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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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朱宪民黄河纪实摄影作品 1.课余山东 1988 2.打麦场上的母女俩山东 1984 3.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节山东 1979 4.母女俩山东 1989

#朱宪民 #黄河 #纪实摄影 #山东 #课余 #打麦场 #母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春节

5个月前

1947 年，上海街头的交通。

#1947年 #上海 #交通

5个月前

王宗禹：陈毅批判会纪实 1967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那时我在北京上高一。8月上旬的一天，别人给了我一张票，说是到人民大会堂开陈毅的批判会，晚上7点开始。我早早就到了，大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兵团组织的（准确名字记不清了，反正是“北外红旗”的对立面）。会场气氛很热烈，到会的大都是大学生，作为中学生的我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看热闹。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的是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肯定是个头头，口才很好。他说，周总理答应来参加这个会，但是今天很忙，当然，总理一贯很忙，但是今天特别忙，实在脱不出身，他委托李富春同志代表他参加这个会（李富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我这时才注意到主席台上的人里有一个光头很亮的瘦小老头。主持人又说，我们欢迎富春同志来参加这个会，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正在和中央文革联系，等他们来了我们再开会。下面一阵轻微的骚动，中央文革会不会来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只好耐心地等。可怜李富春堂堂政治局常委，被这帮学生晒在那里。学生乐得在有空调的人大会堂里，比外面三伏天的燥热舒服多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空调）。有的人干脆睡起了大觉，有人在嘁嘁喳喳聊天。我惊叹于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学生头头竟然可以直接和周总理、中央文革通电话。大约过了二三个小时，会场前面一阵骚动，会场情绪一下起来了。一伙人簇拥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上了台，我一眼认出那个人矮胖，戴黑边眼镜，是陈伯达，另有几个随行的人也穿军装。有人在喊口号：“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会场气氛一下热烈起来。陈伯达一边走一边脱去草绿色的军装，穿着雪白的衬衣。主持人一下亢奋起来，马上宣布开会，先请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的闽南普通话已经大有进步，一年前我听过陈伯达讲话，一般人根本听不懂，还要文革小组的王力做翻译。陈伯达先表示对这个大会的支持，说你们成立的什么什么批陈联络站就很好嘛，旁边的学生小声更正他说的联络站的名字。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记不清了。讲话中间不时被学生“向中央文革致敬”一类的口号打断，气氛很是热烈。陈伯达口气一转，说我向小将们提点意见好不好。没等学生反应他就说，周总理是支持你们这个会的，因为太忙来不了，委托李富春同志代替他来，李富春同志是政治局常委啊，你们完全可以开会了。可是你们非要我们中央文革来人才开会，这样做很不好，是对我们的要挟，我给你们提这点意见能不能接受啊？讲话中间有人照相，闪光灯不断，他说，不要给我照相，我长得又不好看，引起一片笑声。最后说给你们提点要求，今天我在这里讲了几句话，明天不要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什么“伯达同志讲话好得很哪！”我讲什么了就好得很呐。然后就起身告辞，一帮人簇拥着离开。陈伯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前后也就十几分钟。主持人马上宣布批判会开始，这时才发现，陈毅已经站在台上左角了。上身穿的军便装，没有领章也没戴帽子，微低着头。站在一个讲台后面，讲台上有个话筒。有人开始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喊“打倒陈毅”的，还有喊：“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一个男学生走到舞台正中的讲台开始发言，发言的主题是，文革初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驻校的工作组，陈毅派了警察晚上在学校外面巡逻，罪名是镇压学生运动。发言是照着稿子念的，声色俱厉。发言到最后，男生大声喝问陈毅：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陈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问：你是执行谁的命令？陈答：“我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感觉陈毅真是个爽快人。后面发言的主题是陈毅整陈伯达的黑材料，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最后喝问陈毅是不是承认。陈毅说，当初外事口的张彦整的陈伯达的黑材料，拿给我看，我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些材料我看了以后交给周总理了。对于陈毅的辩解学生似乎一时不知怎样应对，于是就高呼口号“陈毅必须老实交代”“打倒陈毅”之类的。陈毅又说，我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狡辩是没有用的，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周总理。这个回合学生真有点语塞了。于是就用喊口号掩饰尴尬。下面有一个发言主题是揭露批判陈毅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陈毅以前当过对外文委主任，发表过不少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各种场合讲的，林林总总还真不少，搜罗到一块，按照当时标准，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发言还没有完毕陈毅就插话了：“批得好！批得痛快！” 还有些别的批判主题，已经记不清楚了。大会结束时请李富春讲话。李富春的口音也比较重，但是还能听得懂。他讲话倾向性很明显，他说陈毅同志有错误应该批判，这是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的。你们喊的口号里有一句“打倒陈毅”我不能同意，另一个口号“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我看比较合适。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那一段历史确实不该忘记，趁着脑子还清楚写在这里，供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参考。

#文革 #陈毅 #批判会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忠诚老实运动自1949年建政初始，中共就没有放松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不断，从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开始，经历了“洗澡”运动、组织清理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其中还穿插着批《武训传》、反“胡风反党集团”运动，最后，至1957年反右运动，终于利用“教育”与“打击”相结合的手段初步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使得知识分子队伍得以“纯洁”，知识分子自此以后不但从行动上而且从思想上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这些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次运动中，“忠诚老实”运动进行的比较早而结束的比较晚，早在1951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毛泽东的《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此件”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向中央的报告。（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 “忠诚老实”运动初期主要针对各高等学校，大部分院校均在1952年开展了此项运动，并在这一年的秋季开学前完成。根据目前所见到的一些资料，这一运动在1955年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笔者见到过几份写于1955年该运动的个人鉴定书及坦白书之类的资料，但笔者所能查询到的资料中却很少提及1955年的忠诚老实运动，至今也没有搞清楚1955年与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就运动的目的和形式来看，两者是一致的。 ---中共学校是培养“忠诚”的地方：忠诚老实运动作者：孙陇

