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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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1989年5月19日，绝食的学生抗议者在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顶上。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天安门抗议 #1989年 #学生绝食

5个月前

港人捐款岑建勋回忆说： “那一天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香港的两个电视台和香港电台都现场直播，现场有几十万人，艺人歌手，人在香港的基本上都来了。” 仅这次音乐会，就募集到1300万港元。活动后，李卓人代表支联会，携带约200万港元捐款到北京希望送给学生时被拘留。李也是被迫签了“悔过书” ，, 6 月 8 日,送捐款上北京支援學生的李卓人被扣留三天才獲釋返港，「支聯會」代表到機場接機。(图2)

#港人捐款 #岑建勋 #香港 #电视直播 #1300万港元 #李卓人 #支联会 #北京 #悔过书 #学生支持

5个月前

仲华：历史上的火烧圆明园真相火烧圆明园，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但对于英法联军为何火烧圆明园，教科书上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笼统的称之为强盗行径。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语）。究其原因，按现在的观点来看简直是荒谬的。当时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冲突的焦点是“公使驻京”问题。至于领事裁判权、赔款、协定关说这些利益上的事对皇帝来说都是小事一桩，也很快达成协议。甚至，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那么，为什么皇帝如此注重在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互派外交官的“公使驻京”呢？公使驻京必然要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万邦来朝、天下共主观念的破产，而这种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就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这一改变如果发展下去，这种合法性将受到挑战。这就是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其实质是“朝贡体系”与西方国家平等观念的冲突。再深究下去就是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了。满清政府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国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通州谈判破裂后，按事先计划清朝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按电影上僧格林沁的话“什么巴夏里巴夏外的，里里外外统统抓起来”，罪名是“叛逆罪”。呵呵，可笑，一群外国的谈判代表怎么就叛逆呢？39人中除18人生还，其余21人全部被折磨致死。这事要搁现在，哪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结果众所周知，英法联军大败清朝30000人的精锐。战后，清政府全部答应英法联军条件，而英法联军决定给清帝国皇室一个严厉的教训。这个严厉的教训，就是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需要说明的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报复行动是正大光明的。报复行动的前几天，英国公使额尔金命令在全城张贴公告：“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额尔金还通过公函的形式，向大清帝国下达最后通牒。英国远征军统帅格兰特为说服法军统帅蒙邦托参加这次报复行动，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摧毁圆明圆，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可见，从一开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则是把圆明园当做了傲慢无礼的大清帝国的一个标志。我们也可以通过巴夏礼事后给他妻子的信中证实这一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 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最后，圆明园曾遭受三劫“火劫、土劫、石劫”。圆明园被烧后，主题结构还在，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能怪英法联军了。

#火烧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 #文明的冲突 #清政府 #英法联军 #公使驻京问题 #亨廷顿 #历史真相

5个月前

赵紫阳的“516谈话”——是“低级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本人的说法——低级失误在那本《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了“中苏峰会”。其中包含了赵为自己的辩解，原文如下：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 　　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俺的分析但是俺【不】赞同赵本人的辩解。下面是俺的分析：与“五四讲话”的对比　　在本系列的第23篇，提到赵在“5月4日”的两篇演讲。其中一篇是“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讲话”；另一篇是“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讲话”。　　这两篇讲话，前者是大范围的，后者是小范围的；前者要先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才能定稿，而后者无需审核。所以，赵紫阳就在前一篇演讲中说得很含蓄，滴水不漏；而在后一篇演讲中说得很直白，表明了他对学潮的温和立场。　　从5月4日的这两篇讲稿，可以看出赵是一个很谨慎细致的人。　　而中苏峰会，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重要性都远远超过5月4日的那两篇讲话。　　如果说，5月4日的两篇讲话，他都作了周密的准备，仔细地推敲了措辞；很难想象在中苏峰会如此重要的场合，赵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与“其他朝中大员”的对比　　在本文前面的章节，俺解读了矮邓会见戈氏，所说的那番话。也提到了：很多朝廷大员，从矮邓的讲话中，听出了邓的潜台词。　　而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跟随其多年。赵对邓的性格，应该是更加熟悉才对。如果说，别的朝廷大员都听出了邓的潜台词；赵紫阳怎么会听不出？（请注意：邓的会面在上午，而赵的会面在晚间——也就是说，当他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他肯定已经知道了邓的讲话内容）其它一些细节　　《八九民运史》一书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当赵即将走入会场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他先问了现场某个工作人员“是直播吗？”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为啥赵紫阳在会晤之前要问这个问题捏？恰恰说明他想在这次会晤中说一些比较【出格】的话（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现场直播是无法进行实时审查滴） ◇小结——赵紫阳是有意为之基于上述对比，俺认为：以赵紫阳如此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如此谨慎细致的性格，他【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更大的可能性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为啥要这么干？当然啦，由于赵紫阳已经不在人世，咱们已经无从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假设俺上述的分析是正确滴，肯定有读者会问——为啥他要这么干捏？　　关于这个问题，俺在本系列之前的某几篇博文，已经作了一些铺垫。如今来汇总一下 ◇与胡耀邦的对比在本系列的第23篇，俺提到说—— 胡耀邦死后极尽哀荣，而赵紫阳在学运【初期】的名声并不太好，甚至成为学生的嘲讽对象（当时流传：他大儿子赵大军参与“官倒”）。　　 “胡赵”二人，同为邓矬子的左膀右臂，同样都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在学潮【初期】）两人的名声，差异却如此之大。这肯定会让赵觉得心理不平衡。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这样明显的反差，会让他有强烈的动机去消除民众对他的误解。 ◇与“八六学潮”的对比在本系列的第6篇，俺介绍了“八六学潮”的经过。　　那次学潮（相比六四而言）影响的范围不算大，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学潮结束之后，胡耀邦因此而下台。　　而“六四学潮”发展到5月中旬，范围已经波及全国，连中苏峰会都受到影响。不管“六四学潮”最终如何平息，肯定得有人出来背黑锅，当【替罪羊】。那么，谁会是替罪羊捏？当然【不可能】是矮邓。虽然矮邓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但【名义上】已经退居二线。所以，替罪羊多半是总书记赵紫阳。 ◇小结以赵的政治头脑，他肯定能想到上述这些。　　一方面，他希望获得像胡耀邦这样的名声；另一方面，不管他如何做，他的仕途已经没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与邓决裂，或许他还能保住自己的名声。从【博弈】的角度来讲，这大概是他最好的选择。 ---编程随想

