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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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孙陇：北京知青争取返京活动中的一张《致各界同胞书》 1986年所油印的《致各界同胞书》，这份《致各界同胞书》展示了知青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批判的态度，讲述了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希望得到各界同胞的支持：【致各界同胞书您可能还记得在那动乱的六八年底，从北方开来的一列列装满青年学生的列车吧，人们用茫然迷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来到这陌生的山西大地。他们干什么来？说他们干什么都不像，反正那个年代怪事太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那些孩子就是今天的我们，在文革期间被再教育运动从京津驱赶到山西的原京津知青。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六八年底以最高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发布的，当时全国用所谓“上山下乡”的名义掀起狂潮进行忠实响应。日出日落，十八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这一精神的亿万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对其进行实践的结果证明，整整一代人被愚弄，惨遭迫害。当人们醒悟到上当受骗的时候，就以各种形式、方法、借口，从各个角度共同抵制、对抗这一祸国殃民的再教育运动，时至今日，知青所剩无几，人们有目共睹。大量的电影电视小说用大量的史料对这一运动进行了抨击、批判。但是，就如何看待老三届知青的接受再教育，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公正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因此，知青在经历了十八年的蹉跎岁月，至今，极左路线的阴魂仍然在围绕着他们，使他们仍为异乡之客。社会地位在三教九流之下，生活艰辛，收入菲薄，他们的命运不能与蒸蒸日上的祖国同步。共同的命运使他们认识到，再不能沉默了，再沉默就会遗恨终生，祸及儿孙，要向党反映，向人民哭诉，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求救！求得全社会的理解、支持！但他们的行动竟被污蔑中伤为“闹事”，使我们这一合理的要求不但得不到解决，还处处受到多方面的阻挠和刁难。今天是到了给这一极左路线的产物以严肃批判的时候了，彻底否定文革，就不能不正视、不承认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教育运动，给社会造成的明显惨痛的事实，它的毒素至今仍在以各种形式吞噬受摧残的知青们。我们盼望这一问题能早日被政府所理解，把他们从再教育的迫害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历史造成的这一悲剧及早彻底结束！山西省六八年京津插队知青】

#知青返京 #上山下乡运动 #致各界同胞书

5个月前

图5：1989年6月4日，安迪·莱文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 图6：1989年6月，成都，围观示威的人群。图7：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放火烧了派出所，点燃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图8：成都抗议活动中确切的死亡人数不得而知。

