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秦全耀: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1995年北京电视台开了一个“北京特快”,头一个被曝光的节目就是北京人凭北京身份证住不了北京旅店。节目负责人张锦力问我:“一直是这样吗,你是老北京知道的多。” “当然了,甭说住旅店,就是你们家住个亲戚,都必须跑到居委会去登记。”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上 了年纪的老人也不敢轻易迈进宾馆饭店一步。尽管早就开放了宾馆饭店的厕所,可老人们宁肯憋着也不进去。 那个时代级别森严,县处级出差乘坐硬卧,副厅局级以上出差可以乘软座软卧,厅局级出差可以乘飞机。平头百姓出差乘不乘硬卧还要看距离,住店更是惨兮兮,一律听从组织调遣,让你住东就住东,让你住西就住西。那时北京站一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还立着一个木制亭子,出差者排着长队,亭子里的人验过单位介绍信后才给开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旅社的名字,拿着单位介绍信和那个单子,旅社才给安排住宿。住哪儿不住哪儿,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弄不好就得去住地下室防空洞。 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大饭店并不多,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那时的八大饭店住的全是公费买单的大官老爷,平头百姓甭说没钱住不起,有银子也不让你住。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东安市场出来后,出于好奇大着胆子走进了“神秘”的和平宾馆。谁料刚一进门,就被人轰了出去。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秦比大禹更牛逼,一家四代十几口子邪对面华侨大厦比邻而居了好几十年,竟没一个人迈进过半步。 据北京饭店常务副总经理谭东方介绍,想要住进北京饭店先要到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先开介绍信,你是在北京饭店,还是在民族饭店,具体住在那个饭店还得第一服务局分。如果成功开到介绍信,然后拿介绍信到饭店住宿。 著名京味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曾在作品中透露,“八大饭店”当时直接归北京市政府饭店办公室管理,属于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中央和北京市的会议接待任务,不接待社会散客,您要是外地客人,想住饭店得拿着省市自治区开的介绍信,看你是什么级别,然后让你到市政府饭店办公室换信,才能进门。 那时全国的宾馆饭店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官员接待处,也没有经营任务。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各省市的代表住在“八大饭店”。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这种以会议接待为主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改变,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待国内外散客,老百姓才开始能住上宾馆饭店。 1979年4月10日,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我国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白天鹅宾馆建成后,霍英东主张宾馆和世界接轨尊重普世价值向市民百姓全方位开放。此举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中国特色”的一致反对。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正是有了杨尚昆的一句话,才陆陆续续让全国的宾馆饭店学起了白天鹅宾馆,向民众敞开了大门。从此,不让老百姓住宾馆饭店的历史才被改写。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老秦建议应再加上一句,要住宾馆和饭店,请找杨尚昆主席。
朱韵和
2个月前
在1997年11月,,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该书记叙了实行共产制度的各个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重点是共产国家的专制与暴力。黑皮书指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一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两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 一百万,北朝鲜两百万,柬埔寨两百万,东欧一百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拉美十五万,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当然,上述数字不一定可靠,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比六千五百万更多,大约在八千万上下。有人估计不到六千五百万,但一般认为不会低于五千万,因为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四千万。 一讲到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们立即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害并不只限于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于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黑皮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所说,共产国家是“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讲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像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
朱韵和
2个月前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 ,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7。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 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於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託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27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高华:“林彪事件”再调查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 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 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 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
