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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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林傲霜：中共掠夺农民的第一招──“统购统销” 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说起“统购统销”可能已感到有些陌生，甚至不知为何物。而当年它确是悬在亿万农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条缠在亿万农民颈上的绳索。也是毛泽东开始把亿万农民“农奴化”的第一步措施。更可悲的是此“绳索”在农民身上一套就是半个世纪。“套”得农民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直到十年前，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燎原之势时，官方才终于将此“绳”从农民身上解了下来。在1953年，当时中共的政务院便颁布了一个名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如下：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在中共官方的政令文件上，从来都是充满了仁义道德的词语，这个文件当然也不例外。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你们农民的粮食既可“自由存储”，又可“自由使用”；既可卖给合作社，又可在集市上交易。你们够“自由”了吧？但是请注意，人家还有个绵里藏针的“温馨提示”：你的这一切“自由”，必须是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分配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以后，才“可能”有这些“自由”。而到这时，你连填饱肚子都大成问题了，你那些“自由储存”，“向集市出售”的“自由”就只能成为“中国梦”了！毛泽东暴政借口要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搞所谓“统购统销”，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尽量囤积粮食，准备打仗；其次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剥夺，他们所出的那个“统购价”，还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一半。这实际上就是假“统购”之名，行抢夺之实。更重的是既曰“购销”，那就是买卖。买卖就是要双方自愿公平合理。而这个“统购统销”则根本不管你农民愿不愿都得卖。县里把“统购”任务下到各区，区把任务分给各乡，乡分给各村，村直接按户、按人头下任务，农民愿卖也得卖，不愿卖也得卖。更要命的是那个“统购”任务之高，以我的家乡成都市附近农村为例，农民平均每亩田就要卖“余粮”上等黄谷350市斤左右。而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什么高产良种稻，一亩田的产量也不过500来斤，卖了一半以上的“余粮”还有公粮任务必须上交，你说这农民不闹粮荒能行吗？为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当时各地专门派了工作队，直接下到区、乡、村进行“督战”，软硬兼施。所谓“软”，就是讲大道理，进行政治宣传，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得解放，分得了土地，吃水不忘挖井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等等等等，如果这一切“软”的都还不行，“硬”的就来了。俗话说“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农村中最“软”的莫过地主，富农，抓两个出来，或说他家俬藏粮食（农民哪个家不藏一定储备粮？），或说他“不满统购统销造谣破坏”，或说他“煽动闹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咋说都行。于是弄来开大会批斗，公安局马上配合，当场逮捕。那时连逮捕证都不需要，一根绳子捆起拉走就行了。老实的农民早都吓呆了。当时有个和我父亲多年相识的老农民，到我家悄悄对我父亲说“到了这一步，莫说喊你卖粮食，喊你卖老婆你也不敢不答应啊”！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后的农民分得土地时，以为自己当真就是土地的主人了。却不知中共这个全中国唯一的“大地主”比“旧社会”的“地主”更厉害百倍不止。而“统购统销”只不过是当局准备掠夺农民第一招的“小试牛刀”，而“小试”之后，善良老实的中国农民，基本都逆来顺受了，反应并不强烈，更没在全国出现上万宗“群体性事件”。于是当局一道道的“优惠套餐”就给农民端到桌上来了，从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无偿劳动大炼“钢铁”，乃至收回自留地，不准搞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招比一招狠，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到这时，农民别说反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所以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三十万人而风平浪静的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见此情景，不无得意地赞叹道：“多么好的老百姓啊！”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统购统销 #农民掠夺 #毛泽东暴政 #粮食危机 #中共政策

4个月前

问：说起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兴县八三一大屠杀，因为那是红八月最后一天，也是毛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号召“要武嘛”之后在首善之区发生的大屠杀。答：文革结束后，我才看到调查材料，真让人毛骨悚然。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共杀害无辜平民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是仅三十八天的婴儿。二十二个家庭满门灭绝。调查报告中有一个细节，目击者供述，有祖孙两人被活埋，当凶手往坑里填土时，三岁的小孙子喊“奶奶，迷眼”，奶奶说“忍忍吧，一会儿就不迷了”。真没有语言能定性这种残忍。中国人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来不对，能够干这种暴行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肉长的，或者我们只能说他是没有心肝的。斯大林爱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领导屠杀的公社党委书记高福清一定是这种特殊材料。问：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说的是个普遍的人性问题。在人性尚存时，会自动反抗残忍。为什么文革中的杀人者不是这种情况呢？答：要动手杀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动机，或劫财，或劫色，或复仇，或收费。但文革中的屠杀行为往往没有单纯明确的具体动机，相反，往往有一个宏大笼统的抽象动机。比如大兴县的屠杀，主事者事后交代，因为响应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号召。如果不把阶级敌人杀了，他们就会杀革命派。所以这些屠杀行为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残暴。你刚才提到的普遍人性问题完全变质，成了“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世界上只有中共是不遗余力批判人道主义的，毛认为苏联讲人道主义是变修的结果。阶级性和人性的对立是中共推行恶政的基本理由，也是文革中所谓“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理论基石。阶级性贯彻到党内，就是党性。用刘少奇的经典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赵越胜：人性还是党性？文革大屠杀反思来源：法广

