之事也要抓紧。毛主席还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只要我们排除一切干扰，不畏艰难险阻，我们的爱情一定能够开花结果。另外，从你上次来信的寥寥数语里，我发现你自从下乡，思想情绪有些消沉，这种情绪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是有害的。你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呢？毛主席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我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能接受我。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所以，你要是实在看不起我，我也不会勉强你。如果你能接受我，我向毛主席保证，在今后的革命岁月中，和你相濡以沫、共同前进，为我们的美好未来和下一代的幸福做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等待你的回音！顺致崇高的革命敬礼！革命战友王铁山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革命情书二铁山你好：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温习一段伟大领袖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我现在在遥远的达茂旗乡下。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接育”的号召，正在接受劳动教育改造。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争取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来。我们虽然是同学，一起接受过革命教育，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但是你进入了电建公司，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却上山下乡当了农民。我的父亲是个反动右派，而你的父亲是革命造反派的英雄，我们现在已是两个阶级的人了。虽然父亲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我也和他们划清了界线。但我知道，他也是无奈之举，他不想我有一个反动的父亲。母亲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劳改农场，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晚上想起我的时候就会流泪。前几天，我从和你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张红卫（就是张改梅，为了表示对敬爱的毛主席的忠心，她改名字了，她也在这里插队）口中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也想跟我一起下乡，可你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不想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反动派的女儿在一起。他把你锁在房间里，还威胁要把你的腿打断。为了能来到我的身边你一连几天都不吃饭，以死相争。但后来你在母亲的苦苦相劝下，你还是接受了现实，去你父亲为你安排的电建公司去上班了。听到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我们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希望你收到我的信以后，永远地把我忘了。重新投入到火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天快亮了，信就写到这里，我马上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此致革命的敬礼！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玉花 ---文革精典情书作者: 老绥远韩氏

1个月前

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 1941年2月，毛泽东召见陕甘宁边区财政部长南汉宸，谈解决财政危机问题。毛说，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想法子弄钱，二是散伙，三是饿死。大家肯定都不想散伙，不愿饿死，就只有走第一条路了。怎么弄钱呢？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经营土产（鸦片）了。毛泽东拍板后，南汉宸立即着手实施一条不同以往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自种鸦片，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并迅见成效。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讲：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特货在晋绥边区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地位。1943年起，“特货七、八年来成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之杠杆”，“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晋绥边区数年来直接上缴中央部分，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甚至达80%。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中国民众却很难想像得到，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花的香味。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鸦片）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王震领导的359旅。359旅属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炮兵团属于八路军总部，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应邀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南汉宸在报告中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 萧军写道：“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很难过”。透过中共的“鸦片经”，萧军体悟到：原来，“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鉴于上述史实，说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似不为过。 ---作者: 王友群

1个月前

吃人肉、炼人油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作者：荷塘月色

1个月前

100年前北京城墙彩色老照片 1.1870年的北京城墙，远处是崇文门 2.远处是朝阳门，护城河边和城墙，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树林子，有各种的小动物，各种的鸟类，还有大型的老鹰猫头鹰之类的，很多水泡子里都有很多的鱼，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留恋，后来就慢慢的拆了，什么都没有了

1个月前

1940年代末，销售代表在上海可口可乐办事处接受培训 Late 1940s photo of sales representatives training at the Coca-Cola offices in Shanghai, China.

1个月前

1979年，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内。刘香成摄。

1个月前

1963年2月16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右一）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游览长城

1个月前

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 1958 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 “ 现行反革命” ，开除公职，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记得是 1967 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位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那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 “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 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 “ 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 “ 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 云云。接着就说： “ 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 ” 说完也是扬长而去。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 “ 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 ” 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 “ 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 ” 然后微笑着离开。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接收者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当那个送外汇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 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 “ 你们要去哪里？ ” 我回答： “ 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 ” 他听了后，脸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 “ 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 “ 再会 ” 都没有说一声。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殊不知他在 30 年前，就是因为上书市委领导提出充满善意的建议，结果招来一顶 “ 反革命 ” 帽子的。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这座大都市？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由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 “ 赶走牛鬼蛇神 ” 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作者：许佩兰