#忠诚老实运动 #社会主义改造 #反右运动

5个月前

右童分子反 “ 右 ” 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 “ 右派 ” ，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 5 年级学生、年仅12 岁的张克锦所画。当时， 12 岁的张克锦对于 “ 大鸣大放 ” 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 ××× 》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 12 岁的孩子， “ 右派分子 ” 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 “ 右童分子 ” 之名。张克锦这顶 “ 右童分子 ” 的帽子，一直戴至 21 年后的 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当年划为 “ 右派分子 ” 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 7 年。 ---作者：李可剛

#反右运动 #政治运动 #冤案

5个月前

中共建政的最初三年，在国内有“三大运动”，即：1)土改2)镇反与肃反3)三反五反。它们预示了其后统治的基本特征。这三大运动，一个着眼于农村的土地和财产制度，一个着眼于对原政权人员以及政敌的政策，一个着眼于城市工商业者，毛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三管齐下，形成了某种定于一尊的肃杀气氛，奠定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基础。它们以蔑视法治、侵犯人权（财产权与生命权）为特征，是典型的反宪政运动。三大运动之后，一个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庞大“党国”体系，从此确立。士绅阶级与中产阶级悉数被灭，土地由此路径而渐归“国有”。从此，中共，成为一个奥威尔所描绘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党。中国，成为《1984年》式的“新世界”。正是由此起步，，中国开始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血腥征途。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剧，至此连绵不绝，接踵而至。而在之后的每一场大悲剧中，似曾相识，人们都不难发现它们与这三大运动的血缘关系，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氛围，甚至，共同的语言……。毋庸置疑，这个邪恶帝国，储安平石破天惊一语道破的“党天下”，正是在三大运动的阴影笼罩下，举行了它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 ——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作者: 陈奎德

#三大运动 #土改 #镇反与肃反 #三反五反 #中共极权统治 #法治 #人权 #反宪政运动

5个月前

摩托车飞虎队最早被抓记者：八九民运期间，北京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市民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您是飞虎队的队员，是吗？王丽玲：这个要解释一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成立过任何什么队伍。飞虎队是老百姓的一种称谓。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晚饭后，骑着摩托车到广场上来遛弯儿，跟你步行遛弯儿一个意思。后来好多人就形成习惯了，晚饭后都开着摩托车过来，然后觉得不过瘾，尤其是北京市政府出动直升飞机撒传单之后，那个声势很大，结果也不知谁想起来的，也轰摩托车以示对抗。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摩托车流，是自发的。记者：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辆这样的摩托车聚在一起呢？王丽玲：我感觉百八十辆吧，最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头头走在前面，当时都是谁的摩托车排气量大谁威风，谁就走前边儿。记者：当时也就是说大家造成一种气势来支持学生、支持运动，是吗？王丽玲：对，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就发展到，我听说啊，有些人就帮助学生传递一下消息啊，尤其是部队的动向啊，有这个功能。我估计他们把它给灭了，也就是因为发现有这个功能在里头。记者：后来听说六四之后很多飞虎队的成员都被判重刑，是吗？王丽玲：对，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对飞虎队的）镇压，是在六四之前，提前两三天，我有这个印象，就把它给毁了。记者：“毁了”您的意思是什么？王丽玲：把人全部抓了嘛。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侥幸，中间有点儿什么事儿，我们离开队伍，开着摩托车走了。结果其他人都去了首钢，当时他们想要首钢罢工嘛，所以就全部开到里头，结果一进去就全都给抓了。实际上他们是最早被抓的。记者：您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吗？王丽玲：在报上登过嘛，有被判刑的，被判重刑的。 ---自由亚洲 | 我的六四：飞虎队、医院的尸臭味和检举揭发图1：5月中旬，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举行游行，支持学生运动。刘建拍摄