#文革大屠杀 #大兴县八三一大屠杀 #阶级斗争 #党性与人性 #毛泽东

4个月前

四川崇庆县群体吃人郑大军先生回忆他参加的一次饥荒调查：1960年11月，他率领工作组进驻东阳。他在大食堂门外看到，人们喝完稀粥，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喝粥是重体力活儿。他正被这景象惊呆，却听大队支书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社员便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最严重：全队共有491 口人，仅在1959 年12 月至1960 年11 月间，就虐杀并吃掉7 岁以下的女童48 名，占全队同龄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 1959 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灶房只供应白开水。食堂把社员的少得可怜的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其理由非常堂皇：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9 条信息

#四川崇庆县 #人吃人事件 #大饥荒 #1959-1960 #虐杀女童

4个月前

共产主义新创举摸月经 (湖南省平江县)三阳公社石坪大队另有创举，总支委员唐绪普规定：妇女来了月经要挂牌，并要脱裤子，经他亲手摸过才准三天假。麻岭作业组有11个适龄妇女，个个被他检查。他对长得漂亮点的，经常是一上手就摸个没完，也不管手上有血没有血。对于他看不上眼的妇女，他经常一听请假掉头就走，既不检查，也不准假。1959年冬季，洪笑英在水库工地来了例假，几次请假不答应，经血流到脚背上，她实在扛不住，再次找他请假。唐绪普不但不批准，还使劲抽了她两个耳光。灯塔公社以三阳公社为榜样，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李玉良。一天，积极分子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按照规定询问：你是真的还是假哦？李月莲回答：这个事还有得假吗？李玉良依然不信：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李月莲虽然平时很听党的话，但在这事上一反常态，坚持不脱裤子，拒绝领导摸她月经真假。李玉良对她稍稍开恩：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分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批准了她三天假。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平江县 #三阳公社 #唐绪普 #月经检查 #性侵 #大饥荒 #人道灾难 #负面

4个月前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人饿到什么程度才会丧失人性？才会吃得下人？ “吃人者无罪”——写到这里，我要为那些曾经吃过人肉却也死去，或者活下来的人辩解今天，以面粉、大米、鱼肉、鸡蛋、蔬菜、水果吃饱肚子，还喝着牛奶可口可乐雀巢咖啡山泉矿泉水，为身体过胖血脂过高嚷嚷着要减肥的我们，丝毫没有权利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居高临下地用法律、道德、良知去评判那些被剥夺了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权利——吃饭，连野菜野草都吃不上，走路摇摇晃晃，身体浮肿，皮包骨头，坐以等毙，人肉成了他们唯一能寻找到能吃的“食物“的人们吃人，以求存活。一句。虽然在调研的最初，我怎么都不能接受人吃人。饥饿，使人完全失去了人性，变成了弱肉强食的野兽，当世界上在没有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狼、像虎一样会去吃人。被迫吃人的人承担着人类最大的苦难和不堪，他们仅仅存留的只有一点动物求生的本能？他们还有罪吗？一位作家写到：“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 我试图询问到这些吃人者的名字，记录下来，绝对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谴责他们。我是想告知人们：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一个政权的耻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耻辱。 ---依娃：大饥荒三部曲之三《寻找人吃人见证》自序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9 条信息

#饥荒 #人吃人 #道德沦丧 #生存本能 #社会耻辱

4个月前

1949年4月解放军开进南京城场面实拍老照片摄影：布列松。

#解放军 #南京 #1949年 #布列松 #历史

4个月前

1980年12月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对张春桥进行庭审调查。徐景贤（左）就张春桥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出庭作证。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

#张春桥 #特别法庭 #庭审调查 #康平路武斗事件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老照片：回忆上海老弄堂里的民生百态，最真实的日常生活 1.这样的场景在当年的上海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个弄堂里都有这种露天的小便池。 2.80年代上海老弄堂里生炉子的场景，每天早上很多家庭都会同时给炉子生火，一时间整个弄堂里烟雾缭绕。 3.老弄堂里洗衣服的场景，上海人爱热闹，天气好时，家家户户都会洗洗东西，然后弄堂的小道上弄一排洗衣机，大盆，边洗边聊家常。 4.80年代上海老弄堂里早上倒马桶的场景

