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吴仁华:防止党内“政变”和军队“兵变” 邓小平、杨尚昆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声援学生的北京民众,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党內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学生和北京民众,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调动这么庞大的野战军部队进京。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当时的最大忧虑就是中共党內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 在邓小平、杨尚昆看来,有可能发动中共党內“政变”的头号危险人物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血腥事件后被撤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自然被视为赵紫阳的同伙。 相比之下,兵变比政变更为可怕,也更难预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不久,杨尚昆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1989年)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注释1】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的刘亚洲中将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当年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时候,曾在一次题为《道德与信念》的內部报告中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说,北京军区的部队不可靠,因为长期驻防京畿地帶,消息灵通,了解北京的学生运动情況,普遍同情学生,执行戒严令当然不力。幸亏邓小平“英明”,除了调动北京军区的部队之外,还调动了大量其他军区的部队进京,要不非出大问题不可。 大量资料证明,邓小平、杨尚昆确实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做了精心的调度安排,从中可以发现刘亚洲所说的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即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进京,相互监督制衡,彼此难以串联,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党指挥枪”作为最重要的建军原则,解放军长期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名副其实的“党军”。尽管如此,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普遍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情况下,邓小平、杨尚昆对这支“党的军队”仍不放心,因此对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周密安排。例如:1989年6月3日,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时候,安排了解放军中四个最尖锐的、不属于同一个军区的主力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担任主攻任务。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两条主要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部队,也都是各为两个以上的集团军。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时候,也是同时使用了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多支部队,此外,安排陆軍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炮兵第14师等部队担任警戒任务,并由陆军第27集团军的一个“特缉分队”负责搗毀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任务。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虽然扮演主要角色,但也不被充分信任,在他们抵达天安门广场之前,事先已在劳动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园、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安排了多个集团军,早已对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在这个包围圈的周边,还部署了空军部队和炮兵部队。空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北京戒严行动,但也奉命进入战备状态,北京区域内的南苑军用机场、西郊军用机场、沙河军用机场、三间房军用机场,全都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营。北京军区的炮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也早已进入战备状态,除了炮兵第14师奉命紧急进入北京城,炮兵第16师、高射炮兵第61师、高射炮兵第67师、高射炮兵第68师都在驻地随时待命。 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待命的部队,也是多个集团军,包括陆军第27集团军和陆军第65集团军,外加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的部队,包括了陆军第24集团军。 作为第一主力部队的陆军第38集团军,在沿着主要路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军时,如同被“请君入瓮”,不仅前面已经预设了一个包围圈,连后路都已经被封死,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紧随其后,实际上起着“督战队”的作用。 这种精心而周密的部署,使得整个围绕天安门广场所进行的进军过程以及随后的清场行动,看上去更像是邓小平、杨尚昆一场小心谨慎的对各解放军部队忠诚度的测试。如果当时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接受一些学生和民众的呼吁,阵前倒戈,与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胜利会师”的话,将立即在邓小平、杨尚昆預设的包围圈內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 同样的,任何一支解放军戒严部队如果轻举妄动,发动“兵变”,也将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除非有足夠的部队事先达成共识,同时行动,但这对于遭到严密控制的“党军”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何況当时集聚北京的逾二十万部队来自于不同的军区。因此,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也好,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也罢,这些良知未泯的军人,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以各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抵制,很难有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补记:1989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采用血腥手段初步完成了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但10多万部队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一带,连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西长安街都未能控制。局势的不明朗和部队情况的混乱,让邓小平、杨尚昆等决策者深感不安,紧急命令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携带重装备武器,于当天空运进京,驻扎在南苑机场,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陆军第12集团军是邓小平的嫡系部队,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详情见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图: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
