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邓小平为六四屠杀辩护。他给八九民运扣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其核心是打到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注意: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 套话语扣在八九民运头上,以此作为六四屠杀的理由。那么,这是不是说,在当时,邓小平还信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但是他深知,要使得镇压师出有名,必须打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套话语。 接下来,邓小平又对改革开放做辩解,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因为他深知,如果他承认如今中共已经不搞社会主义了,要搞资本主义了,他的镇压就完全失去依据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也就完全失去依据了。 邓小平的解释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的经改革,尽管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直到八九民运前夕,这种改革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假定,原来那套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多大触动,因此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 这看上去很奇怪。仅仅两年多前,邓小平还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怎么到现在又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借口,是为了给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那件百孔千疮的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社会主义信念破产,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于是,在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甩掉了早已破绽百出的社会主义紧身衣,轻装上阵,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胡平:中国经济改革述评(之二)
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国模式”: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怪胎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 摆 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镇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必须面对的局面。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一) 作者: 高文谦
朱韵和
4个月前
自由時報:〔編譯管淑平〕 美國獨立研究機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三日公佈廿五份國防情報局(DIA)解密檔案,重現二十五年前的六月三日晚間到四日清晨,中共當局血腥鎮壓天安門學運的情況,內容顯示當晚中共當局血洗天安門廣場時,混亂、困惑與憤怒情緒也席捲中國各地。 殘暴鎮壓 意圖造成大量死傷 其中一份檔案引述一名消息人士從天安門周邊飯店房間內觀察廣場狀況,指稱鎮壓行動「殘暴」,打算造成大量死傷。解放軍廿七軍部隊「邊笑邊開槍掃射他們遇到的任何人群」,不管對象是否為示威群眾。 另一份檔案記錄一名美方消息來源與北京首都醫院一名四日夜班女醫師的對話。女醫師說,醫院主管發現,罹難者遺體交給公安局後便迅速被火化,就交代不要再交出遺體,並為罹難者拍照以便認屍。這名美方消息人士說「這場大屠殺中的真正英雄是三輪平板車夫」,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自願載運死傷者到醫院。 被捕學生人數 超過監獄容量 其他情報資料則描述鎮壓後數月間北京的氣氛,「表面上北京看來非常平靜」,但中共領導當局仍十分警戒,很少離開住家,座車也換了車牌,擔心會被攻擊。最高階層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搜捕示威學生意見分歧,當時「抓到的學生已超過監獄能容納的數量」。 法新社記者雷史考特(Patrick Lescot)回憶三日午夜傳來第一批槍聲時,「他們開槍了」的驚喊聲,在示威群眾中傳開,起初還有人不相信地喊著「不會,他們不會開槍」,「他們是人民的軍隊。」四日凌晨二時,大批軍隊已湧進廣場,槍聲、火光四起,三輪車變成克難救護車,來回穿梭載著中彈傷者緊急送醫,對示威學生來說,他們的民主自由夢想在這一夜變成屠城夢魘。 图: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持枪士兵自人民大会堂冲出,枪口指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学生。
朱韵和
4个月前
美國武官憶“六四”:攔軍車的村民很愛國 1989年“六四”開槍前,身為美國武官的武爾澤的主要任務是觀察中國戒嚴部隊的動向。他經常跑到街頭。 武爾澤:“做為助理陸軍武官,我當時有三個重要任務。第一,當時美中關係非常好,我們向中國出售軍事設備,我負責向解放軍送交美國製造的反砲兵雷達。 ……第 二個任務就是建立真正的兩軍關係,我會陪同美國高級軍官訪問中國,或者陪同中方高級軍官訪問美國軍方,第三,作為武官,一個傳統就是收集情報,就是按照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在不違反中國法律的情況下盡可能多的觀察和蒐集信息,並向美國政府匯報。” *對中共開槍鎮壓並不吃驚* 也正因為他對當時軍隊集結的了解, 他說,他對中共最終決定鎮壓並不感到吃驚。 武爾澤說: “很多專家,包括中國和美國的都感到震驚, 一些外交官也是,因為他們接受並相信共產黨內部的紅線,也就是'人民軍隊不打人民', 但是,對我們武官處的人來數,我們看到了步兵和裝甲部隊在北京集結。我們認為軍隊鎮壓是意料中的事。” 武爾澤說,對於鄧小平以及從革命中走過了的“政治老人”,抗議是他們不能容忍的。 武爾澤說:“我們知道政治局常委也有討論,包括一些在革命走過來的老幹部。我們感到,我自己感到,對那些經歷過文革,看到鄧小平以及他的部下被投入監獄兩次,他們是不會容忍這樣的行動的。