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5个月前
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村干部)当中,还有不少人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打人。上海、嘉定等县的区、乡、村干部逢斗便打。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 ”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竟然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比如,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后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他认为,斗争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47] 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中,有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48] 无锡县开源区还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49]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经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行为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王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三百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嘉定县长浜乡斗争中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 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50] 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51] 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当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反而同情他。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52]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莫宏伟
朱韵和
5个月前
首先必须指出,汪(精卫)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 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第六册,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 藁》序
朱韵和
5个月前
余英時從詩、史看汪精衛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初讀汪精衛詩,便感其心魂應非大奸之人,隨電腦資訊普及,片片斷斷蒐到不少這方面資料,直到看了余英時對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所作序文,從其詩及歷史資料來談汪精衛,頓覺雲霾漸開,一吐塊磊! 余英時是國際知名史學家,亦為舊詩詞愛好者,因而對汪在 日本侵華之時,與日共謀建立政權一事,有極大的探索興趣,誠如他在序中所言,「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冀找出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 此篇序文萬餘字,所舉史料甚多,經整理其重點如下: (1)當時主和並非只有汪一人,包括孔祥熙、張群、陳寅恪、胡適等,都傾向和談,黨內主和者「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 (2)以當時情勢審度,中國科技遠落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所以保全華南、徐圖恢復,改戰為和,雖暫受委屈,卻可阻止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隨之而來的一連串可怕後果便可避免,即「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人」。 (3)初期汪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及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改戰為和,後廣州、武漢相繼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蔣依舊關閉與日直接談和的大門,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至此被冠上漢奸之名,走進歷史悲劇。 余英時指出,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出於愛國動機,汪明知「與虎謀皮」,仍堅「忍痛為之」,這正是汪晚年心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 汪古體詩造諧極高,有人認為不應以其為漢奸,否定其詩的藝術價值;也有人認為漢奸之文無可稱道,說他「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余英時則認為「詩言志」,汪詩是「我手寫我心」,藝術造境是真,情感也是真,絕非心口不一之作。 汪死後葬在南京中山陵旁梅花山上,對日戰爭勝利後,墓被蔣命人以炸藥炸開、焚屍、揚灰,史料記載,墓中無陪葬物,身上搜出一紙,上書「魂兮歸來」,為其妻陳璧君所書,倒真應了他的詩~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投日是為國忍辱負重、苦心自吞的翻案史料,近幾年越來越多,有關他的評價也一直兩極,他生前也早預料到「後生休望真情白,末日惟期上帝公」,我從一些長輩及朋友的口中得知,當年南京的老百姓,是非常感念汪的。 ---閻鳳婷文字工作室 图:汪精卫《行书七言联》
朱韵和
5个月前