#上海老弄堂 #80年代 #民生百态 #日常生活 #怀旧

4个月前

“飞檐走壁”做核酸 “这个屯是中风险地区，门都被封上了。有的村民家大门没有门口，我们只能扶着采样人员，踩着我大腿，爬到墙头上，骑在墙头给被隔离的村民做核酸采样。”辽宁省大连庄河市长岭镇派出所民警李逸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图3:从左至右，大连市中医医院护士常晓玉、大连市中医医院护士贺晓宇、庄河市长岭镇派出所民警李逸鹏。 ---来源：“辽宁日报”微信公众号

#大连庄河 #疫情 #核酸采样 #民警 #风险地区

4个月前

姚监复：大饥荒中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寻找逃荒妇女娃娃》，展示了在那个荒唐的罪恶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年代里，可怜的饿得快死的农民的痛苦选择的悲惨情景和故事。伊娃真情地痛苦地向我述说过她的访谈对象，她们未曾开口就流泪、痛哭、多年积压在记忆深处的苦痛爆发时的倾诉，她们回忆起，被饥饿逼迫得与丈夫别离，携带儿女翻山越岭逃往异乡；她们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吃饭生存而重新找一个能养活她和子女的男人；她们又养育了小娃娃，在灾荒过后，前夫千方百计寻找踪迹终于重逢时，她们面临新的痛苦的选择，再次抛弃新生骨肉还是与前夫决裂？两个男人见面时，为了同一个老婆而争斗，她怎么办？... 依娃的写作方式是以老乡、也是同命运的受苦人、女性的特殊身份，很自然也很亲切地真诚地交心交谈，她们也无所顾忌地不讲面子把最隐秘的痛心的往事向依娃倾诉，这样，依娃的书真实地记录了许多真实的个案材料，真人真事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细节，从微观上像一个一个细胞那样记述了大饥荒的真实，为冯客、杨继绳从整体上、宏观上分析大饥荒的书作了主要的补充和阐释，使人们从多角度多侧面，特别是从受害者个人感受经历的角度更深刻也更具体、更细致地了解大饥荒的非人道非人性的残酷、罪恶面。图：2013年11月，依娃、姚监复在波士顿。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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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 #妻离子散 #人间悲剧 #依娃 #姚监复

4个月前

依娃：大饥荒三部曲之三《寻找人吃人见证》自序在这里我区分一下书中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 1：人吃人事件，是指有见证人亲眼看见，或者知道人吃人发生的具体村子、吃人者的姓名、和被吃者的关系，怎么吃的，最后吃人者的结局等等。这样的见证相对比较完整。 2：人吃人现象，是指见证人虽然看见沟里、地里有被人刮去肉的尸体，但是也说不上是谁的尸体，谁刮食的。还有些是因为时间流逝的缘故，吃人者的名字、和被吃者的关系都记忆不清楚了。做为现象记录。在这本关于大饥荒年间人吃人的专著里，我完全按照口述记录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光是看这些题目就已膛开肠流、砍腿刮肉、吃路人吃个人的娃娃。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但是发生过的历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无法假装不知道的。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情感、有记忆、有判断、有良知。我是一个人，在历史的一个极端黑暗时期，我的同类曾被当食物一样被人吃掉，他们的肉被煮熟咀嚼，咽进了人的肠胃。我的同类曾经因为极端的饥饿，被逼迫吃人肉求生，杀吃自己的孩子求生。今天，活着的我、吃饱饭的我知道了，我不去刨根问底、不去记录，我会感到羞愧、会觉得对不起他们。不把大饥荒中的人吃人写下来，我觉得我不配做人，没有一个人起码的尊严。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9 条信息

