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发布的内容- 第61页 news.news·换个方式看新闻|AI看新闻、实时追踪事件后续

朱韵和

统计数据

1982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28251

阅读

5个月前

朱长超：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哀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6年底，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辗转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挞伐，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您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他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因为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虽然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跳来跳去，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造成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钱伟长 #教育改革 #清华大学 #教授治校

5个月前

倪刃：苏联GDP造假史在苏联，统计数字一直都不仅仅是经济的尺度，更是意识形态的武器，是统治者展示其政绩的“艺术品”。苏联经济学家们，不断地制定着五年计划并不断胜利，但这一切最终被证明其实只是大家都相信的一场表演罢了。苏联的经济统计，一直是一个谜。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意气风发地向全世界宣布：“二十年后，我们的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仿佛苏联的工厂已经加足马力，即将碾碎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在苏联的经济体系里，GDP并不是市场决定的产物，而是计划经济的数字拼图游戏罢了。其实，计划经济的运作逻辑很简单：政府制定产量目标，各级官员层层分解，工厂、农场则必须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至于这些数字如何得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在于此——它几乎是天然地在鼓励地方造假。因为地方只需要超额完成任务就会得到嘉奖。尽管上级会再三敦促不得造假，但这种督促往往生效甚微。比如，某拖拉机厂被要求每年生产1000台拖拉机，但如果工厂发现自己完不成目标，聪明的官员会迅速找到一个办法——让每台拖拉机的重量翻倍。这样，虽然生产数量未达标，但“产出”却惊人地增长。统计部门一看，钢铁消耗增加了，工业产值也随之上扬，GDP曲线又一次完美上升。至于这些拖拉机能否运转，是否有人使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农业领域的“创新”更是层出不穷。 1958年，苏联政府要求各地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于是各地官员纷纷向上级报喜，谎报收成。赫鲁晓夫听后大喜，甚至提出要向美国出口粮食。但到了秋天，苏联的农民却在现实的饥荒中挣扎。由于数字虚高，政府按照“富足”的数据征收粮食，导致基层粮仓被掏空，农民们不仅没有余粮，反而被强制贡献“超额产出”。最终，这场数据上的胜利变成了现实中的惨剧，苏联不得不低调地向美国购买小麦，以填补统计数字无法填补的现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GDP统计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技术高超”。这位领导人深谙“纸面繁荣”的重要性，因此要求经济学家们确保苏联的增长曲线永远向上。苏联政府的经济报告中，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圆满完成，每一个行业都欣欣向荣，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繁荣的数据和人民的生活现实毫无关系。在苏联的统计学逻辑里，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实际需求，而是取决于计划目标。例如，某年苏联的玻璃产量目标是100万吨，但工厂发现，若以重量计算，生产厚玻璃比薄玻璃更容易完成任务，于是全国各地都开始制造超厚玻璃。结果，苏联的玻璃库存暴增，但能用来做窗户的玻璃却严重短缺。类似的情况在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屡见不鲜。官方统计数字蒸蒸日上，而现实世界却充满了荒谬的短缺——苏联人在数据里“富裕”得惊人，但在商店里，买块肥皂都是一种奢侈。勃列日涅夫时代还有一个独特的“创新”：国防GDP。由于军工产业是苏联的重中之重，政府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让经济数据看起来更加光鲜——把军工开支算进GDP，并且以极其夸张的方式进行估算。比如，一架造价500万美元的战斗机，在苏联统计中可能会被算作“等价于20架美国战斗机的价值”，因为“苏联制造的质量更好，战斗力更强”。如此一来，苏联的GDP数据瞬间膨胀，整个过程堪称一场精妙的统计魔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GDP造假体系已经摇摇欲坠。 1985年，苏联官方数据显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然而，现实却是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人民不得不排长队购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苏联，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经济危机。现在人们总是忘记，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其实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局面，但当他真正开始清理经济数据时，才发现苏联的经济早已是一座建立在谎言上的空中楼阁。 1987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更透明的统计，但一旦真实数据浮出水面，所有人都惊呆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大部分是泡沫。苏联的工业产能低下，农业濒临崩溃，军工产业占据了GDP的巨大比例，而民用经济却一片萧条。当这一切暴露时，苏联人的信心也随之崩塌。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曾经被吹嘘为“即将超越美国”的经济体系，最终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活。苏联的GDP造假史，荒诞而又深刻。数据可以被篡改，数字可以被夸大，但现实终究不会被谎言永久掩盖。在统计报表上，苏联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仅次于美国，一直都是苏联的宣传语。但在现实世界里，苏联的经济却早已千疮百孔，只剩下了一张张漂亮的报表和文件。纸上的繁荣或许能欺骗苏联人一时，但终究无法改变苏联的结局。

#苏联历史 #GDP造假 #意识形态 #经济计划 #赫鲁晓夫 #经济统计 #苏联经济 #五年计划

5个月前

宝鸡照相馆陕西 1985 朱宪民摄影

#宝鸡 #照相馆 #陕西 #1985 #朱宪民 #摄影

5个月前

天津日租界与法租界边界上的两国士兵,1939

#天津 #日租界 #法租界 #边界 #士兵 #1939

6个月前

消灭乡绅后的恶果首先，消灭乡绅，也消灭了乡村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传统文明，政治上的愚民化、暴力化、野蛮化不可避免。从此，中国乡村进入了一个既不讲仁爱信义，也不讲科学真理；既不谈天地良心，也不分是非曲直；既无道德操守，也无精神信仰的时代。广大的“革命主力军”们，成为无知无畏、善恶不分、蠢智难辨的阶级斗争工具。他们对于“阶级敌人”随意打杀，残暴无比而无所顾忌；他们肆意掠夺、瓜分乡绅财物而不受良心谴责；他们对于乡情、族情、亲情、人情可以视而不见，在“革命”的名义下任意撕裂人性而毫不自责……回忆一下土改运动中那些对于乡绅血肉横飞的暴行，除了捆绑吊打这些已经极其残忍之外，还有点天灯、背火背篼、割乳房、用玉米芯通阴道……等等闻所未闻、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酷刑，是何等血腥！可惜这些暴行不是乡绅的专利。不数年，在集体化、大跃进、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年代，那些曾经用暴力消灭乡绅的“革命主力军”们，也享受了暴力的轮回：被捆绑、鞭打、饿饭、进劳改队、劳教队……直到被打死、饿死。又过了几年，到了文化革命，那些原来残害乡绅的干部又成了走资派，同样被捆绑、吊打、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坐牢、直到被整死……消灭乡绅以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最野蛮、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其次，消灭乡绅，土地公有，使农业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共产党消灭乡绅是为了消灭土地私有。土改后农民从乡绅手中夺得的土地，很快又被共产党夺走。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反而成为公有制土地上的奴隶；在土地上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株行距多少……等等纯技术问题都得听从党委书记的统一指挥。这种耕作方式，倒退到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时代。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农民没有起码的主动性积极性；再加上统购统销、合作化、公共食堂、公社化、农业学大寨……一个接一个的坑农害农运动，造成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大倒退，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农民生活极其悲苦，农业发展陷入绝境，还强迫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虽然作了一些调整，但土地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共产党。消灭乡绅的后果，至今仍然难以消除。 ---陶渭熊：地主与乡绅

