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 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口述、闫长贵整理:专车司机谈江青)。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朱韵和
6个月前
智效民:六和塔集体婚礼 婚后不久唐纳两次自杀 1936年4月2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举行。参加集体婚礼的有三对新人,他们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唐纳和蓝萍。 婚礼由大导演郑君里任司仪兼摄影,大律师沈钧儒任主婚人。他们选择六和塔,是因为“六和”与“六合” 谐音,代表着新人对百年好合的向往。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多久蓝萍就不仅与唐纳分道扬镳,还闹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集体婚礼之后,三对新人来到上海,在八仙桥青年会设宴招待亲朋好友。无巧不成书的是,已经化名为黄敬的俞启威居然也住在这里。黄到上海是代表北平市学联前来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此外,他还要与沈钧儒讨论成立全国救国会的事,所以他对六和塔下的集体婚礼,是了如指掌的。 婚礼之后,唐纳带蓝萍返回苏州老家去度蜜月。在此期间蓝萍表现不错,但是回到上海以后她就与唐纳经常发生口角。不久,她以母亲生病为由返回济南,这其实是她与黄敬商量好的圈套。 蓝萍走后,唐纳感觉不对,便一连寄出十几封信,但是全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又过了一段时间,蓝萍突然来信说,她准备宣布自己死亡,并要求唐纳替她保密。她还说这样做是为了赖掉银行债务。 唐纳看罢来信,吓得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在郑君里和赵丹的鼓励下,匆匆搭上火车前往山东寻找蓝萍。到了济南以后,他先找到蓝萍母亲的住处,但对方说女儿不在家中,也没有音讯。 回到旅馆以后,唐纳觉得是被人愚弄,便留下遗书服毒自尽,幸好被旅馆服务员及时发现才获救。这时候,距六和塔下的集体婚礼才两个月左右。于是,著名编剧兼演员唐纳殉情的消息不胫而走,就连南京的《中央日报》也发了新闻。 两天以后,蓝萍的姐姐来找唐纳,说妹妹已经到天津找俞启威去了,但是她可以帮助唐纳找到蓝萍。经过一番周折,蓝萍又出现在唐纳面前。于是二人重返上海的消息,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新闻。 大约一年之后,唐纳在上海吴淞跳海自杀再次轰动全国,而这次自杀还是为了蓝萍。原来蓝萍回到上海以后,为了争角色、当明星,又盯上著名导演章泯。此人早年加入中共,曾导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中外名剧。当时他已有家室,只因为经不住诱惑,便与蓝萍同居,蓝萍也因此可以在章导的话剧中担任主角。章、蓝的绯闻传出以后,让唐纳深受打击,于是他再次自寻短见。与此同时,章也因为蓝萍而被迫离婚。 蓝萍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也深受舆论谴责。她知道无法在上海混下去了,只好选择离去。 图:1936年4月26日,杭州六和塔下三對藝人夫婦結婚合影。前排新人夫婦從左至右:葉露茜和趙丹,藍蘋和唐納,杜小娟和顧而已。後排站立者從左至右:介紹人鄭君里,證婚人沈鈞儒及介紹人李清。
朱韵和
6个月前
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 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 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向林彪汇报,两人研究之后,决定 不干扰毛主席,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 是总理 的意思”,让江青领周恩来的“情”。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 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最后点头同意。我 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 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那样虽然气出了,但是江青耍起无赖,周恩 来至少几个月不得安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办了,满足了江青的虚荣心 ,每个月再多发她一百多元工资,算是花钱买平安吧!” 我觉得,以上对于江青提级一事前因后果的讲述,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 件事当时只有高层很少人知道,全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干部职工, 1963年有过一次升级调资的机会,以后工资被冻结了十几年,从文革发动,到 文革结束,谁也别指望升级调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0%的干部职 工才获得了升一级工资的机会,而且高级干部不在其内。就在这个漫长的工资冻结 期,江青却一下子提了四级,这件事当然不敢向老百姓公开。 江青在五十年代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当时中宣部没有局的设置,处相当 于现在的局。所以,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江青是局级干部,定为行政九级,每 月工资243元。应当说,她不缺钱。她喜欢摄影,工资如不够用,还可以申请使 用毛泽东的稿费。但是,当时的行政级别不仅仅意味着工资,还意味着政治地位。 我记得当时传达文件,经常规定先传达到某级以上。邱会作说提级满足了她的虚荣 心是有道理的。听知情者说,江青提到五级以后,并没有领取增长部分的工资。这 个说法是否准确,尚待核实。 ---江青提级 丁东
朱韵和
6个月前
曹汝霖和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离开总统府以后,因为没有其他去处,只好回家躲避。当汽车抵达崇文门附近的曹宅时,警察厅派来的三四十名警察已经在门口守候。看到曹总长回来,为首的警察队长立刻上前行礼,并请示如何保护?曹汝霖心中无数,便没好气地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警察队长知 道事态比预想的更为严重,便解释说:“上司命令要文明对待,因此我们连警棍也没有带。”听到这话以后曹汝霖也很无奈,他苦笑着说:“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于是,在队长的指挥下,警察们只好找了些木板和石块将曹家大门堵上。 不一会儿,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且越来越近。曹家上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方寸大乱。正在这时,一块石头越墙而过,砸在一位女仆身上。眼看学生就要冲进来了,曹汝霖只好躲进一间有通道的小屋子,而章宗祥则在仆人引领下藏到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二人刚刚藏好,学生便破门而入。只听得闯进来的人们一面问“曹汝霖哪里去了?”一面将门窗玻璃、家俱器皿、古玩瓷器等等砸得粉碎。后来不知什么人从车库里取来汽油,浇在客厅和书房等处用火点燃。 这时,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看到院里起火,害怕无法逃生,就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他西装革履,以为这就是曹汝霖,便一哄而上,按倒就打。正在这时,一个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赶到,才推开学生将他救出。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赶到现场,当他下令抓人时,大部分学生已经逃之夭夭。紧接着消防队也前来灭火,但东院的一排房子已经烧成灰烬。 事后吴炳湘向曹汝霖道歉,并将他们全家送到六国饭店,将章宗祥送到同仁医院。据医生说,章氏全身受伤56处,幸好没有危及要害。为此,身为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派专车从天津将章夫人接来,而徐世昌也把曹汝霖安置到北海附近的团城居住,并派一连士兵保护。 五四运动最终以罢免曹汝霖等人而归于平息,但是曹却认为他是替人受过,因为这一切都与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关。所以他晚年有诗曰:八十九年一瞬间,一生事事总堪惭。惟存笔墨情犹在,留于人间做笑谈。 ---曹汝霖:五四运动是打砸抢烧的乌合之众 作者: 智效民 图:曹汝霖
