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苏联借粮助东北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周恩来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大饥荒期间东北饿死人 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主要原因【注9】。 而美帝国主义那个时候也曾经伸过来橄榄枝,要给我们粮食援助。中国特使王炳南却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大义凛然地回绝了美帝的粮食援助【注10】。 实际上,在那三年期间,我国不仅没有开口向国外要过一分一厘的援助,还对世界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慷慨大方地援助过别的国家若干万吨粮食。当时的中联部长王稼祥就因为反对这样不顾国情的慷慨大方而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注11】。 令人吃惊的是,在成百上千万农民饿死的同时,我国官府的仓库里居然还有为数可观的存粮【注12】!更可喜的是,三年大饥荒期间,我国茅台酒的生产居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三年中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国人自饮。生产这些茅台用粮共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粮食【注13】。在那个一切粮食都要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年代,是谁批给茅台酒厂这么多本来可以用来救济饥民的粮食的呢?那些茅台酒又让谁给喝掉的呢?哪管路有饿死鬼,朱门永远有酒肉啊!多么伟大的一个工程啊! 照这么看来,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那场人祸既怪不了上帝,也怪不了美帝,还怪不了苏修,那么,究竟是谁闯的祸呢?这在国内至今仍是个机密。 五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了无数次。被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人不下几千万。绝大多数被打死、冤死、整死的革命干部们和革命知识分子们最后都得到了厚葬,他们九泉下之魂也得到了安息。可是中国大地上有谁给那几千万饿死的农民落实过政策?有谁安抚过那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有谁哪怕竖立一块墓碑纪念那几千万并不该死的农民? 不是说人民政府爱人民吗?不是说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吗?不是说社会主义好吗? 那为什么在那个并没有全国大面积灾害和任何战争的年月里,饿死那么多人?    那为什么把饿死人的数据绝密封存,至今还不让学者去研究探讨?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向老百姓隐瞒当年的真实惨状?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没人对这场人祸负责?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没有审判那场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谁出来为那人间惨剧道个歉? 无独有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境内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也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纯粹是由于苏维埃政府瞎折腾造成的大饥荒。四百多万乌克兰人在饥荒中被饿死。那件事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可乌克兰人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健忘,或者根本就不打算从我国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健忘技术。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那场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全国“饥荒纪念日”。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注14】。从那以后,每年的那一天,乌克兰人都要沉痛地纪念那个日子。 中国有纪念我们的大饥荒的这一天吗?也许将来会有的。几千万中国农民难道就那么白白地死去了吗?那一段悲惨的历史就真的这么愉快地从国人头脑中抹去了吗?我们真的就会像那个流氓期望的那样,把我国的那场人类历史最大的饥荒忘掉吗?会不会有一天,我国也设立一个大饥荒纪念日,一个纪念中国大饥荒的墓碑在河南信阳被高高竖起来,让子孙万代永远铭记那个导致了几千万农民死亡的人间惨剧,把那个罪魁的名字也刻到那墓碑上去,警惕国人,从今以后,别再迷信任何“大救星”,别再把人祸当天灾,别再把治国当儿戏,别再视农民如蚂蚁? 或迟或早,那一天一定会到来,我相信! ---中国人,别再把人祸当天灾——中国大饥荒五十年祭 ·解 滨·
朱韵和
4个月前
文化革命十年间,几乎一切娱乐活动都是“四旧”被禁止,老百姓绝对想不到外面在轰轰烈烈革“旧文化”的命,中南海却还在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跳交际舞,搞“四旧”! 毛泽东又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专用的“118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 “会议室”,其实是毛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做“和尚”的几天日子结束了,据李志绥说“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著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直到1972年,毛因林彪事件气得中风后行走不便,这舞厅才停止使用。若以装修“118”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李志绥的书中有一段:1969年5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李志绥感叹道:“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的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毛坐火车周游全国,会导致所有相关线路的列车停驶,这造成的损失比为他专门配一架空军一号来的大”。 5年后,这批人该置换了。毛泽东将她们送到了北京大学。当时“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几个毛泽东的“女友”就变成了北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 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 ---毛泽东“开后门”让女友上大学 作者: 周亚辉
