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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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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1972年，田间学毛选。

#1972年 #田间 #学毛选 #政治历史 #中国

4个月前

1968年，西安，摄影师刘一（后排右二）的全家福

#1968年 #西安 #全家福 #摄影师

4个月前

“夺妻之恨” 毛、邓时代的中南海里男人和男人之间曾经有过的夺妻之仇也同样是以“仇将恩报”为结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所谓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里，邓小平和陈云为别为事实上的第一、二把手，巧合的是此二人在中共马上打江山的年代即都曾与党内同志有过“夺妻之恨”。邓小平一生中结过三次婚，第二次婚姻的女主角大名金维映,两人一九三二年在中共江西根据地结为夫妻。婚后一年整，邓小平即因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受到内部整肃,金维映在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主持的“清算”会议上登台揭发邓小平的“严重罪行”,继而干脆对李维汉投怀入抱，其“爱情的果实“即是已经退位的前中共中央领导人李铁映。不过日后李维汉另寻新欢，金氏则落得和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同样的下场，被以治病为名强行送往当时的苏联。（据公开资料介绍，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后，令邓小平痛苦万分，在邓小平生前，没有人敢在邓面前提“金维映”三个字；邓也只字未提金维映。金维映1938年春被送往苏联，更由于“精神失常”而住进莫斯科郊区的精神病院。1941年秋，德军进攻莫斯科，金维映被砸死在精神病院内，时年37岁。 ---“夺妻之恨” 邓小平、陈云与中共党官）中共建政之后，分管党内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一直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邓小平时代开始后，在考虑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亲自出任第一届主任职务的邓小平点名说“副主任要有维汉同志一个”。至于金维映为李维汉所生的儿子李铁映更是因为邓小平的大力提携，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成为那一届里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就在那次十三大上，邓小平和陈云之间达成的政治协议是邓小平保留军委主席职权，把中央顾问委员主任职务让给陈云，陈云则提出邓时代的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留任，另外一个副主任位置留给宋任穷同志。而这位穷任穷的妻子子陈月英年轻时本是陈云初恋对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陈云在长征途中被派往莫斯科,不久陈月英便成了长征队伍里的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妻子。而陈月英为宋任穷生下的女儿宋珍珍长大成人后又嫁给了陈云的二儿子陈方…… ---当年若不是陈云力阻江青脑袋已经被邓小平砍了（高新）

#夺妻之恨 #中南海 #毛泽东 #邓小平 #陈云 #中共历史 #婚姻纠葛

4个月前

邓小平与陈云，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仅存的两位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如双峰对峙构成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双核。双头政治，双峰政治，在有着一山不容二虎传统的中国，是少有的。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共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50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中共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四人帮”已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9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 ---彻底政改这张底牌邓小平陈云都不敢碰作者：杨继绳图：邓小平（右）与陈云（左）摄于1952年。

