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3个月前
新四军打国军的几个战役 不仅仅是黄桥战役,新四军的一些重要战役,如半塔“保卫战”,曹甸战役(该战中共击杀8000 抗日国军),程道口战役等等,都是专打抗日的国军韩德勤。 半塔“保卫战”(1940年3月) 在黄桥战役前, 1940年3月21日至29日,于半塔集由刘少奇、张云逸指挥新四军第五支队,攻击国民党 韩德勤部队,击毙韩德勤部3000余人。 黄桥战役(1940年10月,另文专述) 曹甸战役(1940年 11月) 黄桥战役后,时任国民党苏鲁抗日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深沟高垒,坚固工事,以图再起。 中共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后一个多月,就迫不急待地想要一鼓作气彻底地全歼抗日的国军韩德勤部队。 1940年 11月底,陈毅会同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5纵发动了进攻曹甸,旨在彻底消灭韩德勤部队,由刘少奇、陈毅、粟裕、黄克诚等亲自指挥,遭到韩德勤强力抵抗,历经半月双方伤亡惨重,中共杀死抗日国军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也有大伤亡,最后陈毅主动结束战斗。 此战役导致国民政府坚决要求叶挺所部12月底直接北上铜陵,而严禁其东进到江阴再渡江,怕其与陈毅会和后再次进攻曹甸。 毛借刀杀人,借“皖南事件”除去政敌项英,周系叶挺。 程道口战役(1941年8月) 彭雪枫参与的程道口战役中,陈毅军长亲临前线指挥,目地是消灭国军王光夏部。 王光夏曾鼓吹:“连鬼子都打不开的程道口!”并固守待援,但新四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总攻,激战至20时,共毙、伤、俘国军1400余人,王光夏伪装成士兵率200余人分散逃脱。 王光夏逃的过初一,逃不过十五,1943年,山子头战役中还是没能逃出中共的屠刀。 鬼子都打不开,可中共的战斗力比鬼子“强”的多,当然能打开,可惜中共的战斗力都是在抗日的国军身上体现出来,而没能在鬼子身上体现出来,不然的话,新四军到江苏那么多年,所到之处,只见国军尸首,却不见鬼子地盘减少了多少。 山子头战役(1943年3月) 山子头位于成子湖西北岸,是一条土岗子,是国军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第三纵队所在地。他们分别位于岗上的几个村子里。其中,韩德勤总部设在王圩的一座地主庄园内。 1943年3月17,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发起猛烈进攻,一举全歼韩军总部、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当场击毙江苏省第3保安队司令兼淮泗专员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并俘虏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员韩德勤,俘韩德勤部官兵1000余人,至18日14时结束战斗。陈毅电告中央军委:“……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尽”,也就是说韩德勤已经无力打日军了,于是中共4月1日释放了韩德勤,又假惺惺划出一个乡的地盘给韩德勤部驻守抗日。 中共的策略为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扩展、十分宣传, 中共极善于宣传伪装,王光夏已被打死,就把开战的责任全都推到王光夏身上,不提韩德勤,以留有回旋余地。陈毅电示彭雪枫、邓子恢并报中央军委,专门提出了宣传措词——专责王光夏破坏黄韩协定,停留运河两岸及洪泽湖沿岸,制造摩擦,并欲趁大军东进一鼓歼灭本军,本军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但被俘的韩德勤不识抬举,蛮横地说:“王是我的部下,打王即仇我”,故中共后来宣传加上韩德勤“恩将仇报”——即日军扫荡韩部时,新四军允许韩部退入新四军根据地,并给予韩部支援,但是韩德勤“恩将仇报”,反而趁机侵占山子头一带,意图和驻安徽阜阳、蒙城一带的国军王仲廉部会合“反共”,所以才进行“自卫”。 谎言总有漏出马脚的时候,大陆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爱萍传》(东方鹤着)中指出,是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假意答应韩德勤在日军扫荡时的借地暂避请求,背后却通知新四军总部和第四师彭雪枫趁势攻击韩德勤。 豫南作战(1944年7月—1945年4月) 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集中80% 侵华部队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中共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这个“敌后”,可不是日军的后方,而是国军的后方,这个“敌”是指国军而不是日军。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新四军第5师豫南游击兵团与国民革命军豫南挺进军、正阳县保安团之间发生战斗,造成国民革命军伤亡。 1944年9月11日,中共彭雪枫将军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国军李光明的战斗中,被流弹击中而亡,他是在抗战之中,一打再打正在抗日的国军而亡,是为共产党而死,为出卖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而死。 上面列出新四军只打专打大打国军的战例,有人说是笔者的偏见,因为笔者实在找不出什么新四军打日军的战例(除车桥战役外,后文还要论述,吹牛的不算)。但新四军也有“打击”日军的“辉煌战果”,1945年8月14日,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华中1945年夏季战役,攻占县城30余座、据点40余处。大家知道,美军在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市与长崎市投下原子弹,日本败局已定,考量的是投降的事宜,那时日军都在等命令,根本就不抵抗,这时新四军八路军来抢抗战胜利的果实来了,当时日军的地盘、武器、物质和人员都被新四军八路军抢走了不少。抗日的国军却要等日军投降再来接收地盘,慢了不只是半拍。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中共在苏区杀人如麻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才可能让我们了解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戮民众百万的事实,中共对其他苏区百姓的杀戮根本不让触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回忆录,人口统计等)来推测。 据中共将领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由于被杀 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在1934年冬,中共军队“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逃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1927年底,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宣告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尽管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时间,但海陆丰地区(40万人口)就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有的乡村被焚烧毁。