#八九民运 #摩托车飞虎队 #北京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焉然：“飞虎队”传奇被访谈人：宋书元，八九民运中市民摩托车队“飞虎队”召集人焉然：宋先生你好！1989 年北京民主运动中，曾出现一支市民摩托车队“飞虎队”，他们为广场学生传递物资和信息，向当局示威抗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威慑了当局，，宋书元：1989 年的民主运动，最早由北京学生点燃，瞬间席卷北京、波及全国，令世界瞩目。,至于提到的“飞虎队”，这是我当年的一大创意，为当初的运动增添了一笔光彩，当年摩托车队产生很大影响，振奋了市民，打击了当局，其灵活机动、快速反应，在拦截戒严部队、为运动传递信息、物资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当年没有关于摩托车队的完整录像保留下来。焉然：你是怎么想起来策划摩托车队“飞虎队”的？宋书元：5 月中旬以后，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大批的市民去声援，我留意到大街小巷，尤其是广场上有不少人推着摩托车，有的摩托车还插着声援学生的标语小旗，因为广场人多，摩托车经常没法骑行，只能推着走。我差不多是北京第一批有摩托车的，一开始连牌照都不用上，就这么骑，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发觉这是个可观的收入来源，就统一要求摩托车办照，我也基本上是第一批有执照的。我看到广场上有人推着摩托车，就想若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声势一定不小。一开始我想过在广场合适位置贴大字报，公开召集，我跟单位里一个要好的哥们商量了下，他提醒我千万别搞，共产党一定会“秋后算帐”，会被抓进去的。因为我们都见识过文革的政治运动，对共产党的整人手段有所领略。权衡以后，我就采取口头通知的办法，在广场上招呼一些有摩托车的人第二天到大北窑立交桥附近集中，那里道路比较开阔、醒目，大家去了那儿相互容易找到。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大北窑立交桥那儿等。因为时间隔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我记得我通知了有二十来人，但等了很久，看到有游行队伍经过，人也很多，可就是一辆摩托车也没有。我有点失望，后来想可能是我在广场上通知的那些车主，担心我是公安的人下套吧？所以都没来。那天天气非常热，我等得久了，感觉口渴，就到桥附近一个朋友工作的公司里喝点饮料。这时候我看到有一辆紫色的大概是“黄河”牌的摩托车过来，当时北京城里人很少用那样的摩托车，可能是京郊农民用来跑点小运输的。摩托车上坐着俩人，前面一个戴着头盔，后面带的那个人打扮很独特，他头上戴着唱京戏县官戴的那种帽子，帽翅上一左一右一边写个“李”字，另一边写个“鹏”字，还画着叉叉。我精神一振！感觉找到了同道，就赶紧过去招呼他们，让他们跟着我走，路上看见摩托车就招呼到一起。这样我们骑着车经过游行队伍时，在街上看见有摩托车就招呼：“跟上！”一路经过东单、王府井，等到达广场时已经有七、八十辆，群众夹道欢迎，鼓掌喝彩说：“好样的！”我们又围着广场绕行两圈，队伍滚雪球样越来越壮大，两圈以后汇集的摩托车就有两百辆以上。焉然：你们车队最早集合，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吗？宋书元：应该是在戒严令之后，我记得学生绝食已经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宋书元：北京戒严以后，老百姓出来的反而更多，大家都不怕他们，互相转告着“大兵进城了”，“鬼子进城了”，纷纷要去“保护学生”，当时绝大多数北京人视李鹏政府为伪政府，认为戒严令应该撤消，为学生运动正名。记得头一天我们聚集时，在刘家窑附近，就有好多警察，一开始拦住我们，但经过沟通后警察就放行了。其实那时候很多警察内心也同情、支持学生。那天晚上，突然说六里桥有戒严部队，摩托车就从不同的方向都往那边急行，速度非常快。市民说广场需要水，需要食物。北京市民真是好！就把这些东西，还有自家的毛毯什么的，挂在我们摩托车上，托我们给学生送去。也有人干脆就上了摩托车后坐，一起去广场支持学生。你能想象平时会发生这种场景吗？学运期间，北京老百姓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拉得非常近，连素不相识的人彼此都成了兄弟姐妹。当时北京根本没有“暴乱”发生，社会秩序良好，连小偷都罢偷。我们就这么来回传递物资、信息，一夜下来，脸被烟熏黑了，眼睛是红的，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回去休息一下，第二天黄昏我再去广场时，看到很多摩托车已经打着油门准备再次出发了。我们的摩托车队接连几天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街头、广场会合。为避免给当局抓住把柄秋后算帐，我叮嘱大家戴好头盔，把自己的车牌号遮起来。记得有一次，我们这边的车队有几百辆，路上碰上另一个摩托车队，他们的车更多！两方面会合起来差不多有上千辆了。我们的车队从立交桥下来，或上去时，就跟岩浆似的，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很有气势。大家中速行驶，道路宽窄变化时，车队队形自动调整，没有出过车祸。有一次，在一个很窄的路段，只能一辆一辆车通过，我们就从前往后报数，报到我时已经是 670 多，后面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我估计加起来也有上千辆车。大家都感觉非常神圣、庄严，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焉然：当时当局对你们的车队有什么反应？宋书元：我们车队组织起来时，第一天大概因为突然，当局没什么反应。后来的几天，当局也派了摩托车混入队伍，那些人用衣领遮掩着报话机，我有时听到他们用报话机联系，报些数字，估计是抄了些车牌号，事后根据这个追查抓人。我认为当时摩托车队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声援了学生，二是振奋了市民，三是威慑了当局。而且当时这种组织形式，风险小，效果好，但影响、震动很大。因为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严格地说我并不能算是组织者，车主之间很多互相不认识，就是路上碰到了，大家目标一致，都是声援学生，对政府表示抗议。对于当时出现这么一支队伍，当局大为震怒，动用喉舌报刊造谣污蔑，说我们是“社会渣滓”、“不良分子”。事后也抓了一些人，抓的主要是一些个体户，还有他们眼里所谓“有前科”、“二进宫”的，这些弱势群体。象我们这种有固定单位、国家干部身份的很少抓。即使有人被抓了，他们也审不出什么来，一般只是说我就是在路上碰到有车队就跟着走了，根本查不出谁是组织者。我当时在摩托车队里一般是走在队伍中间，行事比较低调，也不打头。我听说车主后来有被判三年几年的，有被劳教的，抓了的人摩托车被没收，具体有多少人，我不太清楚。焉然：6 月 3 号晚上你还在广场吗？