#成都事件 #天安门事件 #示威活动 #抗议 #1989年

5个月前

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 6月4日，跟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成都也开始了政府的镇压行动。武警总队于凌晨进入成都市中心。大约50名在那里的学生在上午七点半左右被清场，有两人在混战中死亡。其余的学生被带走了。据我所听到的，至少有三人在此过程中死亡，100人受伤——可能更多。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城市中心已经不受当局的控制。我看到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与示威者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有点让我意外的是，从一个习惯了身边的警察的高度武装的美国人看来，我没有看到成都的警察手中有枪。相反，他们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泪瓦斯来攻击人群，并试图驱散他们。然而，这些战斗仍然造成了死伤。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以便前进；然后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带着恐慌的人群又往后退。不可避免的是，最前面的一些年轻人——示威者中几乎没有女性——在碰撞与混乱中跌倒。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我当时写到，“被殴打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而是那些在警察冲上前时，跑最慢的人。” 当人群再次冲上前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救了回来，他们被朋友或是好心人带回来，大多都流血了，甚至有的失去了意识，我都拍了照片。我想知道他们会被带去哪里，要怎样得到医疗救治。人群中有人说，他们不能去医院，因为警察会在那里抓他们。在整个动荡期间，我跟一些人交谈，他们认为民主仍将来临，或是说为之奋斗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学过中文，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能用英语交流的人。 17岁的邹毅（音）是成都七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学生们希望我们的军队更强大，更美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人民统治。我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在国家解放后，人民不敢说出他们的想法。” 一所中学的马老师说：“他们在战斗，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自由和民主。在北京，警察打了学生，同样，在成都，警察也打了学生。”他跟我解释，“大多数是学生，但也有许多市民。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进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路，我们才能拥有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在街头，有时我靠近前方，近到足够清楚地看到当局和人群之间的拉锯战。这些天我吸入了大量的催泪瓦斯（我用一条湿围巾盖住鼻子和嘴巴，但眼睛只能露在外面）。我没有被催泪弹击中过，但冲在前面的人确实深受其害。还有的时候，我会走进已被人民接管的街道上的某座建筑里，做人们所说的示威游行的看客。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 6月4日晚上，我写到： “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天是星期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休息日，很多出行的人家都被困在市中心的僵局中。许多人似乎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把孩子高高举起好看得更清楚。年轻人在主干道上游行，自豪地展示战斗的纪念品。一个少年把一个未爆炸的催泪瓦斯罐晃来晃去，引来旁观者的好奇与惊讶。许多市民来这里不是为了战斗，而是看热闹，体验一下处于战斗前线的轻微危险所带来的刺激，偶尔催泪瓦斯的烟雾和每一次爆炸引起的人潮的惊恐逃窜，都会增加这种刺激感。但最前线的年轻人从未完全逃离，与警方保持大约50到100码的距离。下午4:20——警察设法把两辆公交车弄到广场上，似乎是作为他们在东翼的路障。下午4:40——更多的警察从西边进入广场。在南边通向广场的主道路上，有数以千计的人群，不过当时似乎只有大约300人处于严重危险中。在俯瞰交叉路口的平台上，就在城市中心的地标——毛泽东巨大雕像的凝视庇护下，站着数十人。他们就像检阅游行的元帅。在一幢尚未完工的建筑物的6楼，聚集在一起的旁观者对于这些“元帅”是谁，有着不同的意见。大家似乎一致认为的是，一些人是医务人员，一些人是党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当警察在下午4:55分把学生从广场赶走时，他们进了四川省展览馆。警察似乎暂时离开了广场，在侧翼最后一搏。那一刻，看不见警察，人群也变得稀疏。结束了？下午5:00——部队实际上依然还在附近，在广场两侧向后方移动。一片平静。然后部队再次出现在广场的周边，用几颗催泪弹控制了局面。” 某大学的孟姓工程师请求道：“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世界。我们的政府腐败。” 中医学院30岁的会计明心（音）解释说：“我们支持赵紫阳。如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最终肯定会获胜。我们不喜欢李鹏。赵说，他将结束腐败，不让他的儿子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子女牟利。” “自从1919年的学生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说同样的话 ——唯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中国。在中国，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孩子，无论做错什么事，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说。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 一片困境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对抗是激烈的、致命的、意义非凡的；而另一方面，它们只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大都市的中心。有一次，我想暂时远离所有的催泪瓦斯和行动，我去了城市的另一部分，去一家小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他们生意，好像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事情很快传开了，但人们不知道被抓的学生被带去了哪里。有传言说抗议者被关押在某一个派出所里，于是一大群人聚集在外面。最后，人们确定学生根本就不在那里。然而，在愤怒中，人们放火烧了派出所。三辆消防车从夜色中开来，警声大作。人们的第一直觉是闪到一边给救火车让道。但随后，我可以看出人群又“改变了主意。”就好像在说，“等一下，我们故意放的火，所以我们不想让这辆消防车把它灭了。”于是人群包围了消防车，驱赶消防员，把消防车推翻，然后点燃了消防车。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一路走回人民南路并向锦江边往南走时，似乎有数百人仍然逗留在各处，仍然有很多人喝着汽水和啤酒、吃着冰淇淋，聚集成群讨论当前的情况，一直到锦江宾馆都是这样。这是在凌晨1点45分之后了。” “泛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雕像，随着烟雾弥漫在灯光照射的空间内，仿佛一个种怪异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一片困境之中。” 几天后，19岁的成都大学学生陈静（音）告诉我，仅仅是他的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就有20名学生在6月4日和5日在与警方的混战中死去，大约有130人被抓。这些数字无法得到确认。一袋袋土豆在对峙的第二个晚上，我去了锦江宾馆。我天真地想，我也许可以拿到一份《人民日报》，得到一篇关于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书面报道。当我在酒店时，发生大骚乱。保安人员将我们所有人推入酒店并锁上门。他们还锁住了通常一直开着的酒店大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间的阳台上观看。一大群男人破门而入，挤满了底层。他们与保安人员对抗，并开始从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户扔石头。他们拿来一张8x10的胶合板点燃，讽刺地是，那上面画着的是西藏的旅游广告，然后将它滑到酒店大门门缝下面。我们是否会被锁在一家着火的酒店里终结一生？我在酒店里疯狂地跑来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第二天，武装部队坐着卡车在市中心转圈，抗议活动就此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我写下了我的经历，然后去了锦江宾馆的商务中心。我花了一大笔钱（可能是10美元）将文章传真给了《底特律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传真是否发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闻》在6月8日发表了我的报道，标题是《另一个遭受了死亡与混乱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家人发现我还活着。 ---ANDY LEVIN 图1：1989年春，学生和青年工人在成都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展开示威活动。6月4日，与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示威活动也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图2：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暴君，人民绝不原谅你”。图3：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与人民武警对峙。图4：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

#小天安门 #美国议员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学生民主运动

5个月前

“四·二六社论”的重要性所谓的“4·26社论”，是指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几乎所有介绍“六四事件”的书籍或文章，以及大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中，都会提到“4·26社论”。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　　这个社论为啥如此之重要捏？首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官方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其次，在正文中提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样一篇社论，直接导致如下后果： 1. 激怒了参与学运的高校师生。很多师生本来是出于爱国，为了消除腐败、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参与学运。结果被扣上动乱的大帽子，当然恼火了。 2. 社论的定性也断了参与者的后路。在天朝的政治语言中，“动乱”一词的分量是很重的。参加动乱、组织动乱，几乎等同于反革命，是可以直接判刑滴。所以，当时很多学运的骨干分子就想，反正已经被扣上动乱的罪名，已经没了退路（即使中途退出，也免不了被秋后算账）。干脆就一条路走到黑。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更多的学生运动；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朝廷中的保守派也乘机强硬起来，并指责改革派太软弱。最终的事态发展，直接导致了赵总书记的下台以及6月4日的血腥清场。 ---编程随想：“四·二六社论”的民间背景

