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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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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如果说“长春围困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联日反蒋”简直使人无法置信!如果“长春围困战”反映出来的是“残暴”两个字；那么，“联日反蒋”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无耻”两个字。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联日反蒋”的惊人内幕作者： XUPING

#长春围困战 #联日反蒋 #潘汉年 #汪精卫 #毛泽东 #抗战 #历史 #政治

5个月前

国民党原陆军司令张发奎的回忆录就说，以他的经验，中国就没有真正打赢过日本，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名不副实，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整个抗战来讲，估计也就台儿庄战役确实打赢了，平型关小赢了，国军战场上就没有正儿八经打赢过。日本鬼子真想打或者真想占领一个地方，几乎都能达到目的。他还说：“我们的八年抗战，谈不上什么史诗，我们和日军的作战，几乎没有一场真正的胜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最后赢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没有投降，誓死抵抗，百折不挠，最终在美国迫使日本投降之后，我们也“因人成事”，赢得了最后胜利。大规模的战略大决战是美国人(与关东军的决战则是苏军)替我们完成的。1945年3月18日至6月22日，美国发动了历时96天的冲绳战役，日军死亡9万余人，被俘9000余人，岛上居民死亡约10万人，损失飞机7830架，舰艇被击沉16艘、击伤4艘。美军伤亡75600余人，损失舰载飞机763架，舰艇被击沉32艘，击伤368艘，其中有13艘航母、10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67艘驱逐舰遭到重创。此役是美军在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伤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 ---“用史实说话：美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李西堂

#国民党 #陆军司令 #张发奎 #回忆录 #抗日战争 #国军 #日本 #战役 #历史评价

5个月前

救同胞 1959年大陆大饥荒，蒋中正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号召台湾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他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又想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提供10万吨粮食，北京断定是“反攻计划”，坚决不开放运送物资的港口。台湾又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1959年大陆大饥荒 #蒋中正 #台湾救济 #两岸关系 #国际援助