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最后整治的人是彭德怀。彭在三十年代就反过毛,一九四○年他违背毛的意志打百团大战。他让毛恼怒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把“自由民主”看作真正的理想,而不是宣传的口号。毛曾针对彭的一篇谈话,指责他不该“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应该从“政治需要出发”。彭提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中国传统宗旨,毛说应该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毛多年容忍了彭,是看在彭卓越的治军能力上。(彭领导下的八路军根据地跟 延安很不相同,少有延安那种高压气氛,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好得多。) 一九四三年秋,彭奉召回延安。毛一向不搞四面出击,所以没有马上打击他。彭对延安感到格格不入,对请客吃饭中的浪费看不惯。有次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他脸一沉,放下筷子算了一笔帐,问主人:“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彭还直言不讳地反对毛正在制造的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不赞成党章中提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年轻党员李锐因公 事找彭,彭问起他的境遇,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 一九四五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的钦定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用彭的话说是“操”了他四十天“娘”。会一直开到日本投降前夕,停下来是因为毛急需能干的将领打蒋介石。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3个月前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 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 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 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 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3个月前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 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十五) 高华 著
朱韵和
3个月前
吕正操立即接见我,很有礼貌。我们在一起吃饭,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 名官员,吕正操年纪很轻,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谈,讲一口好官话。他有一套 共产主义哲学,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得很多。 吃过晚饭,我们的谈话转入正题。他对我说,当他听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县之长时,他真 吃了一惊。当他又听到这位县长不仅是个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欧洲人时,他更 觉惊异。   这样便引起我要讲的话头。 「我今天晚上是特别来向你办交待的」,我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政府官员, 老百姓便 推举我出来作反抗日本的组织。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个适当中国当局的到达。 现在你来了──你 是一位将军──你又有军队。因此你便是合法的当局──我不再代理 下去。如果你能接过这项职 务,使我重新返回传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兴的事」。   他听到我这项动议很觉吃惊。显然地是他还没准备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许多阿 谀的言 语,强烈反对我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老百姓是如何爱戴你」,他说:「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 需要。你必 须继续你的职务。你继续作下去与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并没有放弃决定,我也用同样有礼貌的态度坚请辞职。但是我 同意继 续和临时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帮忙,(这三名委员曾担任过行政与改组的主要工 作)直到举行选 举后为止。这三个人爱国思想都很浓厚,办事忠诚。一位是蒲丈浦,商 会会长,六十岁。一位是 舒慰农,办事能力极强,有领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 任的少将。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我满怀著希望,觉得我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 我的 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三天之后,吕正操把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 逮捕起来。他 把我请到司令部,简短地谈了几句话。   「我需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他说:「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 你的朋友 们便要被枪决」。   多辩是无用的,他己经在命令上盖上官印,并注明时间,我晓得多争辩只是耗费宝 贵时间。 我立刻走出搜集枪枝,心里感得异常难过。 到了 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我只收集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福枪。