#六四事件 #四·二六社论 #动乱 #人民日报

5个月前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后续影响 ◇各地的声援浪潮《导报》被上海市委整肃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学潮正在升温。所以这个消息犹如火上浇油，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不光是学生抗议此事，连很多官方传媒（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记者编辑都上街游行，声援钦本立和《导报》报社（照片如下）。除了上街游行，新闻界的同仁还以其它方式对《导报》表示声援。《中国青年报》的88名编辑和记者给《导报》报社发了慰问电，电文称：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有75名编辑和记者发了另一份电报慰问钦本立及其同事，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俺个人觉得：《导报》事件可算是六四运动的转折点之一。查封《导报》之前，抗议浪潮仅仅局限在高校；查封《导报》之后，把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激怒了。由于新闻界的影响力，又带动其它行业的知识分子加入抗议队伍。所以一天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才能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 ◇对天朝的长期影响成为六四运动的转折点之一，只是《导报》事件的短期影响。　　更长期的影响是：江泽民因为此事而出名，并在一个多月之后，被8元老相中，成为下一任总书记。如果没有《导报》事件，天朝的总书记将会是另一个人。 ★“导报事件”的尾声顺便再交代一下后话。 ◇《导报》停刊到了5月下旬，北京实施戒严，局势已经很严峻。而《导报》编辑部被接管，无法再正常运作。钦本立召集报社骨干开会，大家觉得：与其将来被官方撤换主要人员，盗用《导报》的名义欺骗舆论，还不如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时候，给它划上句号，以保名节。　　于是报社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导报》停刊。至此，《导报》成为永远的回忆。 ◇朝廷秋后算账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后，朝廷开始秋后算账——《导报》的四个记者（张伟国、阮江宁、陈乐波、许小微）被捕。　　上海宣传部长陈至立对导报的其他人也不放过，下了个命令，要求所有参与《导报》的人员，今后不得从事新闻出版行业的工作。　　钦本立被软禁（隔离审查），1991年4月15日因癌症去世（那天正好是老胡逝世2周年）。临死前写下“导报精神不死”的题字。 ---编程随想：《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世界经济导报 #抗议浪潮 #新闻自由

5个月前

寒山：林彪为什么把毛泽东叫做B52？凡是40年前听过中央文件传达的人都会记得，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反毛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文件中还有一些隐晦的用词，后来也都有解释。但文件中把毛泽东称为“B52”，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一个交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那是林立果小集团给毛泽东起的代号。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要用“B52”来指称毛。不过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B52” 是美国空军的超级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是美国50到70年代最有威力的战略威慑力量。但对于中国人来说，B52 还有它特殊的含义。当时中国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越南战争的新闻。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动用了大量的B52，对越南狂轰滥炸，造成摧毁性的破坏。但由于 B52 的飞行高度，它虽然不是超音速飞机，但却很难击中。越南方面好不容易打下一架，要大张旗鼓地庆祝。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B52多少像征著庞大，霸道，力量，难以接近和消灭。但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破坏和毁灭。人们对它又仇恨，又恐惧，又无可奈何。我猜测，这些很可能和林立果他们把毛泽东称为B52有关。在《五七一纪要》中，林立果等人控诉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形容毛泽东为“变态狂和自大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指控毛“将中国国家机器变成一座巨大的绞肉机，屠杀和虐待人民。”还指出“毛一肚子坏思想坏水，都是杀害民众的重磅炸弹”。这些说明，用“B52”来指称毛，至少在潜意识里是把毛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B52对越南的轰炸相比。其次，《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很多讨论如何将毛除掉的内容。这方面更多的讨论是在私下和秘密会议上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十分怕死，也知道自己手上不知有多少人命，党内就有很多人对他不满和仇恨，因此他的保卫十分严密，而且行踪鬼鬼祟祟，经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说不走又走了，说走又不走，说去这里半途又改变目的地，使得林立果和他的追随者伤透了脑筋。有人甚至建议实在不行就在国庆节趁毛在天安门上时用直升飞机去撞。这些就像越南人为了打一架B52下来一样困难。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管对林彪和林立果的评价有什么改变，在他们把毛称为B52的背后，可以说凝聚了对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的仇恨。

#文革 #林彪 #毛泽东 #B52代号 #五七一工程纪要

5个月前

1932年赣州战役，被俘的共匪（红军小战士）

#赣州战役 #红军小战士 #1932年 #被俘

5个月前

1958年冬，实行劳动力大兵团集体下田，午餐时征用收集了农户的炊具，至田间埋锅烧饭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城东公社。摄影：吴四一

#劳动力大兵团 #集体下田 #午餐 #农户炊具 #田间埋锅烧饭 #松江县城东公社 #吴四一 #1958年冬

5个月前

1966年秋，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活动。拍摄地点：松江县古松公社新村大队。摄影：吴四一

#早请示 #晚汇报 #表忠心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上海 #社会运动

5个月前

1966年7月，揭批所谓“走资派”大字报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委小礼堂。摄影：吴四一

#文化大革命 #揭批走资派 #松江县委 #1966年事件

5个月前

1989年成都镇压──一个被遗忘的天安门事件(组图) 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数日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 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的记忆。在Lim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在Lim报导之前，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导过。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图2）。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图3）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的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图4）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Nygaard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二十几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二十几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共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成都镇压 #天安门事件 #1989年抗议 #学生绝食 #中国政府 #记忆抹去