#邓小平 #陈云 #中共第二代领导 #双峰政治 #改革年代

4个月前

三峡工程移民苏师傅的N次搬迁下面的故事是来自2014年《澎湃新闻》发表的报告《三峡九章》。根据英国BBC的报导，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只生存了七个小时，就被拿下来。BBC的记者就打电话问澎湃新闻网，为什么把这篇文章给撤下来？得到回答是中国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懂的”。但是澎湃新闻网还有一个新闻形式，就是早报的形式，这篇文章同时印在第二天上海早报上，所以尽管在网上拿下来了，但报纸的形式还存在，只是看到人就不是很多。苏师傅的职业是理发师，原来的家（第一个家）在三峡海拔175米的所谓三峡工程移民线以下，将被水库淹没，必须要搬迁。按照当时的规划，从三峡地区175米淹没线以下搬到了海拔175米以上的地区。苏师傅建了一座新房子（第二个家）。建房的一部分款项来自于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他们家每人得到了1万块钱，其它的钱是借的。按照三峡工程获得批准后不久的规定，三峡工程移民113万，工程移民投资400亿，采取移民费用包干，就是三峡工程每个移民的赔偿的款项是3.5万。根据三峡工程最后结算报告，三峡工程移民共花了800多亿。说是安置了120万移民，每个人移民安置费近七万，但是苏师傅家是每人拿一万块钱，还有六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苏师傅的新房子盖完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墙体裂缝、大门移位等等，房子成了危房，不能继续住了。什么原因？按照政府的规划，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新房子盖在正好175米以上的地方，应该是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府未考虑到“未知结局”，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地下水也随之抬高，可能引起滑坡复活或者地基下陷。这本是应该能够想到的问题，但是政府总理李鹏没有想到。苏师傅的新房子被迫放弃。在放弃之前，他把这个房子又租给另外一个修摩托车的人来住，每年的房租是600块钱人民币，可见这个房子基本上就不值钱，新房的投资基本打了水漂。苏师傅又在旁边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买了一座新房子（第三个家）。不久政府又告诉苏师傅，这座新房子位于三峡库区的刚刚查清的滑坡地带，必须再次搬迁。《三峡九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苏师傅三次搬迁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王维洛|三峡难民——三峡工程制造的人祸

#三峡工程 #移民问题 #新闻审查

4个月前

司马璐描述那时的情形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后，党内存在着两大势力，一个势力以中共实际当权者周恩来为代表，控制着在上海的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可称之为中央派或国际派。另一个势力以毛泽东领头，控制着红军主力和江西苏区，可称之为土共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却一直明争暗斗。按司马璐的说法，“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0)：苏区肃反整理：袁斌

#肃反运动 #政治斗争 #历史回忆 #苏区 #20世纪30年代

4个月前

彭德怀指着李德说：“我操你娘” 1934年12月31日，红军逃到了黄平县猴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这个会议有称为政治局会议的，有称为军委会议的，有称为猴场会议的。猴场会议正式决议，以后作战，不能由周恩来的三人团独揽指挥权。“今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做报告。” 周恩来示意总书记秦邦宪发表意见，他两手一摆，耸耸肩说：“恩来同志，在军事上我一向听你的，现在什么方案都可试试。” 王稼祥从担架上坐起，指着秦邦宪说：“你们是什么布尔什维克，中央谁负责，你说恩来，恩来说你……” 据聂荣臻回忆，秦邦宪当时举枪对着自己想要自杀，是聂从他手上把枪拿下的。王稼祥笑对秦邦宪说：“你这就更不像一个布尔什维克了。” 彭德怀突然走到李德面前，指着李德说：“我操你娘。” 李德问伍修权：“他说什么。” 伍修权犹豫了一会儿，机智的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他很喜欢你的妈妈。” 李德说：“很好很好，你喜欢我的妈妈，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国际主义者，绝对没有关系。” 彭德怀又问伍修权“李德说什么？”伍修权脸色一沉，严肃的说了一个“好”字，彭德怀会意自己打了一个大胜仗，狂笑不已。林彪看到这情景，对彭德怀有几分醋意，突然也一个箭步走到李德面前，举拳便打。林彪接着对李德说：“顾问同志，你不是在军事上要我们‘短促突击’吗？老子这一拳就是对你进行‘短促突击’！” 伍修权对李德翻译说：“林彪同志问，短促突击是不是这么打法？” 但是，这一回李德看出来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态度都是不怀好意的。李德用英文转对周恩来说：“今天这个会，乱成这个样子，对国际毫不尊重，反对国际就是反党。中国党脱离国际的领导，很严重啊。”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1)：“长征” 整理：袁斌