而英若誠自己在翻譯、戲劇、電影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官場上也春風得意,一九八六年,僅有七年共產黨黨齡的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成為另一位文人高官王蒙的副手。作為部級幹部,他又投身演藝,先後出演過《末代皇帝》、《小活佛》等電影,並在美國著名戲劇家阿瑟·米勒親自導演的《推銷員之死》中出演威利 ·羅曼,被米勒稱為舞台上演這一角色最好的演員。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住在高幹病房的他,用英文對美國作家康開麗半敞心扉,講述了自己一生中的落難與華彩時分,遂有了這本《水流雲在》。 讀完《水流雲在》,不忍釋卷之餘,心中還有很多謎團。一九六八年英若誠為什麼入獄?英的妻子吳士良到底是做什麼的?英若誠夫婦的收入為什麼在人藝最高?英後來為什麼能夠坐上文化部副部長?這些在中文版里都沒有交代清楚。所以,我還是花了十八美元買了英文原版。 《水流雲在》的英文版名字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聲宛在」的意思。打開英文Kindle版,我驚訝地發現,中文版只翻譯了康開麗的序言的一部分。而這篇序言的漏譯部分,恰恰披露了很多中文版里看不到的內容。 英若誠在傳記中坦陳,被彭真找去,負責報告他所認識的外國人的動態。但是,具體情況語焉不詳。後來,英夫婦入獄,跟他們從事情報工作有關。 康開麗在序中說,英若誠不願在自傳中講自己從事情報搜集工作的事。原因是,英擔心這樣會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之中。英還擔心,外國讀者看了之後會搞不懂,一個人怎麼既跟外國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後向政府提交關於他們的報告。 英若誠解釋說:「外國讀者怎麼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輕人的心理?他們怎麼能理解我是多麼心甘情願為新政權服務?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是個偽善之徒。」 經過一番掙扎,英若誠說:「另一方面,我應該讓他們理解那個年紀、那個年代,尤其是朝鮮戰爭時期的年輕人。」因此在《水流雲在》第二章,英若誠講述了彭真是怎樣找到他搜集情報的經歷。康開麗說,情報搜集工作貫穿了英若誠一生中大部分時間。 康開麗寫道:「一九五O年安全部門到清華大學宿舍里找了英和吳,讓他們協助搜集兩名美國人Allyn和Adele Rickett(維一注:即當年富布萊特學者間諜大案的當事人李克和李又安。參見《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書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隨後,兩名美國人入獄。」 英若誠書中提到經常在家中招待外國友人。康開麗研究后發現,事實上,在當晚他們夫妻二人就會寫一份長長的報告,即使他們在被監禁釋放之後,還持續這樣做。 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一直渴望加入中共,但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他倆一直被拒絕。直到一九七九,他們的入黨申請才被批准。英達回憶說,這是他父母一生正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因為接待外賓,英若誠夫婦受到厚待。英達回憶說:「我們總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賓。在那個年代,有外國人到你家裡,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兒。」 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招待完外賓后提交的報告有二十~五十頁厚,裝進一個檔案袋裡,袋子上寫著化名「Wuying」(音)。康開麗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英國駐華外交官伊文斯是英家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汽車賣給了在美國的英達。英若誠夫婦整了他的報告,報告的標題叫「伊文斯戰役。」 尊重傳主的意願,康開麗在為英若誠寫自傳時,做了大量自我審查工作,英若誠不希望自己的回憶錄造成麻煩,尤其不能影響到英氏家族。康開麗說,英若誠的生平,還要後來者深入挖掘。 康開麗在序言中把英若誠所生活的時代稱為「英世紀」,這並非溢美之詞。英氏家族是中國最神奇的一個家族,從搖煤球起家,到滿門才俊,從清末到民國、再到當朝,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各種政治漩渦,成功地保住了名門望族的地位。其間雖有挫折與妥協,但依舊是中國碩果僅存的書香門第、大戶人家。 ---有些書僅讀中譯本是不夠的 作者: 王佩
朱韵和
5个月前
自从章诒和女士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中批露了聂绀弩的好友、画家黄苗子正是聂绀弩身边的卧底者,又在《卧底》中揭露了章家的座上客、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也是章伯钧家的卧底者后,社会舆论大哗,谴责者、质疑者之声都不绝于耳。但是我的心情却是十分的平静,因为这种事经历得太多,所以见怪不 怪。 章伯钧是头面人物,聂绀弩是知名人士,毛泽东政权对他们不放心,要派暗探对他们进行卧底监控,应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蝼蚁不如的二十来岁的小小摘帽右派学生,以及和我有同样遭遇的芥末微尘之类的人物,毛氏政权是不是就放心了我们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改正"后与同类相聚时,大家都谈到几十年来的辛酸与苦难,其中的共同之处就是身边几乎都有卧底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句不经意的言谈、玩笑,乃至动作、表情,党对我们都了如指掌,成为整治我们的依据。开始时我们都莫明其妙,在吃了许多次亏之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身边暗藏着卧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个黄姓难友因祸得福,派在他身边的卧底者通过观察了解,发现他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洁,学识过人,一表人才的优秀青年。卧底者终于良心发现,终止了罪恶,还把自己的一位亲戚介绍给这位右兄当老婆,这大概是右派中绝无权有的一例。还有一位陈姓好友,无论出身、表现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几十年后相聚,他仍是一个不党不群的平头百姓。原来他毕业后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学校教书,党支部为了培养他入党,分配给他一项"光荣任务",就是监视同寝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师的言行,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好友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说:"这不是叫我当特务吗?"