讓我和很多人吃驚的倒是,共產黨竟然讓抗議行動走到這麼遠。” 他說,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內部對中國軍隊是否會對民眾動武進行了辯論,最後使館決定告訴白宮,中國政府是會動用軍隊,甚至坦克,鎮壓抗議民眾。 *北京村民愛國情懷令他吃驚和感動* “六四”事件中,讓他最難以忘懷的一幕場景是:與軍隊對峙的中國村民在反抗政府的同時又是多麼愛國。 1989年6月2日,武爾澤與他的武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長城和西山之間,因為他們聽說那裡的村民攔下了軍車,阻止軍人進城。武爾澤說,村民支持學生,攔阻軍車,這令他吃驚。而更令他吃驚的還在後面。他回憶說,他們當時拍下了軍車的照片,被解放軍軍官指責為竊秘,並被要求交出膠卷。他們原以為跟軍隊對抗的村民們能幫助他們。 “村民們開始思考了,”武爾澤說,“這是讓我吃驚的,那些村民們說,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安全的話,那我們希望你們離開,但是,我們希望你們把膠片交給這位軍官。最後,我們只好交出了。” *沒有‘好軍隊’和‘壞軍隊’之分* “六四”槍響後,中國國內外曾有謠傳說,反對屠殺百姓的解放軍部隊“站到人民一邊”,與鎮壓民眾的軍隊發生了衝突。不過,武爾澤說,他們掌握的情報顯示,並沒有“好軍隊”和“壞軍隊”之分。 武爾澤說:“我看到了三個集團軍的後勤供給車隊,這些集團軍應該是準備鎮壓的。他們集結在一起,通過了另一集團軍的防線,前往城外一個供給點,運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彈。你知道,最後我所接受的全球情報訓練都比不上我曾經當步兵的經歷來幫助我理解這件事。我回到大使館,我告訴他們,傳言是不真實的, 因為如果他們要火併,是不可能將自己的食物、燃料和子彈都放在一起的。” *神秘解放軍軍官警告外交公寓大樓要有事* 1989年6月7日,北京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大樓遭到解放軍的掃射,公寓內不僅住著駐華武官,也有很多外國記者。 已故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iey)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武爾澤是第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 “我當時在自己的辦公室,大約早上2、3點鐘吧,因為幾個小時後,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小睡一會兒,”武爾澤回想說,“突然,我辦公桌的電話想了。 一個年輕的軍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過幾次,---當時我只是個少校。他告訴我說:'武爾澤少校, 明天10點到2點之間,不要回公寓。'我當時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 我說,上尉, 我在工作,我們要處理危機,我已經三四天沒有回到公寓了,我不會去那裡的。 他重複說,記住,10點到2點之間不要到走到二樓以上,然後他就掛斷了。” 武爾澤說,他意識到一定有情況,於是將這個消息告訴了自己的上司以及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而李潔明大使作出決定將那裡的使館家屬人員全部撤離。 李潔明大使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如果沒有這個神秘的電話, 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六月,美國方面可能會遭受生命損失。武爾澤認為,中國軍隊只是想把外國觀察人士趕走。 武爾澤:“我相信那是一個信號,目的是讓盡可能多的外國人離開城內,這樣,他們軍隊和國安局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肆意逮人。” 他說,那座大樓正好位於建國門外大街前面。解放軍進城時,很多外國記者利用這個公寓的陽台觀察部隊和坦克動向,並拍照和攝像。他自己的陽台就被一些記者藉用過。他說,他後來在自己的公寓和其他人的房間內看到了彈孔。 武爾澤說, 他至今不知道那名中國軍官是因為與自己的私人關係,還是被上峰命令給他打電話的,因為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過那名軍官的消息。 *真實的死亡數字誰也不知道* 在“六四”槍響後,武爾澤曾向李潔明大使要求要求清點遇難者的遺體,但是被拒絕, 因為大使要求關注中國軍隊的動向,是否像謠傳的那樣,不同部隊之間發生衝突,同時要求他負責駐華美國人的撤離。他說,美國使館派出了另一名官員去核實死亡人數,但是,卻無法得到確切的數字。他說, 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名醫生告訴他們,截至6月4日中午,死亡者為2500多人。後來,1996年叛逃到美國的一名中國軍官稱,死者數字為3700人。 *六四槍聲打碎美中軍事蜜月從此破鏡難圓*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殊宣布對中國實施制裁, 禁止出售軍事武器,並切斷軍事聯繫, 但是不久之後,老布殊又派出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會晤鄧小平。 武爾澤說:“我知道,他(老布殊總統)當時也是與商界的人進行了交流。商界是不願意與中國完全切斷聯繫的。 他們有投資在這裡,他們希望將來在這裡賺大錢。他們覺得這是一個轉瞬即逝的事件。這種事情一直在發生, 如果你不想嚴重影響貿易政策、商務和外交政策,你只能切斷軍事聯繫。” 武爾澤說,他相信,老布殊總統也曾考慮過切斷貿易聯繫,但是,切斷軍事聯繫對美中關係影響最小。不過,他指出,“六四”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美中軍事聯繫再也無法回到從前。天安門之後的對華武器禁令到現在還生效。 图:六四事件時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武爾澤25年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斯洋 美國之音
朱韵和
4个月前