1个月前

许章润：坐待天明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那一夜，三人自尽。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那一夜，我们母子五人，和衣拥被，坐待天明。天亮了，无人上门，于是母亲将门关严，安顿孩子们睡去。

1个月前

1960 年 8 月一进校门就感受到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开始吃饭时还不定量，但不久迟到的同学就吃不上饭了，因为饭桶里的饭早被抢光了，于是校方又规定统一开始吃饭，即当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演奏的“骑兵进行曲”时就是开始吃饭的信号。于是好戏开始了，特别是早餐吃稀饭，大家早早盛好了稀饭，端在手中不断快速用筷子搅拌，并辅以吹气以加快热量蒸发冷却，每当进行曲一响，就好似百米赛打响了发令枪，只听得整齐划一的“呼” 的一声喝稀饭的巨响，仅两三秒钟功夫就有不少好汉将满满一碗稀饭吸入肚中，继而又向饭桶冲锋开始第二碗的流程┈┈。时逢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我校视察，在学生第一食堂亲眼目睹了，亲耳聆听了在“骑兵进行曲” 伴奏下的这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一幕，杨部长有何感受我们不知晓，但不久就开始定量了。工作后听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事讲，那时清华的开始吃饭信号也是这首“骑兵进行曲”。 ---谢瑞五：工院往事不如烟

1个月前

令我难忘的事，就是去农家公社参加劳动。大约是在 1961 年 9 月，全校曾按成都市的统一安排，停课半月去市郊的农家公社参加“双抡”劳动，帮助农民抡收和抡种（粮食）。农家公社就在市郊，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受利于都江堰的灌溉和排涝，是遇灾不受灾的福地。1958 年至 1961 年该地区属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可是我们进村时所闻所见却是一副残败的景象：听不到狗吠鸡呜、见不到猪马牛羊，到处是新坟座座，頗有毛泽东笔下“万户萧肃鬼唱歌”的意境。在这里种田不见青壮年、收割只有童与姑，在这农忙时节只有求助城里的义务大军了。贫农岀身的王同学私下悄悄对我说：“我们荣昌农村里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惨……”我对“三面红旗”开始有了怀疑。 ---谢瑞五：工院往事不如烟

1个月前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1个月前

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海疆卫士

1个月前

《少女之心》问世 42 年了，至今没有找到原作者。但是，也可以说，我们这一代 60 后，甚至一部分 50 后和 70 后，多数男生都当过它的作者之一。因为很多男生在传抄这本淫书时，多会添油加醋地按想象或实战，去补充一点内容。我是 1975 年接触到本书的，那时正好转学到了利川县一中，读初二。现在已经无从追索，这本奇书究竟是谁从都市把它带到了遥远偏僻的山城？甚至我也记不起是谁转给我抄录，我又接着转给了谁。反正班上不少人在传抄，甚至包含部分女生。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整个民族正处于一个疑似清教徒的时代。谈恋爱像偷人，牵手挽臂逛街是不可能的风景。而捉奸告发，恰是国人的时尚。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列为毒草，可以合法读到的文字，皆没有两性内容。那一年我十三岁。我在那之前的阅读，读得稍有一点心舂如许、小弟翘然的文字，只有潘金莲和西门庆那一段，还有《林海雪原》中关于护士白茹的部分。为了求知，我曾背着所有人，花宝贵的八分钱，去新华书店买过一本《新婚必读》。卖书的阿姨好奇地看着不到柜台高的我，很不情愿的拿出这书给我时的表情，恨不得让我投河上吊。 ---野夫：“革命时期”的性启蒙 ——我与《少女之心》 (1989年)

1个月前

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文革 10 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 8 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句。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般由 20 至 30 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 1 斤，差的为 8 两，每人每年 17.3 尺布， 2 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歇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歇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农业产量很低，县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 500 斤，跨长江是 800 斤，上纲要是两季 400 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还有一事印象很深， 1969 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1个月前