就拒绝了这项任务,由此得罪了党支部入不了党,他也没有再把"共产主义战士"的虚名作为追求的目标。可见卧底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存在。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的话,那么卧底告密则是毛泽东统治臣民的基本策略。试想一想,在毛泽东时代,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每个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脱了毛泽东的监视与监控呢?哪一级党组织不对他的下属进行"阶级分析",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孤立打击对象呢?哪一位党员不明白周围人群的左、中、右而对右派进行监视呢?可以说卧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毛泽东时代公开的秘密。 ---卧底、告密寻常事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名目繁多的地主 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 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 。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词汇,各种刑律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在具体实施时则以所谓“民愤极大”为标准。但是什么程度的民愤才是“极大的民愤”,全由一些人的主观意志决定。 一般地主又被称为普通地主。他们是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侥幸存留而没有被杀的地主。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判刑劳改,但总算活了下来。这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大量存在,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即使个别还在世,也已八九十岁高龄。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和迫害,在日常生活中受尽欺凌。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头号政治贱民。 所有地主都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旦违犯则被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轻则批斗捆绑吊打,重则逮捕法办,判刑劳改。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笔者在大巴山下教书。生产队在学校附近插秧,一个年青地主正和许多社员一起赶趟趟(比赛谁插得快),被路过的公社书记看见了,认为秧苗栽得东倒西歪,是破坏集体生产的行为,马上追究责任。在公社书记的威逼下,大家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年青的地主。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批斗会,把那年青地主定为破坏生产的不法地主,后来竟被逮捕,判刑五年。 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有的地主不甚忍受非人折磨,亡命他乡,躲藏起来,这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绝大多数被清理出来,押回原籍,受到更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有的被判刑甚至杀头。笔者家乡有一个叫刘佳辉的地主,当过保长抓过壮丁,被定为恶霸地主,决定枪毙。就在枪毙前一天的晚上,他得以脱逃,隐姓埋名躲藏在贵州省的深山老林中,后来被清查出来。此时土改杀人高潮已过,经调查他并无大恶,抓壮丁不过是奉命行事,仅以逃亡地主罪名判刑五年。此人现在还在世,已95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摘了帽子的地主能够享受普通人的权利,不再受到社会歧视,也没人称他们为摘帽地主。真正的摘帽地主是指1956年极少数摘掉了地主帽子的人。名义上他们享有公民权,但仍然是地主,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仍然必须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饱受社会歧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他们比没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 漏划地主是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清理出来重新划定的地主。一般都是小土地出租或者比较富裕的农民,被拔高成分而划定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定为开明地主。全国解放初期,在征粮运动中,一部分地主积极上交公粮,也常被征粮工作队称为开明地主。但是在土改运动到来时,所有地主都是斗争对象,原来定为开明地主的,都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开明地主就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牺盟领导人牛冠英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援抗日,定为开明地主。土改时被农民用铁丝穿着鼻子,强迫他的已是中共干部的儿子牛冠英牵着游街,后来被折磨致死。 几年前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华北某个村庄(记不清具体地名)在土改时把所有地主及其家人都杀光了,最后留下一个三岁小女孩寄养在一户人家。村委会决定把该小女孩划为候补地主,等她长大到18岁时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黑五类的亚类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乡保长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民总动员,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乡保长们除了征兵之外,还有很多社会工作。例如筹粮筹款,组织人力运输,保证前方物资供应,宣传鼓动动员全体人民同仇敌忾提高士气,优抚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接待安置难民,维护社会治安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等等。 