#乡村社会 #消灭乡绅 #知识精英 #传统文明 #政治 #愚民化 #暴力 #野蛮化 #仁爱信义 #科学真理 #天地良心 #是非曲直 #道德操守 #精神信仰 #革命主力军 #阶级斗争 #阶级敌人

6个月前

农村小混混伍映堂中共劳改集中营最高的一级组织叫“劳改支队”（首脑为政委与支队长）；其下是大队（同样设政委与大队长）；大队下是中队（设指教导员与中队长）中队下是分队，一般只有一名分队长，管着若干个犯人小组——这就是中共劳改队大体组织情况。而每个中队设一名所谓“管教干事”，此人专管对囚徒的所谓“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党八股与中共的恶法来给囚犯进行洗脑。伍映堂就是当年四川芙蓉煤矿劳改支队第五中队的所谓“管教干事”。此人本系四川珙县农村中一个无业小混混。土改中当了积极分子，斗地主时当地许多农民对地主下不了毒手。这伍映堂则凶残异常，对地主及其家人捆绑吊打，罚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马当先毫不手软。因而深得领导青睐。土改后因为他当时人年轻才二十出头，又极会向领导献殷勤。这位领导当了高县公安局长，便把他招入局内成了个小警员。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识几个，很难胜任办案、取证之类的工作。于是1956年便将其送去劳改队当干部。当时中共警、司单位对一些半文盲之类的低能儿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劳改队调。因为那里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学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几句话。会开门关门，清点人数。就OK了！而那位领导因伍映堂会拍马屁献殷勤，调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张“布票”（“布尔什维克党”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贫农，这自然就等于拿到了一张中共当时官场上很吃香的通行证。因此此人到劳改队后不几年便由分队长升为管教干事，后更成了中队的“指导员”虽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却进步甚微。拿着囚犯花名册点名，许多名字他都认不得就乱叫，不识之字便认半边。如“吴静斋”他叫“吴青文”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没答应“有”！他反而大骂“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对方哭笑不得。还有位前国民政府官员复姓司马，名慕迁。本是一个含历史掌故有文化底蕴的名字，表达了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敬仰，也表达了对孩子的期盼。可这伍映堂不但不懂，连字也不识。点名时便喊道：“司马……啥子鸡巴迁哦？取你妈些怪名字……”他自己无知，还如此无理乱骂人。囚徒只有无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蛮横霸道。他有时“雅兴”一来，还要给大家读报宣讲时事，结果更笑话百出。一篇报导宣传所谓解放军如何英勇善战。文中“一门迫击炮”他竟读作“一门追击炮”，“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挑衅”，他读成“狼狼打击了敌人的挑半”等等。我们坐在下面听着又不敢笑，只有咬着牙强忍着。就这样的低能儿，蠢货，竟然派来对我们这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文化知识人，教师，文人，学生……进行所谓“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错位，是非颠倒，只有共党极权专制下才有这种怪事情。 ---我和“古拉格”劳改营里的狱吏们作者：严家伟

#中共劳改 #伍映堂 #芙蓉煤矿 #四川 #政治洗脑 #劳改队

6个月前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书中记载，1973年10月19日，邓小平坐着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驶进了宁静的韶山冲。当年3月他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重新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书中说，邓小平送一位重要外宾到桂林，返京时路过长沙，突然决定来韶山看看。该书透露，湖南方面安排邓小平访韶事宜的会议开得很长，意见分歧很大，为了不承担风险，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比如，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本来是司空见惯，但长沙方面却给邓小平安排坐过了时的“吉姆”轿车访韶。当然，邓小平并不知道这些内幕。虽然长沙和韶山都诚惶诚恐的接待这位“三起三落”的人物，但邓小平午饭时，喝了4大杯他最爱的茅台酒，兴致高了起来。在座的人看到他情绪不错，便有人要求他谈谈党史方面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听了，马上不高兴了。酒席未散，他就离开了餐厅。饭后，听过解释的邓小平脸色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不想谈这方面的问题，他说：“都过去啦，还说什么”，“记不清啦”。书中说，邓小平在休息室发呆，情绪依然不好，在场的人感到忐忑不安。几分钟后，邓小平便对随同人员简短干脆地说了声：“走！”从此，邓小平再也没有到过韶山。 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邓小平人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他曾被红卫兵逼着下跪，坐“喷气式”，邓和其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1968年9月，邓小平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70年，邓写信给中共中央，请求把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邓小平恨毛泽东吗？据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记载，邓榕回忆说她在1969年将邓朴方的遭遇告诉父母时，“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这样的痛苦，对于邓小平来说，对毛泽东没有一丝的恨意是不符合情理的。只是邓小平很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只要毛泽东在，他的政治命运，甚至一家的命运就操控在毛泽东的手中。所以邓小平从不透露对毛泽东的半点反感，甚至表态“永不翻案”，这也是邓小平活下来并掌握权力的原因。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毛泽东故居，估计心情非常复杂。当被要求讲党史时，惨痛的往事立刻涌上心头，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勾起了他的伤心事。因为自己和家人的惨痛经历，毛脱不了干系，同时也是中共党史其中的一章节，邓当然高兴不起来了。而且，也再不来韶山了。 ---邓小平唯一一次参观毛泽东故居酒宴上突变脸