宋书元：6 月 3 号白天的气氛已经很紧张，因为头天晚上有大批部队着便衣进城，我在我家的东安门北街路段参与拦截了一队从北往南开来的上千人部队，这些人统一穿白衬衫、蓝裤、胶鞋，民众手拉手组成人墙，对这批便衣部队展开围堵，向那些年轻的“娃娃兵”们展开心理攻势：“你们大多数是农村兵，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农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政府官员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学生和我们走上街头就是为了反腐败，使国更富、民更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你们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养育你们的百姓呢？……”大家还唱起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后来在民众的劝阻下，官兵们态度平和、有序地退去了。我又跟着人群去了北京饭店斜对面的东单体育场售票处便道，这里大批人群堵住另一支由东向西的大兵，他们着装与刚才那支部队相同，只是操一口浓浓的新疆普通话口音。由于人太多，越来越挤，我被挤压得胸口紧贴在一米多高的铁护栏上，几乎窒息。后来压力突然减弱，部队退去。人们议论着各种信息，如西边有乘车士兵化装记者撞死市民，前门地铁冒出大批士兵，今晚要注意空降部队等等……躁动不安使全城的市民、学生处于焦虑、亢奋之中。 3 号傍晚，我到达六部口附近的首都电影院门口，这里聚集了上千民众。戒严部队下午投掷的瓦斯弹味儿还没有散去，经历瓦斯战的市民有声有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注意到对面的电报大楼西侧门外放置着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引起我的警觉，电报大楼从打地基到建成，都是在我眼皮底下的事，但在我的记忆中，坐落在长安街紧邻中南海的电报大楼从未停止过业务，即使在唐山大地震时，其业务运行范围涵盖全国乃至世界，如此重要部门挂牌停业，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当天正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匆忙为父亲祝寿后，将写好的家庭地址、电话、姓名放在西服兜里，以备不测。当时有我这样心理准备的人绝非我一个。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严家其先生主持的“民主大学”。在广场西北角巧遇欧美同学会的朋友牛先生，我们谈论了时局和事态，重点是今晚是否会开枪杀人。我的判断是，部队想用大棒刺刀近距离搏杀突破数百万市民筑成的道道防线，绝非易事！要杀出血路扫荡广场，只有真枪真炮。不幸我的判断很快应验了。晚 11 点左右，广场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集中木棍，柳条帽……礼士路告急，请求市民支持……”就在这时，天安门西北角出现急促骑车而过的市民：“开枪杀人了！不是橡皮子弹！”并指着身上的血迹。顿时人们热血沸腾，大有献身时刻到来的气氛。我们一批群情激奋的市民顺西长安街方向奔去，当我们这群人接近西单路口时，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挡住了我们前行的脚步，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人们四下找寻可用的武器，撬便道的方形地砖，拆铸铁的花园栏杆，找附近的木棍等。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着用作路障的加长无轨车，相互连接，长度几乎横跨南北便道。这时枪声已经连成一片，犹如传统春节燃放的爆竹。从枪声判断，部队已冲过民族宫。突然，咚咚的撞击声使得路障——无轨车前后晃动，车顶上的人纷纷摔落。也不知是中枪还是因车不稳而跳下？很快消息传来，撞击车体的是装甲车，意图是撞开连接的无轨车路障，为紧跟其后的大兵开路，但数次撞击没能得手，便转向宣武门方向驶去，另一辆向北边西单商场方向驶去。后来有人证实，广场出现的装甲车，就是由西单驶过去的。震耳欲聋的枪声，已逼近西单路口。几辆长长的无轨车被激怒的市民点燃，一道长几十米，高十几米的火墻燃起。南北火墻的缺口处，冲过大批带着钢盔的士兵。砖头瓦块不堪一击，市民们只得咒骂着四处逃散。我们一群人冒着由西单方向射来的密集子弹的疯狂扫射，快速穿越西单商场的横马路进入皮库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识者中弹倒下。随后看见进出的车上躺着死伤者，有一位胸口中弹的伤者鲜血湿透了上衣。又见一辆 130 型卡车从我们眼前驶过，车上有几位血淋淋的伤者。源源不断的轻重伤者被市民从枪弹横飞的险地抢救出来，人们用工地的手推车——很小的三角形斗车、自行车等，背着的，抬着的，总之用一切可以用的东西、方式，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邮电医院和二龙路医院。大约是 4 日凌晨四点左右，天安门方向传来此起彼伏的枪声，我的心里发紧，估计广场也完了！我们踏着地上的血迹，走到大木仓与新皮库胡同夹角处，猛然听到有人喊：截住他！截住他！一位敦实，前额系着白布带的学生已跑到我眼前。我不知道哪来的邪劲，一把抓住他，顺势将他死死地顶在墻角边，他拼命地想要从我手中挣脱，并大喊：放开我！我要报仇！我的同学被他们打死了。街口外的零星枪声不断，报仇无疑送死。我怎么可以袖手？一番折腾，总算是按住了他，在场的邻居送来糖水，他慢慢平静下来。20 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位有情有义的白面书生。天亮以后我回到父母家里，院子里静得出奇。我看到父母在哭，妹妹在哭，妹妹身边几岁的孩子也用手在抹泪，见我进来，嘟囔着说：二舅，解放军杀人了，很多人！大约上午 9 点左右吧，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没有节目，屏幕上一片灰白。就在此刻，屏幕突然闪见一行手写的草字：“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几秒钟后消失，屏幕恢复一片灰白，虽然没有图像，却听到声音极低的京剧小常宝清唱，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唱段。电视台如此大胆的壮举，建国以来实属首见。遗憾的是，这位制作壮举的勇士何许人也，下场如何，至今仍是悬念。我播通了附近邮电医院的电话，询问死伤人数，值班人员告知死亡 67 人，因该院人员不足，药品紧张，血源用尽，人满为患，不得已将后来的急救伤者推向其他医院。下午，我同妻子回自己家去，途经西四北大医院，见到医院门口处贴出几名党员退党声明，再往东，北京图书馆，中南海北门，长长高高的大红围墻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油炸邓小平！打倒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北海前门路边上有辆被烧焦的中型面包车，骑车者中不时有人面对中南海发出骂声。当我们走到我家附近的东安门北街时，扑面而来的场景是，路面几乎被砖头瓦片覆盖，各种路障横七竖八。我们所住的楼房对面，围墻上，是直径约一尺左右的弹孔。邻居看到我，兴奋地呼喊：“宋没死！宋没死！他们回来啦！”我两天两夜没喂的爱犬，隔着玻璃窗激动地狂吠。是的，我活着回来了。可此刻又有多少北京的市民、学生却永远回不来了……

