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发布的内容- 第33页 news.news·换个方式看新闻|AI看新闻、实时追踪事件后续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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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这次会不欢而散。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编程随想：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常委会 #赵紫阳 #戈尔巴乔夫 #中南海 #改革派 #保守派 #426社论 #政治斗争

2个月前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图：1984年访美，赵紫阳（右一）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赵紫阳 #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意识形态 #社会发展

2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开枪命令的下达情况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开枪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达的？是什么时间下达的？是哪个层级，具体是谁下达的？这是厘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责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遂成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更没有人出面承担下达开枪命令的责任。包括被视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三个最主要的当事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也不敢承担下令开枪的责任，多年来，其子女频频借机为父辈开脱责任。难道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擅自开枪吗？不，绝对不是。笔者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如此予以回答。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最高当局的委托，于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陈希同的一番话虽然经过精心考虑，但还是透露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奉命”开枪，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存在的。另有许多资料也证明确实存在开枪命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都是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奉命开枪的。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北京民众的强力阻拦，但都没有开枪。一些部队在出发之际，指挥官还再三向官兵们强调不许开枪。既然中共当局对下令开枪一事讳莫如深，自然也就不会公布相关的资料。目前能够搜寻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参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中。这些署名文章虽然经过编辑者和审查者的精心审核，但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有关开枪命令的蛛丝马迹，从而证明了的确是有过开枪命令。，，，，，，上述署名文章的作者，除了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靖，都是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是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们的署名文章显示，奉命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解放军戒严部队，除了陆军第54集团军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其它的部队，包括空降兵第15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都接到了开枪的命令。这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署名文章中，凡是谈到开枪命令或奉命开枪的时候，都说是对空鸣枪警告。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数以百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怎么会中弹死亡的？难道那些中弹死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当时都在空中飞翔不成？笔者搜集、阅读了大量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亲历者的资料，可以断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最早开枪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在6月3日晚上10点钟之前下达的。开枪命令是如何下达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军队的命令自然是通过军用电台下达的，但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目标进军的时候，北京城内全民“截”兵，情况非常混乱，很多部队不得不改乘车开进为徒步开进，电台通信车没有跟上。功率不大的携带式军用通讯电台在建筑物林立的北京城内不起作用，或是身背电台的通信兵与指挥官失散。参与围堵的民众中有不少是解放军退伍军人或转业军人，他们知道通信联络在部队开进中的重要作用，带头或指导民众重点围堵部队的通讯电台车和通信兵，许多部队因此与上级失去联络。陆军第40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开进途中的部队失去联络，该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当时设立在建国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由于四周高楼林立，军用电台不起作用，军长吴家民急得到处乱窜，最后只好派遣集团军司令部炮兵参谋安卫平骑自行车外出联络。许多部队不是通过军用电台收到开枪命令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派遣专人传达的。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就提到，是一位身穿便衣的“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前来传达开枪命令。此外，沈阳军区前进指挥部司机、专业军士王洪祥透露：1989年6月3日22时30分，上级下了一道命令（极可能是开枪命令），指挥部要求下达到各部队。于是，王洪祥开车送作战处唐处长和一名参谋到各部队传达命令。【注释11】各部队接到开枪命令的时间有先有后，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8集团军最先接到开枪命令，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前夕。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在题为《铁流东进天安门》的署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部队提前半小时，于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往东挺进。走出不远，车队又停住。这时，政治部一位干事急急从前边跑来报告说，张副军长（张美远少将）到军博（军事博物馆）开会，军区陈副政委（陈培民中将）让我到前边去。” 副军长（代军长）张美远在率领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紧要关头，却被临时召集到军事博物馆开会，显然是去接受紧急而重要的命令。这时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率领前进指挥部刚刚抵达军事博物馆。张美远返回部队后不久，陆军第38集团军官兵紧接着就在万寿路、五棵松路一带开枪，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宋晓明是已知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最早遇难者，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在五棵松路口一带中弹身亡。这个情况与许多目击证人所提供的亲身经历相吻合。目擊證人王曉明在题为《《目擊實錄》》的回忆文章中就明确提出：“6月3日晚9時，我看到位於西長安街與北三環路交叉的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6月3日晚10點整，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響亮。緊接著我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約10點過5分，從木樨地和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作者注）方向傳來了眾人唱《國際歌》的聲音。10點10分以後，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注釋12】事实正是如此，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在距离军事博物馆不到一公里路程的木樨地一带开始大规模开枪，民众死伤惨重。凡是接到了开枪命令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无一例外地都开了枪，包括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当然，开枪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部队的确只是对空鸣枪。有关各部队开枪的具体情况在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专门篇章中有详细记录。在第一批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部队中，唯一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是陆军第54集团军。该集团军虽然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时也携带了子弹，但都统一装在子弹箱中，交由专人保管，始终没有将子弹分发到官兵手中。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开枪命令是从那个层级下达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开枪命令是通过各大军区前进指挥部下达到军一级指挥部，然后逐级下达。各大军区“不约而同”在同一时间下达了开枪命令，说明开枪命令来自于他们的同一个上级机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而解放军戒严指挥部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总指挥刘华清本身就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开枪命令是中央军委下达的，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不可能不知情。杨尚昆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不会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开枪命令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并得到邓小平的许可。何况杨尚昆一开始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赞同采用强力镇压的方式，不可能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图：邓小平--《50 幅肖像画中的共产主义历史》 La storia del Comunismo in 50 ritratti