朱韵和
4个月前
蒋彦永:解放军使用国际禁止的开花弹 (中央社台北九日电)去年四月因揭露中国当局隐瞒SARS疫情的北京退休军医蒋彦永,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证实他的确在今年二月给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写信,呼吁为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平反。 接下来蒋彦永说出了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亲眼目睹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的惨 况。他说,他是解放军三0一医院的外科医生,八九年六四时是普通外科的主任。六月三日晚上,接到急诊室呼叫后赶到时,只见地上和床上躺著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人已经死亡,他们「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蒋彦永说,「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蒋彦永说,送到三0一医院的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并且透露,解放军当时开枪射杀民众使用的子弹,的确是外界曾指出的「开花弹」。他说,「约在十二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蒋彦永并且指出,解放军使用的这种开花弹,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此外,蒋彦永还披露,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是从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先进驻的部队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后不愿参加镇压,于是在六月初,中共又从山东等地紧急调来其他部队,「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
朱韵和
4个月前
李锐六四日记:“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 明报整理的李锐六四日记文字详细记录了李锐本人目睹的情况。当时李锐家住北京城区西侧木樨地一带临街的部长楼小区,居高临下便可观察解放军部队进城后向东,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运动的情况。报道说,李锐夫妇当时在阳台上“蹲下观看”。 李锐写道:“大概12点左右, 枪声渐近,人车流向东奔跑。霎时大道寂静无人,始大开眼界,长方形防暴警队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掷弹。带(戴)钢盔步兵成方阵随后,然后是军卡车,间有装甲车,军车两边步军成蛇形前进,冲锋枪端着时而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都有观者……楼上一群青年蹲着从阳台板缝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氓、土匪等……立观时看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射或连发。”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我爸爸的文笔特别好,我当时看的时候,心里都特别难受。六月四日我也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他把在阳台上看到的整个情况,部队的行进等(都记录下来),等于历历在目了。 明报整理的李锐日记文字还显示,“晚上十里长街,人潮车流东西来去,间有举旗者驶过。十一点左右,人们在搬路障,将几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边去。隔离墩、铁栅等横拖路中。近12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有板车抬伤亡者向复兴医院奔去。” 报道说,李锐称执行清场大开杀戒的解放军27军“凶狠”,并说“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李锐这一天的日记还有几个英文字Black week-end(黑色周末)。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申华
朱韵和
4个月前
北京是哪一天陷落? 下面笔者要自问自答一个问题:北京是哪一天陷落的?读者可能不很清楚北京曾经不在中共手中,尤其不清楚北京重新落入中共之手并非六月四日。 笔者必须承认,北京一度不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事实,不容易描写。写得太实流于琐细,写得太虚则令人难于捉摸。然而,此事意义重大,不容略 去不写。如果读者阅后能约略领会其情势,揣想当时北京人的思想情绪,那已是取得成功。 “六四”凌晨起,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正阳门左近处于军队占领下,从地图上看,就是北京市正当中的一小块完全由军队控制。此外,在一些地处要害的机关大楼和大院,派驻了军队。自那以后的三四天,中共控制所及仅限于此。换言之,它的控制达不到全市是因力所不及。 然而,还须说明在“六四”之前七八天,中共曾把这个城市故意撤手不管。这是北京不在它控制之下的另一阶段,也是出于另一缘故,即企图嫁祸学生。 五月下旬起北京市的交通警不站岗。例如东单、西单这样的十字路口,平时不只一名警察,到上下班时间还要多,但在那几天却一个都不见了,无法设想他们统通是擅离职守。指挥交通成了大学生的责任,目的显然是造成交通事故使市民对学生产生反感。此外还想使学生疲于奔命。大约也在这几天,绝大部份线路的公共汽车停驶,而且它们所经之处根本不在群众游行的路线上,完全可以正常行驶。这又是谁出的主意?与此同时,粮店开着门不卖粮,声言因为交通阻塞运不来。然而,所有这些制造混乱的技俩全是枉费心机。在这些天里,北京人口中和心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理解”??理解学生的目的和处境,理解中共是在嫁祸于人,理解身旁的人,如果他触犯了您那并非恶意,无论如何此时此刻计较起来太没有意思。对中共统治的憎恶使一种共识或认同感不知不觉出现在人们之间。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是新的,陌生却亲切畅快。 政治控制与民心完全分离 “六四”以后的情况则不同,军队只能占领他们所站的那块地方和目力所及的地方。在这个范围之外,仍是那心情上还没有变过来的、按照前些时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北京人。这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控制权和民心完全分离的状态。自翊为“人民政府”的“政府”管不著老百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这一短时间内,在这特定政治环境中实现了。人们珍爱它而又知道它是不持久的。象为亲人送别那样尽量利用正在滑过的每一分钟。人们按照近来形成的习惯,站在他们“打过仗”的街道上参与议论或听人议论。北京人难得这般亲切相待。 六月九日这天,戒严区域扩大到西起西单,东起正义路。这是戒严范围最大的一天。此后又遂渐缩小戒严范围,允许车辆不停驶穿过天安门广场。只是在这时,戒严部队才称得上是执行戒严任务而不是惶惶然的军事占领。随着士兵脸上有了一点自信,老百姓脸上罩上了冷漠。他们接受了北京已经“陷落”这一事实。 这一切对于向来靠政治高压维持其存在的政府是太危险了。在中共领导层心中,他们近于从死亡边缘转回来。 ---刘丁: 六四中士兵伪装平民烧军车 图:1989年6月9日,北京街头。 (AP Photo/Jeff Widener)
朱韵和
4个月前
欧美5国暗中观察解放军六四镇压 形容行动“无能”“坦克互撞” 根据英国解封有关29年前中国当局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秘密档案显示,欧美5国当年曾联手暗中观察解放军的行踪,并且在一份报告中形容解放军的镇压虽然目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但行动属于“军事无能”(military incompetence),军队面对平民进行 无差别射击,而且坦克驾驶员技术差劣,发生不必要的前后追撞,落后的坦克还被车队抛弃。 “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翻查英国解封的有关档案显示,英国、美国、加拿大、西德以及澳洲的军方联合监察行动从5月21日开始,由各国的国防部门代表负责,并将信息综合及制作成英国国防部门的军情报告。 这份报告于1989年7月3日由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M H FARR)寄出,纪录解放军从5月19日至6月20日在北京的行动。5月19日是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转捩点,当天凌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并由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当天清晨4时,已被夺去总书记一职的赵紫阳,亲自走入广场语带哽咽地告诉学生“我来晚了”。这也是赵紫阳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 报告指出,5月19日5国观察到有大量军队接近北京,翌日凌晨2时军队用扩音器在天安门广场颁布戒严令。根据报告附件的军情日记,直至5月24日,已有13支军队约10万人在北京部署。直到6月1日,5国评估有大量由解放军及武警组成的军队进驻北京。 根据军情日记,6月3日晚11时15分,军队在距离天安门7公里的城西处向平民开枪,是第一个解放军杀害平民的报告。档案又记载,当晚11时45分至翌日0时33分,有4辆装甲车从西边进入广场期间,最少一名平民和车内一名士兵被杀。 当时其中3辆装甲车遭群众焚烧,余下一辆在广场内向东驱往长安街时遇上路障掉头,被一群骑单车人士追截,其中一人被装甲车撞死。凌晨1时13分,军队进入广场后开始无差别射击,装甲车亦发射曳光弹,很多外国观察员开始撤离广场。至清晨6至8时,城内仍有零星枪击。报告亦指出,英方对于解放军的直接印象是“军事无能”(military incompetence),以及无力避免伤亡。 英方人员并形容,解放军驾驶坦克和装甲车的技术欠佳,远逊欧洲水平,经常出现不必要碰撞,包括在车队中前后追撞;落后的卡车更会被车队抛弃;通讯保安也欠佳,学生只要靠近军事通讯车车窗,就能听到指挥官指令。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