而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修筑战略公路和军用机场。 抗战时期修筑的战略公路主要是滇缅公路、川滇公路、西祥公路、乐西公路、史迪威公路等。这些公路的重要意义是我国东南华南地区已被日本占领,出海已被封锁的危急时期,将几十万吨外援抗战物资——武器、弹药、医药等,从缅甸、印度运到昆明,再运到成都、重庆而转运到抗日前线,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物资供应,那么抗日战场上只能是中国士兵用拳头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因此这些公路被称为抗战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从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在云南境内有959.4公里,1937年底开工,1938年8月通车,参加筑路各族民工20万人。川滇公路从四川隆昌经贵州到云南沾益,全长726公里,穿行于崇山峻岭沟壑交错的乌蒙山区,从永宁河、赤水河峪上升到海拔2800米的贵州威宁,1938年2月开工,当年10月15日全线通车仅8个月竣工,参加筑路的川滇黔民工20多万人。西祥公路从四川西昌到云南祥云与史迪威公路连接,全长548.7公里,在崇山峻岭与大江峡谷之间翻越几十座2000米以上大山,跨越安宁河、金沙江、鱼泡江等急流大川,该线路1940年11月动工于次年5月通车仅用半年时间,参加筑路的民工也有20多万人。乐西公路从四川乐山到西昌,与西祥公路连接,全长525公里,跨越青衣江、大渡河,再翻越大瓦山、蓑衣岭等2800米高山,筑路民工20万人。史迪威公路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经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分别进入云南畹町、陵龙,再与西祥等到公路相连。 这些公路的特点是路长,都在500公里以上,工程艰巨,所经过的地区都是江河纵横高山峻岭,任务紧迫,工期短,几个月完成,参加筑路的人多,动辄一二十万,民工们没有报酬只有奉献,粮食、蔬菜、工具都是自带,施工办法是县乡包干,即以县划分筑路任务,再由县包干到乡、保。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基层第一线的乡保长们动员、组织、管理的责任,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工作,这些“抗战运输生命线”是无法完成的。 抗战时期修建、扩建的军用机场众多,单是云南省就有67个(新建40个,扩建27个),遍布于昆明、下关、呈贡、腾冲等战略要地,出动民工150万人!占地数百万平方米,征用良田数百万亩。四川省新扩建了新津、双流、邛崃、彭山、彭县、广汉、阆中、泸州兰田等机场,以及现在归属重庆市的梁平、秀山机场。这些机场一般占地近百万平方米,用地一千数百亩,征用民工十几万人到几十万人,同样是工期短,任务重(几个月完成),牵涉范围更广:征地、拆迁、安置,以及征调民工、自备粮食、工具,民工管理……诸多事务,同样要落实到乡保的头上。例如修建泸州兰田机场,每保出动30到50名民工,保长逐户通知,一月一轮换。修建广汉机场,县长在路旁搭草篷办公,乡长到工地监督、施工、检查。 可见,抗战时期的乡村史,是一部乡保长们动员组织民众参军参战、支军支前的光荣史。乡保长们在抗日卫国战争中的贡献功不可没。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抗战征兵不等于“抓壮丁” 把征集抗日兵员等同于“抓壮丁”是绝对的荒谬,不是恶意污蔑就是愚蠢无知。须知“抓壮丁”绝不是国民政府的征兵政策,国民政府从来就是严令禁止强迫征兵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 行条例》,1937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国民政府军令部1940年颁布《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1942年又颁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征兵政策,对募集抗日兵员的程序作了具体规定。根据中央部署,1938年7月15日,四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又颁布《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1939年9月颁布《四川省征集兵员第二次抽签办法》。根据这些办法,四川省把征兵工作分为壮丁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等步骤,在中央直接督导下由专职兵役人员在乡保长配合下将适龄壮丁姓名、年龄、住址、文化、健康等情况登记在册。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资料,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由保抽户、由户抽丁的抽签办法决定服兵役名单,从而制止了乱抓壮丁,买卖壮丁,冒名顶替等不法行为,以及壮丁逃跑等到现象。第三步是由乡征集各保壮丁,然后向上级兵役部门交拨。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征兵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通力协作,最后由乡保长完成的有序过程,是实施抗战兵役动员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乡保长们的历史功绩,绝对不能用“抓壮丁”三个字来诋毁、丑化、攻击。这项工程,因为征兵量大,涉及面广,任务之艰巨,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那些偏僻落后,信息闭塞,地方势力强大的地区,漏报、谎报、隐匿、逃避等事时有发生。如果没有乡保长们在基层的细致工作,征兵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抓壮丁”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以弱对强,以步枪加大刀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对阵日本人的坦克大炮机关枪,中国军人的牺牲不知有多么巨大!一场战斗下来,中国军人往往整连、整营、整团、甚至整旅、整师地被歼灭,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地牺牲!例如北平抗战,29军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牺牲了包括副军长佟麟 阁,师长赵登禹在内的将士5000人!忻口战役,牺牲了郝梦龄军长以下2000多人,伤3500人!娘子关战役,国军阵亡10000人,伤11000人!