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2518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96419

阅读

4个月前

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遭镇压两天后，停在北京街头的坦克。 Tanks sit in a street in Beijing two days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David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FILE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民主抗议 #坦克 #北京 #镇压

4个月前

图1：天安門屠夫：鄧小平和李鵬。（藝術家 / 果耳）图2: 绘图：JULIA KUO

#天安門事件 #鄧小平 #李鵬 #艺术

4个月前

在1997年以前，当地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的处罚一般是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但从2000年以后，根据邵阳高平镇的村民说，当地有关部门对超生的家庭，开始不砸房子了，而是改为“没收”小孩。他们为啥要这么干呢？记者发现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首先，大的历史背景是中央从2005年12月取消了农业税，这使得地方政府少了一大块收入，于是很多地方就搞出了新花样，把“社会抚养费”作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所谓“社会抚养费”就是超生家庭为超生的孩子要缴纳的费用，最著名、金额最大的一笔“社会抚养费”大概就是导演张艺谋交的。但这个费用的收缴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毕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拿出700多万的。刚开始的时候，当地每个超生家庭需交纳大约3000到4000元的人民币，但对那时候的他们来说，这也算一笔不少的钱了。可是，“恶政”之所以是恶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毫无人性的，因此就往往会进入一个变本加厉的恶性循环。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以“县乡村三级联包”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县、镇、村三级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划生育工作绩效挂钩。从此，“计生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疯狂的敛财工具。一旦成为了“政绩考核”的指标，获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目的。随着考核指标的不断加码，某些人发现，每家收个几千块已经满足不了，何况，有些家庭就连这几千元也交不出来。这时候就出现了更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本来应该是为孤儿、残疾儿童谋福利的“福利院”参与进来了。因为“福利院”有个特殊的管道，叫做涉外收养，就是把中国的孤儿给外国人收养，每个孩子可以得到3000美元的“赞助费”。而这笔钱，远远超过之前的“社会抚养费”，于是，把孩子抱走，就成了他们的普遍做法。据当地官员称，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个家庭需交纳大约3000到4000元的人民币，以“抢走孩子”要挟时，金额就涨至1万元人民币，甚至几万元，就是要逼着你交出孩子。实际上，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很多地方政府就已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来扩大收入，用于乡镇机关支出。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在2004年和2005年，近九成以上的社会抚养费成为“非规定支出”，绝大部分属乡镇机关支出。这种事整个的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在发现超生家庭之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第二步，婴儿被送往福利院，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第三步，婴儿被福利院卖往国外，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财新报道，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然而，这些婴儿的家庭多是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人，他们能看到这些公告的概率非常低。也就是说，公告达到法定的60天后，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就可“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这些婴幼儿被统一变成姓“邵”，已经有很多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这就是“邵氏孤儿”的来历。后来，最早报道“邵氏孤儿”的《财新》记者庞皎明被除名。 2011年11月，美国电视台的《Harry’s Law》播出过一期名为“American Girl”的节目：故事情节就是一对中国夫妇：陈军和陈燕，在美国找到了已被美国家庭领养的女儿。他们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将女儿要回来。 ---老鱼君：从“调剂”孩子到“邵氏孤儿”，还有多少这样的惨剧？