朱韵和
5个月前
李香芝之死 堅貞不屈的李香芝最終還是被逼瘋了。在大寒天裡,她脫得只剩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無緣無故地大哭大笑。他們說李香芝裝瘋賣傻。1971年4月18日,在神經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寫出一些瘋話。除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一些虛幻故事以外,還說:「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污辱我。過了 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搞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污辱也沒有關係的。並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 ---本文摘自第8期《黑五类忆旧》,作者 鲁民 李香芝,山東陽信人,17歲參軍入伍,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作為23軍文工團員隨軍入朝參戰,1955年歸國,轉業到地方,先後任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文藝科科員,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 1966年,李香芝經過一陣迷茫,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被推選為江蘇省歌舞團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要造反就要寫大字報,揭發修正主義路線在省歌舞團的表現。李香芝想來想去沒別的可揭發,只是覺得歌舞團挑選演員為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一些人商量,聯合寫出了一份大字報,說我們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6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10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每人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畢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煉功也搞不成,簡直把我們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 她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考慮到這樣弄不好會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就因為說話走火,被劃為中右,最後她把這份已寫成的意見書燒了。 1968年,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開始殘酷迫害幹部群眾。第一個迫害步驟是清理階級隊伍,各機關團體都辦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李香芝被從醫院裡揪出來,關押到南京農學院專設的牛棚。因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幾年,她被誣稱為地主分子;因轉黨手續不全,她被誣稱是假黨員;因文革初參加一些派性活動,她被說成犯有反黨亂軍罪。有人還揭發她在南京歌舞團用牛奶洗臉,吃包子不吃皮,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事實真相是:「據我所知,(李香芝)用牛奶洗臉有過一次,因為奶沒有吃完,剩了一點擦了一下臉;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髒,把皮剝掉了。把這些事說成一貫的,經常的,顯然是有人為的誇張。」經過半年多的關押批鬥,對李香芝的隔離審查取消了。剛從牛棚釋放出來喘口氣,從1970年8月起,李香芝又作為一打三反的重點對像被關了起來。1972年2月,李香芝被誣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正式逮捕入獄。「揪李香芝戰鬥隊」指控她態度惡劣,她卻罵戰鬥隊是反革命,隨後發展到拒絕學習毛主席語錄。他們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請罪,她死也不幹,昂首挺立,兩手往口袋裡一插,傲氣不可一世。 堅貞不屈的李香芝最終還是被逼瘋了。在大寒天裡,她脫得只剩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無緣無故地大哭大笑。他們說李香芝裝瘋賣傻。1971年4月18日,在神經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寫出一些瘋話。除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一些虛幻故事以外,還說:「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污辱我。過了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搞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污辱也沒有關係的。並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我又想他可能是個壞分子。我就罵他是壞蛋,是德國鬼子,美國鬼子。」「同志們,你們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縱我的神經嗎?真的認為我這樣反毛主席嗎?我相信你們是會幫助我找到這個操縱我的人的。」 1971年8月2日,江蘇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將李犯立即被(逮)捕,關起來,不准任何人提審。」至23日,這位負責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組的意見(處以極刑),望力級(立即)執行。」9月2日,林彪出逃前11天,李香芝未經任何審判程序,便被倉促拉到江蘇省京劇團禮堂參加公判大會,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李香芝被冤殺後,她的丈夫、資深的人民空軍飛行員,時任南京空軍作戰處作戰參謀的姚秀琪,因受牽連,被下放到南京微分電機廠當工人。兩個女兒也備受歧視,長女姚紅經多次申請也不能入團。姚秀琪不服,多次向黨中央、江蘇省委寫信申訴愛妻蒙受的不白之冤。1979年 2月12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文宣佈:「李香芝在深挖中無辜被長期隔離審查,在逼供信情況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維紊亂,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應負刑事責任。撤銷原判。」
朱韵和
5个月前
