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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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美国人杰米．布朗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张菁：“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2个月前

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1950年，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贵州省那些本已归顺中共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武装反抗。西南地区发生的普遍的民众抗争是由于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等不当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却欺骗世人说是国民党残余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为自己的恐怖镇压带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让世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中共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西南区共处决匪首8300余人，共歼灭匪特85万人。”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议，将抓到的武装反抗头领杀死，要求“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并对在四川西北关押的4210名监狱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数字，即“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毛认为邓的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 1950年11月，邓小平提出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作战，这些部队中有大量倒戈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反抗征粮运动的追随者，就是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去送死，这个建议也受到毛泽东大力称赞。中共在其它地区通过土改和镇反运动进行的暴力统治，在西南地区通过征粮和“剿匪”得以实现，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又一见证。 ---张菁：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2个月前

毛玩这些权谋手段可谓炉火纯青。让邓参加批周的会议，是一石两鸟。既在周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让他们彼此产生怨恨，又考验邓小平，看你究竟如何站队。邓明白，毛整周是唯恐大权旁落，所以极巧妙地批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这话既说出了毛的担心，又仿佛是对周的提醒，不伤和气。邓是聪明，毛也满意。随后邓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来制衡周。周以绝症之身，让毛大大羞辱一番。这还不算，后来毛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周作陪同，毛竟然当着外宾的面，笑着对周说，“听说你挨整了，把你整得不亦乐乎啊！现在你不敢说话了，把我变成了一言堂”。 ---赵越胜：周恩来为何成为毛的整治对象？——文革五十周年

2个月前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滔天罪恶无法切割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指出：“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过去只知道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对数百万知识分子施以毒手。文革之后，邓小平对右派平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本质上错了，只承认有“扩大化”问题。“摘帽”右派并未得到国家赔偿。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名右派未穫平反：邓小平曾明令五个人不能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邓小平的罪恶不止于此。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勾勒出邓小平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大跃进、中苏论战、三线建设等重要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如，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邓小平对曾併肩作战的刘伯承元帅穷追勐打，即便刘伯承卧病在床，也强迫其到大会现场亲自检讨、接受批判。可见，在文革前夕，中共的党文化已恶劣到可怕的地步，高级干部人人泯灭亲情和友情，只尊奉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以毛泽东的是非爲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爲好恶。邓小平以实干家自居，但在大跃进期间他照样瞎指挥。本书综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到地方视察工作的行程，发现邓小平对“大跃进”并非消极应付，而是积极配合。在河南，邓小平在极左派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参观人民食堂以及只供展览、毫无实用价值的“炊具改革”。当时，河南的大饥荒已蔓延开来，邓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是被吴芝圃蒙在鼓裡。邓小平视察安徽同样如此，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吴芝圃一样，是大跃进时期的“四大左王”之一（其他两人是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曾希圣以私人名义“自掏腰包”准备丰盛的晚宴款待邓，邓欣慰地说：“别处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与此同时，安徽大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特殊桉件”高达上千件。接着，邓小平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报喜不报忧，邓听完汇报后心花怒放。山东此时已饿死六十五万人，外流一百多万人。邓小平一路走马观花，看到的都是风调雨顺、太平盛世，他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却对三千多万中国人民被共产党的暴政饿死的可怕事实视而不见。 ---余杰：作为毛泽东的副帅的邓小平——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

2个月前

赵越胜：文革中毛为什么不救李达？ 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救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你说这种救命的事能“酌处”吗？一个人掉河里了，喊“救命”，您几个坐一块商量商量，斟酌斟酌，那人早淹死了。所以毛的意思就是不救。为什么？一般说来，在独裁制度下，一个人愈有恩于独裁者，便愈有害于自己，尤其在共产制度下，战友便意味着敌人，因为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种人，不需要战友，只需要佞臣，不需要诤谏，只需要谄媚。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不早整你已是格外开恩，又怎么救你？李达请毛救他一命真太书生气了。果然，十几天后，李达口吐鲜血而死。图1：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与李达见面，右一为王任重。

2个月前

铁流：12岁“童右”张克锦的奇特人生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份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当年划为“右派份子”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7年。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阿姨说：“领啥子奖嘛。” “领吆麻雀的奖。”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毛“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运动。人们在街送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拚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只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正是在监狱之中，张克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

