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2898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97352

阅读

5个月前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页）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1979年版第257页）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5个月前

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18页）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究其本质，大歌舞《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5个月前

拳头下打出来的"高产指标"和"高产卫星" 论及大跃进中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决非产生于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自愿，而是出于层层逼迫、个个自欺的结果。谈到逼迫，这些"卫星"和"指标"首先是拳头打出来的。更有甚者，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都是逼人就范的手段。如河北徐水县是毛泽东亲自搞出来的"共产主义试点"。毛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去视察时，竟然问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的昏话。其后，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县委书记张国忠把五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的一个三个月后就死了。在一九五八年中，徐水县的劳改队里共捕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个不愿意接受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再如，甘肃省的饥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省委书记张仲良为了赶上大跃进的风头，睁着眼睛说瞎话，认定甘肃是"余粮省"，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只要有干部群众不同意他的蛮干，即刻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连续三年的饥荒中近百万人饿死。再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上海奉贤县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地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迫害死了干部群众九百六十人，劳改了二千四百多农民。大跃进的过程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异议者的过程，在这一血腥的过程中，说假话受到鼓励，讲真话马上被打击。浮夸自然成了十二级台风，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5个月前

郑著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著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19]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20]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767）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著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21]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790）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著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880）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5个月前

1.西安事变时，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2.蒋介石的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5个月前

12月21日，宋美龄为救蒋介石决定冒险赴西安找张学良谈判。戴笠深知失察有责，坚持随往。宋美龄在宋子文劝说下，同意偕戴笠飞抵西安。不料一下飞机，宋子文、宋美龄被张学良当座上客隆重欢迎接待，戴笠却被下了手枪扣押起来，关进了张寓的地下室内。他大叫要求见蒋，未被理会。戴笠被扣在地下室内两日，整天面壁，不见阳光，消息不灵，度日如年。他估计自己此番必死无疑，于是写下遗言：“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戴笠与西安事变文/孺子牛

5个月前

日本摄影师Koichi Saito拍摄的照片集记录了1965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5个月前

1.2020年1月，中國傳統春節前夕，廣東省農村發現了一個從武漢回到家鄉的務工人員，當地政府立即採取了封門措施。 2.長沙市農村發現了一個從武漢回到家鄉的務工人員，於是這個務工人員的全家被封鎖在屋子裏

5个月前

90后佛山小伙陈志杰创作的“核酸检测上河图” （1/2）

5个月前

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5个月前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5个月前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复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5个月前