#邓小平 #韶山访问 #毛泽东信任 #中外外交 #湖南接待方针

6个月前

地主：被丑化的乡村精英--陶渭熊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至此，我们村里除了还有一些“地主狗崽子”儿孙，作为曾经是“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尽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地主，我不得而知。即便有，也只能像长江中的白鳍豚，濒临绝迹。这以后，作为真实的地主，就与世渐行渐远，永远地成了历史任人评说。青少年们要知道什么是地主，就只能求教于被打扮出来的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和周扒皮四位”名星”了。这四位被打扮起来的“历史小姑娘”，从炮制出炉到批量上市，半个多世纪以来，就肩负着繁重而“光荣”的阶级教育任务，他们克尽职守，竭诚尽忠，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南霸天的霸道，黄世仁的凶狠，刘文采的残暴，周扒皮的刻薄；再加上他们的“共性”——朱门深院，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骄奢淫逸，以及依靠“残酷剥削”的发家史，就构成了宣传文化中“完美”的地主形象，去灌输、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仇必仇到底”（冯友兰语）的无产阶级当班人和接班人。但是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倒是现代人完全陌生，而又无从知道的。专家说，历史首先意味着真实。清除了具体人物，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为此，趁我自己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记录几件具体的“历史”，为历史留下一丝真实。地主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奢侈阔绰的吗？事实并非如此。［一］年收8石租子的地主就以曹玉林来说，他是多大一个地主？说来吓坏你，他每年收租8石稻谷！8石是多少？现代人恐怕不大清楚。“石”是旧时的体积计量单位，各地大小可能不太一致。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350斤。8石谷子最多也不过2800斤。按目前政府收购价每斤稻谷1元计算，值2800元。因为他父亲一直在外谋生，而曹玉林尚小，就把8石田地顾人耕种，于是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划为地主。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你可以想像他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一种状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敢不敢于企求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奢侈浪费？可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果他不节衣索食精打细算，倒时时都有断炊的危险。说白了，他就是过着一种普通农民的生活，甚至比稍稍富裕一些的农民还不如。这样的地主，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概不会记载，大大超越了我们知道的“真实”，也大大地出乎我们对“地主”的理解。但他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这就是我们潜意识中“残酷剥削”者的地主。他的“剥削罪恶”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受到怎样一种惩罚？每个人都可以评判。 “解放”时他18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达到了划分地主分子的标准，肥猪刚够秤，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主分子。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被镇压之后，党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挂黑牌、游街、训斥、辱骂……有如猪狗，猪狗不如。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将近30年。8石地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二］穿草鞋的地主像曹玉林这种连普通农民都不如的地主决非个别。 60多年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陈隆富，他比我大7岁，个头也高我许多，是一个青年。那时的小学生，都穿草绿色的童子军装；中学生则流行麻灰色学生服，头上戴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脚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陈隆富却是剃光头，打赤脚，穿着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蓝色的粗布长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双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软后撕下表层纤维织成的）。这样的打扮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大家并不嫌弃他，因为他人很好，很和气，力气很大，劳动又好，使用锄头能够左右开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劳作课的时候，他几乎代替了我等小同学和女同学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的家境贫寒。有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就认定他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粗手大脚，头上包着家乡农民长年包着的冬季御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粗布衣，脚上则是一双草鞋。一付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的农民模样。万万没有想到1951年冬天土改斗地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小镇上看见台子上跪着一个衣衫褴缕神情凄惨的地主，他的双手姆指被细麻绳密密匝匝地捆着，姆指中间楔着一个木楔子，一个农民正用石块狠狠地向下打击楔子，痛得那地主撕心裂肺地跪地求铙…… 我大惊失色：“那不是陈隆富的父亲吗？” 后来才知道，原来陈隆富的家庭也是地主，有10多亩地出租，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逃脱的厄运。这样的地主，高楼大厦，锦衣玉食，对他们何其遥远。［三］做手工的地主曹继先在土改前是我们同村的一个地主，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比较熟悉。后来他划入了另外一个区的另一个村。其实他是一个机匠——用古老织布机织布的工人，时常扛着笨重的木制织布机走东家串西家上门服务，靠着“唧唧复唧唧”的日夜操劳，收取血汗钱养家糊口。由于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和洋布的输入，土法织布面临淘汰，尽管他手艺不错，他的生意也不兴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由于他经常在外织布而没有精力种田地，就把祖上留下的20亩地出租，这就成为“剥削者”，土改时划为地主。对于这样一位地主，农民们认为他还是靠劳动为生的，因此给了他一个“劳动地主”的称呼，想叫他在土改时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理论高深的土改工作队长却给予坚决的批驳：“所有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有什么‘劳动地主’？” ［四］“石弯脚板”的发家史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在我能够记忆的时候，他已因积劳成疾而死了，但是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还在乡间流传。他是一位勤劳过人而又极其节俭的农民，靠着强壮的身体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由于长年赤足行走而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一把捞柴草的柴扒；两个大脚趾因为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因此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石弯脚板，而其真名反而被人遗忘。由于他的克勤克俭和精打细算，不但能得温饱，还小有积蓄，于是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追求；也萌生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但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基业。于是他更加不顾性命地拼命干活，把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凡能变卖成现金的，都一挑挑地挑到镇上变卖，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累银两。同时又拼命节约开支，不制新衣被褥，衣服疤上重疤，不穿鞋袜终年赤脚，夏天不穿衣服赤裸上身，腿上也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木明子照明节省灯油……过着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而他勤俭节省最经典的故事，一是为节约买盐巴的钱，吃盐蛋时不准丢弃蛋壳，令家人把蛋壳蛋皮细细嚼碎后吞下，说是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二是说他挑着货物去100里外的城里变卖，来去三天两夜，为节省费用，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找个角落打个盹；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去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来下饭——当然蛋壳蛋皮也一齐吃下，这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就这样他用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积攒了足够的银两买下了30亩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这就是这个地主“残酷剥削”的发家史。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地主，也不过是曹玉林、曹继先、石弯脚板一类的中小地主，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存也不容易，他们既无经济后盾，也无政治靠山，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地位，与普通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乡村精英 #地主历史 #农村故事 #历史评说 #社会变迁 #农村发展 #地主形象 #土地改革 #历史记忆