#赵紫阳 #516谈话 #中苏峰会

5个月前

“赵紫阳516讲话”的后果 ◇邓赵决裂据说邓得知赵的讲话内容后，极度震怒（这是从邓小平女儿那里传出来滴）。　　另一个迹象是：赵紫阳在发表上述讲话的次日（17日），想要找邓单独面谈一下（当面解释一下）。但是邓拒绝与赵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开了紧急常委会。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赵紫阳的上述讲话，直接导致了【邓赵决裂】。赵紫阳的这番话为啥让邓矬子如此激动捏？　　其一，因为当时的国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且复杂。抗议示威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学生，而是蔓延到社会各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赵紫阳强调“邓才是真正的一把手”，等于让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邓身上。　　其二，俺前面也说了，邓矬子这人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一方面非常恋权，另一方面又非常忌讳别人说他恋权。赵紫阳的这番话，会让很多人觉得——邓表面上退居二线，实际上还紧抓权力不放。于是，邓矬子“恋权”的形象就露馅啦。 ◇赵紫阳政治生命的终结 “邓赵决裂”也意味着，赵紫阳政治生命已经完蛋了。 ◇改革派遭重创一旦赵紫阳的仕途终结，对朝廷中的改革派必定是一大打击。而且保守派肯定会觊觎“总书记的宝座”。实际上，李鹏的如意算盘就是——挤掉赵紫阳，自己取而代之（只不过，后来半路杀出个江蛤蟆，让李科长的美梦落空）。　　从历史的后续发展可以看出——赵紫阳倒台后，其它改革派的高官在六四之后，也都靠边站了。 ◇面对学潮，【强硬路线】成为主流一般来说，能混到朝廷高层的，最起码都懂一点官场之道。　　通过16日的中苏峰会（尤其是邓赵二人的讲话），很多朝中大员已经看出苗头，开始见风转舵。某些原先支持“温和策略”的人，就识趣地转向“强硬策略”。　　典型的例子当属杨尚昆。他本来是站在赵紫阳这边，主张“怀柔政策”，反对“军事戒严”。但是到了17日（中苏峰会次日），在矮邓家中开紧急常委会的时候，杨尚昆反而率先提出要进行“军事戒严”（注：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赵紫阳记述了杨尚昆在那天会议上的发言）　　而且，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杨尚昆也确实充当了血腥镇压的急先锋。 ---编程随想 ---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John Giannini / AFP）