现在 已经来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见吕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 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   吕正操的神气是全无商讨余地。 他答覆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 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注限「夜半」交齐,盖上印,让我离开。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搜集。直到四点钟,我们才休息一下,吃几口饭─ ─这就是我那天的早饭。到了晚上,我晓得我们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间十一点,我 们把二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我先跑去向吕正操报告,人们在等候著消息。    吕正操假装出很殷勤。 他带著所有参谋人员来欢迎我们,因为我并不是独自来的─ ─城里的几位绅士都到了。他收下现洋,背著后面架起的来福枪,很讲了一片话。  「我到过许多县」,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 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这三个人被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样。 他发布了一张通告,告诉全城和全县人民说,人民所交进的枪枝和银元并不是他们 的债务,这笔帐应该由那被释的三个人偿还,他们应该以同量的枪枝和银元,缴存县库 来偿付人民。其实这三位委员是自动为县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产党 却不管这项事实。任何 抗议都是没用的,那样只有使他们再遭逮捕。这三个人只好再设 法筹集两万块钱和两百枝枪交到县城。结果,当共产党揭开假面具而接管县城时,这些 东西自然还落到共产党手里。 ---《内在的敌人》 第二章 红军到了
朱韵和
3个月前
周恩来这个人太厉害了!尽管周对毛泽东俯首称臣,但毛至死都在防着他。 那么,周恩来在毛泽东周围跑前跑后像个大当差的,毛怎么还不放心呢?毛太了解周恩来了。以周的能力,他越像个大当差的也就越可怕。毛那么了解中国历史,《资治通鉴》看了17遍,是在里面找马克思主义吗? 周恩来别的能力不说了 ,这回着重谈谈他作为中共特殊工作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的厉害。 从前,一说起特务,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会立刻军统、立刻戴笠。其实,国民党军统和周恩来的特务系统比起来,太小菜了。戴笠也很厉害,但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戴笠是抓是杀,周恩来是笑是和你碰杯。当然,这也和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不同。1949年后,闻一多、李公朴如那么反对共产党,不杀你吗?不同的是不必暗杀,第一拨“镇反”你就得没了。 戴笠不仅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连特务这个词都是中共发明的。 “1927年5月间,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科),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它标志着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开始萌芽。建国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1950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周恩来任代理主任)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 便有了“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制裁内奸。” 便有了“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了哪些国民党特务,3次制裁了哪些内奸?薛钰没说。为什么没说?是手段太残忍吗?中共自己内部肃反,手段那么残忍都公开披露了,惩治国民党特务制裁内奸不能说吗?但薛钰没说。 其实,薛钰不说有人说。红色特科灭顾顺章一家的事儿,还新鲜吗?曾经有恩于周恩来的一个人仅仅在现场不也一块儿了吗? 那么,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天生特务材料吗?他跟谁学的这套功夫?在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那儿学来的。 “周恩来多次回忆过1928年他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曾为建立中共情工战线‘取经’,苏共中央同志向他介绍了‘契卡’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即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访问罗青长谈话记录,1997年6月26日〕 这段描述请注意两个字:筹款。筹款还用特务手段?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契卡”的三项主要任务之一。这可是“正史”说出来的。 ---为何毛泽东一直防着周恩来? 作者: 大山无言
朱韵和
3个月前
历史的真实常常要隔多少年才披露出来,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也是这样。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你也许永远都搞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周恩来就是一个极复杂的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分析和研究他的言行举止,你常常如坠入五里云雾,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万花筒,他在你的目光里不断变幻着,你一碰一个样 。弄得你一会儿就色盲了。 周恩来曾说:瞿秋白变节卑躬屈膝,向忠发还不如一个妓女。他自己呢? 文化大革命,这个老一辈革命家拼出老命跟在毛泽东、江青俩口子的身后,让他干啥儿他干啥儿,没让他干的他也极创造性的去干去说。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对刘少奇说狠话下死手还有其历史旧事,延安整风刘少奇吹捧毛泽东成了白区代表,周恩来被弄得灰头土脸,没莫斯科护着不会比王明好多少。对朱德等老战友们的表现则让人费解了。一些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难怪彭德怀当面说他老谋深算。 “……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请注意这两段话里标黑的字,这些话里既有周的狠话,也有他透露出来的秘密。 一是点明了延安时期洛川会议的性质,将朱德定为反毛的领导者;二是透露了为什么江青等人敢那么污辱朱德。 毛死后审文革派的头头时,什么都是江青等人干的。没毛泽东在背后撑着,她的那伙人有那么大能量,敢吗?