杨森的20军在上海战役中仅7天就阵亡将士7000多人!邓锡侯率22集团军在山西抗战40天,伤亡过半已无一完整建制单位!淞沪会战3个月,我军伤亡30余万人!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哪一次不是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地牺牲!抗战8年,在战场上牺牲的我军将士达300多万人,其中包括200多位将军! 如此巨大的牺牲,兵员怎么补充?那只有征兵,征兵,再征兵! 谁来征兵?那当然是中央政府发文件,各级政府层层下达,最后由基层的乡保长来完成。抗日战争中全国动员的总兵力达1500万人,征兵数量之大史无前例。就以四川为例,在8年抗战中,四川省向前线输送兵员302万5千多人!是全国总兵员的五分之一!征兵数量为全国第一。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除了全川父老乡亲深明大义把子弟送往前线保家卫国,除了中央政府、四川省政府正确的征兵政策之外,就是乡保长们的殚精竭虑全力以付。当时四川省人口不过5000万人,其中男人占一半即2500万,再除去其中18岁以下儿童和45岁以上老人,适龄壮丁不过1200——1300万人,要从这些人中抽调302万5千人入伍,占多大比例?四分之一!任务之艰巨,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乡保长们终于不负重托完成了任务,为民族生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抗日的功臣,他们的事迹应该彪炳史册! 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全民动员的征兵运动之中,出现一些“抓壮丁”之类的乱象,或者如《抓壮丁》中王保长那样的坏人,是可以理解不足为奇的。拿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国民政府,其基层政权都是些贪污腐败的坏人,也不能想象,以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而求得民族生存的抗日军人,一个个都是乡保长抓壮丁强迫入伍的。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校园监狱 反右斗争把学校办成了法院,接着又把学校办成监狱。 1、校园劳改队。反右运动在高等学校清理出来的数万名右派学生,除一部分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之外,剩下的按当时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签署的文件,分别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免于处分戴上右派帽子等四类处 分。接着又把一类右派学生押送劳教场改造,再把二类右派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所以反右过后的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劳改队。例如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就的一个120多个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劳动(劳改)队,从事种地、运输、基建、掬粪等苦力劳动。与西师毗邻的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则在校办农场、饲养场劳动改造;重庆大学的右派学生则押送工厂、农村劳改;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所有大学也都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右派学生劳改队伍。 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虽然名义上可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班级监管的劳改对象,那个时候学习并不重要,政治运动多。政治活动是不准右派学生参加的,这个时候右派学生就是劳改苦役犯。 除此之外,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有右派教师劳改队,许多教师被无端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所以那时的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这又“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2、权利剥夺。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只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权力。但是反右后的学校,党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例如剥夺右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将他们驱逐出课堂强迫劳动改造;剥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凡节日庆典、游行、演出活动,右派学生都无权参加;外宾接见、学术交流、演讲会、外出参观、甚至文艺演出等活动右派学生也无权参加;师范学生的试教、参观实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代之以劳动改造;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公休日,则是右派学生的受难日,被严加看管或者监督劳动;以工种定量的粮食政策也被剥夺,右派学生干着劳改犯人的重体力劳动,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金就更无权利……总之,右派学生就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只要“党”说不准,一切都成泡影。 3、经济剥削。右派学生的劳动全部是无偿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全部被共产党拿走。以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改队为例,该劳动队自1958年9月成立至1961年8月解散,120多名右派学生整整劳动三年,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我们的所得仅仅是每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救济费”,偶尔有毛巾之类的奖品外,分文未得。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烂了自己买,生活零花自掏腰包。