#大饥荒 #人吃人事件 #人吃人现象 #依娃 #历史记录

4个月前

铁流：上官云珠的自杀与毛的《卜算子‧咏梅》 1968年11月23日，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红潮岁月，也是“阶级敌人”被杀和自杀最恐怖的日子。这天凌晨三点，上海滩一憧高层楼房，一个年青美丽、华贵雍容，身段苗窕淡装素裹肩披长发的妇女，轻轻地摸下床头，步著清冷的月光移向窗前。她推开门窗探头向外张望，试着往下跳跃的姿式，却又停了下来，嘴里唧唧自语：“这样值吗，死能说明什么呢？”欲退步回去，突然听到远远传来“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突然紧张一怔，闭上双眼咬紧牙关，敞开细嫩的喉管大大地喊一声：“我没有勾引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然后纵身往下一跳，在未触地面前她还想：哪是我勾引“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是“伟大领袖”估著硬上的呀！但她不敢说出口，只能以一死划上个句号。喊声惊动了四邻，大家借着稀微的鱼肚白晨光，探头望去，在那绿草茵茵的草地上，躺着一具玉洁冰清光艳照人，口里还冒着殷殷血液的软件。围观的人一下辩认出，呀！这不是“中央文革专案组”重点揪斗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吗？昨天还在开她的批斗会呢。上官云珠生于1920年3月2日，原名韦均荦和韦亚君，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她因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和《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名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而蜚声影坛，成为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但新政后，影坛再见不到她的倩影，好像失踪了一般。 1957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布署掀起反右运动的高潮。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殷勤接待。柯庆施深知毛寡人有疾，遂委派亲信张春桥约上官云珠与毛泽东谈话。情场上拼过来的上官云珠聪慧超人柔情似水。两人在锦江饭店跳舞游泳，之后又在领袖下榻的住所长谈。在这之前，上官云珠因主演过不好的“坏电影”，已被厂里列入“右派”名单，却想不到一下峰回路转，成为“重点保护对象”，接着主演了《小白旗的风波》、《南海潮》等影片。1962年还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和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真叫时来运转！美丽，对于一个女人既是高贵的资本，也是倒楣的灾难，故有“自古红颜多簿命”。上官本有国色天香之美，加之此时又对“伟大领袖”温柔恬静应对如仪。毛大喜过望，圣心大动。两人相契，遂订私情。其间，柯庆施特意把毛的住在上海的前妻贺子珍(其实没办过离婚手续)送往外地疗养，以策万全。以后，毛悄悄把上官带到北京，在丰泽园小住。此时这位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是个神秘人物，对外身份是御用的专职“按摩师”。其后，毛泽东或专机或专列临幸上海，也召见上官云珠重温旧情。但是后来“伟大领袖”渐渐地把她淡忘了，但上官云珠却钟情于毛。她哪知毛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厌旧的“君王”，玩过的女人上千上万，谁不是下床就忘？更何况他是个“铁鸡巴”（肖三语），每天没女人陪就睡不落觉，心里哪还有上官云珠。而上官云珠却痴心不改，秋水望穿。 1961年11月，她用练就的瘦金体书法写下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寄给毛泽东以诉相思之苦：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铁鸡巴”毛泽东为其真情所动，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的词回赠她：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这首词本是偷情之作，不久公开发表，却被马屁文人们大肆捧颂，认为是一首斗志昻扬，豪情万丈、“反帝反修”战斗的“革命号角”。于是人人背人人诵，视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这是何等的无知与可笑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江青在保密处截留了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是上官云珠从上海寄来的。江青拿着铁证找老毛大闹。毛只好让步，于是打破延安时代的“约法三章”，结束了江青20多年没有名分的生活，亮出毛夫人的底牌。1962年9月29日，毛与江青双双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报纸上第一次称江青为毛的夫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权在握的江青，立即下手报复上官云珠，对其残酷批斗反复抄家。上官云珠盼望领袖出面救她。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硬不肯为她说一句话。从1968年9月开始，由江青直接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和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主席以及其他首长在一起的交待材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1968年11月22日，一个周末的傍晚，上官云珠又被专案组提审。对审讯人员的威逼，上官云珠无话可说，审讯人员一阵猛扇耳光，拳打脚踢，折磨了她两个多小时后，把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下最后通牒第二天必须交代，否则后果自负。她不知该怎么办？就这样跳楼了。文化大革命千千万万被迫害的死难者临死前，大多喊的是：“我没有反党，我没反毛主席”，只有上官云珠的这一声喊(“我没有勾引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极特殊。她为什么要这么喊？有人认为她勾引了毛泽东，而上官说“我没有勾引毛主席！”那就法庭上见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此，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场浩劫了。那么，上官承认她勾引了毛主席，事情会怎样？也得让人弄死，而且你还承认了。林彪至死坚决不检讨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文化大革命那个不讲理的年代，你跳楼了也洗刷不了你的污点，你死也白死。至今有人为上官上法庭吗？正义审判了吗？即使偶尔提及也不会让人们听到看到，因为它牵涉到毛泽东。那么，该怎么看上官临死前的这一声喊？她勾没勾引毛泽东，老百姓不会知道。但她和毛肯定不是接触过一次，而且是非正常接触。不说上官是怎么接触的毛泽东了，也不说都是谁安排的了。（参见《毛泽东和她的女人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但大山认为：给上官十个胆她也不敢勾引“伟大领袖”。那么，即使她和毛真有什么，她又没勾引，是毛勾引她吗？也不会，毛泽东喜欢上了上官，还用勾引她吗？这里，得用一下“临幸”这个词儿了。毛泽东和上官真有什么，不过是一个现代皇帝睡你一晚或几晚而已，还用勾引你？“临幸”你是你祖宗积德，三生有幸的荣耀。类似的情节应该是：上官让皇帝叫去了，男人即使知道了也得忍气吞声，或者和女人一样激动，这种男人不是没有。终于文化大革命来了，和毛泽东接触过的孙维世和上官云珠都死得不明不白。而今这两个女人都死了几十年了。一些事，这两个女人都带走了，你永远不会知道了。不过留下“伟大领袖”的词《卜算子‧咏梅》，却永世不衰，可谁又敢去如实诠释呢？