#六四事件 #开枪命令 #责任追查

2个月前

吴仁华： 1.89年6月4日清晨，坦克第1师三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率领下，在新华门附近六部口从背后追轧从广场撤离的学生队伍，导致11人死亡，许多人伤残。 2.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离队伍。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壓斷雙腿，掛靠在路邊欄杆上，民眾在救護止血。 3.89年6月4日清晨，新华门附近六部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设置了警戒线。就是这支坦克部队制造了六部口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 4.89年6月4日清晨，制造六部口惨案的坦克第1师军官们。左起：唐琳、张芝元、王孝国、张武佃、高青云、金海龙、邓汉桥、贾振禄、姚跃旋、臧远征、彭杰。六四镇压时，坦克第一团副团长贾振禄与团长罗刚一起指挥坦克车队追轧学生撤离队伍，后来贾振禄升任坦克第一师副师长，罗刚升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这张照片是我在搜寻六四戒严部队资料时发现的，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改编为装甲第1师之后，照片中的军官们都曾经参与六四镇压。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坦克追轧 #学生运动 #1989年 #政治镇压

2个月前

5 月 27 日香港演藝界舉辦馬拉松音樂會「民主歌聲獻中華」，200多名演藝人12 小時籌得1,200 萬元支援北京學生。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香港演藝界 #馬拉松音樂會 #民主歌聲獻中華 #演藝人 #籌款活動 #北京學生 #支援活動

2个月前

5 月20 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在香港，八號風球下四萬市民冒着狂風暴雨集會，聲援北京學生，要求李鵬下台。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李鹏 #北京戒严 #香港集会 #八号风球 #支持民运 #直选 #李鹏下台

2个月前

4 月 21 日北京各校聯合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通宵靜坐。香港「學聯」派出4 名代表上京，了解學運情況並與學生交流。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北京遊行 #天安門廣場 #香港學聯 #1989學運 #支聯會

2个月前

馬場曾在1989年開放給香港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北京的學生跑馬地馬場5月21日，香港一百萬人參與大遊行，聲援學運。遊行於中環遮打花園出發，至北角新光戲院，再返回跑馬地。遊行後，大批民眾在馬場進行集會。521大遊行，令當時不少人認為，香港不再只是金錢至上的勢利社會。 ---特寫：香港「六四」導賞團──尋找1989年香港支援民運的蹤跡 BBC中文网

#香港 #六四事件 #集会 #历史 #民主运动

2个月前

1989年5月21日，香港出现首次历史性的百万人大游行 “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于游行中宣布成立。当时的香港总人口约600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如果除去吃奶的婴儿和足不出户的老人，一向似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几乎倾巢出动。遊行歷時8小時。《文汇报》是日社论开天窗，写上“痛心疾首”四字，抗议北京政府宣布戒严。（1/3）

