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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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被写进"四二六"社论的长沙抗议 "六四"抗争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权利唤醒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对德国之声讲述了当年长沙的抗议情景。吴玉婷回忆说，她当时任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向来被认为政治冷感，但是1989年5月17日的游行队伍中，该校学生有1500名，占了全部人数的一半。他们穿上象征人道主义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和北京、成都一样，抗议者们也进行了静坐绝食，并要求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5月18日到19日，长沙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些激烈行为，被写进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吴玉婷说，"四二六"社论给长沙的抗议运动带来压力，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北京的血腥屠杀发生之后，长沙的学生和市民都表达了极大的愤怒，甚至试图卧轨拦截火车。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错误，最终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间，吴玉婷在长沙街头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她相信，当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但是，血腥镇压之后，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 1989年6月11日，吴玉婷和她的外国同事撤离中国。她的中国朋友请求她"一定要告诉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她说，由于能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媒体又主要聚焦于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德国之声

#四二六社论 #六四抗争 #长沙抗议 #湖南中医药大学 #政治权利 #游行 #白衣大褂

5个月前

越来越多的西方舆论留意到，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比人们印象中的规模更加宏大。它不只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一场政治抗议，而且全中国各地大学生以及各阶层民众均卷入其中。成都、长沙和西安等地规模宏大的激烈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视。直到五年前记者、学者和作家林慕莲(Louisa Lim)《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出版，书中发掘的当年以及之后发生在成都的历史令人震惊。林慕莲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当时发生抗议并遭到镇压的城市多达60多个，而且除了大学生之外，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忘记了这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民主运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六四运动 #民主运动 #天安门事件 #政治抗议 #历史回顾

5个月前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朝鲜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坏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地道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三反五反运动已成为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冤魂遍地。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

#五反运动 #工商斗争 #地下经济 #外汇倒卖 #政治运动

5个月前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三反五反运动 #中国历史 #民间商人 #工商界人士 #共产党的历史

5个月前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1957年共产党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份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也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了“极右份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因此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他们吗？ ---沈阳陈树祥口述姜万里记录发表图：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传单题为 “满洲的强奸”。

#反右运动 #苏联红军 #国际主义 #反苏言论 #历史事件 #社会主义阵营 #1957年

5个月前

刘香成摄影作品： 1981年，邓小平等候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眼光锐利地望向下属。

#刘香成 #摄影 #1981年 #邓小平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

5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坦克开过北京东部的时候，两个青年躲在高架桥下。摄影:刘香成「無論拍攝中國，還是後來的俄羅斯，我們的任務便是找到一種辦法，去表現政治對每一個人的俗世生活有多麼深刻的影響——無論他們在追求多少自由。」—— 劉香成