#赵紫阳讲话 #邓赵决裂 #中国政治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原因，当年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中流传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说中共当局事先让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服用了兴奋剂，二是说许多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经历了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早在对越作战中杀红了眼。第一种说法有很浓的传说性质，笔者早在1990年5月撰写《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初稿时，就明确表示怀疑。这个说法一方面缺乏证据，另一方面与笔者的亲身经历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20分，笔者坐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近距离目睹了冲上纪念碑底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神态，他们显示出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愤怒，一种对“反革命暴徒”的强烈而不可压抑的愤怒。这应该与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政治思想动员有关，不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第二种说法有所依据。包括冲上纪念碑底座的陆军第27集团军特遣分队在内，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确参加过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而这些参战军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时就让部队难以管理，不仅经常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打架斗殴，而且还时常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公然闹事，连警察都不敢干涉。陆军第 67集团军在老山战区参加轮战期间，甚至发生过一名士兵端枪扫射集团军指挥机关的恶性事件，军长张志坚少将中弹受伤，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及时躲入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从1984年至1989年，解放军七大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派遣部队参加老山战区轮战，包括兰州军区的陆军第47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23集团军，北京军区的陆军第27集团军，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1集团军，广州军区的陆军第41集团军、陆军第42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67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成都军区的陆军第13集团军。此外，各大军区先后组成十三个侦察大队赴老山战区参加侦察作战。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中，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都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其他陆军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侦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经以侦察大队的番号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可以说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在老山战区所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装的敌国军人，而在北京城内所面对的则是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笔者在研读了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许多资料后发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被激发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先说激发仇恨这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学生运动深得人心，北京民众普遍反对戒严措施，几乎所有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遇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军民之间或多或少发生过言语和肢体冲突，以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不少军人觉得受了委屈，心里憋着一股气。后来正是步兵第113师部队率先开枪射杀民众，时间是1989 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路口。另一方面，中共当局不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接触民众，避免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以后产生同情，对所有进京部队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格规定官兵们不能私自走出驻地。在此期间，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复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恶行，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为了突显所谓的“动乱”、“暴乱”，中共当局极力制造军民冲突，例如本来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战备通道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部队安全地运送到人民大会堂等地，陆军第65集团军等部队就是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但故意让部分官兵弃地下战备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会堂等地徒步开进，引诱民众予以阻拦，造成军民冲突，达到激发军人对民众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认，中共当局的这一招数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确实有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将民众当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对待，下手毫不留情。例如在西长安街上，一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官二话不说，近距离，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枪对准清华大学学生段昌隆的胸膛开枪，将他打死。当时段昌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希望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例如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不放过连中三枪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一名士兵将刺刀捅进他的肚腹，使劲往下拉，造成长大7、8公分长的伤口，一位军官又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枪。例如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南长街南口附近，解放军戒严部队不准民众救助中枪倒地的、年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中学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军人端枪威吓；途经的救护车被强行赶走，最终导致王楠不治死亡。再说立功心切这个原因。事实上，这才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最主要原因。在开枪命令下达之前，中共当局已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行动定性为 “反革命暴乱”，将六四血腥镇压行动说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制造了依据，同时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提供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中共当局有关参战军人待遇的文件规定，：“平息反革命暴乱”属于战争性质，参与平息反革命暴乱行动等同参战，凡立功受奖、受伤致残者，均享有参战军人的优厚待遇。凡立功受奖者，国家负责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镇户口。这项规定对于来自农村的士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数士兵又恰恰都来自于农村。以陆军第38集团军为例，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万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军人立下战功，可见中共当局为了达到镇压目的，是如何大方地奖赏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由于上述这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是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接到部队开进命令后，都迫不及待地杀出封闭已久的临时驻地。当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之时，几乎在每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临时驻地都是欢声雷动，磨刀霍霍，官兵们的普遍心理是：终于等到了报仇和立功的机会。据现场目睹者说，1989年6月3日晚上，陆军第38集团军和陆军第63集团军等部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机关大院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对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士兵而言，既能报仇雪恨，快意杀人，又能立功受奖，复员后留在城里工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第 9连士兵刘加林，就是因为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破例提拔为少尉排长，后来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 —————————————-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 #凶狠杀人

