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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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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陶渭熊:纸弹头杀伤力实验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找一个人试一试。 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两个重庆知青抢到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干，穿土墙。他们领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可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 “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听到口令，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谢泽云听着：地主分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地主谢泽云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球不疼（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球不疼！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年夏，我重访沙河小镇，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纸弹头杀伤力实验 #1968年 #文化大革命 #武斗 #知青

5个月前

1965年，西安臨潼縣在社教運動中逮捕漏劃地主。任永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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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1947年，西安臨潼縣警局總部，警察局長和站在門口的兩位警察。美國《生活》雜誌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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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下南洋 19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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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 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陈毅 #土地革命 #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 #农民运动

5个月前

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苏区经济困境 #鄂豫皖苏区 #粮荒 #中央苏区 #红军节省措施

5个月前

另外一个姓谭的“历反”，此人是青年远征军，去过印度，当过国民党兵团司令廖耀湘的警卫，在东北战场被俘入伍。南征北战好几年，当上了排长。1949年中共建政后部队上也“清理阶级队伍”，青年远征军属于国军铁杆队伍，列为“杀、关、管、斗”的“反革命”对象。好在他没有现行，遣送回老家种地当农民。他不安分，总想甩掉“农皮”，绞尽脑汁死贴乡村干部，宁愿当狗也不愿种地。混去混来混到仓库守夜值勤，哪知半年后仓库失火，找不出原因，拉他出来垫背，以“反革命纵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承认大叫冤枉，但没一点作用。入监后严守监规，不敢乱说一句话。“文革”中全国崇毛，他异想天开也崇起毛来，把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了一尊毛的石膏像，放在床头早晚膜拜，以示真心热爱，藉以表明他在蒙冤坐牢。那知他一晚睡觉翻身，不注意把石膏头像压碎了。虽然主动向狱吏做了报告也写了检查，但仍以“恶攻罪”拉出来斗争。犯人们为了挣表现，打得他血肉模糊遍体鳞伤。出手最狠的一人叫刘长青，是个抢劫杀人犯，伺后我问他：刘长青，你这样打人心里好过么？他望着我一笑说：黄记录，你是有期，我是无期，我不抓住机会表现能出得去吗？我道：难道表现就是打人？他想也不想地说：政府干部不是老向我们讲，要接受改造，要与反改造份子划清界线。我就是按照政府干部讲的在做。我不退让，驳斥道：为划清界线就出手打人？再说干部也没有叫你打人呀！他理直气壮地说：干部虽然没有明着叫，可支持我打呀！要不他们怎么不制止？他说得对！狱吏怎么不出面制止？制止了就不能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就不能表现出“革命立场”的坚定。记得，每次开斗争会前，狱吏们一再动员讲：这是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是靠不靠拢政府的表现。表现就是打人。犯人谁不想证明自已是接受改造的，谁又不想靠拢政府立功减刑哩？再有打人是种发泄，是种快感，把长期坐监的郁闷、痛苦，通过大打出手而驱赶尽净。刘长青说得形象：老子当龟儿子当了好些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出气的地方，打个痛快。从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出台，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收尾，在短短不足的四年时间里，先后以“恶攻罪”扑杀的无辜群众多达百余万人。 ---他们胆敢如此攻击毛泽东作者：铁流

#青年远征军 #国民党 #东北战场 #中共建政 #清理阶级队伍 #反革命 #遣送 #农民 #仓库失火

5个月前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依据荣大为《北京文物事业发展梗概》，见《北京文博》）。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一般的“首长”来都好接待，只有江青来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恒温21度，夏季好办可以安空调，冬天就难办了。当时“文管处”没有暖气，各办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炉子。而接待室不能生炉子，怎么办？于是经协商从隔壁的妇产医院锅炉房挖管道，把暖气管接到“首长接待室”，而烧锅炉我们另派自己人一一刘景春负责。由于接待室离锅炉房远，要把室内温度控制在恒温21度谈何容易。特别是江青来了，室内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锅炉怎么烧？如何通知刘景春？最后经研究用“声控”办法。在接待室和锅炉房之间安一电铃，以铃声为号：“二长一短”温度高了，“二短一长”温度低了。这边听着铃声烧锅炉，温度低了好办，多加两铲子煤，把火烧旺，温度自然上去了。温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内温度在25度～27度之间，江青来了。这时候接待室同志使劲按降温的铃声。只见刘景春这边忙得满头大汗，从锅炉里往外扒煤，封火，可让温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难也。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府学胡同故事：神秘的大院作者：黄秀纯