#香港 #百万人游行 #1989年 #支联会 #爱国民主运动 #戒严 #文汇报 #北京政府 #政治抗议 #历史事件

2个月前

《新观察家报》Le Nouvel Observateur：天安门广场，照片中的15分钟末日景象一名中国学生拍摄了 1989 年 6 月镇压的暴力事件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九张照片。三十年前的一个清晨，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外的长安街上被坦克杀害。他们是最后撤离广场的人，在部队推进之前撤退。他们是一群由几十名年轻人组成的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筋疲力尽，但并不沮丧，推着自行车，扛着疲惫的横幅。他们沿着一条小街离开天安门广场，刚刚到达长安街，三辆坦克就从烟雾中冲了过来。任何没有时间或力气跳过路边金属障碍物的人都会被压在铁轨下。随后，坦克继续前进，在人行道上留下了一幅末日般的景象。其中一名学生正忙着拍摄他所在团队撤退的历史场景。他很幸运地逃脱了这场大屠杀。尽管恐惧，他仍继续拍照。后来，他秘密冲洗了胶卷，并手工对照片进行了注释。几周后我见到了他。他通过我们共同的熟人得知我要返回法国，并问我是否同意带走他的照片。他没有找到其他方式来公开这些照片，因为自 6 月 4 日起，所有边境哨所都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管制。 1989年8月，我带着这薄薄的一包照片回到了法国。这些都在媒体上播出了。其中一些被转载于 1989 年 9 月《新观察家》文件特刊中。这一系列九张照片几乎逐分钟地讲述了这一悲惨事件。警告，某些图像可能会令人不安。图1：6点10分：学生们或步行或骑车，平静地从天安门广场向西撤离。图2：6点12分：学生们在六部口路口，距离中南海50米。图3：6点12分：与此同时，三辆坦克从广场疾驰而来。图4：6点15分：催泪弹的烟雾中，学生们正在试图爬上金属屏障，躲避坦克。

#天安门广场 #六四事件 #民主运动 #历史回顾 #1989年

2个月前

美国在“六四”后的重大战略失误 “六四”后国际社会普遍实施了制裁，但美国政府却担心中国倒向苏联，所以老布什总统当年7月就派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访北京，解释美国政府的制裁是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国会压力而不得不实施的，希望北京能够宽大对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国政府说服公众减轻制裁。邓强硬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使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我们，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同时，中国也想尽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改善民众生活，从而使民众迅速从“六四”镇压的愤怒中走出来并逐渐忘记这件事，用经济成功来压住所有政治反对。接下来的演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放行，取消贸易与人权挂钩，帮助中国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时至今日，已经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全面竞争的态势，并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时，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专制进一步强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对它的指责。美国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场和开放的力量，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成长从而制造出民主的内生力量，使中国和平演变成民主国家。这一设想忽视了“六四”与苏联解体后中共对和平演变的高度警觉，他们把一切可能导致中国人思想变异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里，包括牢牢控制住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始终依附于政府和党。可以说，“六四”后的三十年中，西方试图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对中国本质的认知误区一直困扰着西方。 ---李伟东：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

#六四事件 #中美关系 #国际制裁 #冷战 #外交政策 #历史回顾

2个月前

李伟东：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 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大屠杀事件，令这场民主运动戛然而止。半个甲子即将过去，中国年轻一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惨案，世界也慢慢淡忘了那场给今天的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北京事变”，只剩下一些亲历者、海外媒体等每年还在纪念和反思。但恰恰是那场事变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而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也因为遭到当局的压制、缺少国际支援而逐渐萎缩，无力再次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 “六四”之前中国内部其实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制度的保守派（陈当时是中国的元老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袖）；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1980年代中期邓一直支持经济改革，也提倡政治改良（不是改革体制，而是修补原体制），因此他支持赵。但他同时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民众和学生提出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时，邓等人认为这得到了赵的纵容，于是与更保守的陈派联手，实施了镇压和政变，推翻赵并将其软禁至死。可以说，“六四”是保守的陈派经过了近十年阻挡改革的博弈，最后激发了邓的保守倾向而取得胜利，同时邓也把自己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变成了大屠杀的元凶。 “六四”屠杀对中国政治造成了如下后果：一是共产党再次终结了中国人百年追求民主的进程，回归了专制独裁。二是确保了“血统红二代”最后接班（不一定是习，但一定是红二代，最近的证据之一来自阎淮关于中组部的回忆录）——这一直是陈的主张，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过渡，权力最后落在红二代习近平手上。三是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贪腐的进程。邓九二南巡后强调市场经济，有尊重经济平等的意思。但由于保守派在“六四”中获胜，他们再次利用邓提供的市场机会，成功地把财富抢夺到自己手中。四是压制了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使批评和反对的空间严重缩小。五是正式把毛泽东极左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统治。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内实施权贵资本压迫，对外争霸的右翼红色帝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概念是我在2013年提出的，之所以称之为帝国，是因为虽然它没有皇帝，但习近平已经建立了类似1930年代第三帝国那样的元首体制。如果说毛在中国建立了第一红色帝国，习则是第二红色帝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图：2014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警察。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六四事件 #天安门大屠杀 #北京事变 #中国民主运动 #政治格局 #经济格局 #世界影响