朱韵和
2个月前
曾经担任英国外相的精神科医生大卫·欧文在《疾病与权力》一书中,有专门章节分析毛泽东的精神疾病,其结论与宋永毅相似。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倍极残酷,难免有些人也问了那个常常被拿来质疑希特勒的问题:他是不是疯了?大卫·欧文指出:“毛是虐待狂,手段残酷,对他人的性命无动于衷。毛不止有严重的妄想 症状,对人心怀嫉恨,常想像有人下毒,派人监视他的许多同志,他可能也终生都为抑郁症所苦。他病情的全貌可能是躁郁症。因为他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因忧虑而病倒,一连数月都躺在床上,然后突然从郁症阶段里跳出来,转而呈现一种差不多也可以视为是躁症阶段的旺盛活力。”他举出的例子是:在大跃进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毛似乎陷入一种相对上无所作为的状态,使自己在一九六零年左右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共产党领导成员给边缘化。然而,毛却在六年之后跳回来发起文化大革命。周期型地采取猛烈的行动,事后又证明这些行动原来未经深思熟虑,常常就是躁郁症的伴随现象。除了毛以外,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医生诊断为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这就是典型的“病夫治国”。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 图:北京科技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两所高校的毛泽东塑像,相互对视。陈剑 摄
朱韵和
2个月前
病人治国 关于文革,迄今已有大量史料,包括相关文件、回忆录和各种学术分析,光是铺排、分析和研究这些资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宋永毅的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他给主导和影响文革走向的重要人物一个一个地开出精神体检单,很多“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就从病理分析中出现了。 此书(《毛泽东和文化大 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共九章,前六章就相当于六份病历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各占了一章。这六人地位遭遇虽然不同,却无疑是文革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中有些是主动的,如毛泽东,有些看上去是被动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文革中专门整人的如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有些是专门被整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既参与整人也被整的,如周恩来;这些人都曾经是“亲密战友”,刘少奇和林彪都曾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江青及张春桥则是毛泽东后期认为是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人。然而,这六个主导和影响文革政治走向的人彼此之间并无互信,也不敢互信。 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在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里,能够比较放心地信任的,只有自己的配偶。书中第七章,“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分析了这一特殊的变态政治关系的影响。 在这部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分析,对文革中很多关键性转变点及其“为什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本书对文革研究的重要贡献。 比如,我们都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权力危机感,他要清除刘少奇以及其他元老们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他要整曾经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还要整彭德怀、贺龙等对他了解很深的元老,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且必须让他们死在自己之前。这种狠辣之中不乏毛泽东精神疾患的因素,他的多疑,他的情欲,以及他昼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对思维与情绪的影响等等。他其实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刘少奇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革牺牲者。宋教授对文革前四清运动以及刘少奇王光美夫妻政治的论述,证明了刘少奇对文革之运动方式及走向的巨大影响。只有充分认清了这种影响,才能看懂毛泽东的多重文革动机。对刘少奇作用的分析,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大亮点。 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 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 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 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制度决定人格,还是人格决定制度 宋永毅教授的这部病理分析,呈现了文革中主导中国的那几个人物的变态和病态。如此看来,文革之荒唐,民众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困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索:文革政治的病态,是他们亲手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造成了这些人的精神变态,还是这些病态的人驱动了这个制度的运行? 这也许是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法直接地回答。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未来,思考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那么,探索文革政治病理学的机制,仍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课题。记录和传递文革记忆,探讨文革的渊源因果,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人的职责。期待更多的人来参与,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写作。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朱韵和
