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1个月前
农会的发明的四队 1927年之前南方的土改期间叫打土豪分田地,有一件重要的发明叫做戴高帽游街,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四十年后,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三、四十年代北方的土地改革中又有许多新的发明创造。 1、听房队: 为了揭清地主的底细农会专门组织积极分子人员深 夜到地主家院内窗下偷听地主家人在说些什么话?计划如何对付农会和土改工作队,有无掩埋浮财,这是听房队的工作。一次在一户富农家偷讯息,这家人夫妻俩人有三个孩子,经济困难,他夫妻两人经常因穷困吵架,一天他妻子娘家送来十几斤红薯,孩子们都忙着想吃,她丈夫说:先送给我父母几块红薯,妻子不高兴的说:天阴沉沉的,马上会下雨,你给他们送红薯干啥?于是他们就吵起架来。 听房队听到阴沉沉的天这句话,如获至宝,说: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女人说阴沉沉的天是反动言论,于是向农会汇报,农会就组织大会批小会斗,这个妇女实在受不了啦,就喝农药自杀死亡。她丈夫很后悔,第二天上吊自尽了。留下三个孩子,11岁、13岁、15岁;好歹他们生活还可以自理,但是邻居们提到这件事情都骂听房队,这是共产党的一大发明,至到20年后我听到此事时,给我说这件事的人仍然咬牙切齿的说:”听房队最坏良心。” 2、打狗队: 地主家一般养狗,为了扫清对听房队的干拢,总会组织专门人员白天把地主的狗打死。叫做打狗队。打狗队千奇百怪,打死地主家的狗、是为了方便去地主家偷听消息。我们高林内守墓家人养了四只大黄狗,全被打狗队的人打死了,他们为了盗墓方便,怕这几只狗影响他们盗墓动作。 3、闻香队: 地主家浮财未尽,还在吃好的,炒菜必然散发出来香味,农会组织专门人员到地主院子里去闻炒菜的香味,根据闻到的香味顺藤摸瓜,找出正在“享受”的地主进行处理。在河南滑县有一六口人之家,其丈夫抗日战争中阵亡,其妻四十多岁领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1岁,家中有80多亩地,她租给别人耕种,收租为生,当地许多人都会同情她,在土地改革时她被划成地主成分,等可遭了塌天大祸。有一天她把油罐中的油给孩子炒了一次菜,被闻香队发现了,开她的斗争会,用尽了各种折磨,最后把这个寡妇婆双手捆起来扔到河里淹死了。四个孩子哭成泪人,至今尸体都没有见到,这四个孩子生活无依知靠讨饭为生流亡到山西,直至80年代才回到原籍,这是1962年当地农民告诉我的事例。 4、抹油队: 这个队最为新奇,如果地主家还有好的衣服,当他们穿出来的时候,抹油队上去,给他们抹上一些大车油,大车油不是植物油也不是动物油和矿物油,现代的人很少见到过。黑如沥青,做为旧时农村大车润滑用的,那时的大车轮子没有轴承,多半是用枣木等硬木做成的滑动轴套、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经常需要润滑,大车外出上要带上个瓶子,装入润滑油随时使用。也因地制宜的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一家地主,过年时外婆送给9的孩子两件新衣服,孩子穿上很高兴的去学校,在路上正巧遇到抹油队,他们把小孩的衣服前后抹的都是黑油,小孩哭着回家了。这件事情村民们感到很不服气,人口皆碑,把抹油队这种坏作风宣传的很广泛,时间也很长。民众一致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那时农村有人对这四个队做的歌谣: 四大奇举 天苍苍夜茫茫, 听房队四处猖狂。 立奇功逼人命, 如虎似狼。 风呼呼雨哗哗, 打狗队叫呱呱。 狗的特点保主人, 打死他没良心。 日落西山月半圆, 太空乌云难见天。 抹油队真奇见, 发明者羞在人间。 ---高耀洁:留下惨痛的往事 中国人都该记住
朱韵和
11个月前
自1952年1月开始搞五反运动,半年后草草收兵,没有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的情况下,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阻遏以及经济规律抵抗之后,仍不以为然、一味蛮干。 从最根本的、最高的 层次来说,认为工商业的世界观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为了有钱才需有权。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更感到生活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绝对的最后抗议。当时“自杀”成了一种普通行为。 有文献报导: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病者,即不下万人。医院是最忙碌的单位,内科、外科抢救自杀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诊中风、神经病人成了急诊大夫们最大的任务。 自杀方式,以跳楼、投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吊死者3---5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死亡,跳黄浦江死者更多。有人说中国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死亡人数在25万以上,从官方查不到具体的死者数字。当地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发出爆满。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庭找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
朱韵和
