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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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工农兵大学生的老照片 1.北京齿轮厂的老工人在给清华大学的工农兵新学员上制图课。 2.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们正在摘抄专栏。 3.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学员们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的主席著作。 4.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工农兵学员们正在展开理论学习与讨论。

#工农兵大学生 #老照片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制图课 #马列主义 #毛泽东 #理论学习 #北京齿轮厂

5个月前

红色恐怖《斗争十八年》记载了传主15～33岁的经历，重点为1935年进入中共阵营后的「红色感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撮选「最精彩」的一二事实。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红色恐怖 #皖南事变 #中共

5个月前

杯水主义延安男女盛行「杯水主义」，青年女性因紧俏（性别比例18∶1）而昂然于群。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死缠司马璐女友夏森，强行约会，关门不让走。夏森在日记中哀叹：罗校长啊，你为甚么一定要纠缠我呢？女人，女人，女人到那里都是一样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住着一位孕妇，说不出肚子里谁是「孩子他爹」，勉强说出办事处里两名男性，人家又都不认账。（页40、100、131）一般女同志被派出工作，除了少数以外，差不多始终只做些男同志的辅助工作，她们多半以「临时太太」的身分，由党暂时配给某一个男同志。这是革命工作呀，她们当然只得服从，她们时而被调开，时而又配给另一个男同志。在这些女同志的工作期间，「临时太太」造成多少悲剧，女同志们流了多少眼泪，出现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啊！（页132～133）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延安 #杯水主义 #性别比例失衡 #罗瑞卿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女性独立

5个月前

据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以毛泽东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泽东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中国几千年都没能摆脱这种病症。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泽东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动向》动向杂志报导，迄今为止，已有九十多名原省部级高干、上将等老干部及其子女，向中组部申请撰写回忆录出版。其中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黄永胜家属、江青的女儿李讷等。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张玉凤 #毛泽东 #历史事件 #林彪事件 #江青 #汪东兴 #中共中央 #回忆资料

5个月前

共产党的占领，比中国人所尝受到的日本人的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借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这几年间我都饱尝到了。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们想讨好共产当局，当他们捐出金钱时便等于决定了命运；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共产党只在静候时机成熟便下毒手。那只是个很简单的步骤。他们把一位已经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上面用严厉的眼光钉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那时候在国内买枪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因为人的性命系于枪支，于是很快地发生出枪支买卖的黑市。共产党鼓励这种黑市的存在，正如他们鼓励任何能有助于他们目的的非法企业存在一样。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福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已经耗用了一部财产。罚缴枪支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福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福枪。这次购买十枝来福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支……。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弄到大批的枪支。他们获到的武器越多，他们越能迅速地扩展起员警大队、军队和秘密员警。员警大队的力量越雄厚，他们越能够控制住重要的职位以制服所有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分子。他们经常用如下的口号来替他们的行动作辩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在这种有力的团结口号下，共产党有计划而彻底地控制起每个县份，在重复实行这种步骤下，共产党达到了他们的最后目的；他们搜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他们可以随时把人们杀死。用这种方法，一个人从共产党那里所买到的生存期间，是极容易消逝的。这样买到的时间，削弱了买主而加强了卖主。最后，烟气终于把火光蚀灭了。 ---雷震远：内在的敌人

#共产党 #掠夺 #摊派 #黑市枪支 #控制人民

5个月前

初会毛泽东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冀朝铸：《站在毛泽东右边的人》图：毛泽东（右二）与斯诺（左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二为冀朝铸

#毛泽东 #十月一日 #建国十周年

5个月前

经国先生对我说，要我做他的英文秘书，并告诉我，因为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实在难以兼顾。经国先生还叮咛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长请教。记得第一次上阵，我有点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时候，因为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时候)，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状况，真不好意思。后来秘书室卢守忠主任告诉我，经国先生特别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马英九《薪火相传任重道远》图：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专访，透露台湾将解除戒严。居间传译的马英九说，“当时我身上感到触电一样，因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