#猴场会议 #长征 #红军历史

4个月前

“马克思，救命呀！”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在林彪、彭德怀指挥下在界首强渡湘江。当时红军作战非常困难，大部分主力要保护中央首长；笨重的东西又多，行军缓慢。受伤的兵和民扶到处都是，根据当时的行军纪律，伤者必须“处理”，担心留下泄漏红军的秘密。 11月30日到12月1日，红军彻夜抢渡湘江。红军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纪律了，拼命向前推挤，争取上船。江水太急而船又不多。后面的红军把前面的红军推落水中。刘伯承也说，过江时，挤死的人太多了。“这么过江不是办法，我们自己人都把自己人挤死了。”民夫只顾逃命，把一部与莫斯科联系的重型电台也抛弃了。银元、黄金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首长分别缠在身上。周恩来说：“我们渡过湘江，就是胜利。”红军政工人员在高呼：“同志们，冲呀！”“为革命牺牲最光荣！”也有人轻声骂政工人员是“卖膏药的。” 枪声、炮声、划船的声音，国军照明弹闪烁而过。有的船被炮弹击中了，江上的血浪像火花。政工人员又在叫：“同志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湘江在咆哮，人在哭，鬼在嚎，也有柔弱的呻吟的声音：“马克思，救命呀！” 离开中央苏区号称十万的红军，这时已只剩三万零五百人了。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1)：“长征” 整理：袁斌

#长征 #湘江战役 #中央红军 #林彪 #彭德怀

5个月前

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 “三峡移民政策按照水位线移民，但是一般山区的村庄很少像东部地区那样家家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样就会发生如下情况：某个处在135米线以下的家庭，就属于一期移民，要移到某省某县；但他同村的父母的房子在145米线，属于二期移民，要移到华南某省某县；他的叔叔家在156米线，就会跟随三期移民到另一个省。根据水位线高低分批安置移民的方案，曾导致不少惨烈事件发生。‘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离开便再不能回，于是在移民日期的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然后要求儿女将自己葬在175米线以上（三峡蓄水的最高水位线）。很多移民村移民镇，在一段时期集中出现两件事，一个是大规模的乡村宴会，另一个就是葬礼。’高嵩说。于是，在三峡的许多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 “90年代末，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曾亲眼目睹一个家庭的外迁经历。‘一家五六口人，年轻的都打算走了（被移往广东），家里80多岁的老头子拗着就不走。当然，他也走不动了：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好在我得了病啊，不然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谁受得了啊？’”李世权说：“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熊正华和刘红英是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旦离开便再不能回家，于是决意离开这个无法再正常生存的世界。后人将老人的遗像贴在即将被淹没、拆除房屋的墙上，以表达对老人和老屋的怀念。李风先生留下这个场景和离去的老人。在三峡库区的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到底有多少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不会公开的谜。柳白在《三峡挽歌》一书中提到三峡移民刘长英自杀一事。柳白写道：从大昌城走上40多分钟，就爬上了河口村八社王仁福家住的高坡。浩浩清风从山下的大宁河吹过来，令人倦意顿消。望着波光粼粼的大宁河，老王告诉我，河里有国家保护动物娃娃鱼。然后意味深长道：“鱼都有人保护，我们这些大活人又有谁来保护？人的命难道还不如一条鱼？”他接着遥指七社告诉我，镇政府强迫搬迁，七社陈祖满的母亲刘长英自杀死了，一家人好惨。我没有继续问他陈祖满家的现况，不是不想知道，是因为怕。大昌镇的青山绿水后面掩藏的那么多的丑恶，真让人匪夷所思，痛心疾首。三峡工程移民不愿意离开故土，以死抗争。笔者借用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的话在此吊念那些死去的老人：“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图：2013年10月12日三峡库区秭归泄滩的长江边，三峡库区175米水位线边上，老屋里墙上熊正华（男）和刘红英（女）两位老人的遗像。他们村全部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下了，村民早都搬迁到山上的新集镇去了，但两位老人到死都不愿意离开江边的老屋。 ---王维洛|三峡难民——三峡工程制造的人祸

