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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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 #疫情防控 #中国政策

4个月前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於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 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徵。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再考察

#毛泽东 #领导学 #检讨文化 #批斗 #政治策略

4个月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内部电影”。

#内部电影 #六七十年代 #电影历史

4个月前

毛泽东在文革时提出要破四旧，但他本人在床边放满了线装书，对中国古代的帝王权术，《三国志》、《水浒》等古书很感兴趣，很有研究。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呢？余英时: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傅斯年在与我做的特别回忆时曾说过，毛泽东托人买一些各国的演义，不管是《三国演义》、《东周演义》，各种民间小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间夺取政权。所以，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套严格地讲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的一人专政也是从读封建古书来的，马列主义不过是给他一个门面。他心里想的是“造反”两个字，后来用的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他的造反合法化了。 ---余英时: 习近平难以抓到毛泽东的遗产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文革 #毛泽东 #三国志 #水浒 #古代帝王

4个月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显现出来的“帝王性”是不是一个历史文化必然呢？还是他的个性造成的呢？余英时：个性也有关系，但最大的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旧社会”，蒋介石统治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社会的资源、财产、土地、房屋种种，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能把它都没收过来，国民党也没有力量把它变成党产。只有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把所有人民的生产资源全部收归党所有，也就是共产党所有。要想吃饭你非得靠共产党不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才能发挥他那种（帝王）威力，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财产，比如像梁漱溟在国民党时代，社会上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同情他支持他的，他办学校，讲反对国民党的话，都可以说的。在共产党、毛泽东时代，说得很清楚，你说你要不干政协委员，看你吃什么东西，你试试看。所以，这就是分别所在。这点是很关键性的，就是所有财产、所有资源都控制在一党之手以后，而最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在党内又被毛泽东抓在他手里，成了他个人的决定了。 ---余英时: 习近平难以抓到毛泽东的遗产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 #历史文化 #余英时 #个性与历史 #国民党时代 #社会资源分配 #党产 #共产主义体制

4个月前

“文革”中，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带毛主席像章的夫妻。

#文革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像章

4个月前

1968年，北大荒的知青在“讲用会”上发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的心得。所谓“讲用会”，就是讲学了毛主席著作之后，如何用毛主席的教导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如何用毛主席的教导“斗私批修”。摄影翁乃强

#知青 #北大荒 #毛主席著作 #讲用会 #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 #斗私批修

4个月前

1968年，中国某个汽车厂的生产线

#中国 #汽车厂 #生产线 #1968年 #历史

4个月前

作为“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不仅是现在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而且在100多年前美国人的眼中，他被称为大清国的改革之父，其开明程度也远远超过现在的任何一任领袖。可惜他象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没有最后的决策权，他做成的一切世功皆要归于大清国的慈禧太后，而帝国体制所造成的一切失败、罪责皆要由他来承担。在这篇短文中，不用我多费口舌，只需引用几处本书(《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中的段落，李鸿章的开明便会跃然纸上。第一段：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美国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在记者问道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时，李鸿章回答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它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第二段：在同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回答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第三段：有了前面的李鸿章自白，《纽约时报》记者对他的评价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异议。这段评价是在记者采访袁世凯的背景介绍时提到的：“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它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它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他为官环境下不能不有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同时，李鸿章在采访他的记者的眼中，还是位毫无官架子的世界国民：“采访中，他神采飞扬，微笑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大清政府权势显赫的人物。” ---刘晓波：美国记者眼中的李鸿章——读《帝国的回忆》札记之一图：李鴻章自題肖像照。