没毛泽东的这种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贬低,会有毛泽东和林彪井岗山会师吗? 文化大革命无耻到这个份上,说穿了是一些人的无耻。这是一些道貌岸然,自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没几个人有人格操守和能坚守操守。历史倒是证明了,这些人的操守比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差远了。 周恩来和朱德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当面说这样的狠话怎么说的出口嘛! 但说出来了! 人啊!人!你太罪恶了!向上帝忏悔和赎罪吧!〔包括我们自己〕 但为什么朱德等人不恨周恩来?这就是为什么说周这个人复杂了。批斗完王光美,周立刻偷偷打过去电话,一句光美啊,让痛苦和屈辱中的王光美顿时迷糊了。当面对老战友一顿痛批,谁知背后又说了啥儿。 就像贺龙俩口子,也许至死也不知道:“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 就像叶剑英,也许后来才知道周会说:“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 就像聂荣臻,当时知道这些话吗?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不再举例了。对老战友们都往死里说,对遇罗克:“此人不杀,杀谁?”还奇怪吗? 人没了操守,什么话都说的出来,什么事都做的出来,但还要扮成最有操守,这就比向忠发之类的人更罪恶和可怕了。一些叛徒之所以叛徒是没有办法熬过重刑,而历史上的另一些人的“没有办法”是熬不过什么? ---周恩来是落井下石还是没有办法? 作者: 大山无言
朱韵和
3个月前
周恩来让江青扇了耳光,就是江青逼他签字抓孙维世之时发生的事。〝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丁帆《“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丁帆的 记述尽管很皮毛,仅仅十二个字〝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但这也够惊天动地了!从前,我们知道一些江青在周的面前如何飞扬跋扈,但到这种程度万万让人想不到!连陈伯达最后都敢反抗江青,何以一国总理就到了如此地步,让一个女人扇了耳光还一个劲儿地向江青同志学习。难怪林彪瞧不起他。 那么,江青再毛泽东的老婆,一般情况也不敢这么干。谁听说过江青扇过身边工作人员耳光吗?但她怎么敢扇周恩来呢?这就是问题了。 问题一定出在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上。那么,孙维世给周恩来写了什么?又给毛泽东写了什么?丁帆没说。估计这两封信不会在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江青决不会因为孙维世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扇她干爹的嘴巴子。诸君认为可能吗? 现在该谈谈周恩来遭江青打耳光是否在忍胯下之辱这个问题了。当年,韩信不忍胯下之辱不会有日后的大将军。古语云: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不为勇也!而今,一国总理让文革小组副组长抽了耳光愤而辞官也不为勇也吗?周忍此大辱也是为了日后吗?一个主人昏迷尿都淌出来的人,日后会领着中国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吗? 那么,连普通工作人员让江青打了恐怕也得喊两声。何以周恩来让江青抽了耳光竟无声无息? 问题还是在信上。但信的内容恐怕没人知道了!历史只告诉我们:1949年12月孙随同毛访苏,江青后来曾亲自追问过孙维世。江青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但孙维世不会说,这是组织机密。当年是,现在仍然是。 ---周恩来遭江青打耳光是忍胯下之辱吗? 作者: 大山无言
朱韵和
3个月前
张国焘鄂豫皖根据地肃反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扩充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学毛泽东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搞“肃反”运动。将近3个月的“肃反”,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战 士,就有2500余人,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另有数字是: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12个团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杀了一半。杀人之多,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 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 川北有户6 人参加红军的“红军之家”,就有4人死于肃反,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其中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被杀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几个月的“肃反”竟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作法,其实早在中共苏区就有过实践,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历史根源,包括中共的血统论等。 搞血统论、唯成分论、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原本是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做法。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非常卖力。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打击,和杀戮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徐向前等人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就极易被怀疑为坏人。 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泽东同学夏曦“肃反”创记录 夏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结识,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第一批党员之一,深受到毛泽东的器重。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从1932年4月到1934年7月中共发出停止“肃反”的指示,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 大规模的“肃反”。