#1989年事件 #政治影响 #自由追求 #中国历史 #新闻摄影

5个月前

用凿子凿死自己的地主 1967年10月的一天早上，江西省波阳县（现鄱阳县）东溪乡金方村的地主分子方兴田，与村里的其他地富分子和往常一样被押到村里的老祠堂中，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开始做今天游村和批斗会上要戴的高帽。自从文革开始后，他们就被抓起来，时常要接受批斗和游街，这种被批斗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态。但这一天，恰好在老祠堂中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是为生产大队的碾房做些工具的木匠们，方兴田望着这些木匠手中的工具，感到自己有机会脱离苦海了。早上九点这个时间，是监督他们的人要交接班的时间，但接班的人没有来，看守他们的这组人觉得他们一直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就没有等接班的人来就去吃饭去了。方兴田感到机会来了，就走向了木匠，趁木匠不注意从地上拾起了一个凿子，走进了祠堂内屋，把凿子的后部抵在内屋的柱子上，把咽喉顶在凿子的锋利的口上，脚用劲一蹬，凿子插入了喉咙，方兴田痛苦地倒在地上。此时，外面的人才听到声音，冲了进来，抢下来凿子，但凿子已经刺破了喉管，人虽还未死，但也已经气息奄奄了。人们把他抬回了家，方兴田抱着必死之心拒绝治疗，一周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以上的场景是根据中共东溪乡委员会在1986年对方兴田的“非正常”死亡的几份调查材料而还原的，调查材料中没有提到他为什么会用如此的残忍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对他儿子的调查访谈中，他儿子提到了他父亲被关押期间所受到的严刑：询问方家兵（方兴田之子）问：你是方兴田的什么人？答：我是他的儿子，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问：你父亲死的事你知道吗？答：我知道，当时是在67年下半年，我有二十九岁了。问：请你把你父亲当时的情况谈谈。答：当时是搞造反有理期间，有人说我家有金银，就把我父亲抓了去，把我关在家里。我父亲被抓去后被人用开水浇背，硬逼交出金银，我关在家里也受罚。问：你父亲被用开水浇你看见了吗？答：我没看见，是听见祝富等人讲的，当时他也是被关在那里。他还说用开水浇后再用冷水浇，袄（？）子脱下来就带下一层肉来。问：你父亲是为什么事死的。答：我父亲是受不住那些刑罚，而自杀的。问：他是怎样死的？答：是用凿子刺喉管而死的，当时刺的时候没有死，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才死的。问：你父亲死前对你说了什么？答：没有说什么？问：你还知道些什么？答：其他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被人管控着的。问：以上属实吗？答：是实事。问：祝富现在在世吗？答：已死了。笔录中方兴田的儿子所说的他父亲所受严刑拷打的事情也是听说的，并且说这话的人也已经去世，无从证实。而调查人也对当时的负责看守关押“五类分子”的民兵营长也进行了调查，自然，为减少责任民兵营长也否认这种说法：询问方庆升问：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的原因你知道吗？答：知道，当时我是民兵营长。问：你谈谈方兴田死掉情况。答：他是自己由凿子刺伤的，后一个星期左右才死的。问：他为什么事而死。答：据他说是受不了批斗挨打。问：对他进行过什么惩罚？答：也没有进行过特殊手段，都是与其他地富一样批斗、游村、带高帽子等。问：是不是对他进行过浇开水惩罚？答：没有，因他是穷地主，对一些富地主还进行过浇冷水的惩罚。问：发生的事是在什么时间？答：是在67年10月份。根据目前的调查资料，我们确实不能肯定方兴田受到过用开水浇背的酷刑，但民兵营长的话的可信度还是可以质疑的，一方面他想摆脱罪责，故意掩盖了许多事实；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承认了对富地主浇过冷水，说明浇水的这种刑罚当时确实存在，只不过水分冷热，地主分穷富而已，但在狂热的迫害潮之下，水的冷热和地主的穷富，他们还管吗？人能够采取如此痛苦的手段自杀，大多是因为忍受不住更大的痛苦，在这个结果上看我真不愿相信方兴田所受的是这种用开水浇背的酷刑。附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死者方兴田，现年75岁（死时56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种田。家住东溪乡金方村委会杨家恒村。解放前，方兴田担任本村保长职务，解放后土改期间被划为富农，复查时定位地主，1967年全国都在搞造反有理、破四旧运动，因他家成分是地主，所以他和其他地富一样被抓起来进行游村批斗、带高帽子，逼迫他交出金银。67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九点钟左右，方兴田和其他地富一道被关在金方老祠堂的戏台上，在红卫兵们的监督下在各自扎高帽子，准备到各村带高帽子游行、批斗，当时正好木匠方文联在戏台上为本村碾屋做木工，九点钟左右是看守交接班的时候，方兴田在被人未注意时，拿走方文联请来帮忙的木匠徐以主动徒弟的凿子，到戏台里面的柱子旁，把凿子抵在柱子上，自己的颈脖子顶着凿子口上自杀，等被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凿子已刺破了喉管，人们才把他的凿子抢走，当时并没有死，立即就把他抬回家中，因他不肯治疗，过来一个星期才死的。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方兴田属于自己有一般历史问题自杀，不属逼供讯所致死，无追究他人责任问题。特此报告。调查人：徐显明徐金彬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九日经党委审核，统一调查人意见86.4.16 ---普通人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作者：孙陇

#文革 #地主斗争 #历史事件

5个月前

文化屠夫向小说开刀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乾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戏迷对戏剧宣判死刑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都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摘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化屠夫 #大清洗 #个人崇拜 #小说 #毛泽东 #文化革命

5个月前

与中华建筑古迹为敌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份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份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说：“青岛、长春最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摘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华建筑古迹 #文化大革命 #中共政策 #历史遗迹保护