#飞虎队 #1989年民主运动 #摩托车队

5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22 日，在深圳经济特区，警察监视着数万名民主抗议者的游行。 Chinese police monitor a march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Shenzhen in southern China, May 22, 1989. REUTERS/Andrew Wong

#深圳 #民主抗议 #警察 #1989 #游行

5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18 日，北京，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工人）手持前统治者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肖像，游行。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carry portraits of former Chinese rulers 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 as they march to join student strikers at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May 18, 1989. Sadayuki Mikami/AP, FILE

#1989年北京 #天安门事件 #民主示威 #毛泽东肖像 #周恩来肖像

5个月前

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1989 年 5 月。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Students on hunger strike. May 1989. Photograph: Stuart Franklin/Magnum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绝食抗议 #学生运动 #北京 #1989年

5个月前

1941年6月，北京，路边免费茶水服务。摄影：西森

#北京 #1941年 #茶水服务 #免费服务 #历史摄影

5个月前

四·二九对话对话的经过会议开始不久，就出现纷争——项小吉对代表权的问题提出质疑：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　　之后不久，作为代表之一的吾尔开希，要求以高自联主席的身份发言，被拒绝。官方的理由是：高自联是不被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由于发言被拒，吾尔开希愤而退场，以示抗议。走到大门口，正好外面围着很多记者。吾尔开希当众揭露这次对话是一个骗局。在整个对话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袁木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为啥会这样捏？因为每个学生代表只能“提问”，不能畅所欲言。而且提问一结束，话筒就被拿走。所以，学生代表根本无法针对袁木所说的话进行反驳，只能听他一人在台上滔滔不绝。这家伙不光口才很好，而且能够用很诚恳，很严肃的表情说出各种弥天大谎。俺随便据2个例子（以下谈话内容摘自《天安门文件》）。　　针对当时全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困境，有学生问道：“中央如何过紧日子？” 　　袁木答道：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这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 （编程随想注：所谓的“不再去北戴河避暑”、“不再进口豪华的办公用车”，都是袁木临时瞎编的。当时的裆中央根本没有这样的决议。话说20多年之后，裆中央去北戴河避暑的风气更盛了，进口的豪华公车更多更贵了）　　有学生问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　　袁木答道：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编程随想注：所谓的"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更是公然扯蛋。就在429对话的前3天，上海的江泽民刚刚出重手整顿了《世界经济导报》。话说20多年之后，朝廷的新闻检查制度更加霸道了）所谓的"对话"持续了大约3到4小时，到傍晚时分才结束。 ★429对话的后续影响 ◇袁木一炮走红会议结束之后，朝廷把会议的录像进行了精心剪辑（删掉某些敏感的言论片段），然后在当晚的 CCTV 上播出。那会儿天朝总共就没几个电视频道，对大部分电视观众而言，CCTV 几乎是必看的。所以袁木一下子就火了。　　但是他扯蛋扯得太离谱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家伙在信口忽悠。由于袁木的扯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本人几乎成了“扯蛋”的代名词。那阵子北京人吵架，如果要骂对方愚蠢傻逼，就说：“你李鹏！”如果要骂对方瞎扯淡，就说：“你袁木！” 　　当时的大学生编了一副对联，把三个官方代表的名字嵌入对联中，以示嘲讽：上联：这副嘴脸政府何以立本下联：如此对话国家几时东昌横批：袁木求愚（“缘木求鱼”的谐音）这联流传很广。一星期后的“五四大游行”，北京大学的学生专门抬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就写着这幅对联（如下图）。虽然在民间被臭骂，但袁木的仕途却春风得意。据说李鹏看完对话的录像，很满意地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成了朝廷的头牌发言人。 ◇高校学生的反应俺刚才已经介绍过：官方为准备这次对话，搞了很多小动作。这些自然没能瞒过各大高校学生的眼睛。29日当晚，全国各大城市有不少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对话"。在当晚的游行中，以武汉和兰州两地的声势最浩大。相比而言，帝都北京反而显得平静。以下是这两个城市的地方官发给裆中央的密报（摘自《天安门文件》）。湖北省委在4月30日凌晨4点发给裆中央的电报：昨夜国务院发言人与首都学生代表的对话播出后，武汉工业大学约八百名学生扯起“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大标语，来到华中师范学院邀人。零时十五分，两校约二千名学生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在邀武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未成的情况下，几所大学的部份学生在武大校园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据现场了解，这次三千多名学生的串联，主要是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对话不满引起的。有学生说，“中央和国家没有主要领导人出面，只叫袁木来搪塞，这怎么行呢？”还有的说，“袁木在对话中态度不真诚，回答问题避重就轻，绕圈子，根本不是诚心解决问题。” 甘肃省委在4月30日0点30分和凌晨4点发的报告中称：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四十分，当国务院发言人同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对话结束之后，兰州高校数千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当对话正在进行时，许多学生对袁木等同志的回答表示不满。有的吹口哨，有的呼喊。对话刚结束，兰州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校园里议论纷纷，认为袁木对话避重就轻，不回答实质问题；何东昌尽管参加过学潮，但不理解学生，一付教训人的口气；还有回答问题口气强硬，令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些学生认为政府在三个问题上还在继续“愚弄”：一是，胡耀邦辞职真相没有正面答覆二是，“四二零”惨案不说真话三是，对中央领导是否廉洁含糊其词二十三时五十分左右，兰大学生首先上街，兰州医学院学生也随之上街，人数约三千人左右。游行队伍于凌晨一时三十分到达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试图推开已关闭的省政府大门，一百五十名武警战士在政府大门前排成人墙，直至凌晨三时，经二十多名校领导做工作，学生开始坐校车返回。整个游行、静坐过程中，学生比较有秩序，没有发生其他事件。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四·二九对话 #学生代表权问题 #高自联 #政府与学生对话 #吾尔开希

