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3478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191461

阅读

10个月前

陈璧君《小楷唐诗 300首》（局部）

#陈璧君 #小楷 #唐诗

10个月前

1972年，西安，防空洞裏民兵讀報學習。劉一/攝。

#西安 #防空洞 #民兵 #历史事件 #学习

10个月前

1966年，西安機械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大會。劉一/攝。

#西安机械 #毛主席著作 #学习大会 #1966年

10个月前

1947年，西安大雁塔。美國《生活》雜誌記者/攝。

#1947年 #西安 #大雁塔 #美国《生活》杂志 #新闻摄影

10个月前

1993年10月贵州省水城县保华乡东升村。 12岁的李成妹没有上过一天学，无论刮风下雨她都要去山里砍柴。解海龙摄影

#贵州 #水城县 #保华乡 #儿童教育 #李成妹 #生活困难 #摄影作品 #解海龙

11个月前

而英若誠自己在翻譯、戲劇、電影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官場上也春風得意，一九八六年，僅有七年共產黨黨齡的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成為另一位文人高官王蒙的副手。作為部級幹部，他又投身演藝，先後出演過《末代皇帝》、《小活佛》等電影，並在美國著名戲劇家阿瑟·米勒親自導演的《推銷員之死》中出演威利 ·羅曼，被米勒稱為舞台上演這一角色最好的演員。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住在高幹病房的他，用英文對美國作家康開麗半敞心扉，講述了自己一生中的落難與華彩時分，遂有了這本《水流雲在》。讀完《水流雲在》，不忍釋卷之餘，心中還有很多謎團。一九六八年英若誠為什麼入獄？英的妻子吳士良到底是做什麼的？英若誠夫婦的收入為什麼在人藝最高？英後來為什麼能夠坐上文化部副部長？這些在中文版里都沒有交代清楚。所以，我還是花了十八美元買了英文原版。《水流雲在》的英文版名字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聲宛在」的意思。打開英文Kindle版，我驚訝地發現，中文版只翻譯了康開麗的序言的一部分。而這篇序言的漏譯部分，恰恰披露了很多中文版里看不到的內容。英若誠在傳記中坦陳，被彭真找去，負責報告他所認識的外國人的動態。但是，具體情況語焉不詳。後來，英夫婦入獄，跟他們從事情報工作有關。康開麗在序中說，英若誠不願在自傳中講自己從事情報搜集工作的事。原因是，英擔心這樣會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之中。英還擔心，外國讀者看了之後會搞不懂，一個人怎麼既跟外國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後向政府提交關於他們的報告。英若誠解釋說：「外國讀者怎麼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輕人的心理？他們怎麼能理解我是多麼心甘情願為新政權服務？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是個偽善之徒。」經過一番掙扎，英若誠說：「另一方面，我應該讓他們理解那個年紀、那個年代，尤其是朝鮮戰爭時期的年輕人。」因此在《水流雲在》第二章，英若誠講述了彭真是怎樣找到他搜集情報的經歷。康開麗說，情報搜集工作貫穿了英若誠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康開麗寫道：「一九五O年安全部門到清華大學宿舍里找了英和吳，讓他們協助搜集兩名美國人Allyn和Adele Rickett（維一注：即當年富布萊特學者間諜大案的當事人李克和李又安。參見《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書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隨後，兩名美國人入獄。」英若誠書中提到經常在家中招待外國友人。康開麗研究后發現，事實上，在當晚他們夫妻二人就會寫一份長長的報告，即使他們在被監禁釋放之後，還持續這樣做。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一直渴望加入中共，但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他倆一直被拒絕。直到一九七九，他們的入黨申請才被批准。英達回憶說，這是他父母一生正最幸福的時刻之一。因為接待外賓，英若誠夫婦受到厚待。英達回憶說：「我們總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賓。在那個年代，有外國人到你家裡，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兒。」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招待完外賓后提交的報告有二十～五十頁厚，裝進一個檔案袋裡，袋子上寫著化名「Wuying」（音）。康開麗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英國駐華外交官伊文斯是英家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汽車賣給了在美國的英達。英若誠夫婦整了他的報告，報告的標題叫「伊文斯戰役。」尊重傳主的意願，康開麗在為英若誠寫自傳時，做了大量自我審查工作，英若誠不希望自己的回憶錄造成麻煩，尤其不能影響到英氏家族。康開麗說，英若誠的生平，還要後來者深入挖掘。康開麗在序言中把英若誠所生活的時代稱為「英世紀」，這並非溢美之詞。英氏家族是中國最神奇的一個家族，從搖煤球起家，到滿門才俊，從清末到民國、再到當朝，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各種政治漩渦，成功地保住了名門望族的地位。其間雖有挫折與妥協，但依舊是中國碩果僅存的書香門第、大戶人家。 ---有些書僅讀中譯本是不夠的作者: 王佩