#三峡移民 #水位线移民 #家庭分离 #惨烈事件

5个月前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听说三门峡工程造成的问题，十分恼怒，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没有执行。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错失修正三门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机会。作为工程的最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已经表示用炸掉三门峡大坝的方法来公开修正错误，似乎已经不在乎黄河清和圣人出的这个政治关系了，意将自己的责任撇清。据说周恩来建国之后一直服从毛泽东旨意，为什么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办？可能他意识到，大坝炸毁之后毛一定会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权衡之下，周恩来宁愿替毛泽东背黑锅来换取继续的信任。一九六九年夏，三门峡水库库尾的水位上翘，西安告急。周恩来只得将三门峡水库坝址处蓄水位继续降到海拔三百一十五米。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尚未找到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办法。二〇〇三年秋，陕西渭河下游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关中平原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惨重。张光斗与钱正英对此发表意见：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好像三门峡工程之错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像三门峡大坝早就该炸了。周恩来手下的行政和技术官员多是佞臣，不愿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所以只有周恩来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周恩来须负责作者：王维洛图：1962年三门峡水利工程

#三门峡工程 #毛泽东 #周恩来

5个月前

“狠心纵队”与“混账纵队” 红军突围时，以林彪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战斗力最强，为突围的先头部队。周昆的第八军团拱卫左翼，罗炳辉的第九军团拱卫右翼，董振堂的第五军团担任殿后。中央领导人在行军中居于全军的最中间，陆定一日后的回忆中称这个红军阵容是“抬轿子”。彭德怀在通道会议说是“抬棺材”。中央领导人又分为两个层次：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保护的对像是中央最核心的人物，如周恩来、秦邦宪，国际顾问李德等。中央纵队司令员为李富春，党政团高级干部如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董必武等都编在这一队。军委纵队的代号为“红星纵队”，中央纵队的代号为“红章纵队”。司马璐说，在行军中，指战员普遍表露出对周恩来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不满。陆定一所说的“抬桥子”，就是指党中央领导人稳坐“轿子”，全体红军的任务是保卫“轿子”。所以有红军指战员用谐音谑称“红星纵队”为“狠心纵队”，“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以此发泄内心的不满。彭德怀口直心快，说中央的纵队等于两口棺材，我们抬着棺材，怎么能打仗呢？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1)：“长征” 整理：袁斌

#红军 #长征 #军事 #历史 #中国共产党

5个月前

大屠杀 “长征”前，即1934年10月初，周恩来下令枪决了一批控制使用的中共高级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季振同。他是1931年底率领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投共，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投共后，其部下的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为说了一句：“我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打内战。”也被杀了。 “当时苏区的紧急情况，一般的伤病人员，除了极少数的高级干部受到特别的照顾外，凡属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对像，都以断然的手段处理。否则随军行动一定增加负担，活着成为敌人俘虏，吐出秘密，也对党不利。”司马璐说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1)：“长征” 整理：袁斌