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烈日下劳动,竟没有钱买一顶草帽,光着头当“抗日英雄”;在寒冬下雪打霜的日子里劳动,穿破衣打赤足是常事;再加上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大饥荒到来,他们因极度饥饿而浮肿、干瘦,卧病不起,有的竟成饿殍。这群在政治迫害与生活煎熬中的学生,经历三年劳改,被折磨被压榨被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衣衫褴缕,神情沮丧,形体枯稿、面色憔悴,无论走那里,一眼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右派分子。他们是命运最悲惨、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共产党对这群莘莘学子的非法迫害令人发指。 4、无端的怀疑与搜查。一旦学校发生了盗窃、反标之类的刑事案件,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这群无辜的右派学生。这时,他们的寝室会被悄悄地搜查,锁着的箱子会被有特殊技能的保卫人员打开,通信、日记、书籍被偷看。一旦成为怀疑对象,就遭审讯、诱供、逼供。安全感时时遭受威胁,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5、随意加重处分。在劳改过程之中,如果管教人员认为你态度不好,违纪,随时都有加重处分的危险。在西南师范学院120多名右派学生劳改队员当中,就有十多名被加重处分开除劳教:还人一些人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不准复学。第一个被开除劳教的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其“罪行”是:私自会见反动文人吴宓: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加里福利亚。这样一些无足卦齿的小事就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因拣到一块手表未马上交出来,就被定为盗窃罪而被开除劳教,押送劳教场后,劳教场认为他不够劳教“资格”,把他作为“代管犯”,强迫劳改20年。中文系58级的黄鹏先,被学校开除劳教押送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认为他“罪行”轻微将其“教育释放”。可见西南师范学院对右派学生的惩处比司法机关还要残忍。 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校园审判庭 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的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 ,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 1、大字报围攻。在党的授意下,班委会、团支部组织大字报专栏,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到处张贴:从寝室到教室,从食堂到办公楼,揭发你的“右派罪行”,把你置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无数仇恨的眼睛盯着你。那种感觉,就像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你的全部隐私让人恶意窥视,使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置你于惊慌、无助、恐怖之中。 2、批判斗争。党事先定好你的“罪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这当中,就塞进大量党的私贺,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似是而非,恶意篡改,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等等。把你揪出来站在台子上,大轰大嗡,呼口号,挥拳头,用最冷酷、最恶毒、最无耻的语言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全身是屎一无是处,打掉你的“嚣张气焰”,再审讯逼供,按党的要求承认“罪行”。如果你不承认,稍作辩解,就是态度顽固对抗运动;于是群情激愤,遭来更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加班加点无休无止的斗争,直到把你批倒批臭,使你面子丧尽,人格丧尽,尊严丧尽,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无力对抗不得不承认“滔天罪行”。 例如笔者因写信检举家乡一生产队长奸污霸占女地主而“堕落”成右派,但斗争会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逼迫承认四条“罪行”:诬告干部;为地主家庭翻案;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审讯,以死抗争。例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一个女同学被斗争后愤而投嘉陵江自杀身亡(因封锁消息不知姓名);生物系60级2班欧维俭,我的同班大姐,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跳楼…… 3、非法搜查。除了斗争会审讯逼供之外,还进行非法搜查获取“罪证”。这种搜查不经法律程序,只要党员授意,争当左派的积极分子就一马当先。搜查内容主要是日记、信件、文稿、发言提纲之类。搜查方式是勒令你“自觉自愿”交出来,或者命令你打开抽屉、箱子让积极分子翻箱倒柜;更无耻的是趁你不在之时偷看你的日记、书信;还有明火执仗公然撬锁开箱子形如窃贼的。 1957年8月底,我暑假后从家里回到学校,走进寝室就发现我锁着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书信被人拿走,书籍、衣物、床铺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就这样被非法搜查了。 4、监视、隔离。只要把你定成右派,党团组织就会对你进行监视,限制你的自由:只能在允许范围内活动,不准上街,不准到公共场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右派分子之间更不准私下交谈;来信必须交组织审查,有人来访必须批准……把你弄成瘟疫病人一样,人人躲着你,不敢招呼人,更无人招呼你,使你处在孤独、冷漠、歧视、仇恨之中。同年级的刘和璧,受不了这种孤立,偷跑到北温泉公园找个地方冷静一下,结果全班出动抓“逃犯”,逮回来斗争升级处分加重。笔者同班右派李登域忍受不了被监视孤立的环境,竟然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宁愿加重处分被开除离校…… 5、栽赃陷害。先以言者无罪诱骗,后以言定罪把你打成右派,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把说“俄语用处不大应该学英语”之类的正常谈话,无限上纲成反苏反共反人民,也是一种栽赃陷害。