#计划生育政策 #社会抚养费 #邵阳高平镇 #农业税取消 #利益链条 #地方政府收入 #历史背景

4个月前

段小文：计生干部抢走15名孩子抵罚款！孩子全被卖到国外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湖南隆回县高平镇的计生干部以老百姓征收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抱走当地老百姓的孩子，予以没收，然后把这些孩子以弃婴的名义，由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送往美国等地，从中牟利。一、杨理兵的女儿杨玲被计生干部强行抱走后卖到了美国。 2004年7月29日下午四五点钟，隆回县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的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为了谋生，便离开老家，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南下深圳打工谋生。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杨理兵的父亲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看到两个老人抚养的杨玲，强征“社会抚养费”，杨理兵的母亲看到他们很凶，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但还是被发现，最终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带走了杨玲。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高平镇计划干部刘唐山等人提出，杨家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杨家四处筹借，但只借到了4000元。当他第二天再去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二、为了安抚杨理兵，镇里作出相关承诺。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并且可以办理两个‘准生证’，不用交罚款。杨理兵并未答应，只是一心想要回自己的孩子，待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却根本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痛哭着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三、3年间被计生干部“没收”的孩子达十多人。通过群众的举报，高平镇自2002年到2005年的三年时间里，先后以计划生育抚养费未交清理由被计生干部抱走的婴儿除杨理兵在外还有十多人，大致情况如下。 1、2002年7月29日，该镇大石村袁名友带养的取名为袁红的婴儿被抱走，该婴儿已在当地交了罚款、并且上户。 2、2002年11月25日，茅坪村袁新权所生的女婴被抱走。 3、2002年6月16日，茅坪村袁明三第三胎女婴被抱走。 4、2004年，回小村袁家石带养的女孩被抱走。 5、2005年，西山洞村袁朝容在广东抱回的弃婴，被强行抱走。 6、2003年5月23日，金凤山村周英喜抱养的女婴被抱走。 7、2002年，合兴村李谟华带养取名李艳，已经上户的女婴被抱走。 8、2003年6月3日，茶山村袁朝辉的第二胎女婴被抱走。 9、凤形村袁精南的第三胎女婴被抱走。 10、2002年4月19日，高凤村曾又东的女婴被抱走，2009年查实，现被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家庭收养。 11、里湖村聂庆瑞带养的女婴被抱走。 12、2003年3月15日，黄信村周英和家取名为周娟的女孩被抱走。 13、2002年4月6日，大水村袁家焱带养的女婴被抱走。 14、雪界村李昱文带养的小孩被抱走。 15、合兴村魏太喜带养的已经上学的男孩被抱走29天后，终于追回，也是唯一一个追回的。四、抱走的小孩被漂白成弃婴的作法。 “高坪镇民政办现送来女弃婴一名。请接收。”2002年至2005年，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这样请求接收弃婴的申请书。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收到这些孩子后，依照《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社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规定，发布公告。 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这些婴儿被送到不同的地方抚养，很多可能被送到国外。2008年，中国儿童第二大收养国荷兰，其EO电视台在中国孤儿问题电视专题片中，除了检讨荷兰从中国收养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疏漏，也指责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涉嫌将高平镇计生办送来的婴幼儿变为“弃婴”的行为。五、绝大部分婴儿下落不明。这些弃婴只有几个经过好心人士的帮助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人，走上了回家之路，但是绝大部分婴儿至今下落不明。杨玲，现被美国家庭收养。 2002年5月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第三胎婴儿，现被美国家庭收养。 2003年5月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黄信村周英和家的周娟，下落不明。 2004年9月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李艳，下落不明。 2002年被计生办人员带走袁红，下落不明。 2004年下半年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袁庆龄，下落不明。图1，2：当地老百姓所举报的内容