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5个月前

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5个月前

张鸣：经历过十年“洗礼”的那代人，有时显得特别畸形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我们这一代，已经老去，该退休的，差不多都退了。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话，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那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年少的，还没上学或者刚上一年级，年纪大的，也没上完中学。能读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人，已经算不错的了。当然，那十年虽然大学基本停摆，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多数人都不够上大学的最低标准。但是，中小学还是在办的。只是，这十年的教学水准，却没法恭维。学制缩短了，小学五年，初高中加起来四年，九年级即中学毕业。但课程也偷工减料，我们上所谓的高中的时候，没有历史、地理，美术和音乐课，数理化的课本，也薄得可怜，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公式，例题里还充斥着那个十年高喊的话语，看起来不像是数理化，倒像是思想品德课。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考试，除了1973年“教育路线回潮”那阵儿例外，其余时间全都大帮哄，没有人在意学什么，学会了没有。学校的师资也很可疑，因为全国上下普及高中，很多根本没有条件办学的乡村，也办起了中学，教书的，居然就是本村人。命好的，能摊上个别下放的大学生做老师的，还能学点东西，摊不上的，只能听天由命。我们黑龙江兵团，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知青，有的人还相当认真。但是，我们那个年级，也有一半左右的人，高中毕业，连信都不会写。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至少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干农活，有时候，也会去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去帮人打杂。这种事儿，当年叫做学工学农，实际上，就是些不大好使的免费小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基础教育欠缺，即使后来考上大学的佼佼者，也大有问题，外语不行，地理和历史知识欠缺（大学学文科的好一点），思考问题，严重缺乏逻辑，还时常念错别字，遭人嘲笑。至于那些早早成为下工工人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同辈，缺乏教育的问题，后果就更加严重。基础教育都欠缺，至于教养，就更谈不上了。那个年代是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已经分不清了。连打人骂人这样几千年公认的恶事，也可能被肯定为积极正面的行动。在学校里，老师可以被抓来游街，辱骂，打骂，即使打死了，在当时也不见得会被追究。揭发父母兄弟姐妹，也司空见惯，原来的孝悌仁义，也丢在不知哪儿去了。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是不对，动辄斗争，粗大嗓门粗喉咙地吼，反倒更被提倡。在人家锅里拉屎，多少辈子都被视为最缺德的行为，然而，如果针对的是一个黑五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待那个十年过去之后，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毛病就都出来。能出国的，把人丢在国外，种种不文明的举动，极大地败坏了国人的声誉。出不了国的，在国内也有祸害人的，该排队的不排队，上公车倚老卖老，欺负人，打人的都有。同时，由于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又赶上了巨大的时代转型，跟子女的代际矛盾，空前的大，以至于手足无措，没法应对。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要为子女做特别多的贡献，打孩子一出生，就是孩子的奴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还得为他们做贡献。自己的养老问题，却全然没有着落。这样缺乏教育，缺乏教养的一代，我们中的某些人，却特别的自负，特别的自以为是。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让我们这辈人有了别的代际没有办法分享的人生，尽管这种人生到底是负面意义更多，还是正面价值更大，其实还可以讨论。但我们这一代的好些人，却一定认为这样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这点财富，再加上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就足以傲视后面的多少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这样的吊诡，在曾经领风骚的精英和下岗工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随着这代人的相继退休，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显得愈发令人讨厌。现在人们嘴里声誉不佳的大妈大爷，基本上都是跟我一代的人，这一代，实际上也是最惨的一代人。缺乏教育，缺乏常识，更缺乏教养。就是想改，也是难了。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等到不能动弹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惨到没法言说的晚景。

5个月前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语手稿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5个月前

1920年到1925年间，上海街头。

5个月前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到了（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居民区。看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营巷，毛主席心情很舒畅。他先后走进61号墙门、56号墙门、42号墙门，询问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大伙儿争先恐后地回答，“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 ---红巷寻史——毛主席到过的地方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5个月前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1959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自1967年夏季开始到1972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1967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8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作者: 龙门

5个月前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200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作者: 龙门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5个月前