2个月前

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图：赵紫阳（左）与宗凤鸣在北京。 Courtesy of Shaojie Shan

#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 #腐败问题 #邓小平 #赵紫阳 #胡耀邦

2个月前

在中国，谁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谁就掌握党，也就掌握全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可以说这是党通过总书记指挥着枪，可以说这是总书记通过枪指挥着党。邓小平利用发动中越边境战争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江泽民则是利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笔者只是从依法治国的这个角度出发，从防洪救灾这个角度出发，告诉读者，如果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办事，就没有1998年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灾害。 1998年的长江抗洪不能是有惊无险，必须是有惊有险，媒体必须渲染这个惊险。 1998年８月5日午夜子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8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远远超过国务院制定的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沙市水位44.67米。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正在讨论如何执行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贾志杰书记和蒋祝平省长两人达成共识：这是法规性的文件，湖北省应该有执行命令的准备。两人同意在8月6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专家会议，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然后就按国务院的文件办理，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紧急报告。８月６日上午，沙市的水位达到44.68米，已经超过分洪水位１厘米。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应对洪水，预计分洪时间是在８月7日中午12时。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在同一时刻，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给荆州市和公安县下达分洪转移命令，公安县33万人需要撤离。6日晚上8时公安县县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撤离的命令。公安县的广播台、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这个命令。从8月6日晚上8时到8月7日中午12时，在短短的16小时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区土地上，33万人全部安全撤离了。正可谓：万事具备，在接到贾志杰和蒋祝平的紧急报告后，江泽民决定不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而是调用几十万解放军正规军赶赴长江抗洪一线，严防死守。江泽民派温家宝到湖北省向贾志杰和蒋祝平传达他的决定。 8月6日晚，江泽民给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命令调动三军将士立即上长江大堤严防死守。张万年在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后立即给总参谋部下达命令：广州战区、济南战区、南京战区的部队迅速调往长江抗洪抢险。按照江主席的命令最近关于防汛抗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围绕三个确保，统一指挥好长江中下游地区抢险救灾部队的行动。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指示：参加抗洪的部队既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要注意充分准备，周密组织。总参谋长傅全有命令：长江防洪形势严峻，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要坚决执行江主席的命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部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按时到位，坚决圆满完成任务。总参机关要加强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切实履行职能。 8月6日晚江泽民的一个电话，最早到达长江抗洪一线是南京战区部队的将士，他们已经从4、5月份开始“埋伏”在那里了；其次是空降部队，直接投至长江荆江地区；广州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北上了；济南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南下了；空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海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二炮部队赶到长江大堤；武警部队赶到长江大堤；军事院校的师生赶到长江大堤。中国军队十多个集团军、近百个师团、上百万将士、民兵预备队投入了所谓的抗击“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的战斗。军队调用了5800多部军车，860多艘舟艇甚至60多架飞机参加了抗洪。铁路部门给予最大的支援，用火车把战士和重武器装备都运到长江抗洪第一线。有报导说，共有几百万人投入了这场严防死守的战斗。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参加一场抗洪活动。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总兵力为渡江战役以来的最大一次。赶到长江大堤向江泽民表示效忠的有100多名将军，他们中间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委史玉孝，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委方祖歧、副司令员董万瑞，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队司令员杨国屏、政委徐永清等等。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陪同下从北戴河乘飞机前往沙市。一上飞机，江泽民就俨然像个拿破仑，打开地图，听取张万年的关于部队的兵力部署。其实江泽民对于部队、对于部队的首长知之不多。来的记住了，不来的更记住了。8月13日下午5时，江泽民携带众将军来到长江洪湖大堤。张万年回忆道：“‘总书记来看望我们啦！’顿时，大堤上的军民们欢声雷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一幅幅巨型标语布满大堤上下，一袋袋沙石筑起的坚固堤防巍然屹立，一面面不同历史时期英雄团队的军旗迎风招展，一队队身穿迷彩军服和橘红色救生衣的官兵整齐列队……”。在几天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江泽民谈到此次调兵时情绪特别兴奋，有点失控。他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6日晚上，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空中、铁路、公路摩托化齐开进。的确有一场特殊战争的感觉。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不但能开得出，走得动，而且能守得住，打得赢，是党和人民可以放心的伟大军队。” “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这是何等的“权威”！据说当年赵紫阳总书记连调动一个排兵力的权力都没有。 ---九八年“百年一遇”的长江洪水溃堤竟是“人造”？作者：王维洛