#计生干部 #孩子贩卖 #湖南事件

4个月前

鲍彤：“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闹清楚。李南央：当然没有了。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李：“保党”是个误区？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这么说，就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鲍：对！一样的，破罐子破摔了！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对邓小平来说，赵紫阳要做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邓小平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搞下去了。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明？李：嗯，您有什么证明？鲍：用什么来证明？证明之一，耀邦去世以后，政治局开常委会讨论耀邦的丧事，当时杨尚昆也在，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胡耀邦，我们怎么办？什么态度？赵紫阳回答：“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赵紫阳是这样回答的。李：噢！鲍：这一句回答，立即让邓小平警觉了。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你说出一个人来。你没有人，那我不换嘛。说明什么？邓小平要赵紫阳帮他提建议，帮他干活儿。李：这个常委会是什么时候开的？鲍：4月18号。李：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前。鲍：4月15号耀邦去世，社论是4月26号。何以见得邓小平是在4月18号这一天的常委会后决定要搞掉赵紫阳的？李：嗯？鲍：在赵紫阳召开的这个研究、确定追悼胡耀邦规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了这样几条：下半旗，全国下半旗，使馆下半旗；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瞻仰遗容；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悼词的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号，也就是第二天，常委会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说不能提了。李：第二天就不行了。鲍：哎，19号就不行了。除了这个提法不行了，“十万人”也不行了。根据什么？根据张万舒（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回忆录——《历史的大爆炸》。19号上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是昨天常委会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十万人的追悼会；接着又立即通知他“不是十万了”。“十万人追悼”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突然又“不是十万人”了，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 李：噢，而且能够立即通知下去。鲍：只有一个人！18号紫阳还作了一个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因为当时学生中流传个说法，说耀邦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气死的，因为激动，犯了心脏病。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我坐的位置，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指自己正坐着的位置），耀邦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用右手指着斜对面的位置），紫阳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伸出左臂指桌子的左端头）。那次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大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改进大学教育的一个什么决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念文件，大家听，然后决定这个文件。刚刚开始念，耀邦就举手：紫阳同志，我请假，我有点不舒服。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耀邦说：过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出差到……说到这里他就讲不下去了，就趴下去了（做头伏在手臂里趴在桌子上之状）。就是说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后来到了湖南还是江西出差，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里了，发了病，医生跟他说：你有心脏病。紫阳立即说：“耀邦同志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不是要起来，要请假嘛。紫阳说：“你不要动。”马上问：“谁有硝酸甘油？”没有一个人说有。过了大约两分钟，江泽民说，“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就拿出来硝酸甘油。李：过了两分钟？鲍：唉，过两分钟。他犹豫呀，拿出来就好像是“我身体不好”，会让大家觉得他心脏有病。因此他说“我从来不带硝酸甘油的，这一次，是我老伴儿坚持要我带”，拿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没有一个人知道。后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放在嘴巴里含着。”就把药片给耀邦含进去了。这个时候耀邦根本不说话的。紫阳立即说：（温）家宝，家宝是办公厅主任，立即通知大夫来，抢救！中南海的医生赶到了以后，紫阳就说：我们大家转移，继续开会，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抢救耀邦同志。本来政治局开会是在怀仁堂，常委会开会是在勤政殿，大家就转移到勤政殿了。耀邦发病大概发生在9点到10点之间，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家宝跑过来，说：“抢救过来了。”紫阳跟家宝关照了几句，说：送到医院，好好护理。后来的去世是因为上厕所，便秘，使劲撑，心脏又发生了问题。是这么个事情。而学生中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有不同意见，耀邦火了，一激动，发了心脏病。那么，紫阳确实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增加了群众和党的对立。因此呢，作了一个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写一篇文章《耀邦同志逝世前后》，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清楚，说明耀邦不是气死的，解除学生的对立情绪。总的这么个意思。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20号发表，因此20号凌晨，也就是19号晚上12点必须发稿，全国才能通报。结果呢，又是张万舒回忆录中作的披露，说是待命发稿，到了12点0分03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不发。“不发”，是什么意思？！李：激化矛盾。鲍：对，激化矛盾！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气死的）。接着，4月22号开追悼会。就在追悼会上，紫阳又跟几个常委商量，决定三点：第一，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劝说学生返校；第二，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事件；第三，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问题嘛，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三条常委都同意了。又去问邓小平，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没说不同意。第二天（23号）紫阳就去朝鲜了，坐的是火车，李鹏去送，李鹏问：“紫阳同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李鹏他自己在日记上写的，从火车站回来，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这就是贯彻紫阳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常委统一了的。这不是很好嘛。到了当天晚上，李鹏日记上是这么说的：“晚上我去见杨尚昆，杨尚昆劝我去见邓小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他主动去见的杨尚昆，还是杨尚昆把他叫去的，没说清楚；第二，是杨尚昆劝他去见邓小平，还是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你把李鹏叫到我这儿来”，没说清楚。日记中还有第三句话（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杨尚昆到底去了没有呢？没有说。这是李鹏公开发表的那个日记，没有写。但是根据傅高义的书，那天晚上他们去见了邓小平。李：杨尚昆也去了？鲍：是的，杨尚昆也去了。