6个月前

严家伟：亲历中华民国首次全民普选记实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毛泽东坚持要打内战夺取江山，致使国共两党再度兵戎相见。但内战之初中共并未取得多大优势，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地区，仍由当时全世界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控制着。此时，蒋中正委员长领导的南京中央政府，决定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因此在全国各地用一人一票的普选方式选举出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实则就等于是中国国会之议员国大代表，按地区和人口比例在若干万人中产生一名国大代表。先由一定程序联署提名推荐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由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加以公布。而且也不像上世纪中共掌权后从五十年代便搞的那种所谓“等额选举”，也就是比如选一个代表，就只有一个候选人，那就无可“选择”了。而当时选国大代表，是一个代表有多名候选人竞争。所以几十年后，才被中共提上议事日程的所谓“差额选举”，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民党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实行过了。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成都市，它不像现在一个市还要管多少个县。当时的市，就只是指城区内和近郊，其他如附近的温江县、灌县、郫县、大邑县……则另设选区，另选代表。当时成都市的人口不到五十万，所以只有一名国大代表。但是候选人却有好几位。其中最具实力，排在前三位的是孙震先生，徐子昌先生和关麟征将军。其他还有一位，不仅不具当选的实力，而且也不太有名，由于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所以回忆不起了。但是人家达到了连署提名的要求仍然可以参选。所以哪怕当局觉得此人“左倾”（即同情或倾向共产党），也不会以“思想反动”或“表现不好”阻止人家参选。至于选民，我亲眼所见，真是做到了只要年满18周岁，都是完全平等的合法选民。没有什么四类份子、管制份子、出身成分不好等等原因便被剥夺选举权的事。哪怕像当时的储安平先生（也就是1957年因‘党天下’三字被打成大右派蒙冤至死的那位），公开在报刊上大骂国民党专制独裁，挖苦讽刺，语言可谓“恶毒”至极，也没有人把他打成什么“派”什么“份子”，因而剥夺其选举权的事，一例也没有发生过。再说这三位候选人。孙震先生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更热心教育，自己出资创办私立学校“树德中学”。延聘优良教师，治学严谨，是当时成都的中学中的“四大名校”之一。而徐子昌先生，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竞选的。此人不仅家道殷实，而且当时成都有一种名叫“袍哥”的社会组织。是民众自愿、自发组织成的一种团体。其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自身维权，免受人欺负。他们以三国时刘关张桃园结义为道德楷模与精神信仰，组成一个团体，互相声援支持。把关羽供奉为神。团体的领导人称“大哥”，却没有“二哥”，因为二哥是关羽，是圣人，谁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称“红旗管事”，处理对外事务，五哥称“黑旗管事”，处理内务。可见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民间社团。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领之一，竟然敢与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分庭抗礼。既说明其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也可见当时蒋氏对民间力量还是持宽容态度。要不然，就完全可以说你那“红旗管事”就是“共党嫌疑”，或者你供关羽为神就说你是“邪教”，诸如此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早把你取缔了，还容你来与“我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关麟征是中央军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教务长，受到一部分军方人士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这场选举并非国民党一手遮天，一手包办，民间人士完全可以依法自由竞选。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中共拉着“民盟”加以抵制外，与国民党同时参加这次国大代表普选的，还有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社党。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是四川隆昌人，他就在其故乡当选为国大代表。但当时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章乃器等人领导的“民盟”等党派却抵制了这次全国普选。他们要跟着毛泽东走，认为蒋是独裁，毛才民主。他们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但在1957年他们却得到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回报”。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未能幸免。黄炎培的几个子女成了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文革”中与我同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他们为自己不明智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言归正传。再说孙、徐、关这三位候选人，都在成都频繁的与选民见面，公开发表竞选演说，宣传其政治见解和民众关心的各种事情，并要接受选民的提问，详细向选民解释。有的选民在提问中言词非常激烈。比如，有一个星期日，我父亲带我去成都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内去看孙震发表演说，我父亲的目的，一方面他与孙震早年曾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孙是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所以要去他讲演现场捧捧场。另方面是要我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识。孙震的演说非常精彩，赢得听众阵阵掌声。但他演说完后，有个听众就毫不客气地说“八年抗战，中国人已饱尝战乱之苦了，现在为什么还要打内战？蒋先生就不能和中共分享权力，共同维持国内的和平吗？请问孙先生，你如果当选了国大代表，对结束内战有何见解”？我现在很怀疑此人至少是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孙震当时不仅耐心聆听，而且没有一点官架子，没有一点以势压人的味道，。当然更没有说对方要想“颠覆政府”这类话，在解释中只是尽量说明国民党希望和平的诚意，却没有任何话指责对方，更没有向对方“扣帽子”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人物的风度。要是换在今天，这位“提问”的老兄，起码也是“寻衅滋事”弄去饱赏铁窗风光了。当年中共开口闭口说国民党独裁。可是今天的中共若果能有当年国民党的这点政治“雅量”，那也就是中国民众的福份了。当时几位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队伍，每天都穿大街，走小巷与广大市民见面，握手交谈争取选票支持。然而这一切活动，既是公开透明的，也是理性和平的。各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只是宣传，讲理，而不是互相攻击。更不象“文革”中的两派那样，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记得投票是安排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市内设了多个投票站，选民分区，分段就近投票。那时成都广播还不普及，只好把抗战中的防空警报用来派上用途。早上八点，一声长哨，表示投票开始。到下午四时，又一声长哨，表示投票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请选民抓紧时间去投票站。到下午五点，再一声长哨，投票即宣告结束。经过八年抗战，当时成都市民都是非常文明守秩序的，而且大多数人对政府是支持的。所以不仅投票率高，而且井然有序。我看见许多人都是全家高高兴兴地去投票。一种公民意识，无人说教，却蔚然成风。我当时虽然没有选举权（不是因为是“反革命”或“四类份子”，而是年龄不够），也穿着一身整洁的童子军装，戴上肩章、臂章、船形帽、兰白领巾，一副“小公民”的样子，随着家人去到投票站门外。投票站外也根本没有什么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是和颜悦色地引导着选民进去投票。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姐姐还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弟娃快快长，下次投票欢迎你早点来”！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大姐姐亲切的样子。但我直到今天已是垂暮之年，却从来也没有拿到过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选票”，当然也就更没有机会去行使一个公民应行使的神圣职责。这既是我、也是所有中国普通民众最大的不幸与悲哀！最后，孙震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高票当选。徐子昌获得近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关麟征位居第三。几位候选人选后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度。获胜者孙震向选民鞠躬致谢，话语非常谦卑，没有任何骄狂之态。落选的都承认失败并向当选者表示祝贺。没有谁说选举不公正或互相攻击的话。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那些开口就说什么“中国民众素质差”，闭口什么“民主普选不适合于中国”的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事实更证明说这种胡话的人，其素质才是最差的。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真正全民意义的民主普选，时间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少年时代的我，当时还并无当家作主投票的权利，但“童子何知”能“躬逢其盛”，至今回忆起来，犹觉是一大快事。而更具重大意义的是1946年11月15日，由全国民众普选产生的1361位国大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并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2月25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该法于中华民国三＋六年（公元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成了中国第一部实行民主宪政的庄严宪法。此宪法直到今天仍在台湾有效地实施。保证了台湾民众享受民主、自由的合法权利，更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楷模。然而这样一部有广泛民意基础，高度体现普世价值观的民主宪法，当时的中共却疯狂加以反对。宪法通过并公布后，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书面声明，公然宣称中共坚决反对他所谓的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更诬蔑该宪法为“伪宪”。28日，周恩来关于时局问题答新华社记者时竟然宣称：“蒋政府的‘国大’与‘宪草’既未经政协一致同意，又无联合政府召集，更无中共及真正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制定，故不论这所谓‘国大’已经开过，这所谓‘宪法’已经通过，其性质依然是蒋记国大，蒋记宪法，我们及全国民主人士决不会承认它为合法为有效”。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周恩来等人的行为，并未釆取任何强制措施，任其恣意攻击。要是换成了中共，那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煽动颠覆”吗？谁民主？谁专制？正如民谚所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了！而笔者更深有体会的是，本人成年后不久，就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阳谋”打入了“另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蒙“圣恩”准予“参加选举”。但那根本不是选全国的民意代表，而是住在地的所谓“基层代表”。而且选一个“代表”就只有一个候选人，不用“选”都铁定是此人了。所以参选的人，大多数人都觉得毫无意义，有个啥“选头”？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有的人，特别是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便利用无记名投票，你不知这张票是谁投的这个特点，于是便用一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恶搞”的手法来表达不满。结果在当场开箱验选票时，忽而便听见唱票人大声念道“包青天一票”，引得下面选民哄堂大笑。没过多久，又听见唱票人念道“邓丽君一票”，大家更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竟然因为“包青天”、“邓丽君”之流得票太多，唱主角的“候选人”得票反而不过半，按选举法此人便不能当选。气得我们单位领导，叫大家不许散会，不许去吃午饭，重选！并说今天选不出来，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否则按旷工处理。这一招果然凑效，大家顶不住胃子里的“抗议声”，只好放弃“包青天”与“邓丽君”，最后才让那位候选人顺利当选，才万事大吉了。——如此的“选举”，如此“当家作主”直到今天仍在中国大陆畅行其道。成了所谓的“中国特色”实在太可悲！。图1：1948年（民国37年）位于上海的华成烟厂产业工会投票处门口的童子军图2：政府官员正向民众解释投票规则图3：一名工人正在进行投票图4：农村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