#英若诚 #翻译 #戏剧 #电影 #文化部 #阿瑟·米勒 #推销员之死

11个月前

自从章诒和女士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中批露了聂绀弩的好友、画家黄苗子正是聂绀弩身边的卧底者，又在《卧底》中揭露了章家的座上客、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也是章伯钧家的卧底者后，社会舆论大哗，谴责者、质疑者之声都不绝于耳。但是我的心情却是十分的平静，因为这种事经历得太多，所以见怪不怪。章伯钧是头面人物，聂绀弩是知名人士，毛泽东政权对他们不放心，要派暗探对他们进行卧底监控，应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蝼蚁不如的二十来岁的小小摘帽右派学生，以及和我有同样遭遇的芥末微尘之类的人物，毛氏政权是不是就放心了我们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改正"后与同类相聚时，大家都谈到几十年来的辛酸与苦难，其中的共同之处就是身边几乎都有卧底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句不经意的言谈、玩笑，乃至动作、表情，党对我们都了如指掌，成为整治我们的依据。开始时我们都莫明其妙，在吃了许多次亏之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身边暗藏着卧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个黄姓难友因祸得福，派在他身边的卧底者通过观察了解，发现他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洁，学识过人，一表人才的优秀青年。卧底者终于良心发现，终止了罪恶，还把自己的一位亲戚介绍给这位右兄当老婆，这大概是右派中绝无权有的一例。还有一位陈姓好友，无论出身、表现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几十年后相聚，他仍是一个不党不群的平头百姓。原来他毕业后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学校教书，党支部为了培养他入党，分配给他一项"光荣任务"，就是监视同寝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师的言行，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好友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说："这不是叫我当特务吗?"就拒绝了这项任务,由此得罪了党支部入不了党，他也没有再把"共产主义战士"的虚名作为追求的目标。可见卧底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存在。如果说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的话，那么卧底告密则是毛泽东统治臣民的基本策略。试想一想，在毛泽东时代，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每个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脱了毛泽东的监视与监控呢？哪一级党组织不对他的下属进行"阶级分析"，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孤立打击对象呢？哪一位党员不明白周围人群的左、中、右而对右派进行监视呢？可以说卧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毛泽东时代公开的秘密。 ---卧底、告密寻常事作者：陶渭熊