#大屠杀 #长征 #周恩来 #中共 #国民党 #红军 #第五军团 #抗日战争

5个月前

斯大林绝对是一个顶尖的社会心理学家。他透视了人性的弱点，将“胡萝卜加大棒”的驭人之道提升到无以附加的极致——子弹加香肠。子弹的目的，制造恐惧。对于和他的意志相左、不服从他、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他可没有说服、辩论的耐心，一颗子弹杀死了之。自他掌权以后，被他杀死的高官可以组成一个军。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过6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列宁死后，斯大林将那5人全部处死（托洛茨基先被流放，再被驱逐出境，最后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去的杀手用冰镐砸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的15名成员，斯大林掌权时已有5人去世，其余9人全部处死；苏共15大政治局中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部处死；苏共11大中央委员会中的27人，20人被处死；苏共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共有71名中央委员，只有19人活了下来，而在这届选出的173名中央委员中，110人被从肉体上消灭，1966名党代会代表中的1108人被逮捕和枪毙；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处死！被斯大林消灭的苏联精英，比死在包括二战在内的所有“外国敌对势力”之手的总和都要多出不知多少倍！不仅如此，斯大林在重要官员的任命上，实行的是双名单系统。现职一份名单，台下还有一份备用名单，如果有官员不听话或者他看不顺眼了，成了“叛徒、内奸、特务”而被清洗，那么其职务立刻由备用人员替代。他要让所有人知道，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人是不可被消灭的，但是什么时候被替代被消灭，却是个未知数。红军将领乌博列维奇在日记中说，每天去上班时，他都要带上一个装着日常用品的小包，因为他不知道今天出去了明天是否还能回家。那个未知数，就像一把高悬在头顶的、随时会落下的达摩克里斯剑一样，使所有官员战战兢兢地，始终处于巨大的恐惧之中。香肠的目的，喂养鹰犬。列宁时代，由于是政权初创时期，相对于后来的官僚制度还算清廉。那时规定，所有党政、企业等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要拿来做公用基金，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然而斯大林掌权后，为了收买、喂养效忠于自己的鹰犬，他不仅将官员的工资大幅度提高，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将高级官员的工资提高到了技术工人的40－50倍，而且还实行“大信封”制——对于他所信任的、卖力效忠他的、为他做核心操作的人，他会让办公室主任不定期地在私下里给这些人分发装满卢布的大信封。这些卢布从国库提出，是不上账的。除此之外，别墅、小轿车、高档酒和食品以及其他紧俏物资，都是斯大林用以收买“忠心”的手段。通过这些“喂养”，斯大林很快就在全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以他马首是瞻、对他惟命是从，是他得以稳坐最高权力宝座的牢固基石。事实证明，斯大林的“子弹加香肠”的驭人之道非常成功，他使得那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整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每一个人都非常惧怕他，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人都要露出“兴高采烈”的表情对他热烈鼓掌，在他没有示意前，没有人敢停止鼓掌；同时，每个人又都渴望得到他的青睐，对他极尽谄媚之能事，以期得到巨大的利益。然而，可想而知，当把一个国家的精英和具有独立见解的人都交给了子弹，那么占据高位的会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领取香肠的庸才蠢才。二战初期，德军之所以能把几百万苏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原来苏军中的杰出将领被斯大林宰杀殆尽，之后提拔的“香肠”将军毫无指挥才能。生死存亡之际，斯大林不得不从监狱中释放出幸存的将军并委以重任，这才在战场上扭转颓势。不过，二战结束后，一切归于“常态”，斯大林就不再需要难以驾驭的能人干才了，有维护其统治的鹰犬足矣。以苏联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为例。二战中，他一手统筹苏联的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使得苏联在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迅速组织起高效的战时经济。然而二战结束后，他就被斯大林处决。让人们在子弹和香肠之间进行选择，对于维护斯大林的权力来说，他非常成功。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是一场灾难。而且，他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斯大林的驭人之道——子弹加香肠作者：陋兰

#斯大林 #社会心理学 #权力 #恐惧 #历史事件 #苏联 #政治

5个月前

“大跃进”运动动不动就给人插白旗，在战争中举白旗是表示投降，现在插白旗就是命令你投降，被插白旗的人还要戴上一顶右倾分子的政治帽子。经过了头一年的反右派运动，很多人被吓破了胆，做事战战兢兢的，因为右倾跟右派就是一字之差，戴上了这顶帽子就离“敌我矛盾”不远了。这几个小布块分为三种颜色，白色的代表“拔白根”，“拔”的就是这次运动的“阻力”；绿色的“反稳健”表示警告，稳健在那时候是个贬义词，稳健的本身就缺乏“大跃进”的朝气，所以“反稳健”成了一种特殊术语；红的上面写“再跃进”，也可以说是个小嘉奖令。这些小牌让人想起了执法严明的足球场，裁判举黄牌是表示你犯规了，举红牌就可以把你罚下场了，而政治方面的“下场”事关终身命运，是足球场上的红牌所不能比的。最后一张是“河南省开封第二中学”发的奖状，得奖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向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现在大体可以断定又是一起“冤假错案”，一个学校能有什么反革命集团，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草木皆兵罢了，那时无限上纲是最有杀伤力的，“大批判”能把很多人妖魔化。奖状的主人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的，纯粹是跟着大人和老师的指挥棒转。 ---疯狂年代的想像与荒诞