★(1989年)中国,北京 ◇小人物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小人物有2个,分别是“吴晓镛 & 陈原能/陈元能”(注:关于陈的姓名有两种说法,俺不晓得哪个是真名,两个都写上)。他俩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台)英语部上班。吴是英语部副主任,陈是播音员。 八九年的6月3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戒严部队强 行清场,北京市民和高校学生伤亡惨重。史称“六四屠城”。很多不了解六四的网民【误以为】伤亡主要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其实不然——主要伤亡出现在西长安街沿线,尤其是木樨地。因为西长安街是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主要路径。    6月4日那天,吴晓镛是【早班】的值班编辑。他家住万寿路一带,大清早骑车上班,途经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注:那时候是大清早,很多现场还没来得及清理)。到了电台之后,吴晓镛花了几分钟时间,写了一份新闻稿,然后由当天的新闻播音员陈原能/陈元能播报。    下面是这份新闻稿的【英文原文】: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Thousands of people, most of them innocent civilians, were killed by fully-armed soldiers when they forced their way into city. Among the killed are our colleagues at Radio Beijing. The soldiers were riding on armored vehicles and used machine guns against thous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tried to block their way. When the army conveys made the breakthrough, soldiers continued to spray their bullets indiscriminately at crowds in the street. Eyewitnesses say some armored vehicles even crushed foot soldiers who hesitated in front of the resisting civilians. Radio Beijing English Department deeply mourn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ic incident and appeals to all its listeners to join our protest for the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most barbarous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 下面是这份新闻稿的【中文翻译】: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六四屠杀以及之后的那几天,天朝官方媒体出现过一些【含蓄的】抗议: 比如6月4日那天的《新闻联播》,男女两位主播(薛飞 & 杜宪)都身穿黑衣,女主播杜宪在最后说了一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 比如6月4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特意选了一条:韩国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多年前的光州事件。 ...... 上述这些抗议都很含蓄很委婉,没有一个能像吴晓镛的新闻稿那么直白,那么震撼人心。 ◇俺的点评 吴晓镛他爹是吴学谦,在八十年代担任过:副总理、外交部长、国务委员。所以说,吴晓镛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    说到这里,俺想顺便提一下:如今坐在朝廷龙椅上的那个人——习近平(以下称“习呆呆”)。他也是太子党,他爹习仲勋,也曾经当过副总理。    吴晓镛和习呆呆,年龄相仿(仅差1岁),两个都是太子党,两个都是副总理的儿子。差别咋就这么大捏?!! 前者,为了揭露真相,可以牺牲自己的前程; 后者,为了个人独裁,可以不择手段,开历史的倒车。 ◇后续 作为主要当事人,吴晓镛不但被撤职,而且遭到隔离审查,关押了一年(如果他不是太子党,很可能被关押更长时间)。加到他头上的罪名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反动宣传”。隔离审查结束后,吴晓镛在1990年进入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历任翻译、顾问、项目主管。九十年代后期参与筹建凤凰卫视,2001年开始担任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    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2014),吴晓镛首次接受媒体(香港商业电台)采访并谈及当年的事情。他提到了几点: 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在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 当时他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解放军伤害人民;再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决定讲真话。 到了互联网时代,官方仍想继续控制言论,非常不明智。 吴学谦因为儿子的事情,仕途也受了影响。当时的总理是李鹏,【六四屠夫】之一,而副总理吴学谦的儿子出了这档子事儿。你用膝盖想一下:李鹏在事后会怎么对待吴学谦? 陈原能/陈元能之前是英语部重点培养的业务骨干,台里面原计划在1989年下半年送他去美国深造。因为此事,“赴美深造”肯定没戏了。事后,据说他还留在中央电台,但被边缘化了(不予重用)。 ---编程随想: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小人物们——回首80年代的几则往事
朱韵和
4个月前