5个月前

《华盛顿邮报》记者回忆六四：成都军人集体枪毙市民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在1989年学运期间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他不但亲眼见到了六四期间被军人击毙的北京普通市民，而且还赶赴成都了解到军人对普通市民的集体枪毙事件。记者：邵德廉先生，在1989年学运期间，您一直都在北京吗？邵德廉：我是驻在北京，但六四屠杀之后，我也去了外地，包括成都、上海等地。要知道，当时不止是在北京，实际在全国都有抗议，这很让人振奋。我想象不出当年有任何一个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抗议活动。记者：您在北京的时候，您采访过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是谁？邵德廉：我实际没有采访到象总理一级的高级官员，但我有非常接近他们的信息渠道。所以，我提前就知道赵紫阳会被清算。记者：您是提前就知道了吗？邵德廉：是的，我提前就知道了。而且我能读懂中国的官媒。记者：6月3日晚至6月4日临晨，您在天安门广场吗？邵德廉：我没有在场，但我有几位中文能力很好的助手。我当时派了其中一个去了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可以看见广场的情况。记者：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呢？邵德廉：他们有两个电话。但当时发生了意外。我派到广场上那个会说中文的美国记者，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国安警察在广场边缘上把他打倒在地，扔进一辆车里，然后开到一家理发店，给他戴上蒙眼布，威胁说要枪决他。我想这是要恐吓他。然后，警察又把车开到1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把他扔在那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记者：当您把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发回美国的时候，您听到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邵德廉：人们对发生的这件事情很愤怒。在很多年中，美国人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人们也有一种假设，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但现在这件事情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记者：您前面提到，在大屠杀发生后，您去了中国的其他地方，调查当地发生的情况，是吗？邵德廉：我必须说，大屠杀发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医院调查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所医院，有位医生走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当时周围都是一些政府的人在阻止、吼叫，但他就对我说，快进来。他为了让我进去，不得不使劲把门推开，我跟着他进去。这件事后来成了我刊登在头条的报道。我报道的内容是我去医院调查死人。记者：您在医院看到的尸体，您能辨别出身份吗？是学生，还是其他人？邵德廉：我看到的是，尸体一个堆一个，我看他们的脸，基本是三十岁左右，不像学生那么年轻。他们看起来是那些去支持学生的人。我必须要说，在整个事件中，死去的工人可能要比学生多，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记者：您还记得那天您看到了多少具尸体吗？邵德廉：大约20-25具吧。我当时还和其他记者沟通过，我估计整个事件死亡人数有800人，但也有可能超过一千人。记者：在这天之后，您去了外地？邵德廉：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成都，因为我听说那里有很多抗争和杀戮。我在那里发现确实如此。记者：您在成都看到了什么？邵德廉：当地人告诉了我很多情况，包括警察和军队向民众开枪。记者：您去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吗？邵德廉：是的。记者：您在那里看到了什么？邵德廉：我去晚了，并没有看到任何死尸。但那里有人告诉我当地发生的枪击，还有人跟我说，他的朋友在那里被枪杀了。而且还有人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枪杀了。有人看到了。当时是有集体枪毙！记者：什么样的枪毙？邵德廉：就是把人排在一起，然后用枪击毙。记者：是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邵德廉：政府后来指控学生是被外国操控。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中国政府对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后都判决说是有美国、台湾的操控。我认为，真正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惧的是，工人也出来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发现工人不像学生那样容易吓唬和攻击。记者：学运期间，您住在什么地方？邵德廉：建国门外公寓。所以，当时我们可以从我一个邻居的阳台上看到停在外边的军用卡车和军人。有一次我向外望。我看见下面有一个中国军人，他正好看到我，就对我吼说：快离开阳台，不然我就开枪了！所以，我就退后了。这些军人看起来长相差异比较大。我听到他们谈话有很多口音，我意识到，邓小平从全国调集了军队过来。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士兵并不想开枪。记者：您怎么知道这一点的？邵德廉：后来的一些采访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到，当时的38军军长就抗议这种镇压举动。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王允自由亚洲电台图：邵德廉摄于1989年学运期间的北京。（Muriel Southerland）

#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学运 #新闻报道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6 月 5 日（1989年）香港市民到中銀集團十三間分行一日提走五十億存款，出現擠提危機。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香港 #市民 #中银集团 #银行危机 #支联会 #1989年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雍和：“今天零点39分，五原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用椅子拉着半身不遂的妻子，去做核酸。夜很寂静，我却无法安宁：两个老人，在暗夜里挣扎的身影。昨夜今晨，上海有几个街区不平静，居民通宵做核酸检测……雍和拍”。

#老年生活 #疫情防控 #上海 #核酸检测 #深夜出行

5个月前

苏格兰医生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图1）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过。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像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图2）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令人震惊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作者：柴静

#苏格兰医生 #中外交流 #医患关系

5个月前

邓矬子对赵紫阳的态度胡耀邦和赵紫阳，堪称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因为“八六学潮”而下台之后，赵紫阳更加成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助手和政治盟友。　　 89学潮开始之后，赵紫阳一直主张【怀柔策略】，以温和的方式慢慢平息学潮。对赵的温和立场，（俺猜测）邓的内心有可能是不满意滴。但这种【不满】应该还是相对【轻度】滴。假如赵的怀柔策略能够奏效，那么邓的这种不满，也就会自然消散。　　可悲的是，赵的策略【没有】奏效。学生方面，反而因为“绝食抗议”，掀起新的高潮。如此一来，就会使得——邓对赵的不满，逐渐积聚。　　虽然邓对赵处理学潮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截至到5月15日，邓赵二人的关系还没有破裂——邓还是把赵当成“自己人”。　　真正导致【邓赵决裂】的，是赵紫阳在16日晚间，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番话。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在赵与戈氏的会谈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赵紫阳的这番话，简而言之就是——邓虽然在1987年的“十三大”退出政治局，但依然是一把手；重大问题全都是邓拍板滴！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讲话”的反应邓对“516讲话”感到愤怒，是通过其子女，以及那些与邓家走动比较密切的太子党，间接传出来滴。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戴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其中提及【17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注：下述引文中的“鲍彤”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 “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 （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从（邓小平女儿）邓榕的这番话，大伙儿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当时邓矬子的愤怒程度。在讲话次日（17日），赵主动联系了“邓办”（邓小平办公室），提出要跟邓小平单独见面私聊。毕竟，在六四事件之前，邓一直对他很信任，两人的私交也不错。赵当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闹到【决裂】的地步。但“邓办”给他的回复是：当天下午4点到邓家开【紧急常委会】。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提到：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赵紫阳碰了钉子，他的秘书鲍彤也碰了钉子。所以赵对17日下午的常委会，应该是有些思想准备滴。但某些情况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编程随想