早请示、晚汇报，三祝愿、对语录文革中全国出现建“主席台”热，从县城的重要路口到农村的十字街头，到处都建起“主席台”，达到了队队有“主席台”，家家有主席像。生产队每次出工前，全队社员都集合起来，列队站在“主席台”前，手举“红宝书”进行“祝愿”。领队：首先让我们敬祝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队：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群众（如前动作）：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祝愿”过后才下地干活。当时，家家街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冲门口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要求每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对语录”是表忠心的又一种形式。当时大兴语录风，如去供销社买二斤盐（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商店均为国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买盐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盐。”供销社服务员就说：“要拥军爱民。多少？”致使一些农村上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不敢出门说话。又如哪个村庙会，村里都会派人查街口，进村走亲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语录才让进去，背不出来就别想进村。记得一次半夜里，高音喇叭喊叫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站队后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后来才接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也不知何所指，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1个月前

与龙梅相关的童年往事 2月10日上午，我们迎着白茫茫的风雪徒步回家。向西跨过铁路没多远，远远望见在铁路西边的一条沟里拥挤着一群羊。父亲担心是我家的羊被暴风雪刮到了这里，走近去看，那不是自家的羊。这群羊约有四百来只，身上挂满了冰雪，拥挤在一起发抖。我们四顾茫茫，羊群周围没有主人。父亲判断：铁路西边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地方，这很可能是我们队里的羊被暴风雪刮到了这里。他是有责任心的人，决定把羊赶回生产队去。顶着大风雪赶羊如逆水行舟，很艰难。我们挥着双臂哄赶羊群，在羊群挪开的地方，发现了两只死羊：一只青色山羊和一只白色绵羊。父亲沉思片刻对我说：“你在这里把羊群看护好，爸爸把这两只死羊寄放到火车站扳道房去。”说完就扛起那只青山羊踏着深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车站扳道房走去。当时他还在感冒发烧。我站在风雪中看护着羊群，帽带被风刮开了，手却冻僵，无法系上，所以那天我的耳朵冻伤了。就在父亲走后不久，我看见从西面山坡上缓慢地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她身穿没有调面的羊皮本色皮袄，敞着扣子，头戴皮帽子，脸冻得紫红，手里拿着羊鞭子。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她点了点头。此时父亲已送死羊返回，便问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衣’”（龙梅的原名）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 “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汉语：日大光队） “你爸爸是谁？” “吴添喜。” 我父亲又问：“就你一个人放羊吗？” 龙梅说：“还有我的姐姐。”（龙梅当时冻昏而产生了口误，把妹妹说成了姐姐）我父亲急切地问：“你姐姐在哪儿？” “我姐姐在山里。”龙梅说着用鞭杆指向西北山谷。从龙梅的口中得知她们是昨天出来放羊的，被暴风雪刮走了羊群，她们跟着羊群跑了一天一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我父亲意识到这孩子冻坏了，如不及时抢救，有生命危险。而山里的“姐姐”后果更可怕。他拉起龙梅的手对她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我带你到火车站扳道房暖和暖和，然后给你找姐去。父亲挽起龙梅的手直奔火车站铁路扳道房。走进铁路扳道房，父亲向扳道工王福臣说明了牧羊姑娘冻伤严重，需及时抢救。说着把龙梅抱上床，给她脱毡靴。可是毡靴里的冰和脚冻在了一起，无法脱掉。父亲请求王福臣找人来帮忙。王福臣冷冷地说： “你们怎么不去票房候车室呢？没看这里就我一个人吗？离不开呀！” 正在父亲焦急万分之时，门外走进来四、五个工人，父亲急忙向他们说明情况，这几位工人很热情地帮起忙来，有的给龙梅脸上搓雪，有的给手上搓雪。父亲又向他们请求道：“我去区里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孩子到医院，你们马上再找几个人去西北山里找她姐姐，再派一个人看护一下羊群”。交代完以后，父亲就拔腿消失在迷漫的风雪中。后来听父亲说，他跑到区政府找到区长伍龙救援，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又跑到邮电局给我们公社打电话报告情况。父亲走后，工人同志忙着给龙梅搓雪，我给龙梅喂面包、喂开水。工人们不懂蒙语，龙梅不懂汉语，我就担任起了翻译。龙梅的脸和手都冻坏了，毡靴里灌满了雪，雪又冻成冰，脚和毡靴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豁、用剪子铰…… 伍龙区长听到父亲的求援后，立即派了汽车，组织救护人员到山里寻找玉荣。直到下午，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抱着一个已经冻昏迷的小姑娘走进了扳道房，她就是玉荣，哪是姐姐呀，她是龙梅的妹妹。这时，区长的小轿车赶到，把龙梅、玉荣抬上车，我也随车到区委找到了父亲。小车又向医院疾驶而去。忙完这些事情后，已是黄昏。父亲领着我还有我们的狗，迎着落日，踏着积雪向家中走去。在风雪中救了牧羊的孩子，他感到十分欣慰。政府号召向“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时,小姐妹冻伤时穿的衣物、一张青色山羊皮和一张白色绵羊皮等实物，都在我就读的土默特母校展览。可却只报道表彰了铁路工人抢救小姐妹的事迹，只字未提我的父亲。那时我十一岁，幼小的心灵倍感屈辱和辛酸，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因为父亲是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经历了许多苦难，走过了一段历史，我父亲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于1979年平反，胡耀邦同志批示了他的申诉，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下达文件，确认了我父亲哈斯朝禄是首先发现并救助龙梅的人。 ---那仁满都拉：与龙梅相关的童年往事