#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 #古书文物清理 #红卫兵运动 #北京市文物保护

5个月前

毛生日宴，周恩来当面向毛俯首请罪 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请了付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张玉凤、张耀祠。主席说:开个常委会、短会，再加插开个党小组会。主席拿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大陆时送他的两瓶威士忌，开了请大家喝，席间，主席要先敬周恩来一杯，周连连说：不敢，不敢。主席却说：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周又连连说：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宽恕。林彪举杯，以祝主席万寿无疆，化解了窘迫场面。毛又说:「恩来对润之有气，但没有野心，党内能搞宫廷政变的一人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毛：抓不准亲密战友在想什么 1970年3月2日傍晚，林彪到中南海主席书房交谈近三个小时，第二天毛泽东告诉我：「昨天，我的亲密战友给我上了课，说文化大革命要告结束，现在各地形势都不好，都在放空炮—我还抓不准这个亲密战友在想什么？」七一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狂躁、猜疑、恐惧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主席常失眠、饭量减少、常常在梦中唿叫，叫耀祠快来、东兴人在哪里。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变化较大，狂躁、发怒、猜疑、恐惧。常问我、问张玉凤，要我们放开讲、要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和张玉凤还是千篇一侓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您老人家。主席听了有时会哈哈大笑说：「我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会摆摆手说：「又是一通屁话。走!走！走！」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被删除的部分作者：西域顽石

#毛泽东 #周恩来 #林彪 #1969年 #政治局常委会

5个月前

1969年，西安臨潼縣，響應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青年民兵挖地道。任永健/攝。

#毛泽东 #备战备荒 #西安临潼 #青年民兵 #地道挖掘

5个月前

1967年，西安，毛主席像章發行會。劉一/攝。

#西安 #1967年 #毛主席 #像章发行

5个月前

香港老照片湾仔(Wan chai)地区的一个代写书信文件的字摊，墙上的日历停留在1974年2月28日，仔细放大，清晰可见老先生本名“岑一鸣”，来自“南邑九江”，他正给两个老妈妈写着什么。比尔霍克拍摄

#香港 #老照片 #湾仔 #历史 #1974年 #代写书信

5个月前

1968广东博罗全家合唱毛主席语录歌。

#毛主席语录歌 #全家合唱 #1968 #广东博罗

5个月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成稿之后，中共中央审查删除了部分内容，留为档案资料保存。据说，毛泽东死前精神变态，保存这些资料防扩散以免有损毛的领袖形象。下面简单介绍这被删除的部分内容。毛直言不讳：我的大字报是阳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成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命人贴在中南海第一食堂墙上。当晚，毛泽东对汪东兴、江青和我说：“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准派工作组的阴谋，是对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总后台的阴谋。”（所谓“阴谋”，指的是刘少奇。）毛式理论：大乱才能大治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期间，听了多个派到地方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联络员汇报后，说：“有些地方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不要怕乱，大乱才能大治。” 每到月中，毛泽东有个习惯，要查看上个月开支多少。为此，汪东兴每月初都做好一本假账给毛泽东看，为什么呢？汪东兴说：这是政治、大政治。如果按毛泽东开支照实上账单，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如：缝补衬衣袖口、领子的账单列出六角五分，织补毛料衣裤列出一元五角，是按当时市面上价格报的。但，毛泽东是指定要送上海锦江饭店织补的，要有专人乘专机送上海，再由专机接返。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鱼按市面价记在给毛泽东的账单上，交通运费算入中央办公厅开支。毛泽东抽烟，一包成本要十二元，账单上按中华牌每包五角六分计。 ---作者：西域顽石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中共中央审核删除 #毛泽东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 #中共档案

5个月前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员”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不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 ”，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斗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谓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的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 “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帮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阶级斗争 #过度动员 #肃反 #反富农运动 #筹款

5个月前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谣谚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易，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斗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苏区经济 #税收政策 #捐献摊派 #共产党的政策 #中共历史

5个月前

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动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 [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没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来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审，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至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 显然，血腥可以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月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暴力 #土豪 #红四军 #海陆丰苏区 #闽西 #革命 #反革命