5个月前

编程随想：四·二七大游行 ★学生组织的筹划 ◇427大游行的决策据《天安门对峙》一书的记载：4月25日晚，临时学联（高自联）的各校代表齐聚政法大学的某教室开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官方正好通过中央电台广播“426社论”。于是各位代表暂时中断开会，听官方广播。听完之后，代表们都很愤慨，经过投票，决定在27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抗议官方的社论。　　据官方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记载：高自联在当晚23点发出通知：27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4.26社论》。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26日）上午，临时学联（高自联）在政法大学主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有1500~2000多学生和50~100多中外记者参加。在招待会上宣布了如下几项内容：正式对外宣布临时学联（高自联）成立本学生组织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采用“和平请愿”的斗争形式。提出三项要求 1. 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 2. 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42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 3. 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道歉。因为新华社对“420事件”进行了歪曲报导，违反了新闻报导真实的最基本原则。宣布427大游行游行的目的：向全国人民表明，七条要求不是动乱。游行的统一口号是： 1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2 民主万岁 3 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 4 维护宪法 5 爱国无罪 6 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 7 人民万岁 8 稳定物价 9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0 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游行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俺稍微解释一下上述这些口号：这10条口号其实是很有讲究滴。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口号跟朝廷官方的宣传口径是完全一致的。高自联的领导层精心选择这些口号，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朝廷栽赃，说学生们搞动乱。 ★朝廷高层的应对俺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介绍了朝廷密探的神通广大（学生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卧底）。对于临时学联（高自联）要搞的大游行，朝廷自然很清楚，并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应对427大游行。 ◇调部队进京根据《天安门文件》记载：为了对付这次游行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这是六四期间，第二次调动正规军进京（第一次是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 ◇封锁道路除了调动正规军到广场周边警戒，朝廷还调动大批警察在关键路口设置封锁线，以阻止游行队伍通过。第1道封锁线在中关村路口、第2道封锁线在人民大学南侧、第3道封锁线在白石桥。其它几道封锁线设置在市区的一些路口。 ◇向学生领袖施压为了瓦解这次游行，几个高校的领导分别找各自学校的学生领袖谈话，要求他们取消这次游行。周勇军作为当时高自联的轮值主席，成为重点谈话对象。校方的人采用车轮战术，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不断问他类似的问题：你个人能够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安全负责任吗？一直僵持到了晚上，周勇军终于动摇，他对官方的人说，就算他同意取消游行，但他这个主席没有权力推翻高自联委员会的决定。于是官方就让周勇军写一个纸条，表明个人的态度（同意取消游行）。周写完纸条后，官方人员又让他写上亲笔签名。　　到这是已经是深夜时分。为了让各个高校的学生代表看到周勇军的“手谕”，北京市政府派出一辆专车，以飞快地的速度辗转各个高校，每到一个高校，就叫上该校的学生代表，把这张纸条给学生代表过目，然后跟学生代表说，高自联已经取消游行。一直折腾到凌晨，几乎每个高校的学生领袖都看到了字条，不少人以为游行被取消了。 ◇朝廷的企图为何落空？虽然朝廷软硬兼施，企图把427游行扼杀在萌芽之中。但到了27日上午，还是有很多高校的学生上街了。为啥会这样捏？俺认为有如下原因： 1. 低估了学生上街的热情　　朝廷以为，只要搞定了高自联，使其发布取消游行的通告，学生就不会上街了。显然，朝廷低估了学生们愤慨的热情。俺在前一个帖子已经介绍了，很多大学生对"426社论"相当反感。这种反感自然转变为上街示威的动力。　　更加令人敬佩额的是，很多学生上街之前，已经写了遗书。因为当时盛传朝廷要武力镇压游行，而且426社论的口气很强硬，所以不少学生都作了流血甚至死亡的准备。 2. 高估了高自联的能力　　要知道，高自联是23日晚上才成立的。到26日上午开记者招待会，宣布427游行，也才只有2天多时间。这样一个刚诞生不久的组织，对北京高校的学生还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打个比方，当时的高自联只能起到“油门”的作用，但无法起到“刹车”的作用。所以，周勇军那个取消游行的“手谕”，是无法阻止大学生们上街滴。　　另外，某些高校的知名度较大（比如：北大、清华），未必甘愿被高自联领导。这些高校的学生领袖虽然看到了周勇军的字条，以为高自联取消了游行，但他们还是想单干。 ★总结 ◇427游行的人数关于那天上街游行的学生人数，各方给出的数字，出入很大。　　官方给出的数字是3万学生参加。这个数字是从各个高校上报的数字汇总的。实际上捏，每个高校的领导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都有意缩小上报的人数。　　有人在长安街根据游行队伍通过的时间，以及游行队伍的人数密度，估计了一下，总人数大约10万左右。　　《天安门对峙》一书称：估计有20万人参加了游行，超过100万的民众出来欢呼和支持他们。《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称：参加游行的学生约10万人。 ◇各方的评价如果光从参与的学生人数来看，427游行并不是“六四运动”中最大规模的——后来5月份的几次游行，规模都远超“427游行”。但427游行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而且规模和影响程度也大大超过了此前的几次游行，所以很多亲历过北京六四运动的学生，对427游行的印象很深（第一印象总是很深刻）。　　除了人数创新高，俺觉得427游行还有如下特点： 1. 北京市民的大力参与和支持 2. 游行队伍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3. 用温和的方式突破官方的封锁很多海外媒体对427游行的评价也很高。香港《明报》在次日（28日）的社论中是这样评价427游行的：將來的史學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運〕稱為『四二七運動』，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并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摘自《八九民运史》）　　连公安部内部人员都说：今天的学生游行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显得冷静而有策略；所提口号有策略性，游行中尚未发现横幅或标语中有反动内容；行动上不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摘自《天安门文件》）图1：横幅标语：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文选》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邓小平文选》图2：横幅标语：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邓小平）图3：横幅标语：天安门事件涉及这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邓小平编程随想注：这是老邓评价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图4：横幅标语：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

