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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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一份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单下面这份颇有内涵的名单，列出的是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14个头面人物的中文名字和俄文名字。周恩来↔莫斯克文刘少奇↔达尔斯基邓小平↔多佐罗夫任弼时↔布林斯基王明↔克劳白夫王稼祥↔科穆纳尔张闻天（洛甫）↔伊思美洛秦邦宪（博古）↔波戈列洛夫陈延年↔苏汉诺夫王若飞↔尼姆泽夫赵世炎↔辣丁 …… 毛泽东早期没到过苏俄，大概因此，毛没起过俄文名字。但是，在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秘存着共产国际印制的、由毛泽民（毛泽东胞弟）亲笔代毛泽东用中文填写的十分完备的“个人履历表”。除了填写本人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共党后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这是一个人（毛泽东）与一个以颠覆和毁灭人类为终极目标的恐怖组织（共产国际）存在隶属关系的最好证明。它表明，毛泽东的“人事关系”在共产国际备案，受共产国际控制。同时，一份由周恩来为共产国际用俄文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也被发现。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中共成员有这种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字。然而，我们知道的是：中共1931年在江西建立“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以“苏维埃”冠名的；在其宣言中，称苏联为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共生死大逃亡，是在万不得已时以苏联为保命地的。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也是以“苏维埃”冠名的。中共“六大”在国内开不成是跑到苏联开的。贺子珍受不了毛泽东沾花惹草负气出走投奔了苏联，还在苏联生下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儿子。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治病养伤都是去了苏联。截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受训的中共党员大约有3000人之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共的“红孩子”生活在苏联伊万渃沃国际儿童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后代都在其中…… ---一封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密令作者: 掸封尘图:共产国际的密令被全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在马林的衬衫里带给中共。这块白色绸缎今天陈列在荷兰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3个月前

天安门广场是一组风水建筑，人们常参观的毛的〝纪念堂〞，就是这组风水建筑的核心。〝毛的灵堂当成一个免费的旅游景点，这样一来去参观的游客就会很多，用活人的阳气来弥补住故人的阴气(编者注：当心，就是民间所说的鬼吸人气)〞。〝毛纪念堂前面的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它像什么?像不像一把插入地下的宝剑。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它既是人民英雄的墓碑，同时也是毛的墓碑。〞〝纪念碑前面的这个旗杆，像不像给毛烧的香?如今天安门广场，天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天天都在给毛烧高香!〞至于悬挂城楼的毛像，那就是死者摆在灵堂的〝遗像〞了。〝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建一座灵堂，纵观中国5000年历史，仅此一例。 ---天安门前藏玄机：竟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重大秘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坟场。毛遗体入驻纪念堂之日，便是天安门广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坟场之时。而且，颇为诡异的是，先期落成的纪念碑，和后期落成的纪念堂，都是一反“座北朝南”的传统，一律采用了“座南朝北”的式样。纪念碑立于纪念堂前，两者朝向一致，成全了陵墓与墓碑的标配。站在天安门城楼往南望，血旗（死人鲜血染红的中共国旗）、墓碑（纪念碑）、坟墓（纪念堂）三点一线依次排开——这些与死人息息相关的东西都凑齐了。 ---天安门广场挥之不去的“五大噩梦” 作者: 掸封尘

3个月前

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与毛泽东一起吃饭。就是在这一次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3个月前

联合国日游行，伦敦，1943 年 6 月 14 日 United Nations Day Parade, London, 14 June 1943 伊朗（左）和中国的军事代表与两名英国军官交谈。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from Iran (left) and China talk to two British officers.