朱韵和
4个月前
“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 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档,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 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档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致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像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档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宋永毅:江青和张玉凤的秘密战争
朱韵和
4个月前
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在一起看电影。 片名:《云中落绣鞋》。 出厂: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 看完这部片子,主席问了小张、小孟、小李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可笑的问题。 “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青年,哪个好些?”主席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 啦。”小李脱口而出。 “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已有,还陷害别人。”小孟也随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了张玉凤。 “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知要问这么个问题?”小张也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便不再往下说,却把眼光移向她们3个,意思是等待她们的反驳。 “那为什么,我们可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主席兴趣很浓地与几个姑娘争辩。 “噢,他聪明?他太奸滑了,这种人太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 “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小孟又说。 “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 “反正咱们也说不过主席,行了,总是您有理,对吧?”小张倒是想着结束这场争议了。 的确,当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同情给了那个忠厚实意的井下青年,而无不憎恨否定那个狡猾的井上青年时,毛泽东却并不苟同这种公正的看法,甚至连一点同情也不给予。 毛泽东的确有他自己独有的思考习惯,他常常从人们习惯的思惟规律中摆脱出来,从事物的几个方面去分析问题。这也许是他成为一个思想家所必要的。好与坏、大与小、快与慢、强与弱、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之间,他会看到它们之间的转化。变化、运动、发展,是永恒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俄国有个诗人普希金,他写了一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很喜欢。”主席很少谈到外国的作家,但这次却突然提到了普希金。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上小学时,看过这个动画片,那个贪心的老太婆真是可恶。” “你要看到那老太婆的贪心,太可恶,你可没有看到这个贪心中有可爱的一面。”主席仿佛故意唱反调。 “老太婆老让老头子去向金鱼要这要那,最后还要当女皇,还要让金鱼来服侍她,怎么样?金鱼生气了,老太婆还不是一切都没了,只守着这个破木盆。” “人贪得无厌是不好,但人要贪得有厌,那恐怕世界也就不前进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都满足了,到了厌的程度,那还要变革,还要追求什么呢?” 这又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赞成老太婆的追求,不断的追求。 “主席的看法,老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很怪。”这是孟锦云的结论。 “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小张也有同样的看法。 难怪,年轻时代的毛泽东,老师在给他的诗的评语中,就称他为“怪才”。 ---孙文广:私人近身护士谈毛泽东黑心
朱韵和
4个月前
少年毛泽东的领袖欲 60年代,他近身的人问过毛泽东:“主席您小的时候想过当领袖吗?” 毛泽东回答道:“想过,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去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毛泽东的晚年生活》P193 不知他当时 是否想过,将来会把亿万中国人民当做一群鸭子来驱赶,把成千上万的人民赶向死亡的深渊。 毛泽东在17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蛙》的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P159 在这首诗中毛泽东的霸王之气,帝王之势已经跃然纸上。 早在1928年毛泽东任湘赣界特委书记时,他的专断就曾受到非议,一度被称为“独裁书记”后来也一度担任过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曾说过:“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7 毛泽东的专横独断表露在1930—1931年他亲自领导的“肃AB团”大镇压中,此事造成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当时红三军的冯笃才对黄克诚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17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朱韵和