#聂绀弩 #章诒和 #黄苗子 #冯亦代 #卧底 #社会舆论

11个月前

名目繁多的地主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词汇，各种刑律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在具体实施时则以所谓“民愤极大”为标准。但是什么程度的民愤才是“极大的民愤”，全由一些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一般地主又被称为普通地主。他们是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侥幸存留而没有被杀的地主。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判刑劳改，但总算活了下来。这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大量存在，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即使个别还在世，也已八九十岁高龄。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和迫害，在日常生活中受尽欺凌。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头号政治贱民。所有地主都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旦违犯则被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轻则批斗捆绑吊打，重则逮捕法办，判刑劳改。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笔者在大巴山下教书。生产队在学校附近插秧，一个年青地主正和许多社员一起赶趟趟（比赛谁插得快），被路过的公社书记看见了，认为秧苗栽得东倒西歪，是破坏集体生产的行为，马上追究责任。在公社书记的威逼下，大家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年青的地主。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批斗会，把那年青地主定为破坏生产的不法地主，后来竟被逮捕，判刑五年。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有的地主不甚忍受非人折磨，亡命他乡，躲藏起来，这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绝大多数被清理出来，押回原籍，受到更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有的被判刑甚至杀头。笔者家乡有一个叫刘佳辉的地主，当过保长抓过壮丁，被定为恶霸地主，决定枪毙。就在枪毙前一天的晚上，他得以脱逃，隐姓埋名躲藏在贵州省的深山老林中，后来被清查出来。此时土改杀人高潮已过，经调查他并无大恶，抓壮丁不过是奉命行事，仅以逃亡地主罪名判刑五年。此人现在还在世，已95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摘了帽子的地主能够享受普通人的权利，不再受到社会歧视，也没人称他们为摘帽地主。真正的摘帽地主是指1956年极少数摘掉了地主帽子的人。名义上他们享有公民权，但仍然是地主，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仍然必须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饱受社会歧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他们比没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漏划地主是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清理出来重新划定的地主。一般都是小土地出租或者比较富裕的农民，被拔高成分而划定的。在抗日战争年代，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定为开明地主。全国解放初期，在征粮运动中，一部分地主积极上交公粮，也常被征粮工作队称为开明地主。但是在土改运动到来时，所有地主都是斗争对象，原来定为开明地主的，都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开明地主就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牺盟领导人牛冠英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援抗日，定为开明地主。土改时被农民用铁丝穿着鼻子，强迫他的已是中共干部的儿子牛冠英牵着游街，后来被折磨致死。几年前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华北某个村庄（记不清具体地名）在土改时把所有地主及其家人都杀光了，最后留下一个三岁小女孩寄养在一户人家。村委会决定把该小女孩划为候补地主，等她长大到18岁时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黑五类的亚类作者：陶渭熊

#阶级斗争 #土改运动 #清匪反霸 #镇压地主 #历史分类

11个月前

乡保长的贡献抗日战争全民总动员，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乡保长们除了征兵之外，还有很多社会工作。例如筹粮筹款，组织人力运输，保证前方物资供应，宣传鼓动动员全体人民同仇敌忾提高士气，优抚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接待安置难民，维护社会治安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而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修筑战略公路和军用机场。抗战时期修筑的战略公路主要是滇缅公路、川滇公路、西祥公路、乐西公路、史迪威公路等。这些公路的重要意义是我国东南华南地区已被日本占领，出海已被封锁的危急时期，将几十万吨外援抗战物资——武器、弹药、医药等，从缅甸、印度运到昆明，再运到成都、重庆而转运到抗日前线，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物资供应，那么抗日战场上只能是中国士兵用拳头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因此这些公路被称为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从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在云南境内有959.4公里，1937年底开工，1938年8月通车，参加筑路各族民工20万人。川滇公路从四川隆昌经贵州到云南沾益，全长726公里，穿行于崇山峻岭沟壑交错的乌蒙山区，从永宁河、赤水河峪上升到海拔2800米的贵州威宁，1938年2月开工，当年10月15日全线通车仅8个月竣工，参加筑路的川滇黔民工20多万人。西祥公路从四川西昌到云南祥云与史迪威公路连接，全长548.7公里，在崇山峻岭与大江峡谷之间翻越几十座2000米以上大山，跨越安宁河、金沙江、鱼泡江等急流大川，该线路1940年11月动工于次年5月通车仅用半年时间，参加筑路的民工也有20多万人。乐西公路从四川乐山到西昌，与西祥公路连接，全长525公里，跨越青衣江、大渡河，再翻越大瓦山、蓑衣岭等2800米高山，筑路民工20万人。史迪威公路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经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分别进入云南畹町、陵龙，再与西祥等到公路相连。这些公路的特点是路长，都在500公里以上，工程艰巨，所经过的地区都是江河纵横高山峻岭，任务紧迫，工期短，几个月完成，参加筑路的人多，动辄一二十万，民工们没有报酬只有奉献，粮食、蔬菜、工具都是自带，施工办法是县乡包干，即以县划分筑路任务，再由县包干到乡、保。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基层第一线的乡保长们动员、组织、管理的责任，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工作，这些“抗战运输生命线”是无法完成的。抗战时期修建、扩建的军用机场众多，单是云南省就有67个（新建40个，扩建27个），遍布于昆明、下关、呈贡、腾冲等战略要地，出动民工150万人！占地数百万平方米，征用良田数百万亩。四川省新扩建了新津、双流、邛崃、彭山、彭县、广汉、阆中、泸州兰田等机场，以及现在归属重庆市的梁平、秀山机场。这些机场一般占地近百万平方米，用地一千数百亩，征用民工十几万人到几十万人，同样是工期短，任务重（几个月完成），牵涉范围更广：征地、拆迁、安置，以及征调民工、自备粮食、工具，民工管理……诸多事务，同样要落实到乡保的头上。例如修建泸州兰田机场，每保出动30到50名民工，保长逐户通知，一月一轮换。修建广汉机场，县长在路旁搭草篷办公，乡长到工地监督、施工、检查。可见，抗战时期的乡村史，是一部乡保长们动员组织民众参军参战、支军支前的光荣史。乡保长们在抗日卫国战争中的贡献功不可没。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作者：陶渭熊

