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人

4周前
这张8964最著名的照片,只要不是一生都在中国防火墙内并且从未翻墙的人,应该都看到过。 但你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这张照片有一个名字,叫做“坦克人”。 跟很多人以为的不同,这张照片并不是拍摄于6月4日。 1989年6月5日,北京。空气中还弥漫着前一晚镇压留下的硝烟和血腥,街上满目疮痍。 整个城市,仿佛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一个叫韦德纳(Jeff Widener)的美联社摄影记者,在图片编辑刘香成的请求下,决定冒险再进一步,到拥有观察广场最佳视角的北京饭店拍摄中国军队的照片。 他是从曼谷临时飞来支援报道的,刚到几天,镇压就爆发了。昨晚他刚被石块砸中头部,还发着烧,差点倒下。但这一天,他没有退却。 他知道,很多同行的胶卷和相机都被军方没收了。 于是他把他的设备藏得像个间谍:400毫米长焦镜头塞在夹克口袋,增倍镜藏在另一边,胶卷藏进内衣里,相机机身直接塞进后裤兜。 他骑着自行车,一路穿过被砸烂的路面和烧焦的公交车,直奔北京饭店。 “突然间,四辆坦克驶来,车上布满了携带重机枪的士兵。我骑在自行车上,心中简直难以置信自己竟在做这种事。” 韦德纳事后回忆。 进不了酒店,就拍不了照。他走进昏暗的大堂,扫了一眼,瞄准一个西方面孔的年轻人——美国交换生柯克·马特森(Kirk Martsen)。 他小声问:“我是美联社的,你能带我上楼吗?” 对方二话不说,点头:“当然。” 两人悄悄溜进了六楼房间。此刻,长安街上,一列列坦克轰鸣驶过,而楼下不时响起铃声,那是在提示有推着担架的车辆经过,将遗体或伤员送往医院。 CNN的摄影记者乔纳森·舍尔(Jonathan Schaer)也正在酒店直播。 突然,有人大喊 “快看,前面那个人!” 舍尔于是赶紧调焦,按下录像键。 镜头里,一个身穿白衬衫、提着购物袋的普通人,孤身一人站在坦克前面,毫无武器,却像一道无法越过的墙。 军方试图通过向他头上开枪吓阻他,但他无动于衷。 坦克停了下来,试图绕行,他又挪步堵回去。甚至爬上坦克,似乎在跟坦克里的人对话。 这场对峙,安静到令人窒息。 韦德纳也看到了这一幕,然而,他遇到了一个难题:现场距离太远,他的400毫米镜头无法充分捕捉到细节。那部能够提供两倍放大效果的增倍镜被他扔在床上了。这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否冒着极短暂的时间内失去这一珍贵画面的风险去取增倍镜? 他冒险装上了增倍镜,迅速连拍了三张照片。 就在他按下第三次快门时,那个人就被几个人推走了。 拍完那几张,他坐在窗边喘气。柯克问他:“你拍到了吗?真的拍到了吗?” 他点了点头,不确定,但内心隐隐知道——这是个非比寻常的瞬间。 编辑刘香成接到电话后,立刻指示他:“把胶卷藏好,请一个留学生骑自行车送到美联社。 45分钟后,刘香成说:“一位留着马尾、背着背包的美国青年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美联社信封。” 胶卷冲出来的一瞬间,刘香成知道这将是一张轰动世界的照片。 这张照片飞越国界,出现在全球数百家报纸的头版,也让韦德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 但韦德纳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抵达美联社办公室,看到来自全世界观众和记者的留言,才意识到这张照片已经掀起滔天巨浪。 而 CNN拍到的视频那边,由于那时正值电子邮件初期,尚无法传送大视频。于是他们找来了一台索尼赠送的原型设备。但是扫描一帧要一小时,于是他们挑选了五帧,然后复制录像带,找了一个游客偷偷带到了香港。 至今,我们仍不知道这位“坦克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的下落。 他没有呼喊,也没有武器,只是手里提着购物袋,站在钢铁巨兽面前。 他是弱者,是每一个普通人。但那一刻,他成为了个体勇敢对抗国家机器的强大象征。
1个月前
--编程随想:这是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篇短文,作者不详,真实性未知(从描写的细节看,很可能是真的)。 本文的作者在无意间传送了(六四期间)震惊世界的坦克人王维林的录像。-- 六月的逃兵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 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 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 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1个月前
怀登:“‘坦克人’改变了我的人生” 他的一张男儿孤身挡坦克的照片成为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标志。摄影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一生如何由此改变。 杰夫·怀登:6月5日的早上,也就是镇压过去后的一天。我从纽约的美联社得到指示,让我试图拍一些 军队占领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考虑到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这是个挺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接近广场的制高点就是北京饭店了。我当时骑着车,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从站岗士兵身边混了过去。在一个美国大学生的帮助下,我偷偷地溜进了饭店,并从5楼的一个凉台上用800mm的长焦拍摄了一些挺清晰的照片。当时我拍下的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坦克人"。 您觉得这位"坦克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去外面买东西,然后就卷入六四的人。他的女朋友也许在暴乱中被打死,或者受伤了。我觉得他受够了一切,然后走到街上看见开来的坦克,也没有多替自己着想,只是想让别人能体会到他的感受。 您如何看待他的行为?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令人震惊。