#编程随想 #四·二七大游行 #学生运动 #民主抗议 #天安门对峙

5个月前

427大游行 4月25日晚饭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提前播出了按邓小平的原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26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饭罢，中国人民大学五千多名学生走出校门，强烈抗议刚刚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并到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去声援罢课。 4月26日， “临时学联”在中国政法大学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大标语写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两千多名学生，上百中外名记者参加了这次会议。高自联主席周勇军说“《人民日报》社论是造谣诬蔑，只能激化矛盾，是政府压制学生。社论把我们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动乱，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都帖出了“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27日上午八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干粮”。 4月27日，早晨八点多钟，北大约三千人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一路不断汇合的有：清华大学、北方交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政法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政治经济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广播学院、北医大口腔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班等，38所高校的五万多名学生的游行队伍汇合。游行队伍到长安街后，群众队伍就加入了，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学生两则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主要口号、标语、横幅有“拥护共产党，维护宪法！”、“拥护社会主义！”、“减轻农民负担！”、“和平请愿，拥护改革，反对腐败，惩办官倒，反对暴力，新闻自由！”、“请愿，不是动乱！”、“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提高警察工资待遇！”、“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采。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到六部口的时候又碰到上千人军警手拉手组成的第六道封锁墙，千万群众有节奏的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后又喊“加油！加油！”，相持40分钟，群众带头冲过封锁线。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已经被军队占领了，停满了军车，到处是军人。上面传来迅速通过广场的通知，学生游行队伍在纠察队的指挥下，又冲过一道军警封锁线，没进入广场向东前进。队伍走到安定门立交桥时，围观的群众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楼群到大街，比此呼应。路过的车上，有人朝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汽水、冰棒、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护送，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路过立交桥上不断有人向游行队伍撒面包，路过送水、送啤酒的络绎不绝。游行队伍共冲过八道军警封锁线，游行持续15个小时，行程60多公里，队伍走到五道口时以是零点。评论：“四二七”大游行是八九民运中最成功的一次游行示威。面对中共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学生们没有畏惧；面对大批的军队警察，学生们没有畏惧；成功的继续举了游行示威。“四二七”大游行是把学生和民众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学生为民请愿，民众支持学生，共同冲破中共军警设立的六道封锁线，把纯粹的学生运动启蒙成了全社会的民主运动。游行中的学生是机智勇敢的，面对民众他们喊口号“妈妈，我们没有错！”，面对中共他们喊口号“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军警他们喊口号“提高警察的工资待遇！”；用宣传战瓦解了军警的防线，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面对天安门广场大批“守株待兔”的军队，他们迅速通过广场继续东行，圆满完成了游行任务回到学校。之所以取得“四二七”大游行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了“团结学生会”、“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临时联合会”、“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等学生组织，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包遵信在北大第17次民主沙龙上说“四二七大游行，宣布长期家长制应该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几十万大学生上街游行，组织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口号目标那么明确，而且非常有策略，这是很有水平的。它的规模超过了五四”。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把4月27日规定为“中国青年节”。 4月28日，“临时学联”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由20多所高校80多位代表出席的会议，肯定了27日大游行的胜利，并讨论商定，将“临时学联”改为“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撤消周勇军主席职务，由吾尔开西继任主席。决定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高自联”名义，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专业性艺术院校、外语学校明天可以复课，其他学校罢课到“五四”，是否游行，看政府的态度，争取“高自联”的合法地位。 ... ---六四：八九民运十件大事/任诠图1：学院路游行情景。（六四档案图）图2：1989年4月27日学生大游行，当局调动数万军警在中关村、白石桥、车公庄、六部口等处拦截学生队伍，学生在逾百万·民众支持下，突破一道道军警拦截线。（六四档案图）图3：38军官兵军车在天安门广场陷入人海。（六四档案图）图4：427大遊行，抗議426社論，上百萬北京學生和市民參加。

#427大游行 #反对动乱 #罢课抗议 #学生运动 #民主诉求

5个月前

1979年，北京一处公共汽车停车场的中国民主墙，墙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批评政府、抒发民怨的“大字报”。刘香成摄影

#中国民主墙 #大字报 #政府批评

5个月前

1958年8月，50年代实行全民皆兵（民兵组建）活动，松江城东乡民兵大队集会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城东乡。摄影：吴四一

#民兵 #集会 #1950年代 #松江 #全民皆兵 #历史照片

5个月前

成都：血战三日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成都 #民主化运动 #反腐败 #反官倒 #不平等现象