#抗日战争 #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 #全民普选 #蒋中正 #毛泽东

6个月前

林辉：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一家三口之死 1947年，乐达仁去世后，乐松生接手了伯父的生意，兼顾平津两地堂务。父亲去世后，1948年，乐松生又接任同仁堂经理，并成为同仁堂重要的股东。他为人随和、体贴员工、声誉甚佳。中共建政后，乐松生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并响应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试办中药提炼厂，以便改进中药制造的程序并提高质量。他聘请了北大药学系教授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银翘解毒丸、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丸等产品，并获得成功。至1959年，同仁堂全年总产值1,252万余元，产品583种。出于统战的需要，中共在1952年任命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朝鲜战争期间，乐松生不仅带头认购公债并捐款，同仁堂还捐赠了一架飞机，支持中共帮助朝鲜。1956年，中共实行工商改造，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使同仁堂变为国有企业。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与上海的荣毅仁共同成为工商界改造的典型人物。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代表北京市工商联“报喜”的乐松生，乐松生异常兴奋和激动。（见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怀着特殊感情的被改造的商人，虽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彭真的保护而免受伤害，但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文革波涛。 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盯上了，尽管他还是北京市副市长，此时也只有坐以待毙。红卫兵冲进了他家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他和夫人被打的满地爬行以躲避。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夫人竟然先后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后来虽然乐松生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的某一天，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死后没有骨灰留下。乐松生的悲剧再为中共的杀人历史添上一笔。

#同仁堂 #乐松生 #文革 #工商改造 #彭真

6个月前

隔路相望的希尔顿大酒店和中国银行大厦，香港，一九六八年

#希尔顿大酒店 #中国银行大厦 #香港 #1968年

6个月前

1.1958年12月5日晚，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设宴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等出席作陪。从左至右：陈毅、金日成、宋庆龄、朴正爱。 2.宋庆龄宴请朝鲜首相金日成的菜单。在这份菜单上，依然清晰可见宋庆龄修改菜品的痕迹。其中的“盐焗鸭”和“干烧闽虾”两个菜改成了更合朝鲜客人胃口的“广东烧鸭”和“油炸虾”。