#上官云珠之死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 #权色交易

4个月前

最先饿死地主富农、四类分子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国枪毙了七十多万地主，几百万家庭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他们的子子孙孙都继承这个成分。五八年陆续开始饿死人时，首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分越高，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富农家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们被驱逐出家，剥夺了一切财產，比饥饿的农民得到的粮食分配更少⋯⋯ 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的张忠信老人出生於地主家庭，他记得一个姓赵的干部领著四十多人闯进他家，用绳子捆绑吊打他父亲、大哥，抢去家裡的傢俱、牲口、被褥、农具，只剩下一个破木桶。「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庭就饿死了六口子人。」张忠信的大哥张忠平饿死时不到四十岁，临死前对他说：「我不行了，以后麻烦你照看我俩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三十多岁的二嫂，因為两个孩子出门逃荒，没有音信，而天天哭泣，哭的瞎了眼睛，最后还是饿死。同时饿死了一个几岁的小姑娘。因為是地主家庭，偷庄稼被干部处罚更严厉。张忠信的五叔父因為偷了一碗豌豆，叔母被逼迫跳崖身亡，叔父被迫上吊自杀，最后一个没有人管的三岁侄子，一头绑在腰上，一头绑在窗框子上，活活饿死。说到「一碗黄豆，三条人命」的家史，张忠信老人流下悲伤的泪水。「这些事情我到死都不得忘，像电影一样从我眼前放过。」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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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 #地主富农饿死 #甘肃大饥荒 #阶级斗争 #悲剧

4个月前

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毛泽东的恶行劣迹之揭露越来越多，“章含之揭示”的这个革命佳话终于没法馨香了，有人终于发现“章含之揭示”中，毛的还债说藏有奸诈，透出了狗屎恶臭。，这个首先发现狗屎恶臭的人是网络名士钱文军，他在2004年12月25日掷出一篇文章：《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石破天惊地提出：毛泽东不是向章士钊借钱而后来还债，该文指控毛当年是独吞了章士钊为资助有志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而募捐来的两万大洋钜款，毛实质是贪污公款。按道理提出这一指控是不必管毛泽东如何擅自花用该钜款的，但钱文军考虑毛说到该钜款“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钱文军为免毛左毛奴们呼天抢地哭闹，特又经认真查核以证据指出： 1、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去外国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 2、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组建中国共产党； 3、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秋收起义； 4、创办文化书社毛只拿出十元，该十元很可能只是杨开慧父亲之奠仪中节省出，亦即创办文化书社毛一毛不拔，毛只付出轻飘飘的牙力。说实在话，钱文军这篇文章称得上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时间没人敢撄其锋，海外为之震动：若推不翻钱文军该文，亦即坐实毛泽东不是坐了江山才开始变坏，而是从青年时代起已变得很坏很坏，毛的成魔之道，必要从二十七岁算起，亦即从他写出《沁园春‧长沙》的那个时期算起。 ---黄琉：毛泽东青年时贪污二万大洋救国款案查考附：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贪污公款 #钱文军揭露 #章士钊募捐款 #毛泽东负面 #历史真相

4个月前

大学生攒钱救助家人饿杀自己依娃受访者仁天和： 1959年，我在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政教系有个来自四川的二十岁出头的男同学，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他每天把自己的馒头尽量省下，拿到兰州西站黑市上去卖，一个一块钱。当他攒下五百块钱时，自己把自己饿死了。他死后，我们从他的日记本里发现了把馒头拿到火车站卖的秘密。原来，他家非常困难，来信说家里没吃的，让他寄钱回去。一个学生往哪弄钱？他就把自己那点保命的口粮挤出来卖掉，把钱存起来。他没有往家里寄，想着假期回家拿回去。结果没活到假期就饿死了。政教系处理他的后事时，用五百块卖馒头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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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大学生 #饥荒 #救助家人 #饿死 #1959年

4个月前

解放牌汽车是美国人设计的很多人都知道解放牌汽车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长春第一座汽车厂制造的。 1956 年 7 月 14 日，第一批 12 辆试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开下一汽的总装配线。在后来的三十年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图1）据说 CA10 型解放牌汽车的原型是苏联的吉斯 150 型（图2）。实际上解放牌汽车是美国人设计的（图3，4）。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 Navistar International 公司为美国军队生产了一批军车。战后作为战略剩余物资送给了苏联。其中也包括了零件和图纸。苏联人根据 Navistar 卡车图纸设计出吉斯 150 型卡车。后来又把 Navistar 的设计图纸改头换面一下转给了中国。当时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纳闷，怎么苏联人的图纸是用英制的？