5个月前

高校学生对社论的反应——强烈反对从4月15日胡先帝驾崩到4月25日，学生运动已经持续了10天，而且老胡的追悼会也已经开过了。参与运动的学生中，真正的积极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退。而且到了4月底5月初，那些应届毕业生也要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所以，追悼会开完的三天（从4月22日到25日），学运慢慢趋于和缓。上街游行的人数变少，大字报也变少。如果没有426社论，或许会像86学潮那样，渐渐归于平静。　　但是捏，26日的这篇社论，突然把大部分学生给激怒了。当时的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不但反腐反贪是爱国的表现，争取言论自由也是爱国的表现。但是朝廷却把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这让人情何以堪？所以，这篇社论一下子就激发起大学生上街的热情和继续抗争的斗志。 ◇大字报很多高校的学生听了2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彻夜赶制大字报并贴了出来。根据官方的说法（参见《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5页），北京58所高校全天共出现1270多张大字报——俺真的很佩服当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很佩服朝廷的爪牙彻夜统计大字报的敬业精神（当一条走狗不易啊）。 ◇示威游行除了贴大字报，全国各地的很多高校在25日夜里就上街游行。（以下摘自《天安门文件》）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其中尤以长春的规模最大。我们摘录中共吉林省委二十五日二十三时五十分的报告：今晚十八时三十分以后，吉林大学等院校约三千名学生从长春市主要等街道游行到省委门前静坐，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现在，学生们仍在省委门前静坐。据游行学生反映，他们所以上街，是今晚听到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次运动为“动乱”，感到很受刺激。他们一边谩骂《人民日报》社论，一边高喊“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口号。长春市中心的斯大林大街中段的交通堵塞了，机动车辆无法行驶。游行队伍到省委门口后，口号声响成一片，要求与省委书记对话，高喊：“何竹康，出来！” 围观的群众多达一万多人。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很多大学生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之后，学运被推向新的高潮。可以这么说，“426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的第二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老胡逝世）。 ---编程随想：各界人士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