以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在洪湖杀了几个月,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只有几个女人活着,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国军来了,女的来不及杀才活下来。 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49年后,洪湖里还经常挖出白骨。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柳直荀。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含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夏曦在前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 红三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左右。仅相当于两个团。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不包括地方上的冤魂。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5万多人马减员为4000人。 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李锐的资料是只剩下“五个党员”)。 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渡河时夏曦失足落水;因杀人过多,身边的红军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落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夏曦因而失救溺毙。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为何抗日国军在中共的打击面前不堪一击 ——中共假抗日、真卖国(21) 前面讲的许多战例都是抗日国军在中共的打击面前似乎不堪一击,除了中共地下党的因素外,究竟是什么原因? 中共把抗日国军当作敌人消灭 毛泽东在1939年之后一再命令打击的主要敌人——“国民党顽固派”。用毛泽东的话来 说,“国民党顽固派,虽然今天还在抗日,但明天一定会投降”,所以,要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即中共把抗日国军当敌人消灭之。 国军开始时却把中共当成抗日弟兄 以“河北民军”为例,其创始人张荫梧派遣得力助手潜入河北各地联络活动在那里的小股武装,并到郑州、武汉、西安等地招收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成立“河北民军”游击抗日。张荫梧以为中共是抗日兄弟,张荫梧让留日学生、共产党员温健公当秘书,温健公甚至在张的干部短训班里公开讲《八一宣言》,请共产党高官杨秀峰以北平名教授名义到四存做过报告。聘请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代表做教员(其中有朱瑞),讲授游击战争和抗日救国道理,而中共借机了解民军状况,统战和发展自己人马。后来数万人马的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竟被中共消灭。 统战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前,陈毅已对国军陈泰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渗透,开战后李长江按兵不动,唯有韩部嫡系部队孤军深入,使得新四军得以集中全部主力,从韩德勤侧翼穿插偷袭,韩德勤所属部队在进军黄桥途中被击溃。而与早已暗通款曲的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毫无损失。 分化离间 新四军过长江到江北后,1940年7月,陈毅担心驻地郭村离日军江防部队太近,故东进攻占韩德勤部队驻守的黄桥后, 新四军假装采取了退让姿态,极狡滑地请找地方名人调停,获得了舆论支持,韩德勤提出要新四军交回黄桥,陈毅竟满口答应,9月30日,新四军撤出姜堰,却并不将姜堰交还韩德勤,而是通知非韩嫡系的李明扬、陈泰运前来接防。李明扬大喜过望,不仅不通知韩德勤,甚至也不知会陈泰运就单独前来接管了姜堰;于是新四军又另送给陈泰运一百多条枪,这些离间收买的举措进一步分化了国军。 突袭和各个击破 中共要消灭抗日国军的狼子野心尚未暴露时,他的策略简单而毒辣,便派些机智而善辩的官员与国军将领商讨如何合力进击日军。 在取得国军的信任后,到了计划的适当时间,他们突然向国军发动猛袭,把毫无准备的国军消灭。中共消灭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新第五军,鹿锺麟军队就是用此招术。 1940年3月,八路军集中平汉路西第一二九师等部13个团的兵力,在河北省磁县、武安县、涉县及河南省林县地区进行磁武涉林战役,决心先消灭孤立突出的朱怀冰部,让埋在孙殿英部的中共地下党靖任秋争取鹿仲麟、孙殿英部中立,然后在各个击破。 趁国军日军开战期间抢国军地盘 趁国军和日军开战期间,主力都在前方,后方空虚,都是些老弱病残,共军在国军后方趁机偷袭国军,抢国军地盘。 以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为例,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集中80% 侵华部队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日寇攻陷郑州、洛阳、许昌、郾城等38座城池,但小城市等国军还驻守着。 这时中共军趁机攻打这些国军,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共完全是配合日军打击国军。 中共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这个“敌后”,可不是日军的后方,而是国军的后方,这个“敌”是指国军而不是日军,彭雪枫奉命“西征”,8月越过津浦铁路,行至小朱庄,首战国军王传授部,歼灭国军千余人。 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国军李光明的战斗中,彭雪枫将军亲自指挥战斗,正当战斗快结束时,被流弹击中,彭雪枫将军是在抗战之中,一打再打、只打大打正在抗日的国军,他绝不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捐躯,而是为共产党而死,为破坏抗日战争而死。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不到前方打日寇,却把抗日国军当成真正的敌人来打,消弱抗日力量,在抗日中完全起负面的作用。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八路军破坏抗日部分事件 ——中共假抗日、真卖国(20) 与新四军和中共情报系统一样,中共的另一只部队八路军在抗战中专打国军、破坏抗战的手段也是也极其毒辣,下面为八路军破坏抗日部分事件。 1937年 中共九月间进入山西设立各军区及公署,并派出一万余名干部至国军各部队渗透。 1938年 1.张荫梧将军在河北省组织抗日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中共以贺龙为首的一二零师进攻河北张荫梧等抗日民军,减轻日军在华北地区所受之牵制。 2. 中共一二九师刘伯承趁二战区与日军激战时率部突破东阳关,使临汾附近国军遭日军包围。 1939年 1. 贺龙一二零师进入冀中平原袭击国军。 2. 成立江南、江北指挥部(新四军系),持续袭击国军并于十二月策反国军江西十个铁血团,同时将国军进攻日军计划密告日军,使国军反攻战略挫败。 3. 