#邓小平 #赵紫阳 #天安门事件 #胡耀邦 #怀柔策略

5个月前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这次会不欢而散。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编程随想：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常委会 #赵紫阳 #戈尔巴乔夫 #中南海 #改革派 #保守派 #426社论 #政治斗争

5个月前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图：1984年访美，赵紫阳（右一）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赵紫阳 #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意识形态 #社会发展

5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开枪命令的下达情况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开枪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达的？是什么时间下达的？是哪个层级，具体是谁下达的？这是厘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责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遂成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更没有人出面承担下达开枪命令的责任。包括被视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三个最主要的当事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也不敢承担下令开枪的责任，多年来，其子女频频借机为父辈开脱责任。难道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擅自开枪吗？不，绝对不是。笔者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如此予以回答。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最高当局的委托，于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陈希同的一番话虽然经过精心考虑，但还是透露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奉命”开枪，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存在的。另有许多资料也证明确实存在开枪命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都是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奉命开枪的。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北京民众的强力阻拦，但都没有开枪。一些部队在出发之际，指挥官还再三向官兵们强调不许开枪。既然中共当局对下令开枪一事讳莫如深，自然也就不会公布相关的资料。目前能够搜寻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参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中。这些署名文章虽然经过编辑者和审查者的精心审核，但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有关开枪命令的蛛丝马迹，从而证明了的确是有过开枪命令。，，，，，，上述署名文章的作者，除了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靖，都是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是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们的署名文章显示，奉命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解放军戒严部队，除了陆军第54集团军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其它的部队，包括空降兵第15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都接到了开枪的命令。这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署名文章中，凡是谈到开枪命令或奉命开枪的时候，都说是对空鸣枪警告。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数以百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怎么会中弹死亡的？难道那些中弹死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当时都在空中飞翔不成？笔者搜集、阅读了大量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亲历者的资料，可以断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最早开枪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在6月3日晚上10点钟之前下达的。开枪命令是如何下达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军队的命令自然是通过军用电台下达的，但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目标进军的时候，北京城内全民“截”兵，情况非常混乱，很多部队不得不改乘车开进为徒步开进，电台通信车没有跟上。功率不大的携带式军用通讯电台在建筑物林立的北京城内不起作用，或是身背电台的通信兵与指挥官失散。参与围堵的民众中有不少是解放军退伍军人或转业军人，他们知道通信联络在部队开进中的重要作用，带头或指导民众重点围堵部队的通讯电台车和通信兵，许多部队因此与上级失去联络。陆军第40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开进途中的部队失去联络，该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当时设立在建国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由于四周高楼林立，军用电台不起作用，军长吴家民急得到处乱窜，最后只好派遣集团军司令部炮兵参谋安卫平骑自行车外出联络。许多部队不是通过军用电台收到开枪命令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派遣专人传达的。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就提到，是一位身穿便衣的“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前来传达开枪命令。此外，沈阳军区前进指挥部司机、专业军士王洪祥透露：1989年6月3日22时30分，上级下了一道命令（极可能是开枪命令），指挥部要求下达到各部队。于是，王洪祥开车送作战处唐处长和一名参谋到各部队传达命令。【注释11】各部队接到开枪命令的时间有先有后，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8集团军最先接到开枪命令，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前夕。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在题为《铁流东进天安门》的署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部队提前半小时，于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往东挺进。走出不远，车队又停住。这时，政治部一位干事急急从前边跑来报告说，张副军长（张美远少将）到军博（军事博物馆）开会，军区陈副政委（陈培民中将）让我到前边去。” 副军长（代军长）张美远在率领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紧要关头，却被临时召集到军事博物馆开会，显然是去接受紧急而重要的命令。这时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率领前进指挥部刚刚抵达军事博物馆。张美远返回部队后不久，陆军第38集团军官兵紧接着就在万寿路、五棵松路一带开枪，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宋晓明是已知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最早遇难者，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在五棵松路口一带中弹身亡。这个情况与许多目击证人所提供的亲身经历相吻合。目擊證人王曉明在题为《《目擊實錄》》的回忆文章中就明确提出：“6月3日晚9時，我看到位於西長安街與北三環路交叉的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6月3日晚10點整，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響亮。緊接著我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約10點過5分，從木樨地和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作者注）方向傳來了眾人唱《國際歌》的聲音。10點10分以後，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注釋12】事实正是如此，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在距离军事博物馆不到一公里路程的木樨地一带开始大规模开枪，民众死伤惨重。凡是接到了开枪命令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无一例外地都开了枪，包括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当然，开枪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部队的确只是对空鸣枪。有关各部队开枪的具体情况在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专门篇章中有详细记录。在第一批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部队中，唯一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是陆军第54集团军。该集团军虽然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时也携带了子弹，但都统一装在子弹箱中，交由专人保管，始终没有将子弹分发到官兵手中。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开枪命令是从那个层级下达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开枪命令是通过各大军区前进指挥部下达到军一级指挥部，然后逐级下达。各大军区“不约而同”在同一时间下达了开枪命令，说明开枪命令来自于他们的同一个上级机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而解放军戒严指挥部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总指挥刘华清本身就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开枪命令是中央军委下达的，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不可能不知情。杨尚昆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不会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开枪命令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并得到邓小平的许可。何况杨尚昆一开始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赞同采用强力镇压的方式，不可能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图：邓小平--《50 幅肖像画中的共产主义历史》 La storia del Comunismo in 50 ritratti