3个月前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小洛克菲勒先生：您好。 1917年秋天，一百年之前，您从纽约辗转来到北京，见证了您出资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成。当时，徐世昌大总统还请您和大家在大总统府吃了一顿，场面体面而热闹。一百年之后，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人而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您是最了不起的富二代，没有之一。在满清和民国交替之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从纽约到北京的单程旅行最快需要一个月的时代，在需要自建独立的水、电、动力、通风系统才能支撑一个世界一流医学院和医院的时代，在没有完善的外汇兑换系统和海陆货运系统的时代，您敢相信考察团的建议，坚定不移地花您老爹的钱在北京建立一个超一流的医学院，您20万美金买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办的协和医学堂、12.5万美金买了在东单三条占地22.5公顷的豫王府，在此基础上，超预算五倍，花了750万美金建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再后来，二战了，再再后来，解放了。在1949年解放之前，您到底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花了多少钱，有好几个版本，从1500万美金到4800万美金。很难计算这些美金在100年后的今天到底值多少钱，仅仅算12.5万美金买的22.5公顷豫王府，仅仅算2017年的地皮价值就在450亿以上。除了坚持建设超一流硬件，您屏蔽噪音，坚持了如下办学原则：赤裸裸的小班导师制精英教育，每年全国招生不超过30人，建校百年，毕业生不足3000人；赤裸裸的领袖型全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有三年生物系学习经历，贯知天地草木禽兽，在医学院本院，必须医、教、研兼修；全球视野，全球招聘教授，英文教材，英文教学；淘汰制，为了培育医疗智慧，不惜极限加大学业压力，不惜压榨学生的青春和健康，多数医大学生呈现黑暗枯黄“协和脸”。补充一点，这样一个按照当时世界最高标准建立的医学院，第一任校长，您挑了一个叫Franklin C.McLean的28岁小伙子。一百年之后，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事儿而论，您坚韧耐烦、劳怨不避地创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这件事儿，很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这个每年毕业生不足30人的小医学院，这个设计规模不足300床的小医院，历经一战、二战、内战、军管、文革，衍生出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一部协和史，就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医史。很难计算这一百年来协和一共救了多少人、延长了多少人多少年的生命、提升了多少人多少年的生命质量，但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我不知道有史以来有另外哪个项目有大于此的福德。一百年之后，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东单和王府井之间的百年时空而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最具揭示意义的现实版坛城，创造、保护、毁灭、再创造、再保护、再毁灭，绝望后再有希望，希望后再绝望，在似乎万劫不复的轮回中，看到不绝如缕的智慧和慈悲。尽管诸事无常、诸法无我，我还是看到您用您的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似乎超越了轮回的存在。做偈曰： “僧侣们敲碎巨大、复杂、优美的坛城，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坛城的碎沙也在一刻不停地形成下一个坛城。” 托您福德，从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协和念书，最常出入东单三条九号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那栋苏式的七层楼。毕业之后，我一直想有个类似九号院和基础所的物理空间，作为非官方校友会，校友们能时常出入，能想起过去的宿舍，能追忆从前，能对着协和和紫禁城的屋顶发呆，能一起打牌、扯淡、喝酒、吃盒饭，当然，也免不了聊聊古今、天人、疾病、生死、科技、医疗。尽管和您当初面对的困难没法比，我还是折腾了小一年，感谢诸多亲友的帮忙，“九号院”在2017年12月31日、协和百年的最后一天启用。从真正的东单三条九号院走路几分钟就到，站在“九号院”的窗边，看得见协和和紫禁城的屋顶，似乎看得见生老病死，似乎又悲催地想起老教授们的叨逼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我以前似乎从来没做过类似不计回报的事儿，从这次开始，我开始相信念力，开始相信一粒渺小的沙子也有它自己的力量，开始相信一些超越轮回的美好总能用某种形式接续。 2018年，协和新的百年的开始，愿我们继续有一颗偶尔十八岁的心，“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顿首谨封。冯唐 2018-02-03 图1:小洛克菲勒（右）与父亲老洛克菲勒图2: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开幕典礼大合影

3个月前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见图）。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约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3个月前