11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老干部进城后,掀起—个离婚高潮,继而迎来了再婚,娶个年轻、漂亮的城市姑娘。但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顺利,其实闹出许多笑话和悲剧。离婚首先是社会风土人情看不惯的。夫妻离婚、子女离散、遗弃老人,世人视为大逆不道。再娶个年轻城市女子,夫妻生活有相当差距,家庭多不美 满。年轻、漂亮的女子只是贪图生活上的享受,由于老年夫君性格、生活习惯与自己的差异,她内心产生厌恶情绪,暗中勾结情夫,闹出不少哄动性丑闻,一时成为人们的笑谈资料。例如: 一个叫凤玉(化名)的城市女子,出生于小商贩家庭。她读过初中,自16岁就开始谈恋爱。她人很自负,自以为个人条件好,长得比较漂亮,身高1.62公分,鸭蛋圆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讨人喜欢。因此找对象条件变化多端,找一个男士谈几天或一段时期,不行就吹了,再找一个······。 在15年时间内,不知道谈了多少男朋友,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凤玉快30岁时,在一次舞会上遇到这位年已40多岁、离过婚的、有实权的处长,处长对她一见钟情,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就结婚了,婚礼办的非常排场,凤玉很高兴!婚后不久,因年龄、性格、生活上的差距,貌合神离,凤玉内心深处非常痛苦。 不久凤玉的旧病复发,婚外情人又出现了。婚后生活十几,她生了两男一女,孩子们已到入学年龄。凤玉恶习依旧,在单位弄的人人皆知,成了出名的风流女人,唯有处长被瞒在鼓里。但社会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处长出差提早回家了,正遇到凤玉与老情人在床上作乐。处长并没有发脾气,只让那个男子写了个字据,离婚。三个孩子全要求随爸爸生活,这位处长非常作难,凤玉无奈只得外走他乡。这是老干部找年轻风流女人的结局,不是重婚,实际胜似重婚,比重婚还复杂和恶心。凤玉的行为人们议论纷纷,有个民谣: “凤玉歌” 凤玉凤玉,如金似玉。 光芒四射,貌似美丽。 内含败絮,表里不一。 作风淫乱,人格可耻。 在这个时期,离婚、结婚、重婚、婚外情多不胜举,政府颁布婚姻法。谈到婚姻法,一位政法学院毕业的小随,在一所大学学法律,宣传婚姻法当然是主力军。小随老师说: 中国婚姻法无法宣传,毛主席就犯了三次重婚罪,谁敢公开的说出来呢?他有原配妻子罗大秀,没有离婚就娶了杨开慧,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和杨开慧离婚,就又娶了贺子珍,贺怀了10次孕,成活了一个女儿;没有和贺子珍离婚又娶了江青(原名李云鹤),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人所共知毛泽东公开的婚姻史,他还有许多半明半暗的情妇们,陪睡丫头们和他糟蹋过蹂躏的女人们,无可计数。毛泽东一生占有过多少女人?谁敢给他揭出来呢?他虽然没有称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存在的,还有暗中的私生子,谁知有几百人。彭德怀愤怒地当面批评毛泽东:你己是共产党的领导了,还有三宫六院,嫖娼宿妓!怎样向历史交待。 什么婚姻法,难道说婚姻法只让民众遵守吗?掀起各级老干部闹离婚,结新欢的风潮,正是上仿下效的表演,有何怪哉! ---高耀洁:老干部们离婚的奇葩事
朱韵和
11个月前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其主要的原因,那时毛泽东认为镇反远不彻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大有人在。于是,从1955年7月起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该运动简称 肃反。 肃反的条例中没有界定究竟何行为是“反革命”,只笼统地提及“反革命罪”,所以,凡是当时被有关官员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就可以定“反革命罪。”至于什么是恶霸、什么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的“民愤”更是离谱得不着边缘。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官员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早在运动开始之际,很大部分地区就就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情况。加上以下他们自制的非法的三条规定,更加重了“审判”官员的主观意断、为所欲为。 1、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量的逼供信、体罚等各种残酷的手断按他的计划完成招供,这就是可谓屈打成招,这种事太多了,特别是在各种运动中,多的无以其数。 2、预先规定了杀人比例。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共的创造也是它中共专利,中共草菅人命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这个比例下达到各地方的政府或军管会,如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就依次将下面本不该杀、关、管的人上报名单,只能超过规定数目,不得少于规定数目,限制很严。 3、同时规定了受害人不准上诉。这个规定更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那一个封建王朝也允许老百姓喊冤,当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这种刑法,包括(纳粹德国)都不敢有这种规定。 肃反运动全国出现极其严重地大量的冤假错案,老百姓敢怒开不敢言,特别是基层农民们,真可谓往昔土匪没有作的恶作剧,现在毛泽东就作了,真是一个杀人魔鬼。 ---高耀洁:杀人魔鬼
朱韵和
11个月前
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 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中共杀人魔王韦国清二三事 作者: 张雄飞 图: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韦国清陪同下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群众代表。
朱韵和
11个月前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 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 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陈公博自白书 选自《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 图:完整版本的旗幟中華民國汪記南京政府戶外使用;含有黄三角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朱韵和
11个月前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 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陈公博自白书 选自《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
朱韵和