#英文秘书 #宋楚瑜 #经国先生

5个月前

抗日“河北民军”的兴衰 1938年秋，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被任命为河北保安司令。9月，张荫梧奉命开始向河北敌后深入。张荫梧部一进入河北，各种地方武装纷纷来投，张荫梧一时间实力骤增，故中共和吕正操必欲除之而后快。张荫梧的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不仅要对付日军，更要对付八路军的策反、进攻：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冀中事件（博野事件），一个是深县惨案。张荫梧一部队，当时驻在博野杜村，任务是“向保定方向的日军警戒”。12月，中共吕正操致军委会电称日军“分路向冀中扫荡”，为支援吕部，军委会电令张荫梧连同原驻博野的博野民军“于十四日率部北上”，“以阻击保定南下之敌”。不料于十六日午夜后，“忽闻枪声大作”，“惊诧日军何来之速”，交火后才知被八路军包围（中共吕正操部三千余人，突向驻博野北邑及杜村之第一团张荫梧部队同时袭击），至天明，第一团十三大队以及特务中队一部，均被缴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二P273]。 1938年11月15日，中共特派冀中军区吕正操、冀南军区宋任穷、青年纵队周光策反击张荫梧的部队。 1939年8月，八路军120师、北上挺进支队和冀中军区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深县南部张骞寺村对这部分民军发动了分割包围并全歼之，所属三个师约一万九千人分别遭共产党军攻击而溃，河北民军大部被中共消灭，张荫梧在孙殿英的部队掩护下突出重围渡过黄河。张荫梧部队在深县被中共击溃后，其部属乔明礼重伤被俘。乔明礼对于中共这一举动非常不满，被俘后对中共冀中军区领导赵金成说：“石家庄日寇出十万买我，死的五万。你把我打成这样，日寇不给你十万也得给你五万，你领赏去吧（《抗战中的乔明礼》，《人物春秋》）”。因乔明礼之前在冀西与中共杨秀峰关系很好而中共也想利用他故没有被杀。后果然被统战和利用，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乔明礼和高树勛向中共投降。 1940年1月1日，张荫梧之第七抗日纵队在灵寿遭中共打击，纵队长赵侗阵亡。1月12日，共产党乘胜追击在晋县包围第二师乔明礼残部，至此，彻底消灭张荫梧所属抗日部队。河北民军从1938年初成立，才两年多的时间里，数万人之众，竟被中共消灭，仅剩乔明礼几千人的少量部队（还是中共有意留下的）。中共是宣传欺骗的高手，每次偷袭张荫梧抗日部队得手后，中共方面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大肆的宣传欺骗，先后印发了《看!张荫梧想干什么?!》、《民八事件内幕》等材料，并将其“罪行”刊登在《冀中导报》和《冀南日报》上，为最后消灭以张荫梧部队打下基础。[《张荫梧和河北民军》]。中共作到了日本人想作都作不到的事，大大减轻日军于华北地区所受之牵制。中共高官称：“张荫梧自称有部队十万人，估计也就十几个团，绝大部分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冀中军民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死顽固派张荫梧进行斗争的重大胜利。” 经八路军两年多多次的打击，到１９４０年，数万人的“河北民军”终被打垮。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坚决抵抗入侵的满清军队，最后全家被满清屠杀。张荫梧为纪念孙承宗，才把他的抗日队伍取名叫“河北民军”。他的命运和孙承宗类似，不过孙承宗全家被满清杀害，张荫梧抗日但日军没能杀了他，但中共却没有忘了他，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共接管北京，2月15日他被中共北平军管会逮捕，是“新中国第一起“反革命”大案”的主角，张荫梧入狱后不久，即患胃癌，后保外就医，同年5月27日病死在家中，终年58岁。不过共产党比满清要“仁慈”的多，他可能没有满门被屠，但共产党肯定会送给他家属“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张荫梧的一生,峥峥铁骨,担任北平市长期间,便是日本人又敬又畏的人物。抗日战争期间坚决抗日,中共为打击他的威望,诬蔑他、打击他,却无损各方对他的信任。中共乃炮制所谓深县惨案、曲线救国来诬蔑他,但仍无损他在军中的名望,因此中共对他恨之入骨。49年被捕,但始终不愿出卖同僚,对国家忠诚,值得尊敬。 ---编写：爱德华