吴仁华:戒严部队军人事后的疯狂报复 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开枪杀人,动用坦克、装甲车碾轧的暴行,大都已经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以后的暴行,还不太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各解放军 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们了解情况,普遍同情学生运动,完全依靠他们,不可能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泄愤报复的心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在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开始对被捕的民众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场前后被捕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遭到毒打,许多人受伤致残,山西大學電腦系學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點30分過後,高旭本來已經隨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了天安門廣場,但由於有一個同學遺留了照相機,他於是自告奮勇返回去取,結果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拘捕。高旭連同其他被拘捕的八個人,全都被緊緊地捆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的柱子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槍托沒頭沒腦地砸他們,用點燃的煙頭燙他們,把他們當成了洩憤的靶子。之後,他們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進去的時候每個人又遭受了一頓“殺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過去,用冷水澆醒後繼續再打。殘酷的摧殘,使得高旭遺留了嚴重的腦振盪後遺症,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腦部時時出現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藥度日。【注释1】 1989年9、10月间,笔者在北京暗地调查被捕者情况,了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毒打的案例。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驻的第24集团军部队军人,将10多名被捕的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视为“暴徒”,吊起来毒打,打得他们伤痕累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身强力壮,许多人在学生运动期间担任特别纠缠任务,或作为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赫赫成果”,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为了除恶务尽,确保首都的长治久安,他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配合公安机关抓暴徒。抓获动暴乱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及流氓犯罪活动的暴徒531名。”【注释2】 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在短短数天内抓获“暴徒”73人。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撤离天安门广场,进驻北京市海淀区,除了执行戒严执勤任务之外,全师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公安部门追捕“暴徒”和“非法组织”成员,共同抓获了131名“暴徒”。 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于1989年6月中旬调防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25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守备第7旅从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9次派出应急分队端“黑窝”,共抓获、收审非法组织骨干、打砸抢分子62人;查获携带反动宣传品、军用物资、凶器、子弹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缴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军用品、凶器、枪弹358件。 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师步兵第579团组成搜捕队,第2营营长劉閣雲少校担任搜捕队队长,十二次出动擒拿“暴徒”。劉閣雲事后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第26集團軍步兵第138师步兵第412团于1989年6月5日组成防暴突击队,由第2营第5连连长袁華榮上尉担任队长,袁宝华在传达团指挥官的指示精神时说:“同志们,上级赋予我连担任团的防暴突击队,配合永外派出所开展抓暴徒、端黑窝的斗争。这是团党委对我连的高度信任。同志们,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斩草除根,坚决把他们消灭干净,为保卫共和国再立新功!”全连官兵听说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在以后的10多天,袁宝华带领20名防暴队员,夜行昼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获暴徒82名。【注释3】 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步兵第380團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後,奉命進驻天壇公園部署,配合公安部門廣泛開展“抓暴徒、端黑窩”行動,狠狠打擊隱蔽起來的“暴徒”和“反動組織成員”,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 从上述资料可见,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各地,名义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北京市公安部门,主导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展开的大搜捕行动,有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主导抓捕工作,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被捕者,许多人伤痕累累,有的伤势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表示,情况如果没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当局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借机将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红皂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辨,早已是伤痕累累。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图:1989 年 6 月 14 日,在北京的一条街道上,一名戴着手铐的男子被中国士兵牵着走,警察和士兵正在继续搜查参与民主抗议活动的民众。 A handcuffed man is led by Chinese soldiers on a street in Beijing 14 June, 1989, as police and soldiers keep searching people involved in pro-democracy protests. Manuel Ceneta/AFP/Getty Images
朱韵和
5个月前
★赵紫阳的两封信 ◇一封未发出的“辞职信” 由于在下午的常委会上,邓已经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赵的“五四讲话”。在场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赵的仕途实际上已经完了。    所以赵回家之后,立即让政治秘书鲍彤草拟了一份【辞职信】,并且信都已经提交到“中办”(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局。结果杨尚昆知道了 这事儿,特地打电话给赵,极力劝说赵不要提辞职的事情(杨的理由是:如今局势险恶,如果总书记在这个当口辞职,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赵听从了杨的劝告,次日(18日)又通知秘书把那封信撤回。 ◇一封没有回音的“私信” 在开完紧急常委会的次日,赵紫阳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改变邓的态度(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希望很渺茫)。    话说学潮开始后,有些国内知名人士(也包括一些有名的党内人士)给裆中央写信,希望朝廷能正确评价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一些信汇总到赵紫阳手中,他挑选了几封转送给邓,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 4·26 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批信件送出后,没有任何回音(甚至都无从知晓邓是否看到) ★赵紫阳的仕途步入尾声 虽然辞职不成,但赵紫阳离下台已经不远了。