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5个月前
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地狱 曾在大陆脍炙人口的《延安颂》开头唱道:“夕阳辉映著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边的柳影”。这神圣的“延安岁月”,经曾志寥寥数笔,呈现出七分炼狱,三分猪圈的图景。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 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吊著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被审查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 ……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时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这都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相去不远便是当时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张青:灭绝人性的“革命”及其“领袖”——读《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朱韵和
5个月前
专门用地痞流氓 (讲述人)胡祖暖:共产党来到秀山后,很快建立起了农会,共产党对当地情况不熟习,需要当地的人来建立基层组织,用哪些人呢?据我所知,我们石耶农会那些人,大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为什么新政权需要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无产无业素质又差,干起坏事来无所顾忌。 比如有一个外 号叫“癞蛤蟆”的田维忠,当了农会会长后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他多次强奸地主子女鲁世法的妻子,连月经期间都不放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闯进我家来,不准我们卖米豆腐。当时,我家财产全部被没收后,我妈妈和姐姐只得做米豆腐晚上去卖,我在一旁帮着洗碗。田维忠冲着我们一阵臭骂:“谁让你们卖的?你们还想剥削我们穷人吗?告诉你,今天是我们穷人的天下,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从今天起,不准再卖了,否则搞死你们!你们死了比一个蚂蚁还不如!”骂完他走了。他边走还边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把“解放区”唱成了“解放军”,而且他下面不会唱了,只是“嘿呀,嘿呀呼嘿”地哼。 他也没好报,在“粮食关”时,他母亲、老婆、两个儿女都饿死。他自己也饿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他用菜刀将一头集体耕牛的舌头割来吃了。第二天,余庆大队大队长发现了,把他绑在食堂前面的柱子上。我从河里捞鱼回来,他看见我鱼筐里的鱼,有气无力地说:“你送我几条鱼吃嘛。”我一下子想起他得意洋洋唱“解放军的天”的情景,便没有理他。走了几步之后,我又返回,问他:“老村长,你怎么被绑在这儿?”他说了割牛舌头的事。我心想,真是恶有恶报。他盯着我筐里的鱼,哀求说:“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很后悔,你大仁大义,不要记我小人的过。求你送我几条鱼……”他那个惨样和那种哀求的声音让我心软了。我说这鱼是生的,怎么吃?他说就生吃。于是我把小鱼送到他嘴里,他一条接一条地把鱼生吃下去。 - ---谭松: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
朱韵和
5个月前
一个积善之家的“灭门” (讲述人)胡祖暖: 我亲眼目睹这一家全部死绝,他们本是一个积善之家。 在石耶街旁梅江河边,有一家地主,主人叫鲁伯林。我家同鲁家是同一个村,离得很近。鲁家在当地做了不少善事,比如说,他家每年都要打十多二十口棺材,免费提供给那些贫寒人家,年年如此。 以前有种说法,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是,鲁家做那么多善事,是什么结果呢?。 前面我说了,我从小胆子大,只要听说杀人,都要跑去看。那次在石耶粮站下面枪毙三个人,一个叫杨兴伯,一个叫杨欣然,一个叫鲁世义,这三个人都是地主。那一天我就站在审判台的前面,三个地主看得很清楚,他们被五花大绑,工作队的人鼓动一些人上台批斗揭发,呼的口号是“打倒地主阶级!”“打倒恶霸地主!”“劳动人民翻身作主!” 其中鲁世义最年轻,只有20多岁,他就是鲁伯林的大儿子。他被捆得受不了,大汗淋漓。他喊:“审判长,要杀要剐快一点!” 刑场在319国道旁边,打鲁世义时,枪没响,鲁世义还扭过头,喊:“水子子,水子子。”就是说是哑火。行刑的人重新换子弹,“砰”地一枪把他头打烂了,头骨和脑水洒了一地。 他的弟媳叫刘桂华,她丈夫鲁世法参军到秀山,在文工团里。刘桂华才20岁,她来收尸,穿的旗袍。她把鲁世义的头皮和脑水一点点收集起来,包在一张白帕子里,放到鲁世义的颈子边。我听她哭述说:“哥哥呀,我们鲁家到底是做了哪些冤孽事嘛,遭到这种报应?” 没两天,就在鲁家对面的鸭子河坝枪毙人,这一天枪毙14个,我大伯、三伯、四伯就是这一天被枪毙的。我记得的有吴肇修、吴龙文、鲁庆全。另一个就是鲁世义的父亲鲁伯林。 那天仍然是把头打烂,又是刘桂华来收的尸。她把公公的头皮脑水收集起来,仍然哭述说:“鲁家到底是什么回事嘛,人们都说你们净做好事……” 接下来把鲁伯林的老婆抓去逼要金银,她已经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吊打,尤其是跪“铁梁角”刺。农会会长田维忠和周发友(音)把她婆婆衣服裤子脱了,强迫她在“铁梁角”刺上滚。更恶劣的是,他们还把她提起来像打夯那样往刺上扔,她婆婆痛得呼天喊地。(胡讲述至此时抽泣) (注:“铁梁角”是当地一种有生一寸左右长硬刺的植物) 这儿又说到那个农会会长田维忠,他溜到刘桂华家里,想强奸她。刘桂华不从,田维忠用枪抵着她的头说:“老子今天来日你,是看得起你!