#李鸿章 #洋务运动 #改革开放

4个月前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乘敞蓬吉普車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時，他的吉普車突然拋錨，廣場上瘋狂的人群蜂擁而上，紅衛兵們都想見見「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人潮瞬間就把毛澤東的檢閱車包圍起來。毛澤東身邊的警衛跳上車圍著毛澤東，如臨大敵。毛澤東、林彪則坐在車上嚇呆了。周恩來一臉惶恐站在車的後部指揮，一名警衛雙手從其身後穿過腋下緊抱著周恩來。代總長楊成武站在汽車的引擎蓋上，車下背對鏡頭的陳毅則對著紅衛兵大聲呼喊。不久，數百名警衛團戰士從城門內急速跑出，後來調來一輛紅旗牌敞蓬車掩護毛澤東退回城樓內，此時毛的專車車體已經變形。《人民日報》資深攝影記者王東把當時的情景拍了下來，後來這些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據一個老紅衛兵講述，當日下午估計4點左右，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乘坐的敞篷車沿著通路緩慢繞行廣場一周。全廣場坐在地上的人幾乎都站了起來。當毛澤東的車開到他所在的西觀禮台下面，距離他最多50米時，便停下來了。當時他不知道是不是車拋錨了，但後來確實看到，不少穿軍服的人推著車過了金水橋，回到了天安門裏面。日後，有人就「毛澤東的車是否拋錨」找當時的攝影記者王東核實，王十分肯定地回答：「肯定是毛主席的車拋錨了！」據王東憶述，當毛的車拋錨停下後，突然從人群中衝出一位身穿普通服裝的老百姓來，攔住毛的車，幾位警衛人員立刻上去一頓猛打，把他拉了出去。還有一名紅衛兵衝過警衛線，鑽到毛澤東乘坐的檢閱車下。 ---專車拋錨毛見紅衛兵如臨大敵

#毛泽东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4个月前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每当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都聚集着上百万人。人们群情振奋，高呼万岁。但是，在这毫无秩序的混乱中，经常发生踩死、挤死人的惨剧。当然，伤亡者人数从未统计过。在狂拥乱挤的人山人海中，有人一旦被挤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甚至只要一弯腰，就永远起不来了。有的人是想提一提被踩掉的鞋而被挤倒丧命；有的人则是为了拉一把身边被挤倒的伙伴而殃及自己。被挤倒的人经过无数人的踩踏，有些遗体甚至被踩得骨头都露出来了。有的外地来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为了见一眼伟大领袖，却有来无还，不幸在毛接见时的混乱中丧生。所以，每逢参加毛接见以前，或是参加十一国庆和五一节天安门广场活动之前，人们都互相嘱咐：“鞋被踩掉了，千万别弯腰提鞋！”“要是你旁边有人被挤倒了，千万别去扶他！”这两句话成了人人皆知的准则。毛泽东接见完毕，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街一片狼籍，到处是失落的衣物和被踩丢的鞋。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东西华表成了临时失物招领处。华表四周无数遗落的衣物、鞋帽和人们随身携带的小红书堆积如山。人们亢奋犹存，声音嘶哑，披头散发，衣着零乱。有些人挤丢了鞋，赤脚蹒跚；有些人挤伤了腿脚，艰难跛足。他们互相搀扶着，寻找着失散者。救护车穿梭忙碌，抢救着奄奄一息的伤者，或是把无人认领，血肉模糊的躯体运往火葬场。 ---1967年五一节为了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对小姐妹踩踏牺牲了啊!