“清污运动”中的荒唐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之时，坊间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清污运动”中，理论和文艺界首当其冲。如何分清精神污染和美化生活，在80年代初期，并非小事。一些人借题发挥，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在“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西方译著。《读书》杂志也被批评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有人甚至要《读书》改变方针，办成辅导青年读书的杂志。据说，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为合并二为交出。包括范用、陈翰伯在内的几人轮流被谈话，他们一致据理抗辩，风波终于过去。文革后的科幻文学方兴未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结果在“精神污染”运动中直接中枪，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直到今天。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经济领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清污”奇文共赏当时高压环境下，流行歌曲也被成为“靡靡之音”的“黄色歌曲”。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这本小书中有很多彪悍的观点。现摘录如下： 1、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2、音乐并不是和黄色的内容表现无关的东西，而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3、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 4、《根》（高又泰唱）“要回去，回去生长的地方，去拯救，去拯救，去拯救根的灾难”这里“要回去”是回到哪里去？“根的灾难”含义是什么？如何“拯救”？……这首歌在伴奏中还用了象征出师开阵的鼓声。所有这一切，其用心不是很清楚么？……它为什么出版发行于一九七九年？ 5、“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6、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7、摇滚乐和酗酒，吸毒，斗殴，同性恋等等相伴而行。一场摇滚乐集会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的骚乱，有人甚至在其中丧生。……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8、流行音乐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决定的。 ---1983年：戛然而止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作者:刘乐水

3个月前

1967年的中国

3个月前

1967 年北京街头摄影：Max Scheler

3个月前

1985年蒋经国金婚，特邀张学良、赵四参加家宴。时年蒋经国75岁，张学良84岁。

3个月前

赤脚穿草鞋，踮脚望着鬼子来。参军要参新四军， “大五”票子崭崭新。穿的是绸，吃的是油! 打起战来不要头…… 多少年后，在我的家乡还偶尔会蹦出中共在抗战时期诱惑乡民们的这首“四爷”(家乡人当时对新四军的称呼)招兵买马的宣传语。这样极度诱惑流氓无产者的宣传语其实一直伴随中共成长的全过程。从红军时期的“老乡，你想发财吗?你想不交租吗?你想睡东家的小老婆吗?跟红军走吧!”，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陕甘宁的“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的《白马调》。真是异曲同工了! ---在受尽“四爷”诱惑的土地上抚摸抗日作者：江枫

3个月前

我(秦楚)对陈永贵说：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了吗? 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陈永贵说：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她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3个月前

钱穆：看清毛泽东“狐狸尾巴”始于一张文告 1949年，是民国大师群体的去留吉凶命运抉择之年。这年春天，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其中缘由： 19 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进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他：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一时语塞。那篇文告的落款是毛泽东和朱德，实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被中共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善哉！一篇文告看清毛和中共，钱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叹服！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钱穆和他创办的新亚书院、新亚研究院，在香港传播中华文化，与中共的外来党文化分庭抗礼，让中共颇为忌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授意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然而钱穆却在回信中说，我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我万万做不到的。钱穆坚拒了恩师和至亲的盛请，视回归中共盘踞的大陆是行尸走肉般的畏途。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却是深入骨髓，不忍带进坟墓里。他在回信中说，我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正如傅斯年准确预言了中共执政后的社会动乱、钳制自由、文化沙漠等国难，钱穆也预言了中共政权制造恐怖，绝不会止于十年文革浩劫，而是“后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民国大师慧眼看穿毛泽东与中共作者: 掸封尘

3个月前

傅斯年：看清毛泽东的“狐狸尾巴”始于一次延安之行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等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也没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他早年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特意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而正是这次交谈，让傅斯年看到了毛的“狐狸尾巴”，对毛和中共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傅斯年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数次畅谈延安观感。傅时罗说：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草寇而矣。傅斯年认为，毛和中共“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傅看来，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是不可分割的。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斯年明褒实贬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对傅的弦外之音虽然有所察觉，但并没有回应。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而此次延安之行，更是令他只有恶感了。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傅斯年就公开称，共产党“（中共）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脚了。” 傅斯年甚至预言：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正是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清醒认识，傅斯年既不做共产党的人，也不愿归共产党管，更不愿为共产党干。在决定命运的买键时刻，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为上”，离开大陆赴台，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民国大师慧眼看穿毛泽东与中共作者: 掸封尘图：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3个月前