5个月前

1963年9月6日，蒋经国从杜勒斯机场抵达华盛顿，稍事歇息倒时差后，立即开始计划好的频繁出访活动。9月8日，他首先到中央情报局拜访了老熟人、原中情局台湾站站长克莱恩，现在中情局总部履职。次日，他又拜访了中情局局长约翰·麦卡尼。两天后，蒋经国又与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邦迪会谈。蒋经国向邦迪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中共内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他告诉邦迪，毛泽东政权现在正于自从1949年执政以来最脆弱的时刻，他敦促美国政府支持台湾，通过开展小规模军事游击行动和政治手段，推翻大陆毛泽东政权。蒋经国说，由于中、美合作的“黑猫中队”U-2高空飞机侦察，国民党找到了中国大陆位于西北的核设施和导弹基地。中、美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摧毁中共位于兰州的核设施和导弹基地…… 听了蒋经国的介绍后，邦迪提醒蒋经国，国民党之前在大陆展开的一系列骚挠活动，似乎对中共政权的破坏效果不大。如果美国直接涉入此事，苏联插手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如此，蒋经国强调，美国只需要提供空中和后勤支持，台湾负责对大陆实施军事空投、浸透的具体行动。蒋经国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要想了。” 蒋经国的介绍，给邦迪留下深刻印象。1963年9月11日上午10点，蒋经国经邦迪安排，首次前往白宫叩访肯尼迪总统。约见时间是10点正，但是蒋经国一行，因为走错白宫入口，耽搁了时间。进入会客室时，蒋经国发现肯尼迪巳经等候在那会客厅。一阵寒喧后坐下，蒋经国开门见山地告诉肯尼迪：“为了对中国大陆实施袭击，中华民国政府需要配备500人以上的C-130运输机5架和一批登陆艇。去年10月份进行的28次登陆行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袭击以期造成更大的破坏。蒋总统的意思是，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我们要拿下长江以南的一个或者更多的省份。蒋总统认为，不能给中国共产党人喘息的机会去克服他们眼下的困境。” 肯尼迪回答：“我们对中国大陆缺乏足够的可靠情报。美国不希望卷入一场公开的、一定会失败的军事冲突。我们在古巴经历了一次惨败，因为那次行动空想大于现实，不切实际。我们一致同意，只要有可能，我们希望削弱和摧毁共产党中国。但是，失败的行动会给其他地方的自由也造成伤害。我们会仔细研究中华民国关于更多船只和飞机的请求。美国政府方面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华民国政府在情报方面的合作，这样的话我们的下一步行动会更切合实际。” 听完沈剑虹的翻译之后，蒋经国随手将父亲蒋介石的一封信递给肯尼迪。肯尼迪接过信，很快地过目一遍。他紧接着问蒋经国：“你怎么看？”肯尼迪意指蒋介石信中提到的对大陆进行的小规模袭击。肯尼迪问：“凭什么相信100到300人的空降和300到500人的海上登陆行动一定会成功？” 蒋经国回答：“蒋总统让我向您转告我们的以下看法：（1）‘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签署，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世界和平从此有了保障。（肯尼迪为此感谢中华民国在条约上签字。）（2）中、苏不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发展，为和平与稳定大局，给我们一个使用武力削弱中国共产党人的机会。（3）中、苏争端主要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争吵。因此，这种分歧会持续坏下去，或者会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4）蒋总统十分赞赏肯尼迪总统最近的一次演讲，预测到了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会变成更大的威胁。蒋总统认为，必须不让中共有个喘气恢复元气的机会，我们应该乘现在的时机，骚挠和打击他们，使其更加衰弱。唯有如此，未来成功反攻大陆才有可能。” 蒋经国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一再称赞肯尼迪政府与台湾的合作，特别是与台湾联手对中国大陆实施U-2高空侦察的决定。俩人还就中、苏争执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关系，国民党军队最近袭击大陆的具体细节，中华民国政府空降大陆的计划、结局的预想，国民党在大陆的情报及其可靠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交流中，肯尼迪突然问：“是不是有可能把300到500人空降到远在包头的中共核设施？参与行动的飞机会不会被击落？” 蒋经国回答：“这是有可能的。” 肯尼迪略微沉思一会儿后说：“我们美国人同意，中共政权应该被削弱，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摧而毁之。中华民国政府期望重返大陆老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我们实施一次失败的行动，我们将会处于被动的局面。1961年发生在古巴的‘猪湾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 这次行动完全是基于一个期望而不是现实的客观评估。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冷静。美国不能涉入失败的行动。假如四个到六个师的兵力登陆中国大陆海岸，然后被消灭掉，这对自由事业将是一次重大挫折。” 肯尼迪最后归纳美国的立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关于中国大陆现状的详尽情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所采取任何行动符合实际情况。我向你保证，为了最后的结果，美国会与贵国政府密切合作。” 在谈话结束之前，蒋经国没有忘记送上一件精心准备的礼物：肯尼迪当选总统前出版并畅销一时的《勇敢略传》的中译版。蒋经国笑容可鞠地告诉接过书的肯尼迪：“您这部书的中文版，在台湾也是畅销书！” 肯尼迪闻言大喜，忙不迭地说：“非常感谢！” 为表示谢意，肯尼迪特意送蒋经国一帧他签名的个人照片作为回礼。根据美国国务院记录，蒋经国与肯尼迪总统的会晤，前后持续了25分钟。肯尼迪总统尽管没有如愿答应蒋经国提出的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但是美援和继续合作的大门依然敞开。蒋经国对肯尼迪的信任大增。然而，蒋经国万万没想到，两个半月后的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图：蒋经国、英文翻译沈剑虹与肯尼迪总统在白宫面谈 ---易桂鸣：蒋经国“二进白宫”留下的遗憾

#蒋经国访美 #中央情报局 #中美关系 #毛泽东刘少奇权力斗争 #肯尼迪政府

5个月前

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图：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