#宋庆龄 #金日成访华 #中朝友谊 #中朝建交

6个月前

乡绅——农耕社会的精英社会的发展，总是让那些精明强干、勤劳节俭的人积累较多的知识和社会财富，于是就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形成了乡绅这个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有以下的特点和作用：一、拥有土地而来路正当，出租土地而租金合理。乡绅的土地大约来源二种途径：一是继承遗产，二是购买所得；购买的资金或做官所得，或经商所赚，或勤劳所积。都来自正道，都为当时法律所允许。说地主抢夺霸占农民的土地，无任何事实根据，而且为任何私有社会所绝不允许。这种论调，只不过是一个强大政权对公民的栽赃而已。既然乡绅占有的土地来源正当，那么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也合理合法。租金多少由主佃双方自由协商达成协议，形成契约，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互相选择基础之上，与政治压迫毫无关系。把乡绅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认定为政治压迫，十分荒谬。租金到底有多少？是否“残酷剥削”？根据笔者的了解，在故乡川南农村，凡租佃水田者，在租佃协商时根据田地的常年产量，一般为5：5对开，即主佃双方各得一半；如果丰收，业主并不任意加租；灾年歉收，经过协商业主也可酌减。这是指主产物水稻而言，旱地上的产物如薯类、杂粮等是不计租金的，归佃户所有；山上的柴薪佃户也可自由取用也不计租金。还应说明，乡绅收租以后还有完粮纳税的任务，而佃户只向主人交地租，并不向政府上交公粮。这样算下来，佃户实际所得超过乡绅，这种情况与学者高王凌在《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中的论述一致。如果租佃的是旱地，租金常为4，6开或3，7开，即乡绅得4成或3成而让佃户多得一些；在一些偏远的瘠地，乡绅让利还要多一些，基本上是象征性收一点。特别是那些拥有田地较多的乡绅，对于佃户十分宽容，并不在斗升之上计较。说“地主残酷剥削”，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恶意宣传，并不是实事求是、严谨的学术研讨。说“地主的残酷剥削激起农民揭竿而起”更是无稽之谈，历来都说“官逼民反”，哪听说“绅逼民反”的？乡绅与佃户之间的矛盾纯系个案，可以通过调解或诉讼解决，大可不必提着脑袋去“揭竿”。另外还要指出，当时中国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财富不多，即便是乡绅，收入也十分微薄，远远不能与现今一个普通公务员相比。他们必须勤劳耕作，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才能维持并不富裕的生活。这样的地主，怎能把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安排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去？即使有这样的地主，只怕比大熊猫还要稀少。把乡绅的生活都说成奢侈腐化，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恶意。如果把乡绅对佃户的“剥削”与毛泽东对农民的榨取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回想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合作化、公社化时期，农民变成公有制土地上的农奴而没有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本来就少，每年都要交公粮、交统购、卖“余粮”、卖“爱国粮”，然后生产队的储备粮、公益金、公积金……把一切搜刮完毕之后，分到农民手中的不过每人1、2百斤粮食、3、4百斤红苕。这还是“丰年”。如果遇到大跃进那样的年代，就只能是饿殍盈野！虽然后来农村进行了改革，但直到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朱容基的信，还称农民“负担如泰山，盲流如洪水，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究竟谁残酷剥削，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二、有较高的文化教养、道德水准和社会声誉。乡绅一般都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孝仁爱礼仪廉耻这些伦理道德，是乡绅们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以乡绅一般都比较温和、理性、谦让、守法、宽厚、仁慈，在乡民中享有较高威信。何况在当时的农村，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之类的思想还有广泛的社会认同，任何人，包括乡绅在内，都不会也不敢做出超出人性底线的恶行。生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乡绅，其基本特征是“性善”而非“性恶”。传统社会是封闭自锁的熟人社会。同住一个村子的多是同姓宗族、亲戚故旧、邻里乡亲，他们以亲情、乡情聚集成一个彼此之间知根知底，诚实友善，和睦相处的联合体，相互之间绝少欺诈、瞒骗之类的恶行；即使有感情冲突，也会碍于情面隐忍不发。如果有人敢于撕破脸面骄纵拔扈横行霸道坑蒙拐骗，既会受到乡亲父老一致谴责，更会受到宗族长辈的申斥制止。熟人社会对于非理性的行为有很强的防御抵制能力。把乡绅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妖魔鬼怪，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历史常识。三、是社会的凝聚力和治理者。任何社会都需要凝聚力。现代社会以政党为核心凝聚社会力量。中国传统乡村没有政党政治。因此，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自然地落到享有一定公信力的乡绅头上。乡绅中的德高望众者常常被推选为族长、村长而维系乡村的正常社会秩序。在我国古代社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官府设置一般到县为止，有“政权不下县”的说法。在广袤的乡村，其实是由乡绅代为治理的。进入民国以后，虽然有区乡保甲等行政建制，但是行政力量也薄弱，起作用的仍然是乡绅。这种乡绅治乡的现象，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乡绅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如政府与百姓之间政情下达、民情上传、社会治安、修桥补路、扶危济困、文化娱乐、办学兴教、调解纠纷……等等。尤其是异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乡绅往往是抗敌的中坚。例如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中，无论是后方还是敌后的广阔乡村，不少乡绅毁家纾难、送子杀敌。至于动员民众抗日、筹粮、筹款、征集兵源、救济难民、抚恤阵亡将士家属……等等，则主要通过乡绅的代表——乡、保长来进行。抗日卫国战争浸透着乡保长们的心血。但是被“解放”后，乡保长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惨遭屠杀！而他们的功绩随即灰飞烟灭。四、文化传承与乡村建设。如前所述，我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中的传承，是乡绅的功劳。乡绅们通过私塾——这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办学形式，来阐释儒家精义，弘扬儒家精神，规范乡民行为。不少乡绅是孔孟之道的饱学之士（如前面提到的张鸿犹），他们或者自己开馆授徒，或者延师教学。正是因为有儒家正统思想的广泛传播，才维持了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稳定、和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学渐进思想启蒙。乡绅中的先进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外出求学，学成之后报效乡梓，一些人从事社会活动宣传民主共和；一些人创办学校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智；一些人践行实业救国，创建工厂、农场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如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乡绅董时进先生不但自己亲自创办农场，还提出建立美国式农场的农业改良之路。吾乡乡绅吕志谦先生创办叙永县私立护国中学为社会培养人才；还将自家的土地建成农场传播现代农业技术，功垂史册。还有更多的乡绅参与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倡导的乡村建设、贫民教育而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只可惜他们的历史功绩，因为一顶罪恶的地主帽子而湮没无闻。历史证明，乡绅不仅能够传承优秀文化，还能自我更新。他们是农村社会的改良者，致富的带头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 ---陶渭熊：地主与乡绅

#乡绅 #农耕社会 #精英阶层 #土地继承 #社会财富

6个月前

党的地主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造舆论。”为了打倒地主，当然要把地主“打扮”成凶狠残暴、十恶不赦的敌人，从而制造阶级仇恨提高群众“觉悟”，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去打倒它消灭它，而不管真实的地主是不是这个个样子。为此，共产党调动了一切宣传舆论工具，制造出大量人神共愤的地主形象，广为宣传家喻户晓。最著名、也是共产党最“理想”的地主，是《收租院》中的刘文采，《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半夜鸡叫》中的周剥皮。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地主有如下的特点：一、霸占田地，巧取豪夺。共产党认为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从农民手中抢夺霸占，或者用欺骗、高利贷等手段从农民手中夺取来的。正如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唱词：“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抢占茅房……” 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党的地主往往集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反动会道门于一身，他们逞强称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例如刘文采的庄园内就有刑具室、行刑室、水牢等设施，可以任意逮捕、刑讯、关押佃户。南霸天、彭霸天都勾结官府，拥兵自重、称霸一方、仇视革命、围剿红军。至于强奸民女，纵奴行凶、估吃霸赊、欺行霸市……等等，则是地主的“共性”。三、贪得无厌，残酷剥削。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他们不种地不做工，却坐收地租，役使佃户，剥削农民；还放高利贷，使农民倾家荡产……例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用高利贷逼迫杨伯劳，《半夜鸡叫》中的周剥皮，剥削长工的手段刻薄卑鄙没有人性。所有地主都是靠剥削农民起家的。地主的发家史上就是血淋淋的剥削史。四、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地主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珠宝玉器，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地主都是妻妾成群，荒淫无度；还吸食鸦片，嗜赌嫖娼，过着极其腐化堕落的生活。总之，党的地主都是有百恶而无一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妖魔鬼怪。地主，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同义语。虽然“我党”加工制作成刘文采等“完美”的地主形象，而且批量生产，贱价上市，几十年畅销无阻，对亿万百姓进行洗脑颠倒是非功劳巨大，但随着民众觉悟的提高，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真相渐次揭露。现在，在网络中出现在的，绝对不是党文化中的地主。大量的事实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使群众知道了许多真相。例如刘文采并不是“我党”打扮的那么可怖，刑具室、行刑室、水牢之类骇人听闻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而是精心“创造”的仇恨教育。刘文采被当地百姓称做刘善人，有修渠、办学、修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显著功劳，至今令人难忘。南霸天的原形张鸿犹，晚清贡生，开明进步，几代人以教书为职业，对社会多有贡献。周剥皮原名周春富，是个勤劳节俭的好人，对佃户对长工极为善良，可惜无端地被那位没有良心的部队作家给毁了。至于御用文人在延安窑洞中凭空捏造出来的黄世仁，则根本不存在，现实生活中也难找到如此“丰满”的地主形象…… 共产党善于造神。它造了两尊神，一尊是“正神”，那就是大救星毛泽东；一尊是“恶煞”，那就是地主。只不过随着真相的揭露，民智渐开，知道这尊“正神”原来是个极权、专制、残暴、伪善、权谋、嗜血、荒淫……的大暴君。而这尊“恶煞”，倒是乡村社会中的正能量。 ---陶渭熊：地主与乡绅