5个月前

纵是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没有清静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更残暴、更血腥、更恐怖。我所在的四川省第四监狱原来的管理还有点文明，在“文革”中也不敢文明了。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无产阶级从来是不讲文明的。如果谁讲文明谁就同情“阶级敌人”，狱吏们为了表现自已“革命立场”坚定，不惜用囚徒的痛苦换取饭碗安定。这些时候省四监狱各个中队几乎每天都在召开批判斗争大会，那被斗者惨痛呼叫的哭声闻之断肠裂肺。凡“不服从管教”、“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均属打击的对象。这些软性的罪没有明确尺度，均是言行。其中最为可怕的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轻则加刑，重则杀头。而这个稍不留心就会犯上，那时每日的报纸上都有“语录”和老毛的头像，污损撕碎皆为“恶毒攻击”。一天早晨蔬菜组一个叫刘朝华的老犯，起床后慌着上厕所便，顺手从床下撕去一页旧报纸擦屁股，哪知这页旧报纸的另一面有老毛头像。当即有人向狱吏做了报告，这还了得！敢用“伟大领袖”肖像揩屁股，当然是不折不扣的诬蔑攻击。先是在全中队犯人会上猛斗，他不承认，说自已是无意的，不知报纸的那面有毛泽东像。大家不依不饶，非得要他承认是明知故犯。于是斗争升温，先是打得他鼻青脸肿，后是“喷气式”和“跪炭花渣”，再后是站板凳挂水桶，凡能折腾人的招数用之尽净。他哪敢承认，承认了非得杀头。斗了大半夜，咬定不知，最后关进反省室，不出一月加刑八年。本来就是一张废报擦屁股的事，升格到“阶级斗争”的“恶攻”。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犯人每月只有一点五元人民币的零花钱，无法买便纸，习惯性地用旧报擦屁股，想不到擦出8年刑期。自此，再无人用旧报擦屁股，宁愿用土块或指头。 ---他们胆敢如此攻击毛泽东作者：铁流

#监狱生活 #文革 #批判斗争大会 #人权 #革命立场 #阶级敌人

5个月前

毛泽东思想胜过毒品海洛因，谁吸上它，不会偷的变成偷儿，不会抢的变成强盗，不敢伤生的变成为杀人犯。因为它的核心本质是个“斗”字，终极目标是个“权”字。故他终生终世乐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不惜用最残暴、最血腥、最奸诈的手段杀死对方；为了取得权的终极目标，根本不讲善良、忠厚、情谊、孝道，纵犯上作乱，弑父杀兄也在所不惜，从不把人世间的传统道德，美丑善恶放在眼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试问：这么一个“思想”教育熏陶出来的人，还有好的吗？有的是六亲不认的“模范党员”，打砸抢烧的“革命英雄”，卖身求荣的“先进标兵”，弑父杀兄的“俊才良秀”，除此，还有什么呢？在“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封资修”的“革命年代”，殃殃中华大地何处不是砍杀争斗的血腥？打倒“四人帮”后，中共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份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仅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斩尽杀绝，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文革”初期，仅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赶出北京城，全国被遣返原籍种田的“城市阶级敌人”达四十多万。 ---他们胆敢如此攻击毛泽东作者：铁流

#毛泽东思想 #斗争 #权力 #道德 #文化革命 #暴力 #政治思想

5个月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传统的党史归因于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自延安时期到今天，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这一解释的基调却一以贯之。国外学者的话语形式和立场不同，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解释的核心，把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和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倾向。就中共而言，这种说法所隐含的逻辑是，左倾错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只有中共的独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毛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国革命。显然，这种说法，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史解释学的核心部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年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中共党内其实并不存在着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集团；所谓左倾错误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泽东主政江西苏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其中的肃反错误，所谓左倾领导人并不比毛泽东走得更远[1]。事实上，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其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失误，在正宗的中共党史解释学里，被过份夸大了。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 #左倾错误 #延安时期 #军事战略 #共产国际

5个月前

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敉平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逐渐遭到遏制。苏区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与之相伴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军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29]：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不过，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变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愈来愈严，因此，打土豪愈发困难。土豪难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30]。更有甚者，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被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31]。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32]。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所谓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33]。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传统的中共党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民党的封锁，其实，苏区多在落后山区，像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这样地方，山峦重迭，交通不畅，而且地域辽阔，切实实行封锁无疑是很难的。恰是这种严重的“赤白对立”，才将苏区真正封锁起来。黄克诚在谈到苏区没有盐吃的问题时说过，国民党的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34]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曾对那时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进行了反省，将之视为苏维埃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5]。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国民党政权 #红军扩张 #苏区围剿 #经济封锁 #打土豪 #游击战