#抗日战争 #河北民军 #张荫梧 #冀中事件 #深县惨案 #八路军 #日本侵略 #地方武装

5个月前

共产党残忍消灭国军三军六万人据《内在的敌人》记载： “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新第五军，鹿钟麟军队，这三支军队准备从山西南部开往河北，穿过太行山打开了一条通道，以使国军能够进入河北省向日本军发动全面攻击，并切断日军平汉路的补给线。国军张荫梧将军已经在河北省组织起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必须保住交通线，他须控制住河北和河南间的山路。当这计划完成时，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兵力两万，驻守山路的南端，正好通到河北省平原。他把军队分驻在村庄和山头的堡垒里。山路中间直到河北边境，由鹿钟麟将军驻守，兵力有两万。南端便是孙殿英的新五军，兵力也有两万。共产党不顾抗日大计，企图切断张荫梧和这山里三个国军的联络线，此后他们便可以阻止住任何其他国军的推进，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到整个华北的控制。中共的策略简单而毒辣。当他们看到国军集中到山道以后，他们便派些机智而善辩的官员与国军将领商讨如何合力进击日军。那时候认为共军及国军都有共同抗日目；共产党的狼子野心尚未暴露。这些狡诈的共产党都有些口若悬河的本事。他们提供人力，技术和经验，只要求与国军兄弟并肩对抗中国的敌人──日本，他们装出热诚和恳挚，一再提出这种要求。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他们把一部分军队开进山地，驻守在九十七军和鹿钟麟军队的中间，他们还送国军棉衣等，他们的训练和良好举动消灭了任何的猜疑。随后到了计划的适当时间，他们突然在一九四○年三月七日向国军发动猛袭。他们先集中兵力袭击第九十七军，当这军兵力几乎全被消灭后，再于三月八日迅速引还，袭取并消灭了鹿钟麟的军队。孙殿英准备在九日夜间命令集中兵力突围，但是共产党预料到这一点，当他们以闪电方式消灭了山道北端和中部的国军时，立即迅速南向在九日早晨突袭孙殿英的部队。新第五军也被共军击溃，几乎是全军覆没，和九十七军及鹿钟麟的河北军遭受同一命运。一九四○年春季那两天的血战中，共产党几乎屠杀了他们自己的六万同胞，而日本军队却是悠闲地驻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地方。” 笔者读到此，都感到惊震。黄桥战役新四军残杀１.１万抗战国军，笔者原以为是中共杀戮抗日国军数量最大的一次，没料到是六万，查到部分资料如下：１９４０年３月，八路军集中平汉路西第一二九师等部13个团的兵力，在河北省磁县、武安县、涉县及河南省林县地区进行磁武涉林战役，决心先消灭孤立突出的朱怀冰部，让埋在孙殿英部的中共地下党靖任秋争取鹿仲麟、孙殿英部中立，然后在各个击破。１９４０年３月5日2时开始，八路军从国军两师中间突破，左右两翼配合主力猛烈进攻，朱怀冰部遭南北猛烈夹击，溃不成军，遗弃全部辎重及后方机关，向林县方向逃离。至8日，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第二十四师和新二师等部队大部被歼；其残部在逃往林县以南时，又遭八路军别动支队截击，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11日战役全部结束，歼灭万余人，八路军取得胜利。另有地方志说：朱怀冰部被八路軍全歼。鹿仲麟部队到底被中共杀死多少，暂未查到。孙殿英也被歼，因为战后，其部和庞炳勋的四十军整合为二十四集团军。《内在的敌人》作者写的作战时间是７－９日，实则５日－１１日，作者只是根据他知道的据实写。当然，中共都是宣传他们是顽军，是破坏抗日的。 “这是对蒋委员长的重大打击，因为这是共产党不打日本而叛逆国家的首次大规模袭击国军的暴行，他对国共联合阵线所最担心的事情竟不幸发生了。那时长江下游的新四军已经渐有不法行动。但他对太行山的共军叛逆仍保守缄默，因为在传到国外时，这乃是可耻的事。” 蒋介石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因而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败了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来宣传呢！” 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误以为抗战中的国共军队间的战斗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如果蒋委员长在一九四○年把共产党叛逆行动的真况予以公布时，历史也许要改观。但是他没有说出，而共产党便更肆无忌惮。” 新四军快速扩充人马，不断地攻打国军，在1940年3月底打半塔集战斗攻打国军，一九四○年7月和10月攻打夺取黄桥，11月打曹甸战役。民国政府遇事隐忍的态度使共产党占尽便宜。中共是欺骗宣传的高手，中共不停地撒谎、侮辱，他们认为只要谎撒得大，继续的时间长，人们便会相信那是事实。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欺骗了无数中国人和西方人。 ---编写：爱德华