这位17岁的青年，用一把武士刀几乎改变了日本历史时间：1960年10月12日地点：日本NHK电视台人物：浅沼稻次郎、山口二矢 1960年10月12日，东京NHK电视台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著名政治家浅沼稻次郎在直播现场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17岁的青年男子。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整个日本，给全日本上下蒙上一层黑色的阴影。受害者是浅沼稻次郎，日本社会党的领导人，战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在中日两国建交前就多次率团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50年代，浅沼第一次访问中国，回来后立即发表声明称只有中国才是日本的前途，日本应该向新中国学习，美国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敌人，浅沼极力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他认为跟着美国走日本人最终不仅会失去领土尊严，还会失去传统文化。 1957年，浅沼再次率社会党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并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声明。1959年3月，浅沼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又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接见了代表团，这次访问中，浅沼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口号，其真心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举动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但浅沼稻次郎的讲话却引起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更激起了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痛恨。 1960年10月12日，浅沼参加日本NHK电视台举办的辩论会，当时现场观众大约有1000人，NHK进行了实况转播，浅沼的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传出了嘘声，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对他打手势嘲讽奚落，有人大喊：“叛徒”，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试图驱散这批人，突然一名身穿校服的青年快速穿过人群爬上讲台，正在讲话的浅沼停下来向左边观看，青年从腰里拔出一把刀冲了过来，舞台上的工作人员想阻止已经晚了，青年的第一刀扎进了浅沼的左肋，浅沼闷哼了一声，身体倾斜眼镜滑落，青年还想刺第二刀时，工作人员将他死死抱住，现场记者抓拍到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下图（图1）的照片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后来，这位摄影记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一切：那天，我被派到NHK演播大厅报道选举辩论。在我进入大厅之前，我就已经将我的设备准备好了，当浅沼开始他的演讲时，右翼的质问者开始向舞台扔东西，同时大喊“闭嘴，共产主义者”和“美国万岁”。当警察进入现场驱散这些闹事者时，大多数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都跟着他们，希望能拍到一些好的人群镜头，浅沼则选择继续留在舞台上。突然，我看见一个穿着高中制服的年轻人冲了上去，并且拿出一把一英尺的长剑向浅沼刺去，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傻了，所以当我看到山口准备第二次将刀片刺入浅沼的腹部时，我才清醒过来拍下了这一幕。刺杀浅沼的凶手是一名17岁日本青年，他叫山口二矢。（图2）山口和他的同党希望日本能摆脱西方势力的影响，恢复传统文化，因此他选择了日本武士刀作为刺杀武器。这种短刀叫做“铠通”，是贯穿铠甲之意，主要用于近战，长度通常为20厘米到22厘米，也有少量在15厘米以下。（图3）选择这种武器，意味着山口志在最短的距离上一击必中，根本没有考虑过全身而退。山口二矢后来被关押在拘留所里，1960年11月2日，他用牙膏混合着水在牢房墙壁上留言：“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图4），当夜撕下床单上吊自尽。什么是“七生报国”呢？所谓“七生“，就是除了本生，来生、来生的来生……，永远效忠报国，直到不能转世为止。

5个月前

毛泽东要在数年内实现国力超过英美、个人称霸国际共运的野心，首先要扫除的障碍当然是在党内上层。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早已经对他唯唯诺诺。但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毕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开的，对省一级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同意见者的清洗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个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换句话说，一九五八年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打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有三十九个案子近百人为省一级的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故），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有安徽省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等人的反党集团；有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河南在一九五八年还揪出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便有十多万人挨整，二十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潘复生就是因为"右倾"被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的职。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可以说隔三差五地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报道。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当然也只能噤若寒蝉了。但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在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5个月前

"肃反大跃进" 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般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但是许多地区在一九五七年年底运动尚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却初露端倪了。北京在新指示中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根据最近发现的秘密文件，山西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在太原正式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会议具体制定的几条措施有："领导搞‘试验田’"，"又好、又快、又省地调查材料"，"将所有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在有关的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再不复查"。在这样的荒诞不经的政策和草菅人命的措施下，灾难性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是冤错假案遍地丛生。然而，"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还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在江苏，省委在几乎所有的基层单位中对一百四十一万人进行了第四批"肃反"，规模是第一、二、三批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南京大学还进行了"肃反补课"。在这一"肃反大跃进"中，据说受到揭发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在全省大抄家中，共搜出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不用说又是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仅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后江苏对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二十二万九千余人，错误比例达到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由此可见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制造的冤案之多、惨状之烈。应当指出的是：山西和江苏两省，在大跃进年代都还不是最极左最狂热的典型。虽然我们手头没有其他省份的"肃反大跃进"的内部档案，但完全可以想像：正是这一"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深化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政治恐惧，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的毫无异议的通畅和升温。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5个月前

新华社发布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9月21日，图片说明写道：社员们拿着写有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来到田间地头。工间休息时，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以此激发劳动热情，确保收割质量。

5个月前

1.1959年，“金门前线电台”的播音员正在播音。 2.1976年，金门空飘工作人员准备空飘至大陆的大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