#抗日战争 #乡保长 #全民动员 #社会工作 #战略公路建设

11个月前

抗战征兵不等于“抓壮丁” 把征集抗日兵员等同于“抓壮丁”是绝对的荒谬，不是恶意污蔑就是愚蠢无知。须知“抓壮丁”绝不是国民政府的征兵政策，国民政府从来就是严令禁止强迫征兵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行条例》，1937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国民政府军令部1940年颁布《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1942年又颁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征兵政策，对募集抗日兵员的程序作了具体规定。根据中央部署，1938年7月15日，四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又颁布《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1939年9月颁布《四川省征集兵员第二次抽签办法》。根据这些办法，四川省把征兵工作分为壮丁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等步骤，在中央直接督导下由专职兵役人员在乡保长配合下将适龄壮丁姓名、年龄、住址、文化、健康等情况登记在册。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资料，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由保抽户、由户抽丁的抽签办法决定服兵役名单，从而制止了乱抓壮丁，买卖壮丁，冒名顶替等不法行为，以及壮丁逃跑等到现象。第三步是由乡征集各保壮丁，然后向上级兵役部门交拨。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征兵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通力协作，最后由乡保长完成的有序过程，是实施抗战兵役动员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乡保长们的历史功绩，绝对不能用“抓壮丁”三个字来诋毁、丑化、攻击。这项工程，因为征兵量大，涉及面广，任务之艰巨，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那些偏僻落后，信息闭塞，地方势力强大的地区，漏报、谎报、隐匿、逃避等事时有发生。如果没有乡保长们在基层的细致工作，征兵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作者：陶渭熊

#抗战 #抓壮丁 #国民政府 #征兵政策 #九一八事变

11个月前

“抓壮丁”的历史背景抗日战争以弱对强，以步枪加大刀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对阵日本人的坦克大炮机关枪，中国军人的牺牲不知有多么巨大！一场战斗下来，中国军人往往整连、整营、整团、甚至整旅、整师地被歼灭，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地牺牲！例如北平抗战，29军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牺牲了包括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在内的将士5000人！忻口战役，牺牲了郝梦龄军长以下2000多人，伤3500人！娘子关战役，国军阵亡10000人，伤11000人！杨森的20军在上海战役中仅7天就阵亡将士7000多人！邓锡侯率22集团军在山西抗战40天，伤亡过半已无一完整建制单位！淞沪会战3个月，我军伤亡30余万人！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哪一次不是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地牺牲！抗战8年，在战场上牺牲的我军将士达300多万人，其中包括200多位将军！如此巨大的牺牲，兵员怎么补充？那只有征兵，征兵，再征兵！谁来征兵？那当然是中央政府发文件，各级政府层层下达，最后由基层的乡保长来完成。抗日战争中全国动员的总兵力达1500万人，征兵数量之大史无前例。就以四川为例，在8年抗战中，四川省向前线输送兵员302万5千多人！是全国总兵员的五分之一！征兵数量为全国第一。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除了全川父老乡亲深明大义把子弟送往前线保家卫国，除了中央政府、四川省政府正确的征兵政策之外，就是乡保长们的殚精竭虑全力以付。当时四川省人口不过5000万人，其中男人占一半即2500万，再除去其中18岁以下儿童和45岁以上老人，适龄壮丁不过1200——1300万人，要从这些人中抽调302万5千人入伍，占多大比例？四分之一！任务之艰巨，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乡保长们终于不负重托完成了任务，为民族生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抗日的功臣，他们的事迹应该彪炳史册！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全民动员的征兵运动之中，出现一些“抓壮丁”之类的乱象，或者如《抓壮丁》中王保长那样的坏人，是可以理解不足为奇的。拿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国民政府，其基层政权都是些贪污腐败的坏人，也不能想象，以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而求得民族生存的抗日军人，一个个都是乡保长抓壮丁强迫入伍的。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作者：陶渭熊