#文革 #毛泽东 #红卫兵 #天安门 #踩踏事件 #革命群众

4个月前

秦全耀：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1995年北京电视台开了一个“北京特快”，头一个被曝光的节目就是北京人凭北京身份证住不了北京旅店。节目负责人张锦力问我：“一直是这样吗，你是老北京知道的多。” “当然了，甭说住旅店，就是你们家住个亲戚，都必须跑到居委会去登记。”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敢轻易迈进宾馆饭店一步。尽管早就开放了宾馆饭店的厕所，可老人们宁肯憋着也不进去。那个时代级别森严，县处级出差乘坐硬卧，副厅局级以上出差可以乘软座软卧，厅局级出差可以乘飞机。平头百姓出差乘不乘硬卧还要看距离，住店更是惨兮兮，一律听从组织调遣，让你住东就住东，让你住西就住西。那时北京站一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还立着一个木制亭子，出差者排着长队，亭子里的人验过单位介绍信后才给开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旅社的名字，拿着单位介绍信和那个单子，旅社才给安排住宿。住哪儿不住哪儿，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弄不好就得去住地下室防空洞。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大饭店并不多，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那时的八大饭店住的全是公费买单的大官老爷，平头百姓甭说没钱住不起，有银子也不让你住。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东安市场出来后，出于好奇大着胆子走进了“神秘”的和平宾馆。谁料刚一进门，就被人轰了出去。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秦比大禹更牛逼，一家四代十几口子邪对面华侨大厦比邻而居了好几十年，竟没一个人迈进过半步。据北京饭店常务副总经理谭东方介绍，想要住进北京饭店先要到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先开介绍信，你是在北京饭店，还是在民族饭店，具体住在那个饭店还得第一服务局分。如果成功开到介绍信，然后拿介绍信到饭店住宿。著名京味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曾在作品中透露，“八大饭店”当时直接归北京市政府饭店办公室管理，属于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中央和北京市的会议接待任务，不接待社会散客，您要是外地客人，想住饭店得拿着省市自治区开的介绍信，看你是什么级别，然后让你到市政府饭店办公室换信，才能进门。那时全国的宾馆饭店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官员接待处，也没有经营任务。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各省市的代表住在“八大饭店”。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这种以会议接待为主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改变，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待国内外散客，老百姓才开始能住上宾馆饭店。 1979年４月10日，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我国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白天鹅宾馆建成后，霍英东主张宾馆和世界接轨尊重普世价值向市民百姓全方位开放。此举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中国特色”的一致反对。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正是有了杨尚昆的一句话，才陆陆续续让全国的宾馆饭店学起了白天鹅宾馆，向民众敞开了大门。从此，不让老百姓住宾馆饭店的历史才被改写。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老秦建议应再加上一句，要住宾馆和饭店，请找杨尚昆主席。

#改革开放 #住宿规则 #社会变迁

4个月前

1967年，辽宁省营口火车站停车时，所有乘客下车跳忠字舞。

#辽宁省 #营口 #1967年 #火车站 #停车 #乘客 #忠字舞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1966年8月，一个小姑娘在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阅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图为沈阳火车站前纪念碑下的学生们。

#文化大革命 #十六条 #苏联红军纪念碑

4个月前

文革时期，韶山火车站，站外立着标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外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和语录。

#文革 #毛主席 #韶山 #红太阳 #标语

4个月前

2011年8月24日，金正日访问俄罗斯

#金正日 #访问 #俄罗斯 #2011年

4个月前

广西文革时，毛思想宣传队

#广西文革 #毛泽东思想宣传 #文化大革命 #历史事件 #政治宣传

4个月前

在1997年11月，，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该书记叙了实行共产制度的各个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重点是共产国家的专制与暴力。黑皮书指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一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两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两百万，柬埔寨两百万，东欧一百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拉美十五万，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当然，上述数字不一定可靠，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比六千五百万更多，大约在八千万上下。有人估计不到六千五百万，但一般认为不会低于五千万，因为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四千万。一讲到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们立即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害并不只限于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于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黑皮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所说，共产国家是“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讲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像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374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934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1967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409 条信息

#共产主义 #政治迫害 #中国 #死亡人数 #历史评价

4个月前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7。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於在家里和老婆表达。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託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27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高华：“林彪事件”再调查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5 条信息

#林彪 #毛泽东 #双重心理 #两面性 #隐退 #黄石公三略 #历史教训

4个月前

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皇权体制 #文化大革命 #皇位世袭

4个月前

曾经担任英国外相的精神科医生大卫·欧文在《疾病与权力》一书中，有专门章节分析毛泽东的精神疾病，其结论与宋永毅相似。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倍极残酷，难免有些人也问了那个常常被拿来质疑希特勒的问题：他是不是疯了？大卫·欧文指出：“毛是虐待狂，手段残酷，对他人的性命无动于衷。毛不止有严重的妄想症状，对人心怀嫉恨，常想像有人下毒，派人监视他的许多同志，他可能也终生都为抑郁症所苦。他病情的全貌可能是躁郁症。因为他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因忧虑而病倒，一连数月都躺在床上，然后突然从郁症阶段里跳出来，转而呈现一种差不多也可以视为是躁症阶段的旺盛活力。”他举出的例子是：在大跃进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毛似乎陷入一种相对上无所作为的状态，使自己在一九六零年左右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共产党领导成员给边缘化。然而，毛却在六年之后跳回来发起文化大革命。周期型地采取猛烈的行动，事后又证明这些行动原来未经深思熟虑，常常就是躁郁症的伴随现象。除了毛以外，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医生诊断为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这就是典型的“病夫治国”。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图：北京科技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两所高校的毛泽东塑像，相互对视。陈剑摄