2个月前

北京天文馆. 中国. 1974

2个月前

图：1971年7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纪念党诞生50周年庆祝大会上。（9月13日凌晨，林彪及妻子、儿子和部下乘坐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身亡。）

2个月前

1976年10月4日，“四人帮”最后一张合影。桌子左边左起为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他们讨论了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三天后，“四人帮”被抓。

2个月前

毛泽东与周恩来 1956年滨谷博摄影 MAO ZEDONG & ZHOU ENLAI 1956 Hamaya Hiroshi

2个月前

孫立人將軍與軍犬。(中央社/羅廣仁提供)

2个月前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后，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失足跌倒。

2个月前

胡平：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2个月前

《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作者认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毛主义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难以继续后，在东南亚找到的替身和传人。文革把中国引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和道德瓦解的深渊，而在柬埔寨，它把这个民族驱入了更残酷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境地。作者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红色高棉最高层领导人中，最能代表毛主义影响、和中国关系最密切、企图把柬埔寨作为继中国文革之后又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巨大实验场的，不是波尔布特和其他人，而是英萨利。作者对英萨利和中共的关系以及他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回到金边的时机和作用作了分析，在我看来这是对文革究竟是如何影响红色高棉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程映虹：红色高棉是毛主义的产物——推荐《毛泽东主义的兴亡》

2个月前

“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中国首任女副总理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作者：黄滢

2个月前

雅量 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图：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

2个月前

提到“文革”，荒唐的事情很多，奇事很多：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 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这些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时代的荒唐悲剧场景。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

2个月前

强奸母牛反革命案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咸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尤其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是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2个月前

阅读《大字报》的人们

2个月前

1.1966年6月，清华附中学生批斗副教导主任冯玉中。部分同学还戴着红领巾 2.清华大学"黑帮"在劳动 3.清华大学土建系领导被批斗 4.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

2个月前

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否定，自毛“混进党内”不久就开始了，从江西红军开始，无数对中国革命怀有理想的共产党人都对毛头痛不已，他们的善意徒然为毛的流氓无赖助长了气焰。这个为主义而夺权的革命党终于演变成了为夺权而主义的乱党，最终，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的劣胜优汰使得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邪教、黑社会集团、极权政治势力。经过延安整风、三大战役、三反五反、庐山会议，毛一步步地获得了王权、君权、皇权、神权。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的小组会议里，朱德的秘书勇敢地揭发：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中共为国庆节公布宣传口号，报到毛那里，毛亲笔在最后加上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邓小平时代的胡乔木披露说，他曾经为一事给毛打电话，毛在电话的一端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我是毛主席。”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权威的档案文献证实，毛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大师或军事天才，因为他的私欲，朝鲜战争不仅多打了两年半，而且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余世存：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

2个月前

问：所以你认为林死后毛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首先就是提防周？赵越胜：对，我确实这样看，这从批周会议可以看出。周不是主管外交吗？毛就在外交上找周的毛病。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登了一篇文章，谈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 ”，毛却借题发挥，说是“放屁一通”，又气哼哼地说“凡是这类屁文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又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骂得周灰头土脸，忙写检讨。又因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没有及时向毛汇报，而被认为“接受了核保护伞”。毛指示召开批周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已经讲过。今天那我们再讲点细节。江青上来就说这是林彪以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许世友这种武夫甚至跳到椅子上骂周“要搞修正主义”。王海蓉还特地点出毛讲话中提到“贼船”就是指周。周只能流着泪检讨再检讨。会上周单独坐在一边，与会者围坐在他对面，就是个批斗会的架势。据记载，周因手抖，请乔冠华帮忙纪录，竟被唐闻生喝止。每次批斗完，周都面色灰白，走路不稳。你说毛把周整到这份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接班”的想法。把周整得半死不活之后，一次会见外宾，沙发不够坐，周恩来竟然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出沙发给王海蓉这些小翻译坐。毛看见了，指着王海蓉、唐闻生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呀，让这些娘们整成这个样子”。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毛的品性中的虐待狂的倾向。 ---赵越胜：毛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文革五十周年