#共产党 #国军 #日军 #战争 #河北省 #日本军

5个月前

49年后中共大规模屠杀抗日国军将领如果说抗日期间中共残杀抗日的国军是为了夺取天下，中共窃政后还大肆杀戮参加过抗日保家卫国的荣誉军人、有功军人，不仅在镇反中杀，历次运动都成了运动对象，有些参加过抗日而没有参加三年内战的也被杀，这如何解释？如果不是对中国人深仇大恨，如何会作出这种事情 50年代初，中共在“镇反运动”中大规模屠杀原国民党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人员。这些军公教人员都是中共假抗日真卖国的活证据，中共利用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新三民主义”等等谎言及乡土情结，诱骗这些国军官兵留在大陆，或在剿匪戡乱（三年内战）战争中“起义”投共，把这些活证据掌握在手中，然后加以毁灭，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1949年后，一百多位遇害国军将领名单（不完整名单）: 姓名曾任最高军职被害地点被害时间夏之时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月6日何海清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月邓玉麟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月韩起功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李本一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中将军长安徽 1951年钟祖培第7军中将副军长广西 1951年甘竞生桂东军政区少将副司令广西 1951年杨创奇第56军129师少将师长广西 1951年黄质胜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广西灵山 1951年陆汝群旅长广西容县 1951年梁仲西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广西 1951年莫致宽国防部中将高参广西苍梧 1952年初王旭夫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四川 1951年肖步鹏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年刘进第1兵团副司令四川 1950年温怀光第10兵团副司令太原 1953年周址第12集团军参谋长广东开平 1953年金亦吾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年1月13日王育成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宁夏 1951年陈应龙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海南文昌 1951年尹作干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河南南阳 1954年4月8日李用章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四川邛崃 1952年喻英奇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日徐经济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陕西 1951年曾宪成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湖北钟祥 1952年10月武庭麟第15军军长洛阳 1952年夏炯第20军副军长 1950年向传义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四川 1950年曹森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河南唐河 1952年刘孟廉第27军军长四川 1950年9月刘秉哲第28军军长苏州 1950年11月17日张治公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河南郾师 1951年3月韩步洲第33军军长北京 1953年高倬之第34军军长太原 1952年陈春霖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年周静吾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6月潘峰名第51军代军长江西 1950年何绍南第66军军长 1954年李楚瀛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广东曲江 1950年11月14日杨健民第96军参谋长安徽宿县 1951年甘清池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广东信宜 1951年12月尚其悦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哈尔滨 1950年5月30日何绍南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年莫树国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湖南东安 1952年春周亚预8师师长 1951年潘琦第14军10师师长江西广昌 1951年危宿钟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江西 1951年黄芳俊第29师师长河南雎县 1952年石建中第42师师长 1950年何际元第49军79师师长湖南 1950年11月刘明夏第14军94师师长 1951年赖芬荣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年宋士台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广东 1953年陈运武第77师副师长湖南辰溪 1952年邓献坤第90师副师长广东始兴 1952年邓仕富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年刘培绪第40师师长北京 1954年李传霖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年韩起功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甘肃临夏 1950年周伯英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湖南东安 1952年袁峙山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湖南常宁 1951年梁彩林整65师187旅旅长广东鹤山 1952年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 1951年1月13日王英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谢灵石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向光明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湖北巴东 1952年叶干武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广东梅县 1950年秋梁顺德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年陈鹏翥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湖北 1951年彭永年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年孙天放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安徽怀远 1951年邓子超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江西石城 1951年秋陈哲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年关仲志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广东 1952年列应佳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广东 1952年廖卓如江西省保安副司令江西 1951年陈定平第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海南琼山 1951年12月25日程斌第53军上校高参承德 1952年5月12日赵鸿厚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年陈舜统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海南 1950年郭仲容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项丽源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年陈俊三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年徐廷瑞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河北蠡县 1952年焦达梯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年谭正纲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湖南茶陵 1952年张铁英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青浦 1951年林芝云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湖南湘潭 1952年赵俊图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湖南 1952年徐余生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四川广安 1951年廖德诚赣南师管区副司令江西 1951年符树总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海南文昌 1952年杨清海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沈阳 1950年8月唐宪尧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四川 1951年冬马廷贤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甘肃临夏 1958年龚汝松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年沈荃国防部少将监察官湖南凤凰 1951年秋李曙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浙江永嘉 1952年戴云林军统局少将专员江西江山 1950年廖宗泽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云南 1951年4月15日王春晖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湖南衡阳 1950年霍远鹏内1警第3支队长湖南 1950年春方涤瑕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年李楚藩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年戴可雄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年罗联辉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广东新丰 1952年糜藕池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贵州 1951年7月覃守一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湖北长阳 1952年詹宝光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年王雄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海南 1951年3月1日陈少鹏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广东兴宁 1950年唐孟壑独立第十师师长湖南东安 1952年被中共虐杀的国军将士实在是无法计数，以上只列出部分遇害的国军将领。这些人中，有的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解甲归田，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和共军打过仗，更没有在中共“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都难逃中共的屠刀。 ---屠杀抗日国军将领毁坏抗日英烈墓地编写：爱德华