而赵后续的举动,实际上加快了他下台的进程。 ◇赵被架空 刚才的章节提到:赵发出辞职信,又在杨的劝说下撤回了。如果连杨尚昆都知道这封信,邓小平显然也会知道。甚至不排除,是邓先知道,然后让杨出面来劝赵撤回。    邓矬子虽然已经决定要把赵废掉,但同样是“废赵”,【时间点】非常重要——在北京的局势【没】平静之前“废赵”,很可能会让局势进一步失控。邓当然不希望这样。另外,邓也不希望赵在言行方面有任何的异动。因为这会让外界意识到——裆中央出现分裂。回顾本文开头部分介绍的“紧急常委会”,邓在会议结束前特地强调了【裆中央要保持一致】,说明他很在意这点。 基于上述分析,邓在17、18日的策略应该是——先把赵架空,但至少名义上还保留“总书记”的头衔。    关于“被架空”的迹象,从《赵紫阳回忆录》中也可以反应出来(以下是此书摘录) 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就被动了。 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戒严大会】指的是19日在京召开的大会,全称是“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这是一次比较大型的会议,参会者涵盖了“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北京市委、中办”等许多要害部门。    按照原定计划,由赵主持(截止到开大会那天,他依然是总书记),并且由“赵/李”二人分别代表“裆中央、国务院”做报告。    但是,赵拒绝主持这次会议,甚至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 ◇赵与“戒严”划清界限 为啥赵拒绝参与19日的戒严大会捏?    俺不止一次说过,赵是个精明人——他当然晓得“被架空”意味着什么。他拒绝出席“戒严大会”,也就相当于跟“戒严”划清界限。    本系列的前几篇博文已经分析了他的动机——(对他而言)如果无法保住权力,至少要保住名声。如今他已经被架空,罢免已进入“倒计时”,假设他服从邓的安排,去主持这样一个大型的“戒严会议”,未来的史书会如何评价他捏?没准他也会被称作“屠夫”。显然,他不愿意背这个黑锅。    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当他在19日清晨与李鹏一同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才会发表那篇感人的即兴演讲。19日在广场的即兴演讲,相当于是赵紫阳的【政治谢幕】 ◇邓太上皇加快了“废立”的步伐 赵紫阳的上述举动,对他自己而言是“划清界限”。但对邓小平而言,这就意味着“制造裆中央的分裂”——使得外界意识到“裆中央【不是】铁板一块”。 矮凳是非常忌讳这种事情滴。所以当邓知道赵拒绝出席“戒严大会”,他对赵的敌意就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因此,邓加快了“废立”的进程。 ---编程随想: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朱韵和
5个月前
编程随想:“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5月17日,在邓家的【紧急常委会】 5月17日下午,在邓太上皇的寝宫(米粮库胡同)召开了一次非常关键的“紧急常委会”。    列位看官请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邓的寝宫召开关键的决策会议了。本系列开头部分聊过1986年爆发的“八六学潮”,当时也是在邓家召开关键 性的会议,决定撤换总书记(废胡立赵)。 实际上,整个“六四事件”期间,在邓家开过好几次关键的决策会议。这充分体现出——邓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参考书目 此次会议很关键——直接催生了“戒严令”,而“戒严令”又大大加剧了各方的矛盾,直至最后演变为血腥屠杀;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为改变。    既然如此重要,有必要详细说一下这次会议的过程。为了比较靠谱地复原历史,俺同时参考了如下几本书对此次会议的描述。通过不同出处的交叉对比,更有利于去伪存真。 赵紫阳:《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 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张良(化名):《天安门文件》 ◇与会人士 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除了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赵/李/乔/胡/姚),还有杨尚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列席会议。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否则他也应该参加。    另外,《八九民运史》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天安门文件》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薄熙来亲爹)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但两个当事人(赵紫阳、李鹏)的著作并未提及“李/薄”俩人参会。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存疑。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但没啥发言,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    另外,此次会议由“邓办主任”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过程 会议开始后,邓太上皇先发话(大意是):事已至此,众爱卿有何良策?    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题与他前一天(16日)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考虑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简而言之,他依然主张采取【怀柔】的策略来解决学潮。其中的关键点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论》,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    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赵讲完之后,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重点攻击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虽然“赵/李”经常爆发争吵,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    接下来,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甚至列举了赵的“四大罪状”,还翻了历史旧账——扯到了赵的儿子搞“官倒”。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    作为“五常委”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看出——胡启立站在赵这边)。    几个常委都讲完,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他反对修改社论,同时还转述了【廖汉生】的建议。杨的原话是: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专门介绍过“邓/赵/杨三角关系”——杨尚昆同时与“邓/赵”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据《赵紫阳回忆录》)在这次常委会之前,杨与赵私下交流时,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但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 稍微跑题一下:    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中央军委成员,曾当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首先必须说明: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 可能性1 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但在17日开会之前,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准备动武),当“邓/赵”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 可能性2 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在邓面前主张戒严,在赵面前反对戒严。