4个月前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争夺政权其维持政权过程中,全部都是经过你死我活、血腥残暴的恶斗。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全部不遵守公平公正的竞争游戏规则,而奉行土匪、强盗流氓黑社会的竞争规则,也就是比赛搞阴谋诡计,比赛残暴下流无耻,争到最后,往往是最恶劣,最心黑手辣的,最无道德人性的家伙胜出。这 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共同特点。 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全部依赖秘密政治警察恐怖统治,没有一个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共产党国家,就是通过叫做契卡后改称克格勃的秘密政治警察对全社会进行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像纳粹的盖世太保一样,他们拥有绝对权力,没有任何底线,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杀与夺的大权,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恐怖。也就是用恐怖统治,而不是依赖法治,这也是共产党政权的同一特征。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实质上都不是由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全部是由外因强行介入引发的产物。因为社会的发展进化有其规律性;而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然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自动出现的。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以后,人类社会必然演变成共产主义。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是这种现象,绝大多数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由外力强加的。 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全部杀人如麻,毫无人性,充满兽性,同时它们的道德高调唱得最高、而实际干的却全是最下流无耻的勾当。也就是说它们口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必然造成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都变得道德沦丧、尔虞我诈、欺诈横行、不仁不义。 ---【郭国汀】共产党政权纯属流氓政权
朱韵和
4个月前
赈灾结局 张凯帆开仓放粮案 像彭德怀一样的良知还未被中共完全泯灭的官员,不仅中央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地、县、社、队也都大有人在。他们全都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凯帆,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 查,他从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全征购3 亿斤。张凯帆十分震惊,他是无为人,知道无为全年产量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就被刮光了,还怎么生活?,他决定去无为调查。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大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 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3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多万老百姓。因为这件事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被打成“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撤销副省长并下狱。家属和亲友因受他的牵连遭到残酷的迫害,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其家族被迫害致死20多人(张凯帆说是5人)。 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4个月前
毛泽东专列 铁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列车又具有很强的时间性,一趟列车如果不按规定时间行驶,势必造成其他列车延误,秩序错乱。而毛泽东的专列一开,可以想见的是,这一条铁路就成了专线,沿途所有的火车都得靠边稍息。又因为毛泽东的专列具有最高级别的保密制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开到 什么地方, 要见什么人,要办什么事,只有毛泽东一人掌握。因此,专列一开,整个铁道线都要叫停,清场,拉窗帘,待避……如此一来,必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社会主义的晚点”似在情理之中了。(见孙贵颂《毛泽东的专列》) “主席乘坐的专列,由三组列车构成。前面是先锋车,驻有一个警卫连,并装有安全测试的仪器设施,探测范围达四周60米。后面则是押道车,也驻有武装警卫,置有无线电通讯设施。”(《1971:惊心动魄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金华区段专列副司机华春南亲历记》党史博采2004年第4期) 毛泽东的专机有主机和副机两架,主机为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即让毛泽东坐副机。副机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1956年5月3日,毛泽东飞往广州,这一天禁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毛泽东家居》P332-333) 毛泽东专列是“防弹、防核辐射的,有一个警卫连前后护卫”;“第一节行李车厢里还载有北京带来的、斯大林送的‘吉斯’小轿车”。(《毛泽东家居》,P336) 2014年4月8日,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 :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专列》,邀请了曾担任毛泽东警卫队长的陈长江和服务员王爱梅作客回忆。据陈长江回忆,原毛泽东专列警卫最多时有200多人,后来有100人(前30人,后30人,中间40人) 从上面的资料看来,毛泽东专列上的警卫员、乘务员等在不同时期人数不尽相同,后来大概稳定在150人左右。 因为毛泽东身份特殊,其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据毛泽东专列司机华春南回忆:“(在杭州)我们司乘人员与厨师、警卫人员一起吃住在车上,中断与外界一切联系,短则一周几天,长则几周、个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离车,直到再一次把专列开到城站,主席上车离开杭州为止。”(文楚《1971:我为毛泽东主席开专列》,载《文史博览》2002年第6期) 特别是那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员,要忍受长达数月的与家人离别之苦。 ---麻昌贵:毛泽东的奢俭之争 (1/3)