还有更赤裸裸的,略举两例:(1)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学生曾清经与某党员吵架,曾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对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敢杀共产党?曾清经说,老子就是要杀你这种共产党!于是《曾经清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他差点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而逮捕判刑;(2)数学系57级乙班,大家都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随心所欲地写画,未擦黑板就走了。有人趁大家走后,悄悄把所有板书擦去,只留下“毛主席”和“阿Q”两个词语。本来这两个词语各在黑板的一端毫无联系,但班上反右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结果把写字的张克继、胡国良两位同学打成右派分子。 6、道德审判。右派分子不单政治思想坏,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也都无不“资产阶级”。于是道德审判接踵而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等等。 翻开《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集》(第一集),可以见到许多道德审判的记载。如某右派“解放前,抽烟赌博,无所不来”;某右派“与堂嫂通奸”;某右派“生活作风恶劣,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女人”;某右派“道德败坏、奸狡巨猾、阴险毒辣”;某右派“经常与某某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畅谈女人和下流之事,有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恋爱观”;某右派“为了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不惜用许多时间来写稿和翻译外文”……通过这样的人身攻击肆意羞辱,把一切人性之恶强加于右派分子头上,使其污名化、低贱化。 7、党的判决书。经过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等来一纸写着右派“罪行”和处分等级的判决书。这判决书不是出自法院,也没有正式法律文本和公章大印,竟然出自班上的反右小组。而反右小组是由党员操纵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超越了法律,代替了法院,以党的名义对学生进行司法裁定,开创了群团组织非法审判群众的先例。 8、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继大学校园反右之后,毛泽东把他的魔爪伸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5个月前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 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 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 “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 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十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 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著者:张 戎 & 乔·哈利戴
朱韵和
5个月前
毛曾经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 毛泽东生病康复后,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 汪东兴差不多一、二星期就要叮嘱我和张玉凤说:“你们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发怒 骂人、摔东西、撕文件,要牢记:一、不能还嘴,二、人不能离开,三、不能劝阻。老人家发一阵、骂一阵、摔一堆,就没事了。”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组提出,让毛泽东能调节一下文化生活,周总理建议由唐闻生、王海蓉和张玉凤作毛泽东工作能接受。后来,从德国、法国、英国进口电影放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喜欢看爱情片子,看了后也会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观看。 周死后,毛担心死后会发生政变 周总理死后,毛泽东多次问起他(毛泽东)死后,会否发生政变。我和汪东兴都说绝对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有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语气很肯定说“会,你们也要做准备。”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严寒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毛泽东看了简报后沉默多时。张玉凤三次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不作声。后来汪东兴又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怒骂:“滚滚!都滚开!你们对我封锁新闻。” 七六年确定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当天晚上毛泽东问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和我:“人事按排一步,下一步我驾崩了,谁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段时间,汪东兴说听毛泽东安排,我们照办。毛泽东说:“在问你们,不要说我太独裁。”大家还是沉默着。毛远新先开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以及汪东兴、纪登奎。”毛泽东加了陈锡联的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被删除的部分 作者: 西域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