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病人治国关于文革，迄今已有大量史料，包括相关文件、回忆录和各种学术分析，光是铺排、分析和研究这些资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宋永毅的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他给主导和影响文革走向的重要人物一个一个地开出精神体检单，很多“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就从病理分析中出现了。此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共九章，前六章就相当于六份病历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各占了一章。这六人地位遭遇虽然不同，却无疑是文革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中有些是主动的，如毛泽东，有些看上去是被动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文革中专门整人的如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有些是专门被整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既参与整人也被整的，如周恩来；这些人都曾经是“亲密战友”，刘少奇和林彪都曾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江青及张春桥则是毛泽东后期认为是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人。然而，这六个主导和影响文革政治走向的人彼此之间并无互信，也不敢互信。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在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里，能够比较放心地信任的，只有自己的配偶。书中第七章，“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分析了这一特殊的变态政治关系的影响。在这部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分析，对文革中很多关键性转变点及其“为什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本书对文革研究的重要贡献。比如，我们都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权力危机感，他要清除刘少奇以及其他元老们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他要整曾经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还要整彭德怀、贺龙等对他了解很深的元老，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且必须让他们死在自己之前。这种狠辣之中不乏毛泽东精神疾患的因素，他的多疑，他的情欲，以及他昼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对思维与情绪的影响等等。他其实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刘少奇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革牺牲者。宋教授对文革前四清运动以及刘少奇王光美夫妻政治的论述，证明了刘少奇对文革之运动方式及走向的巨大影响。只有充分认清了这种影响，才能看懂毛泽东的多重文革动机。对刘少奇作用的分析，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大亮点。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制度决定人格，还是人格决定制度宋永毅教授的这部病理分析，呈现了文革中主导中国的那几个人物的变态和病态。如此看来，文革之荒唐，民众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困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索：文革政治的病态，是他们亲手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造成了这些人的精神变态，还是这些病态的人驱动了这个制度的运行？这也许是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法直接地回答。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未来，思考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那么，探索文革政治病理学的机制，仍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课题。记录和传递文革记忆，探讨文革的渊源因果，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人的职责。期待更多的人来参与，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写作。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