#中共 #国军 #抗日 #镇反运动 #屠杀 #历史

5个月前

中共严加监管抗日国军战俘 1955年，总共有926位国民党高级人员被中共定为“战犯”，其中军队系统736名（中将72名，少将388名，校级军官276名），政府系统46名，国民党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在这些人当中，国军名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曾是国军王牌军的军长，抗日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最受推崇的青天白日勋章，也是国军在抗战胜利后戡乱剿共作战中的前线指挥官。对于抗日国军战俘，中共就严加监管和歧视对待，强制他们洗脑和劳动改造，他们的伙食也远比日军战犯差。例如，国民党中央常委、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就因为伙食差，在大食堂当众拿汤勺多捞分布在面片周围的肉末，遭到黄维等在场国军将领的斥责，也遭到在场中共监管人员讥笑，可中共监管人员对日军战犯却优待有加。黄维怒骂共产党：“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抵制强制洗脑和思想改造，拒绝认罪和背叛三民主义信仰，埋头研究周易和风水，用中华传统文化明辨中共的邪恶。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张淦引用易经判定中共的邪恶，并批判其斗争哲学：“炎黄子孙历来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为祸一国之根本”。因此，“打了28年仗”的北伐及抗日英雄张淦1959年就不明不白地“被病死”在监狱。黄维在中共眼里也是“拒绝改造”的典型，每当中共的管教人员给他们洗脑时，讲话刚结束，黄维总可以准点放一个响屁，故被关押了27年。1975年3月，71岁高龄的黄维跟其他293人作为最后一批 “国民党战犯”被中共特赦。而近千名日本战犯1956 年就被中共无罪释放，1964 年所有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刑期期满前被释放。 ---国军战俘劳动改造日本战犯潇遥快乐编写：爱德华

#中共监管 #抗日国军 #国民党战犯

5个月前

日军战犯获优待，国军战俘被强制劳动改造三年内战，1949年中共窃国后，许多抗日的国军将领也进了中共监狱，抗日战争中中日交战的双方在中共监狱生活在一起。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跟日军战犯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和内蒙古的6个“战犯管理所”。昔日战场上的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两字）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四两肉的定量票），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价高很多）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粗粮和黑窝窝头。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还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国军战俘除了病号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劳动，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国军战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虽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了大亏，邱行湘却梦想狱中再来一次国共合作抗日，他好继续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现实却让邱行湘困惑，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国军战俘劳动改造日本战犯潇遥快乐编写：爱德华