于河北攻击孙良诚、高树勋,于山东攻占省政府。 1940年 1. 3月中共用诡计骗取国军信任后,以各个击破的方法突袭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第五军,鹿锺麟军队,5–11日几天的血战中,共产党几乎屠杀了近六万抗日同胞,而日本军队却是悠闲地驻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地方。 2. 八月于山西袭击赵少铨军,劫持其两位团长使该部战力几乎瓦解。 3. 九月趁日军全力进犯中条山时袭击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部,最后该军遭日军包围,武士敏军长壮烈殉国。 1942年 中共举行延安整风运动,加强政治控制,并对中国大后方进行政治渗透,炒作物价,增加社会动乱,使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1943年 1. 于国民参政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共军于抗日时期创立之一切政权及武装部队以及恢复新四军并准许扩编四个军十二个师。 2. 发起史迪威事件,间接促成美国错误评估亚洲情势,最后美国与苏俄签订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利益。 1944年 与日军订下密约,进行“平行运动”与日军一同攻击国军,同时要求国民政府给予共军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要求改组统帅部,动摇国军军事部署。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还种植贩卖鴉片毒害国人。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红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 红军所到之处 民生凋敝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当时川北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四川军阀们混战时,川北还是个好地方,红军来才两年,川北就变成了是挤掉了汁的柠檬,是谁把川北的财物榨干,不就是中共吗! 大撤退前的大焚烧 红军在退走前,除运走不少牲畜,粮食和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不忍动手,因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烧掉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而出走,成了中共的反面人物,才有可能让人们部分了解中共杀戮根据地(苏区)百姓的真相,其实在其他根据地(苏区)也一样,若有区别,就是杀人的多少和程度上的差别,但根本就不让人们去触及。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民众百万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前杀人篇(6)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做出的一种被迫的人性向兽性的沉沦。 如果我们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中国农村的“人相食”的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 文革中广西在1968年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吃人狂 潮,这一人道灾难有如下几个特点:1)明显的派性和阶级性――-吃人者大都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派”(保守派)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被吃者则是反对派“四二二”(造反派)或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即“阶级敌人”;2)吃人事件一般发生在各级中共领导和军队掀起的大规模“镇压阶级敌人”(实质是乱打乱杀)的浪潮后,受到当局的唆使、纵容和默许;3)吃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心肝,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壮身”。第一位揭露这一“万人吃人运动”的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吃人者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很能说明两者的区别: 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的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15] ---宋永毅: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
朱韵和
3个月前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演说词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作为最近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一局面的结果,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我一直以来坚决支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同时我也支持维护政权联合,国家统一。 事态发展背离了初衷。即使我不能赞同的解 体这个国家,分裂这个政局的政策仍然占了上风。在 阿拉木图会议决议之后,我在这个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我确信这一程度的决定应该建立在大众的期待和意愿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会继续尽我权力所能保证所签署的协议能成为真实可行的条约,同时能使社会摆脱危机和改革进程的困境。我以苏联总统的身份最后一次向您宣告,我认为对1985年以来我们经历的改革历程,尤其是对我关于这充满矛盾,浮浅和主观认识的历程的观点有必要作出解释。 命中注定当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时,这个国家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像土地、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智慧与才华,我们的生活依旧远远差于发达国家,我们在落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原因已经可以知晓:社会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系统压制,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军备竞赛的负担。国家已经到了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尝试和许多不完全的改革,相继以失败告终。这个国家正在失去它的判断力。