如何收拾殘局和中共有關「六四」問題的決策內幕一直是中共的最高政治秘密,民間對事件真相追求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黨內文件不斷以各種渠道公布出來。 「六四」30週年之際,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六四」結論文檔》,公布關於「六四」事件的又一批黨內機密文件,展現 「六四」鎮壓後,中共「統一思想」的過程,揭露高層權力運作的機制。 「六四」軍隊開槍20天後,於6月23-24日召開的此次中央全會的主要議題是支持鄧小平的開槍決定,用中央全會的形式,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 強化 「4.26 社論」對「八九學運」的定性,並集體「學習」鄧小平關於「六四」事件的數個講話和時任總理李鵬關於撤消趙紫陽職務的報告。 數天前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元老講話和高官發言以機密文件的形式發給參會官員,在會議結束時全面回收以確保對外保密。 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資歷高於鄧小平的元老陳雲未出席會議,以書面的形式提交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並未明確表示支持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的決定。 87歲的退休元帥徐向前說,學運的根本目的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完全附庸於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對於如何處理「敵人」,81歲的前軍人和國家副主席王震言辭最為激烈,如果「鎮壓反革命暴亂就此完結,我很不贊成」。似乎沒說過癮,王震又提交了一份書面講話(王震是唯一有兩份發言稿的人),細數具體措施:「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勞改、勞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勞改勞教的,一律吊銷城鎮戶口,送到偏遠地區,強制勞動。」 王震強調,「這次我們的方針是,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擴大。否則,不足以顯示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 王震將趙紫陽重用或支持的改革派稱為「像(注:原文)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他說這些人「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佔居重要崗位」。 王震用語強硬,接連兩個四字詞語和一連串並列短語描述他認為的嚴峻形勢:「(他們)上下勾連,內外串通,長期以來進行思想的、輿論的、組織的凖備和精心策劃……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伙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餘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目的)。」 針對「國外敵人」,宋平說:「美國多方插手,『美國之音』每天造謠、煽動,唯恐中國不亂。」王震逐個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內部敵對勢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 被鄧小平臨時授命,取代趙紫陽的江澤民, 以總書記的身份發言,借著對其上任起關鍵作用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指責趙紫陽「採取資產階級政客的態度」。 江澤民含糊了鄧小平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向鄧效忠,為自己在黨內權力之路獲得平衡。 他的講話文件中表示,「鄧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我們絶不打擾他們, 但是遇到重大問題,我們還是可以隨時向小平同志請教,聽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 實質上已被軟禁的趙紫陽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沒有被安排發言。兩天的會議時間,主要請所有參加會議的黨內元老和中共最高官員逐一發言,表態批判。 鄧小平只在第二天出席。 據趙紫陽在其《改革歷程》一書中記錄,他堅持在最後進行自辯發言,發言時,與會者「面部緊張,急躁不安」。 正式表決時,據趙回憶,鄧小平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 黨內元老李先念接著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 在趙紫陽看來,這些十分「滑稽」的程序卻意在「以勢壓人」。除趙之外,全體舉手贊成。這場看似合法,但實際無視《黨章》的會議,試圖使中共鎮壓八九學運合法化。 《最後的秘密》涵蓋的機密文件還包括因反對鎮壓而遭到撤職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以及主管宣傳的芮杏文和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他們承認,在危機時執行了趙紫陽的指示。這暴露出黨內80年代對新聞與文藝自由的不同路線。但不少「六四」研究者認為,他們的認錯是迫不得已。 閻明復在講話中說,自己在「八九」學運期間經歷了從「比較清醒」到「嚴重模糊、矛盾重重」的過程。但5月19日戒嚴大會後,聽了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的談話,「特別是聽了傳達小平同志重要講話,才又重新有了比較清醒認識」。 「八九」學運期間,5月20日北京戒嚴前,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爭取到了極為短暫的新聞自由。在刊發黨內宣傳講話的間隙,得以客觀、公正地報道學運。 胡啟立的講話為此提供了事實依據。他說,「十二日,我按照紫陽同志的批示,向首都各大新聞單位主編傳達了他的講話」。他被迫承認,這次傳達是「向新聞界燒了一把火」,令「錯誤的輿論導向」出現。 芮杏文也表示,他向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傳達了趙紫陽的批示,因而「給新聞單位負責人鬆了綁,使新聞宣傳決了口,輿論失控越來越嚴重,直至完全失控」。 文藝思想上,芮杏文提到趙紫陽與鄧小平的不同政策。他說,鄧小平的出發點是,「黨對文藝工作要按照文藝創作規律來管,不要亂管,不要亂干涉」。而趙紫陽則認為「少管、不管」。 ---六四「最後的秘密」 香港出版中共機密文件再揭權力內幕 魏安 斯影 Role,BBC中文
朱韵和
4个月前