2个月前
分裂人格周恩来 如今已经有大量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老干部,几乎都是毛泽东示意,周恩来动手。周恩来以忠心耿耿的表面形象,实施了打手的功能,毛泽东要整人,甚至要致人于死地,是有目的逻辑的,而周恩来忠实执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他没好处甚至有伤害的事也做,而且做足。他在有关处理 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刘贼可杀”,可谓面目狰狞。他背后的“冷面杀手”形象,与公开的“和蔼可亲”形象判若两人。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周恩来的分裂人格,一种精神疾病。宋永毅详细地讲述了周恩来分裂人格的表现。 这种分裂人格的另一面,是“人民的好总理”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对我来说,周恩来这一章令人震惊的还不是那些坏事,尽管那些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坏。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完美好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中共那么多老一代革命干部,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表面上那么好,背地里那么坏。即使毛泽东都做不到,十里长街送的只能是周恩来,不可能是别人。 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朱韵和
2个月前
邓小平为何不给刘伯承平反?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 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人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 ---谢选骏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 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份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甚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 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 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阳谋》序言 刘宾雁
朱韵和
2个月前
欧阳惠:坐轿者与抬轿者 皇帝出巡,离不开轿,坐轿必有轿夫抬。 毛泽东自称秦始皇,当然也离不开一些人的抬、吹、溜、捧,否则何能任他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视人命如草芥。 抬轿者自然有其既得利益,或升官,或发财,或成名。这些人也是视他人于不顾,唯毛命是遵。其后果也是象走马灯一样下台了或整死 了。 中共党内最大的吹毛者要算林彪,他非常肉麻可耻地吹捧毛是"五百年才出现的一个伟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说毛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四个伟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站在天安门上乐滋滋看着他的副统帅手挥语录,胸前佩戴毛像章,高喊四个万岁,万万岁!如此毛成了中国人民的神,专制独裁的暴君。按说林能当上国家主席,但后来的结果却是葬身于温都尔汗。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首倡"毛泽东思想",并把它写进党章。建国后刘少奇被毛列为国家主席、"接班人"。时至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毛整死了。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堂堂的国家《宪法》,竞然救不了刘少奇,何谈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简直是"顺他者昌,逆他者亡"。 彭德怀,横刀立马,战功显赫,在长征和延安那艰苦奋战的日子里出生入死地保卫毛。可他在卢山会议上敢于直言为民请命,也被毛打入冷宫,文革期间被整死了。 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朱韵和
2个月前
刘野山:越战真相 共军受惨烈“教训” 中越战争是中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是邓小平力主并迫使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同意的战争。战争的军事目的是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政治目的则是教训一下投靠苏联、驱赶华侨的越南政府;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也有自己的目地,就是检查一下自己能 否指挥动军队,因为他已经决定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军队只能用于保家卫国,我反对用战士们的生命和鲜血去达到任何其它目地。 这是中共建国以来打得最窝囊、最没水平的战争。 我对朋友们说,在外交上,最忌讳锋芒外露,口出狂言。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讲也要采取哀兵政策,博得人心。这方面邓小平远不如周恩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访问美国,向白宫和国会领导人通报了中国将“教训”越南;1979年2月初邓访问日本,也向日方高层作了同样的通报。 战争还没有打响,中国对越南的“教训之说”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教训”常常是强者对弱者、老子对儿子的口吻,放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有以大欺小霸权主义的架势。 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东线广西军团总指挥,下辖5个野战军、3个炮兵师等;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军团总指挥,下辖4个野战军等。整个前方配备兵力达56万,参战和支前民兵民工达百余万人。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为了防止苏联出兵援助越南,军委命令“无论战果如何,共军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又任命李德生为北方战区总指挥,辖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军区兵力。 