#战犯优待 #国军战俘劳动改造 #中共监狱里的敌对双方 #历史冲突 #二战后中日关系 #国共内战影响

5个月前

1971年人民日报五一节第一版

#五一节 #人民日报 #1971年

5个月前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在中国，日本战犯共经历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其中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川岛芳子等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国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判刑，400多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1945年日本投降，有些日本军人被中共收编，三年内战时为中共服务打国民党，中共对他们极为优待，中共不会对他们收审。 1949年中共窃国后，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所处置的日本战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日本战犯要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而所有被国民政府判刑的战犯竟获得中共特赦。中共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国的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犯，和由中共政府在内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共982名），被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加上其它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共计1062 名。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指示，很快召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指示：“我们把这一批日伪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在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人都犯有战争罪，但罪行类别杂乱。 1955年末，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 1062名日本战犯中，只对45战犯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分成三批释放回国。而这45名罪行严重的分别从宽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罪大恶极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予以提前释放，至此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已全部释放，并且29人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 ---国军战俘劳动改造日本战犯潇遥快乐编写：爱德华

#国民政府 #审判 #日本战犯 #中共 #免予起诉 #释放

5个月前

中共的战报和日军战报相差巨大，这不是误差问题，而是有意造假，夸大战果，基本上全是水份。平型关战役后，中共向国民政府发捷报，向国内各党派和媒体发捷报，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会发布捷报，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歼灭日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万人。后来社会各界提出质疑，着手调查，中共心虚立刻改称歼敌四千人，再后又改成一千，日本战报则说死了167运输队员。再以百团大战为例：八路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大家就知道中共的战报有多少水份。 ---挤一挤国军和共军抗日战报水份编写：爱德华

#中共 #日军 #历史 #战报造假 #宣传

5个月前

对照日本史料：看国共战报的水分根据战后日本防卫厅及日本学者有关着作提供的资料，现将八年抗战期间，国军和八路军毙伤日寇最多的各7次战役（斗）资料摘录如下，供有兴趣的网友一阅。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军战报跟日本人自己的统计基本相符；八路军战报与日本人自己的统计差距较大。一、国军对日作战毙伤日寇10万人以上的7次战役。 1．武汉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25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2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2．凇沪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6万余人。日寇战报：死亡16万人，伤31157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长衡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6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5.2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4.6万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5．徐州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日寇战报：在1937年公开承认伤亡13.2万余人。 6．随枣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4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3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7．南京保卫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1.3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0.6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二、八路军对日作战毙伤日寇100人以上的7次着名战斗。 1．百团大战八路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寇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2．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日寇战报：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日中战争》）。 3．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日寇战报：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中日战争》）。 4．1939年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日寇战报：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中日战争》）。 5．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日寇战报：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6．冀中1940年春季反全面“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日寇战报：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7．115师陆房突围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日寇战报：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日本史料 #国共战报 #抗日战争 #历史研究 #战争统计

5个月前

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的比喻，如果蒋介石是项羽，毛泽东则是刘邦。前者还有一丝贵族气，还有所不为，而后者完全是个流氓，为所欲为。项羽曾致信刘邦，说如不降，则烹他父亲，刘邦则答，他还要分一杯羹（尝尝他父亲的味道）。因而流氓打败贵族掌权，结果就是《流氓治国》。被视为美国 “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取名《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 ），则是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总结。他在书中说，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和毛的革命——“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当时的中国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领导下，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而毛打败了蒋，则是建立了一个比刘邦等任何中国流氓皇帝都更残暴的政权。 ---曹长青：毛泽东9月9死亡，被打入18层地狱作者: 曹长青

#蒋介石 #毛泽东 #刘邦 #项羽 #流氓治国 #贵族气质 #中国历史 #哈佛教授费正清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中国新史