所有的人都说他很有勇气,我同意。但有些时候我在琢磨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他因为朋友或亲戚被杀害而感到沮丧,那一刻他所想的就不是他自己。也许他只是对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他的损失更重要。 您觉得,他被4个人拉走后,命运如何? 杰夫·怀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有些人肯定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杰夫·怀登:没有人愿意上街。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6月3日那天,我的脑袋不幸被示威者投掷的一个砖块击中,我当时以为我会死。 当后来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开过来,车上士兵开枪射击时,我也害怕得要死。我像一个受惊吓的女中学生一样一路跑到一条胡同里,但跑到一半,就气喘吁吁的必须停下来一会儿。我当时想:"我不行了,快要死了。"这是我在那几天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最后,我敲响了美国大使馆的大门。他们终于让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停地瑟瑟发抖,浑身摇晃。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但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亲身在最前方经历冲突。您在有潜在危机的环境下工作的感觉如何? 杰夫·怀登:这些年来,我报道了超过100个国家的内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我一直喜欢害怕的感觉,并去一些吓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被子弹瞄中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我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 您拍"坦克人"的时候,脑子里想了些什么? 杰夫·怀登: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要毁了我的构图。然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我猜想他可能要被杀死。但是他没有,然后我就决定换上双倍的长焦镜头,因为这一切发生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惊人的体验。 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幕? 杰夫·怀登:我当时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世界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我一直都没太把它当回事儿,直到美国在线(AOL)将它和登月以及德国兴登堡号飞艇爆炸的照片一并选为全世界最著名的10张照片。我当时看到后感觉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您对这张照片仍然在中国被禁有何看法? 杰夫·怀登: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这件事情。当时冲突双方都有错,这是无法蒙蔽任何人的事情。这张照片现在仍然被禁,真很滑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 只要有寻求真相的欲望,就会找到它。在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悲剧发生后,牵扯其中的国家都站出来,赔礼道歉,并展望未来。但中国政府看来却不愿这么做。不过,也许有一天会发生。 "坦克人"的这张照片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杰夫·怀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福也是祸。作为一名摄影师,你也想让人们因为你的其他作品而知道你,并不是就因为那一张走运拍下来的照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其他作品也能得到认可。但是我绝对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这张照片确实为我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帮助,并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 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这张照片让我认识了科琳娜(Corinna)。BBC让我飞去北京拍摄一部关于镇压20周年的纪录片时,我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位坐在街边的德国女人。 我和她聊了起来,最后在暴雨中走进了一家老茶馆。大约过了5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并于一年后在夏威夷檀香山完婚。如果在当时的流血镇压发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20年后会在同样的地方结识我未来的妻子,我肯定不会相信他。 人物简介:杰夫·怀登是一名美国摄影记者。他拍摄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让他获得了1990年普利策奖的最终提名。怀登目前在德国汉堡从事自由职业。 采访:Gabriel Domínguez 编译:任琛 图2:六四过去20年后,杰夫·怀登又来到北京 图3:拍完这张照片的杰夫·怀登没有想到,20年后会在这条大街上遇见自己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