#学生运动 #胡先帝去世 #毕业生

5个月前

编程随想：“四·二六社论”出笼的经过 ★4月22日，老赵提出三原则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几位朝廷要员（老赵、李鹏、杨尚昆...）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老赵当着几位朝廷高官的面，向老邓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并得到老邓的认可。既然老邓认可了，在场的其它几位高官也无异议。以下是赵紫阳的三条原则： 1. 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2.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3.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俺个人觉得：如果当时的朝廷严格按照这三个原则处理学运，后来就不至于发生血腥镇压的惨案了。 ★4月23日，老赵出访朝鲜按照原定计划，老赵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出访北朝鲜一周。以当时的政局，老赵有理由推迟出访。早在新华门事件（4月20日）的时候，副总理田纪云（改革派骨干）就曾力劝老赵推迟访问。但是老赵坚持按原定计划去北朝鲜。为啥捏？俺觉得有如下原因： 1. 老赵低估了学生的热情——他认为追悼会之后，学生的热情会逐渐消退。 2. 当他提出的三原则被老邓认可之后，他更加觉得，事态会很快平息。 3. 他低估了保守派的阴险（后面会提到）。老赵走了之后，排名第二的总理李鹏就名正言顺代理主持裆中央的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监国”）。这样一来，李鹏就有机会从中搞鬼。别看李鹏长得傻，政治手腕很会耍。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地搞了一下。 ★4月24日，李鹏彻夜开会 ◇北京市委挑头就在老赵离开京城的第二天上午，北京市长陈希同找到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两人的对话如下。请注意，陈希同首先使用了“动乱”这个关键词汇。陈希同：锡铭同志，全市高校统一的非法学生组织昨晚成立。这场学潮已公开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学生组织来领导，这是公开的反动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场动乱。李锡铭：事态的确已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关于北京的局势，我们是否专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一次？陈希同：要不，我们先找老领导万里汇报一次，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李锡铭：那就请你与万里同志通个话，越早见他越好。（上述对话摘自《天安门文件》）《天安门文件》一书还提到：李陈二人在下午15点去人民大会堂找万里，让万里拿主意。万里这个人，在经济方面是改革派（主政安徽的时候，搞了很出名的“包产到户”），但政治方面像是墙头草（后续帖子还会提到万里的这个毛病）。再加上万里当时是人大委员长，属于无实权的花瓶。所以当李陈二人找到他，让他拿主意的时候，万里就把皮球踢给李鹏（毕竟李鹏是监国嘛）。李鹏接到万里的电话——简直求之不得——当即提出连夜召开碰头会。另据官方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1页）记载： 2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汇报了面临的严峻形势。 16: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 这几天学潮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大规模闹事的既成事实和继续扩大闹事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造成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李陈二人在15点找万里谈完之后，16点就赶忙开了北京市委的常委会。之所以如此紧锣密鼓，就是要赶在晚上的政治局碰头会之前，先得出一个结论（会议纪要），然后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说事儿。 ◇李鹏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当晚20点，李鹏主持政治局碰头会。据《李鹏日记》记载，主要有如下朝廷大员参加：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政治局常委）、杨尚昆（政治局委员、八元老之一）、万里（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宋平（政治局委员）、李锡铭（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丁关根（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希同（北京市长）、李铁映（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等。　　李鹏一上来的发言就给会议定了基调：今天主要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众所周知，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几十所高校学生已由写大小字报、上街游行、罢课发展到公开成立非法学生组织，极少数人操从并利用了学生，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接着，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这两班人马，纷纷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下面是俺摘录自《天安门文件》的部分发言，粗体是俺标注的，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李锡铭：几乎所有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反映在校很孤立，一些学生会被污称为“伪学生会”。相反，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都理直气壮。总之，邪气已经压倒正气。陈希同：这次学潮涉及面之广、参加学生之多、情况之严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到目前为止，首都已有三十九所高校近六万名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演讲，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连，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可以说，首都的学潮已经由原先学生自发悼念耀邦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动乱。何东昌：这次学潮几乎已波及到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所在的高等院校。无论从大字报的内容，进行的口号，以及罢课，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其目的就是煽动闹事，制造动乱，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李铁映：教委到今天为止已发了四个通报，目的就是稳定全国高校的局势。看起来杂度很大。有可能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姚依林（编程随想注：此人是陈云亲信，保守派骨干，当今政体红人王岐山的岳父）：这场学潮发展到今天已经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已经演变成一场动乱。一定要尽快予以揭露，向全社会特别是学生认清其真相，要明确表明中央的态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鹏还特地提到了人大博士生的大字报：我昨天看到的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很赤裸裸，是公开的向党挑衅。我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会议结束时，李鹏向杨尚昆建议：尚昆同志，您是否徵求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请他老人家听听一下常委的汇报？杨尚昆说：我去跟小平说，争取明天上午到他那里去。为啥李鹏急于汇报给老邓捏？就是想获得老邓对“动乱”这个定性的首肯。 ◇俺的点评 1. 为啥李鹏及北京市委的态度，变得这么快？老赵是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去朝鲜访问。在老赵离开之前，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并没有提出“动乱”警告。当时的朝廷高官对于老赵的三条原则（温和处理）也没有异议。为啥老赵离开才半天，北京市委的李锡铭和陈希同，以及国家教委的李铁映，就把学运上纲上线，提升到“全国性动乱”的高度？难道23日那天有什么震撼性的事件发生吗？　　大伙儿不妨回顾一下前一个帖子。在23日那天，只有一件事情值一提——那就是北高联在23日晚上成立。难道说，成立一个学生组织，就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动乱的风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伟光正的统治也太脆弱了吧？　　所以，23日民间发生了啥事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官方发生了啥事儿。那就是——23日下午老赵离开北京，李鹏临时监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李鹏以及北京市委为何在24日突然做出这么多动作。 2. 为啥政治局委员会被误导？　　对于这个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提了他的看法：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针对老赵的说法，俺再补充一下。在23日当天，北京出现的大字报很多（估计成百上千），真正激进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北京市委以及李鹏，故意把那些最激进的大字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来说事儿。这是一种典型的忽悠手法——选择性披露信息。举个例子：如果你熟悉 CCAV 的“新闻联播”，应该晓得“新闻联播”惯用的伎俩是：对内报喜不报忧，对外报忧不报喜——这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披露信息”。通过这种手法，可以有效误导信息的接收者 3. 为啥改革派官员没有提出异议？参加碰头会的人里面，至少胡启立、田纪云、万里都可以算是改革派的官员。为啥他们没有提出质疑捏？俺来分析一下。前面说了，“选择性披露信息”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不排除某些改革派官员被其误导。另外，即使当天参会的改革派官员没有被误导，也很难对北京市委的材料提出质疑。为啥捏？首先，改革派官员缺乏自己的消息渠道。而北京市委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北京市国安局）。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北京市委可以人为夸大事件的严重性。其次，胡启立和田纪云等人，相比姚依林和李鹏，无论是职务还是资历都不够。而伟光正是很强调等级森严滴。所以他们即使没有被误导，也不方便在会议上提出质疑。 ★4月25日上午，老邓拍板定调 ◇邓太上皇的御前会议 25日上午9点，几名朝廷大员准时在老邓家中会合。在本系列中，这已经是邓太上皇第三次在自己的寝宫召集帝国重臣开会了。为了省事儿，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会议纪要。请大伙儿仔细揣摩保守派官员的发言，尤其是俺标注粗体的地方。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李鹏首先代表政治局常委汇报：小平同志，根据形势的发展，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常委听取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胡启立：这次学潮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编程随想注：胡启立的发言中不提“动乱”二字，也相对客观）李鹏：游行呼喊的一些口号和大字报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您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程随想注：这是激将法）邓小平：说我垂帘听政呢。李鹏：还有的公开要求政府下台，胡说什么要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非法学生组织。（编程随想注：关于普选和修宪，触及了老邓的底线——四项基本原则）陈希同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李鹏：这些非法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指使。李锡铭：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说是方励之的老婆。陈希同：我们已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实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的身份和背景。李鹏：目前北京已发生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事件，长沙、西安出现了“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武汉也已多次发生学生在长江大桥游行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常委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快予以制止。接下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常委碰头会的原则意见。随后，邓小平示意陈希同谈一下北京市的情况。陈希同：我向小平同志报告一下这两天北京高校的情况。二十三日以来，北京己有四十八所高校六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这次罢课有四个特点：一，制造舆论，寻求社会支持。二十三日以来，有四十二所院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争取中间派学生及教职工支持。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院校的学生集中在教学楼、操场讲演、游行，主要是要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口号。（编程随想注：特地强调“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典型的激将法） ......（编程随想注：陈希同说了一大通，考虑到篇幅，后面省略）姚依林：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杨尚昆：确保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非常重要，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快坚决予以揭露。最后，邓小平作总结性发言（编程随想注：请注意最后一句话——老邓已经同意【动乱】这个定性）：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以上就是御前会议的简单纪要。 ◇俺的点评 1. 老邓为啥态度转变？　　22日的追悼会上，老赵向老邓提出了三条原则（温和处理），老邓表示同意。为啥到了25日（仅仅过了三天），老邓就同意了“动乱”的定性捏？　　在本系列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邓的意识形态——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 　　在邓家开会时，李鹏等人故意挑选一些大学生的过激言论，说给老邓听。正是这些言论戳到老邓的痛处，触动了他内心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老邓才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意“动乱”的定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邓在文革期间饱受红卫兵摧残，他大儿子邓朴方也是被红卫兵搞成残废。所以，邓对学运抱有某些天然的敌意（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红卫兵的迫害）。 2. 陈希同到底有没有责任？就在上个月（2012年5月），香港出版了《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在此书中，陈希同极力为自己在六四期间的言行辩护，并把很多责任推到李锡铭头上（反正李锡铭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按照陈希同的说法，当年李锡铭是北京市委书记，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官比他大，很多决定都是李锡铭策划滴。　但是俺认为：陈希同和李锡铭两人，对于“426社论”的出笼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24、25日这两天，陈希同甚至比李锡铭还要活跃。没有这两人从中掺和，光靠李鹏是无法把学潮上升到“动乱”这个高度的。所以，李鹏是426社论的主要责任人，而陈希同和李锡铭则相当于李鹏的帮凶。 ★4月25日下午，社论正式出笼邓家的御前会议开完之后，李鹏一刻也不耽误，立即让曾建徽（真理部副部长）执笔起草人民日报社论（传说中的“426社论”）。为了忠实体现太上皇的讲话精神，直接拿太上皇的最后一句话“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做社论的标题。另外，在社论中还原样照搬了太上皇的讲话，比如这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就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CCAV）通告全国，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日人民报》头版头条。至此，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终于出笼了！