美联社忆“六四”:戒严部队围攻外国记者 “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多家国际媒体回顾了当年的报道,试图再次展现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美联社周三重发了1989年6月6日的报道,记录了天安门广场清场当晚戒严部队殴打、拘留外国记者的行为。 不同统计数据显示,有数百名到数千名中国普通民众因“六四”事件在 北京市区丧生。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伍尔泽(Larry Wortzel)周二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网站上发文说,一名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在“六四”事件发生当天告诉美国驻华大使馆,有大概两千六百人因此遇难。 另外,美联社周三重新发布的这篇三十年前的报道细数了外国记者在报道六四镇压期间的遭遇。报道说,戒严部队当晚清场期间用子弹击中了一名日本记者的脚和一名法国记者的后背。这两名记者当时都在人群当中。 此外,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被蒙住眼睛,并被扣留了六个小时。至少有六名摄影记者的设备被戒严部队没收或损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在直播过程中被好几位士兵干扰,之后被施以拳脚。这两位新闻工作者后来被拘留了大约二十个小时。 英国《独立报》的一名记者表示,他被一帮武警“恶棍”围殴。其中一人拿枪对准他的脑袋,命令他举起手来,之后他们就用棍棒和飞腿攻击他,直到他虚脱为止。此后,他又被扣押了两个小时才得以离开。 “六四”事件前夕,有几百名外国记者在北京报道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访华。中国政府在5月20日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外媒被禁止与当地群众谈论他们对戒严令的看法,但这些记者基本没有理会这条采访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 图:1989年6月5日集中在北京街头的中国军队坦克(美联社)
朱韵和
4个月前
法国前驻华大使马腾回忆“六四”所见所闻--法广 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前,法国《世界报》刊登文章,介绍前法国驻华大使Claude Martin马腾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说:那晚他“听到了冲锋枪的声音”、“看到了马路边躺着一些人”,听现场民众讲述“军队向楼房扫射”。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该文说:1989年6月3日 下午6点, 时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马腾前往北京公干。当晚,他和《世界报》驻华记者Francis Deron,以及一位朋友从王府井背面进入天安门广场。 马腾说:“长安街上到处都是坦克,广播在高喊,离开广场,政府禁止在广场逗留,否则后果自负”。广场上,马腾看到众多身着白色服装的学生们,头部绑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布条。 “那些身着白色服装的学生,是准备牺牲的。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都认为今晚的结局将会很难”。马腾说。 当天夜间,海淀开始枪杀的消息传到了广场。“之后,我们真的就听到了枪声。”马腾说。当时广场上和马腾交流的学生希望他能留下来,见证发生的事情。但他被人群中的便衣警察强行拉走。接近零时,马腾返回法国使馆。 “我听到了冲锋枪的声音,甚至在使馆!使馆在15公里之外,我们都能听到”。马腾说,这个枪声让他无法入眠。6月4日凌晨,马腾在齐家园外交公寓上看到长安街的部分路段:“从高处,我看到了马路边躺着一些人,但不知道死活”。 在木樨地的一些朋友们告诉马腾,他们看到军队前进的场面,“他们甚至朝楼房扫射,朝阳台上的人开枪。他们给我看了照片。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这点没有任何疑问”。 在天安门屠杀事件的几个月之后,马腾出任法国驻华大使。对于30年后的中国,马腾认为,“中国封闭又倒退”且“非常专制”,“一个政权以这种方式运作,显示了这个政权实际上对自己没有完全的自信”。
朱韵和
4个月前
吴仁华:戒严部队军警的死亡情况 六四事件时担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2009年5月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其中提到,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共党组书记的谭云鹤告诉他,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14人。谭云鹤同时说,所有死亡的军警、民众的遗体均亲自检验过。谭云鹤的 说法验证了笔者关于军警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笔者所列的15名死亡军警中,王景生是在1989年年7月4日于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晨的镇压无关,即与六四事件无关,因此,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死亡军警应该是14人。在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中,与六四事件无关,但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军人,还有多人。笔者之所以将王景生列入这份死亡名单,是因为王景生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广为人知。 这15名死亡的军警是: 1)刘国庚,陆军第63集团军直属通信团第2营第4连第1排少尉排长; 2)王其富,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营部无线电通信班班長; 3)李强,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1班士兵; 4)杜怀庆,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3班士兵; 5)李栋国,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4班副班长; 6)王小兵,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4班士兵; 7)徐如军,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3连有线通信班班长; 8)崔国政,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步兵第347团炮兵营榴彈炮2连士兵; 9)马国选,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炮兵团第2营第6连代理排长; 10)王锦伟,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62师步兵第486团后勤处中尉战勤参谋; 11)李国瑞,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2支队第1大队通信班士兵; 12)刘艳坡,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1支队第1大队第1中队士兵; 13)于荣禄,陆军第39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少校军衔; 14)臧立杰,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5师步兵第345团第3营第7连士兵; 15)王景生,陆军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10团第1营第1连第3排排长。 