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

蔡慎坤
1个月前
温家宝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跟中外记者见面,过去十三年了,如今重温他的讲话恍如隔世,温家宝非常精准的预言:“沒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三个小时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回答了16位记者的提问,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直选、王立军事件、藏区僧侣自焚事件、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增速调低、缩小贫富差距、吴英案等诸多问题。 其中份量最重的当属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历史经验的论述。谈到为什么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他说:“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呼吁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增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 温家宝呼唤人民的觉醒、支持、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他同时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说:“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动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公开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最多的就是温家宝。温家宝的相关言论尤其受到海外媒体关注和赞扬。不过也有不少人对温家宝不满,认为温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说他是作秀并给他取了一个影帝的绰号。 温家宝谈到中国的直选,实践证明,农民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说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 在阐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时,温家宝说,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回应。他说:“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对于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事件,温家宝没有回避。他说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事发后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他说:“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温家宝指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再次提到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温家宝说,决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他最后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那个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胡平: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2017年2月18日
勃勃OC
1个月前
其实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党对日本的轮番批判,确实是可些荒唐得可笑了。不仅不尊重历史事实,而且还有非常多的逻辑错误。我这篇帖子就顺便汇总,把我的整体看法发表如下: 首先,有人说日本“以危及自身安全为由”介入“他国内战”,属于“军国主义复辟”,要全世界群起而攻之 但凡这句话有点道理,咱们中国也不至于在朝鲜内战时,以“朝鲜就是中国的北大门,丢了朝鲜就是丢了东北,丢了东北就是丢了中国”为由,单方面武装介入朝鲜战争,导致几千万朝鲜人沦为金氏王朝受害者的悲惨结局,甚至创造出人类近代史的最大灾难 任何人都有权利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唯独中国不能。 实际上,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武装干预他国内战,他国内政的历史——更令人不齿的是,他们还往往为了自己统治的利益,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 退一万步说,即便在中国政府的定义下,日本干涉台海内战属于“军国主义复辟”,至少人家站在了人类和历史,时代和潮流的正立面,代表的是台湾民主政府和全体民意,和中国共产党武统台湾,改变战后现状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 其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军舰绕台就是日本危急时刻”的说法,完全是在国会应对本国内反对党议员质询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咱们中国政府可能没有议会,也没有议员,更加不需要质询,所以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首相要做出发言。 有些人可能以为高市早苗和自己一样,每天没事干对着党的喉舌发癫 日本现行法律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危急时刻”拥有自卫权——这是一个国家实体最基本的“人权”。否则如果有人出兵侵略日本,日本人还无法自卫了? 那么,在一个严谨、文明的法治国家,宪政国家,如何界定什么是“危急时刻”就非常重要。因此反对党的提问是非常有价值的,高市早苗的回应也是非常必要的 高市早苗说:“如果中国大陆军舰绕台,那就属于危机时刻”。你可以说这样的定义太过鲁莽,甚至太过宽泛,但你不能说人家日本关于“自己什么时候遇到危险”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说人家日本无权对自己的“危急时刻”进行定义。 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你不能反过来告诉他什么才算“侮辱”。只要他觉得被侮辱了,那就是侮辱——这是基本的法治精神和人权,好吧? 所以,让高市早苗对自己为定义了“什么叫危机时刻”进行道歉、甚至撤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方严正拒绝这一无理要求,我毫不意外。 我倒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有权让另外一个人因为定义了“自己什么时候算受到屈辱”道歉——难道他是每天被上位者凌辱惯了的中国老百姓? 最后,关于日本“自卫权 ”是否是是“侵略”的问题,这其实非常可笑。就算有人认为高市早苗对“危机时刻”的定义冒犯了中国利益,可她的意思也只是在说自己会在“危机时刻”行使“自卫权”而已。 什么是“自卫权”?自卫权包括对北京、上海、广州发送导弹,还是包括自卫队登陆中国大陆? 自卫权完全可能仅仅包括从台湾撤侨,保护在台湾的日本资产、日本企业、保护国际航线上的日本邮轮、货轮等。 为什么要把“自卫权”定义为“侵略权”,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除非自己历史上就这么做过 最最后,即便“自卫权”有可能会变成“侵略”,这也是一个单独的、额外的问题,和高市早苗定义什么是“危机时刻”的行为毫无关系。等日本的自卫队开始对外侵略之后,再号召大家谴责,斩首,让别人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不迟, 你说呢?
个人崇拜有多可怕 ?! 因为美国人没有吃过那种个人崇拜的苦头,所以这两年开始兴风作浪。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从中国移民过去的华人,也会好这一口? 当年尼克松在南美洲访问,大晴天从机场的舷梯下来、走进机场大厅时,突然感觉像下雨一样,结果发现是楼上抗议人群向他吐口水。 还记得美国的小布什,中国的温家宝都在公开场合被人皮鞋吗?虽然这样的事不值得鼓励,但起码告诉民众没什么大不了 —— 不就是政客嘛。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人和毛泽东握完手,就发誓一辈子不洗手了;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国际友人,到天安门把毛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 个人崇拜的最高峰,也恰恰是我身边死人最多的时期。很多人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被迫害,最后被迫“畏罪自杀”。 我亲眼看到的就有两起: 一次在上海,我去找同学玩,他家住三楼小小的阁楼。上楼时中发现他的母亲吊死在楼梯口。 另一次在成都,路过学校游泳池,池底躺着一位女老师,头朝下趴在几寸深的水里淹死了。 还有辽宁的张志新,因为批评毛夫人而被判死刑。临刑前为了防止她当众喊出反动口号,狱方事前割断了她的声带。 没想到当年的个人崇拜居然从中国跨洋搬到了美国!从前是以革命的形式强加于人,今天却换成了宗教的模式逐渐洗脑。
朱韵和
1个月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 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 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 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朱韵和
1个月前
我斗胡耀邦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 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 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 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 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 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 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 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 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 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 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 《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一个自称是耀邦老战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写道: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杨沫之子老鬼忏悔录:我斗胡耀邦 图: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耀邦、胡克实、王伟
朱韵和
1个月前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 你还敢说三道四? 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 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 在谢(觉哉)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 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审判员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朱韵和
1个月前
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 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 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 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 ,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 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 ,“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 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787-788)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丁凯文·
朱韵和
2个月前
从害人到害已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大力。 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 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 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 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 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启之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 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章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