朱韵和
4个月前
毛泽东眼里的中国女人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谈话: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女人倒是过剩。(笑声) 基:女人是没有配额或关税的。 毛: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笑声) 周:一定, 而且是自决自愿。 毛: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绝对是个灾难,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笑声) 基: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在座的女士笑得特别厉害) 基:主席正在推销他的观点。 毛: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笑) 基:这真是一个新奇的意见,我们会好好研究他。 毛: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笑) 毛: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懂得如何作战。 唐(闻生):那不一定,有许多妇女特遣队。 毛: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你将很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假如这几分钟的谈话公开,将引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首先,它将无法通过外交部这一关。 毛: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那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将会议内容公开。 毛: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今天我们有关女人的用词应该销掉。(笑) 基:我们将从纪录中删除。(笑)当我回去后我们将开始研究这项提议。 毛: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陷害美国的阴谋,那就是送一千万名妇女到美国,藉著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其利益。 基:在我的印象里,主席已经非常确定这个想法,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下一个记者会上使用它。(笑) ---朱忠康:毛泽东眼里的外国右派和中国女人
朱韵和
4个月前
左大玢 1959年(左大玢才16岁--笔者),左大玢在湘剧界已小有名气。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们到湖南省交际处(现在的长沙市湘江宾馆)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果然,当她登台表演时,发现了台下竟有毛泽东!…… 戏刚演完,又开舞会。那时左大玢还不会跳舞,她打算卸完 妆早点回家。 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毛主席可能会来跳舞。”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直奔舞厅。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舞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刚坐下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问她:“你是演王玉环的吧?”左大玢点了点头。这位女同志又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戏很高兴,等会儿你陪他跳舞吧。”能当面见到毛主席,这当然是做梦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会跳舞,她怕在毛泽东面前出丑,因此有点儿犹豫不决。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说:“你还不会跳吧?没关系,我找个人教你,很容易学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泽东的卫士,姓封。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转了几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门道。要她陪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侯波。两个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过来问:“学会了吗?”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厅的一侧走。一站定,天啊,她发觉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泽东面前!左大玢激动不已,手足无措。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动,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左大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随着毛泽东跳起来,但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一曲舞跳下来,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后,毛泽东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见到毛泽东时再也不紧张了。