5个月前

429对话的背景 ◇学生方面 427大游行之后，北京各个高校新增的大字报，有很多是要求政府与学生展开对话。清华大学贴出署名“清华人”的题为《对话11条》的大字报，提醒学生把重点转向研究对话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对话内容的建议，主要是： 1. 关于贪官污吏和官倒问题 2. 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问题 3. 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问题 4. 学生运动性质问题 5. 公正评价胡耀邦问题 ...... 北京大学贴出无署名的《对话基础的七条建议》的大字报： 1. 必须公开承认学生自治会为合法学生组织 2. 必须澄清「4.20」新华门事实真相 3. 必须公开全面报导「4.22」天安门广场请愿活动 4. 必须彻底否定「4.26」《人民日报》社论 5. 必须公开全面地报导「4.27」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全过程以及目的 6. 对话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以及人数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 7. 对话必须公开进行，允许中外记者采访报导（以上摘自官方出版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53页和56页） ◇朝廷方面在427大游行之前，学生们已经进行过多次请愿并希望跟朝廷高层展开直接对话，但是朝廷高层一直不予理睬。之后，更是在《四二六社论》中，污蔑学运为动乱。　　为啥到了4月29日，朝廷的态度突然转变，主动邀请学生进行公开对话？　　这其中的奥妙在于：　　 426社论非常不得人心，因此激发出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俺在前一篇帖子介绍过，“427大游行”不光人数众多、规模空前，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连朝廷喉舌《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也参与游行）。面对这种局面，朝廷高层的某些改革派也指责426社论是激化矛盾，不合时宜。　　凡此种种，都给临时监国的李鹏造成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才授意他的亲信袁木、何东昌去跟学生对话。　　另外，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的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还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 ★官方的准备工作既然是朝廷高层主动提出对话，官方自然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下面俺介绍一下官方为这次对话所做的种种准备。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看出某些企图。 ◇对话的官方代表在朝廷的安排下，如下几人粉墨登场：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陆宇澄（北京副市长） ◇对话的学生代表这次对话，由官方的“全国学联”出面，共邀请了45名学生代表，分别来自北京的16所高校。这45人中，除了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4人，其它学生代表都来自于官方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据说某些学校的对话代表还是由校领导亲自挑选的“可靠”人选。　　这样一个学生代表的名单，显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此次对话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 ◇对话的时间对话的时间确定为4月29日下午2点30分。　　但是朝廷很狡猾，一直到4月29日中午才通知相关的学生代表。这就使得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对话的时间安排是又一个受争议的因素。 ◇对话的地点对话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官方挑选的地点是“全国学联的会议室”。为啥要选在朝廷的办公地点捏？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阻扰非官方的媒体入内。　　据香港记者蔡淑芳在《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中提到：在召開會議之前，香港記者繼續向學聯爭取進入會場，到正式開會時，國內的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記者，均獲准進場採訪，香港及台灣的記者則被拒諸門外，香港兩份親中報紙的記者亦不例外。記者在學聯大樓門前進行交涉，負責人只解釋因為事前沒有報名的不能進內，而且會場內已擠滿人，不能安排港、台記者進去，於是記者抗議不公平對待時，該負責人承認，但始終沒給予機會進入採訪。事實上，部份香港記者曾聯絡中共全國記協，但獲得答覆是需要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介紹信」才可採訪。 ◇对话的形式通常的对话，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都可以畅谈。但是朝廷组织的这次“429对话”，却很另类—— 首先，每个学生代表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而且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发言。其次，很多代表来自官方的学生会，其中一些人只是提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对话形式，被很多人讥讽为：“唱双簧的对话”、“变相的新闻发布会”。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北京高校对话 #学生运动 #贪官污吏 #教育经费 #新闻自由 #胡耀邦评价