5个月前

编程随想：《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老胡逝世之后不久，《导报》跟《新观察》联手，于4月19日在北京举办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新观察》的主编戈扬女士（俺在前一帖提到过她，列位看官应该有印象）和《导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还邀请了不少知名人士（胡绩伟、李锐、于光远、苏绍智、严家其、戴晴、陈子明等）。在座谈会上，严家其（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和戴晴（光明日报记者，叶剑英养女）的发言比较尖锐。　　严家其谈到说，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没有实现程序化，完全取决于少数高层人士的个人意志。胡耀邦就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　　戴晴谈到说，党的历任总书记大都没有好下场，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胡耀邦，都是如此。　　钦本立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是通过张伟国汇报给他的。钦本立对此次座谈会很重视，要求把所有的发言都刊登出来，总共用掉5个版面（这在《导报》历史上前所未有）。钦本立与江泽民闹翻，《导报》被接管 ◇4月21日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听说《导报》要开辟专栏，大幅报道“胡耀邦座谈会”，非常紧张（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都开始闹起来，老江怕出啥乱子，会丢官）。于是老江就派他的亲信曾庆红（市委副书记）和陈至立（市宣传部长）去审查。4月21日下午，这两个亲信找到钦本立，要求看即将出版的439期《导报》的清样。看完之后，曾/陈二人认为：严家其和戴晴的言论太敏感，需要删掉。但是钦本立坚决不同意，说：出了事情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双方相持不下（顺便插一句，如今哪个报纸的总编敢这么牛B？）。 ◇4月22日既然手下的马仔搞不定，老江只好亲自出马。为了给钦本立施加压力，还叫上了汪道涵。汪道涵是何许人捏？此人曾担任上海市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跟江的关系密切（老江就是靠他提拔，才升官的）；另一方面，汪道涵跟钦本立也有十多年的交情，汪还是《导报》的名誉理事长。　　到了报社，江汪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三人争执了很久，一直到了晚上，钦本立让步，同意删掉500字的敏感言论。 ◇4月23日谁曾想，4月23日早上，江汪二人拿到的第439期《导报》，依然是未删节版本。据说汪道涵气得破口大骂，宣布跟钦本立绝交。江泽民当然也很恼火，责令有关部门把已经分发出去的那期报纸强行收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有相当数量的报纸流传到民间（下图是那期报纸的照片）。可能有些同学比较好奇，想知道：钦本立既然已经答应要删节，为啥最后出版的依然是完整版本？据俺看到的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说法1：因为22日谈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等到钦本立回到报社，通知印刷厂的时候，已经有部分报纸分发出去了。说法2：钦本立故意用缓兵计拖延时间。 ◇4月24日那段时间，外国记者的嗅觉都很灵敏。第439期《导报》没有正常发行，立即引起外国记者的注意。到4月24日，多家外国媒体（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都纷纷发布了《导报》脱期的新闻。外媒还猜测，《导报》报社已经被上海市政府整肃。　　其实捏，当时的老江仅仅是要求追回那期报纸，尚未出重手整肃《导报》。因为《导报》一直被认为是朝廷改革派在民间的喉舌。而当时朝廷高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均力敌，总书记老赵也是改革派。在这种情况下，老江还不敢对《导报》轻举妄动。 ◇4月25日这天，朝廷高层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老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看老邓的讲话，就明白政治风向标要转向了。于是，他也跟着强硬起来，准备对《导报》下手。 ◇4月26日老江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有一万四千人参加），通报朝廷的《4·26社论》。就在这个会上，老江以违反党纪的理由，撤掉钦本立的职务，并宣布接管《导报》编辑部。以下是当时上海市委的通告：（摘自《八九民运史》）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同志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向《世界经济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刘吉同志任组长，孙恒志、张家俊同志为成员，马达同志任顾问。《导报》整顿期间，由整顿领导小组主持《导报》工作。以上就是震动全国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简要经过。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追悼 #悼念座谈会 #中国政治 #新闻事件

5个月前

“八六学潮”的平息北京的元旦大游行，基本上可以算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了。虽然这次学潮蔓延到很多大城市，但到了1月中旬，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都渐渐平息了。可能有读者会觉得奇怪，为啥这么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平息了。俺琢磨了一下，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学生缺乏经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显然，参与的学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没有建立学生组织在“86学潮”中，虽然很多高校都搞了示威游行，但是都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推动。人气就容易散去。大概是吸取了1986年的教训，到了“六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高校就成立“高自联”这一学生组织。 ◇政治诉求的不足虽然上海和北京这两地的学生，都提出各自的要求。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这些政治诉求没有做到广为人知。而且不同城市的学生，提出的政治诉求各不一样，缺乏统一性。 ◇缺乏足够好的契机 “八六学潮”的契机，说白了就是中科大的学生对人大代表选举不满而爆发的。这样一个契机，缺乏足够的影响力。而89年的契机是胡耀邦逝世，其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临近春节在北京的元旦大游行之后，距离春节已经比较近了。要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不是当地人。一旦临近春节，很多人都开始准备回家过年，没有精力再搞学运。 ★“八六学潮”的影响虽然“八六学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其影响非常深远。 ◇对朝廷的影响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皇帝被废。胡耀邦被废黜之后，朝廷高层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保守派短期内占了上风。 ◇对知识界的影响这次学生运动让当时的邓太上皇非常生气。在12月30日的朝廷高层会议上，老邓特地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要求把他们开除党籍。以下是老邓的原话（摘自《邓小平文选》）：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方励之是科学家，前面介绍过了。刘宾雁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王若望也是作家（此人被老蒋关过，被老毛关过，“六四”又被老邓关过）。他们仨都是天朝知识分子中的活跃民主人士。　　老邓通过此举传达了一个信号，来警告那些政治活跃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八六学潮”之后的一段时间，知识界的风气变得沉闷了。这个沉闷的气氛，大概一直持续到1989年。 ◇对大学生的影响对大学生而言，这次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彩排。不少参与的大学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应用到2年半之后的六四运动中。另外，很多参与者后来也成为六四运动的骨干分子。 ---编程随想：“八六学潮”始末