…… 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工作之余举行舞会时,毛泽东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的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警卫员们和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便悄悄地给左大玢布置了一个任务:“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黄禹康,《“观世音”与毛泽东的忘年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年09月07日) ---毛泽东的奢俭之争 作者 麻昌贵 (一次休息时,左大玢看到毛泽东水杯里的茶叶一根根地竖着,就好奇地问:“毛主席,您喝的是什么茶,怎么都竖在水里呀?”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这是岳阳君山的毛尖,是上等好茶哟!”少不更事的左大玢想都没想就蹦出来一句话:“我口渴了,我也要喝您的茶。”毛泽东笑笑,说:“喝吧,喝吧,我们喝一杯茶。”这时王任重过来汇报工作。毛泽东指着王任重问左大玢:“你认得他吗?”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介绍说:“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然后又指着左大玢说:“她是湘剧院的演员左大玢。” 王任重走后,左大玢像小孩子似的拿着毛泽东的手一边看一边问:“主席,您有几个螺呀?”“你呢?”毛泽东反问道。“我才一个螺,一螺穷呢。”左大玢撇着嘴说。毛泽东这才注意到这个女娃每次见她时都穿着同一身衣服,便打趣地说:“一螺穷?难怪你老是穿同样的一件花布衫。”左大玢数完毛泽东手指上的螺惊叫起来:“主席,您有十个螺呀,难怪当‘皇帝’!”毛泽东听后笑得前俯后仰。 ---作者:万伯翱)
朱韵和
4个月前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 可是毛泽东读历 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9: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个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阳谋》尾声 丁抒
朱韵和
4个月前
封建时代是如何赈灾的 清乾隆年间,颜希深(净甫)被任命为山东平度州知州时,其母跟随儿子到了山东任所,人称“颜太夫人”。没过多久,颜希深到省城济南公干,不巧的是,突然天降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于是引起山洪暴发,平度顿时成为一片泽国。城中居民纷纷涌上城头,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 三形容:“哭声殷天”。 颜太夫人立即命令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衙门里的吏役都纷纷劝谏:“万万不可!这是大事,必须立即详细奏明皇上,待皇上批准后才能办理。否则擅自开仓放粮,可是个重大的罪名,必将受到严厉惩处呢!希望太夫人三思”。太夫人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平度距省城五六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数十万灾民早已全都变成饿殍了!你们大家不必害怕,赶快打开粮仓,解救老百姓的倒悬之苦。至于我儿子的功名富贵则根本不用考虑,有什么罪责,全都由我与我儿子承当。即使奉旨抄家,用我们家的全部资产抵偿,也差不了多少,绝不会连累诸位的。”。说完,把自己的发簪、耳环等全部摘下来,换成钱买了米,连同官库中的粮食,都运到城头,当场发放。 有不少灾民攀在大树上、屋顶上,根本就没法生火做饭。太夫人又命人做了不少糕饼,放在竹筏上,撑往灾民的栖止处发放。就这样,水灾虽然相当严重,平度州却没有饿死一人。颜净甫在省城得到了水灾的报告,急忙赶回州城,州府的属员向知州报告散发粮仓米谷的经过,颜知州听了,满面笑容的对属员们说:‘我母亲要你们这样做,那是十分正确的,赶快为我缮具呈文,向省级长官报告经过,我当即派专人回家变卖家产,以便赔补粮仓的米谷,你们是没有责任的,大家可以安心’。哪知呈文禀到上峰,山东巡抚大为惊骇,以擅动仓谷的罪名,上疏皇帝弹劾颜希深,只不过,颜太夫人救活平度数十万灾民的消息早已传至北京城。乾隆皇帝看了奏章后说:“有如此贤明的母亲,有如此实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不保举、不推荐,却反而弹劾,如何劝勉各级官员?如何抑恶扬善?”,立即提拔颜希深为山东泰安知府,颜太夫人则赏赐三品封衔。 康熙认为自古以来,官僚的各种不良行为中,以隐瞒灾情最为恶劣,凡是报灾延迟的官员都要受到惩罚,相反,擅自动用钱粮赈灾的官员,可免于处罚。 康熙九年,淮扬地区大水为患,灾情严重,康熙不惜截留运往京师的漕米赈灾;康熙十八年,京师发生地震,波及附近州县,康熙除拨款救济外,更在五城设厂赈灾,派医生为灾民治病。 从此,每年冬天至年终,在五城设厂赈灾遂成定例;康熙二十八年,直隶旱灾,康熙赈灾之余,还资助贫民购买耕牛和种子,以便及时春播;康熙三十年,陕西旱灾,官员未及时上报,康熙在革除失职官员外,还取消元旦筵席,以表达对灾民的挂念。对于这些局部的灾害,皇帝都如此重视,到底谁爱民,谁在残害我中华百姓。 再看一例: 房琯在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被任命为河南卢氏县县令。他在卢氏县任上,革除积弊,废弃酷刑,兴修水利,发展农工,政绩卓著,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好官。不久后,豫西地区便遭遇旱灾,很多饥民逃荒要饭。面对灾情,房琯心急如焚,连连上奏朝廷,请求开仓放粮。而此时唐玄宗雄心已退,渐渐沉湎欢娱酒色,放粮之事迟迟未见批复。 开仓放粮乃国之大事,未经朝廷恩准私动公粮是要杀头的。眼看很多灾民就要饿死,房琯决心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万民得生,毅然下令全县粮仓同时开仓赈济灾民。灾民们见房县令冒死放粮,深受感动,不争不抢,秩序井然。仅一天时间,大部分灾民都分到了救命的粮食。这时,他写好一道救民于水火的呈文,打算以死谢罪。可就在第二天,他正准备派人送出呈文之际,圣旨已到:皇上下令,准予放粮。庆幸之余,房琯立即呈报了完成放粮任务的回复。朝廷接报后,认为他办事沉稳神速,不久便委以重任,调入朝廷供职。唐肃宗时,房琯被任命为宰相。卢氏县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在卢氏县的祁村湾村原粮仓处修建了一座“房公祠”。该建筑经历代维修现仍残存大殿、卷棚两座和石碑四通。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4个月前