1个月前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1个月前

丁东：1967年纪事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给刘少奇家打电话，说他们在师大一附中上学的女儿刘平平出了车祸，轧断了腿，在北医二院要动手术。刘少奇、王光美赶到医院，王光美被扣押到清华。此事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派秘书交涉，接回王光美，并在夜深人静时给她打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1967年3月，要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周恩来直接报告毛泽东而没报告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泽东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再报毛。为此，周恩来向林彪写了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彪接到后，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恩来致谢，被叶群拦下，改打电话致意。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留下遗书：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同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事实求是的结论。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李立三 1967年8月22日，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一机床厂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驻港新闻工作者，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事发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锋于是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迹。毛泽东收信后没有对康生怎么样，不几天，关锋和王力成了阶下囚。 1967年，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北京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每天定时收听美国之音。一位当年四野的将军来看他，吓得脸都白了，说：“我的老天爷，你怎么收听敌台呀！”

2个月前

事情发生在山东博平附近某村。在计划生育运动中，计划生育小分队在各村的线人（天下事无奇不有，就有这么一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和目的，愿意充当内线，向上级告密，提供被监视人的动向）提供的线索指引下，逮住第二胎妊娠妇女就往医院送。一般送人由大队干部陪着。哪知这次送的妇女中，有一个妇女在途中突然肚子疼，接着就分娩出一个男婴。他们村的书记慌了，因为公社干部在计划生育动员会上下了死命令：这次运动是政治任务，一个二胎都不能生，生了也不能活。哪个大队有二胎，干部就地免职，违反政策的人要逮起来。对于计划生育闹事户的办法是：你要上吊给你绳，你要喝药给你瓶。别怕出事，出了事国家给你们担着。既然路上生了孩子，那个村支书不知怎么失去理智，一时心血来潮就把刚生的男婴掐死了。那妇女的公爹知道后伤心至极，直奔书记家，刚好见书记的小孙子在他家大门口玩耍，抡起铁锹一下击中小孩的头部、当即毙命。你叫我没孙子、我叫你断子绝孙！这事很快汇报到县里，怎么办？后来听说在县领导的授意下，把那个村支书免了职，又把他们两家从一个生产队调开就算完事了。县里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郭连生：一位医生亲历的八十年代计生运动

2个月前

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300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做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2个月前

文革被赶出北京那10万人的悲哀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 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 ”“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 ? 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本文摘自 1996 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 50 万字，由金汕与方正、孟固、陈义风合作完成）

2个月前

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雷马屏劳改农场为地师级编制，直属省公安厅管辖，有四个分场，每个分场下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又有4~6个中队，每个中队约200多号犯人，刑期从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场和总场还有直属的工厂、医院，据说有三四万犯人。它的管理干部多是转业军人，少部分是地区调来的工农干部，几乎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经过正规警政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干警。虽然他们大字不识几个，开口闭口妈屁连天可代表党和毛主席呀！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谁敢于反抗？谁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轻则加刑，重着掉命。由于雷马屏远离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环境十分枯燥单调，不少獄吏便把训斥犯人、打吊犯人视为消遣取乐的“玩一手”。纵然有时失手打伤、打殘、打死几个犯人，也是方法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方法不掉饭碗，立场要脱警服，故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狱政”方针：对犯人改造“宁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视为“家常便飯”。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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