#中国政治 #军队指挥权 #依法治国 #中越战争 #长江抗洪

2个月前

康生是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的，当时，周总理正住在医院里，他的医生和秘书就决定不让他知道这个消息。不过，周总理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即使自己看不了，也要让秘书给他读，确保不遗漏重要的消息。而康生去世无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肯定会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发布，这怎么能瞒得过周总理呢？他的医生和秘书还真是大胆，竟然专门印制了一张假的《人民日报》头版，用其他新闻代替了康生去世的消息。那么，周总理如果知道了康生去世的消息，为什么会情绪激动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康生和周总理得的是一样的病，都是膀胱癌，治疗手段也都差不多，如果康生没能治好，那周总理也多半无法幸免。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康生在去世前的举动很异常。 1975年12月14日，也就是康生去世的前两天，突然要求去见周总理，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他说，任凭医生和秘书如何劝阻，康生都不听。医生和秘书只好把他放到担架上，用担架抬着他去了周总理住的医院。当时，周总理的病情也已经很严重了，经常陷入昏迷，康生去的时候，他刚刚从昏迷中醒过来，本来医生严禁他再接见客人，但康生毕竟不是一般的客人，就只好让他进去了。据周总理的秘书回忆，康生进去后，把所有人都赶出去了，只留下他和周总理两个人，过了一个多小时后，康生才让人进去，把他抬走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康生对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在已经披露的资料中，我们只知道康生向周总理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时期有过变节的行为，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其实，这个消息已经不是秘密了，至少在周总理那里不是秘密，要知道，周总理当年就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的情报比康生还要多，实在没必要让康生来告诉他那三个人的历史问题。所以，康生来的重点应该不是已经披露的这点资料，肯定还有更加重要、更加机密的东西。可惜，康生说完这些后，刚过了两天就去世了，如果让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消息，难免会在心里想很多，影响他的病情。因此，医生和秘书为了他的身体考虑，就对他进行了“消息封锁”，甚至伪造了一张《人民日报》头版，来蒙混过关。不过，据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介绍，周总理那天一直在昏睡，根本没有看那天的《人民日报》，让大家白忙了一场。可惜，即使是这样，也没能让周总理多活几天，康生去世后23天，也就是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也与世长辞，享年78岁。（参考资料：《我的伯父周恩来》《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康生去世后，有人对周总理进行封锁，不让他知道这个消息 --【历史客栈】

#康生去世 #周总理 #人民日报 #历史事件

2个月前

1989年5月21日星期日，中国北京，独一居酒楼的李楠Li Nan（左）和中国佛教协会的僧人袁志Yuan Chi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向广场上的抗议者捐赠了价值超过53,000美元的食物。 (AP Photo/Mark Avery)

#天安门广场抗议 #李楠 #中国佛教协会 #捐赠 #1989年 #北京

2个月前

1989年5月17日星期三，中国北京，一名行人向满载民主示威者的卡车致敬，他们在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的途中。 (AP Photo/Jim Palmer)