5个月前

据师哲回忆：“1940─1941年间，有一次，我陪同陈郁同志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参观中师哲等人被带到“一间设分宽敞、明亮的大厅”他们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 师哲他们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到这样的回答，连从事多年锄奸保卫工作的师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忆录中不禁问道：“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215页）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就因为这女孩子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有个当大汉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当做特务关押起来。当师哲1943年接手这个案子时，可怜的女孩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近5个春秋。《师哲回忆录》记录了审讯中他与女孩的一段对话，问：“你和王克敏什么关系？”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又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答：“我来，他不知道。”再问：“为什么到延安来？”答：“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问“为什么把你关起来？”答曰：“不知道。”女孩的天真，让锄奸专家们也有些不忍，复查的结果认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来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知识、能力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216页）于是师哲他们建议将其有条件的释放，但这一建议始终未获康生的批准，女孩以后的命运如何，回忆录中没有交代，想到以后那一场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运动，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尽管康生如此作恶累累，但让师哲不解的是“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此中奥秘，不说也罢。 ---师哲回忆延安：康生作恶累累

#延安 #和平医院 #医学解剖 #反革命分子

5个月前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作者：徐振华

#政治运动 #大跃进 #恐惧 #中共 #行政管理 #催眠 #共产主义 #经济

5个月前

1967年武汉街头的红卫兵游行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Bildfunk/UPI

#武汉 #红卫兵 #1967 #游行

5个月前

新四军打国军的几个战役不仅仅是黄桥战役，新四军的一些重要战役，如半塔“保卫战”，曹甸战役（该战中共击杀8000 抗日国军），程道口战役等等，都是专打抗日的国军韩德勤。半塔“保卫战”（1940年3月）在黄桥战役前， 1940年3月21日至29日，于半塔集由刘少奇、张云逸指挥新四军第五支队，攻击国民党韩德勤部队，击毙韩德勤部3000余人。黄桥战役（1940年10月，另文专述）曹甸战役（1940年 11月）黄桥战役后，时任国民党苏鲁抗日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深沟高垒，坚固工事，以图再起。中共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后一个多月，就迫不急待地想要一鼓作气彻底地全歼抗日的国军韩德勤部队。 1940年 11月底，陈毅会同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5纵发动了进攻曹甸，旨在彻底消灭韩德勤部队，由刘少奇、陈毅、粟裕、黄克诚等亲自指挥，遭到韩德勤强力抵抗，历经半月双方伤亡惨重，中共杀死抗日国军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也有大伤亡，最后陈毅主动结束战斗。此战役导致国民政府坚决要求叶挺所部12月底直接北上铜陵，而严禁其东进到江阴再渡江，怕其与陈毅会和后再次进攻曹甸。毛借刀杀人，借“皖南事件”除去政敌项英，周系叶挺。程道口战役（1941年8月）彭雪枫参与的程道口战役中，陈毅军长亲临前线指挥，目地是消灭国军王光夏部。王光夏曾鼓吹：“连鬼子都打不开的程道口！”并固守待援，但新四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总攻，激战至20时，共毙、伤、俘国军1400余人，王光夏伪装成士兵率200余人分散逃脱。王光夏逃的过初一，逃不过十五，1943年，山子头战役中还是没能逃出中共的屠刀。鬼子都打不开，可中共的战斗力比鬼子“强”的多，当然能打开，可惜中共的战斗力都是在抗日的国军身上体现出来，而没能在鬼子身上体现出来，不然的话，新四军到江苏那么多年，所到之处，只见国军尸首，却不见鬼子地盘减少了多少。山子头战役（1943年3月）山子头位于成子湖西北岸，是一条土岗子，是国军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第三纵队所在地。他们分别位于岗上的几个村子里。其中，韩德勤总部设在王圩的一座地主庄园内。 1943年3月17，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发起猛烈进攻，一举全歼韩军总部、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当场击毙江苏省第3保安队司令兼淮泗专员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并俘虏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员韩德勤，俘韩德勤部官兵1000余人，至18日14时结束战斗。陈毅电告中央军委：“……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尽”，也就是说韩德勤已经无力打日军了，于是中共4月1日释放了韩德勤，又假惺惺划出一个乡的地盘给韩德勤部驻守抗日。中共的策略为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扩展、十分宣传，中共极善于宣传伪装，王光夏已被打死，就把开战的责任全都推到王光夏身上，不提韩德勤，以留有回旋余地。陈毅电示彭雪枫、邓子恢并报中央军委，专门提出了宣传措词——专责王光夏破坏黄韩协定，停留运河两岸及洪泽湖沿岸，制造摩擦，并欲趁大军东进一鼓歼灭本军，本军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但被俘的韩德勤不识抬举，蛮横地说：“王是我的部下，打王即仇我”，故中共后来宣传加上韩德勤“恩将仇报”——即日军扫荡韩部时，新四军允许韩部退入新四军根据地，并给予韩部支援，但是韩德勤“恩将仇报”，反而趁机侵占山子头一带，意图和驻安徽阜阳、蒙城一带的国军王仲廉部会合“反共”，所以才进行“自卫”。谎言总有漏出马脚的时候，大陆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爱萍传》（东方鹤着）中指出，是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假意答应韩德勤在日军扫荡时的借地暂避请求，背后却通知新四军总部和第四师彭雪枫趁势攻击韩德勤。豫南作战（1944年7月—1945年4月）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集中80% 侵华部队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中共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这个“敌后”，可不是日军的后方，而是国军的后方，这个“敌”是指国军而不是日军。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新四军第5师豫南游击兵团与国民革命军豫南挺进军、正阳县保安团之间发生战斗，造成国民革命军伤亡。 1944年9月11日，中共彭雪枫将军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国军李光明的战斗中，被流弹击中而亡，他是在抗战之中，一打再打正在抗日的国军而亡，是为共产党而死，为出卖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而死。上面列出新四军只打专打大打国军的战例，有人说是笔者的偏见，因为笔者实在找不出什么新四军打日军的战例（除车桥战役外，后文还要论述，吹牛的不算）。但新四军也有“打击”日军的“辉煌战果”，1945年8月14日，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华中1945年夏季战役，攻占县城30余座、据点40余处。大家知道，美军在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市与长崎市投下原子弹，日本败局已定，考量的是投降的事宜，那时日军都在等命令，根本就不抵抗，这时新四军八路军来抢抗战胜利的果实来了，当时日军的地盘、武器、物质和人员都被新四军八路军抢走了不少。抗日的国军却要等日军投降再来接收地盘，慢了不只是半拍。 ---编写：爱德华