#土地改革 #阶级斗争 #宣传策略 #共产党历史 #地主形象

6个月前

高文谦先生曾接触过周亲自经办的一些专案材料，他说“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其实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政党内会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我们知道，周对毛是怕得要死的，一辈子总在检讨。对毛的任何一点暗示都诚惶诚恐。对毛小心翼翼，唯恐伺候不周，竟然能够跪在地上给毛讲解接见红卫兵的行车路线。堂堂一国总理，给毛写信，还要请毛身边的女人张玉凤在毛精神好时念给毛听，口气之卑微几近下贱，让人不忍卒读。中共内部上下级的关系不如皇上与朝臣的关系。文革中周是紧跟毛的，但毛从没有真正信任过他。当然，毛是个偏执妄想狂人格，他一辈子恐怕没有信任过任何人。从心理学角度看文革，这场浩劫就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偏执妄想狂患者发病。在心理学上，偏执妄想狂的主要症候是永远怀疑，极端自私，残忍而且狡诈，而且会从设计残忍行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他会经常臆想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伺机报复。在权力场中的偏执妄想狂会极端热衷于权力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尼禄，当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典型的偏执妄想狂人格。从毛对周的迫害、折磨中可以看出毛的冷酷。他时不时要拿出三十年代周曾反对过他这件事来恫吓，让周不停检讨，又把所谓“伍豪事件”吊在那儿，引而不发，让周头上时刻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歹毒的是在周查出早期膀胱癌之后，竟然以四不准来禁止周治疗。在周病情恶化时，以评法批儒，评水浒来给周施加他无法承受的政治压力。目的只有一个，让周死在他前头，以免周秋后算账。尽管周检讨了一辈子，在文革中又帮了毛大忙，甚至助纣为虐，但毛最终仍没有放过他。周年轻时也是个雄心勃勃的热血男儿，我还记得他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可一旦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便“反误了卿卿性命”。我想他若是当年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着蒋校长，断不至于活得如此难过。 ---周恩来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赵越胜

#周恩来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 #中国政治

6个月前

关于周本人的文革历程，海外已有相当有份量的著作，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著作，材料扎实、立论平实、分析入理。我稍觉遗憾的是，高先生是厚道人，下笔相当敦厚，对周笔下留情，没有更犀利痛快地剖析周助纣为虐的阴暗心理。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周恩来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赵越胜

#周恩来 #文革 #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 #刘少奇 #毛泽东 #大字报

6个月前

被剪去的历史 1980年反映文革武斗影片的《枫》，最后一幕：一位中学美术教师领着自己的小女孩凭吊红卫兵武斗死难者墓地，那一块块墓碑大多是他当年的男女学生，小女孩问：“这些叔叔阿姨是烈士吗？”父亲摇摇头。小女孩再问：“他们是英雄吗？”父亲仍摇摇头。“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父亲沉重一叹： “唉，你不会懂的，他们是历史！” 重庆大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都以为他们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保卫……”才一代人，还不到二十年，父亲已很难向女儿解说这段历史了。这一别具匠心且相当含蓄的片尾，最后还是被剪去，处理成无声+音乐。因为审片人“不放行”这段对白，不愿观众咀嚼这段沉重的历史。 ---中共致命软肋——“真实” 作者：裴毅然

#文革 #历史 #红卫兵 #重庆大武斗 #影片 #革命

6个月前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 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 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 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周扬; 66年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66年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66年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打手是江青，80年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延安整风中最卖命最受益的是刘少奇，69年被整得最惨酷最要命的人也是刘少奇。 66年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71年接班人林彪又被主人整死了; 是报应还是圈套?或许有的是报应，有的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究竟为何?只能靠各位自己去猜想了。悍匪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文强临死前也对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因果?还是巧合? ---张耀杰：中共历史纠结惊人因果相循

#胡风反革命事件 #罗瑞卿 #吴晗自杀 #彭德怀受批斗 #周扬批斗 #文革 #陈伯达 #康生

6个月前

打倒李范五！ 1967

#文化大革命 #李范五 #批判运动

6个月前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沍、王谦、王大任大会 1967

#反革命 #修正主义 #斗争大会 #1967 #卫沍 #王谦 #王大任

6个月前

斗争会 1966-1967

#文革 #1966 #1967 #政治运动 #斗争会

6个月前

许多村子的批斗会台子两侧都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着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达指标，杀不够数要受罚。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也属于右倾一类，只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家中男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之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妇孺倦缩在家，不敢出门。来点火的工作组进村后，先组织起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弹孔），就比毛主席小不点儿”，趁势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的老婆。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婆，在手持大顺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 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被反绑双手）。这时五虎将们手中的大顺刀排上了用场，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一团团血晕。她们终于不再打转，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这一顿杀，我们的村子终于不再右倾，阶级斗争也终于带上血腥味。从此以后，拉锯式的冤冤相报、互相复仇开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国军支持下组织还乡团，疯狂报复。很快解放军又收复了我村。除了逃到台湾的，其余的全部被捉拿回乡，就地正法，连拉铁锨的（当初跟着还乡团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穷人）也没放过。唯有一个还乡团老古被饶了一命，是个例外。老古还不是地主，只是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有污点，当过一段保长，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里。他的老婆自然难逃一劫，也被杀死在庙山嘴湾。当时老古还很年轻，听说妻子被杀，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马当先，带领还乡团杀回了家乡。五虎将们一看不是对手，带着老婆孩子跑了。还乡团进村后，挨家疯狂搜查。说也凑巧，此时五虎将头领的老婆正值分娩，没法逃难，只好在家听天由命。老古一伙冲进门来，产妇已经吓得讲不出话，只知道跪炕上磕头求饶，心知必死无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起自己被杀的老婆，还乡团们一片声怒吼：“拉出去！”在旁边接产的老太太跪下来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刚生下的孩子份上，饶了她吧！”眼睛血红的老古，看着炕上刚刚出生的婴儿，楞住了。过了许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声嘶力竭地喊了声“走！”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出去。解放后，老古在外地落网，五花大绑被押解回乡，他也心知必死无疑。没想到的是，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五虎将竟然放过了他，只是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以后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来，而且老婆居然还是个老党员。每逢村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时，老古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党员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号。散会后，两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发生后，开会传达文件，按规定不允许四类分子家庭参加。可是对于这样一名具有党员身份的四类分子的老婆，连当时的革委会都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参加。村子里的一位老雇农说：“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全让那帮整天找穷根、拔穷根的人（工作队）给弄乱了——拔出人命来了，能不乱吗？”？ ---乱世恩仇作者：胡喜盈（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二期，2010-08-16）