5个月前

老绥远韩氏：死里逃生的“刘红鼻子” 电建公司行政科科长刘志山，山西人。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为说话随意、口无遮拦，一直官运不济。他身体孱弱。背佝偻着，前额突出，牙齿外露，酒糟鼻子红红的，人们都叫他“刘红鼻子”。记得军管会的干部就曾经下结论说：“你们看那个刘志山，像不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就凭他那个长相，能是个好人？” 文革初的一天，电建公司食堂管理员老赵上街买了一只大肥鹅。他是北方人，从来没收拾过鹅，皱眉说：“这怎么弄呀？”那天“刘红鼻子”正好来食堂检查工作，他接话说：“这还不容易，先杀鹅，后拔毛嘛！”就这样一句普通的话，后被人告发，曲解为“先杀鹅（俄），后拔毛（毛泽东）”。被扣上“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的罪名。之后不久，公司食堂的一位炊事员的语录本上沾了油，不小心被一只狗叨走了。“刘红鼻子”闻讯后在开会时说：“现在连狗都想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有哪个坏蛋敢不学？”结果又被人告发。其实“刘红鼻子”真正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原因还不是上面两条。据人们讲，1967年初夏，他用红油漆在食堂外面的墙壁上书写大字标语“大兴三八作风”，他刚刚写完“风”字，回头一看，顿时脸色煞白，差点昏厥过去。原来因为油漆稀，他又蘸得多，三字上面的一横刚好从中央稀稀落落地流了下来一道，与下面的一横连了起来，好端端的一个“三”，眨眼间变成了一个“王”字。那天，他写标语时正赶上食堂开饭，人来人往，无法遮掩，没过十分钟，他就被公司“群专”派人接走了。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刘红鼻子”已被隔离审查一年。一天下午，军代表正式宣布他被“解放”。宣布解放时，军代表还赞扬“刘红鼻子”这个在万恶的旧社会为地主放过猪的穷小子，后来光荣参加了解放军，从山西打到广西，现在终于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刘红鼻子”因为高兴，晚餐时多喝了几杯。晚上排演“忠字舞”时，他醉醺醺地，兴奋异常。在齐步走时，大家都手持《毛主席语录》，反复高呼“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同时翩翩起舞。“刘红鼻子”由于过于激动，声音比谁都大，喊着喊着就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可怜的“刘红鼻子”，从下午被宣布解放到晚上成为反革命，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冰火两重天。第二天，他的脊梁骨也被革命群众打断了。 1969年初，中央认为内蒙古的“挖肃”运动扩大化了，电建公司“牛棚”里关押的人比看守还多。一天，牛棚终于爆炸，里面的人都跑去北京上访，“刘红鼻子”也跟上跑了。不久，电建公司宣布给“刘红鼻子”平反，认为他的所有错误都属于误会，并非敌我矛盾，于是“刘红鼻子”官复原职，又回行政科当科长了。他喜形于色，终于盼来了云开日出的一天。 1969年4月九大召开。行政科的小王写标语时，写不来闭幕的“幕”字，于是他去问“刘红鼻子”，“刘红鼻子”一时昏了头，竟然在纸上把“幕”写成了“墓”，小王照猫画虎。等标语贴出去后，人们才发现，标语竟然是：“热烈庆祝九大闭墓！”“刘红鼻子”急忙给小王跪下，哀求他千万不要说是他告诉的。然而小王是个胆小鬼，不愿意为“刘红鼻子”承担责任，于是“刘红鼻子”再一次被包头公安局带走。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包头军管会里有长官是“刘红鼻子”当年的部下，“刘红鼻子”的老伴去找该人申诉，该人第二天就通知包头市公安局放人。再次见到“刘红鼻子”是文革以后的事了，他非常痛恨文革，说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不管如何，他比邱书记还是幸运。邱书记已经瘫痪在床了，他还能行能动。文革对他来讲真如一场噩梦。