#汪精卫 #送国 #反叛行为 #历史争议

5个月前

汪精卫是一个遭到中国现代史书丑诋的人物。汪氏不是一个坏人，甚至撇开年少时革命激情，至少终身一不贪污，二无二奶三姨太，三子女也没有“经商”以父荫谋私致富。汪精卫也没有仇恨二千年中国道德伦理文化。比起其死后涌现的许多窃夺权力的乌龟王八蛋，汪氏简直是圣人。其毕生污点，无非是战争时期投靠日本。这一点汪氏遭到全国唾骂，因为不懂公关。只要举例当时，史太林在赤化中国的时期，早就有毛泽东投靠苏联，拿钱要军火，颠覆国家，汪精卫如果有一位像香港特区的新闻统筹员，就可以在网络日日反击：你投苏联，成立“中华苏维埃”，我去南京组织傀儡政府谋和，只是做着这个时代合乎潮流之事。如是者日日重复，兼养一批汪粉啦啦队和什么丝带，天天在街头向农民百姓宣传，就没有问题。汪精卫只是太老实，不宜从政。不错，到了一九三九年，半壁江山早已沦陷。蒋介石指望英美法干预日本停止侵略，到这一年，欧战爆发，蒋汪都知道英美不会帮中国，因此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知识分子，都主张优先谋和，勿令苏联有机可乘，即为著名的“低调俱乐部”。主和不是问题，问题是汪精卫竟然一个人去跳火坑。在这一年，他没有想到过日本首相会时时更易，未能预见日本军方会疯狂，亦未能预见偷袭珍珠港。像一个运气差透了的赌徒，汪精卫本来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独自在欧洲漫游，像今天中国的许多富豪走资，加入外籍，但却偏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错赌注。香港人七十年后在一只猪和一头狼之间不懂判断的所谓Lesser Evil，汪精卫早就看到了。他认为在苏联和日本之间，长远而论，史太林的苏联比军事的日本更险恶，苏联更是中国人的敌人。而且一个人投日，全无班底，被日方玩弄于股掌。想不到一年多之后日本向美国宣战，汪精卫闻讯珍珠港大哭，以头撞墙，他想不到自己与东条英机捆绑，成为英美的敌人。 ---陶杰：汪精卫投日不比毛泽东投苏坏图：汪精卫国民政府前的匾额刻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汪精卫 #历史评价 #抗日战争 #民族投降主义

5个月前

1967-05 南京部队学习老三篇

#南京部队 #学习 #老三篇 #1967

5个月前

1967年民众庆祝中国氢弹试验成功

#1967年 #中国 #氢弹试验 #成功 #历史 #军事 #核武器

5个月前

1967年太原市第一热电厂

#1967年 #太原市 #第一热电厂

5个月前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蒋介石 #主和派 #汪精卫 #抗战 #民国政府 #舆论 #汉奸

5个月前

不得不和的汪精卫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汪精卫 #汉奸 #伪政府 #民国政府 #抗日战争 #塘沽协定

5个月前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汪精卫 #国民党 #共产党 #蒋介石 #黄桥之战 #国共合作 #中日战争 #中国历史

5个月前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她找到了220具尸体，说‘六四’是大屠杀；我说，我能在全中国找到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者的22,000个坟墓，这算不算大屠杀呢？”高耀洁一再追问，沟壑纵横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可惜啊，这些人都没文化，不会说大屠杀这样的话，又以为自己得的是脏病，就认命。可怜啊！”说着，高耀洁擦了擦眼睛。不仅在河南省的八处艾滋病重疫区（驻马店、周口、开封、商丘、信阳、南阳、漯河、许昌），其实艾滋病重疫区，更多户孤独老人，他们的子女全因“血祸”走上不归之路，只剩下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民间有个打油诗，是艾滋村的写照：“多少伤痕在疼痛，多少冤屈无影踪。多少荒野飘孤魂，多少冤鬼在哀鸣。”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特约撰稿人罗四鸰端傳媒图:2002年前后，河南某村的坟场（高耀洁提供）

#高耀洁逝世：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真相的斗士· 13 条信息

#六四事件 #艾滋病 #河南疫情

5个月前

回溯這場人禍，在時任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的領導下，數百萬河南農民加入「賣血大軍」，血站為獲取高額回報，沒有為賣血者進行艾滋病毒檢測，嚴重的交叉感染導致艾滋病泛濫成災。當時在健康教育研究所任職的陳秉中，為探究河南省艾滋病大爆發的原因，自費到逾30個重災區進行調查，據調查數據，至少導致30萬至50萬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10萬感染者死亡。官方面對這場災禍不斷掩飾真相，首位發現並向官方舉報艾滋疫情的王淑平、「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河南社會學者劉倩，以及艾滋病上訪者皆遭當局打壓。陳秉中接受本台採訪時認為，如果中共當局早期能接受王淑平和高耀潔的舉報，就可以將處於萌芽狀態的艾滋病疫情控制住。陳秉中說：第一我要悼念王淑平，她是英雄是功臣，如果聽取她的舉報，災難就不會發生了。可是中國當局卻打壓舉報者，由於它們沒有接受王淑平的舉報，而任艾滋病泛濫成災，，陳秉中此番無懼生死再劍指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不但未問責李長春和李克強，反而讓他們步步高升，這是一種直接的包庇行為。陳秉中說：當局一方面打擊舉報者，一方面對罪魁禍首一個勁的提拔。我把它揭露出來，可以說古往今來沒有。應該痛批那三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當然我這也是冒著打擊風險，但我就不怕了，我87歲了，我應該為受害者王淑平伸冤，也替上訪的受害者說話，這是也我的責任。早年間幫助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維權的北京維權人士胡佳也就此接受本台採訪，他表示中共當局肯定又將在「世界艾滋病日」作秀。但他表示，陳秉中揭示的才是真相，中國政府從一貫作法是，拖死河南血禍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從而帶走這段不堪的歷史。胡佳說：我切身感受到李克強執政時期，對艾滋病的封鎖和打壓，那時候官員的意思是說，等艾滋病人都死光了，艾滋病問題就解決了。每一年的艾滋病日，李克強走一場風光大秀，如果你以為艾滋病的疫情不再成為國家機密，艾滋病的問題解決了，那你真的是被共產黨的宣傳蒙蔽了，不管上邊的調門唱得多高，其實艾滋病人一直活在嚴冬裡。本台記者聯絡了數名艾滋病感染者或家屬，他們在艾滋病前夕被當局嚴禁接受外媒採訪。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衛生部前官員痛批包庇「艾滋血禍」罪首自由亞洲電台 2019.11.29 图：陳秉中探望上訪獲刑的艾滋感染者的家屬。(陳秉中提供 / 拍攝日期不詳)