傅高义书中的注解：23号他们两个去见邓小平…… 李：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鲍：对呀，他哪儿来的？傅高义注解的出处：《李鹏日记》。李：噢，有两个。鲍：对，由此可见，《李鹏日记》有两本，一本是详细的，一本是删节的。23号下午李鹏还在忠实地贯彻紫阳提出、常委们都同意了的三条意见，到了晚上就变了。怎么变的？是李鹏自己变的？李鹏有这么大胆子？送走紫阳，（在日记中）自己还说立即找乔石商量贯彻执行，晚上去见了邓小平，然后就说：“我浮想联翩，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作工，学生不上学……”什么什么的一套。因此我从这里分析，这是邓小平精心选择的时机：紫阳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把李鹏叫去。后来公布的那个25号邓小平听取李鹏汇报后将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的讲话，实际上23号晚上就跟李鹏讲了，因此才有24号的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然后才有常委决定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就是这么一码事。李：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汇报是被授意的，不是主动的。鲍：对，是授意的。虽然现在已知的资料里没有人说是谁授意的，是杨尚昆授意的？还是王瑞林（邓小平的政治秘书）授意的？还是李鹏授意的？都没说。但是北京市委的汇报肯定是被授意的。李：陈希同的那个回忆里讲清楚了吗？鲍：没说。李：哦。但是您这样一说就解释通了。北京市委为什么要煽惑，它没有理由要煽惑嘛。对吧？鲍：而且北京市委在4月24号向常委汇报时说：“中央有黑手！”北京市委能说“中央有黑手”？有这个胆子？唯一的解释是汇报之前的头一天——23号，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李：拿到底牌了。鲍：对！这种话能说的啊？！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有黑手”！明明是23号已经被面授天机了。李：太可怕，太可怕了！鲍：陈希同把这个事情是完全推到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他说我是市长，只管吃喝拉撒睡，学生运动的事儿全是李锡铭管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能沾这个边儿。至于陈希同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说了，是李锡铭。那么总有一个人作汇报吧，不是陈希同就是李锡铭。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在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去不去朝鲜，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号请示过邓小平，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李：赵紫阳这话是谁披露出来的，在什么文章里头写的？鲍：没有文章，紫阳自己也没写过，但是他跟很多人说过。李：噢。鲍：紫阳不能写，写了，他就活不下去了。（笑）但是他说过：小平跟我说“去，回来后军委主席是你。你回来，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是稳住他！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那么你再看…… 李：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鲍：那么你再看，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用手指敲打桌面）。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鲍：要是事情按照紫阳提出的三条意见被平息了、过去了，就没有理由召开中央全会，说我邓小平要撤赵紫阳，怎么说？“拿掉总书记”，省委书记、部长都要问了：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因此问题哪，我的结论就是：“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这么个个人的东西，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掉，但是拖到5月16号你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李：嗯……这就说通了。鲍：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李：整个学生的“动乱”是他一步一步挑起来的。鲍：是这样。学生一点儿都不错。学生为胡耀邦打抱不平，没错；学生提出要民主、反腐败的要求，没错；赵紫阳说，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也没错。赵紫阳是企图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解除矛盾，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生、赵紫阳都没错，每个人下的棋都没错。问题是邓小平的决定，非要把赵紫阳拿掉不可，但是这是他个人内心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质问赵紫阳：你为什么说“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为什么要搞十万人悼念啊？这些拿不到台面上。因此要拿掉赵，就必须借助学生，给学生加罪名。张万舒的那个《历史的大爆炸》提供了很多细节，我认为是可信的。李：张万舒是个什么人呢？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他的书还可以有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六四之夜主持总编室工作）的《六四内部日记》为佐证，两本书配起来对着看，完全一致的。我过去没有说过今天的这个想法，很大的原因是张万舒、陆超祺的书都还没出来，我是5月28就被抓了，了解得情况少，根据不足。李：您说紫阳去世以前，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吗？鲍：紫阳不能说明白，如果要说明白…… 李：您觉得他心里明白不？鲍：是这样。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知道这个人吧？李：知道。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叫胡什么？李：胡绩伟。鲍：对。胡绩伟有一次要姚监复问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你看…… 李：噢，就是没有否定，那就是肯定，态度已经明白了。鲍：所以，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至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他是跟着李鹏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图的。但是李鹏、杨尚昆这两个人应该是最早知道邓小平的底牌“搞掉赵紫阳”的，4月23号就知道了。李：那就是说，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鲍：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学生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研究战略呀、策略呀，斗争啊，让步啊…… 李：那您说邓家的儿女知道不知道？鲍：邓家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最开始不一定知道，但是后来当然知道了。邓家的儿女说：学生要把我们剁成肉酱。他们认为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其时，学生当时的矛头并没有对邓小平，学生是要个公道，并没有要邓小平下台。所以，“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清楚。李：那当然，想都没往那边想，完全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呢。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合乎逻辑的。鲍：时间顺序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对，而且这也就说通了。要不你想：为什么北京市委要去煽惑这个事情？对北京市委有什么好处？真是太黑暗了啊，咳…… 鲍：比较系统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今天跟你是第一次，过去没说过这种认识，是第一次。说这个话，人家都不相信。李：我相信了。鲍：而且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学生会很伤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像整个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造反派弄了半天，翻过来、翻过去，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唯有一条是不变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干而不说（出来）的话，由老百姓说出来了，由老百姓帮他达到了目的。 ---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李南央图：1989年5月，广场上的一张标语：“小平悬了李鹏要栽独裁者没治了” 、“赵紫阳离开了贼船。” David Chen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六四事件 #邓小平 #保党救党 #镇压学生