#文革 #批斗 #阶级斗争 #农村暴力

6个月前

“敲砂罐”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惨不忍睹的杀人方式──“敲砂罐” 作者：严家伟

#镇反运动 #1950年代 #执行死刑 #抚琴台 #反革命斗争

6个月前

土改：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故乡成都也和全大陆一样，被卷入了共产党所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的运动中。这个所谓的运动说白了，就是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对别人（地主、富农）合法的私有财产，公开进行抢劫。而且不仅抢别人的农田土地以及与农田土地进行生产活动有关的如耕牛、农具、种子、肥料之类，还要抡劫别人的住房、粮食、衣被、金银、玉器、字画、钞票……一句话，凡是能吃、能穿、能用、能卖，特别是值钱的东西，通通洗劫一空。还美其名曰“算地主的剥削帐”，分地主的“浮财”。这个“帐”，“算”得之特别，恐怕世界上超一流的数学家，也解不开它这个“无理方程式”。比如说，张三有10亩田租给李四，李四已租了5年，每年收了多少租乘以5，叫张三全部退出来。但事情到此并未完，还要算张三的父亲，曾经拥有这10亩田多少年也得退。事情到此还未完，张三的父亲是从王五的手中把这田买过来的，王五“欠的帐”也得张三来还。总之一句话，经过吊打捆斗，各种酷刑，把你家中弄得分文俱无，一贫如洗，才可望“过关”，多少人挨不到这一步，就被那些痞子活活整死，或自寻短路了。有个女地主，人称何二婶，其夫是国民党的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琳，小女儿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飞行员，49年她随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当教师，才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土改中，村农协会给何二婶一算“剥削帐”，竟要何二婶退出5000万元（系当时旧币，大约合现在10万元左右）的“浮财”。一个小小妇女地主，哪有那么多钱？但不讲理的农会硬说她私藏了金银要她交出来。何二婶跪地叩头求饶，也根本无用。这时村农会中有个姓姜的农民武装民兵班长，原是个乡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见此情景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原来土改中一般老实的农民，根本不愿去斗地主，觉得同是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无缘无故去整别人，也太不要良心了。但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发动群众”，给农民做“思想工作”，也就是用一套花言巧语给农民灌输仇恨意识，说“你们穷，就是地主把你们剥削穷了，我们共产党就是来解放你们，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夺回来，交给你们，让你们世世代代过好日子”。多动听呀，多有诱惑力呀！而且又找来文工团之类的文艺宣传队，通过文娱节目，大肆煽动阶级仇恨。那时电影还很稀奇，农民都叫它为“电火戏”。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电，所以不可能演“电火戏”，最普遍的就是话剧或歌剧之类。最“经典”的剧目就是那个贺敬之胡编乱造的《白毛女》。什么黄世仁、喜儿，把这些随意杜撰的东西，戴上“革命”的神圣光环，再加上重复一千遍，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地主被人为的妖魔化以后，阶级斗争就被煽动起来了。特别是农村中那帮游手好闲，既不想种庄稼，又不愿做生意，但又要想吃好、穿好的混混、痞子，他们也做过发财梦，也打算过抢劫杀人，但就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现在有了伟大的党和政府来给他们撑腰，不但杀人成了合法，劫财成了革命，土改工作团的干部还给他们许愿说“在土改中立场坚定，表现好的将来可以和我们一样当干部”。这真是万无一失、包赚不赔的买卖，比天上掉馅饼还好的事。所以他们斗争地主，整起人来，什么歪点子，坏主意都想得出，什么手毒心狠的事都办得到。九里堤村村农会中，那个所谓的农民武装民兵的姜班长就是这种人。他见过何二婶的小女儿何娟，是个身材苗条清秀美丽的姑娘。不过他除了斜起眼睛多看人家几眼，背后说几句下流话过点“嘴巴瘾”以外，就只有在被窝里自己去做点“性幻想”的美梦。但现在自己“翻身”了，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便跑去对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何二婶最爱她的小女儿何娟，何娟在城里教书，只要把何娟抓回来一斗争，何二婶为了疼女儿一定会把什么钱都交了出来”。这土改工作队也是有任务的，如果收缴的地主“浮财”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不但得不到表扬，提升，还会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弄不好自己都得丢饭碗。所以“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地主的银子弄出来就是好猫”。于是便同意了这姜痞子的“建议”。那时要抓一个人，既不需逮捕证，也不要什么传唤证。只消村农协会写张白条盖个农协会的章就行了。姜班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一个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小何老师抓回村里来了。农民协会不过是个群众团体，就像钓鱼协会，登山协会一样。竟然可以抓捕人，这也许又是中国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后，姜班长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先是逼着她去“劝”她母亲何二婶交出私藏的金银。这金银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没有就是没有，拿什么来交？于是他们就说何娟思想顽固，要来给她“端正一下态度”，也就是斗争她。他们几个人把何娟弄到一间屋里去，对她似乎特别“客气”、“照顾”，既不打，也不捆。几个人你拉一下，我扯一下，这个撞过去，那个抱过来。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银、钞票，进行“搜身”检查，乘机就在人家身上乱摸乱捏……用尽了猥亵、调戏、侮辱的各种手段。此时何娟这个弱女子，如同一头羊，落在狼群中一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斗争地主的女儿谁敢来过问？何娟老师不堪凌辱，最后投水自尽。一个有知识的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了！身后还落得一个“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何二婶痛断肝肠，几天不吃不喝，终于也随女儿一道去了。土改中整死一个地主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谁也不会来过问，谁也不敢来过问！这场土改，通过痞子们的“努力”，把大量的民间财富搜刮一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党国手中，少数残汤剩菜如衣被、农具、日用品等物，农民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农民按人分得了田土，还慎重其事地颁发了田契给农民。上面盖有鲜红的官印。并说“这田土就永远归你所有了，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许多农民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笔“剥削帐”土改：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作者：严家伟图：1952年7月，广东省佛冈县土改期间成立的“人民法庭”对“地主”进行审判。

#土改 #土地改革 #共产主义 #社会变革

6个月前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势，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妇，就像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口号就叫人一身泠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妊娠”（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但“愚昧无知”的农民却不能理解我们这些文明人的行为，说我们医院里在“杀娃娃”）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我的朋友，也是在劳改队中教我学医的老师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也是当时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倒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妇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锺就死了。那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像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三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我亲历的计划生育运动作者：严家伟

#计生运动 #计划生育 #四川省监狱 #政治运动 #镇反运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