#大跃进 #政治运动 #反右派 #白旗

5个月前

第一张是一张贺年卡，上面的口号是“食堂巧做千家饭吃饱吃好又吃省”。说假话是1958年的“特色”，这张小卡片睁着眼说瞎话，食堂前农民排半天队也吃不上饭，有些人家把锅砸了去炼钢，饿急了想做点饭就得搞“地下活动”。当时农民在自己家里做饭也属于违法。另外三张是1958年吃食堂留下的饭票。凭票吃饭是想改变农村的经济性质，可惜的是，空想不能兑现，很快就变成了泡影，农村的所谓食堂也是“短命鬼”。 ---疯狂年代的想像与荒诞

#大跃进 #人民公社 #饥荒 #票证经济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1958年的口号是“以钢为纲”，前面这两张“状”都是“钢铁元帅升帐”时留下的陈迹。

#1958年 #以钢为纲 #钢铁元帅

5个月前

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汪精卫 #南京政权 #和谈 #日本侵华 #抗日战争

5个月前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它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汪精卫 #历史 #陈克文日记 #中日战争 #政治分析

5个月前

偷听敌台、偷看禁书的赫鲁晓夫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现在却成了他每天都要收听的广播，而他曾经的最爱《真理报》，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里，苏共曾经的首脑，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竟然转变为一个体制的异议者，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在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禁书”。他让儿子谢尔盖偷偷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奥威尔的《1984》等书籍带回家，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在阅读了这些书籍以后，他摇头叹息：“我们不该禁这些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我被蒙蔽了！” 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得出版。于是他拿出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机智，从敌台中获得蛛丝马迹，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将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 1971年9月11日，这个共运史上最高级别的“偷听敌台”者在病榻上与世长辞。临终，他向医生忏悔道：“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临终忏悔也许可信。但是，不妨做个假设：假设赫鲁晓夫没有下台，而是像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执政至死，那么，即使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听到了载道的怨声，然而出于对权力的维护，他能够改变吗？他还会那样忏悔吗？这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偷听敌台、偷看禁书的赫鲁晓夫作者：陋兰