凤翔：一块玻璃一条命老杨是西北农学院分配到陕西凤翔县畜牧兽医站的大学生，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显得文质彬彬。文革开始后，凤翔县兽医站的战斗队突然把老杨专政了。当时叫群众专政，简称群专。群专现象是个新生事物，其专政对象是那些被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但还称不上是敌人的人。群众专政完全没有章法，有的地方严酷程度超过劳改农场。群专对象每天早上给战斗队（1969年之后变为革委会）的头头请示，由头头安排当天的劳动改造任务；下班时再由头头检查一天的劳动情况，训示几句；隔几天写份检查或思想汇报，表明你心悦诚服接受改造，正在不断提高觉悟。过一段时间，头头觉得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大发慈悲，经群众讨论，认为你已经改造好了，可以重回革命群众的行列，就宣布对你解除群专。老杨被群专后，主要的改造方式是当清洁工打扫卫生。同他一起被群专的，还有一个老陈。文革初老陈很风光，是最早的战斗队的头头，但好景不长，自己也成了改造对象。当时正值“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是用红漆刷出来的毛像、毛语录等，红油漆都卖脱销了。凤翔县兽医站墙上也一样，有毛语录，有摹仿毛手迹的诗词，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宣传画，窗户玻璃上都用红漆喷上了剪纸毛头像。头像剪得有的精致，有的粗糙，铺天盖地，就像今天泛滥的廉价广告招贴画。有一天，老杨打扫完兽医站的长廊，推着装垃圾的架子车向外走。一不留神，车轴挂了一下门，门一震，一块玻璃哗啦从上面掉下来，摔成碎片。这块玻璃上有个毛头像，如今一碎，老杨受惊不小，赶紧把玻璃碎片拾进垃圾车。这一切恰巧被老陈看在眼里，便大叫起来：“好哇，你竟敢打碎主席像，还想偷偷摸摸地掩盖，是何居心？”老陈这么一嚷，整个兽医站的人都知道了。老杨更加惶恐，怯怯躲回宿舍。嚷归嚷，一般人对于这种事并不较真，除非他想挟私报复，或是被毛崇拜彻底洗了脑。同事们并没谁计较这事，可是第二天却发现老杨自杀了。对于老杨的死因（无意间打碎一块上有毛头像的玻璃），人们很少谈论，仿佛是很自然的事，谈论更多的是他的自杀方式。在凤翔，自杀往往是上吊、跳楼、服毒之类，老杨的自杀却不同凡响。老杨的宿舍里满地是血，可是老杨的尸体上却看不见任何伤口。清洗尸体时，在他的颈动脉处发现一个指甲盖大的伤口，几乎看不出来。人们窃窃议论，他竟然采用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死法，而且割得那么准。（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3个月前

在紫竹林教堂避难的神父和中国教民天津，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外国人，更多被义和团追杀的是被称为“二毛子”的中国教民或使用洋货的中国人。为了躲避战祸，很多人都逃往使馆和教堂寻求庇护。

3个月前

1960年，北京新开路缝纫厂、南官房皮件厂等街道工厂的工人，利用假日在崇文门附近的城墙上开地播种萝卜等秋菜（新华社记者喻惠如、孙永盛摄）。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371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930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1963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403 条信息

#北京 #1960年 #街道工厂 #农业生产 #崇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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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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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8 月，在中国某地的空军基地，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米格喷气式战斗机前，学习毛泽东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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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工人读“毛主席思想”。1967年 Factory workers read from the 'thoughts of chairman Ma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1967

