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 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唯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