上述15名军警的死亡情况各不相同,并非全部死于所谓的“暴徒”之手。 情况之一:1989年年7月4日,王景生在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尸体解剖资料上明确写着:“因劳累过度,生活无规律,严重营养不良,引发急性非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并发性心内膜炎、心包炎。心包积液达100毫升。” 情况之二: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乘坐同一辆军用卡车,紧急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路口拐弯时造成翻车,油箱爆炸起火,由于满载防暴器材,导致王其富等六人被困在车厢中无法脱身而被烧死。 情况之三:1989年6月4日凌晨,于荣禄随军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途中部队受阻,作为宣传干事的他立功心切,急于要拍摄解放军戒严部队清场行动的照片,不顾劝阻,独自身穿便装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中弹受伤,被民众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于荣禄属于陈希同专题报告中所说的“误伤”,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枪下。 从军警死亡15人的情况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当时的北京并不存在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在军队开枪杀人之后,民众虽然非常愤怒,但绝大多数只是以呼喊抗议口号、痛骂来表达,少部分以石头、砖块、木棍发泄愤怒,也是有限度的,否则,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死亡的军警绝对不止15人。众多的军警因为受阻或失散,陷入围堵的人海之中,但并没有因此丧生。 例如,1989年6月4日凌晨2点钟,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的880名官兵在北京市崇文区天坛公园东门外,被民众分割成三截,其中300名官兵被6万多名群众挤压在道路旁的铁栏杆和天坛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官兵们饥饿,干渴,疲惫不堪。团长陈荣富手拿半导体喇叭,呼吁民众予以帮助。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人送来了汽水、点心,一家姓刘的个体户父子俩送来了一筐苹果和香蕉。一位中年妇女为腿部负伤的团参谋长张秋林清理创口,杀菌消毒。民众并将该团在进军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治疗。 当时北京的普遍情况就是这样,只要部队停止前进,不去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民众就以友善的态度和行动待之,不仅不予以为难,而且予以优待。 第二,这15名军警都死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钟以后,也就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时间顺序而言,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在先,民众抗暴在后;就因果关系而言,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是因,民众抗暴是果。 这15名军警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如下: 陆军第63集团军排长刘国庚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东约150米处。 陆军第38集团军6名士兵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10分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上往西延长线上的翠微路路口。 陆军第39集团军士兵崔国政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40分左右,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崇文门过街天桥(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附近。 陆军第54集团军代理排长马国选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钟左右在北京市宣武区的菜市口附近身负重伤,被送往武装警察部队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陆军第54集团军中尉参谋王锦伟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30分,地点在北京市宣武区的南新华街。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士兵李国瑞于1989年6月4日淩晨5点钟许在北京市西城区的阜成门立交桥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士兵刘艳坡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钟许在西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陆军第39集团军少校干事于荣禄死于1989年6月4日2点钟左右,死亡地点不详。 陆军第39集团军士兵臧立杰于1989年6月7日与同伴乘坐军车路过北京市东城区的建国门时,被从外交公寓里射出的子弹击中面部,当场身亡。 陆军第24集团军排长王景生于1989年年7月4日在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朱韵和