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考虑到“杨家将”的特殊性)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有利】滴——六四之后,“杨家将”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另外,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体会出很多信息量。 (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邓进行总结性发言,要点包括: 其一,《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滴,不能后退(不能改)。 其二,问题出在党内高层,尤其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邓把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直白了) 其三,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军事管制) (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 对“戒严”的措施,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李鹏&姚依林极力赞同,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至于另2人(胡/乔)的态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异。最终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口头表决,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军管)。    面对这种结果,赵紫阳无奈地表示(原话):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赵说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针对赵的暗示,邓又强调了几点: 1. 少数服从多数; 2. 裆中央要保持一致; 3. 如果这个决策错了,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那天的“紧急常委会”在下午6点散会,除了明确要“戒严”,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 1. 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戒严令”(请注意: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 2.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戒严令” 3. 次日(18日)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4. 次日(18日)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由上述“三人小组”汇报进展情况    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戒严令”算是出笼了。
朱韵和
5个月前
余不洁:毛泽东是否见过狱中的林昭? 关于毛泽东是否见过狱中的林昭,此事已经远远超出了考证分析的范围,几乎成了一种判断是否为正常人的标准的争论。至高无上的领袖、堂堂的中共主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怎么会御审林昭,或者屈驾会见林昭?而另一个更加令人诧异的话题是,林昭认为由于柯庆施对她的保 护而遭到居心不良的毛泽东的暗害。有人据此判断,林昭精神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说这样的胡话。 目前,关于毛泽东亲自见到林昭之事,所有的材料都直接或者间接来自林昭本人。证据之一是林昭在狱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上书,即十四万言书,其中大约有三千八百字直接谈到这个话题。此书乃林昭在狱中的血泪记述,字字千金,弥足珍贵,绝不可等闲视之。证据之二乃林昭胞妹的亲述,她证明林昭在第一次被捕假释后,曾亲自对母亲谈及此事。林昭母亲对此极为恐惧,急忙制止了林昭的言说。由于官方严密封锁林昭案件的相关档案,此事尚无法得到官方资料的佐证。因此,完全证实此事颇不容易,但是,将此事证伪更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反证的材料。 从林昭的经历来分析,即便按照那些强烈质疑林昭相关言辞真实性的人的标准来看,至少在第二次被捕入狱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精神问题。而毛泽东亲见林昭之事,恰恰就是在林昭第一次被捕后、保外就医期间亲自告诉妈妈和妹妹的。从时间点上分析,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应该是极高的。其实,就是在林昭被秘密杀害前的几个月,她的北大同学张元勋曾经和林昭母亲一同在监狱会见了林昭。仅就张元勋留下的相关记述可见,林昭在遭受无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之后,在同学面前依然神态安详,并口占七言古风一首相赠。林昭谈到同学情谊的怡悦,念及老母幼弟的悲怆,其谈吐之高雅,思维之清晰,逻辑之严谨,谁能从其中找出一丝一毫林昭有精神问题的迹象?相反,从林昭遗留在世的诗文中可以发现,林昭对于自己过去的反思以及对中共的剖析,其认识之深刻,其思想之超前,其结论之准确,足以证明她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清醒者。 当然,林昭对柯庆施之死所做出的判断和解读或许有某些出入和偏差,但这并不足为怪。在毛泽东死前,整个中国处于铁幕笼罩之下,中共的高层更是黑幕重重。不要说是普通人,就是很多学者、专家都往往判断失误,一般人更是很难从中找出事情的端倪。从美国情报机关后来解密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六十年代初中共和中苏之间的矛盾所知甚少,其结论往往荒谬不堪。但是,相信没有人因此而怀疑那些专业人员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演能力,更不会认为这些人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个例子,王明——一个对中共的运作和毛泽东本人有极深了解的、中共内部第一流的才子,他在文革初期所写的对毛泽东研判的一些文章,以今日的眼光观之,也是荒诞不羁、令人匪夷所思。有人会因此质疑王明有精神问题吗?因为信息不足和封闭导致判断失误或者偏差,这本来是极为寻常的事情。况且,直到今日,相关档案完全封闭,官方所有当事人都噤若寒蝉,不透一丝口风,包括那些临死前写出回忆录妄图洗白自己的文革高官。林昭关于毛泽东柯庆施之间的诉说,人们就其虚实现在下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 即便是精神病人,很多人也具备正常的记忆和处理生活的基本能力,甚至具有某些超越一般人的精明。他们只是在某一方面过于敏感,出现错误的联想或者幻想,或者被迫害的妄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当承认他们对具体事件细节回忆的价值,至少应该把他们对事件细节的描述和他们对原因与后果的判断分开。更应当注意的是,一些精神病患者发病的触发点却恰恰是他们看到了某些绝对真实、而又令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情,或者说是超出了他们正常的认知范围、无法获得解释的事实,用林昭自己的话讲,就是“希奇古怪之事”和“荒乎其唐的怪事”(十四万言书41页)。可以推断,那件“希奇古怪之事”对林昭的刺激实不可忽略,在她的诗文之中当不难发现此事留下的种种痕迹。 撇开直接证据的问题,单单就林昭案件的独特性而言,也令人无法释疑。首先,林昭可以在狱中写日记、文章等等行为,绝对不符合中共统治下的监狱规章。监狱当中那些设施和手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成疯子,更有设施和手段足以让一个疯子消声。身陷残暴的专政机器当中,不屈服已经少见,公然反抗则属罕见,而反抗又能成功恐怕难得一见。有人用林昭有精神病故而被狱方迁就来解释,显然高估了中共暴政机器的宽容和人性。而且,从数年间林昭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摧残以及被秘密杀害的过程看,狱方的所有作为都明显地显示出其中必欲制服之的逻辑和目的。假若狱方真的认为林昭有精神病,也该送进监狱内部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也会把她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或者对其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毛泽东统治时期,在监狱中得精神病的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但是,能在监狱中留下大量文稿,林昭可以说是中共监狱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林昭留下了不少血书,但是,还同样留下了大量钢笔书写和誊录的文稿。不单数量惊人,而内容更是令人震撼,其中除了直接批判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外,还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品性和私德的揭批。