对越作战的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指挥是邓小平,副总指挥是徐向前。2月17日共军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越南虽有准备,但准备不足,认为中国最多是当年打印度的规模,但没想到来势如此之大,火力如此之猛。越军正面对抗中国的主要是四个师(3师、346师、316A师、345师)和一些地方部队。 1979年2月20日,共军攻克老街(省会)。23日,攻克谅山门户同登。25日,攻克越北重镇高平(省会)。3月4日,攻克谅山市(省会)。河内陷入混乱。3月5日,我国发表了撤军声明。越南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 这场战争打得极为惨烈,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军抵抗顽强超过预期。到底是谁受到了“教训”很难讲。我当时有条件看到发给省军级高级干部的“战情通报”,对共军的“教训”有深刻印象。 1、共军仍然沿用朝鲜战争的“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同战火洗礼的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文革期间部队光突出政治,很少军事训练,战士不会打仗,军官不会指挥,且缺乏山地、丛林战与夜间战斗的训练,装甲部队和步兵不能协同作战,为此出了巨大代价。共军某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 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双方都没有公布数字,战争结束后叶剑英、李先念等有个内部讲话,我记得我方死亡4万8,越南死亡也是4万8,但我方全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包括支前抬担架的民兵),越南则包括被我打死的所谓民兵(包括妇女、老人等)。言外之意得不偿失。 1982年,我到云南边境考察边境贸易,当地一个乡长向我介绍,该乡处于越南三面山势的包围,山很陡峭。战争开始,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越军阵地发起进攻,战士很勇敢,冲锋号一响往上冲,一个连一百多人,退下来只剩二三十人。再换一个连上去还是大部分牺牲。最后攻下山头,发现上面只有二十多个越军。 他组织民兵抬担架,满山坡都是共军战士的尸体,惨极了。该乡长告诉我,这些烈士就埋在他们县里的烈士陵园里,给家里的抚恤金才3000元,命不值钱啊!过去每年清明当地政府都要有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也会来这里扫墓。现在中越关系好了,就没有人再想到他们了。 2、共军采用机械化部队穿插包围,但忽略越南北部全是山区及热带雨林,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加上敌人设置的地雷等障碍,某师原计划一天穿插到位包围高平守军,结果四天才到位,越军主力早就跑了。 越南装备的苏军以及缴获的美军反坦克武器很容易击毁共军的坦克,有的坦克突击时步兵跟不上,坦克损失很大,二百多辆坦克被击毁。最愚蠢的做法是共军步兵随同装甲部队穿插包围时,为了避免从坦克上掉下来,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有的坦克上绑了二十几人,结果遇到伏击不能及时下车作战,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的战士没有解开带子就被打死。有的被击毁的坦克,上面绑着四五个牺牲的步兵战士。 到处都是越军布下的地雷,共军排雷设备不足,战场紧急就用人体排雷,牺牲很大。共军通讯设备落后,各友邻部队相互联系配合不好,被友邻部队炮兵误伤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的是后勤部门措施不及,面对意想不到的大量伤员,往后方运送不及时,医务人员不够,救治不力,伤员死亡很多。 3、没有意识到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区别,对越南人民战斗意志估计不足,吃了很大亏,“战情通报”有详细报道。有的战士把俘虏的越军士兵背下阵地,没想到越军士兵趁我战士不注意,拉响了战士身上挂着的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越军重伤员手被打断,我方战士背他,他用牙咬掉我方战士的耳朵。越军地方部队有很多女兵,被共军俘虏后,押送的战士放松警惕,结果被女兵夺下冲锋枪一下子打死我七八名战士。后来上面下令,不抓俘虏,统统打死。因此除了战争的前期共军抓了越方不少俘虏外,后期抓的就很少了。 越南是全民皆兵,你打到人家国土,人家能不同仇敌忾吗?我记得“战情通报”有这样一个例子,共军大部队在行进中,突然有迫击炮弹落到队伍中。派队伍搜查,只见到地里有一些越南妇女劳动,搜不到任何敌军。共军继续前进,结果又有炮弹落下来,伤亡很多。后来发现,这些妇女都是民兵,她们把迫击炮藏在地里的土坑里,上面用斗笠盖着,趁你不注意就开炮;你来搜查,她们再把武器藏起来,若无其事在劳动。后来上面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是团长,他回来后告我,共军因伤亡太大,杀红了眼,上面下令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的焦土政策,其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破坏程度远甚当年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和当年日本鬼子的区别就是没有强奸妇女。“战情通报”也报了类似情况,如越南的煤矿主要集中谅山地区,许多是我国和苏联援建的,共军撤走时全部炸毁。老白姓的房屋全烧掉,鸡鸭猪牛等都打死吃了。打下城市后不但炸毁所有的房屋,连电线杆都炸掉,能搬走的设备包括铁路上的铁轨都拆回来了。 4、在游击战方面,共军原来是老师,越军是学生,作战时却发现学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大大超过老师。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应用的比我们还好。越南山区天然溶洞极多,加上几十年构建的工事,几乎是洞连着洞,如同地宫。越军一旦抵抗不住,就化整为零钻入山洞,等共军大军过去后,再钻出来打游击,杀害我后勤人员,造成我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 叶帅讲话曾提到,分割包围越军三个师,结果一个师级干部也没有抓到,很遗憾。敌346师在高平被我打垮后,共军监测到敌师指挥部就在我占领区,我方调动大批军队像梳头般地搜索,就是没有搜索到。后来把可能藏有越军的山洞全部炸毁。 共军密度很大,几十万军队,分布在狭小的战区,唯一的几条道路挤满军队,为此互相还发生冲突。我同学说,晚上宿营,周围山坡都是友军,这时越军特工部队冒充共军(会说汉语)混进来袭击,造成很大伤亡和混乱。 5、当时中共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指挥官都是四个口袋,战士只是两个口袋,部队被打散后,谁来指挥以及是否服从都成了问题。有的部队指战员牺牲后,新调来的指战员,战士不认识,也很难指挥,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6、有些部队士气低落,毫无战斗意志。第50军448团遭遇越军,退路被切断,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结果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被俘,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及十多名连排长。