粮库满盈却不准赈灾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原河南省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 后来也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说:“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不仅是信阳粮库是满满的,全国的粮库也是满满的,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 也就是说: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国库粮食也是最多的时候,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再以某天为例,60年6月3日这一天,是最青黄不接,饿死人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些粮食存放在全国各地:北京有2.3亿斤、天津1.15、上海2.53亿斤、湖北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各省都有。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库存;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的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粮食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去开仓放粮。 在中共之前历史上发生大饥荒时,官府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1960年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并且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中共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粮食征购和粮食库存,其中的奥秘,只有中共最高层才知道。 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多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是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按党的方针办”。曾希圣后来又在1960年10 月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1962年2月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几百万人,民愤极大,但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4个月前
华山救亲故事 1962年5月5日,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允许内地饥民自由赴港,到5月25日时,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当时一个月内累计南逃15万人,在广东省的一些村庄,人们全数外逃,一个不剩。 这一波逃港过程中,有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的华山,这里是逃 港的中转休息站,当时这座山尚未开发,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茂密树林,难民们饥饿疲惫,而且即将面临港英政府无法安置自己的新决定。 香港是个弹丸之地,短时间内涌入的大量难民令港英政府头疼,5月14日,港英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并对涌入香港的难民采取“即捕即遣”的方针,没有什么消息会比这更让困在山上的难民们更加失望。 在港英政府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的背景下,金庸旗下的《明报》于5月15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 5月16日,《星岛日报》也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此后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前后共有十多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香港市民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的同胞,甚至包括接走并匿藏到自己家中,用实际行动与港英政府的遣返政策“对抗”。 香港市民对难民同胞的积极帮助也被当时的媒体所记载,5月17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 “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后来,警察将这些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位于石湖墟的收容营地。港英政府决定,让这些难民进入收容所后获得两餐丰盛的免费自助餐,第二天再派车将他们从罗湖桥送回内地。 他们一旦被遣返,等待自己的将是和过去一样望不到头的忍饥挨饿,甚至会由于逃港而遭受致命的迫害...不少香港同胞不忍心看到这一幕成为现实,于是他们当夜就守在收容营外,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为了表示同情,连闹市区很多娱乐场所都主动停业了。 摄影机没有拍到的是,还有上百名香港市民冲出马路,躺在路上用身体阻挡车队前行,趁着这个过程,车内难民跳出车厢,成功逃跑。香港市民为了留住这些难民,不惜彻夜守候,自费物资,甚至敢于用自己的生命挡住遣返车辆的去路。 在香港市民的掩护下,不少难民纷纷跳出车厢,免于遣返,顺利走完逃港的最后一步 香港精神正如后来那首著名歌曲《狮子山下》的歌词一样: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这首歌的作者罗文,正好也是1962年的逃港难民。在罗文的百度百科条目中,对于其逃港的描述只有“1962年,他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发展”这样一句话,但又有谁能体会这一笔带过的一句话背后有多少苦难?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山救亲发生的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大陆为了赚取外汇,即便顶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和粮食短缺压力,也保持着对香港大量的食品出口,每月货物价值达到当时的1000万美元。 香港同胞看到这些丰富又精美的食品,想到的是这些食品背后的血与泪。他们纷纷购买这些食品,然后立即寄回内地的亲友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香港商店的代寄邮包服务就此应运而生。 三年困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1998年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等无数场合,在需要帮助时,香港都没有缺席过。 图: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拉里.伯罗斯1962年5月在香港华山事件中拍下的逃港者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