#老绥远韩氏 #刘红鼻子 #文革 #电建公司 #革命

5个月前

卖糠“历险记” 那年秋，当知青的我分到了一年的口粮：三百来斤的大米，一百多斤的玉米，还有杂七杂八的黄豆、小豆、粉条、豆油和稻糠……大米是细粮，城里人每月每人才供应三斤，这一次我就分到了三百斤，打心眼里那个乐啊，甭提了！只是那七十多斤稻糠没处“消化”。家里没养猪、鸡，又舍不得送给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卖掉换点钱。尽管值不了几个钱，但毕竟累死累活干上一天，也挣不上一元钱，那七十斤糠，咋也值个四五天的工钱啊！我知道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个人自由交易。可这稻糠不是粮食，再者我又不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是队里分给我的农副产品，卖点糠该不会有错吧？我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也在为自己卖糠壮胆。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糠去城里赶集。东西不重，只是那鼓鼓胀胀的大麻袋，时常将自行车晃得离了歪斜不走正道，车把拐来别去的弄得胳膊又酸又疼，三十多里路竟累得我浑身是汗。进了集市，再也不愿多走几步，就近找一处不挤不乱的僻静地儿，卸下麻袋，打开袋口，傻呼呼地站在一边守候买主。不多会，经一路奔波浸透汗水的内衣便湿漉漉冰、冷冷地贴在了身上，那滋味让人不好受。我萎缩着身子呆在麻袋旁，渴望着有人问价，然而竟没人看上一眼。眼见太阳升起老高，市场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时，我见到几个衣袖上戴着胳膊箍的人正从市场里面朝我这边走来。临近时，我发现在其边走边喝斥的身后，尾随着几个拎着米袋子的人。这不由得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别把我也当个“投机倒把”分子，不如趁早溜之大吉。但又舍不得这袋稻糠。索性挺直腰板，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果不其然，一个戴胳膊箍的人冲我嚷道：“你！这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袋糠。 “这是稻糠……队里分的……” “稻糠也不行！把东西拎着跟我们走！”根本没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语气更似命令，表情分明是逮住了“投机倒把分子”。容不得我分辩，更不许讨价还价，充满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威慑力”。看着他们那几双凶悍得让人发惨的眼睛，我本想分辩的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拎着糠袋子跟他们走。我和几名“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这是位于市场外围的一排平房，房舍很破旧，临街的门也七扭八歪地敞开着……粮袋和稻糠麻袋都被堆放在外屋，人则被“归拢”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当然是哪几个卖粮的。那年月，私下卖粮可犯大忌，那叫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轻者粮食没收，如果是倒买倒卖，还要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说不定要给什么处罚。好在我心里有底，这七十斤稻糠是队里分给我的，不是“投机倒把”。再者，这稻糠也绝非大米，怕也不够“上纲上线”的标准，我暗自在心里核计对策。“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投机倒把”。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卖粮者哭咧咧地哀求道：“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上分给我家的口粮，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装！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胳膊箍”狠叨叨地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应当剥去！”旁边的另一个“胳膊箍”在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卖粮人。不过也有一位农妇在与他据理力争，意思无非想说明粮食是自家产的，换点钱买点必要的生活品，不是倒买倒卖，更不是投机倒把！她因为理直气壮，嗓门自然越来越高，更惹怒了“胳膊箍”。 “咋地？你还不老实？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掉！我这是从邪路上往回拉你们，你还胡搅蛮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进去！……” 我哪有心情听他们这些说教，只是想脱身的主意。我看准他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审“粮贩子”上，便假装上厕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抓起那袋稻糠撒丫子便跑，很快就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中。脱离了“胳膊箍”的视线，我松了口气，并暗自庆幸自己。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不敢到“自由市场”去买卖东西，生怕被“胳膊箍”们认出来，再重新逮去。 ---作者：李晓东

#知青经历 #稻糠处理 #卖糠故事 #农村生活

5个月前

政治保卫局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龚楚将军回忆录

#中共 #肃反 #朱毛红军 #吉安县 #豪绅地主 #AB团 #毛泽东 #政治保卫局 #苏联政治警察 #香港工人

5个月前

不容花草的文化沙漠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摘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 #割资本主义尾巴 #毛泽东思想

5个月前

六四时参与抗议的警察

#六四事件 #抗议 #警察

5个月前

星期三，中国军队血腥镇压民主示威者 25 周年之际(2014)，天安门广场的警察。 Police officers in Tiananmen Square Wednesday, 25 years after the Chinese army's bloody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天安门事件25周年 #民主示威 #警察 #镇压 #纪念天安门

5个月前

武斗造成广州地区铁路运输瘫痪，广州站中断行车45天（广州铁路博物馆）。

#广州 #铁路运输 #瘫痪 #武斗 #广州站 #交通中断

5个月前

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1967年4月）

#上海 #造反派 #庆祝游行 #1967年 #文化大革命

5个月前

1.贵州革命造反派（1967年4月） 2.青岛革命造反派（1967年4月）

#贵州革命 #青岛革命

5个月前

讨价还价 1945年9月30日天津,宾夕法尼亚州的海军陆战队下士理查德·米勒(Richard W. Miller)与一名天津人力车夫为车资讨价还价。米勒下士任职摄影师，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该部队在天津登陆，代表盟军接受日军缴械投降。

#历史事件 #二战结束 #日军投降

5个月前

中国还有数以百计的城市也曾遭到镇压，如今在媒体的钳制下已被遗忘---卫报也许更有可能被遗忘的是当时在中国 300 多个城市发生的民主抗议活动。这些鲜为人知的学生运动促成了政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最终决定。它们的影响至今犹存，因为当局竭力确保此类示威活动不再发生。 “这是全国性的。这不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学家乔纳森-昂格尔（Jonathan Unger）说："这让政府更加害怕，这也是政府需要展示武力的原因之一。根据泄露的政府文件《天安门文件汇编》，1989 年 4 月至 6 月间，中国 341 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6 月 5 日至 8 日，随着北京发生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开，政府收到了 181 个城市的示威报告，其中包括所有省会城市、主要城市和经济区。到 6 月 9 日，大多数抗议活动已经平息或被警方镇压。如今，关于这些抗议活动的历史已不完整，仅由目击者的描述和政府报告中的少量细节拼凑而成。当局在镇压之后对媒体进行了封锁。图1：1989 年 5 月 19 日，示威者在上海游行。 Demonstrators march in Shanghai, 19 May 1989. Photograph: Mark Avery/AP 图2：1989 年 6 月 4 日，成都 Rioting in Chengdu, 4 June 1989. Photograph: AFP/Getty Images 图3：1989 年 6 月 10 日，在当局警告非法集会将受到惩罚后，学生们在上海游行。 Photograph: Mitsuhiko Sato/AP 图4：1989 年 10 月 30 日，成都，当地民众围在官方图片展前。照片：Kathy Wilhelm/美联社

#媒体钳制 #天安门广场抗议 #学生运动 #政府镇压 #民主抗议 #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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