#四二六社论 #学潮 #胡耀邦追悼会 #赵紫阳 #邓小平 #中国政治

5个月前

寒山：无产阶级领袖刘少奇与小资产阶级女性王光美在王光美之前，刘少奇有过5次婚姻，前一个妻子和刘结合时只有17岁。刘和王相差23岁，当时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而王是一个刚刚由“组织”安排到延安的翻译，甚至连延安整风都没有参加过，除了年轻漂亮受过高等教育以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更不用说具备 “共产党员的修养”了。虽然王还不是党员，但中共所有高级干部对她都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尊敬。她第一次到刘少奇的窑洞，是朱德夫妇带去的。现在我们知道，朱德夫妇是有意为刘作媒，特别是因为刘刚刚离婚的前一任妻子也是他们介绍的，但没有和刘处好，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对刘有这个义务。而朱德的介绍看来也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党中央以组织的身份立刻就介入了。当王第一次单独去了刘的窑洞谈话但刘还没有表示出“那个意思”的时候，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等国统区回来的中央要员，在这个场合连党员都不是的王光美竟然不但被邀请，而且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桌，听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王说，到了这时她才知道刘少奇“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中央代理主席。”这当然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当刘少奇对王光美表达了“那个意思”之后，王提出要了解他个人的历史，刘让她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王光美提出要了解他的婚姻史，刘让他去找邓颖超。当王光美找到安子文时，她说安的口气听上去似乎她“已经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了”似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刘少奇对他的兴趣的背后，确实有整个中共中央的组织机器和人事关系在起作用。因此，这样的婚姻，决不是什么纯粹私人性质的问题。刘少奇和王光美之间的婚姻其实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婚姻的一个缩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口口声声讲阶级成分，讲思想改造，讲男女平等。但看一看他们的婚姻对象，有几个是出身工农、经历生死考验或是吃过苦？又有几个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相反，他们看中的都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即使不说家庭出身，她们本人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刘少奇是中共组织工作领导人，思想改造的倡导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而王光美连党员都不是，但刘竟然一见之下就不但产生了“那个意思”，而且还利用他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权势去达到目的，不要说“共产党员的修养”，连起码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警惕性都没有了。而中共中央机关竟然也就不但对王敞开大门，而且竭力促和她和刘的婚事。中共的革命不但自称是“改天换地”或者“开天辟地”，要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彻底决裂，但别的不说，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婚姻，人们就不难明白，这个革命其实是历史上两性关系中最恶劣形式在20世纪的重演：身居高位的男人利用权势排斥男女关系中的自然竞争，确保自己获得年轻漂亮的女性，为此甚至不顾自己政党所提倡的最起码的政治教条。作为有魅力的女性，常常是还没有和“革命”相结合就被领导革命的男人结合了。当这种婚姻和男女关系在高层领导人中成为常态并受到“组织”的默许甚至纵恿时，人们还能指望这样的革命能实现它所许诺的“平等”吗？