这类事情,今人可能将其当作闲话、淡话一笑了之,可在文革时代,那可是亵渎神圣十恶不赦的大罪,几乎是必死无疑,就是无心之罪而惨遭屠戮的亦不在少数。然而,这些文章写出并正式交给狱方后,林昭居然还能存活了近三年之久,这不是太令人奇怪了吗。 对比在文革中被枪杀的美女李香芝,我们可以对那个时代的严酷和黑暗一探究竟。李香芝曾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文革初期因批评陪舞问题遭受政治迫害,从而导致精神失常,冬天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大哭大笑说些疯话。根据国内著名网站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的说明,李香芝在内部被批斗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严重犯忌的话:“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此后,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许家屯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几天后,他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李香芝从事发到被处死,仅仅四个多月。“不准任何人提审”有明显的杀人灭口、最大限度防止信息扩散的意味。不过,杜钧福在“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一文中,认为那个副主任应是负责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而不是许家屯。此说似乎更加可信。读过许家屯回忆录的人都能看出,此人颇有些书卷气,像是读过几天《四书》的人,绝对不会是个半文盲。 文革期间,杀人的权力早已下放到省市,军管之后更滥。而林昭被杀据云却经过中央批准,显然不同寻常。而且,还是秘密杀害,此事就更令人奇怪。尤其令人费解的是,1968年4月27日,上海曾将7名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在内的所谓“反革命”在万人大会上公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而轰动一时。而林昭则是在仅仅两天后的29日另行被判处死刑,且秘密行刑,为什么?依此推断,似乎有人对林昭和她的遗体有特别的关注,不知道苏州姑娘林昭是否能像林黛玉那样“质本洁来还洁去”。对于这一点,曾经羁狱多年的张元勋也有过怀疑。 此外,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能够以未婚夫的身份前去会见狱中的林昭,也属极为罕见的个例。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会见,这好像是监狱中的规矩。据张元勋的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记述,在会见现场,狱方共有三名制服警察,数位便衣女郎(张认为是翻译录音等技术人员)和二十多位佩枪军人。在狱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多病女囚会见一个未婚夫,居然搞得如此排场,其中的阵仗这般夸张,着实令人疑惑不解。尽管张元勋的生花妙笔将会见过程描述的得极为感人,但还是让人感觉张元勋有所保留,似乎有些内幕仍未道出,因为有他的右派同学认为张是受命前往。 其实,肯定毛泽东见过林昭,固然只有林昭一人的证词,但是,否认毛泽东见过林昭的人,绝无一丝一毫的证据。而断然否定毛泽东因涉林昭而害死柯庆施事存在之可能,更是全凭想象和想当然。而那个想象和想当然的基点,恰恰可能是由于对中共高层和毛泽东本人缺乏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绝不会有这种属于凡夫俗子的嫉妒和阴暗,更不会干那些争风吃醋之类的勾当。这显然是过于书生气和天真了。实际上,不要说那些野史笔记之类的东西,就是正史或者在圣经当中,君王为了一个女人杀害臣下的事情也不罕见。中共高层腐败糜烂的内幕只不过被严密包裹了起来,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晓而已。 在人民大学期间,林昭曾经和刘少奇的前妻王前女士过从甚密,甚至可算是王前女士在孤寂无聊生活中的挚友。不排除林昭可能从王前女士那里听到过核心层包括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生活秘闻。反右之后的林昭,绝对不会再像底层百姓那样对毛泽东之流有任何迷信。就像林昭所引用她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的话:“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文章,把毛泽东亲见林昭称之为御审。显然,御审一词是否得当还是值得推敲的。可以断定,毛泽东断无兴趣审问林昭为何反对中共,为何反抗压迫。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还是不同于勤于政务,颇有点正义自持的雍正皇帝。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无信仰、无是非观和无理论坚持的人,他感兴趣的只是权力、得失和女人。毛泽东不惜降阶前去亲见林昭,或许是被江南女子林昭的旷世之才所吸引。不说林昭在文学上的修养,单单就旧体诗而言,自民国以来,林昭的诗无疑是第一流的,而以诗人自许的毛泽东则完全不入流。 在当时,另一个著名的才女右派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俊杰。与林昭之事不同,林希翎的情况官方舆论有极多的报道和介绍。当年,林希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当众发表了几次讲演,从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评,其演讲内容马上被秘密整理成内参上报。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并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等大家淡忘之后,林希翎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至于林昭成为右派以及被处置是否也是毛泽东的旨意,由于档案资料缺少,就只能存疑了。 更加奇怪的是,就在林希翎即将刑满的时候,毛泽东在1973年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乃亲自下令予以安置。按照一般人的想象,以毛泽东的地位和繁忙程度,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么一个女青年身上花如此大的心思。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在当时的学生右派当中,林昭和林希翎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她二人就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林希翎偏重经济,而林昭追求自然,林希翎之文采风流可能稍逊林昭。而毛泽东是以其诗文自许的,在林希翎和林昭之间,他更加关注林昭应该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 毛泽东早年和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的往事早已传为“佳话”,此事或许也是认识毛泽东为人的另一个佐证。那是1936年,毛泽东率残兵初到陕北不久。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来,毛泽东与之晤谈甚欢,并破格任命她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说,差不多每次去毛泽东那里,看到他都在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还有一次,毛泽东偶然被一男婴所尿湿,竟兴奋地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毛泽东对丁玲说过:“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丁玲对毛泽东的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毛泽东当时对丁玲如何,就不便妄下结论了。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丁玲是获毛泽东亲赠诗词殊荣的五位女性之一。除了李淑一之外,其他包括毛泽东的发妻、先后同居的女人,以及身边的女机要员。而且,为丁玲填的那首词是在她随部队出行采访时,毛泽东通过军用电台传送的,那个月的十二日发生了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由于蒋拒绝在被挟持的状态下签署任何文件,东北军和西北军部分青年军官极为不满,二十五日张学良为担心局势失控,不得不仓促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离开后,东北军内部发生火拼,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瓦解。此时,红军前途未卜,是战是和难以确定。