2个月前

陆文：润之对异己的狠在我记忆中，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当的利益，他们杀自己人有三次，一次罗绮园杨匏安案，陈绍禹借战友之手将他们出卖，另一次向忠发案，还有一次柔石五烈士案，不过都是借杀刀人，手法都是派人向有关部门告密，尽管后两次没有证据，不过正付心中有数，就像仲共并没有与日寇订立什么协议，但提供情报、领取经费、不破坏津浦铁路线是明摆的事，潘汉年甚至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安置在日方的老巢中。润之在铲除异己的历程中，有时也采用此方法。比如除掉杨开慧，借何键之手；消灭西路军，通过甘肃马家军；剪除项英，则麻烦蒋中正。润之兄的软肋，没有能力招兵买马，每到一地都是反客为主、玩弄权术，抢夺土匪或同志的武装，这就跟人家发生了冲突。他的手法，在人家的部队与地方政权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没有委任就自封为王，自命主席、书记、政委、总指挥，若有不服，则诬对方为AB团、富农路线、机会主义、混进当内的反革命。对付异己，他都动嘴不动手，所有脏活通过暗示、吩咐或所谓决议，请人代劳。始终不亲自开枪，也不亲自挖坑。消灭在危难之中接纳他的井冈山土匪王佐、袁文才，以及不听命于他的江西党政军的领导，还有井冈山的一部份红军，他都是这么干的。肃清所谓的江西AB团，他派了顶级杀手，叫李韶九的。此人先用酷刑逼供，迫使受害人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牵连更多润之兄欲致其死地的人。酷刑如下：地雷公（用竹签钉指甲）、用香火烧、小刀割乳、烧阴户、颈骨穿铁丝、坐飞机、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烧红枪通条捅肛门、洋钉将手钉于桌上、铆钉钉膝盖、剖腹剜心，以上有些酷刑，我才疏学浅也不知如何操作。还有一种创新的刑法，叫山人弹琴：“用铁丝穿过睾丸，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再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有一个叫刘敌的，对此恶行不滿而反抗，结果把他跟一些伸张正义的红军战士一起干了。润之兄还拖人下水，叫朱德签名，令他认可处决刘敌的合法。一系列的清洗，以李文林为首的，还有一个叫李明瑞的，红军将士死亡人数达数万人。长征途中，润之兄为了避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神经病似的四渡赤水，红军不仅精疲力尽，且死伤惨重，抛下的伤病员任其在深山老林中自生自灭。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运输通道，其实也是润之兄借刀杀人，令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组成所谓的西路军，忍受饥饿疲惫，在漫漫的戈壁滩中跋涉，行军路线还由润之决定，结果被猴耍，被马步芳部绞杀，男的死于非命，还有一千多人被活埋，女的二千多人被强奸，之后，有的进了妓院，有的成了人家的小老婆。幸存的逃回到苏区又被活理。活埋前，还叫他们挖坑，说埋国民党，然后把他们推进深坑，说“这是高岗的命令，高岗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张国寿被润之逼得没法，出逃延安，润之兄风闻其部下不满，在“讨论应付方法”，担心哗变，又悉数解决，活埋了两百多人。润之兄不仅仇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还仇视项英，他甚至连陕西的刘志丹也不放过，最后也死在他的手里。写到这里，我又查了张戎所写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现润之兄为铲除劲敌，还给王明下毒。一个姓金的医生，不管王明病情，主张拔牙、割痔疮，还要叫他割扁桃腺，就像动了手术有奖金似的。金医生还喂药，也不知啥药，反正王明服了一片，先头晕，第二天又服了两片，继续头晕，并呕吐、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大夫再接再厉，又叫病人服了一片，新病症如下：急性胆囊炎、肝炎，继续肝肿大。金医生见王明生命力顽强，又给他吃了甘汞加小苏打，目的为了让他“汞中毒”，像武大郎那般死去。有个情节值得一提，润之兄写了九篇谩骂王明及其盟友，还有早已归顺的周恩来的文章，还改了又改，胡乔木说：“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平时看了不算，临死前几年，还叫人前后读了共三次。盘查润之兄的发迹史，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地为我所用”，所有人不过是实现其欲望的工具，一旦无利用价值，幸运的自生自灭，倒霉的被他致于死地。比如，他二个优秀的打手：刘士奇、李韶九，被仇家所杀，他若无其事。高岗、刘少奇均是他的心腹，一个被迫自杀，一个死在他的牢里。被润之兄迫害的异己中，在我眼里，最值得同情的有下列十位：杨开慧、贺子珍、李文林、李明瑞、刘志丹、习仲勋、傅连璋、彭德怀、项英和林彪。

2个月前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当局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 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胡平：清查“五一六”之谜

2个月前

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而来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在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作者: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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