#赫鲁晓夫 #冷战 #苏联政治

5个月前

斯大林告诉我们——政治就是一张二皮脸斯大林，俄文“钢铁”之意。由于宣传和灌输，斯大林也确如钢铁一样屹立在我们的脑海中——具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钢铁般冷酷的性格、钢铁般坚定的信仰、钢铁般严苛的政治原则。总之，斯大林很牛，从不会放弃原则去迎合任何人。可是，当我们回顾苏德战争前夕这位“钢铁”的所作所为时，就会惊讶地发现，“钢铁”竟然也会露出谄媚的笑脸，而政治也绝非铁板一块，有时就是一张二皮脸。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一周后，9月1日清晨，苏德两国两面夹击，同时进攻并占领波兰，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英国和法国因此向德国宣战，二战爆发。此时，虽然苏联没有公开与英法为敌，但事实上却是德国的盟友。社会主义苏联怎么会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呢？这简直匪夷所思！可是，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的荒诞。当所谓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成为利益的走狗时，那么根据需要耍耍二皮脸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作为盟友，苏联对德国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宣传上。掌握着国家所有宣传机器的苏联在这方面具有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优势。斯大林向希特勒示好的第一步，是在苏联全境禁演反德影剧。 1938年，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的历史巨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上映，该片讲述的是13世纪的俄罗斯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领导下击溃德国侵略者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受到热烈欢迎，斯大林亲自接见爱森斯坦，并拍着爱森斯坦的肩膀夸奖说：“你是个好布尔什维克！” 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位“好布尔什维克”的这部影片就成了禁片。苏德已经成为盟友，岂能再上映反德影片？二皮脸一翻——现在是向德国大唱赞歌的时候了！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一位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他先后写过两部歌颂斯大林的声乐套曲《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和《为斯大林干杯》，那时正在着手歌剧《谢苗•科特科》，作品描写1918年德军占领乌克兰时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蹂躏。——苏德结盟之前，这部歌剧政治正确，而结盟之后，立即转为反动。斯大林指示：“如此描写德国人是不能容忍的！”并派出官员对歌剧进行“指导”。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灵机一动：把德国人改成白匪军不就行了？于是，歌剧完成后，德军变成了国籍不明的土匪。 1940年7月，作家爱伦堡从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巴黎回到莫斯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书中讲述了纳粹德国进攻并占领巴黎时的种种暴行。书稿第一部完成后，交由《旗》杂志发表，编辑接到上级指令：书稿中“法西斯主义”的字词必须全部删掉，把“打倒法西斯分子”等口号改成“打倒反动分子”。 “法西斯”一词在那时的苏联竟然都成了禁忌。在禁演禁印反德影剧书籍之后，接下来当然是“歌德”。希特勒是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的狂热崇拜者，以瓦格纳的作品向希特勒献媚再好不过了。于是，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大剧院隆重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并指定导演为爱森斯坦。爱森斯坦是电影导演，对歌剧一知半解，怎么竟会指定他去导演歌剧呢？原来，“钢铁”斯大林还有着绣花针般的心机：爱森斯坦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辈为德国移民，十月革命后，父亲反对革命，移居德国，成为德国公民。由爱森斯坦这样一个俄德混血儿执导瓦格纳的作品，不是正体现了苏德友好联盟、血浓于水吗？《女武神》首映式，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隆重出席，第二天的报纸杂志上，对《女武神》的吹捧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与此同时，一列列满载着橡胶等战略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开往德国…… 然而，斯大林的献媚和二皮脸政策，并没有笼络住希特勒的野心。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德战争爆发。演砸了的斯大林精神崩溃。据克格勃头子贝利亚讲述：当时斯大林目光呆滞，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战争爆发了，它的发展将是灾难性的。列宁给我们留下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而我们却……我辞去领导职务。”然后他乘车前往郊外别墅。政治局委员们去找他，他惊恐万状，以为大家是来抓他的……经委员们劝说，斯大林才重返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可是，“钢铁”斯大林承认，自己没有勇气向国民宣布战争爆发，于是委托国防副主席莫洛托夫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由一个副手宣战，这在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盟友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于是—— 瓦格纳的《女武神》立即停演，不久前刚刚对这部歌剧肉麻吹捧的评论家们，连夜赶稿对其口诛笔伐；立刻解禁抗击德国鬼子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全国放映；重新排演揭露德国人暴行的歌剧《谢苗•科特科》，不过最终没有排成，因为导演梅耶荷德已经在几个月前被枪毙了；马上开印《巴黎的陷落》一书，书刚一出版立刻授予斯大林奖金； …… 有人把1939年8月23日到1941年6月22日的苏德同盟称为“荒唐的伴侣”，那是一出双方共同上演的、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二皮脸丑剧。 ---作者：陋兰图：1941年6月22日凌晨4:31，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拍摄的，显示了他得知德国开始入侵苏联的那一刻。

#斯大林 #政治 #苏德战争 #钢铁 #宣传与灌输

5个月前

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 ---“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作者：王彬彬

#文革 #样板戏 #刘庆棠 #江青 #红色娘子军

5个月前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作者：王彬彬图：画家赵华胜创作的油画《为了出路》

#文革 #大学招生 #工农兵推荐

5个月前

1976年，西安新城廣場。

#西安 #新城广场 #1976年 #中国历史 #城市发展

5个月前

1980年代，西安，學日語。劉一/攝。

#1980年代 #西安 #日语学习

5个月前

1942 年，长沙会战。一名中国士兵和一名军官 Battle of Changsha, January 1942. A Chinese soldier and an officer in field dress, circa 1942. U.S. Army Signal Corps photograph

#长沙会战 #历史事件 #中国军队 #1942年 #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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