#八六学潮 #北京游行 #学生运动 #大城市平息 #运动原因 #经验不足 #学生组织

5个月前

在湘西是怎样杀反革命的，根据已有资料，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一）公审大会后处决。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选择的对象为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参加大会的人从几千到几万，并组织与会者登台控诉其罪行，然后公开宣判，处以死刑。（二）训练后处决。1949年10月，解放军湘西军区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一个名叫“和平军官训练班”，参训的学员都是高级别的投诚起义人员。在办班初期，也确实像个“教育改造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场所。可是，风云突变，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特别是47军奉命赴朝参战前夕，前后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几百名投诚起义人员，几乎全部被杀害。在这个“训练班”的被处决的人多达279人（注6）。据说大部分处决是分批进行，用机关枪扫射。（三）成批处决。笔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作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驻记者，曾经听人说过这种屠杀：先选择一个山谷地方，预先布置好刑场，山谷两端设置警戒，随即将要处决的人，以转场名义重兵押送过来后，立即进行枪决。 47军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到：“有的地方有成批杀的现象，如芷江、辰溪、沅陵几个城市中曾一天杀过三五十人的。” （四）每天处决。47军定于1951年2月入朝参战。在中共看来，为了确保安全，必须在47军撤离之前消除可能出现的隐患。截至1951年1月15日止，除去此前处决的外，此时尚关押36,583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注2），分别在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的监狱和临时关押点。放手镇压是从1950年12月中旬开始的。那时各处关押的人会在五万以上。时间紧迫，要处决的任务大，便不得不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了。仓促行事，以致有的就杀在空路上，也有没有及时掩埋的。 47军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写到：“一段时期每天都有枪毙的。” （五）借刀杀人。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百度搜索网上关于“充军”一词的解释是：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7,000人（有说带去的近一万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这样充军人数要超过一万——注8）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像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注8）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文（四）节中说到的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1962年8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注8） ---湘西剿匪的血腥历史“投诚”人员尽遭屠杀作者：罗印文

#湘西 #反革命 #公审大会 #处决方式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1959年5月，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致使许多公共食堂第二年出现青黄不接窘状。拍摄地点：松江县天马公社。吴四一摄影。

#大跃进 #公共食堂 #粮食短缺

5个月前

1950.12 松江县人民法庭举行审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法庭现场。拍摄地点：松江火车站广场。吴四一摄影。

#1950年 #反革命分子 #松江 #公审大会 #人民法庭

5个月前

1964年秋，松江有志知识青年踊跃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图为上海火车站待车场景拍摄地点：上海火车站。吴四一摄影。