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居然有心填词,其对才女之殷勤和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毛泽东对某人感兴趣,绝非是真正的欣赏和关爱。毛泽东对“人”、对生灵没有丝毫的尊重,任何人在他的眼里都不过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器物。抽象地说,毛泽东对某人才华的兴趣是和这个人分开的。毛泽东可能对某个人的才华或者风韵非常好奇,渴望与之见面、满足自己的好奇,进而消遣之。同时,这完全不意味着他对此人有任何感情。而且,毛泽东极端过敏,即便是他一时“欣赏”的人,对他无心的冒犯也不会放过,乃至睚眦必报。比如右派当中年龄最大的冒广生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冒广生乃明末四公子冒辟疆之后,诗词曲书画无所不精。57年在陈毅敦请之下发表文章,担心百花齐放的政策乃是诱人失言,因而劝谏毛泽东,并说了一句“自比子路不悦孔子”。此后,老先生被邀请入中南海与毛泽东叙谈。然而,时年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却随后被打成右派,并于次年抑郁而终,其墓在“文革”时被毁。老先生风烛残年遭此不幸,首先是无意点破了毛泽东的诡计,二来,那句“子路不悦孔子”恐怕也让毛泽东深受刺激,后果甚至比前者可能还严重。众所周知,子路对孔子不满的事情有多次,但最著名的莫过于“子见南子”。毛泽东寡人有疾,对冒老先生的这个比喻想必会怀恨在心。 一些人认为林昭有精神问题的主要证据,就是林昭与柯庆施的看似荒诞的冥婚以及由此而写的《灵耦絮语》。在柯死前,林昭对他原本并无任何眷恋,至多也不过是对其印象不错而已。如果说林昭与柯庆施有何交道的话,只是在她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和非人的待遇时向柯庆施这位地方长官写信投诉。当然,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柯庆施可能当林昭面讽劝过毛泽东,对她稍有关照。正是认为柯可能由于指责毛泽东的非分之举、非分之想而受害,故而林昭有所谓伯仁之憾,最后乃至于与之冥婚,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和自我安慰,并在百般痛苦和压抑之中,沉浸于想象的大海,用血泪写出了奇幻之作《灵耦絮语》。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关于人鬼之交的故事和戏剧作品,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聊斋志异》,以及戏剧作品《牡丹亭》、《红梅阁》等等,毛泽东极为痛恨的鬼戏《李慧娘》就脱胎于《红梅阁》。在传统中国,不仅很少有人质疑人鬼故事的真实性,更不会怀疑作者有精神问题。然而,在一个长期迷信无神论的环境中,诉说冥婚以及人鬼之交,自然会被误解为精神病。而且,那些自以为正常的无神论者却会轻易接受一些更加荒诞无稽的政治幻想。那首流行于文革时期、近年来又沉渣泛起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凸显了时代特色。这首诗臆想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用军事暴力成功占领莫斯科、巴黎、耶路撒冷、华盛顿等,征服整个世界的疯狂历程,曾传咏一时,令许多青年血脉膨胀。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罩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外壳的白日梦呓,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空虚、扭曲和病态。面对这样的癔症狂言,却从未听人说他们是疯子。对比之下,《灵耦絮语》尽管也是幻想,却字字血泪、处处真情。《灵耦絮语》乃是林昭在逼仄封闭的铁牢内对自己心灵的放纵和情感的解放,在貌似离奇的形式下展示了一个寻常女人的爱恨情仇,它是天良的表露,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林昭说,宁愿让血流出,也不愿在心头凝结。林昭对公义的坚持,对压迫的公然对抗,让一些智者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根本不是英雄而是偏执型精神病患者,或者说她是疯子。其实,英雄和凡人在平常可能并无多大区别,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在非常时刻依然敢于坚持常识,保持人的尊严,由此显得他们尤其与众不同常。在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这些人的确难以得到理解。坦白地讲,如果将林昭对公义的坚持、对邪恶的不妥协归为偏执型精神病的话,那么,不要说中共推出的其早期的那些名烈士(包括林昭的舅舅)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为此类,而且,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众多英烈也都要归入这个行列,甚至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殉道者都尽可纳入此列。此外,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智者不去质疑拥有无尚权力的统治者、独裁者为什么不可以仁慈一点,人性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少一点残暴,少一点兽性,少一点疯狂,却偏偏质疑无辜的受难者为什么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个奇怪的现象,或许能让人们从中发现中华民族一而再、再而三蒙受耻辱的深层原因。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见到幽居深宫的独裁者毛泽东,无疑属于万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毛泽东亲见囚禁中的林昭,一些人难以想象也是正常。其实,对于林昭本人而言,毛泽东亲见想必也是意外之事。然平心而论,此事却又极合情理:林昭于亿万人中之绝代风华,足以吸引毛泽东、震撼毛泽东;以毛泽东附庸风雅之为人、寡人有疾之禀性,亦绝不会略过林昭。逻辑如此,焉能不信。 ——《纵览中国》首发
朱韵和
5个月前
朱韵和
5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镇压时消极抗命的28集团军 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 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受阻於木樨地桥头 六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六月四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第一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佈,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枝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 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在云南某空军基地给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曾提到此事。 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朱韵和
5个月前
何谓流氓政府?这在六月三日夜自然是指当天以士兵伪装平民。但此后中共所干的勾当还甚于此者。 前面说过,六月三日夜老百姓将无轨电车推来横在桥上,既未纵火焚烧也没有给轮胎放气,中共军队遂将它们推开。老百姓为大屠杀所激怒,在这批军队通过后又将这几辆车推回来点燃阻截中共后断部队。笔者从六 部口返回二十二号楼,接着又骑车向西,只见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闾里路上,停著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辆车上都乘有官兵十人左右。这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乘三四十人。如果他们想调往别处,是有路可走的,但似乎奉命呆在那里。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至没有足够的人力了。然而,就是这长长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时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事后听说,这些士兵撤到路南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汽车库,次日回归部队。他们没有受到攻击为什么要撤?如果上头没有命令他们怎么知道联络部有安身之处? 后来电视上映出经过加工的“平暴”纪录片,这一列烧成空壳的装甲车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屏幕上。谜底至此就揭开了。 ---刘丁: 六四中士兵伪装平民烧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