3个月前

何可：他为何选择了太平湖？北京有三个著名的湖，积水潭、昆明湖和太平湖。1918年11月10日，梁济跳入积水潭，自杀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纵身一跃，跳进了太平湖，却没有留下一纸遗书。这一天，他本该去文联接受批斗，但他独自一人去了太平湖。出门之前，他走到四岁的孙女面前，俯下身，拉着她的小手，用很慢的语速说：“和爷爷说再见。”他在湖边待了一天，而后自沉。他笔下的人物，自杀的真不少：《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自沉护城河；《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支撑“裕泰”老字号不得而上吊；《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而自杀。老舍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他没想到，自己的结局就是那一出最悲的悲剧。这一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2日，他挣扎着出了院。23日，他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领头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立刻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住他！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萧军、骆宾基、荀慧生等29人一起，被抓了起来。下午三点，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运送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那里曾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一类四旧物资。整个大院烈焰熊熊，口号震天：“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分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29个中国文化界的精英，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着地，数百名红卫兵站在他们身后。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着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扣皮带，朝着他们狠狠地抽打。正值盛夏，黑帮们穿着单衣，铜扣皮带抽打在身上，一抽一块血印，衣服布丝都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黑帮们毫无躲闪之地。萧军后来回忆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扣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年轻的时候进过军校，练过武功，此时此刻很想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他看到跪在他旁边的老舍先生，脸色煞白，额头流血，他就知道，如果他反抗，定然寡不敌众，结局不但是自己被打死，而且会连累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鲁莽行事，于是他强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终于，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唾沫。作家杨沫当时也在现场，三个月后，她在日记中追述了8月23日的情景：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老舍，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竟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性情刚烈的老舍再也无法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颅，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牌子。这样做的结果招来了新一轮的批斗。当晚，老舍还被送到公安局，被审问到深夜，半夜才获准回家。最后，红卫兵勒令他，明天一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一本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寻他。到了深夜，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他绝望地向湖面走去。 8月25日早晨，有人在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遗体。老舍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舒乙31岁。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办理老舍的火葬手续。介绍信上写着：“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办手续的是两个年轻妇女，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在北京，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那些被打死者的家属，都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北京第25中教师陈沅芷，1966年9月8日被学校红卫兵打死，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都和舒乙一样，没能得到亲人的骨灰。

3个月前

李江琳：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中共从一九五六年在藏区展开的所谓“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运动，对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即使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共机密资料来叙述，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所展现的残酷和悲惨可谓罄竹难书。最有说服力的资料之一是人口变化。根据被列为“绝密”的少数民族工作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六四年统计时，短短六年间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据大量中共地方性资料统计出的数据比这个数据还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区，人口减少程度惊人。牧区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监狱中。由于损失大量男性，中共新华社的机密内参向中央报告，藏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别比甚至达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这样的数据后面，是难以想象的惨烈的人道灾难。根据中共自己的机密资料，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区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点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满足群众的宗教需要”，其余悉数被拆毁、占用、破坏。如果不算“四省藏区”，仅以“白皮书”涵盖的“西藏自治区”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毁，“保留寺院”仅占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点六（七十座）。这些留下来的寺院，也无法正常活动。寺院被系统性地毁灭，等于摧毁了藏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载体，对藏文化造成了灭绝性的灾难。

3个月前

“尸体崇拜”，既诡异，又魔幻，是共产党国家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种文化异象。尸体崇拜是共产党的独门绝学；尸体保鲜是共产党的独门绝技；陈尸人间是共产党的独家癖好。如果它出现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也没有个啥；如果是出现在两个共产党国家，那也不算个事儿；如果是第一个共产党国家首开先河，而后共产党国家接续跟进，这就不能说不算个事儿了。 ---毛泽东纪念堂里鲜为人知的“八个秘闻” 作者: 掸封尘迄今为止，被放在水晶棺中接受膜拜的僵尸有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元帅乔巴山，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越南劳动党主席、国家主席胡志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和总书记金日成、金正日。这些被陈列在水晶棺中的各国共产党党魁，生前对本国人民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死后依然在迷惑着人们。 ---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膜拜僵尸始于列宁作者: 林辉

3个月前

陈永贵说：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陈永贵说：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华国锋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华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3个月前

谈到华国锋时，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交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要是把他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而华国锋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邓小平)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华国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他谈话时，他才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四人帮)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陈永贵说：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陈永贵说：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陈永贵说：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后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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