#六四事件 #开枪命令 #责任追查

5个月前

吴仁华： 1.89年6月4日清晨，坦克第1师三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率领下，在新华门附近六部口从背后追轧从广场撤离的学生队伍，导致11人死亡，许多人伤残。 2.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离队伍。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壓斷雙腿，掛靠在路邊欄杆上，民眾在救護止血。 3.89年6月4日清晨，新华门附近六部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设置了警戒线。就是这支坦克部队制造了六部口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 4.89年6月4日清晨，制造六部口惨案的坦克第1师军官们。左起：唐琳、张芝元、王孝国、张武佃、高青云、金海龙、邓汉桥、贾振禄、姚跃旋、臧远征、彭杰。六四镇压时，坦克第一团副团长贾振禄与团长罗刚一起指挥坦克车队追轧学生撤离队伍，后来贾振禄升任坦克第一师副师长，罗刚升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这张照片是我在搜寻六四戒严部队资料时发现的，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改编为装甲第1师之后，照片中的军官们都曾经参与六四镇压。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坦克追轧 #学生运动 #1989年 #政治镇压

5个月前

5 月 27 日香港演藝界舉辦馬拉松音樂會「民主歌聲獻中華」，200多名演藝人12 小時籌得1,200 萬元支援北京學生。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香港演藝界 #馬拉松音樂會 #民主歌聲獻中華 #演藝人 #籌款活動 #北京學生 #支援活動

5个月前

5 月20 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在香港，八號風球下四萬市民冒着狂風暴雨集會，聲援北京學生，要求李鵬下台。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李鹏 #北京戒严 #香港集会 #八号风球 #支持民运 #直选 #李鹏下台

5个月前

4 月 21 日北京各校聯合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通宵靜坐。香港「學聯」派出4 名代表上京，了解學運情況並與學生交流。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北京遊行 #天安門廣場 #香港學聯 #1989學運 #支聯會

5个月前

馬場曾在1989年開放給香港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北京的學生跑馬地馬場5月21日，香港一百萬人參與大遊行，聲援學運。遊行於中環遮打花園出發，至北角新光戲院，再返回跑馬地。遊行後，大批民眾在馬場進行集會。521大遊行，令當時不少人認為，香港不再只是金錢至上的勢利社會。 ---特寫：香港「六四」導賞團──尋找1989年香港支援民運的蹤跡 BBC中文网

#香港 #六四事件 #集会 #历史 #民主运动

5个月前

1989年5月21日，香港出现首次历史性的百万人大游行 “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于游行中宣布成立。当时的香港总人口约600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如果除去吃奶的婴儿和足不出户的老人，一向似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几乎倾巢出动。遊行歷時8小時。《文汇报》是日社论开天窗，写上“痛心疾首”四字，抗议北京政府宣布戒严。（1/3）