#知识青年 #新疆建设兵团 #1964年 #上海

5个月前

编程随想：山雨欲来的1989年话说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89年。在天朝，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往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通常是天朝的屁民产生普遍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某个事件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就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挺熟悉），文革时期的四五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较陌生），89年的“六四运动”亦如此。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天朝，老外也一样（不信请看今年中东流行的“茉莉花革命”）。　　所以，今天俺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在1989年的年初，天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球政治形势——共产阵营开始瓦解先说说89年的国际政局。跟天朝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苏联共产阵营的瓦解，首先开始于苏联。　　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脑门上有胎记的那哥们）。他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迫推行政治改革。在1988年夏天的苏共党代会上，戈同学提出了苏联的改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同年，戈同学还宣布释放苏联所有的政治犯，并且为斯大林在历次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建立纪念碑（说到大清洗，苏联的斯大林、纳粹的希特勒以及及天朝的毛太祖，并称20世纪三大刽子手）。　　到了1989年的3月份，苏联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大选（类似天朝的人大代表选举）。其重大意义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参加选举。那次大选中，苏共的保守派候选人多有落选，反而像叶利钦这种激进改革派以高票（89.4%）当选。另外，很多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比如萨哈罗夫）也高票当选。很明显，苏共作为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民心。　　除了允许党外人士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戈同学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当时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让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道路。原先东欧那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好几个东欧小国，都是靠着苏联的武力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旦苏联放弃干预，东欧的共产党就纷纷垮台。 ◇波兰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共产党（全称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是被波兰的团结工会击败的。　　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一直是非法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到了1988年，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波共再也无法压制团结工会，只好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团结工会就从地下组织变为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波兰的1200万工人中约有900万人加入团结工会。　　顺便说一下，波兰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彻底击败波共。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共产政权调动野战部队，开始在自己的首都杀人... ◇匈牙利在那年2月，匈牙利政府宣布为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平反，并称其为“人民起义”。在平反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天朝对“六四事件”也是这么定性的）。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声明，着实让天朝政府尴尬。因为当年就是天朝的毛太祖极力怂恿，才让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出兵匈牙利。　　顺便扫盲一下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　　此事同“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大学生最先发动，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都震惊世界，当局都动用正规军（包括坦克）进行镇压。不过，匈牙利的老百姓还是比天朝的屁民牛B一些，他们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很多人跑到军火库抢武器，然后跟军方展开巷战。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在最后关头派出精锐部队，光靠匈牙利本国的军警，还未必能摆平。 ★国内政治气氛，民主人士重新活跃介绍完国际形势，再来说说国内政治形势。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改革的鼓舞，天朝的一些民主人士再度活跃起来。俺在《八六学潮始末》一文提到的方励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方校长在“八六学潮”后，已经被罢官并被邓太上皇点名开除党籍。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没有顾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有可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释放政治犯的启发，198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方励之就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朝廷关押的政治犯。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到了2月初，著名诗人北岛，联络了33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发了另一封公开信《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上面签名的名人有：吴祖光、冰心、萧乾、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陈军等人。然后，在二月底是《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联名签署的有王淦昌、许良英、茅于轼、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再然后是三月底的《文化界给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联署人有戴晴、徐友渔、史铁生、严家其、李银河等43人。（上述公开信的内容在"这里"）　　这些公开信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党国高层推动政治改革，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公开信的联署人，很多都是天朝各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名，大伙儿应该常听说），有不小的影响力。 ◇大学生心潮未退虽然“八六学潮”没有掀起太大动静就平息了。但是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并未善罢甘休。正所谓学潮退了心潮未退。朝廷官方在1988年搞的一份名叫《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很能说明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下是俺从问卷调查结果中摘录的部分数据：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 39.7%　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无法实现 25.0%　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对共产党的看法 53.4%　不想入党 45.65%　党风越来越差 15.85%　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八六学潮的看法 53.56%　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 14.27%　八六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 42.32%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 5.7%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要积极参加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41.71%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5.65%　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 8.77%　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当时的大学生，不满情绪很明显。而且很多人在问卷中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该调查结果或许是偏乐观的——实际的不满情绪会更严重。除了这个问卷，党国官方也搞了其它一些调查：据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1988年下半年提交的相关报告中，都警告了大规模学潮的潜在风险。 ★国内经济形势——基层屁民意见很大说完政治层面，再来说说经济层面。 ◇物价飞涨 1988年，天朝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飞涨。物价猛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于是屁民们纷纷去银行取钱抢购商品。很多地方因此出现挤兑（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天朝是很罕见滴）。仅在第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额就降低了300亿（当时全国居民存款额是4000亿）。对1988年的抢购潮，年纪大一些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80年之后出生的网友，可以问问你的父母。　　朝廷官方为了稳定人心，赶紧让国有银行开办保值储蓄的业务。保值储蓄的意思，就是确保长期存款利息能够略高于通胀率。否则的话，以当时那么高的通胀水平，存在银行里的钱会快速缩水。　　被物价问题这么一闹腾，很多老百姓手头的钞票都贬值了，心里非常不爽。 ◇腐败严重另一个让屁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党国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是天朝的老问题了。自从经济改革之后，腐败之风日渐盛行。有权有势的官员，想尽办法玩权钱交易的把戏，以此来大捞一把。　　说到八十年代的官员腐败，其特色现象之一是“官倒”。可能80后、90后的同学，不太明白“官倒”是咋回事，俺大概解释一下。　　那会儿，天朝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双规制。双规制就是说商品有两种价格：“官价”和“市价”。市价大家比较好理解，就跟现在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官价则是官方硬性制定的。当时的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供应，根据官价来采购商品。　　由于市价通常远远高于官价，某些具有物资调拨权力的官员，就可以把某些商品（比如钢材）以官价调拨给自己的亲属，然后其亲属再拿到市面上以市价出售。这一转手就可以赚取2到3倍甚至更多的差价。 ◇屁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天朝的屁民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及理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屁民，都是很实在、很功利的。只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明显伤害，通常是不会闹事滴。然而，1988年的通胀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终于让这些屁民感觉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89年的学潮，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