11个月前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拒绝毛泽东特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女士、何女士为陈璧君 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 。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2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 1959年6月17日病故于提篮桥监狱医院。 ---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精卫的辩词 图:1951年,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
朱韵和
11个月前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表示要抗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公开表示反对,说:“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在抗战初的一年中,陈璧君曾三次分别搭飞机、火车、汽车回广东,据她自己称:“沿途查察地方、人心、风气,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相了解,舆论的向背和人民 的希望怎样”,得出的结论是,“照此下去,再一年便可以由蒋打光了”。 有资料表明,陈璧君宁愿妥协降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失去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尽管中国军队的广大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以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军事指挥等方面的失误,又不愿充分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暴露无遗。身处国民党的最上层,陈璧君、汪精卫熟谙内情,对一些高级将领的腐败无能也十分了解,更使他们对抗战失去信心。 晚年,陈璧君曾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各地所筑的据点、要塞、碉堡、空防设备,近路边的稍为坚固,步行深入的便用脚也可以踢陷的。哎,如此工事,十足的贪污,偷工减料可以证明了。我们当时的空军,较之日本,原已很差,而事实的率领者,又为不知军事的宋美龄。南京卫戍司令是唐生智,他的防空室内几变成一个香烟仓库和轻便舒适汽车的橡胶轮胎仓库。我很可以证明他不是准备巡城用的,而是备作逃跑时用的,怎样抗战呢?”“我到广州,党政军和人民代表亲属都相同地对我说,余汉谋因为自己不是蒋的嫡系,他便尽力地拍中央太太们的马屁,为她们当买办,办化妆品和奢侈的食用品。军事则唯香港之命是从,准备来不及时溜到香港。”这里,陈璧君固然有为自己降日投敌的汉奸罪行寻找托词的一面,但确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表露了她和汪精卫等人的一些真实思想: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国民党军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既不能打,则不如和,继续抵抗只能毁灭国家和民族。 ---审判陈璧君 作者:李翊
朱韵和
11个月前
如果说“长春围困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联日反蒋”简直使人无法置信!如果“长春围困战”反映出来的是“残暴”两个字;那么,“联日反蒋”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无耻”两个字。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 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联日反蒋”的惊人内幕 作者: XUPING
朱韵和
11个月前
国民党原陆军司令张发奎的回忆录就说,以他的经验,中国就没有真正打赢过日本,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名不副实,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整个抗战来讲,估计也就台儿庄战役确实打赢了,平型 关小赢了,国军战场上就没有正儿八经打赢过。日本鬼子真想打或者真想占领一个地方,几乎都能达到目的。 他还说:“我们的八年抗战,谈不上什么史诗,我们和日军的作战,几乎没有一场真正的胜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最后赢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没有投降,誓死抵抗,百折不挠,最终在美国迫使日本投降之后,我们也“因人成事”,赢得了最后胜利。 大规模的战略大决战是美国人(与关东军的决战则是苏军)替我们完成的。1945年3月18日至6月22日,美国发动了历时96天的冲绳战役,日军死亡9万余人,被俘9000余人,岛上居民死亡约10万人,损失飞机7830架,舰艇被击沉16艘、击伤4艘。美军伤亡75600余人,损失舰载飞机763架,舰艇被击沉32艘,击伤368艘,其中有13艘航母、10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67艘驱逐舰遭到重创。此役是美军在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伤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 ---“用史实说话:美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李西堂
朱韵和
11个月前