你他妈的还不干,你不干老子一枪把你毙了!”刘桂华没办法,被田维忠强奸了。 第二年,刘桂华的丈夫鲁世法被部队清洗回乡,原因很简单,地主子女。他回来后还是管制劳动,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批斗。我在《难忘的岁月》里记了他的一件事,有一次薅红苕,他挖断了几根,说他是有意破坏,抓去就是一阵斗打,唉呀,那个日子! 到了大饥荒时,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我们在同一个食堂),他们一家饿得床都起不了,他支一根棍子,来食堂想打点吃的,其实那个饭就是几片红苕加晒干了喂牛的红苕叶。大队长杨通明(音)骂他:“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出工?打饭你就来了!”他说:“队长,我这几天是病了,路都走不动。你松我一下,我妈、儿子都躺在床上,你松我一口气。”杨通明说:“你还想讨吃?你狗日的四类分子!滚!” 当时我在场,我看到他支着棍子,很艰难的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胡讲述至止,失声痛哭)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看到他。那天我从他家门前过,他门是关着的,我推了一下,从门缝里望进去,看见他母亲、妻子和娃儿躺在床上,他是躺在一个柜子上。 我去找队长杨通明,他听说后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是几个地主!”他把我骂一通,我当时怒火一下子冲起来,恨不冲上去几刀把他杀了!但是我忍了,我也有母亲和妹妹。 去埋他们一家时,我也去了,就埋在河坝边。我看见鲁世法的耳朵,还有他母亲的嘴唇,都被老鼠咬了,这一家死绝了。 我们用河沙掩埋的。不久涨大水,全部冲走。 地主鲁柏林全家灭门 鲁柏林(土改时枪杀于石耶余庆村鸭子河坝) 鲁世义(鲁柏林大儿,土改时枪杀于石耶粮库下面公路旁) 鲁柏林之妻(1960年饿死) 鲁世法(鲁柏林二儿,1960年饿死) 刘桂华(鲁柏林二儿媳, 1960年饿死) 鲁世法之子(1960年与祖母、父母饿死于家中) ---谭松: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 图:讲述时痛哭的胡祖暖
朱韵和
5个月前
吴法宪:“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 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吳法憲回憶錄》
朱韵和
5个月前
秦全耀: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那个时代级别森严,县处级出差乘坐硬卧,副厅局级以上出差可以乘软座软卧,厅局级出差可以乘飞机。平头百姓出差乘不乘硬卧还要看距离,住店更是惨兮兮,一律听从组织调遣,让你住东就住东,让你住西就住西。那时北京站一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 还 立着一个木制亭子,出差者排着长队,亭子里的人验过单位介绍信后才给开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旅社的名字,拿着单位介绍信和那个单子,旅社才给安排住宿。住哪儿不住哪儿,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弄不好就得去住地下室防空洞。 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那时的八大饭店住的全是公费买单的大官老爷,平头百姓甭说没钱住不起,有银子也不让你住。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东安市场出来后,出于好奇大着胆子走进了“神秘”的和平宾馆。谁料刚一进门,就被人轰了出去。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秦比大禹更牛逼,一家四代十几口子邪对面华侨大厦比邻而居了好几十年,竟没一个人迈进过半步。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各省市的代表住在“八大饭店”。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
朱韵和
5个月前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 。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裡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麼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裡的校长出来阻止,於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於煤块吃到肚子裡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裡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莫言: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朱韵和
5个月前
秦順天:並不久遠卻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為什麼呢?這完全是中國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 一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著,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裡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疫情伴著「大串連」串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 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一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一個學校接待站裡,那裡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為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著,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裡,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裡,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裡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桉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地死。