#1989年天安门事件 #政治运动 #社会背景 #1989

5个月前

“八六学潮”的起因话说1986年的12月，恰逢合肥市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说到人大代表选举，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天朝是不可能有正经的选举滴。所谓的“候选人”，都是各级领导们事先内定的；所谓的“投票”，都是走过场——反正就那两三个候选人，选来选去都选不出什么花样。这是举国上下皆知的潜规则，中科大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中科大的校方已经内定了候选人，据说还搞成了【等额选举】。所谓的【等额选举】就是——N 个候选人竞争 N 个职位，不管选民如何投票，每一个候选人都能如愿当选。这简直就摆明了不把中科大的那帮大学生选民当回事嘛！这下，中科大那帮富有民主精神的大学生不乐意了。当天就有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强烈质疑校方的做法，并且号召那些热衷政治的同学，自告奋勇去参加竞选。贴大字报，在当时也算是风险较大的举动。要知道，自从1980的西单民主墙事件（前面的帖子提到过）之后，老邓就授意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以，贴大字报在当时算是违法行为，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抓你。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当时敢于带头贴大字报，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滴。　　话说大字报贴出之后，学校方面知道这帮大学生不好惹，就做出让步——于12月4日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竞选大会。在会上，有八位自告奋勇参选的积极分子上台，同校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辩论。结果，校方指定的候选人完全不堪一击。　　辩论完之后，方校长上台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学生的民主诉求。其中有一句名言——民主是自下而上争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给与的——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他也呼吁学生们要理性、克制。最后，方校长还郑重承诺：谁要想因为这次学生争取民主选举而迫害我们的学生，除非把我撤职查办！　　既然校长承诺了，不会秋后算账，再加上方校长那句名言的鼓舞，很多学生士气大振。竞选会一结束，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就开始策划第二天的上街游行。其实捏，方励之本人是不赞同上街游行的。第二天（12月5日）上午，当方校长得知学生要游行，他立即赶到校门口去劝阻。但那个时候，参加游行的学生士气高涨，方校长已经不能掌控局面了。之后，游行队伍从校门口出发，浩浩荡荡奔向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的驻地。后来，安徽的其它高校（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也加入游行队伍。　　自此，“86学潮”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八六学潮”的扩大 ◇合肥在12月5日的游行之后，以中科大为首的合肥高校在12月9日又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有两千多名学生甚至冲进市政府大楼。在当天的中科大校园，还出现名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大字报，写得非常大胆，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以上是该大字报的摘录，引用自《(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 1990年） ◇上海中科大开了头炮之后，大概是地缘接近的关系，上海首先受到影响。在上海的高校中，同济和交大作为偏理工科的高校，其活跃程度反而超过复旦。12月7日，同济大学率先贴出大字报《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在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几大高校的学生都非常活跃，频繁串联，相约在12月19日展开大规模的游行。　　当时的上海市长是江泽民（也就是当今太上皇）。他听闻学生要在12月19日搞大规模游行，就在18日赶到上海交大，妄图说服交大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交大，一来交大是老江的母校，二来交大学生在当时非常活跃。在交大的学校大礼堂，老江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在谈到民主的话题时，还刻意显摆了一下自己的洋文——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看来老江显摆洋文是有历史渊源滴。香港回归后，老江面对香港记者尖锐的提问，恼羞成怒之下又爆出了：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话说老江的背诵，把某些天真的同学唬得一愣一愣的。紧接着，老江妄图动之以情。他在台上诉苦，说自己要管理上海，有很多难处，云云。有学生听得不耐烦，在台下喝倒彩，并喊：不要啰嗦！老江身为堂堂市长，哪受得了这个，当即声色俱厉地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你敢上台来吗？没想到那个学生胆子挺大的，一下子跳上了讲台说：我叫贺东东，85级工业管理系XX班的。一下子就把老江给镇住了。然后，贺东东在台上接连提了几个问题，每提一个问题，台下就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和鼓掌。而老江只能在边上干瞪眼。之后，很多同学受贺东东鼓舞，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上台发言。每当发言得到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就报以热烈的鼓掌。而老江只能呆呆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上。据说整个集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搞到晚上七点。最后，交大校长找了个借口（说老江晚上有外事活动），才帮老江解围。（在本系列中，这是江蛤蟆第一次粉墨登场，他在后面还有好几次露脸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各大高校如期进行大规模游行，据说游行队伍把南京路和外滩都占满了。当天晚上，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市政府门前，一直到凌晨。天亮后，上海出动两千多公安，才驱散现场的学生，并把部分学生强行送回学校。　　在那天的游行中，上海的大学生还提出了如下4点政治诉求： 1. 惩治贪官污吏； 2. 开放新闻自由； 3. 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 4. 承诺不秋后算帐。 ◇北京北京的大学跟上海类似，也是偏理工科的清华开了头炮，率先在23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清华的游行队伍还刻意从北大经过）。到29日，北师大也跟进。之后的2天，各大高校都出现了元旦大游行的标语和大字报。北京市政府如临大敌，元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严密布控。但还是有数百名大学生突破封锁，在广场上打出“言论自由”、“反对暴政”等多条横幅。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参与打标语的几十名大学生就被公安带走。　　在元旦的游行中，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也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1. 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 2. 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 3. 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 4. 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编程随想：“八六学潮”始末图：1986年12月21日，上海的学生游行队伍

#八六学潮 #人大代表选举 #合肥 #中科大 #等额选举 #潜规则

5个月前

三妹与北京卫戍区司令也有染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1965年三妹所以急如失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己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当老公的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着，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谁想去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却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藉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灭掉你，死了也不知是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己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己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己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来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裘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吞声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己经病入膏盲，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己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以来都将此事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位)，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沈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XX，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10月6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烽耳，饮瘩药，便居厕中，命日’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卢弘：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