4个月前
★家族腐败的一面 再来看看他的家族是如何搞腐败,利用经济改革大发横财的。 ◇大儿子邓朴方 这家伙应该是老邓子女中,名气最大的。此人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迫害,导致半身瘫痪。因此,凡是跟残疾人沾边的头衔,都少不了他。邓朴方长期担任的职务有: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85年至06年,当了 21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06年当到现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88年至08年,当了20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08年当到现在) 除了上述和残疾人有关的职务,邓朴方目前还是第11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小小的邓朴方,何德何能?还不是因为他老爹,才捞到这么多职务。    邓朴方不光涉足官场,还涉足商场。他在1984年年底成立康华公司,由残联基金会注资600万(84年的600万抵得上现在几个亿),搞外贸,财政部给予免税待遇。85年的利润997万,86年利润1756万,87年利润2200万(请注意,这些都是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小康华”。小康华赚了这么多钱,有多少进了邓朴方的腰包,外人估计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但是,邓朴方对此居然还不满足。在87年,由李鹏特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由国家注资1.2亿,享受免税待遇。成立1年后,就有2级子公司五六十个,三级子公司上百个。大康华的触手,延伸到每一个赚钱的领域。到“六四事件”之前,大康华已经是五大官倒(利用官方权力进行倒买倒卖)公司之首。 ◇小儿子邓质方 大儿子贪了这么多钱,小儿子自然也不甘寂寞。此人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去美国拿了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就被任命为中信集团下属中信兴业公司的总工程师,不久即兼任总经理。老邓南巡后,他又执掌四方地产公司,在几个沿海大城市大发土地财。    另外,邓质方还伙同周北方(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和李嘉诚,收购了香港某上市公司,改名为“首长四方”(“首”指首钢,“长”指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邓质方成为该公司董事长兼最大股东。 ◇大女儿邓林 邓林号称是画家,她的美术水平到底如何,俺是艺术门外汉,不好评价。不过捏,在90年代初,她到香港搞画展,每幅画可以卖到五六百万。各位同学请注意,千万别以为是艺术界的行家看好她的画作。那些买她画的人,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变相行贿,以巴结邓氏家族。    邓林的老公叫吴建常,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协会会长。看到这两个头衔,就应该明白,此人是有色金属领域的老大,人称“有色大王”。另外,他还担任中国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等职务。除了上述官方头衔,此人还拥有香港多家上市公司,据说手头有上百亿资金。 ◇二女儿邓楠 邓楠在老邓所有子女中,是最低调的。虽说低调,却也做到科技部副部长,算是副部级干部了。 ◇小女儿邓榕 邓榕本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她还拥有自己的地产公司。不过这些都不是她的重点,她的重点是她老公贺平。    贺平是老红军贺彪少将的儿子。贺平本人也混到了少将,并且官至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他跟王军(八元老之一王震的儿子)一起经营了中国保利集团,贺平是公司总经理。保利集团当年在天朝商界也是赫赫有名,最牛X的是经营军火生意,另外还兼营地产。香港人戏称“保利集团”是“暴利集团”。 看完老邓子女发达的事迹,大伙儿再回味一下老邓的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顺便说一下:    在80年代的朝廷高官中,高官子女闷声发大财的,绝对不止老邓一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俺整理的《太子的关系网络》,里面汇总了党国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权贵家族。 ---编程随想:太上皇邓小平的阴暗面
朱韵和
4个月前
编程随想:太上皇邓小平的阴暗面 老邓作为八元老里面的“一哥”,在“六四”这部大戏中,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倘若不详细介绍,实在太不给他面子了。因此,俺必须得单独写一个帖子,介绍邓小平其人。    老邓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人物——粉丝们称他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反对的人称他为六四的【总射击师 】。他光鲜的那一面,俺就不必多说了。经过真理部这么多年的唠叨,估计大伙儿的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今天要聊一下,他不太光鲜的另一面。 ★贪图权力的一面 要八卦老邓的权力情结,恐怕还得从他第一次下台说起。    话说30年代初,老邓已经混到中央苏区的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级别不小,而且属老毛派系),在1932年还迎娶第二任老婆金维映。对老邓而言,正是官场情场双丰收之时。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博古在中央苏区排挤老毛。邓作为老毛派系的人,受到牵连(被撤职,被关押)。事发后,新婚仅一年的金维映宣布跟他离婚;离婚也就算了,居然还改嫁李维汉(李维汉当时是老邓的政治对手)!此事对老邓是极大的打击。据说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敢再和他提起“金维映”三个字...    这事儿成了老邓终身的奇耻大辱。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老邓从此发誓——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仔细观察老邓之后在官场的所作所为,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权力的欲望。