#天安门事件 #民主运动 #示威集会

2个月前

封城后的成都 2022年9月 The streets of Chengdu are largely empty over the weekend after the city imposed a sweeping Covid lockdown. Visual China Group/Getty Images

#成都封城 #新冠疫情 #疫情防控

3个月前

杜晶晶：北京的高干子弟 1966年7月的一天早上，几个“红孩子”突然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学校播音室，通过广播杀气腾腾地向全校的狗崽子宣战：“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今天，我们红五类革命后代，不仅要专你们老子的政，现在还要专你们的政，要把你们老子和你们统统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很难相信那些充满愚昧狂妄和血腥气味的话语竟出自这些十几岁中学生之口，而他辱骂的对象竟是昨天还在一起学习、玩耍的自己的同学！宣战书通过扩音器传到每个教室，红五类们开始左顾右盼，寻找自己的盟友和斗争对象；黑五类学生则人人面有惧色，惶恐不知所措。后来，教室黑板上涂满辱骂黑五类学生的口号、漫画，他们的课桌也被人写上“狗崽子”并打上叉。他们必须接受红五类同学的质问、斥责、嘲讽、谩骂，站在人前交代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反动罪行”，甚至被剥夺了上学校的权利。有几次，红五类学生围堵在我们学校门口，仅留一个小缝隙，每一个进校的学生必须报出自己的出身。如果是黑五类同学，就在一片“滚蛋”的哄骂中被轰出门外。我出身于职员家庭，虽不在黑五类之列，但我很理解那些黑五类同学们的境遇和心情。那种在众人面前被斥骂却不能有任何辩解的人格侮辱，必将深深烙在那些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永难磨灭。北京一些中学生里的高干子弟组建了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等，是类似于希特勒的冲锋队的法西斯组织。他们在学校里设立“劳改所”，随意将一些黑五类学生抓到那里关押折磨，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很多人死于非命。北京六中的劳改所最为可怖，纠察队员们蘸着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写出“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每个字有拳头大，殷红的人血顺着墙向下滴淌，让人不寒而栗。在那里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是曾对血统论提出异议的该校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打死王光华的人，有的如今已经身居要职。

#北京 #1966年 #红五类 #政治斗争

3个月前

《吼叫一九八九》──謝三泰眼中的六四前夕台灣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40天图2：摄于1989 年 4 月 21 日图3：摄于 1989 年 4 月 25 日图4：抗议者手持用简体中文和俄语书写的 "民主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横幅。时间恰逢戈尔巴乔夫 5 月中旬访问北京。照片摄于 1989 年 5 月 16 日。（1/3）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6 条信息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民主运动 #台湾记者 #戈尔巴乔夫访华

3个月前

储百亮: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有一个人拒绝了。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纽约时报中文网图：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六四事件 #徐勤先 #军队抗命 #中国抗议 #政治改革 #天安门广场

3个月前

紫阳绝唱 5月19日凌晨，总书记赵紫阳突然来到广场，他登上一辆供绝食学生休息的大客车，神色凄凉的对学生们说： “我们来的太晚了。你们怎么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此时的赵紫阳已经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完全失势。当时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回忆 19日赵紫阳从广场回来后的情况： “我记得他从广场回来后说头晕，就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诊断，医生说是心血管系统的毛病。紫阳当时就向中央请假，请了三天假。他根本不知道当天晚上要开那个大会，也就没有参加，从此中央再也没有通知他开任何会议了。他也就从此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图：面对绝食学生，赵紫阳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25周年特辑：六四始末之二——绝食博弈 BBC中文网

#天安门事件 #赵紫阳 #绝食抗议 #学生运动 #北京 #中共党内斗争

3个月前

宗凤鸣：江泽民执政（之初），大概是接受了姚依林的观点。姚曾声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会四分五裂，认为改革差不多了，要集中治“乱”治“散”；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改革圈子，要跳出西方设计的改革圈子。这就是要“收权”，要“集中”。江泽民则提出要反“西化”、反“分化”，还提出要大反“和平演变”，声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是要搞全面倒退，就是要把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强扭回到旧的计划经济轨道上去。邓小平鉴于改革形势的逆转，首先对姚依林进行斥责：你那一套不行，你不干就让别人干；接着在南巡讲话中发出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迫使江泽民转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另外，邓小平还指出，那几年（指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后来还给万里传话：以后不要逞英雄，还让杨家兄弟（杨尚昆和杨白冰）出局，都是为了给江李体制扫除障碍。赵紫阳曾对我说，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图：1990年4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的家里。 Reuters