4个月前

李南央：您最后接触紫阳的时候，他对自己后来的命运会是那样，有预感吗？鲍彤：紫阳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耀邦一去世，他就不用我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知道我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用了我，将来出了事情说不清楚。他用的是谁呢？用的是乔石、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温家宝，用的是政治局常委。包括那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稿子都不给我看。所以人家问我“六四”，以为我对“六四”情况很清楚，其实我并不清楚。那时紫阳只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学生的问题最终是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的。注意啊，他不是说要通过党的领导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和学生对话来解决。过去一贯的，几十年来：有问题，党的领导来解决；赵紫阳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协商对话。“最后我们一定要把学生提出来的各种要求，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不到的，要向他们说明。你给我准备这个。”因此，我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只知道要做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准备怎么跟学生对话。 ---鲍彤再看六四（二）：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李南央

#六四事件 #赵紫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历史人物

4个月前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

#文革 #解放军 #屠杀 #六四 #中共镇压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1989年6月12日，北京居民上班途经一辆军用坦克。美联社 Beijing residents commute past an army tank to get to work on June 12, 1989. AP

#1989年 #天安门事件 #历史 #政治 #军事

4个月前

摄影：Photo by Jacques Langevin/Getty Images

#摄影 #摄影师 #艺术 #照片 #图片

4个月前

1989 年 6 月 10 日，天安门广场。美联社照片/Sadayuki Mikami

#天安门 #1989年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鲍彤：很多人责怪紫阳，说：“紫阳为什么不振臂一呼？”其实紫阳本人早就处在被监视状态。他到朝鲜去的那一天，也就是耀邦追悼会的第二天（4月23日），家里、办公室的通讯设备都被换了，接着警卫班全部换人。过去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警卫战士都是笑嘻嘻的，一家伙面孔全换了，全部不认识了。紫阳根本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李：那他在这个当中还跟您说过什么没有？鲍：说过，说过几个事情。紫阳没有参加5月19日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那天早晨他头晕，北京医院诊断为脑贫血，让休息三天。因此他19号早晨写了报告，请假三天。三天后，22号我去看紫阳，他跟我说：“我请了三天假，今天是第四天，还没有人送文件，也没有人叫我开会。”他说：“我看还得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找过家宝，要他发个通知开会，他跟我说：‘开不成。现在我中央办公厅根本没法子办公。你要我发通知我可以发，不过发了也没人会来开会的。’”紫阳跟我说：“不管怎么的，我还是要坚持开个会。”他说：“如果开会，我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你给我起草一个东西，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对学潮的整个看法和意见。”我给他写了。回去我就被抓起来了。 ---鲍彤再看六四（二）：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李南央