#解放牌汽车 #美国设计 #苏联援助 #长春第一汽车厂 #历史

4个月前

木村伊兵卫：中国之旅 1.1973年北京市场 2.1964年故宫博物院 3.1963年北京儿童医院 4.1973年小卖部 ---《木村伊兵衛中国の旅》

#木村伊兵卫 #中国之旅 #1973年北京市场 #1964年故宫博物院 #1963年北京儿童医院

4个月前

1.1986 广东大埔百侯镇老屋墙上遗留的炭笔壁画和标语。安哥／摄影 2.1980 广东开平县的碉楼里的文革遗迹.安哥／摄影

#1986年 #广东大埔 #百侯镇 #老屋墙 #炭笔壁画 #标语 #文革遗迹 #1980年

4个月前

央廣獨家：石平反擊：統治者才有資格賣國『有人說我賣國，我賣什麼國？我還沒有資格賣國呢，真正有資格賣國的是那些統治者，他們才有資格可以賣國。』這是現年63歲的石平，對中國直指他是漢奸賣國，進而制裁他的最深刻反擊。石平說：『中國大陸死的人，什麼時代死的最多？不是戰爭時期，是60年代，70年代，然後你說把中國的國土出賣給蘇聯，出賣給外國人，是哪個出賣得最多？有人說我賣國，我賣什麼國？我還沒有資格賣國呢！真正有資格賣國的是那些統治者，他們才有資格可以賣國。』石平說：『因為我現在也是日本一個國會議員，說太具體的話，說不定又會引起一些外交上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就是在對抗中國的威脅、保衛這個台海、保衛亞洲的和平這方面，日本和台灣應該進行廣泛的、包括防務在內的、國防在內的深入交流和合作，這樣才足以對中國造成一種威懾力，或者是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的一個局面。』對於台海危機，石平也有自己的觀察。他認為，習近平過度清洗軍隊，已經打擊了軍隊戰力，尤其他提拔的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至少可以確定被消失了，再加上習近平權力似也搖搖欲墜，極可能在2027年的21大中下台，種種跡象都呈現中共解放軍很難在短期內發動攻台戰爭，中共高層權力結構，恐將發生極大的變化。

中国对日本参议员石平实施制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 22 条信息

#石平 #賣國 #批評中共 #台海和平 #中日關係

4个月前

阜成门六号院 : “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材料，窥知当时“文革”新贵们腐败情况之一二。 1.“文革”新贵们发迹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的问题。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朱仲丽，1995，第736页）。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 2.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3.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4.“文革”新贵们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谢富治夫人刘湘屏担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 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1974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 5.不用说这些中央级的“文革”新贵们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下面各级得势者也都是。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仅有记录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辽宁省发生摧残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这些案件往往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团场、连队、生产队，可见基层腐败之普遍严重。 6.所以，“文革”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文革”新贵们的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刘铁男、徐X厚、赖小民之流。如果按照购买力换算，“四人帮”侵占的国家财富，也都是以千万计乃至亿计，如果加上他们侵吞的文物更无法用货币计算。并且那个年代是全民极度匮乏时代，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当代贪污犯与平民的财富差距。与当代的贪污犯们比起来，腐化了的“文革”新贵们的表现显得更邪恶，更让人作呕：当代贪官最起码不会阻挠老百姓致富过好生活，甚至很多人是企业家或地方开发的共谋，至少为企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做过一些贡献，而“文革”新贵们却是在人民与自己之间搞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边教唆人民过苦日子，一边自己穷奢极欲。如果老百姓吃好点、穿好点，就要被接受批判，甚至被剃阴阳头，而他们却让自己的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如果普罗大众享用西方物质和文化产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而他们自己却用重金从海外网罗各种物品；如果别人欣赏传统艺术，就是封建余孽，而他们却把文物中饱私囊，这不是极度的虚伪、极度可恶吗？这不是对人民压制、愚弄的极点吗？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受他们的蒙骗，拒绝接受“文革”的真相呢？ 7.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平等而纯净的乌托邦。人们感受不到腐败，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腐败。人们不了解特权阶层的腐败，跟当时的登峰造极的舆论管制，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分层有关，尤其是“四人帮”主管舆论宣传，人们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丑闻。如果以货币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和贪污多少的标准，的确“文革”贪污问题不严重。由于计划时代废除了市场交易，取而代之的是为每个阶层量身定制的供给制度，“文革”新贵们无需贪污现金，就可以满足一切愿望。然而，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市场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文革”中表现的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他们贪污的现金也不会输于新“四人帮”们。如果以贪污为腐败的唯一衡量标准，那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严重。但是如果把公权力造成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也作为腐败的一部分，那么“文革”的腐败则是相当严重，普遍存在的。人们对文革没有腐败的错觉还有一个原因是：“文革”时期国家政权社会治理主要职能搞计划指令，政府与一个个单元组织——“单位”、厂矿打交道，而不像今天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型到公共服务，直接跟个人或民营企业打交道。所以，当时个人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是有限的，远远不如跟单位组织多。但是就当时老百姓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较多的领域来讲，比如工分、供销、升学、当兵等，这些领域腐败、特权和走后门也是普遍存在的。 “文革”中的腐败问题，应该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涉足。学界应该重视起来，为人民呈现正确的历史认知。 (本文力求引用资料真实性，尽量少引用70年代末对四人帮大批判时期的资料，很多有夸大其词之嫌，注重引用当代经过权威机构和专家考证过的数据和观点。）图1:康生曾经居住的竹园图2:江青在大寨的摆拍