#抗日战争 #中国军队 #历史背景

11个月前

1969年12月，西安臨潼縣革委會組織全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到零原公社參觀學大寨修梯田的經驗。任永健/攝。

#西安 #临潼县 #革委会 #公社 #大寨 #修梯田 #1969年 #参观

11个月前

1969年4月，西安臨潼縣，華清中學學生遊行，慶祝中共九大召開。任永健/攝。

#西安 #游行 #庆祝中共九大

11个月前

1965年，西安，憶苦思甜不忘本。劉一/攝。

#西安 #1965年 #忆苦思甜 #历史 #社会

11个月前

文革期间小卖部

#文革 #小卖部

11个月前

校园监狱反右斗争把学校办成了法院，接着又把学校办成监狱。 1、校园劳改队。反右运动在高等学校清理出来的数万名右派学生，除一部分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之外，剩下的按当时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签署的文件，分别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免于处分戴上右派帽子等四类处分。接着又把一类右派学生押送劳教场改造，再把二类右派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所以反右过后的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劳改队。例如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就的一个120多个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劳动（劳改）队，从事种地、运输、基建、掬粪等苦力劳动。与西师毗邻的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则在校办农场、饲养场劳动改造；重庆大学的右派学生则押送工厂、农村劳改；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所有大学也都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右派学生劳改队伍。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虽然名义上可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班级监管的劳改对象，那个时候学习并不重要，政治运动多。政治活动是不准右派学生参加的，这个时候右派学生就是劳改苦役犯。除此之外，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有右派教师劳改队，许多教师被无端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所以那时的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这又“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2、权利剥夺。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只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权力。但是反右后的学校，党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例如剥夺右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将他们驱逐出课堂强迫劳动改造；剥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凡节日庆典、游行、演出活动，右派学生都无权参加；外宾接见、学术交流、演讲会、外出参观、甚至文艺演出等活动右派学生也无权参加；师范学生的试教、参观实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代之以劳动改造；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公休日，则是右派学生的受难日，被严加看管或者监督劳动；以工种定量的粮食政策也被剥夺，右派学生干着劳改犯人的重体力劳动，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金就更无权利……总之，右派学生就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只要“党”说不准，一切都成泡影。 3、经济剥削。右派学生的劳动全部是无偿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全部被共产党拿走。以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改队为例，该劳动队自1958年9月成立至1961年8月解散，120多名右派学生整整劳动三年，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我们的所得仅仅是每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救济费”，偶尔有毛巾之类的奖品外，分文未得。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烂了自己买，生活零花自掏腰包。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烈日下劳动，竟没有钱买一顶草帽，光着头当“抗日英雄”；在寒冬下雪打霜的日子里劳动，穿破衣打赤足是常事；再加上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大饥荒到来，他们因极度饥饿而浮肿、干瘦，卧病不起，有的竟成饿殍。这群在政治迫害与生活煎熬中的学生，经历三年劳改，被折磨被压榨被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衣衫褴缕，神情沮丧，形体枯稿、面色憔悴，无论走那里，一眼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右派分子。他们是命运最悲惨、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共产党对这群莘莘学子的非法迫害令人发指。 4、无端的怀疑与搜查。一旦学校发生了盗窃、反标之类的刑事案件，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这群无辜的右派学生。这时，他们的寝室会被悄悄地搜查，锁着的箱子会被有特殊技能的保卫人员打开，通信、日记、书籍被偷看。一旦成为怀疑对象，就遭审讯、诱供、逼供。安全感时时遭受威胁，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5、随意加重处分。在劳改过程之中，如果管教人员认为你态度不好，违纪，随时都有加重处分的危险。在西南师范学院120多名右派学生劳改队员当中，就有十多名被加重处分开除劳教：还人一些人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不准复学。第一个被开除劳教的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其“罪行”是：私自会见反动文人吴宓：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加里福利亚。这样一些无足卦齿的小事就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因拣到一块手表未马上交出来，就被定为盗窃罪而被开除劳教，押送劳教场后，劳教场认为他不够劳教“资格”，把他作为“代管犯”，强迫劳改20年。中文系58级的黄鹏先，被学校开除劳教押送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认为他“罪行”轻微将其“教育释放”。可见西南师范学院对右派学生的惩处比司法机关还要残忍。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作者：陶渭熊