#紫阳 #被监视 #耀邦追悼会

4个月前

鲍彤：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鲍彤是在1989年6月4日开枪之前就被抓了，那时赵紫阳名义上还是中共的总书记。逮捕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跟我说，“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李锐，1967年11月11日从软禁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深夜用吉普车带到合肥，一架专机飞到北京后直接把他送入秦城监狱。他问：“为什么抓我？”直至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释放的当天，他又问：“为什么放我？”还是没有人回答。我的父亲李锐是挂着毛泽东秘书的职务被清除出党的，鲍彤先生是在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位置上被捕的。他的叙述让我看到中共要让一个人垮台所用手段的卑劣，而这个人如像鲍彤先生一样拒不认罪，给你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如是，邓小平时代如是。如果习近平时代仍然如是，到底还有什么“新时代”？以下内容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过编辑与删减。李（南央）：当时抓您的理由是什么？您有没有思想准备？鲍（彤）：有思想准备。李：为什么呢？鲍：为什么会有准备？因为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的。抓我以前，我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两个人，一个是（党的）改革局的副局长，叫黄海，一个是一个律师，社会改革局的一个律师，我说，请你们给我找两样东西：抓人应该根据什么法律程序，根据宪法、根据刑法、根据刑事诉讼法，摘几条出来；党内处分应该根据什么规章程序，根据党章、根据党内生活准则，摘出几条来。我说：印发所有的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人一份。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鲍：5月二十几号的事情。所以我思想是有准备的。结果抓了我一个，又抓了一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两个我的秘书，一共三个人。5月28号我接到宋平秘书的通知，让我去开政治局会。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是“六四”以后才当的常委。所以他通知的会只能是政治局会不可能是常委会。而政治局开会，这个动作太大，牵扯到在外地的委员，他们都要到北京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这件事我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宋平不是常委，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不去。对方就说：是开常委会。我说我的司机回中南海吃饭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个车来接你。一接，把我接到宋平那里去了。我想宋平不是常委，开常委会怎么到宋平这里来？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宋平一见我就问：鲍彤同志，你现在都在想什么问题呀？我说：我现在很发愁啊，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怎么了结呀。他就说：嗨，我觉得你现在非常不安全。我说：我很安全。他问：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住在家。办公嘛，我有两个办公室，中南海一个，外边一个。他说：不安全啊，不安全，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好。我说：不用换地方，你不必担这个心。我很安全，什么事儿都没有。学生也很和平嘛，有什么问题。他说：啊，不不，我还是想办法，你要换个地方。送我出来的时候，宋平跟我握手，握得很紧，捏得我都要痛，到这么个程度。他握手握得那么紧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奉命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门就把我抓起来了。李：那当时逮捕令上是怎么写的？鲍：没有，没有逮捕令，两年以后才给我逮捕令。我立即写了信：常委、政治局并邓、陈，把我抓到秦城来，什么罪名？这是法制吗？叫我交待问题，抓到监狱里来交待，这样对吗？没有回答。李：那后来呢？鲍：我的两个秘书查不出什么事情，几个月以后就放了。那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可能判了一年还是两年。李：那给您最后加的到底是什么罪名呀？我们都不知道。鲍：“泄露了党的机密”。给我加这个罪名是为了要圆谎，圆李鹏最初给我定的罪名。那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李鹏代表国务院做报告，里边讲到鲍彤在5月17号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会，会上泄露了“军队即将戒严”的机密。我说：这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军队将要戒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泄露？我知道军队戒严是在5月19号，是在电视上听李鹏讲的，要说泄露，是李鹏泄露给我，我才知道的。这下他们没法弄下去了，就把罪名改成了“泄露了党的机密”——赵紫阳辞职。 5月17号政究所的那个会是怎么回事呢？5月17号紫阳去小平家开会，我不知道，我正好有件事儿要找他，就在办公室等他。赵紫阳的另一个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职的秘书，也来找紫阳，我们两个人一起等。他下午开完会回来了，看到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刚才在小平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了场官司，姚依林赢了，我输了。什么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要保密。紫阳没说要戒严，我怎么会知道呢。当时有证人：办公厅副主任兼紫阳的秘书，后来到吉林省当省委副书记了，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想不出，叫不出名字了（按：张岳琦——编著）。紫阳接着说：我在会上提出来，根据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定是不合适的，是要误事的。我在会上说了：我要求辞职。小平说：总书记还是你。回来在车上我想了一路，我想还是得辞职。你们给我起草一个辞职报告。这样我就给他写了个辞职书，就那么几句话：今天下午常委会的决定，根据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由我来执行这个决定会误事的。我要求辞去总书记。当时我问了他：你是辞几个职务？军委第一副主席辞不辞？他说：辞，两个职务都辞。因此我记下：我请求辞去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上面的抬头是：政治局并小平同志。李：但是您实际上是猜出来要戒严了。鲍：我没猜出来。李：您真没猜出来？鲍：我当然不知道…… 李：没猜出来要戒严？鲍：记了之后，紫阳说了一句：“咳，我这个辞职你得保密呀。” 我说：“紫阳同志，别的事情我做不了，保密我做得了。” 紫阳说：“有人可说你泄密了。” 我就说（用手指敲桌面）：“谁说我泄密了？不会有别人，只有李鹏。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李鹏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紫阳说：“人家可是说了有根据。我还跟他说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不能随便乱说。’他说：‘我现在不拿出根据来，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的。’”紫阳没有说李鹏两个字。鲍：写了以后，虽然就这么两句话，我还得回自己的办公室正式起个草稿，让打字员打好，然后再送给紫阳。我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勤政殿，我一人一间。勤政殿一进门第一间是温家宝的，第二间是我的，最后一间是赵紫阳的，常委们的办公室都在那里。一个在现在的金台饭店，当时叫作中办招待所。中办招待所是我和体改室很多人在一起的。李：那打字员也要保密呀。鲍：是呀。辞职报告送给赵紫阳后，晚上我又回到体改室，因为我觉得显然是李鹏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泄密的问题了。一进门正好碰上我的一个秘书，哪个秘书我忘掉了，我说：“开会。”他说：“是全体会，还是决议层会？”我说：“什么决议层会，全体会。研究人员统统来。”就是说除了管吃喝拉撒睡的，都来。人来了以后，我开始一句话没说，数到会的人数：1、2、3、4，数到12，门一开，第13个人进来了。第13个人是一个女孩子。我说：“1、2、3、4，12……13！”，那个女孩子一愣：“什么13哪？”我说：“你放心，我不是耶稣，你也不是犹大，今天也不是最后的晚餐，但是今天是我鲍彤跟你们开最后一次会。” 李：您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要出事儿了。鲍：那当然，说我泄密还能不审查嘛？我说：“很快就要审查我……” 李：但是那个时候说您泄什么密呀？鲍：用不着管他说泄什么密，只要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泄密，那就是罪莫大焉。1954年我从广东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那时正发生了高饶事件，听到的第一个传达有句话一直记住了：“不该问的事情不问，不该听的事情不听，不该说的话不说。”所以我对大家说：“今天是我给你们开最后一次会。不要紧张，就是审查我一个人。审查，好！不审查不清楚，审查了就清楚了。”我说：“明朝有位于谦，他说过‘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是清清白白的，我相信审查的结果也会是清清白白。大家不要慌。”我说：“今天请大家来，要求大家守纪律，冷静、理智、不要慌，不要做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做了不好。”我说：“王昌龄有一句话‘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我说：“‘大梁’就是河南那个开封，王昌龄说他在信陵君那里吃过饭、做过事，就不能给信陵君添麻烦。他是河南人。”（笑）…… 李：噢，紫阳也是河南人。鲍：我在会上讲的就是这些。查记录，所有的人记的都是这些，没有部队要戒严的事情，连赵紫阳要下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的那些话对不对？走到天边也没错！因此就一直挂着我，挂到1991年，抓了我两年以后，开除我的党籍。三月份开除，四月份起诉，检察院、法官都来了。我当然不承认泄密的罪名。开会的13个人统统都查了，统统都作了回忆，没有什么泄密的话。怎么办呢？就抓了一个人，行政局的副局长，叫高山，审问他。他说：“那天晚上我没参加会，鲍彤的话是我第二天听别人说的。”一直逼他，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就说了：“我……”——他没说鲍彤，说是他自己——“我怀疑赵紫阳出了问题，跑去问鲍彤：‘赵紫阳的事儿什么时候向大家传达？’鲍彤回答我：‘那总要传达的。也许两个礼拜，也许一个月’。” 结果他们就拿了高山的这个东西定了我的罪，罪名不是泄露了部队戒严，而是党的机密：赵紫阳下台。而实际上，高山的“供词”中也没说我泄密了赵紫阳什么事儿，他只是问我：“赵紫阳的事情什么时候传达？”我说：“总要传达的，不是几个礼拜以后，就是几个月以后。”我说：我不记得我跟高山有过这个对话，退一万步，就算我们之间说了这个话，也没有说到赵紫阳要下台呀。我泄密了什么秘密？不管怎么地，“泄”，最后给我定的罪：泄露了赵紫阳下台的秘密。我说：“如果你这样定，不应该是泄露罪，而应该是造谣罪。赵紫阳是在6月23号才被宣布撤职的，我5月17号说他要下台，我请你定我造谣罪。”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造谣罪也不能成立。但是李鹏已经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说鲍彤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当然不能改成造谣了，否则国务院的报告就成造谣了。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为了圆谎，最后定了个泄露“赵紫阳要下台”的党的机密罪。 ---李南央图：2008年，李南央与鲍彤的第一次见面。