朱韵和
6个月前
智效民:张学良的一块银元决定了东北四省的命运 1934年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基会第八次董事会议以后,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 王化一曾经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 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东北籍将领。王还说: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智足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有“小诸葛”之称。在杨宇霆的帮助下,张作霖实力大增,使日本人在东北不敢轻举妄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 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 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想用占卜的方式做出决定。他的设想是如果袁头向上则杀,向下则不杀。没想到连掷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再三追问,张才说出事情真相。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头向上”。丢最后一次的时候,银元掉到床上,她俯身一看,也流下泪来,原来这一次还是“袁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这番话,胡适不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还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经多次劝张学良辞职,然后把军政大权交付中央。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从劝告,但是却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张学良说:“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然而张学良就是听不进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朱韵和
6个月前
冯志轩:松北土改亲历记 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 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过年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朱韵和
6个月前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在大陆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四处打砸抢烧,中华文化面临空前浩劫。为抗衡中共对传统的破坏,在1966年十一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张知本等一千五百名文化精英人士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年七月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正式发起,由蒋中正先生亲自任会长。 在这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他礼聘四大史家之一的钱穆先生到台湾讲学,并召集文史界精英注译中国历代大量中国古籍图书及思想家论述、忠孝人物故事等等,之后又进一步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其中相当值得一提的是蒋中正的乐教建设。 音乐家何明忠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与中国乐教》一书中提到他在蒋中正身边的见闻: “蒋公在台复职以来,先后在台欢宴访华各国元首,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越南总统吴廷琰、菲总统加西亚、美国总统艾森豪……每次国宴完毕均请国乐团演奏,不用其它节目,蒋公于乐团表演前先向该国元首解释中国音乐之高雅优美,令人喜爱,散场后还陪贵宾到后台观赏参观国乐使用之各种乐器,足见蒋公对国乐之喜爱与重视。 蒋中正先生亲手修订了《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提到: “我们要知道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盛衰与国家兴亡。古人说:‘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将亡就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就有‘伴侣曲’,都是亡国之音,可使我们引为监戒的。所以我们在这反共抗俄战争与革命建国事业中,一定要培养民族的正气,鼓舞战斗的精神,以发扬蹈厉的气概,笃实光明的风度,贯注到音乐与歌曲,来纠正颓废的音乐和淫靡的歌曲……”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音乐不是文化的装饰品,也不是文化界少数人的乐事,音乐是国民心理健康的特效剂。这一特效剂决不可委之于商业化娱乐组织者之手,而必须在国民教育上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特别筹画,除了中小学的音乐课程、大学的音乐系以外,每一县市总要有一座音乐院,为国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的场所。而大城市更要有设备完善的歌剧院,保持我们中国固有戏剧,加以改良,使其有助于国民伦理教育与美育。” 在今日台湾的人民普遍都有一定的音乐素养,而各县市普遍都有欣赏音乐的剧院,就这一点看,不能不归功于蒋中正在台湾的乐教建设。 ---1949年蒋中正不只带走黄金 最重要的是这些 作者: 仰岳 图:蒋介石主持的中枢祭孔
朱韵和