#新四军 #黄桥战役 #半塔保卫战 #曹甸战役 #程道口战役 #国共冲突

5个月前

中共在苏区杀人如麻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才可能让我们了解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戮民众百万的事实，中共对其他苏区百姓的杀戮根本不让触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回忆录，人口统计等）来推测。据中共将领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在1934年冬，中共军队“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逃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1927年底，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宣告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尽管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时间，但海陆丰地区（40万人口）就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有的乡村被焚烧毁。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编写：爱德华

#中共历史 #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 #肃反 #中央苏区 #长征

5个月前

毛最后整治的人是彭德怀。彭在三十年代就反过毛，一九四○年他违背毛的意志打百团大战。他让毛恼怒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把“自由民主”看作真正的理想，而不是宣传的口号。毛曾针对彭的一篇谈话，指责他不该“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应该从“政治需要出发”。彭提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宗旨，毛说应该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毛多年容忍了彭，是看在彭卓越的治军能力上。（彭领导下的八路军根据地跟延安很不相同，少有延安那种高压气氛，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好得多。）一九四三年秋，彭奉召回延安。毛一向不搞四面出击，所以没有马上打击他。彭对延安感到格格不入，对请客吃饭中的浪费看不惯。有次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他脸一沉，放下筷子算了一笔帐，问主人：“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彭还直言不讳地反对毛正在制造的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不赞成党章中提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年轻党员李锐因公事找彭，彭问起他的境遇，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 一九四五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的钦定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用彭的话说是“操”了他四十天“娘”。会一直开到日本投降前夕，停下来是因为毛急需能干的将领打蒋介石。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泽东 #彭德怀 #百团大战

5个月前

一九四三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二心。在整风中，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踯躅着不敢回去。毛六月十五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完全被毛驯服，以后三十多年，直到行将就木，他都是不时自掌嘴巴的毛的理想奴才。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 #毛主席 #周恩来 #中共历史 #党内斗争

5个月前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档案，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革 #政治迫害 #整风运动 #毛泽东 #党员揭发 #思想检查 #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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