#北京卫戍区 #三妹 #政治丑闻

5个月前

杀人太少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日醺风的夜晚，美丽的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 ·龙格。后三位的名字我们都不甚熟悉，但他们都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中的拉法格正是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就是他的大作。窗外湖光山色，窗内咖啡氤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凋零，中一代革命家及青年翘楚列宁同志正品茗咖啡，情绪悠然，闲聊的却是麻辣话题——杀人。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老普同志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话音刚落，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总结雅各宾派失败原因的。就像当今也从来也没有人总结柬埔寨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波尔布特“杀人太少”一样；也没有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杀人太少”一样。老普同志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列宁同志虽只执政六年，俄国已有百万人头落地了。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执政，人头落地更以千万计。在这次咖啡馆谈话60年后，1956年的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发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它对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同志影响至深至巨。在随后的几年中，毛同志不断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来总结去，赫然竟也是那句话：“他们杀人太少”。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同志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一方面，毛同志很得意于我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土改、镇反中杀了很多人。另一方面，毛同志又认为在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措施就是抓紧阶级斗争，多杀人，杀够数目。在此之前，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谈到越南时对越南土改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同志插话道： “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 不知这个70万的数字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所杀的人，恐怕几个70万也打不住。毛同志说“革命嘛！”，这句感叹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革命嘛，哪能不杀人？而且要“杀人”，而且要“大张其鼓杀人”。因为老普同志的《政治遗嘱》是在1999年才公布于世的，毛同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列宁同志说过的“杀人太少”的话。然而这两位伟大领袖却能相隔遥远的60多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说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话语来。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主义相通心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之一：杀人太少作者: 胡鹏池

#马克思主义 #职业革命家 #工人运动 #列宁 #普列汉诺夫 #20世纪初 #法国

5个月前

认识列宁：从沙皇全家灭门疑案说起 “1897年二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当这些要求被一一满足后。” 列宁被流放后，“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的津贴，列宁写信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在流放地结得婚，婚礼还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沙皇政权这种仁慈，或者说对列宁的这种仁慈，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为自己种下了掘墓的十月革命！列宁手里一有枪，便开始斩草除根了。 “1918年7月17日，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玛丽亚19岁，阿娜斯塔茜雅17岁，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据参与者、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说：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 残忍吗？太残忍了！推翻沙皇政权，你弄死沙皇，也许还能讲出理由。但有什么理由满门抄斩杀了沙皇一家，连孩子都不放过？据史料介绍：“沙皇政权在一八二六至一九○五的八十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八百九十四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以后斯大林统治下三十多年计，死于大清洗，古拉格群岛和秘密警察专政下的无辜，更是不计其数！” ---作者：吴大江图：末代沙皇和皇后，四位公主，一位儿子

#列宁 #沙皇灭门案 #俄罗斯革命 #流放生活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李志绥回忆录多次证实其事其人前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耳光，原来她己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己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份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己有书为证。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着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中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她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色，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二人与伟大领袖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用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绥医生，指着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耍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绥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了，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 ---卢弘：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

#李志绥回忆录 #前苏联故事片 #彼得大帝 #三妹文工团员 #伟大领袖

5个月前

三妹获毛泽东赐御名”李霞”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着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李霞”的团员，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着她，因为她己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戍区，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伺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为毛诞下“龙”种？也就在此期间，即1965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DNA检查，也就由它去了。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天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二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出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到处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着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她们亲耳玲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着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斗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着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伺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卢弘：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编者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妹妹2003年已经作古，姐姐则还健在，她们就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所披露的那对姐妹花，先是妹妹被毛泽东”宠幸”，一度差点为毛留下”龙种”，她之后再把姐姐奉献给”伟大领袖”。本故事的作者则是这对姐妹的战友、中国著名外交家、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前《解放军报》社编辑卢弘。

#毛泽东 #李霞 #舞蹈 #杨开慧 #中南海

5个月前

政治局的批胡“生活会” 朝中的保守派得知老胡要倒台，欢呼雀跃。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个专门针对老胡的“生活会”，其目的是：不光要让老胡下台，还要把他的名声搞臭。因此，朝廷中的保守派事先都进行了充分准备，写了很长的发言稿，罗织了种种罪名；而朝廷中的改革派（比如习仲勋），很多都不知情，直到会议前一天才被通知去开会。在元旦过后的1月10日到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和中顾委的几个老家伙，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针对胡耀邦的“生活会”。老邓大概是考虑到他和老胡长期的私交，拉不下面子，没有参与此会。陈云和李先念，不知何故也未参加。最终由另一个元老薄一波主持会议。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胡这个人比较耿直。因此，他没有想到保守派会玩花样。生活会的第一天，他按照安排，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并提出辞职。他的发言一结束，那几个准备很充分的保守派元老，就纷纷站出来，声讨胡耀邦的种种罪行。声讨最起劲的，当属保守派的干将邓力群，唾沫横飞地讲了5、6个小时。　　保守派针对老胡罗织的罪名，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包括：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立场方面，不光保守派同老胡有分歧，老邓作为改革派的头头，同老胡也是有分歧的。俺在之前的《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有专门介绍。显然，政治立场问题是废黜皇上的主要依据。　　除了政治立场这个主要罪名，还有其它一些捕风捉影的事，也被拿到台面上来说。比如老胡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自然会提拔很多年轻干部。（俺写这篇博文的时候）当今皇上是胡面瘫，当朝宰相是温影帝，这俩都曾被老胡提拔过。于是保守派就以此为罪名，说他“提拔亲信、组织小团体、搞小帮派...”还有其它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俺就不一一列举啦。　　长达6天的生活会，对胡耀邦的精神打击非常大。据说某次散会后，老胡在怀仁堂门口大哭了一场，这是从未有过的。可见他内心的痛苦和委屈。这种精神上的压抑，想必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最终导致老胡过早去世。 ---编程随想：胡耀邦被废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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