#江泽民 #中国政治 #市场经济 #姚依林 #改革开放 #反西化 #和平演变 #计划经济

3个月前

储百亮:中共秘密资料揭开“六四”镇压背后的权力游戏震惊中的中国领导人轮番发表讲话，谴责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被军队驱逐的学生抗议者。他们奚落因对示威者态度软弱而受整肃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并将此次动乱归咎于美国支持的颠覆行动。根据周五在香港发表的一组中共秘密讲话和声明，军队和坦克在 1989年6月3日至4日镇压民主抗议活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就上演了这样一幕。根据这部资料文集《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以暴躁著称的中共元老王震在谈到共产党的反对者时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新公布的文件揭露出，大屠杀发生后中共领导人迅速强化一种世界观，声称中共和中国受到秘密邪恶势力的威胁。 “自1989年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被敌人包围着，”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China Tomorrow: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一书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如今在中国，1989年的剧变几乎无人提及；审查和安全控制使公众纪念活动归于沉寂。但那段时间在政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89年4月，被边缘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抗议演变成一场热情的运动，要求得到清廉的政府和更多的民主权利。赵紫阳及其支持者赞成通过谈判化解抗议。但强硬派占了上风，将赵紫阳赶下台。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士兵们在北京射杀了数百乃至数千名抗议者和旁观者，中国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流血冲突。这份209页的文件来自1989年6月为巩固对武装镇压的支持而召开的会议。所有官员都支持下令镇压的老领导人邓小平，谴责赵紫阳，为结束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后者倾向于妥协，因而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专政就有专政的工具，这不是口头上说的，或者摆到那个地方看看的，而是要去用的，”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元老薄一波在文件中说。中国一直在封禁关于那个时期的书籍，出版这本文件辑录的小型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无视了这种审查。这些话表明，这些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已经快要失去控制。 “那个时候，我们党简直成了地下党，我们的政府成了地下政府，”为武装镇压辩护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其他官员说。“我们处处都受到限制。” 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总是迅速采取行动，粉碎任何表面上的社会动荡，最近的一次行动是镇压了一小群学生，他们诉诸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孙万国(Warren Sun)说，就连胡启立和阎明复等支持赵紫阳的温和政策的官员也开始攻击他，经常批评他领导不力。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人鲍朴说，“这些文件中的终极秘密是，共产党是如何掌握这种机制，让官员无视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听命于一号领导人。”鲍朴的父亲曾是赵紫阳的高级助手。 “邓小平亮牌，所有人都得站队，”他说。这些新收集的文件与一系列从中国流传出来的书籍一起，揭示了1989年的动荡。共产党对这一话题进行了严酷的审查。 2001年，学者们发表了《天安门文件》，这是一组引发争议的报告和文件，尤其是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其中收录的高层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香港出版商鲍朴还帮助出版了失势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录，以及曾力主镇压抗议活动的中国总理李鹏的日记体叙事。新出版的文集展示了中国官员断言中国受到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力量威胁。公安部长特别指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如今他仍然是阴谋论的对象——是党内自由化官员的支持者。 “获胜的保守派把国内批评妖魔化，并夸大外国势力的作用，这表明他们对影响政权的真正问题视而不见，”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前言中写道。虽然强硬派官员承认公众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愤怒，但他们认为，希望政府更开放的政治要求是西方颠覆的工具。尽管这些最新言论中充满对西方势力的批评，但是党的元老邓小平希望中国继续向外国投资开放。对此官员们很快表示支持。 “怕外国人不来投资，我说不怕，”中共元老王震说。“外国资本家是要赚钱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中国这个世界上这个大市场。”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六四镇压 #天安门广场 #民主抗议 #中共秘密资料 #赵紫阳 #权力游戏

3个月前

6 月 4 日，一辆中国装甲运兵车停在天安门广场，车侧粘着被压扁的自行车。 David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天安门 #装甲运兵车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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