#反右斗争 #校园监狱 #高等教育 #右派分子 #劳动改造

11个月前

据《五八劫》载：1958年寒假，毛泽东酷吏李井泉，将四川省高中应届毕业生集中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用启发诱骗、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分化瓦解、检举揭发、批斗示众、整人发配、劳改入监等对敌斗争办法对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进行残酷迫害。当时全川高中毕业生不到万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高达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学生。由于不少地市县把运动范围扩大到初中学生，被划为三四类的中学生竟达万人之多。而最小的“右童分子”，达县城关小学学生张克锦，年仅12岁。面对这样幼稚的少年儿童，共产党竟如此手毒心狠！在整人记录上创造了人类之最。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作者：陶渭熊

#毛泽东 #李井泉 #四川省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五八劫 #高中生 #残酷迫害 #对敌斗争 #历史事件

11个月前

校园审判庭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的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 1、大字报围攻。在党的授意下，班委会、团支部组织大字报专栏，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到处张贴：从寝室到教室，从食堂到办公楼，揭发你的“右派罪行”，把你置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无数仇恨的眼睛盯着你。那种感觉，就像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你的全部隐私让人恶意窥视，使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置你于惊慌、无助、恐怖之中。 2、批判斗争。党事先定好你的“罪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这当中，就塞进大量党的私贺，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似是而非，恶意篡改，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等等。把你揪出来站在台子上，大轰大嗡，呼口号，挥拳头，用最冷酷、最恶毒、最无耻的语言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全身是屎一无是处，打掉你的“嚣张气焰”，再审讯逼供，按党的要求承认“罪行”。如果你不承认，稍作辩解，就是态度顽固对抗运动；于是群情激愤，遭来更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加班加点无休无止的斗争，直到把你批倒批臭，使你面子丧尽，人格丧尽，尊严丧尽，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无力对抗不得不承认“滔天罪行”。例如笔者因写信检举家乡一生产队长奸污霸占女地主而“堕落”成右派，但斗争会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逼迫承认四条“罪行”：诬告干部；为地主家庭翻案；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审讯，以死抗争。例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一个女同学被斗争后愤而投嘉陵江自杀身亡（因封锁消息不知姓名）；生物系60级2班欧维俭，我的同班大姐，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跳楼…… 3、非法搜查。除了斗争会审讯逼供之外，还进行非法搜查获取“罪证”。这种搜查不经法律程序，只要党员授意，争当左派的积极分子就一马当先。搜查内容主要是日记、信件、文稿、发言提纲之类。搜查方式是勒令你“自觉自愿”交出来，或者命令你打开抽屉、箱子让积极分子翻箱倒柜；更无耻的是趁你不在之时偷看你的日记、书信；还有明火执仗公然撬锁开箱子形如窃贼的。 1957年8月底，我暑假后从家里回到学校，走进寝室就发现我锁着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书信被人拿走，书籍、衣物、床铺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就这样被非法搜查了。 4、监视、隔离。只要把你定成右派，党团组织就会对你进行监视，限制你的自由：只能在允许范围内活动，不准上街，不准到公共场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右派分子之间更不准私下交谈；来信必须交组织审查，有人来访必须批准……把你弄成瘟疫病人一样，人人躲着你，不敢招呼人，更无人招呼你，使你处在孤独、冷漠、歧视、仇恨之中。同年级的刘和璧，受不了这种孤立，偷跑到北温泉公园找个地方冷静一下，结果全班出动抓“逃犯”，逮回来斗争升级处分加重。笔者同班右派李登域忍受不了被监视孤立的环境，竟然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宁愿加重处分被开除离校…… 5、栽赃陷害。先以言者无罪诱骗，后以言定罪把你打成右派，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把说“俄语用处不大应该学英语”之类的正常谈话，无限上纲成反苏反共反人民，也是一种栽赃陷害。还有更赤裸裸的，略举两例：（1）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学生曾清经与某党员吵架，曾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对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敢杀共产党？曾清经说，老子就是要杀你这种共产党！于是《曾经清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他差点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而逮捕判刑；（2）数学系57级乙班，大家都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随心所欲地写画，未擦黑板就走了。有人趁大家走后，悄悄把所有板书擦去，只留下“毛主席”和“阿Q”两个词语。本来这两个词语各在黑板的一端毫无联系，但班上反右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结果把写字的张克继、胡国良两位同学打成右派分子。 6、道德审判。右派分子不单政治思想坏，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也都无不“资产阶级”。于是道德审判接踵而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等等。翻开《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集》（第一集），可以见到许多道德审判的记载。如某右派“解放前，抽烟赌博，无所不来”；某右派“与堂嫂通奸”；某右派“生活作风恶劣，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女人”；某右派“道德败坏、奸狡巨猾、阴险毒辣”；某右派“经常与某某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畅谈女人和下流之事，有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恋爱观”；某右派“为了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不惜用许多时间来写稿和翻译外文”……通过这样的人身攻击肆意羞辱，把一切人性之恶强加于右派分子头上，使其污名化、低贱化。 7、党的判决书。经过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等来一纸写着右派“罪行”和处分等级的判决书。这判决书不是出自法院，也没有正式法律文本和公章大印，竟然出自班上的反右小组。而反右小组是由党员操纵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超越了法律，代替了法院，以党的名义对学生进行司法裁定，开创了群团组织非法审判群众的先例。 8、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继大学校园反右之后，毛泽东把他的魔爪伸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作者：陶渭熊