#文革腐败 #四人帮奢靡生活 #特权阶层 #江青 #康生

4个月前

九死一生走出地狱 ---龚伯晖的故事汞矿里有不少当年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他们刑满之后往往都被强制成为二劳改。我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吧，因为我同他是好朋友。这个人叫龚伯晖。一天，我看到一个文文静静的老太婆，头发花白，一脸憔悴，走路很困难。她看到我说：“同志，我打听个人。” 这个老太婆打听的人就是龚伯晖，她说龚伯晖是她的丈夫。我赶紧喊： “龚伯龚伯，有人找你，快出来。” 龚伯晖出来了。老婆婆说：“伯晖，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玉兰呀。你不认识了?” 龚伯晖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他们上次见面是1938年，他们在贵州思南家乡结婚时。龚伯晖曾是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学生，毕业后参加过武汉、台儿庄等战役。1938年，他父亲以病危的方式把他骗回家乡，与一个叫玉兰的名门闺秀结了婚。由于战事紧迫，他只同新婚妻子住了三天就返回前线。抗战结束后又是国共内战。1949年，已经是上校团长的龚拍晖被共军俘虏，投入了监狱。这一判就判了十五年徒刑，十五年后，他被送到大兴农场二中队继续改造，然后又转到汞矿。事后我问龚伯晖为什么不写信同妻子联系，龚伯晖说他是囚徒之身，不写信就是想让她去改嫁。龚伯晖事后得知，妻子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每年过年和清明节的时候，她都要给丈夫烧香、烧纸。玉兰一直没有再嫁，大约是1972年，汞矿里一个也是思南人的二劳改回乡探亲，遇到了玉兰，在无意的摆谈中，玉兰才知道她丈夫还活着。于是她千里寻夫，一步步找到铜仁汞矿当时龚伯晖一下就跪下去了。他说：“玉兰啊，我伯晖不是人呀，这几十年来我对不起你啊。我不是人啊——” 他们团聚后搭了一个茅屋过上了夫妻生活，这一年，他已经63岁。几年后，1975年，中共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龚伯晖与妻子离开了汞矿，定居铜仁。 1983年，我离开劳改地时专门去看过他们。第二年，1984年，他就去世了，他妻子也随后去世。 ---谭松：当年，在贵州大山的劳改营里讲述人：胡祖暖记录：谭松图：1975年铜仁汞矿幸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排左五为龚伯晖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2244 条信息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579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752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2280 条信息

#龚伯晖 #玉兰 #国民党军官 #劳改 #重逢

4个月前

“红鲱鱼”－深入北京的荷兰间谍--德国之声 20多年之久，他作为荷兰马列主义党总书记，出入北京最高层，还领取中国给的费用。然而，据最新披露，他这个党竟是荷兰情报机构一手捏出来的。而他是西方情报机构一条忠实的“ 鲱鱼”。假如你看到彼得.博维（Pieter Bouvé）在荷兰海边参德伍尔特他的花园旁散步，嘴里哼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你绝对想不到，这个老头当年竟然是国际上一个重要人物。前荷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弗里茨.霍克斯卡的回忆录最近披露了一段惊人的历史：当年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LPN）不是一个真实的政党，而是荷兰国内情报局（BVD）的一个掩护组织。当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尔森（Chris Petersen）的博维曾是该“党”的总书记。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数学教师。尽管他是个假总书记，但他对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专为他设的国宴和那些递给他的塞满现金的信封还是难以忘怀。他深情地回顾：“中国共产党拥有非常出色的厨师。” 只有一次，博维真正感到了说违心的话是多么痛苦的事情：1989年6月，当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屠杀时，他不得不郑重地宣布“党”的观点：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恢复公共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时，博维的情报每一份都抄送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人把他的行动称为“红色鲱鱼”。荷兰情报机构给的代号则是“蒙古行动”。荷兰国内情报局建立这个假党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高层信息。化名为彼得尔森的博维是座落在海牙威廉洛德维克路的红色中国大使馆的常客。在这里，每次告别时博维也能拿到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这笔钱指定用于编辑和发行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博维这个骗人的荷兰人共前往北京25次。多年的接触使他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稠密的朋友和关系网。由于博维的出色工作，荷兰情报当局对北京高层的内幕，尤其是党内的清洗换人行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往往超出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德国联邦情况局的工作。图：当毛泽东逝世时，这个假冒的左翼政党竟然还像模像样地给北京发了一封“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谨代表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对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你们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地铭记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令人永志不忘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主席霍赫书记彼得森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于哈勒姆