有的干部带领连队集体投降。某部队一个连队,行进中遇到二十多人的越军小股部队,结果指挥官扔掉部队自己跑了回来,还造假自残住进医院,部队基本被越军打光。 战争初期提出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中国的小兄弟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在越军的进攻下垮台了。问题是,中国士兵值得为这样的政权流血吗?越南战后更加疯狂排华,华裔官员被解职、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大批华人被驱逐,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死者不计其数。 共军不但没有打出军威,反而暴露了太多的问题。台湾的国防部长说:以解放军在越南的表现来看,我们保卫台湾不成问题! 战后邓小平成功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华国锋被赶下台,但却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边界战争,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各野战军轮流上阵。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把战争作为练兵场?儿戏一般! 一场战争下来,过去的中共对越援助不但被一笔勾销,我们得到的却是几万中国军人的坟墓和一个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敌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外婆说60年饿死人的事 外婆今年82岁,全程经历饿死人的那个恐怖年月。据外婆说,大概在1959年的秋天收了秋粮,并把秋粮绝大部分交给国家之后饥荒就慢慢的开始了。 外婆说,在1959年的时候华中平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饥荒,秋粮的收成也比较乐观。为什么会在1959年秋天到1960年的麦收前发生大规模的饿 死人事件?外婆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秋粮绝大部份交给国家了,而生产队里之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这很少的一部分根本就不能让村民熬到漫长的麦收。 外婆说,60年春节之前还没有听说有饿死人的事,那时候虽说吃不饱,但是可以维持最低的生存。随着60年春天的开始,饿死人的消息可以顺便听说了。我问外婆她的村里一共饿死多少人?外婆告诉我说,大概有2成左右。我说怎么饿死的那么厉害?俺村怎么一个也没有饿死?外婆说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们的村长在59年上缴秋粮的时候可能暗地里留下一部分没有上缴,其次就是你们的村长可能比较善良。外婆的这个判断以前我也听村里的老人说过,村长对国家藏奸,不老实,没有好大喜功,追求面子反而救了好多人命。而那些追求面子,好大喜功的村长对上面说村里大丰收可害死不少村民。外婆村的村长就是后者。 我接着问外婆她村里饿死的都是什么人,怎么饿死的?外婆说刚出生的婴儿和幼儿饿死的占60%左右,成年人的死因大部分都是营养不良再加上干活累人的。外婆说饿死的人都是一些没有权利的人,而村长和一些有权利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没有一个饿死的,后面的这个说法令我非常的吃惊。 我又接着问:饿死这么多人上面到底知道不知道?外婆说可能不知道,并接着说在60年的春天到麦收前上面好像来了三波视察队到村里视察,而村长竟然让饿的皮包骨的人都躲进屋子里,并且派人严密把守绝对不如出来见领导。而一些吃的比较胖的人就站在路边欢迎领导。有的领导看见树叶和树皮没有了,就问村长,村长说是羊和兔子吃的。 外婆继续说:假如不在公家食堂里吃饭,也不会饿死这么多人。我说,那你们还在公家食堂里吃,怎么不自己生小灶?外婆说村里把锅,碗,瓢,筷全部收走,还派人监视你怎么吃小灶!我说,是啊。 我最后问外婆:家里没有东西吃,你们怎么不外出讨饭啊?外婆说有外出讨饭的可是全部被饿死了,那个年月出外还没有在家里安全,我就亲眼见过几个外乡人饿死在村边的地头上,饿死人这么厉害还不让外面知道消息,俺村里有好些人的亲属都在外面吃商品粮,家里人给他们写信对他们说家里真实的情况,结果信件一封也没有发出,在村长的命令下又不得不写一些局面大好的话才能发出。 ---猫眼看人  2009年08月26日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问题,所产生的明争暗斗。这场争斗,以毛泽东否定了林彪、陈伯达推出的强调“经济建设”的政治报告,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告终。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场上,不满的林彪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张、姚二人的那份报告,相当得意的毛泽东则 是阴阳怪气地询问全场“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并引发了整个会场手举红宝书的表忠。不过,林彪也不会咽下这个哑巴亏。1969年4月24日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这天,林彪展开了反击。 这天的会议上,中共进行了历来都是走过场的投票环节,推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在会场上的代表共有1510人。如往常一样,毛泽东毫无悬念地获得全票通过,这表示毛泽东也给自己投了一票。周恩来获得了1509票,这是因为他没有投给自己。林彪得了1508票,这是因为林彪觉得自己的票数不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他和他的妻子叶群给自己投了反对票。而令人意外的是,江青只拿到了1502票,少了8票。至于另三个当红毛派大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则更是只有1490多票。 对于这个投票结果,江青非常之不满。根据林系干将吴法宪的回忆,在投票结束后,曾有过这样一段事情: “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事实上,这样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背后确实是因为林彪系人马的大力活动。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康生和江青试图弄清楚是谁没有给他们投票后,事情传到了吴法宪和周恩来耳中,两人都表示这样做违反了中共党章,其后周恩来把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话,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过,吴法宪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江青在这类问题上一直在和毛泽东通气,是毛泽东站在江青身后。可以说,尽管事情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实际上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敌意。 (以上内容见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二章第四节) ---毛林剑拔弩张 孙诚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