6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中共获悉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处决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5月,周恩来、康生(赵容)率领洪扬生、陈养山、王世德(王竹友/李龙章/老先生/老头子)等十余人,将顾顺章全家八口全部勒毙。顾顺章三岁的女儿顾利群和两岁的侄子顾益群因年幼,被送往乡下寄养。顾顺章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因读书住校,而躲过一劫 。 1931 年 11 月,张长庚在上海街头指认出了王世德,致其被捕。王世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与顾顺章见面,在顾的劝说下叛变,供述出顾顺章家属已被处决以及四处埋尸地点。分别是: 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3 号(今上海徐汇区余庆路 110 号) 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7 号(今上海徐汇区余庆路 102 号) 武定路修德坊 6 号(今上海静安区武定路 930 弄 14 号,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麦特赫斯脱路 383 弄椿寿里陈家巷 91 号(今上海静安区泰兴路 383 弄 91 号,已拆除) 经过一周左右的挖掘,在这四处共发现 16 具尸体: 在爱棠村 37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 吴韶兰——顾维桢之妻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在爱棠村 33 号发现的三具尸体分别是: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吴克昌之妻——顾顺章嫂子吴韶兰的弟媳 一名麻脸男佣 在修德坊 6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张杏华——顾顺章的原配妻子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吴克昌——顾顺章嫂子吴韶兰之弟 斯励 在陈家巷 91 号发现的五具尸体分别是: 黄弟洪(男) 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 邹志淑(女) 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妇 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 王盘(男) 亦有称王培,曾留学苏联。 根据徐恩曾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记载,总计挖掘出三、四十具尸体,其余尸首身份已不可考。 ---爱棠村掘尸案和斯励之死 作者 Fournoas 图: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朱韵和
6个月前
上述的三、四十具尸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余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 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尸,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尸。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尸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尸,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尸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三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求,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只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此事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都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第三,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徐恩曾:周恩来的杀人记录 图1:当年上海众多报刊如《申报》、《时报》等对此案件有详细连续报道,这是《民国日报》的现场采访报道。 图2: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与37号门前的挖掘出来待运的死尸。
朱韵和
6个月前
“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毛主持会,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最后毛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了,我再讲几句:“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 违反宪法。”,,毛讲的话很尖刻,虽未点刘少奇的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向。 刘少奇趁着毛情绪激动之机,同他商量召开全国人大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毛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不好拒绝,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毛反应过来,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游行队伍举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抬着毛和刘的巨像。报纸上大篇幅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中共高层有不少人暗自称赞刘少奇在制止饥荒上立了功,就连与毛亲近的人也认为刘有能力、“有办法”,逐渐跟刘亲近,与毛疏远。甚至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像。刘少奇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当刘少奇当选之时,王光美被招到人民大会堂“118”室。毛当着王光美的面,劈头盖脑骂了刘少奇一顿,仇恨之心溢于言表。刘少奇与王光美僵坐在那里,静听毛的训斥。 中共高层没人出来跟毛一起批刘少奇,实际上同情刘的人占多数。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刘少奇去找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下午3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的有中共政治局部分常委、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周恩来、邓小平等17人,刘少奇当众作了检讨。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当天的日记中以“难忘的一天”为标题,写道:这种事在全世界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回话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斯大林曾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铁托了。”毛学着斯大林的口吻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几位年长者不敢出面支持刘少奇,只是出来“劝架”。刘少奇违心地屈从了,表面上说了些恭敬毛的话。 ---秘档毛泽东和刘少奇内斗的真正原因 作者: 武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