#高耀洁逝世：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真相的斗士· 13 条信息

#河南艾滋病 #公共卫生灾难 #血液污染事件

5个月前

一个人的战争高耀洁教授是退休之后开始全力展开阻止艾滋病扩散和救治工作的。这是一个人的战争： 13年来，这项慈悲事业耗去了她所获得的全部奖金100多万人民币。为调查艾滋情况、救治艾滋患者、宣传防艾知识、揭露输血感染，她的足迹（后来走不动则以出租车代步）遍布大半个中国，她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血河，明察暗访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15个省区。她走入过100多个村庄——出访一天，一般情况是查访2、3个村庄，多的时候一天查看过7个。她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到访之处，她留下金钱、药物、资料和口述的防艾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绝望和怨怼；延长前方探访的道路，增加未来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不等的艾滋病教育普及读物100万到150多万册。她没有发行网络和渠道，只能利用邮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两个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全国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机构单位地址。她曾背着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艾宣传纸，风尘仆仆奔到火车站，站在寒风中向往来过客散发。后来则与医院、学校、报亭、报章杂志社建立联系，请求帮助，定点散发，或者请自己的熟人带往农村……。她发往中国公安机构的防艾资料就有30万分，据信全部从邮局消失，没有抵达。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已经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3、4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没有让任何一封来信泥牛入海：每个写信人都会得到她的回复。回复信件的背后，是具体的救助工作。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至今以八十高龄的记忆，她能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这样的孤儿，即便救出一个，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过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聪拯救的艾滋病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来访问，多的时候一天接待过58位。高耀洁教授没有机构和组织、没有经费和资助、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当然也没有薪水和报酬。13年来，她先后有过100多位追随而来的“防艾”义务工作者，却“绝大多数危难而退”了。这天大的事，中国国家总理应该过问的事，中国国务院、中国卫生部、中国民政部、中国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官员应该负责的工作、恪守的职责，高耀洁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担当了。 2007年，八十高龄的高耀洁教授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捍卫人权“环球女性领袖奖”。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在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地表达自己对高教授的钦佩。凭着美国普通人的直觉，她将高耀洁教授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同时正确地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丽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北明：民国最后一个背影 —— 记中国医生高耀洁图：高耀洁走访艾滋村，与当地村民在一起。拍摄日期不详。（高耀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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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个人抗争 #高耀洁