#六四事件 #鲍彤被捕 #党内斗争

4个月前

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章乃器在红色恐怖中九死一生作者：章立凡图：章乃器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运动 #打人集会 #政治运动

4个月前

1967年的王府井大街

#王府井 #历史 #1967年 #北京

4个月前

战“疫”行动 2020年6月2日，白银市景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郇金倡等27名被告人涉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案。

#战疫 #犯罪 #白银市 #法院审理 #景泰县 #郇金倡

4个月前

1942年黄埔系驻云南高级将领及夫人合照。 1942年昆明文化巷袁(鸿逵，字仲虎)公馆合影。二排左二黄维，左四郑洞国，左五袁鸿逵。三排左一晏玉琮，左三刘牧群，左四潘佑強，左六黄杰，左七关麟徵，四排左一陈秀山，左三霍揆彰，左四杜聿明，左五斐存藩，左六龙涤波，前排左二黄维夫人蔡若曙，左三郑洞国夫人陈碧莲，左五斐存藩夫人高明波，左六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左七关麟徵夫人徐孝仁，左八袁鸿逵曹曼霞，左十三李鸿谟夫人闰海阔。

#黄埔系 #云南 #合影 #历史照片 #1942年

4个月前

镇压之后。 After the crackdown. Photo: HRIC archive, courtesy of Gail Butler, Libby Schmalz.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鎮壓 #歷史 #人權 #事件 #社會運動

4个月前

市民与军队之间的对峙。 A standoff between citizens and troops. Photo: HRIC archive, courtesy of Gail Butler, Libby Schmalz.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市民对峙 #军队对抗 #社会紧张局势

4个月前

2019年6月4日，香港18万人参加最后一次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香港 #六四事件 #烛光晚会 #纪念活动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云昇 / BBC中文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邓小平 #赵紫阳 #李鹏 #改革 #胡耀邦

4个月前

鲍彤：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 BBC中文：邓小平自己也表示支持政治改革，“六四”之后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么在您看来，政治改革还是嘎然而止, 为什么呢? 鲍彤：这个问题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邓小平后来接受陈云跟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从上海调来当总书记。他见到江泽民之后讲了一句话：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不是十三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人的体制。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改变党的领导人终身制的功臣，但其实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过共产党的终身制？邓小平确实讲过，干部要年轻化，不要终身制，但请问邓小平自己是不是终身制？邓小平自己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后仍然要求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政治改革也确实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当时邓小平确实想搞改革，他的终极思想是提高效率，后来讲的话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话。紫阳提出来的是要长治久安，这中间就有一个要用什么模式实现改革的问题。紫阳套用的是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讲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所以邓没法反对。但在1987年7月31日我们形成第一个基础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后，紫阳告诉我，小平看了我们的稿子，讲了一句话：“我看可以，但是不要搞三权分立，影子也不能有”。听完我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三权分立”。小平看到这句话才放心。但实际上不要三权分立，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懂。三权怎有不分立的？难道国务院可以搞立法，人大常委可以管司法？这都不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讲三权，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权比三权更大，叫党权；只要有了党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讲党权，三权就会要分立了。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改进党的领导。这是紫阳亲自提出来的，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给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做出选择。中央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军委主席。对这四个人的任命要求共产党员全体一致，其他像副总理、部长，统统可以自由选举，共产党员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我想邓小平心里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他曾多次讲过，三权分立扯皮、效率低，我们的制度办事快、决定快、不扯皮。图：1987年11月，鲍彤与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合影。 ---六四30周年：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云昇 / BBC中文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六四事件 #政治改革 #社会协商

4个月前

BBC中文：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谈论“六四”，意义在哪里？鲍彤：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六四”的影响始终存在，并没有过去。很多人说这是30年前的历史，但实际上这也是现实。30年前出现的大天安门事件现在没有了，但小天安门事件不断，群体的正常诉求受到来自政府、军队、警察的镇压，甚至逮捕、判刑。从维权的公民本人，到报道这些事件的记者，再到帮助这些公民维权打官司的律师，统统都在镇压之列。这些事情性质实际跟天安门一样，应该叫小天安门事件。过去发生在首都，现在发生在全国城乡，还没有结束。第二是领导不准谈。这是历史上明明存在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但却是个禁区。根据这两个原因，大家便更加怀念，更认为需要多想一想。如果说“六四”已经过去了，那谁还会去想呢？就是因为它的影响现在仍然存在。到今天为止，大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发生过一次，没有发生第二次，小天安门事件却不断。不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很幸运，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痛苦。现在这个体制就是“六四制度”。“六四制度”就是人人必须服从，谁不服从谁就没有前途，谁服从谁就有可能向上爬。爬到一半如果发现站错了队，那就一个跟头栽下来。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人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必须巴结上面。现在不仅民不聊生，实际上商也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商人今天可以发财，明天就可能破产。官也不聊生。有人说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中有5%都是腐败分子，那是因为还有95%没有人去揭发。这不是笑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人心惶惶。这样的情况在《1984》、《动物庄园》里讲故事可以哈哈一笑，但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便非常严重了。我想，如果真的像当初紫阳讲的，我们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便真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话反过来讲意义更深刻，就是“不让人讲话，天一定塌下来”。但问题是邓小平自己也没这样做。这个东西已经在那里至少七十年、将近一百年，已经根深蒂固，这样一个社会，你觉得是喜剧还是悲剧？ ---六四30周年：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云昇 / BBC中文图：1986年，赵紫阳与鲍彤（右）。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六四事件 #人权 #镇压