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一切都应该被根本地改变。 事实证明修复这个国家和根本地改变这个世界的进程远比我们所能预期的复杂。然而,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符合预期,这个社会需要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理解的最高目标,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自由。 不过,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已经完成,很多年前剥夺了整个国家繁荣和兴旺的机遇的 极权主义系统已被终结。民主转型之路上的重大进展已经实现。选举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代表机构的权力和多党制已经成为现实,人权被视为最优先的原则。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各种所有制的平等已经建立,劳作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土地改革的框架中开始了新生活,自由的农民出现,数以百万英亩的土地被给予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城镇的人们。 生产者的经济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制、股份制和私有化势头渐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重要的是牢记这些都是为了个人而进行。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更应该尽一切可能巩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在老人和儿童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冷战已经结束,残害我们经济、公众精神和道德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已经停止。世界战争的威胁已经消除。我想再一次强调,对我而言,为了保证可靠地对核武器的控制的一切工作已经在转型期内完成。 我们对世界开放自己,放弃对他人事务的干涉和境外军队的使用换来了信任、团结和尊重。 我们国家和国家的公民获得了真正的选择发展道路的自决自由。 联邦制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达成了建立新的独联体的最底线共识。这些改变带给了我们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来自旧势力的反抗,以种种尖锐的斗争表现出来。 旧的体制在新体制未能有足够时间运转之前崩溃,社会危机因此更加严重。 八月政变把社会的普遍危机待到了一个极限。这次政变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担心我们的人民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国籍。这种情况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意味着很艰难的未来。 我带着我的忧虑离开这个职位,但是我也带着希望,带着对你们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你们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我们是一个杰出的文明的继承人,这个文明进入新的、现代化和有尊严的新生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 一些错误完全可以被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确信或早或晚我们共同的努力会有结果,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 谨此向各位致以我最美好的祝福!
朱韵和
3个月前
重新回顾当年的真实情况,对所谓的1947年“土改复查运动”,可以看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事先保守秘密,没透露一点风声。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全市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把全威海的“有钱人家”来了个“一锅端”,说“扫地出门”也行,说“抄家”也行,这无疑是为了防止财产转移和藏匿。这是谁也未曾料到的 。 二、1947年明明是“土改复查运动”,可凡城区的“有钱人家”,不仅商号一律查封归公,许多是连家属也扫地出门,家用东西作为浮财分给穷苦群众。农村复查运动我了解不多,这里不谈。从城区看,威海的“土改复查运动”一开始就是冲着“金银财宝”,而不在“土地改革”,也不是清算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机会看到更多国际间学者的研究资讯,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当时对城市工商业的极大侵犯。有学者似乎只注意到农村,提到1947年的重新土改是为“汲取农村资源”,而未提到城市,这就十分不够了。像威海,在1947年的“土改复查”,说主要是冲着城市工商业不算过分,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三、清算的方式是流血斗争,用“武斗”逼人交出财富,有十分鲜明的左王康生擅长的武斗特色。这就将原本就过火的群众运动推向极端。制造恐怖的目的是逼出财富,手段之残酷,即使是死人成堆也在所不惜。 国际学术界所称1947年的第二次土改运动,在威海称为“土改复查运动”。威海的第二次土改,所具有的上述几个鲜明特点,让人不能不赞同学者们已有的结论“战时财政动员”说和“政治谋略”说,我以为还可以加上“政治权术”说。“土改复查”的目的显然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因为“解放军大兵团作战人力物力需要日益紧迫”,解决这方面的需求才是真实目的。就山东而言,正好是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埠会战)的大后方。通过所谓“土改复查”把“有钱人家”(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抑或是破落商人)的财富以流血方式没收归公,再把浮财分给群众,接着就有“妻子送郎上战场”,年纪大些的父辈、祖辈则到战场抬担架,推小车。这样,兵源和“支前”人力都解决了。人们通过课本、电影知道山东人民出力了,但谁知道事情的全过程?为了逼出钱财,被斗者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被活活打死。“土改复查”一片恐怖景象。世人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呢? 毛泽东派康生去指导山东搞第二次土改,是因为康生在晋绥取得了成果。毛泽东此时需要的正是像康生这样的极“左”分子,到山东假群众之手以武斗流血的方式去没收城乡的财富。为达到目的,只要是“有钱人家”,管你是什么阶级成分,见钱就斗,就没收,不惜流血恐怖。 ---威海“土改复查运动”的记忆 作者: 毕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