在这方面,他跟毛太祖挺像的。 ★虚伪滑头的一面 前面已经提到,老邓很看重权力。因此,为了自己的权力,他可以违背各种原则,做出各种虚伪的事情。在伟光正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滑头的政客,老邓算是其中一个。很多人都知道,他历经三起三落。像彭德怀这种直性子,只要被打倒一次,就再也翻不了身。而老邓每次都可以从逆境中翻身。其奥妙,也就在这里。 ◇出尔反尔 为了说明老邓的出尔反尔,先给大伙儿看一下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典言论: 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就是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说“永不翻案”人,在掌权后,立即对文革进行翻案(当然,否定文革是一件好事儿)。可见,老邓是一个出尔反尔的老手。 ◇违心吹捧对手 除了出尔反尔,老邓还善于对政治敌手进行违心地吹捧。咱们来看看四人帮刚倒台时,他是如何吹捧华国锋的: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信 ) 这封信发出后不到三年,华国锋被他搞倒,邓成为实际上的党国一把手。 ★总结 今天揭了老邓很多的阴暗面。可能有同学会奇怪,这些跟“六四运动”有啥关系捏?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大滴。老邓的性格决定了他所采取的路线(简单说,就是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保守)。而这条路线,直接决定了中国在文革之后的政治走势。包括“六四”在内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跟老邓的这条政治路线有密切关系。 图:1975年,邓小平。 CFP
朱韵和
4个月前
陶杰:英国人暗辱邓小平 新年头一天,英国人就奸计使坏,在伦敦故意“解密档案”,其中有一条,是英国一九八九年“六四”收到消息:邓小平说,要杀二百人,换取中国二十年稳定。 为什么说英国人又搞鬼呢?因为“六四”期间所谓“杀若干人,换取二十年稳定”之说,一早不是秘密,是邓小平在家召见领导人和战友 等人时说的,不过“若干”这个数字,外传二十多年来,都是“二十万”,而不是英方所称听来的“二百”。 凡中国人都敬仰邓小平,因为邓公是一个伟人。凡伟人开口,必定大气魄。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符合邓小平四川人大气领袖的性格。一九五四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核战,也说“中国有六万万人,即使死掉一半,还有三万万,仍然可以建设共产主义。”这句话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所谓杀二百中国人,数字太小家子气了,邓小平怎会讲得出口?尤其跟毛泽东一比。所以由此断定,英方档案透露的这个数字,绝不能反映一个伟人的壮志,一定是假的。 二百人数字太低,不必劳烦邓小平派解放军开枪杀。因为“六四”期间有戒严令,只要解放军开着军车向长安街一冲,不放一枪一弹,中国人自我践踏,十分钟踩死的都不止二百。英国一九八八年的希尔布罗足球场大门闸倒塌,观众四处逃窜,践踏死的,都有九十六,踩伤近八百,何况“六四”解放军还开枪扫射。 所谓“杀二百人换取二十年稳定”,你问问熟悉邓小平性格的李光耀,李国父必定大笑。一个千亿富豪,如新鸿基郭氏兄弟,捐款出手至少三五亿,才算是慈善,若捐二百元给一家老人院,你叫怎样出得了手,更不可能说得出口。 才杀二百人?是邓小平告诉英国驻华大使的?还是他家子女打电话告诉当时港督卫奕信,叫他转达的?如果都不是,英国人从哪里听来还是编造的?如果是编出来的,动机只有一个,表面上,收了中国六七百亿英镑的投资,将“六四”杀人数字,大幅减低,大量漂白;但实际上,是矮化邓小平,令邓公小眉小眼的,打击伟人的形象和声望,所以我说:英国人很鬼,见此不洞悉其奸而不愤慨者,还算是个中国人吗?
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國已做好犧牲示威者性命的準備 根據英國解密檔案,時任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Donald)在戒嚴當日,與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毛澤東思想的美國學者Stuart Schram教授午餐,Schram收到消息稱鄧小平曾表示「200人死可換來中國20年的和平」(two hundred dead could bring 20 years of peace to china ),認為中國當局已經做好犧牲示威者性命的準備,來換取穩定和改革的時間(the sacrifice of a number of demonstrators lives now would stabili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唐納德又指,收到美國國防部的三大情報:中國政府無法避免流血衝突;政府醫院人員已被召回到工作單位;軍隊已獲指示要採取一切手段平定局勢。電報中又指,儘管中國高層在李鵬宣布戒嚴後仍有聲音認為需要溫和處理民運,但學生令政府和黨沒面子,令局勢推向災難。 中方欲在基本法讓步換解除經濟制裁 六四鎮壓後,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1989年6月21日,英國國會議員夏米勒(Hal Miller)手寫信件給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引述一名香港老朋友指,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希望夏米勒7月訪問中國,商討英國以非官方渠道向中方提供優惠貸款和持續投資,更表明願意在草擬《基本法》上提供「更大彈性」作為交換條件。 不過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強烈反對建議(strongly against this move),認為夏米勒若訪問中國,中方必定作政治宣傳,讓外界以為英國接納李鵬路線。 時任港督衛奕信亦在電報中稱,若夏米勒訪華,難免被公開,更不會有任何得益,更指在屠殺後不久(soon after the massacre)與尤其是李鵬等中國領導人接觸,一定會在香港惹起反彈。最後英國外相賀維(Howe)與夏米勒商討後,決定放棄有關建議。 ---【中英密件】六四前後密報曝光 英接報鄧小平做好流血鎮壓準備 撰文:勞顯亮 香港01 图:1989年5月,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指美國學者收到消息指,鄧小平已預計民運流血收場。(英國解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