5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张国焘、陈公博和陈独秀，陈独秀是精神领袖，并没有做任何具体组织工作。是张国焘与中国各地的第一批57名党员联系，选拔代表，安排旅行食宿，选定会址，决定会议议程，主持会议，起草中共党纲，组织管理方法，以及未来的前进方向。同时他还选定多才多艺的陈公博担任会议记录和秘书，两人共同起草了中共一大四份决议文件草案，交大会讨论通过后，由陈公博一式二份，分别保存在中共中央和陈公博自己手中。那时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就是陈独秀和张国焘两人。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立的，你不能走。张国焘则说他非常热爱中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的亲生儿子。在中共一大上，13位代表唇枪舌剑、争吵激烈，使陈公博大失所望，会议一结束，他就不再和这些人来往，一人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数年后写出了一篇名为《论共产主义思潮对远东地区的影响》的学术论文，详细讲述了中共的成立过程，并将中共一大的四份决议文件作为了自己论文的附件。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和陈公博的学术论文是研究中共建党史的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中共一大成立真相作者：张又普

#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 #中共一大 #陈独秀 #张国焘 #陈公博

5个月前

对于白毛女、杨白劳和黄世仁这三个人物形象，许多大陆人乃至海外华人都并不陌生，甚至当今一些工作压力大的白领还会戏称自己的老板是“黄世仁”，潜台词就是自己被其“压榨”。而正是这一出演了几十年的《白毛女》，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植入人心，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中共的角度看，这可以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白毛女并没有受过什么压迫，而真实的黄世仁更是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先说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在抗战期间的中共晋察冀根据地，因为晚上人们常常去给仙姑进贡，所以“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1944年5月，中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了这一故事。1945年，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人，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这个传说以及河北地主的情况，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歌剧《白毛女》的主要内容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据说，毛泽东还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显而易见，《白毛女》的主题就是要突出中共的“伟大”，突出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的开始。为了在艺术上博得人们的喜爱，《白毛女》不仅在情节上借鉴了民间文学中的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而且在音乐上大多取自河北、山西流传很久的民间小调，比如《北风吹》和《扎红头绳》便是原调抄袭。经过优美艺术形式包装的歌剧《白毛女》在中共占领区上演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激起了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对“旧”社会的仇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为人们不知不觉接受——尽管人们在自己身边并没有看到什么“黄世仁”和“喜儿”。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仅拍出了电影《白毛女》，还编排了京剧、芭蕾舞剧等艺术形式的《白毛女》。“白毛女”成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虚构形象之一，也是中共制造的最为成功的颠倒黑白的形象之一。 ---真实的白毛女和黄世仁颠覆从前认知作者：林辉

#白毛女 #文艺与政治 #黄世仁

5个月前

网文：真实的黄世仁和白毛女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许多，当然，中共也借《白毛女》成功的挑起了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为血腥镇压地主，抢夺地主的田地财产的土改运动制造了舆论和借口。但经过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黄世仁和杨白劳以及喜儿的真实面目。黄世仁的爷爷叫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运全留下的105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儿子。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救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虽有一妻七妾，但不存在强枪民女。）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去世。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才发现当家的辛劳成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象，不幸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也就是被毛泽东看作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的流氓无产者。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中共在《白毛女》中，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事实：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的记的，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过去的社会道德理念，穷人在除夕到来之前，还清债息，才可以安度新年。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当时的社会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增加了观众对黄世仁的仇恨。于是，根据上级制造仇恨的需要，编剧们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再给黄世仁编加了强奸喜儿这么一段苦大仇深的剧情，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于是，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成功挑逗起来了，中共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在全国掀起土改运动，杀地主，抢地主的田地财产，霸占地主的妻妾。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白毛女 #黄世仁 #社会历史 #中共土改 #河北省平山县

5个月前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朴”、“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所以，深知此事分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嗅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后，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借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于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中共高官典型陈云廉洁背后的“特供” 作者：高新

#中南海 #中共领导 #陈云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李先念 #中纪委 #党内斗争 #华国锋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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