#荷兰间谍 #彼得·博维 #中国共产党 #天安门事件 #负面

4个月前

“吃饭技术革命” 余习广先生写道：到1959年11月初，荥经县多数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薯藤叶、玉米秸秆、棉花壳等晒干磨成粉子，掺上野菜、树叶之类，煮成“面糊糊”，号称“吃饭技术革命”。在“吃饭技术革命”运动中，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挖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烂，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有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个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秧秧地自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荥经县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惨案”。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荥经惨案 #大饥荒 #公共食堂 #人道主义危机 #饿死人

4个月前

两个小劳教劳教犯中，有一些未成年人，就是小劳教。，，其中有一个叫李梦学的，是涪陵人，那时他才十多岁，他是因为父母饿死后他出来讨饭被铜仁收容，送到大兴农场强改组来强制改造。抓进来的时候他只有十二、三岁。他个子不高，非常天真，看上去像一个小娃娃。在夜里他还经常尿床，半夜时听到他在梦中喊：“妈妈呀，你在哪里呀，你带我回去嘛。” 另一个小劳教叫甘仁轩，十五岁，他在一次学习时，当众交待了他的“犯罪根源。” 甘仁轩是贵州省思南县人，在大饥荒时，家里大人饿死了，只剩下他和七岁的妹妹。他们每天到集体食堂打四两饭，他和妹妹各二两。有一天，是他妹妹去打饭，结果她忍不住把哥哥的二两饭吃了。甘仁轩暴跳如雷，他妹妹吓得哀求：“哥，明天我把我的二两饭让给你吃。”可是，甘仁轩已经控制不住。下面是会上他的原话，我记得很清楚： “你要吃我的饭，我今天就要吃你的肉！我跑进屋去找了一把斧头，把妹妹的头扭过来压在板凳上，几斧头就把她头砍下来了，然后我脱掉她衣服，把她手和脚一节一节的砍下来。砍下来后我用水洗了一下炖在鼎罐里……。” 几天之后，食堂没见妹妹去打饭，队长就上门来查看。“甘仁轩，你妹妹呢?”他说：“我不晓得。”队长在屋里四下查看，他揭开那个鼎罐一看，唉哟，一罐的肉，再一看，脚脚手手的都有。甘仁轩因此被抓，在思南关押一段时间后转到了大兴农场。1969年大兴农场撤销时，他同李梦学被释放，各自回到家乡。 ---谭松：当年，在贵州大山的劳改营里讲述人：胡祖暖；任新华记录：谭松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劳教犯 #大饥荒 #人吃人 #悲剧 #未成年人

4个月前

在抗日戰争期間，第14航空隊曾經收養過一個中國小男孩。當時，這個孩子隻有三歲半。既然是爲“飛虎隊”所收養，大家就都叫他“小老虎喬”（”Little Tiger Joe”　）。 “小老虎喬”煞是讨人喜歡，頭上戴着一個軍帽，是模是樣地與航空隊員站在一起，展露出燦爛、開懷的笑容。（图1）陳納德彎着腰，正在向“小老虎喬”展示一些圖片，“小老虎喬”十足把自己當成了“總司令”，一本正經地聆聽陳納德将軍“向他彙報情況”。（图2）可想而知，“小老虎喬”給當時處于作戰狀态的第14航空隊，帶來了多少歡笑。可惜，此後“小老虎·喬”與航空隊隊員失去了聯絡。這張照片據說是“飛虎隊”隊員在回營房的路上，遇到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孩兒，他的父母被炸死。于是“飛虎隊”的隊員們收養了他。當時他是3歲半。（图3）這張是在軍營裏的照片。一身美軍裝備，還有一把小手槍的“小老虎·喬”跟部隊一起出操。（图4）遺憾的是，這個孩子的下落如今已無從知曉。 ---“Little Tiger Joe” 你在哪裏？飛虎隊的後代在找你！

#抗日战争 #飞虎队 #小老虎乔 #陈纳德 #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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