4个月前

吴仁华：我从中共官方资料中找到了所有戒严部队死亡官兵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和死亡原因，表明没有一名官兵死亡在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前，都是死亡在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因此得出结论：戒严部队开枪在先，部分民众以暴制暴在后；戒严部队开枪杀人是因，部分民众以暴制暴是果。时间先后，因果关系，清清楚楚。北京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只是因为戒严部队的屠杀行为激怒了民众，有民众采取了以暴制暴的行为。

#戒严部队 #开枪杀人 #以暴制暴 #反革命暴乱 #吴仁华 #中共官方 #因果关系

4个月前

1999年六月初，前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美国罗德岛的移民局通过了加入美国国籍的考试。同样喜剧的还有苏联阵营一些领袖的子女跑到西方阵营去寻找新生活：斯大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九十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了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现在小赫鲁晓夫不过是步她们的后尘而已。但他还有点子为父隐，想着替父亲辩护几句，不像她们那样出书把老子的家底都抖露出来。 ---赫鲁晓夫的儿子也是美国公民作者：程映红

4个月前

胡耀邦感嘆：若葉劍英在世不會下台 1986年10月22日，中共元老葉劍英逝世。同年底，八六學潮爆發，在受到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嚴厲指責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想到學潮將被鎮壓，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好乾部將受到牽累，他徹夜難眠」。為了顧全大局，胡耀邦向鄧小平寫信提出辭職。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罷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請參加。兩天後，鄧小平同胡耀邦談話。鄧小平建議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 1月10日至15日，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連開六天，胡耀邦受到他不遺餘力為其平反的幾個元老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然後違心檢討。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當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會議公報說，胡耀邦「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上有失誤」。隨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馬，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多年以後，胡耀邦的老部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撰文披露，1988年秋，胡耀邦在與人談起辭職之事時，曾經感嘆：「當時葉帥（葉劍英）不在了，老帥講一句，可能就不是那個樣子了。」言下之意是，如果葉劍英還在世，他不至於辭職下台。胡耀邦此言不虛。葉劍英比胡耀邦年長18歲。對胡耀邦來說，葉劍英是革命長者。胡耀邦對葉劍英十分敬重，葉劍英對胡耀邦關懷支持，愛護有加。中共建政後，胡耀邦在兩次遭受政治劫難時，身處逆境中的葉劍英都曾出手相救。，，，，，，文革結束後，葉劍英在舉薦鄧小平復出的同時，竭力舉薦胡耀邦出任中央領導工作，胡歷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部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中共中央總書記等要職。另外，葉劍英與胡耀邦的政治主張一致，兩人都對「左」深惡痛絕。當公開議論毛澤東的功過，要求言論自由、民間辦報、保護人權，主張「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呼籲警惕出現「新的獨裁」等內容的西單民主牆出現後，與鄧小平斥責其搞亂中國不同，葉劍英曾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也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資格比鄧小平老，又是鄧小平文革後復出的恩人。如果葉劍英在世，鄧想罷黜胡耀邦，恐怕不能不先徵求葉的意見。基於以上原因，假如八六學潮爆發後葉劍英還在世，胡耀邦可能不至於辭職。趙紫陽曾經說過，鄧小平與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見不合，主要表現在「反自由化」上。鄧小平曾說過，「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說自己「看錯了人」；所以即使沒有八六學潮，鄧小平也會讓胡耀邦體面下台。 1986年10月29日，葉劍英追悼會在北京舉行。中共黨史刊物披露，葉劍英追悼會第二天，即10月30日上午，三名最有權勢的中共元老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曾在陳雲家中進行一次長時間秘密談話。談話是秘密的，除了他們三人外，外人無法知曉，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內情。鄧小平在80分鐘內抽完6支香煙，由此可見談話內容必定涉及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緊接着，中共黨史刊物這樣寫道，「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發生重大人事變化，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似乎在暗示，這次三名元老秘密談話，已經決定了胡耀邦後來的命運。 ---被鄧小平罷黜後，胡耀邦感嘆：若葉劍英在世不會下台撰文：關岭

#八六學潮 #胡耀邦下台 #葉劍英逝世 #鄧小平 #中共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