5个月前

2004年10月17日山东一个采血现场。左上方白色牌子上写的字是：“采血者请上二楼”。陈江拍摄，地点：山东郓城。高耀洁提供。

#采血现场 #山东郓城 #公共卫生 #无偿献血 #血液安全

5个月前

1967年北京市男二中

#1967年 #北京市 #男二中 #历史事件 #文化大革命

5个月前

1966年国庆典礼32111钻机队

#国庆典礼 #1966年 #32111钻机队

5个月前

检视这位貌似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的一生，你会发现她身上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她是民国生人，从小被迫缠过足，天生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熟读“四书五经”，文言基础扎实；她12岁时，家人被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绑票，半个多月后支付了30万块大洋（见曹县志）才把人赎回，可结果崔田民部仍将整个村庄洗劫后付之一炬；文革中，她惨遭红卫兵殴打致伤，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她一度被关入医院的太平间，仅靠着好心人每夜接济食物才得以活着，断续时间竟长达8个多月！1966年，她不堪折磨试图服毒自尽，所幸被及时发现而救下；她是一位杰出的妇科专家，她让许多患有疑难杂症濒临死亡的妇女得以存活，她拯救过的难产、早产儿更是无法计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贡献巨大，500多病例的治愈率达90%以上。她曾获得过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过邓小平、胡耀邦的接见；她65岁退休，却一脚踏进揭露中国艾滋病的惊天骗局之中，从此欲罢不能。她将100万的奖金尽数花在了艾滋病患者身上； 1996—2007年间，她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血祸调查。为了查访中国各地的艾滋病情况，她的足迹遍及十五个省区。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竟一一回复，未曾忽略任何一位求助者！此后的年月，对她的打击与逼迫接踵而来。老伴在她走访艾滋病患期间因病去世；儿子早年被判刑，心身破损；小女儿被剥夺工作权利无以为生。言及亲人，她垂泪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好母亲。可是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名。80多高龄，她依然能够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 2001年，她被“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但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的原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因为他们害怕她会向全世界讲出“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的真相；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同年，她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但由于政府阻挠她无法去马尼拉参加颁奖典礼； 2007年以来，她因为揭露艾滋病丑闻，遭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阻力、刁难和迫害。官方、黑势力甚至家庭内部全都视她为敌人；老伴儿的去世，儿女的远离，她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然而，2007年也是她走向世界的一年：她因获得美国的“妇女领导者奖”申请出国领奖，河南当局全力阻止并要求她对外公开表示“自动放弃”，甚至把她遭受精神重创的儿子动员上门，给老人磕响头，跪请母亲“听组织上的话”。老人扶着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泪流满面。可是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最后，还是因为吴仪放行，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从中斡旋，她才得以赴美出席颁奖仪式，并在白宫与希拉里见面。同年，她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同年，38980号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图1:文革前高耀洁全家福（高耀洁提供）图2:2000年到河南慰氏县爱滋村为爱滋病病人送药物（高耀洁提供）图3:2003年，与揭发京城“非典”黑幕的著名军医蒋彦永共同接受媒体访问（美联社）图4:2002年前后，河南某村的坟场（高耀洁提供）

#民国历史 #记忆超群 #读书过目不忘 #四书五经 #八路军绑票 #曹县志 #文革遭遇 #红卫兵 #村庄洗劫 #传奇人生

5个月前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见到了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回答：“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才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博客里写道：“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她认为：“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她还说：“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她曾收到一位叫周洪强的家长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她说：“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让她倍感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她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当时河南的主政领导：李长春“卖血”，李克强执政之后没有揭发，他不敢顶，继续隐瞒。李长春之后接班的那位（接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想查血头，但中央把此人调走了。所以，李克强会做官。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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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血液传播 #非法血站

5个月前

《北京日报》文艺周刊编辑李静发表在2006年的《红豆》杂志上的散文《名字的怨尤》。作者李静写到：莫言是好笔名的范例，他的题词也是好范例。去年我们一干人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他被请求在纪念簿上留下墨宝。只见他挥毫写道：“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文章中还写到：莫言题罢，他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馆长毫无表情的脸。 ---晨风细雨：也谈“莫言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留言”

#莫言 #辽沈战役 #北京日报 #红豆杂志 #名字的怨尤

5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建政后，对抗战三次改变宣传内容： 1，建政初期，共产党全面篡改抗日战争史、他大力宣传共产党全面领导抗日八年，同时讲抗战胜利了，躲在峨眉山下的蒋介石不仅不抗战，还来窃取胜利的果实。 2，70年代毛泽东死后、对抗战的宣传的内容，逐渐改为共产党的军队是抗战的主力军，在敌后作战，国民党军队起到辅助作用，同时禁止谈国军抗日英雄的事迹，显示国民党无能······ 3，2000年之后，对抗战胜利的宣传，共产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共同参战，相提并论，同样重要，均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知情者、身临抗日处境的长者们，认为是不公平。由此可见共产党是多么会编造谎话、谎事，多么会用抗战胜利作幌子，一次再次宣传共产党抗日的作用与丰功偉绩，编造夸大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事实，忽悠百姓，欺骗中国人民是共产党一贯的伎俩。 ---高耀洁：亲见国军轰炸日军，共军正躲在敌后种大烟

#抗日战争史 #中国共产党 #宣传策略

5个月前

#1967 #上海 #历史

5个月前

1966年上海第三钢铁厂

#1966年 #上海 #第三钢铁厂

5个月前

1967年上海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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