#毛泽东 #精神疾病 #大卫·欧文 #独裁统治 #历史分析

4个月前

病人治国关于文革，迄今已有大量史料，包括相关文件、回忆录和各种学术分析，光是铺排、分析和研究这些资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宋永毅的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他给主导和影响文革走向的重要人物一个一个地开出精神体检单，很多“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就从病理分析中出现了。此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共九章，前六章就相当于六份病历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各占了一章。这六人地位遭遇虽然不同，却无疑是文革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中有些是主动的，如毛泽东，有些看上去是被动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文革中专门整人的如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有些是专门被整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既参与整人也被整的，如周恩来；这些人都曾经是“亲密战友”，刘少奇和林彪都曾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江青及张春桥则是毛泽东后期认为是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人。然而，这六个主导和影响文革政治走向的人彼此之间并无互信，也不敢互信。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在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里，能够比较放心地信任的，只有自己的配偶。书中第七章，“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分析了这一特殊的变态政治关系的影响。在这部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分析，对文革中很多关键性转变点及其“为什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本书对文革研究的重要贡献。比如，我们都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权力危机感，他要清除刘少奇以及其他元老们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他要整曾经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还要整彭德怀、贺龙等对他了解很深的元老，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且必须让他们死在自己之前。这种狠辣之中不乏毛泽东精神疾患的因素，他的多疑，他的情欲，以及他昼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对思维与情绪的影响等等。他其实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刘少奇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革牺牲者。宋教授对文革前四清运动以及刘少奇王光美夫妻政治的论述，证明了刘少奇对文革之运动方式及走向的巨大影响。只有充分认清了这种影响，才能看懂毛泽东的多重文革动机。对刘少奇作用的分析，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大亮点。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制度决定人格，还是人格决定制度宋永毅教授的这部病理分析，呈现了文革中主导中国的那几个人物的变态和病态。如此看来，文革之荒唐，民众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困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索：文革政治的病态，是他们亲手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造成了这些人的精神变态，还是这些病态的人驱动了这个制度的运行？这也许是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法直接地回答。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未来，思考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那么，探索文革政治病理学的机制，仍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课题。记录和传递文革记忆，探讨文革的渊源因果，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人的职责。期待更多的人来参与，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写作。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文革 #宋永毅 #精神分析

4个月前

外国人镜头下文革时期的中国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374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934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1967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409 条信息

#文革 #中国 #外国人视角 #历史 #文化

4个月前

分裂人格周恩来如今已经有大量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老干部，几乎都是毛泽东示意，周恩来动手。周恩来以忠心耿耿的表面形象，实施了打手的功能，毛泽东要整人，甚至要致人于死地，是有目的逻辑的，而周恩来忠实执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他没好处甚至有伤害的事也做，而且做足。他在有关处理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刘贼可杀”，可谓面目狰狞。他背后的“冷面杀手”形象，与公开的“和蔼可亲”形象判若两人。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周恩来的分裂人格，一种精神疾病。宋永毅详细地讲述了周恩来分裂人格的表现。这种分裂人格的另一面，是“人民的好总理”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对我来说，周恩来这一章令人震惊的还不是那些坏事，尽管那些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坏。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完美好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中共那么多老一代革命干部，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表面上那么好，背地里那么坏。即使毛泽东都做不到，十里长街送的只能是周恩来，不可能是别人。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分裂人格 #周恩来 #文革 #毛泽东 #政治忠诚 #刘少奇

4个月前

邓小平为何不给刘伯承平反？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人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 ---谢选骏

#邓小平 #刘伯承 #平反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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