1963年9月6日,蒋经国从杜勒斯机场抵达华盛顿,稍事歇息倒时差后,立即开始计划好的频繁出访活动。9月8日,他首先到中央情报局拜访了老熟人、原中情局台湾站站长克莱恩,现在中情局总部履职。次日,他又拜访了中情局局长约翰·麦卡尼。两天后,蒋经国又与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邦迪会谈。蒋经国向邦迪 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中共内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他告诉邦迪,毛泽东政权现在正于自从1949年执政以来最脆弱的时刻,他敦促美国政府支持台湾,通过开展小规模军事游击行动和政治手段,推翻大陆毛泽东政权。蒋经国说,由于中、美合作的“黑猫中队”U-2高空飞机侦察,国民党找到了中国大陆位于西北的核设施和导弹基地。中、美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摧毁中共位于兰州的核设施和导弹基地…… 听了蒋经国的介绍后,邦迪提醒蒋经国,国民党之前在大陆展开的一系列骚挠活动,似乎对中共政权的破坏效果不大。如果美国直接涉入此事,苏联插手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如此,蒋经国强调,美国只需要提供空中和后勤支持,台湾负责对大陆实施军事空投、浸透的具体行动。蒋经国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要想了。” 蒋经国的介绍,给邦迪留下深刻印象。1963年9月11日上午10点,蒋经国经邦迪安排,首次前往白宫叩访肯尼迪总统。约见时间是10点正,但是蒋经国一行,因为走错白宫入口,耽搁了时间。进入会客室时,蒋经国发现肯尼迪巳经等候在那会客厅。 一阵寒喧后坐下,蒋经国开门见山地告诉肯尼迪:“为了对中国大陆实施袭击,中华民国政府需要配备500人以上的C-130运输机5架和一批登陆艇。去年10月份进行的28次登陆行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袭击以期造成更大的破坏。蒋总统的意思是,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我们要拿下长江以南的一个或者更多的省份。蒋总统认为,不能给中国共产党人喘息的机会去克服他们眼下的困境。” 肯尼迪回答:“我们对中国大陆缺乏足够的可靠情报。美国不希望卷入一场公开的、一定会失败的军事冲突。我们在古巴经历了一次惨败,因为那次行动空想大于现实,不切实际。我们一致同意,只要有可能,我们希望削弱和摧毁共产党中国。但是,失败的行动会给其他地方的自由也造成伤害。我们会仔细研究中华民国关于更多船只和飞机的请求。美国政府方面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华民国政府在情报方面的合作,这样的话我们的下一步行动会更切合实际。” 听完沈剑虹的翻译之后,蒋经国随手将父亲蒋介石的一封信递给肯尼迪。肯尼迪接过信,很快地过目一遍。他紧接着问蒋经国:“你怎么看?”肯尼迪意指蒋介石信中提到的对大陆进行的小规模袭击。肯尼迪问:“凭什么相信100到300人的空降和300到500人的海上登陆行动一定会成功?” 蒋经国回答:“蒋总统让我向您转告我们的以下看法:(1)‘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签署,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世界和平从此有了保障。(肯尼迪为此感谢中华民国在条约上签字。)(2)中、苏不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发展,为和平与稳定大局,给我们一个使用武力削弱中国共产党人的机会。(3)中、苏争端主要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争吵。因此,这种分歧会持续坏下去,或者会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4)蒋总统十分赞赏肯尼迪总统最近的一次演讲,预测到了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会变成更大的威胁。蒋总统认为,必须不让中共有个喘气恢复元气的机会,我们应该乘现在的时机,骚挠和打击他们,使其更加衰弱。唯有如此,未来成功反攻大陆才有可能。” 蒋经国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一再称赞肯尼迪政府与台湾的合作,特别是与台湾联手对中国大陆实施U-2高空侦察的决定。俩人还就中、苏争执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关系,国民党军队最近袭击大陆的具体细节,中华民国政府空降大陆的计划、结局的预想,国民党在大陆的情报及其可靠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在交流中,肯尼迪突然问:“是不是有可能把300到500人空降到远在包头的中共核设施?参与行动的飞机会不会被击落?” 蒋经国回答:“这是有可能的。” 肯尼迪略微沉思一会儿后说:“我们美国人同意,中共政权应该被削弱,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摧而毁之。中华民国政府期望重返大陆老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我们实施一次失败的行动,我们将会处于被动的局面。1961年发生在古巴的‘猪湾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 这次行动完全是基于一个期望而不是现实的客观评估。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冷静。美国不能涉入失败的行动。假如四个到六个师的兵力登陆中国大陆海岸,然后被消灭掉,这对自由事业将是一次重大挫折。” 肯尼迪最后归纳美国的立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关于中国大陆现状的详尽情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所采取任何行动符合实际情况。我向你保证,为了最后的结果,美国会与贵国政府密切合作。” 在谈话结束之前,蒋经国没有忘记送上一件精心准备的礼物:肯尼迪当选总统前出版并畅销一时的《勇敢略传》的中译版。蒋经国笑容可鞠地告诉接过书的肯尼迪:“您这部书的中文版,在台湾也是畅销书!” 肯尼迪闻言大喜,忙不迭地说:“非常感谢!” 为表示谢意,肯尼迪特意送蒋经国一帧他签名的个人照片作为回礼。 根据美国国务院记录,蒋经国与肯尼迪总统的会晤,前后持续了25分钟。肯尼迪总统尽管没有如愿答应蒋经国提出的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但是美援和继续合作的大门依然敞开。蒋经国对肯尼迪的信任大增。然而,蒋经国万万没想到,两个半月后的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图:蒋经国、英文翻译沈剑虹与肯尼迪总统在白宫面谈 ---易桂鸣:蒋经国“二进白宫”留下的遗憾
朱韵和
11个月前
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 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图: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