疫情暴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布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一些。 1969年,中國試圖研究無毒活疫苗,未獲成功,到了70年代,「流腦」發病率才趨於下降。2011年,中共稱基本控制了「流腦」。 因流腦而患後遺症的人,很少能痊癒,常見的有耳聾、失明、神經麻痹,甚至癱瘓、弱智或精神異常。那個年代,說誰誰「流腦」,竟成了腦子有問題的俗語,老百姓把「流腦」叫成「腦膜炎」,如果說誰不開竅,就說是得「腦膜炎」了。 超過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在這抽象的數字下面,有多少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也都被掩蓋在歷史中了。
朱韵和
5个月前
由于湘女是分期分批来新疆的,迫于现实,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就按职务、年龄、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批一批地解决。时不时便有领导会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二八五团”的说法逐渐流行。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 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只有遵从、认命了。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工作总结中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当时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些湘女们的命运: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    除了招收8000名有一定文化的湖南女兵先解决老同志的婚姻,王震还四处“化缘”。1951年,从华东招收了2000多名部队医院的护士,以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还从山东招了一批妇女,以解决连排级干部的婚姻。山东妇女大多已经丧偶,她们的丈夫死于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后来,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些老兵没有成家,于是,王震通过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又招了920名改造好后“从良”的妓女进疆。 ---(文字来源《文史参考》2010年第10期,《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卢一萍)
朱韵和
5个月前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 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 苏昕琪
朱韵和
5个月前
亩产六万斤水稻高产“卫星”的奥秘 化名劲松的先生给依娃提供了文字忆述: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日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智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 倒。” 《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出现。” 我有个女同学,名字记不清了,她家就在“水稻六万斤特大‘卫星’村。”在同学轮番追问下,她战战兢兢道出了“高产”内幕。地区派工作组到她的村子搞试点,成天看着别处放“卫星”,苦苦思谋着放个更大的。中稻成熟前,工作组终于想出妙计:把大片稻棵移栽到一亩地里,稠得密不透风。太密了又怕发霉腐烂,工作组又令在地头安放了几台鼓风机,对着稻田白天黑夜不停吹风。 上级验收那天,村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来了不少大人物和一帮带着照相机的记者。验收正式开始后,按预先编好的脚本演戏,让几十个人担着稻谷从村头挑进村,然后挑走,让不同的人再从村尾担出来重复过秤。就这样,几十担稻谷走马灯样换人,反反复复过秤。假戏演得跟真事样,过秤的时候有人唱出数字,有人记录,有人打算盘,直到领导脸上放光,露出满意地笑容,点头称赞的时候,就算称完了。六万斤的数字一出来,大家都拍手庆贺,好像一场最完美的演出到了谢幕的时候。 六万斤的“卫星”放出后,政府的征购量也随之加码。“卫星”村的女同学每次放假回到学校总是偷偷哭,关心她的人问缘由,她说心痛,村里饿死人太多,连尸体都没人收,自己的家人也是朝不保夕。她是住校生,每月供应23斤粮食,为省下点粮食拿回家救济家人,她每天只吃二、三两。她正值十五、六岁身体发育期,极度的饥饿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走路打晃,神情恍惚,难以正常上课。熬到身体浮肿后,不得不退学回家。一退学,23斤供应粮就停发了。回家不久就饿死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