#反右运动 #校园审判 #中国政治历史 #学生运动 #大字报 #非法审判 #文化大革命 #历史事件 #政治迫害

11个月前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 “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十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著者：张戎 & 乔·哈利戴

#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 #丘吉尔 #斯大林 #外蒙古 #中东路 #旅顺 #大连 #苏联 #中共

11个月前

毛曾经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毛泽东生病康复后，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汪东兴差不多一、二星期就要叮嘱我和张玉凤说：“你们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发怒骂人、摔东西、撕文件，要牢记：一、不能还嘴，二、人不能离开，三、不能劝阻。老人家发一阵、骂一阵、摔一堆，就没事了。”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组提出，让毛泽东能调节一下文化生活，周总理建议由唐闻生、王海蓉和张玉凤作毛泽东工作能接受。后来，从德国、法国、英国进口电影放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喜欢看爱情片子，看了后也会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观看。周死后，毛担心死后会发生政变周总理死后，毛泽东多次问起他（毛泽东）死后，会否发生政变。我和汪东兴都说绝对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有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语气很肯定说“会，你们也要做准备。”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严寒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毛泽东看了简报后沉默多时。张玉凤三次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不作声。后来汪东兴又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怒骂：“滚滚!都滚开！你们对我封锁新闻。” 七六年确定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当天晚上毛泽东问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和我：“人事按排一步，下一步我驾崩了，谁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段时间，汪东兴说听毛泽东安排，我们照办。毛泽东说：“在问你们，不要说我太独裁。”大家还是沉默着。毛远新先开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以及汪东兴、纪登奎。”毛泽东加了陈锡联的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被删除的部分作者：西域顽石

#毛泽东 #汪东兴 #手枪 #自卫 #周恩来 #情绪管理

11个月前

陶渭熊:纸弹头杀伤力实验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找一个人试一试。 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两个重庆知青抢到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干，穿土墙。他们领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可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 “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听到口令，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谢泽云听着：地主分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地主谢泽云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球不疼（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球不疼！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年夏，我重访沙河小镇，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纸弹头杀伤力实验 #1968年 #文化大革命 #武斗 #知青

11个月前

1965年，西安臨潼縣在社教運動中逮捕漏劃地主。任永健/攝。

#西安 #临潼县 #社教运动 #1965年 #漏划地主 #历史事件

11个月前

1947年，西安臨潼縣警局總部，警察局長和站在門口的兩位警察。美國《生活》雜誌記者/攝。

#西安历史 #1947年 #公安历史 #警察 #《生活》杂志 #新闻摄影 #西安 #歷史事件

11个月前

下南洋 1900s

#南洋 #1900年代 #移民 #早期探险 #经济发展

11个月前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 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陈毅 #土地革命 #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 #农民运动

... ...