#香港 #百万人游行 #1989年 #支联会 #爱国民主运动 #戒严 #文汇报 #北京政府 #政治抗议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新观察家报》Le Nouvel Observateur：天安门广场，照片中的15分钟末日景象一名中国学生拍摄了 1989 年 6 月镇压的暴力事件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九张照片。三十年前的一个清晨，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外的长安街上被坦克杀害。他们是最后撤离广场的人，在部队推进之前撤退。他们是一群由几十名年轻人组成的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筋疲力尽，但并不沮丧，推着自行车，扛着疲惫的横幅。他们沿着一条小街离开天安门广场，刚刚到达长安街，三辆坦克就从烟雾中冲了过来。任何没有时间或力气跳过路边金属障碍物的人都会被压在铁轨下。随后，坦克继续前进，在人行道上留下了一幅末日般的景象。其中一名学生正忙着拍摄他所在团队撤退的历史场景。他很幸运地逃脱了这场大屠杀。尽管恐惧，他仍继续拍照。后来，他秘密冲洗了胶卷，并手工对照片进行了注释。几周后我见到了他。他通过我们共同的熟人得知我要返回法国，并问我是否同意带走他的照片。他没有找到其他方式来公开这些照片，因为自 6 月 4 日起，所有边境哨所都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管制。 1989年8月，我带着这薄薄的一包照片回到了法国。这些都在媒体上播出了。其中一些被转载于 1989 年 9 月《新观察家》文件特刊中。这一系列九张照片几乎逐分钟地讲述了这一悲惨事件。警告，某些图像可能会令人不安。图1：6点10分：学生们或步行或骑车，平静地从天安门广场向西撤离。图2：6点12分：学生们在六部口路口，距离中南海50米。图3：6点12分：与此同时，三辆坦克从广场疾驰而来。图4：6点15分：催泪弹的烟雾中，学生们正在试图爬上金属屏障，躲避坦克。

#天安门广场 #六四事件 #民主运动 #历史回顾 #1989年

5个月前

美国在“六四”后的重大战略失误 “六四”后国际社会普遍实施了制裁，但美国政府却担心中国倒向苏联，所以老布什总统当年7月就派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访北京，解释美国政府的制裁是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国会压力而不得不实施的，希望北京能够宽大对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国政府说服公众减轻制裁。邓强硬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使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我们，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同时，中国也想尽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改善民众生活，从而使民众迅速从“六四”镇压的愤怒中走出来并逐渐忘记这件事，用经济成功来压住所有政治反对。接下来的演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放行，取消贸易与人权挂钩，帮助中国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时至今日，已经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全面竞争的态势，并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时，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专制进一步强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对它的指责。美国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场和开放的力量，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成长从而制造出民主的内生力量，使中国和平演变成民主国家。这一设想忽视了“六四”与苏联解体后中共对和平演变的高度警觉，他们把一切可能导致中国人思想变异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里，包括牢牢控制住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始终依附于政府和党。可以说，“六四”后的三十年中，西方试图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对中国本质的认知误区一直困扰着西方。 ---李伟东：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

#六四事件 #中美关系 #国际制裁 #冷战 #外交政策 #历史回顾

5个月前

李伟东：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 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大屠杀事件，令这场民主运动戛然而止。半个甲子即将过去，中国年轻一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惨案，世界也慢慢淡忘了那场给今天的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北京事变”，只剩下一些亲历者、海外媒体等每年还在纪念和反思。但恰恰是那场事变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而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也因为遭到当局的压制、缺少国际支援而逐渐萎缩，无力再次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 “六四”之前中国内部其实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制度的保守派（陈当时是中国的元老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袖）；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1980年代中期邓一直支持经济改革，也提倡政治改良（不是改革体制，而是修补原体制），因此他支持赵。但他同时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民众和学生提出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时，邓等人认为这得到了赵的纵容，于是与更保守的陈派联手，实施了镇压和政变，推翻赵并将其软禁至死。可以说，“六四”是保守的陈派经过了近十年阻挡改革的博弈，最后激发了邓的保守倾向而取得胜利，同时邓也把自己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变成了大屠杀的元凶。 “六四”屠杀对中国政治造成了如下后果：一是共产党再次终结了中国人百年追求民主的进程，回归了专制独裁。二是确保了“血统红二代”最后接班（不一定是习，但一定是红二代，最近的证据之一来自阎淮关于中组部的回忆录）——这一直是陈的主张，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过渡，权力最后落在红二代习近平手上。三是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贪腐的进程。邓九二南巡后强调市场经济，有尊重经济平等的意思。但由于保守派在“六四”中获胜，他们再次利用邓提供的市场机会，成功地把财富抢夺到自己手中。四是压制了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使批评和反对的空间严重缩小。五是正式把毛泽东极左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统治。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内实施权贵资本压迫，对外争霸的右翼红色帝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概念是我在2013年提出的，之所以称之为帝国，是因为虽然它没有皇帝，但习近平已经建立了类似1930年代第三帝国那样的元首体制。如果说毛在中国建立了第一红色帝国，习则是第二红色帝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图：2014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警察。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六四事件 #天安门大屠杀 #北京事变 #中国民主运动 #政治格局 #经济格局 #世界影响