#刘少奇 #王光美 #中共历史 #婚姻 #无产阶级领袖 #小资产阶级

5个月前

曾伯炎：右派惨受株连的妻儿们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中，体制内，不受敌视，却受歧视，不入五类，仍属另类，不受监视，也受内控，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政治生命第一，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压，历朝皆无，亘古鲜有：那讲“亲不亲，阶级分”的年月，逼亲人的亲情，要变敌情，不反目成仇，认亲为敌，便成反党同流。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磨难了。由此而夫妻龃龉、父子成仇，千古畸态，几成常态。柔弱女子，能不身体与精神皆伤痕累累吗？因此，打击一个右派，受此打击株连者，还有右派的妻儿，以及父母兄弟姊妹，被奴役的精神创伤，至少是大于右派4倍5倍的打击面了。能遗忘右派妻儿与亲属的苦难吗？我在牢里21年所见，出牢这30多年所闻，心灵上，挂满右派妻儿们的血滴，与亲属的泪痕，翻捡出故事，应是反右运动灾难的一部分，届此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倾述于此，留作识家作信史，简明概述如下： 1，糜文伟，他是重庆巿检察院打的右派，出身北平朝阳学院抗战时迁北碚的正阳学院，因学法，被巿公安局长刘明辉选作秘书。刘调任云南省长，他留检察院，在那众多由军队转业公检法来掌刀把子的，当然瞧不上眼糜文伟这臭知识分子，不仅他出身渠县士绅家庭，受歧视，还有大学文化，也遭妒忌，加上他背过民国的六法全书，讲依法办案，与别人按上级指示办事，自然矛盾，反右运动一来，那右派帽子，自然落在他头上。他被劳教，他妻子承受不住这晴天霹雳的压力，怀抱婴儿，跳嘉陵江自杀了。她这种被政治运动浪潮卷去生命的悲剧，在反右之前的那土改、镇反与三反、五反运动，早就是常见现象了。几十年后的2007年，我到彭山去访退休的老糜，80岁了，孑然一身，唯在电脑上寄托日子。 2，张先痴，湖北黄岗人，少年从军，参加凉山剿匪，实是镇压彝族土改称民主改革引起反抗。结束后，他有文才，转业南充巿文联，与军队医院护士结婚，婚后不久。张先痴划右派劳教，其妻丧失工作。领着孩子依附成都婆母度日，艰困中，遇新疆农垦局招工，需文凭，她用张先痴之妹的文凭，工作去了新疆。当年，8000湘女赴新疆，即为王震的新疆建设兵团调的配偶，招张先痴年轻妻子到新疆，也是安排军人婚姻的设计，她被介绍给农垦军人，推辞再三，巳婚那难言之隐若说出，一定失去工作。无奈只得屈从。婚后，又为军垦的军人生了儿女。但是，文化革命中，终于暴露她曾是右派妻子，挨的斗受的罪，不言而喻。 20年后，张先痴改正右派平反反革命出狱，回到南充巿文联，与当地杨女结婚生子，前妻在疆已居孀，却成了创业成功人士，张先痴再婚生的儿子无法就业，仍到新疆在其前妻企业获得工作。这么曲折的右派悲喜剧，比鲁彦周写的《天云山传奇》更传奇了。张先痴写在他《格拉古轶事》纪实的首章，读来催人泪下。

#右派 #株连 #歧视 #政治 #人性

5个月前

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学的民主墙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64memo）

#胡耀邦 #中共官场 #民主墙

5个月前

毛泽东时期的群众集会 ---深圳博物館 Shenzhen Museum 深圳改革開放前歷史展廳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y Anti-Western Culture

#毛泽东 #群众集会 #深圳博物馆 #深圳 #改革开放 #历史展览 #反西方文化

5个月前

1966年冬，新五公社开展大规模整治低泖田河道工程。拍摄地点：松江县新五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1966年 #冬季 #整治工程 #低泖田 #河道工程 #松江县 #新五公社 #吴四一

5个月前

1958年12月，实行“军事化”劳动组合，一度生产队男女社员分别寄宿并组成班、排，图为队列集体出工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城东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军事化劳动 #生产队 #集体劳动 #松江县 #1958年

5个月前

1958年冬，50年代后期由于“浮夸风”形成的“放卫星”高产田，社队干部为应付上级检查，不得已将亩产1127.5斤改写作“11275斤”。拍摄地点：松江县亭林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浮夸风 #放卫星 #高产田 #亩产

5个月前

台湾方面的史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948年8月18日，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传唤 “职业学生”。南京一共传唤了147名，北平一共传唤了250多名。这些职业学生，实际上都是假学生，基本上都是些社会青年，他们领了在野党的钱，专门干“游行示威”的工作、借以糊口谋生。所以，他们被称为“职业学生”。为什么“革命”？这群“爱国学生”的答案是：为了钱。 ---冯学荣《为什么革命》

#中华民国 #职业学生 #游行示威 #爱国学生 #革命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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