5个月前

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图：赵紫阳（左）与宗凤鸣在北京。 Courtesy of Shaojie Shan

#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 #腐败问题 #邓小平 #赵紫阳 #胡耀邦

5个月前

在中国，谁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谁就掌握党，也就掌握全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可以说这是党通过总书记指挥着枪，可以说这是总书记通过枪指挥着党。邓小平利用发动中越边境战争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江泽民则是利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笔者只是从依法治国的这个角度出发，从防洪救灾这个角度出发，告诉读者，如果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办事，就没有1998年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灾害。 1998年的长江抗洪不能是有惊无险，必须是有惊有险，媒体必须渲染这个惊险。 1998年８月5日午夜子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8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远远超过国务院制定的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沙市水位44.67米。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正在讨论如何执行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贾志杰书记和蒋祝平省长两人达成共识：这是法规性的文件，湖北省应该有执行命令的准备。两人同意在8月6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专家会议，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然后就按国务院的文件办理，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紧急报告。８月６日上午，沙市的水位达到44.68米，已经超过分洪水位１厘米。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应对洪水，预计分洪时间是在８月7日中午12时。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在同一时刻，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给荆州市和公安县下达分洪转移命令，公安县33万人需要撤离。6日晚上8时公安县县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撤离的命令。公安县的广播台、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这个命令。从8月6日晚上8时到8月7日中午12时，在短短的16小时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区土地上，33万人全部安全撤离了。正可谓：万事具备，在接到贾志杰和蒋祝平的紧急报告后，江泽民决定不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而是调用几十万解放军正规军赶赴长江抗洪一线，严防死守。江泽民派温家宝到湖北省向贾志杰和蒋祝平传达他的决定。 8月6日晚，江泽民给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命令调动三军将士立即上长江大堤严防死守。张万年在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后立即给总参谋部下达命令：广州战区、济南战区、南京战区的部队迅速调往长江抗洪抢险。按照江主席的命令最近关于防汛抗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围绕三个确保，统一指挥好长江中下游地区抢险救灾部队的行动。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指示：参加抗洪的部队既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要注意充分准备，周密组织。总参谋长傅全有命令：长江防洪形势严峻，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要坚决执行江主席的命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部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按时到位，坚决圆满完成任务。总参机关要加强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切实履行职能。 8月6日晚江泽民的一个电话，最早到达长江抗洪一线是南京战区部队的将士，他们已经从4、5月份开始“埋伏”在那里了；其次是空降部队，直接投至长江荆江地区；广州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北上了；济南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南下了；空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海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二炮部队赶到长江大堤；武警部队赶到长江大堤；军事院校的师生赶到长江大堤。中国军队十多个集团军、近百个师团、上百万将士、民兵预备队投入了所谓的抗击“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的战斗。军队调用了5800多部军车，860多艘舟艇甚至60多架飞机参加了抗洪。铁路部门给予最大的支援，用火车把战士和重武器装备都运到长江抗洪第一线。有报导说，共有几百万人投入了这场严防死守的战斗。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参加一场抗洪活动。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总兵力为渡江战役以来的最大一次。赶到长江大堤向江泽民表示效忠的有100多名将军，他们中间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委史玉孝，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委方祖歧、副司令员董万瑞，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队司令员杨国屏、政委徐永清等等。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陪同下从北戴河乘飞机前往沙市。一上飞机，江泽民就俨然像个拿破仑，打开地图，听取张万年的关于部队的兵力部署。其实江泽民对于部队、对于部队的首长知之不多。来的记住了，不来的更记住了。8月13日下午5时，江泽民携带众将军来到长江洪湖大堤。张万年回忆道：“‘总书记来看望我们啦！’顿时，大堤上的军民们欢声雷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一幅幅巨型标语布满大堤上下，一袋袋沙石筑起的坚固堤防巍然屹立，一面面不同历史时期英雄团队的军旗迎风招展，一队队身穿迷彩军服和橘红色救生衣的官兵整齐列队……”。在几天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江泽民谈到此次调兵时情绪特别兴奋，有点失控。他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6日晚上，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空中、铁路、公路摩托化齐开进。的确有一场特殊战争的感觉。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不但能开得出，走得动，而且能守得住，打得赢，是党和人民可以放心的伟大军队。” “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这是何等的“权威”！据说当年赵紫阳总书记连调动一个排兵力的权力都没有。 ---九八年“百年一遇”的长江洪水溃堤竟是“人造”？作者：王维洛

#中国政治 #军队指挥权 #依法治国 #中越战争 #长江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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